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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为中华帝国提供了一个同质性的文化和认同感基础，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古代帝国控制能力有限这一局限。儒学的存在使得帝国这一国家形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展出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古代中国有着强有力的国家，发达的官僚体制和精英层面上的认同感。除了当时的百姓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感外，中华帝国在很大程度上犹如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6月25日，迈克尔·杰克逊死讯传出的时候，贾樟柯正在上海忙着拍纪录片《上海传奇》。他既不上网，也没看报，并不知道杰克逊死了，直到看到高晓松发来的短信：“迈克尔·杰克逊已于2009年6月25日下午在洛杉矶去世。这个人的去世让我感觉到，或许我们都老了。”

二十世纪晚期，西方思想文化围绕现代性主题演出了一场多幕对手戏。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先后出现过诸如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哈贝马斯与利奥塔等严肃的思想交锋，在持现代性立场与持后现代主义立场的思想对手之间，却并没有呈现人们所想像的那种原告与被告式的对峙两分，相反，双方的思想紧张在更多的时候倒有些像现今中国小品戏中的对白，充满机智、诙谐和反讽。
理查德•沃林的《文化批评的观念》(1992)和特里•伊格尔顿的《后现代主义的幻象》(1997)两书简明地为人们再现了上述思想图景。

简单总结，重庆所走的这条道路，如果真能成功，是一条具有深远意义的道路。它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不同，因为政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体现了国家促进社会发展来推动经济发展的理念，照顾到多年来被忽视的社会公正问题。它也和计划经济不同，因为它非常关键性地采用了市场的动力，不仅借以推动重庆的经济发展，也借以推动重庆的社会公平。它同时具有社会主义的部分特征，也具有市场主义的部分特征。在一定意义上，它是一条可能超越左右分歧的中间道路。

国民政府在开发西北的过程中虽然对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做过一些考虑，但其开发的主旨则是直接为战争服务的（抗日与"剿共"）。因此，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各种开发、建设西北的活动也停顿了下来，最终导致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再次陷入低谷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之后，日本国内的佛教界各派系也纷纷派出从军僧侣前往中国战场，从事慰问、超度、遗骨送还等鼓舞侵华的活动。虽然日本佛教界对于战争责任，特别是对于是否目睹过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的问题遮遮掩掩，本文分析日本东本愿寺从军僧人的日记、东本愿寺新闻报道等资料

地缘政治总是牵涉到整个区域。伊拉克已经是地区霸主沙特和伊朗争雄的代理战场，而如何避免在美军离去后爆发全面内战也是对该地区的重大挑战。同样，局势严峻的叙利亚也是中东强国的博弈场，牵涉到伊朗、沙特和土耳其。 土耳其和伊朗同为叙利亚最重要的盟友，但这两个国家与后者的关系却迥然不同。德黑兰与大马士革长期保持战略同盟关系，而安卡拉仅在最近才因为为叙利亚的发展提供了关键的贸易和投资变得重要起来。同时，尽管土耳其与美国因伊朗核计划对其孤立、打压的策略保持了距离，土耳其和伊朗在大中东仍是竞争对手。沙特的情况也很复杂：该国对阿拉伯民主绝无好感，也是阿萨德政权的潜在庇护者，但亦乐见叙利亚摆脱伊朗的控制。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沙特强力镇压巴林的民主抗议，却谴责阿萨德同样的行为：巴林的抗议者是什叶派，被沙特看作伊朗代言人；叙利亚的抗议者是和大多数沙特人一样的逊尼派，而阿萨德政权则基于什叶派分支阿拉维特派。 土耳其在逊尼－什叶之争中并不一边倒。其外交政策是整合各方，照顾各方的关键利益，以此平息冲突。土耳其政府自认为是西方与阿拉伯世界的桥梁，甚至是西方和伊朗的桥梁，支持阿拉伯民主，秉承矛盾应通过反映民意的政治方案解决的原则，这在其利比亚政策中有明确体现。土耳其对叙利亚也是一样，敦促政权推行民主改革，批评对抗议者使用暴力，并允许反对派以伊斯坦布尔为基地活动。 土耳其的举措与其国内政局有关。埃尔多安政府对国内民意的重视，在土耳其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正如2009年早期对以色列摧毁加沙的暴怒，以逊尼派为主的土耳其民众对叙利亚的逊尼派群众因挑战政权被镇压亦十分愤怒，进而反对大马士革。但占土耳其穆斯林数量约20%的阿勒维派，则亲近执掌叙利亚的阿拉维特人。此外，叙利亚难民正在陆续涌入土耳其。这使得埃尔多安将叙利亚看作一个国内问题，而不简单是对外交政策的挑战。 这与伊朗的态度有天壤之别。伊朗采纳了阿萨德的说法，即抗议的背后是西方和以色列的阴谋。据称，伊朗为阿萨德政权提供了50亿美元紧急援助。阿萨德的强硬态度可能会使土耳其在这个问题上倒向西方和沙特。土耳其担心叙利亚变成伊拉克式的教派冲突泥潭，但不同意金砖四国反对任何形式干涉的建议。土耳其反对一切武装干涉，但同时认为阿萨德的轻蔑才是最危险的。 以色列媒体暗示，华盛顿方面有人认为土耳其和伊朗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分歧是把安卡拉拖回西方-以色列阵营的契机。但这种想法缺乏远见。首先，德黑兰对阿萨德政权的支持并非不可动摇，如果局面不可收拾，德黑兰也可能抛弃阿萨德，寻求与新政权建立某种良好关系。其次，尽管叙利亚是伊朗在阿拉伯世界的坚实根据地，但伊朗也非常需要土耳其的友谊，尤其是后者在伊朗核问题上对美国路线的坚决反对。 需要注意土耳其外交政策的独立性。土耳其在应对伊朗核问题时与美国分道扬镳，并不是因为在意识形态上亲近伊朗，或准备任由其获取核武器，而是因为土耳其相信美国的策略正在走向失败，不能促进地区稳定，而会把整个地区拖入灾难性冲突。无论叙利亚局势如何演变，这个判断都不太可能演变。同样基于对地区稳定的关注，土耳其可能会不顾伊朗的态度，在未来一段时间对大马士革施加更多压力。（南渝霜华　编译）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革"刚结束，百废待兴，整个社会充满蓬勃朝气，北大校园也一派生机。虽然那还是物质贫乏的年代，粮食、布匹和很多生活用品 还实行按量配给，师生在食堂吃饭得有粮票。电视机还是稀罕的东西，谁家有个彩电，那就可能常有人登门"借光"。多数人家里没有电话，要上谁家里去一般用不 着预约。中文系的老师很多还住在学校南门的１９、２１楼，筒子楼，一家一间１０平方米，做饭就在走廊烧炉子，厕所是公用的。也有些住中关园、蔚秀园等处的平房或楼房，一般是２间，四、五十平方，有个独立的小卫生间，那就很令人羡慕，年岁较大的老师才有入住资格。有些年轻教员结婚多年还没有住房，甚至还得两 地分居。这种困难的居住情况到８０年代后期才逐渐得到缓解。但艰苦的生活并没有阻拦老师们正常的教学科研，他们当中很多人日后成为学术名家，而他们的一些 成名作，就是在"蜗居"或筒子楼里写成的。那时老师教学上的投入很多，上完课都有辅导，或者在系里，或者到学生宿舍，师生彼此"混得"很熟。学生有什么困难也都愿意找老师。老师们的心态比较自由放松，不用赶着到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或者整天忙于争取项目。学校给老师发了红色的校徽，很多老师都乐于佩戴，那是 一种自豪与自信。当然也有紧迫感，大家都在选择各自的学术方向，做各自的研究。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这能反应知识分子普遍的心态。 １９７７、 ７８级本科生与研究生进校那时，部分工农兵学员还没有毕业，那时学生的成分非常丰富，老的小的都聚到一块了。大多数学生都珍惜学习机会，非常刻苦。本科生 七、八个人一间宿舍，研究生４人一间，挤得转不过身，但很少有闹矛盾的。家境富裕的学生也不会对贫寒子弟产生什么压迫感。大家除了晚上睡觉，就都在教室或 者图书馆。这两个地方总是座无虚席的。哪个老师或者哪个系有什么名牌课，不管本科生研究生都趋之若鹜。历史系开设了现代史研究专题课，中文系的很多研究生 都去选修。