在百度搜索：“辛普森案”是怎么回事？最佳答案中有一段有趣的旧闻：在2006年3月20日召开的“中美刑事审判实务高级研讨会”上，曾担任辛普森案辩护律师的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知名教授艾伦·德肖微茨先生的许多观点体现了对程序正义、无罪推定原则的反思。例如，艾伦认为，按无罪推定原则赋予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是“一项糟糕的制度”。艾伦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刑法制度是完美无缺的，中国如此，美国也是如此。”
显然，这是来自美国司法实践者和思考者的真正的声音。即使辛普森无罪释放，艾伦也无法从内心确认辛普森不是罪犯。每当被问及“辛普森是否犯罪时”，艾伦总是避而不答。作为一个律师，他是成功的。他成功地将一个罪犯辩护成无罪，因此而成为优秀律师。但是，艾伦内心是否真的能够安宁？律师的责任就是将罪犯辩护成无罪，重罪辩护成轻罪？就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践踏正义？按照程序正义原则，律师的角色似乎注定了只能如此。但是，这样的正义是公众需要的正义吗？
我知道，在崇尚程序正义的人看来，我这种说法本身就是问题。凭什么先入为主地说辛普森是杀人犯？既然通过美国司法界长达九个月时间的辩论、举证、审理，最后将辛普森无罪释放，那就说明辛普森无罪。严格按照程序正义的逻辑，辛普森是否杀人这个事实本身并不重要。因为，依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事实属于真相，真相属于彼岸世界，属于神。人间没有真相，只有证据。证据如何收集、如何采信，如何分辨轻重真伪，只能依靠程序。最后的结果是由这套程序说了算。即使辛普森真的没有杀人，另有凶手，但这套程序认为辛普森是杀人犯，辛普森就是杀人犯。
但是，在普通美国人看来，这样的程序正义无疑于保护罪犯。从逻辑上说，程序正义固然可以保护公民的权利不受警察或法庭侵犯，但是，却可能会放过每一个罪犯。在程序正义的游戏规则下，公民不再需要害怕政府，害怕司法机构，但需要害怕身边的每一个人。这是正义吗？美国经典电视剧《黑暗的正义》的主角，法官尼克，道出了人们的心声：“作为警察，我无法阻止我的猎物钻法律的漏洞，可我相信法律制度；作为检察官，我的案子经常被无孔不入的律师推翻，可我相信法律制度；作为法官，我的手脚被法律条文所束缚，可我还相信法律制度；直到我的妻子和女儿被害，从此我不再相信这个制度，我开始相信-----正义！”
贺卫方们总是说，政府滥用权力比犯罪分子钻程序正义的空子带来的危险大得多。因此，宁可用“米兰达警告”约束政府，也不能让政府以减少犯罪之名滥用权力。但是，作为被害人及其家属，眼睁睁地看着罪犯逍遥法外，是难以释怀的。如果有一天贺卫方的妻子被杀，但罪犯因享受程序正义原则的保护而难以认定，贺卫方还会相信这个程序“正义”吗？贺也许能有这份觉悟，因为他总把各种各样的政府滥权记在心上，念兹在兹，因而接受周围人对他的犯罪。但是，要求所有人都有这份觉悟，那岂不相当于“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吗？贺卫方要求重庆人民稍安勿躁，遵守程序正义的游戏规则，“宁可放过一千，绝不错杀一个”，在重庆人民听来，这不是放纵黑恶势力横行吗？在重庆的许多受害者以及家属听来，这样的人难道不是黑恶势力的帮凶吗？在复仇的欲火烧得正旺的人听来，贺卫方不是在要求“存贺卫方们的天理，灭复仇者的人欲”吗？须知，受害人的复仇欲望正是实现司法正义的动力啊。
作为美国的纳税人和诉讼当事人，一方面感到实质正义得不到伸张，另一方面却还得为这套程序正义的司法制度支付高昂的税收和高昂的诉讼费用。有统计资料说，美国的警察系统、检察系统、法院系统和狱政系统以及律师系统的总费用约占GDP的14%左右，接近美国国防经费的三倍。果真如此，这就意味着，美国用于社会内战的费用远高于外战，而每一场社会内战又常常是以犯罪分子重罪轻判、有罪不判告终的。美国监狱人口约为全部人口的１％，远高于欧洲各国和日本，也远高于中国。程序正义，犯罪遍地。两者的联系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有罪推定，后门请进