孙玉石、袁良骏老师给1977级本科生上现代文学基础课，在老"二教"阶梯教室，200多人的大课，抢不到座位就坐在水泥台阶上。吴组缃教授的古代小说史，金开诚老师的文艺心理学，也都是学生们经常讨论的话题。 那 时还没有学分制，更有自由度，适合个性化学习。特别是研究生，主要就是按照导师提供的书目读书。现代文学的研究生把王瑶文学史的注释中所列举的许多作品和 书目抄下来，顺藤摸瓜，一本一本地看。那时研究生很受优待，可以直接进入书库，一借就是几十本，有时库本也可以拿出来，大家轮着看，读书量非常大。读书报 告制度那时就有了，不过更多的是"小班讲习"，有点类似西方大学的Seminer，每位同学隔一段时间就要准备一次专题读书 报告，拿到班上"开讲"。大家围绕所讲内容展开讨论，然后老师评讲总结。老师看重的是有没有问题意识，以及材料是否足于支持论点，等等。如果是比较有见地 的论点，就可能得到老师的鼓励与指引，形成论文。这种"集体会诊"办法，教会如何寻找课题，写好文章，并逐步发现自己，确定治学的理路。 那 是个思想解放的年代，一切都来得那样新鲜，那样让人没法准备。当《今天》的朦胧诗在澡塘门口读报栏贴出时，人们除了惊讶，更受到冲击，议论纷纷开始探讨文 学多元共生的可能性；当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发表后，引起的争论就不止是文学的，更是道德的，政治的。什么真理标准讨论呀，校园选举呀，民主墙呀，行为 艺术呀，萨特呀，佛罗依德呀，"东方女性美"呀，......各种思潮蜂拥而起，极大地活跃着校园精神生活。同学们得到了可以充分思考、选择的机会，对于中文系的学生来说，这种自由便是最肥沃的成长土壤。他们都受惠于那个年代。 那 时很多学生年纪较大，甚至已过"而立"之年，重来学校过集体生活，困难很大。但大家非常珍惜这个机会，都很刻苦。每天一大早到食堂吃完馒头、咸菜和玉米 粥，就到图书馆看书，下午、晚上没有课也是到图书馆，一天读书十二、三个小时，是常有的。最难的是过外语关。常看到晚上熄灯后还有人在走廊灯下背字典的。 有的同学要过英语关，采取"魔鬼训练法"，宿舍各个角落都贴满他的英语生词字条，和女友见面也禁止汉语交谈，果然也就大有长进。 那 时的艰苦好像并不太觉得，大家都充实而快乐，用现在的流行语说，"幸福指数"不低。同学们每天晚上熄灯后都躺在床上侃大山，聊读书，谈人生，这也是课堂与图书馆作业的延伸。读书是多数学生最大的爱好。出版物不像现在丰富，书店很少，北大校园内外就一间新华书店，还有一间商店，都在三角地。那里便成为校园最 活跃的地方。人们有事没事总喜欢到三角地看看，顺便逛逛书店，看看又新出了什么书。那时文艺体育活动比较单调。砖头似的盒式录音机刚面世，倒是人手一件的 时髦爱物，主要练习外语，有时也听听音乐。舞会开始流行了。看电影是大家喜欢的，五道口北京语言学院常放一些"内部片"，学生们总想办法弄票，兴高采烈骑 自行车去观赏。下午五点之后大家可以伸伸筋骨了，拔河比赛便经常在三角地一带举行，有那么多啦啦队一旁当"粉丝"喝彩，实在有趣。 (选自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图史》，北京大学出版社版）

这里讲的政治衰败其实是说，一项特定的政治进程——有时是一家政府机构——已出现机能障碍。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思维僵化；地位稳固的政治行为方对改革和再平衡起到了阻碍作用，而他们的实力在不断壮大……附American Interest英文原文

新媒体——通常也叫数码媒体(digital media)——可以说是自印刷术发明以来，为人类文明带来的又一次巨大变革的技术。由於我们目前正身处於这场变革的漩涡之中，由於技术发明的意义总是会超越科技本身，为此，今天所有的人都不能不面对新媒体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其中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互联网对当代政治、经济、文化、传媒以及社交和日常生活带来的迅速和广泛的冲击。可以预计，传统的纸媒、影像和其他信息的储存和传播方式，即使在近期内不被取而代之，也必定会在新媒体的整合之下改头换面，获得新的功能和新的意义。我们还可以预计，这样的变化将对文学写作和艺术想像带来什么样难以估量的冲击，具体到诗人、作家和学者，电脑和互联网的到来意味着写作本身在悄悄地发生改变，从写什么到怎样写，如何面对新的受众，以及传统作家式的创作与网络参与式的写作之间将会形成怎样的社会空间等等，都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理论和实践因素。本期“新媒体专辑”收入的五篇文章，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新媒体对当代文明提出的一系列机遇和挑战。这些文章无论其提出并探讨的问题，还是其理论和学术的观点、方法，不仅都很新颖，而且非常扎实，可以说，作者都是身处在各自研究领域的国际前沿的学者。其中有四篇，是为我们这个专辑特地翻译成中文的。中文世界的读者若想了解当前国外新媒体和相关理论的发展状况如何，相信这一组专辑文章会为大家打开一个思想的窗口。莫格勒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百五十多年前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进行了有趣的戏仿，他的《网络共产党宣言》一文指出，新数码社会中的自由信息共享与知识产权法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我们必须重新检视自由信息的幽灵如何在跨国资本主义中间游荡，如何改变了旧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创造出新的阶级。他认为，只有废除知识产权，废除资本对於思想的私人占有，才能做到知识的自由流通，重新让文化成为人类共享的公地。《御宅族文化经济》的作者拉马尔，进一步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对粉丝文化所创造的价值进行了深度的剖析。作者以日本的御宅族文化为例，对以往的文化研究中有关“生产”和“消费”等重要概念，进行了全面的批评和检讨。他指出，网络时代的资本主义不仅创造出了信息产业，而且还创造出一个新普罗大众的(precariat)阶级，这个新阶级的构成即是各国的信息工作者。拉马尔的研究对二战后兴起的文化研究及其近些年的发展作了细致的回顾，并进行了重要修正。不仅如此，他还为如何思考资本主义的价值理论、生产和劳动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许多新的可能和空间，对大家认识和面对进入全球化的时代，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杨国斌的《中国互联网》一文，则重点探讨当代的网络文化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作者回顾了互联网进入中国前后的媒体生态，比如《今天》等民刊杂志早期的运作，这些民办杂志与目前互联网上普遍流行的自创、自编、自我表达的文学和其他写作，有许多共通之处，所不同的只是媒介的文化形态，因此，网络在此是个广义的概念。作者对中国互联网的考察，让读者对网民的情感和观念表达，网络的符号生产、网络事件的形成，网络管制等，能够获得多方位的了解。克鲁维尔的文章《国际关系中的新媒体逻辑》则从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角度，对新媒体的功用和局限性进行了历史和理论的分析。人们普遍认为，网络将会弥补传统媒体在提供政治资讯方面的不足，以创造新的政治力量，甚至有助於建设民主的空间。克鲁维尔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尤其是中美关系的角度，重新检验这一逻辑。对比新媒体和印刷文字、广播、电影等传统媒体在建立敍述框架的能力上，以及资料库功能等方面各自具有的特点，他认为，虽然新媒体资料库提供的服务具有新的优势，很有价值，但它本质上并不趋向民主化。其主要原因是，使用者很难分辨出噪音与真正有用的资讯，而真正有用的资讯还是由权威的管理者或部门把握和提供的。这一批评精神在罗多维克对电影的虚拟生命(virtual life)的思考上，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在本专辑最后一篇文章《我们如何历史地思考虚拟性》中，罗多维克对大家普遍接受的模拟式(analog)和数码式(digital)之区别，提出深刻的怀疑。他说，对电影的了解，如果从广阔的媒体考古的视野入手，我们就会发现，它不过是复杂的各种媒体技术发展的整体历史中的一支，而媒体的力量和潜能自然受到器具、材料和想像力的限制。从历史意义上来看，这种限制的界限本身是开放的，因为每一种艺术媒体都在面向新的用途和语境，不断地改变着自身概念，为新的艺术媒体提供素材，而这正是新创造力的未来潜能。总之，本辑编者希望，这个新媒体研究专辑的诸篇文章，能够帮助对此有兴趣的读者拓展视野，受到 发，并愿意参加本刊在纸面上和网络上的讨论，同时也期待中文世界的新媒体研究能够提出自己的创见，为网络时代的思想界做出贡献。

美国监禁制度与奴隶制的类比，非洲裔青少年的被区别对待，监禁管理私营化、每年狱内多达7万起强奸案等等

在我们日常的语言使用中，"知识分子"正在成为一个歧义日渐增多的概念。当芭芭拉·埃伦赖希继续坚持着要将知识分子和职业管理阶级区别开来，并将其定义为"一个无阶级的阶级--脱离肉体的思想"的时候(1)，福柯在一次访谈中却不无调侃地说："我从未遇到过知识分子，我只碰到过写小说的人和治病的人，我只碰到过从事经济研究和为电子音乐作曲的人，我只碰到过教书的人和绘画的人，以及我不知道其在从事什么工作的人。但我从未碰到过知识分子"(2)。&nbsp;1986年，我在写作《知识分子和文学》一文时(3)，所依据的，正是知识分子这一"脱离肉体的思想"特征，或者说把它定义为类似于古德纳所说的"对整个社会负有责任的代表"(4)。但是，将近二十年后，在我重新回到这一命题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一个新的利益集团或者说一个新阶层已然形成，似乎在无意中，回答着我当年的某些疑惑："知识分子在现实中......开始分享权力和财富。当知识可以同权力和财富进行等价或半等价的交换时，它还能保持自己'现状反对者'或'社会良心'的形象吗"(5)？而这一新阶层的兴起，也正在迅速地改变着中国现实，包括改变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写作。因此，在这样的当下语境中，我更愿意从知识分子的职业－阶级属性着手，来重新讨论知识分子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写作，而在讨论中，我将引入古德纳等人有关"新阶级"的论述--当然，我会尽量谨慎并且保守地使用"阶层"这个概念。但是最后，我仍将回到芭芭拉"一个无阶级的阶级"立场，也就是说回到"对整个社会负有责任的代表"这一知识分子的传统理念中，探寻在当代文学中，有无可能重建知识分子"批判的文化"。&nbsp;1.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话语如何获得了它的"普遍意义"&nbsp;在对中国当代史的考察中，任何人都会直观地感觉到，1949年以后的国家意识形态，充斥着对知识分子的怀疑、排斥乃至一种根本上的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感显然来自于国家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定位："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是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6)尽管毛泽东在1941年仍然慷慨地将知识分子纳入"人民大众"的范畴，但还是隐含了知识分子日后的危险命运。这是因为，在毛泽东的思想谱系中，阶级出身将决定一切意识形态的归宿，而更重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中，"人民"经常被处理成一个历史的概念。比如，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中就谈到："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7)因此，随着"人民"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的概念变化，知识分子终将难以摆脱作为"大众"的异己的他者形象。南帆在对上述的大众和知识分子的历史关系的考察中，正确地指出：1949年以后，大众和知识分子实际上构成的，正是一种隐性的二元结构，而这种"隐性的二元结构将知识分子设定为尴尬的甚至是危险的角色"(8)。因此，作为革命的"他者"的知识分子，1949年以后，实际上也就很难摆脱其在思想上政治上乃至身体上被反复清洗的命运。&nbsp;这样，我们或许就不难理解，1976年以后，在对革命话语的清理过程中，知识分子为什么首先做的，是将自己匆忙地定义为"受难者"甚或"殉难者"的角色。这决不仅仅只是为了赢取整个社会的同情，更重要的，是在对苦难的控诉中，摆脱自己的"他者"身份，而重新获得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进程中的主体地位。而当这种"受难者"甚或"殉难者"的角色正式进入文学书写，就是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当年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在"苦难"的反复书写乃至不断的复制过程中，个人经历被有效地转换为一种"集体记忆"。而在更多的时候，这种"集体记忆"常常超越了知识分子的特定的阶层范围，在书写乃至接受过程中，常常会获得一种类似于"民族志"的叙述效果。正是在这种类似于"民族志"的书写方式中，知识分子的个人苦难被转喻为整个的民族苦难，并暗合了当时的时代需要，包括国家政治的需要。根据何言宏的研究，在1977－1980年间，"文化领导权系统对于'伤痕'、'反思'小说话语激励的力度较为强劲"，1978、1979、1980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这类题材的小说所占比例分别为72％、72％和63％，第一届的茅盾文学奖中为66.67％，而在1977－1980年的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中，更高达80％(9)。显然，当代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的代表，其最早的合法性依据正是来自于这种"苦难"的倾诉和转喻，并使自身的苦难记忆在类似于"民族志"的文学书写中获得了它的普遍意义。当然，这种书写同时也影响了知识分子的历史态度，这就是：他们经常会有意无意地把复杂的当代历史处理成一部纯粹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史，或者一部纯粹的知识分子的受难史。&nbsp;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并不仅仅是一个浪漫的或者充满激情的时代，相反，思想斗争乃至政治斗争仍然存在，有时候，这种斗争甚至显得非常残酷--顾骧的《晚年周扬》为我们多少披露了其中的一角(10)。在一些敏感的领域（比如，人道主义、异化、人性，等等），知识分子话语仍然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力阻击，甚至政治手段的压迫。而那种传统的隐性的二元结构，也会时不时地一再浮现，以迫使知识分子重新回到"他者"的地位。因此，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尤其是在它的早期，知识分子的地位仍然是尴尬的，甚或是危险的。这种状况，不久，似乎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善，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明确指出："总的来说，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同时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了。"(11)这当然不能简单地证明，知识分子就此获得了它在新的历史阶段的主体地位，而以后的历史进程也是一片和风细雨。但是不管怎么说，起码在理论上，作为一个阶层，正如南帆所说："新的历史阶段开启之后，大众与知识分子之间隐性的二元结构终于丧失了理论依据。"(12)这也意味着，当时的知识分子在理论的层面上，终于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人民"这个概念的内部，并实际承担了社会的"代表－领导"的责任，在短短二十年内，促使并帮助当代中国完成了向个体社会的成功转型。&nbsp;然而，饶有趣味的是，也正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某些文学叙事，开始非常隐蔽地提供了另一种"隐性的二元结构"，只是，在这种新的"隐性的二元结构"中，知识分子不再继续扮演"他者"的角色。&nbsp;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曾经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小说，今天重新阅读这篇作品，我们会发现它在人物关系、身份命名乃至情节设置上，与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他们之间的差异乃至错置却是更为根本性的。