每一个国家的司法体制都庄严地承诺公平、正义，每一所法律院校都以公平、正义相标榜。如果某个司法体制公开承诺程序正义、否认实质正义时，这个司法体制就已经丧失了自身的合法性。今日中国倡导程序正义的人，无不争先恐后地说，没有程序正义，就没有实质正义。
但是，同样是这些人，却在书本上、课堂上和司法实践上承认，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不相关。程序正义了，实质可能不正义，如辛普森案；实质正义了，程序可能不正义，如重庆“打黑”案。如果贺卫方诚实，他就会说，程序正义是人间唯一可能的正义，实质正义只存在于天堂。追求实质正义，可能会落入人间地狱。
作为法学家，这样说会显得专业。但是，如果公众明白这个道理，他们一定会拒绝支付这套程序的费用。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顶着头上庄严的公正承诺，还是希望能为社会带来某种程序的实质正义。其实，实质公平和实质正义也部分地存在于人间。哪里存在有良心的法官和律师，哪里存在有耻辱感的小偷和强奸犯，哪里就存在实质正义。
在“米兰达诉亚里桑那州”案中，23岁的无业青年米兰达因涉嫌强奸和绑架妇女被捕。这位青年不懂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公民有权不自证其罪，有权在审讯面前保持沉默，警方也没有告诉他拥有“沉默权”，结果，2小时的审讯就招供了自己的全部罪行，并签字画押。这说明，这个青年是有良心的罪犯，而警察也是循循善诱。双方的良心起作用，案子就破了，实质正义就出现了。这本是低成本、高效率、实质正义的典范之作，也是古今中外各种类型的司法系统大体上能被民众接受的原因所在。至今，在中国广大的农村，一些德高望重的人担任着民事案件的调解工作，公正廉洁，分文不取，也是这个实质正义的机制。
但是，按照贺卫方一类的头脑，良心不可靠。诱导米兰达自证其罪，不但侵犯了米兰达的人权，而且有可能在循循善诱中利用米兰达的不清醒，夸大了罪行。因此，这个审讯过程不符合程序正义，属于口供主义，其结果不能接受。
那位美国的贺卫方叫阿尔文·莫尔，他为米兰达辩护，把官司打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恰好美国最高法院有一位大法官，欧尔·沃伦，驳回了地方法院的有罪判决，并由此形成了著名的米兰达警告：“你有权保持沉默；你的供词将被用来起诉和审判你；你有权请一位律师；如果雇不起律师，法院将免费为你指派一位律师。”
从此，犯罪嫌疑人身上存在或残存的诚实、良知和耻辱感被放逐了。犯罪嫌疑人一经逮捕，立刻一言不发。通向犯罪真相的一扇活动门被关闭了。警察、检察院、法院和律师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动用一切现代化的手段，调动数以百计的证人，来想办法搞清真相。但是，无数证据都只是在真相的外围，都只能去“猜真相”。证据来源众多，有真有假，相互矛盾。从康德哲学来说，从证据无法通向真相。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律师有一千个证据的理解法。只要犯罪者善于隐匿证据，只要辩护律师善于将证据的指向漫无边际化，善于将证据与真相之间的联系或然化，逻辑上就可以进行任意犯罪，而不会被认定是罪犯。完全可以想象出一种极端情形：犯罪者杀了人，刀捅进去的时候没有人看见。他正在拔刀时，警察闯了进去，指控他犯罪。杀人者完全可以不慌不忙地反驳：我是将刀拔出来的那个人。谁捅进去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不保护现场？因为救人要紧。
勉强希望从证据中得到“近似的真相”，怎么办？就要靠法官的自由心证，以及基于自由心证基础上的自由裁量权。自由心证？听上去怎么有点像有罪推定？法官倾向于认为嫌疑人是罪犯，则重视某些证据，忽视某些证据，这不是有罪推定吗？当然，也可能是无罪推定。当法官倾向于认为此嫌疑人不是罪犯，则并列重视每一个证据，只要有两个证据相互矛盾，或有一个证据不可靠，便不能断定罪行。辛普森案就是这样被断定无罪的。当美国的法官还能够判断某些嫌疑犯是罪犯时，一定是在运用自由心证和自由裁量权时，遵循了有罪推定原则。
问题出来了：严格的无罪推定必将放过任何一个罪犯。如果说美国司法低效但还有效，那有效的部分是靠了自由心证和自由裁量权，靠了有罪推定原则，靠了好法官。这就意味着，被自由主义法理所放逐的“良心”再一次出现在司法现场，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说，美国的司法体制从前门驱逐了“有罪推定”原则，又换了个“自由心证、自由裁量权”的马甲，从后门将“有罪推定”原则悄悄地请回来了。
“良心”也确实“贱”。自由主义的法理一再糟蹋“良心”，一再贬低“良心”：“良心”不可靠，“好心会办坏事”，“恶是推进历史进步的动力”，靠法官的良心就是“人治”，不是“法治”。但是，真正在为自由主义的司法实践注入可信性、可行性的，却还是“良心”。那些凭良心和经验办事的法官，为社会提供着高效、公正、低成本的司法服务，在各自的社区拥有良好的声望。
但是，在贺卫方们的眼里，这样的法官既可能违背程序正义，还不可靠，不足以为法。那么，什么是可靠的呢？只有越来越复杂的程序和证据才是可靠的。然而，法治日盛，道德日衰。道德日衰，程序只好日盛。当法治还想借助道德来完成什么“自由心证”，实施“自由裁量权”时，道德越来越承担不起这项重任。于是，只好进一步限制“自由心证”，不相信“自由裁量权”，直到“可靠地”无法判定任何犯罪事实。判定不了罪犯，自然不会冤枉好人，但是会放过坏人。
在中国，如果严格遵循程序正义原则，则所谓的“双规”就属于违法。“双规”，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交待问题。被“双规”的官员完全可以振振有词地说，凭什么“双规”？有证据证明我犯有贪污、受贿罪，就拿出证据来。没有证据不要血口喷人。“双规”，这是让我自证其罪，这是有罪推定，这是口供主义，这侵犯了我的人权，违反了程序正义的法治原则。这样，所有的贪官污吏都可以高枕无忧、弹冠相庆了。幸亏中纪委不吃这一套，靠“双规”带来的“马桶效应”，还是抓了一些贪官污吏。什么是“马桶效应”？一旦某官员被“双规”，他就被暂停行使职权。周围所有的人都明白，“黄四郎”倒了，可以检举揭发了。于是，证据雪片般飞来。这就像一个人坐在马桶上，只要不离开马桶，臭气散发不出来。一离开马桶，自然臭气熏天。
我看，还是承认中国的古训为好。“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治之原也。”有良心的法官可能会错判，没有良心的法官永远会错判。极而言之，以实质正义为核心的德治可能会错判，以程序正义为核心的法治永远会错判。这是法治的两极困境。
为李庄辩护，殃及程序正义
无论如何，程序正义还是一面旗帜。我承认，至少，程序正义的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
但是，贺卫方用程序正义的旗帜为李庄辩护，恰恰有可能会使“程序正义”失去原初正义。
李庄是什么人？以程序正义的语言讲，李庄是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专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公民、涉案当事人辩护，按照程序正义原则维护司法公正，按市场价收取律师费。一分钱，一分货。按减刑或免刑的程度和难度收费，市场定位为高端。以实质正义的语言讲，李庄是京城专业打捞队队员，倚仗司法界内外的强大后台，以程序正义为掩护，专业打捞落水被捕的贪官污吏和大款大亨，当然也包括黑社会老大、老二等。只要付得起数以百万计的律师费，都是李庄的辩护打捞对象。专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践踏实质正义，是现代诉棍。收人钱财，替人消灾。
使“死刑减缓，重罪轻判，轻罪不判”，能“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一句话，能捞人，这才对得起当事人的委托。在这个意义上，李庄还真是个“好律师”。但是，这样的“好律师”越多，律师的良心就越黑，实质正义就越荡然无存。古代社会有罪推定，固然“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现代社会无罪推定，更胜一筹，犯罪者知法犯法、销赃灭迹，“好律师”细究证据、混淆是非，无权无势又无钱者一头雾水、人财两空。
贺卫方知不知道这样一个基本社会事实？如果他不知道，那么他生活在书本里、真空里，脱离社会、脱离群众。如果他知道，但还仍然为李庄这样一个捞人高手辩护，那么我就怀疑贺卫方是不是真的想推进程序正义。如果推进程序正义必须以践踏老百姓心中的实质正义为代价，那样的程序正义一定会被“妖魔化”。