如果说，劳伦斯在作品中对以资产阶级文化为代表的现代文明极尽讽刺、挖苦、抨击、批判之能事，并直接导致出他对自然的生命力的崇拜；那么，古华恰恰相反，他所追求的，正是劳伦斯所要反思、批评甚至唾弃的。现代化成为一种普遍的文明追求，知识直接与真理挂钩，专业主义开始崭露头角，并且暗喻为人的美好的未来。现代性在中国的当代文学中，重新激荡起强烈的回声。&nbsp;实际上，在整个的二十世纪，我们基本的思维方式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仍然是一种线性的时间进步观念。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控制中，才划定出前现代／现代、愚昧／文明等等的界限。也正是在这种划定中，一种新的"隐性的二元结构"被重新提出，只是，在这一结构中，知识分子开始占据了主体性的位置，而"愚昧"的大众则成为现代文明的"他者"。如果说，下层人民与德行的完美结合，曾经是1949年以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那么，人民与德行的分离，则似乎意味着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始。&nbsp;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被视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文学的普遍主题(13)，而隐藏在这一主题背后的，则是对现代化的热情追求，这种追求构成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社会共同体想象。正是在这一共同体想象的掩护下，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有可能出现的新的缝隙，被悄悄缝合。事实上，即使在《爬满青藤的木屋》这样的作品中，"愚昧"也并不仅仅指向大众，而是和更广阔的区域联系在一起，甚至暗喻着专制主义的群众心理基础，是阻碍新的共同体想象的因素之一。因此，在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中，知识分子与大众所构成的新的"隐性的二元结构"并不会浮现在叙事表层，相反的是，强大的共同体想象使得这种知识分子话语获得了更多的"普遍赞同"，也就是说，它由此而确定了自己在共同体内部的普遍意义。显然，这种想象来自于对专制主义的批判、反思乃至激烈的对抗，从而构成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的普遍的思想背景，并生产出知识分子自身的"批判的话语文化"。&nbsp;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这一"批判的话语文化"主要由这样一些语词构成：人性、异化、人道主义、言论自由、个人权利的诉求和全面解放，等等。其中，尤其在文学领域，知识分子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对抗，相当程度上集中在对审查制度的否定中，这一点，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地下出版物的兴起可以看出。这当然和知识分子自身的阶层利益有关，正如古德纳所说："新阶级的政治与经济利益仅仅依赖于他们能不断地接近媒体，尤其是大众媒体，依赖于保障他们出版及言论自由权的制度。对这些权利的损害，即审查制度，是新阶级努力提升自己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不利条件。由于新阶级的优势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自由交流，因此，反对审查制度是该阶级长期团结起来的主要斗争之一。"(14)如果我们把"审查制度"这个概念从特定的语境中剥离出来，而将它转换为一种隐喻的修辞方式的话，那么，我们同样可以看出：1949年以后，国家意识形态对人的规训，包括对人的生活方式的规训，正是这样一种全面的严格的"审查制度"。应该指出的是，1976年以后的中国革命（明确的表述应该是"思想解放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并不完全来自于或者仅仅来自于人的经济利益诉求的动力，在表层的叙述中，倒是人对个人权利的更为直接的利益诉求，就像在那一时期的文献中，我们到处可见对"禁锢"、"束缚"这类语词的激烈批判一样。这样，我们或许能够明白，为什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尤其是它的早期，对专制主义的批判，更多地集中在爱情领域，比如，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等等。显然，经过这样的修辞转换，对国家"审查制度"的反抗，相应使知识分子话语获得了更为普遍的赞同，也就是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知识分子自身的阶层利益，在个性、自由、解放等等的话语叙事中，与其时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利益正好一致。&nbsp;显然，在对现代化的美好憧憬中，专制主义开始成为这一共同体想象的最大障碍之一，即使直接以技术知识分子为题材的作品，比如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仍然会赢得整个社会的热烈赞同。因为，一旦技术知识分子的"技术兴趣受到压制，他们也会加入与官僚机构中的上司的斗争。......它是一个潜在的颠覆现状的因素。即使站在他们自身有限的工具理性的立场上，技术知识分子也会发现这个世界太缺少理性。虽然他们的理性存在着缺陷，但它们认为自己优于官僚上司的理性，事实正是这样"(15)。正是在这样的叙述中，知识开始从权力的压制中挣脱出来，并优于权力。不仅满足了"颠覆现状"（专制主义）的社会的普遍心态，更满足了追求现代化的共同体想象，而知识正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起码，也是必要的条件之一。&nbsp;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一开始，就打上了知识分子的鲜明烙印，而在相应建立起来的新的社会共同体的想象中，知识分子话语也随即获得了它的普遍意义，并开始争夺实际上的文化领导权。但是在这一"普遍赞同"中，我们多多少少仍然能够辨析出知识分子自身的"职业－阶级"属性。2.公共幸福的承诺和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nbsp;对现代化的社会共同体想象，生产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乃至浪漫主义，无论是王蒙的《春之声》，还是铁凝的《哦，香雪》，等等，都不约而同地引入了"火车"这一现代交通工具的意象。的确，当"火车"成为这样一种文学意象时，便会产生出极为强烈的隐喻功能。我们会因为飞驰的列车而产生出一种类似于福柯所说的"晕旋的感觉"--对速度（技术）的迷恋和追崇，出走家园的冲动和对新的目的地的神往，这也正是"一种与传统的断裂，一种全新的感觉，一种面对正在飞逝的时刻的晕旋的感觉"，因此，福柯设问说："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把现代性想象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的时期。所谓'态度'，我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由特定人民所做的自愿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在一个相同的时刻，这种方式标志着一种归宿的关系并把它表述为一种任务。"(16)在现代性的"表述"的过程当中，叙事者显然不会注意"路基"或者"铁轨"--那完全是另外一个"故事"。&nbsp;"列车"将把我们带向"别处"，目的地充满诱惑，同时也是我们命定的必然的"归宿"，而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更是一项神圣的"任务"。不仅仅是如此，"列车"还是一个流动的空间，每个人都会相应产生出对这一空间的迫切的占有感。可是，谁能搭上这列现代化的火车呢？