我宁愿相信贺卫方生活在真空里。因为他说：“黑社会在重庆能够发展到你们喜欢声称的那种可怕程度，那一定是我们的‘白社会’出了严重问题。例如司法不彰，企业界只好依赖法外手段保证交易安全。打黑固然必要，但治本之策却是健全政府依法行政和司法正义的相关制度。”我们的“白社会”的确出了严重问题。但是问题的核心在哪里？当贺卫方以法学家的身份认为是法制不健全，程序正义没有得到遵守时，大多数人的感受可能恰恰相反。现在法律多如牛毛，程序正义也在日益推进，但黑恶势力却越来越严重。我们今日的主要问题是信仰缺失，道德沦丧。想靠更健全的法制来解决？无疑于缘木求鱼。在这个意义上，贺卫方实在应该认真向你的同行王立军学习。王立军有步骤、有策略、稳、准、狠地打击重庆的黑恶势力，被重庆市人大代表全票推举，当选重庆市副市长，大长了“白社会”志气，大灭了“黑社会”的威风，使人民群众看到道德的力量，也看到法律的尊严。
记得八年以前，沈阳黑社会头子刘涌被判死刑，也是一群著名法学家如陈光中、陈兴良等人出来，打着程序正义的旗帜，为刘涌辩护。八年以后，又是江平、张思之、贺卫方等著名法学家出来，打着程序正义的旗帜，为李庄辩护，为重庆的黑社会辩护。法学界如此傍大款、傍大佬，唯一可能的结果只能是，这些迷信程序正义的法学家，连同程序正义原则本身，将被日益强大的民意扫进历史垃圾堆。
尊重司法程序，追求实质正义
即使主张德治、依靠法官和罪犯良心、遵循有罪推定原则的中国古代，实际上也是有程序，讲证据的。秦桧对岳飞的指控以“莫须有”三字，留下了千古骂名。中华法系源远流长，法律细致详备，也讲究人证、物证俱全，也反对屈打成招。但是，中华法系是务实的，不认为在证据与事实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正如中国哲学不认为有一个独一至尊的神，神与人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中国文化相信，公生明、廉生威。只要法官是公正、廉洁的，则当事人和证人的眼神、语气，都可能成为推理过程的证据。不存在破不了的案，不存在认识不了的真相。
这个传统至今深深影响着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国的司法推理规则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就是尊重程序和规则，但不迷信程序和规则，追求实质公正。但是，在贺卫方一类西方司法理论的迷信者来说，“事实”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证据”。以“事实”为依据，就可能忽视证据与事实间的距离，给法官以“有罪推定”的巨大权力，草率断案，制造冤假错案。
中华法系传统也明白这里的问题，但解决出路不是更严格的证据、更严密的程序和更严谨的推理过程。因为这只能导致司法成本日益高昂，而司法公正和效率日益下降。出路在于培养出大批“公生明、廉生威”的好法官，扩大法官自由心证、推理的空间，扩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有程序，不唯程序，甚至还要尽可能简化程序（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以及城市的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案），靠法官的良心、社会的舆论来追求实质公正，这是中华法系的传统。这个传统最深沉的信念是“性善论”，即使罪犯，也不是天生性恶，而是受环境影响。即使罪犯，也总有一些诚实可取之处，也只是在犯罪的一念之差时是罪犯。会不会因此产生一些冤假错案？有可能。但只要冤假错案的比例较低，程度较轻，就是一个良好的司法体系。
要绝对没有冤假错案？那只能放过任何罪犯。贺卫方在公开信中警告王立军：“指导思想上如果存有净化社会的观念，结果可能是危险的。”但是，贺卫方在指导思想上是不是存在“净化司法”的观念呢？要求严格的程序正义，确实可以没有在押犯的冤假错案。但因为放过了所有罪犯，对于被害人来说，岂不是每一桩案件都是冤假错案？
西南政法大学力挺“唱红打黑”，被贺卫方一顿奚落，有点抬不起头。但是，正是贺卫方一类的程序正义理念，使得各大政法院校只重视法理、法条和程序，学生的道德、良心和正义感严重缺失。这样的学生适合做颠倒黑白的律师，适合做吃了原告吃被告的法官。当这样的学生充斥法律界时，法律界的形象能不败坏吗？程序正义的形象能不败坏吗？
相反，当西南政法大学支持薄熙来“唱红打黑”后，相当一部分学生感受到了做一个正直法官或律师的社会价值，感受到了人民群众对实质正义的渴望，他们的心中重新激起了正义和良心。这些学生当然会尊重程序，但同时又有良心和正义感。只有这样的学生毕业后活跃于司法界，才能为程序正义挽回一点名声。
反思文革，反思普世价值
贺卫方很会煽情：“我们憧憬着祖国法治建设的前景，盼望着能够早日投身到这桩伟大的事业中，为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作出贡献，并下定决心，绝不让文革悲剧在这片土地上重演。”
我不怀疑他当初的善良动机。但是，贺卫方一定熟知，善良的动机不一定导致良善的结果。如果思维方式错误，那么就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公民的自由和权利靠什么来保障？靠无政府、小政府或反政府？当政府的权力被程序正义死死捆住时，富公民就可以任意剥削穷公民，强公民就可以任意欺压弱公民，拳头硬的公民就可以打拳头软的公民，老谋深算的公民就可以欺诈天真轻信的公民，律师则可以吃了原告吃被告，大发利市。贺卫方将罪恶都归结到政府权力，他以为这样就可以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这就是思维方式上的走极端。
深入追究下去，贺卫方的思维恰恰是文革思维的变形。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发动人民群众组织起来，自下而上地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矛头直指各级党政负责人。这不是怀疑政府权力吗？这不是要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吗？1966年，中国倡导造反有理；同一年，美国的沃伦法官裁定公民的沉默权。两者遥相呼应。当犯罪者可以用沉默权保护自己免受法律制裁时，这不是破坏社会秩序有理吗？这不也是另一种造反有理吗？
文革思维其实是法国大革命以后西方世界的主流思维。相信群众，相信人民，主权在民，人民是不会犯错误的。这是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的深层信念，是法国大革命的革命思维，是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的核心信念所在。这也是贺卫方等人所认定的普世价值。
问题在于，人民群众真的天然正确吗？群众是由个体形成的，个体间有着许多差异。虽然从潜力上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但在私有制条件下，还是争权夺利、自私自利者多。这就是英国政治思想家霍布斯所谓的“人对人是狼”，或者贺卫方也可能愿意承认的“生存竞争，弱肉强食”。因此，文革期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造反派或保守派的群众组织，他们无论反对谁或拥护谁，并不都是准确的。他们内部也常常意见分歧，难以调和。文化大革命是一次人民主权的认真演习，但演习的结果正如霍布斯所担心的那样，出现种种无政府主义的情形，最后，大多数群众拥护恢复秩序，那怕这种秩序有剥削压迫之嫌。
因此，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恰恰是应该反思启蒙运动以来的主流信念，反思普世价值，连带着反思程序正义。
贺卫方的文革思维还表现在怀疑一切、否定一切上。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复杂而深刻的群众运动，期间固然有许多荒唐事，但也有许多积极正面的东西。比如，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文革时期的干部队伍战战兢兢、洁廉奉公，史无前例。比如，文革时期依靠群众运动监管、教育、改造犯人，许多省的监狱空了，公检法无事可干。比如，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再集中于城市，不再只为少数人服务，医生下乡、进工厂为工人农民服务。对这样一场群众运动彻底否定，这本身就是文革时期怀疑一切的极左派的作风。文革过去四十年多年了，否定文革也四十多年了。但是，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重新议论文革的人越来越多，而且阵线日益分明。