&nbsp;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尤其是它的早期，这个问题很可能还未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无论是"官方叙述"，还是"权威说法"，给出的，都是一种有关"明天"的普遍性的幸福承诺，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有可能搭上这辆现代化的列车，并在这一空间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位置--显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那种焦虑，就像一首歌中所唱的那样："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早期，尚未蔓延到整个社会。可是，这仍然不能证明，在这种普遍性的幸福承诺中，就不存有任何的缝隙或者裂痕。或许，我们能够从王蒙的《春之声》中，解读出某些蛛丝马迹。&nbsp;《春之声》是一个政治性极强的文本，亦因为如此，二十年后，我们完全可以将其视之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的"民族寓言"，而在不同的解读当中，可能会生长出相当复杂的意义(17)。&nbsp;《春之声》曾经被视之为王蒙"意识流"写作的一个经典性文本，的确，在这篇小说中，叙述者的意识流动漫无规则，甚至杂乱无章，不同的时间、空间、事件、人物均在"此时此地"的叙述中竞相出现。这种对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规则的粗暴破坏，在当时，曾经令人叹为观止。的确，王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写作，起码在形式上，启动了小说意识的革命。可是，在这种貌似漫无规则的意识流动中，我们仍然可以感觉到叙述者的思路其实非常明晰：北平、法兰克福、慕尼黑、西北高原的小山村、自由市场、包产到组......"意识流"在此所要承担的叙事功能只是，将这些似乎毫不相关的事物组织进一个明确的观念之中--一种对现代化的热情想象。严格地说，这是一种相当经典的"宏大叙事"，只是，它经由"内心叙事"的形式表露出来。&nbsp;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小说的内心叙事其实相当普遍，而且，经常以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出现。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是知识分子日渐明确的自我意识在文学书写中的叙述表现。显然，写作者发现，只有经由这种内心叙事，观念才能绕开现实生活中种种复杂性的缠绕，从而获得叙述的完整性和统一性。而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则保证了这种理念的客观性、真实性乃至普遍性，起码，他们自己这样认为。&nbsp;在这样一种现代性的理念观照中，国家、地域、阶级等等之间的差异被悄悄抹平，人物的背景显得相当模糊，所谓的"个体性"（普遍的个体性）在这样的叙述中才真正的凸现。也正是在这样的叙述中，"闷罐子"列车开始成为"公共空间"的隐喻，所有的人，无论阶级，不分种族，统统搭上了这辆开往"春天"的"现代化"列车。而与此不相协调的，显然是那个"大骨架的女列车员"--传统权力制度的象征。&nbsp;可是，那个"学外语"的妇女呢？难道她与这列"闷罐子车"就显得那么协调？因为这个"妇女"的出现，叙述者的意识流动戛然而止，"现代性"从观念中走出，而转化为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并且成为"春天"的象征(18)。正是在这里，一种政治无意识开始悄然介入，"知识"被推向前台，人物的身份背景被重新规范乃至肯定，"普遍性"在最后的叙述中实际上趋于解体，而被"普遍性"曾经抹平的"差异性"也重新回到日常生活之中。&nbsp;我们显然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在新的历史进程中，是否还同时伴随着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以及对新的社会资源的占有？如果是这样，那么，"现代性"就绝对不是一种纯粹精神的想象，而是隐含了包括财富占有等等复杂意味的内涵。只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早期，它被浪漫主义压抑得极为隐蔽。正是这个"学外语"的妇女的出现，告诉我们，真正能够到达目的地的，或者干脆挑明了说，是--知识。"文化资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中的一次无意识流露，恰好表明了知识分子在对现代化的憧憬中所隐含的权力－财富的占有欲望，起码，也是其中无意识的一面。&nbsp;的确如此，所有的政治革命或者文化革命最后都必将转化为经济革命，反之亦然，也就是说，所有的革命，其最后的指向，都必然包含对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与重新占有。而随着国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默许乃至公开鼓励，"专业主义"这一知识分子的公共意识形态也开始非常隐晦而曲折地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书写。&nbsp;我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所谓"农村改革题材"的小说中，"能人"形象开始慢慢出现，比如贾平凹《腊月·正月》中的王才、王润滋《鲁班的子孙》中的小木匠黄秀川，等等。"能人"的出现，实际上意味着的是对"能力"的肯定，而在其背后，显然正隐含着这样一种理论假定，意即：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应以个人能力为依据，而非其他。尽管王润滋在"能力"和"德行"之间徘徊，《鲁班的子孙》也相应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但意见最后还是统一在"农村的经济变革对农村生活--物质的和精神的--是一场多么深刻广泛的历史性变动"，"在现实的经济规律面前，这些传统的高尚的激情又是多么的脆弱"，"现实决不因为......'良心'而改变自己的轨道，现实毕竟比......'良心'更有实力"。(19)并因此而获得了其在政治上的合法性。&nbsp;在对个人能力的肯定、推崇并以此作为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惟一合法性依据时，其中隐含的可能正是一种专业主义的知识分子的公共意识形态，正如古德纳所说："专业主义是新阶级的公共意识形态之一，也是新阶级对旧阶级彬彬有礼的颠覆。专业主义是新阶级'集体意识'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术语。尽管专业主义不是一种对旧阶级的公开批判，它却是新阶级一种心照不宣的声明：它在技术上和道德上都优于旧阶级，暗示后者缺乏技术本领，并被贪污受贿的商业动机所驱使。专业主义不动声色地把新阶级奉为公正、权威典范，以其专业技能和对社会的奉献、关心而进行操作。专业主义以新阶级的合法性为其核心主张，暗中消解了旧阶级的权威"--贾平凹的《腊月·正月》似乎正好回应了古德纳的这一阐述。正是在这一集体无意识的控制中，知识分子"发现"了农民中的"能人"，并将其引入自己的故事，而在叙述中间同时实现或满足着自身的期许、想象甚或要求。毫无疑问，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一想象，具有极为强烈的革命意义，它实际要求的，正是一个"以分配公正为特别原则的社会体系"，因此，它"可能会反对其他的社会系统以及他们不同的特权制度。......就旧阶级关心的特权来说，新阶级准备实行平等主义"，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还有专业主义的另外一面，"然而，新阶级在它所拥有的文化资本的基础上寻求特殊的行会优势--政治权力和收入--时却是反平等主义的"(20)。&nbsp;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事实是：同样是改革题材，这种"能人"形象却很少在"工人"中间出现。在这类小说的叙事过程中，"工人"更多地处于一种被动的位置，他们的命运也常常有待被裁决--邓刚的《阵痛》为工人的"下岗"提供了最早的"牺牲"理由：他们是也必然是"新社会"分娩前的"阵痛"，在所谓的"客观规律"的解释中，工人的命运被强行赋予一种神圣的政治性意义。显然，在专业化的科层制管理中，知识分子，尤其是技术知识分子,潜意识里，实际上很难容忍"工人的控制"。二十年后，人们更有理由质询：知识分子真的有意于"建立一种不论文化资本，人人都平等的社会秩序"(21)吗？