大凡贪官污吏，没有一个人不对文革咬牙切齿的。大凡是工农群众，至少认识到文革的出发点是好的，甚至认为文革是要防止中国人民重新“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防止中国重新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贺卫方也许目睹了文革时期一些好干部或好教师被纠斗、被冤枉，深感保障公民权利的必要，因此激情澎湃，投身中国的法治化进程。但是，势易时移，今日中国的主要问题已经是两极分化，道德沦丧，强公民、富公民利用程序正义践踏弱公民、贫公民的权利。贺卫方停留在他自己的历史记忆中，动不动拿文革的某些现象说事，岂不是刻舟求剑吗？
贺卫方的文革思维还表现在正义感上。那个年代出来的人，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无论是激进派还是保守派，都是关心社会的，都是有正义感的。如今的青年一代深受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物质主义的影响，什么钱都敢挣，什么道义都可以不顾。贺卫方那一代的强烈正义感是怎么造就的？也与文化大革命密不可分。毛主席九次接见红卫兵，希望青年人要关心社会，要敢于向黑恶势力作斗争。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口号响彻云天，一是造反有理，二是斗私批修。两者的内在逻辑是相反的：如果干部们真的能做到斗私批修，也就不需要造反有理了，再号召也没有人起来造反了。反过来，造反有理时，往往不分青红皂白，不顾人心善恶，见了大官就要斗。但两者都指向一个平等的、公正的、美好的社会。群众有权力维护自身权益，这就是造反有理。干部有义务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斗私批修。
在贺卫方身上，其实不但体现了造反有理的思维，还体现了斗私批修的思维。这样，贺卫方既有对程序正义的捍卫，又有足够的道德吸引力。但是，“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贺卫方集两种文革思维于一身，却天天批文革思维，这才是真正的文革悲剧呢！
其实，文化大革命是法国大革命的逻辑延伸，历史再现。法国大革命的逻辑已经深深地影响了西方近代以来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心理学、哲学等，成为西方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司法体制的核心理念，这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文化大革命需要反思，正如法国大革命和普世价值需要反思，但不可能“彻底否定”。实际上，活跃在今日中国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舞台上的人，都是当年的红卫兵、红小兵、造反派、保皇派，都深受文革的这种思维或那种思维影响。君不见，对文革的不同理解，正支配着这些人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正支配着互联网上的无数辩论。
鹦鹉学舌，何时方休？
贺卫方、江平、张思之等法学界的大佬出来力挺李庄，令许多善良的法律界人士不解。这些人在法学界的地位，相当于吴敬琏、厉以宁在经济学界的地位。改革开放初期，他们积极向西方学习，对于推动司法界和经济界的改革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他们真的搞懂西方了吗？如果法学界不懂得严格的程序正义可能放过任何一个罪犯，经济学界不懂得市场经济可以自动导致两极分化、经济危机，那么，只能说他们食洋不化，鹦鹉学舌！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如果当初缺乏理论指导，“摸着石头过河”，以致照抄照搬西方的理念、学说和制度，情有可原。但是，当道德沦丧、两极分化、官商勾结、犯罪遍地已经成为现实时，还认为是学习西方学得不够，那这就是地道的“美国鹦鹉”了！
鹦鹉学舌，何时方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