&nbsp;在某种意义上，从集体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农民，可能更接近知识分子的个体性质，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不是工人，而是农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成为知识分子集体无意识的一个自我期许的"隐喻"，并进入文学性文本。只是，它隐瞒了知识分子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对收入的要求"。&nbsp;这种"隐瞒"显然并不能持续太久，很快，他们就发现，在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中，并没有自己在内，反而，在权力资本和财富资本的双重阻碍下，知识分子很快就被社会"边缘化"了。如果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早期，知识分子一度呈现了向上流动的可能性，那么，到了后来，就明显的"优势受阻"，知识和收入难成比例，社会地位也岌岌可危(22)。因此，哪"一部分人"应该"先富起来"，开始成为知识分子舆论的中心。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对商业化的批判当中，多多少少含有知识分子的阶层利益在内。这时候，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愿意继续扮演"普遍利益"的代表，而是直接提出了自己的"收入要求"。"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句话曾经流行一时，相当经典地概括了那一时期"脑体倒挂"的社会现象，也经典地表达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的意识开始逐渐形成。&nbsp;3．"知本家"概念的出现和新阶层的形成&nbsp;知识分子的这种愤懑、抱怨、不满、抗议，似乎并没有持续过久。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扩大，乃至最后在国家法律层面上的被确定，尤其是中国的经济结构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历史性转移，使得知识分子重新获得了向上流动的优势。显然，"知识经济"的初露端倪，使得"就业谋职已出现了体力型--技能型--智能型的发展趋势，将知识转化成生产力正在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生产率'将取代传统的'劳动生产力率'。当今世界，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带动了职业结构的变化，职业结构的变化带动了就业结构的变化"(23)，这一变化最显著的结果之一，就是使得知识分子迅速成为一个新的利益集团。&nbsp;由于"剩余劳动价值"与"资本"的实际上的剥离，"资本"不再成为一个令人厌恶的概念，相反，"知识资本"或者"文化资本"开始正式进入人们的讨论范畴，在这一讨论中，"资源／资本"被进行了严格的区分："知识在没有转化前只能是资源，只有转化成资本，直接创造出生产力才有经济价值。"(24)但是反过来也可以说，只有先占有了知识资源，才有可能使其转化成知识资本。因此，社会学家非常正确地将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拟定为当代中国十大阶层的划分标准(25)。也就是说，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实际上出现了三种新的资本形式：权力资本、财富资本和文化资本。而对这三种资本的实际占有，也正构成了不同形式的利益集团。正如一位网络作者所言："资本逐渐成为这个时代生活的中心，财富的创造与分配都严格的按照'多资多得、少资少得、无资不得'的标准进行，政治权力为其提供了现实的安全保证，知识分子们的诸多辩护也为资本的活动提供了合法性论证。知识、资本与权力......使一个新出现的权势阶层成为社会体系的中心，外围则是简单劳动者与大批的无权势者。"(26)而在2000年到2003年的福布斯中国100富豪榜的名单中，IT业等新兴产业的精英都牢牢地占居其中(27)。&nbsp;IT业等新兴产业不仅仅是知识经济的朝阳产业，它的财富的快速积聚，实际上意味着一种新的游戏规则的崛起：企业之间的竞争拼的不仅仅是资金，对人才市场的反应、知识资源等等都开始成为新的竞争焦点。因此，它同时又开始成为知识分子自我期许或者自我期待的一个隐喻，所谓"知本家"的概念正是产生在这一行业之中。&nbsp;这个概念最早也许来自于一本叫《知本家风暴》的读物，但是媒体迅速对这个概念作出了反应：所谓"知本家"是"'以知识为本的人'，这里的'知识'既指资本，也指根本、基本，'知本家'既包括企业家，也包括思想家。'知本家'不仅仅指IT业，但IT业是'知本家'最集中、表现最明显的领域"(28)。这个概念显然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知本家"将成为知识经济的核心；二是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知识分子将被推向舞台中心。这一概念多少表现了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但是他们仍然顽强地把自己的想象赋予这个词汇，而且逐渐地将它意识形态化。&nbsp;在一篇介绍有关"知本家"生活的文章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描述："号称CEO官邸的万泉新新家园，至少有几十位高新技术企业界总经理级人物，......沉淀与积累出一个独特的知本家阶层，拥有高学历，有闯荡天下创下的成功业绩，凭借知识创造获得了财富，过着独特的高尚生活。如果可以套用的话，......崛起的这个阶层，应该属于保罗·福塞尔著名的《格调》中的上层阶级，一个富有而看得见的阶级"。这个阶级的生活是高尚、富有而又有品位的："这是构筑......知本家高尚生活的典型家居园景：距离上足以保持私秘性，多个不同功能的房间，地下一层与独自使用的车库相连，房子外面有单独的院子，那里有供孩子游戏的空间。踩着弯曲小径上看似漫不经心摆放的碎石，可以找到摆在尽头的烧烤架。房间里，有设备精良的家庭影院设备，硬木地板，大理石廊道，黄铜门把手，永远开放的鲜花。他们的家人尤其是孩子生病时，会到接待外国人的小型医院，那里的挂号费是四百元以上，接受无微不至的全程国际标准照顾。'这才是我对生活质量的真正要求'，一位CEO承认。他们还过着非常正规与保守的家庭生活。'工作与社会交往中经历了这么多，我现在越来越平静地看待生活，最本质的情感才是我最需要的'。当今社会上极大的道德宽容度，对他们来说根本没什么意义。接受的高等教育与生存工作环境，保证了他们始终能在较高的道德底线之上行事。他们大多数人从不吸烟，不喝酒，不去宣泄气息的酒吧。"(29)&nbsp;重要的也许并不在于"知本家"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这对我们的叙述毫无意义--而在于对他们的生活的"描写"，正是经由这些叙述，我们感觉到的是，一种新意识形态渐渐浮出水面。或者说，是一种重新解释知识分子何为的话语模式，正是这种解释模式把知识分子引向了它的新阶级定义。&nbsp;详细解释"知本家"的概念内涵，并不是我在这里想要做的主要工作，比如说，它是否已经进入了权力资本和财富资本的范畴，或者说文化资本、权力资本和财富资本在这种新的格局中是否表现出更加复杂的相互对抗又相互纠缠的关系（在一些网络媒体的报道中，我们经常会遭遇这样的标题，比如，"资本家打败知本家"，或者，"'知本家'与'资本家'科博会竞风流"，等等）(30)，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也许留给社会学家更为合适。我在此关心的，更多的是它作为一个符号，以及由这个符号生产出来的种种意义。&nbsp;我们不能简单地用"知本家"这个词汇来概括知识分子的实际生活状况，对中国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来说，"知本家"还是一个海市蜃楼，闪着耀眼的光芒，又可望而不可及，精英永远只是少数。但是由这个词汇所生产出来的意义指向，比如：富有、高尚、品位、资本、阶层等等，难道不正符合了知识分子在当下语境中的自我期许？而在这种自我期许中，知识和资本之间尖锐的对抗事实上已被消解。&nbsp;一些简单的数据，仍能说明知识分子即使在整体上无法进入"知本家"阶层，在当下社会中，也已经实际上成为中等收入的群体，或者，按照芭芭拉的说法，一个职业管理阶级。&nbsp;一份来自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对9956户城市高收入家庭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000年上半年城市高收入群体人均月收入为5467元左右。其中，伴随着知识和技术的市场化而形成的'知本家'脱颖而出，迅速致富，人均月收入逾万元，成为城市高收入群体中的佼佼者。据分析，从学历角度看，城市高收入群体中收入最高的是硕士及以上学历的人，2000年上半年人均月收入为11034元；小学文化程度的人，人均月收入为7947元，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三位的是初中文化程度的人，人均月收入为5592元。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均收入较高的原因在于，这些人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已经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靠资金而非劳动取得高效益；排在第四位的是大学文化程度的人，人均月收入为5512元"(31)。而这状况仍有上升趋势，2003年对上海复旦大学2003年就业的2400名毕业生的调查显示：硕士毕业生的月薪酬为3871元，比2002年高出459元；本科毕业生的月薪酬为2703元，比2002年高出333元；博士毕业生的月薪酬为3347元，比2002年高出543元(32)。如果把农村人口计算在内，即使在2003年，中国仍有"一半以上人口年平均收入在2000元以下"(33)。而另一份更权威的统计数据显示，社会学家1999年对深圳、合肥、汉川三地的社会各阶层的个人月收入的调查表明，在国家及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无业失业半失业者等10个阶层中，专业技术人员的收入排在第四位，显然，社会学家突出文化资源的重要性，并不是空穴来风(34)。&nbsp;随着国家对高学历的重视，知识分子亦开始获得政府各个部门所提供的大量工作职位，如果再加上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原有行业，知识分子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尤其是近年来国家对公务员（包括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事业单位"）屡次加薪，更使这一群体成为当下中国事实上的"中产阶级"。&nbsp;专业主义只有在知识分子成为一个事实上的新阶层之后，才可能转化为这个阶层的公共意识形态。当知识得以成为资本，并开始生产利润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对知识的态度的根本性转折："知识就是力量"同时更隐含着"知识就是财富"的意识形态含义。正是在"利润"的控制和驱使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看到的，除了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新阶层逐渐向社会中心靠拢，并参与到如萨义德所说的"形象、官方叙述、权威说法"的媒体生产，构成了对社会生活的实际上的控制力量；同时我们看到的，还是一个知识分子被重新体制化的过程。&nbsp;这种体制化实际上是在"产业化"的口号掩护下悄悄进行的，"公司"的形式开始向教育和文化的各个门类肆无忌惮的侵略和蔓延。而在这一重新体制化的过程中，学院知识分子实际从事的，更多的只是一种"知识－利润"的生产--这一点南帆在他的《素描：学院知识分子》一文中有过精彩的叙述。这种无节制的知识生产，使得人们在任何一种学院"理论"面前，都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它的背后是否有资本和利润的支持。&nbsp;近年来，我们一直存有某种乐观的甚至天真的想法，以为"市场"是一个非体制化的自由空间。但是我们实际看到的却是，"市场"通过"公司"这一形式建构了一个更加严格的"体制"，整个社会事实上已被公司化。而这一体制化的特征就是，所有的知识生产，都围绕着"利润"这个核心概念。仅仅以媒体这一行业而言，他们在赢得市场的同时，也在生产意识形态--一种新的控制并组织我们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而这种生产，正在资本－利润的组织下有条不紊并源源不绝地进行着。即使"自由撰稿人"，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体制内写作，"为市场写作"和"为政治写作"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只是一种位置的"颠倒"而已。&nbsp;显然，"资本－利润"的介入，使得技术主义倾向明显压倒了知识分子的人文传统，所谓的"专业岗位"不再成为知识分子介入社会积极向公众事物发言的场域，而是变成了一个生产"利润"的小作坊。在这个小小的作坊中，知识分子"化约为面孔模糊的专业人士，只从事她／他那一行的专业人员"(35)。&nbsp;正是在这种"知识－利润"的生产过程中，知识分子获得了相应的薪资回报，尽管在这一生产过程中，文化资本和权力资本、财富资本之间仍然会存在矛盾、冲突乃至尖锐的对抗，但是由于它对现存秩序的依赖程度的提高和实际上获取的较多利益，都在不同程度上助长了这个阶层的保守主义倾向。一份来自社会学家的调查报告显示，各阶层在对生活水平变化的感受上，专业技术人员的满意态度占到81.8％，而在各阶层对收入差距现象的认同程度上，专业技术人员认为完全合理或有点合理的，则占到67％(36)。&nbsp;对现状的认可，并不完全是经济上的，同时还是文化的，或者意识形态的。不需要任何的数据支持，仅凭我们的直观观察，我们就能准确地指出，知识分子正在成为这个社会的主要的消费群体之一。消费构成了某种生活方式，而不同的生活方式正是不同阶层的文化／身份标示。这样，消费就具有了某种意识形态含义。也就是说，为了永久地留在某个阶层，就必须同时维持相应的生活方式，从而获取阶级的身份认同。因此，"赚钱－消费"就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行为，同时还是一种意识形态行为，是在"实践"某种意识形态。这样，知识分子对现存秩序的认可，就具有了意识形态含义，因为正是这一秩序为它提供了消费的可能性，也同时为它解决了身份认同的危机。&nbsp;专业主义成为知识分子的公共意识形态之后，实际上要求社会的，是一种"按知识分配"的分配原则。如果说，这一原则在对抗特权社会的斗争中，常常以"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形式出现，具有强烈的平等主义倾向，那么，随着语境的转换，它又可能是反平等主义的--这就是"成功人士"的意识形态背景。因此，在一份问卷调查中，把比尔·盖茨作为心目中最成功人士的认可度在60％以上，而作为职业劳动者楷模的徐虎等人的被认可度却不足10％(37)。如果这些冰冷的数据尚不能说明问题，那么，有一篇文章却把我们带进日常生活之中。在这篇题为《作文》的散文中，作者写她念小学三年级的儿子要交一篇作文，老师布置的题目是《我的外公外婆》，"我说这作文好写啊，你就写外婆吧。外婆每天早上起来为我们买早点，白天在家搞卫生，傍晚还要到学校去接你，晚上又烧一桌丰盛的菜，你说她为我们家做的贡献大不大？......外婆做这么多的事，说明她不仅勤劳，而且能干。这种精神是最值得小朋友学习的"，可是，第二天当儿子在课堂上朗读自己的作文时，"就有同学开始摇头"，为什么呢？原来同学们说"不应该写外婆而应该写外公的，因为外公是高级工程师。外婆虽说每天做许多事情，但这些事情基本上都属于劳动密集型范畴，是请个保姆就能够替代的。现在请个保姆花几百元就够了，这样换算一下就知道这些家务事的价值并不高。而外公则不同了，他是智力型人物。别看外公不干家务事，但他会写论文。外公一篇论文的稿费，请两个保姆都有多。并且外公还是个专家，外出讲课时老是被人请在主席台上就坐，很受人尊敬的。因此，这作文写外公比写外婆有意义的多"(38)。&nbsp;古德纳如下的论述也许是重要的："新的意识形态认为生产力主要依赖于科学和技术，认为社会的问题可以在技术的基础上，用通过教育获得的技能加以解决。由于这种意识形态使公共领域非政治化，并且部分地因为它这样做了，它就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使现状合法化，这是由于自主技术过程的意识形态使新阶级以外的其他社会阶级失去了合法性"(39)。&nbsp;当其他阶级，尤其是弱势阶层的存在失去了它的合法性依据的时候，作为一种美学征兆，"冷漠"便会相应地出现在文学叙述之中，而这，就是我们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nbsp;4.冷漠如何成为了一种美学征兆&nbsp;今天，在与国家"审查制度"的对抗当中，强调知识分子言说的权利，仍然有其相当积极的意义。可是，仅仅停留在这一点，却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当知识分子的言说转换为或者局限在"一己之私利"的时候，那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和社会其他阶级争取得来的言说权利就会相应地变得暧昧起来，甚至毫无意义。&nbsp;当然不能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已经沦为知识分子"一己之私利"的言说，这样，未免过于武断，而且也与事实不合。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的确放在那里，所谓的"纯文学"日渐保守，日益成为"个人"的抒情与表现，而这种抒情的代价，则是忽略了其他阶层，尤其是弱势阶层的存在以及存在的合法性。&nbsp;实际上，在今天，"阶级"概念的重新复活，使得知识分子的立场问题突然变得尖锐起来。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人文知识分子，尤其是社会学者，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社会弱势阶层身上，"三农"问题、城市贫困人群问题、民工问题，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的提出，同时激活了整个的思想界。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同情"问题--那样，就太低估了这一"提出"的意义，正是这样的问题提出，才可能使我们重新直面现实，重新复活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重新认识到平等、公正、民主的重要性，才可能对"市场"有一个更客观更全面的认识......可是，当"底层"开始进入文学批评视野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却是：不安、不满、抵制、对抗、调侃甚或嘲弄。&nbsp;的确，在"底层"--包括同类问题上难免有人作秀，可是这并不能成为批评甚或抵制这一问题的全部理由。而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批评却是，将其归之为"新左派／老左派"的政治范畴，从而达到把这一问题驱逐出文学批评视野的目的。然而，他们可能不知道的是，即使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也看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社会正义问题日益尖锐化的今天，......因各种既得利益而延宕权力体制改革，既滋长大面积的结构性腐败，又漠视弱势阶层疾苦，压制不同诉求"的社会现实，只是价值取向各不相同而已(40)。因此，在这种批评中，我们实际看到的，只能是一种也许可以名之为"冷漠"的美学征兆。&nbsp;在所谓的"私人化写作"中，可以较早地发现这种"冷漠"的美学征兆--"人民的故事"不再进入书写者的视野，整个世界"内化"或者说"缩小"为个人的情感生活，文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尖锐对立实际上被无形消解，随之建立的，则是一种和生活的过于"甜蜜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槟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或许能有助于我们对这一"冷漠"的美学征兆的分析。在《风景之发现》中，柄谷行人尖锐地指出，日本明治二十年代所建立起来的"国文学"中，"风景是和孤独的内心状态紧密联结在一起的。这个人物对无所谓的他人'无我无他'的一体感，但也可以说他对眼前的他者表示的是冷淡。换言之，只有在对周围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在的人'（inner man）那里，风景才能得以发现。风景乃是被无视'外部'的人发现的"(41)我们同样也可以说，在"私人化写作"的文学文本中，我们随处可见的"风景"--酒吧、别墅、白领公寓甚或香车美人，也正是在中国的弱势阶层的贫困生活成了叙述的"禁言之物"之后，才得以在文学文本中作为一种"风景"而被"发现"。换言之，"大众"在新的"隐性的二元结构"中，开始成为异己的他者，并受到写作者的"冷淡"，才导致了所谓"私人化写作"的产生甚而流行。一个尖锐的质询是，同样是"女性"，为什么"下岗女工"很少甚至从来没有进入过"经典"的"女性文学"的书写范畴，为什么呢？所谓"身体写作"也将面临同样尖锐的质询：同样是"身体"，为什么被大火烧死的深圳原致丽玩具厂的女工们的"身体"却得不到文学的书写，难道这些女工的身体就不是"身体"(42)？我们看到的只能是，在对"性别"或者"身体"的抽象的阐述中，"阶级差别"实际上被深深地遮蔽，被遮蔽的，还有更加真实或者更加残酷的生活的一面，现实中的差异性被意识形态有意无意地悄悄"缝合"。在一种妥协的立场上，或者后退一步，我们的确无权苛求具体的写作者，无权要求所有的人都必须直面生活。问题只在于，这些个别的写作，经过某种文学批评的观念化处理，转而形成了对文学的普遍化要求，它要求文学的正是对"外部世界"的不再涉足。&nbsp;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向内转"的文学口号，在当时，不仅帮助文学确立了形式的地位，而且有效地深入到人的隐秘的内心世界，甚至人的无意识层面，即使在今天，仍然有其相当的合理性。但是，它留下的隐患是：可能同时割裂了人和外部世界的有机联系，"内／外"的人为设置提供了一种新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中，人的主体性从各种社会联系中被抽象出来甚而被肆意夸大，并为文学逃离社会提供了最好的理论遁词。&nbsp;在"向内转"的理论阐述中，所制造出来的，很可能就是相当于槟谷行人意义上的"内面的人"，但是槟谷行人从来不承认有所谓先验的、抽象的、纯粹的、普遍的"内面的人"，相反，所谓"内面的人"（主体性、自我意识，等等），"其本身正是作为制度而出现的"，就像槟谷行人反复强调的那样，明治时期，只有当北海道成为日本"强制性同化而开拓出来的新的殖民场所"的时候，才可能作为"风景"而被日本现代文学"发现"。同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向内转"口号的提出，也可以说正是当时的现代性精英文化在文学中的折射，而且与整个国家向个体社会的制度转型紧密相连。这种制度转型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而逐渐地变为制度确立，就像我曾分析过的那样，尤其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新阶层渐成雏形，这种"内面的人"或者主体性、自我意识等等，又或多或少地具有了某种阶级属性。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文学的"内在化"，并不可能使文学进入一个纯粹的艺术世界，相反，它本身已经成为"制度"的一个部分。&nbsp;所以，"因政治的挫折而逃回到内面＝文学"(43)，这一行动模式所隐含的，只能是一种自我欺瞒。事实上是，"非政治化"的结果，是默许甚或纵容了某种不义政治的横行，而"非意识形态化"的结果，也只能使这些文学本身成为一种新意识形态的生产场所。也许，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nbsp;在各种各样的理论遁词面前--审美、纯粹、精神、自我意识、主体性，等等，我实际上更欣赏王朔的坦率和坦诚。王朔毫不掩饰自己对"成功"的向往，他说："我写小说就是要拿它当敲门砖，要通过它过体面的生活，目的与名利是不可分的......我个人追求体面的社会地位、追求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44)，可是王朔当时尚不清楚的是，他无法预知知识分子的未来，"我觉得咱中国的知识分子可能是现在最找不着自己位置的一群人。商品大潮兴起后危机感最强的就是他们，比任何社会阶层都失落。他们的经济地位已然丧失了......所以他们要保住尊严，惟一固守着的就是文化上的优势地位"(45)。然而，当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时候，王朔将看到的，恰恰是一个新阶层的崛起。如果说，王朔当年尚有成为中产阶级"代言人"的企图，那么，在今天，相当一部分人已经作为中产阶级而在写作。也就是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超越性，在今天，某种程度上已经转换为自身的阶层性。&nbsp;在今天，我们都已经看到，作为一种美学征兆，"冷漠"所带来的文学结果。可是问题还在于，这种"冷漠"同时造成的是知识分子传统的断裂，这种传统就是班达所认为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这才是他们的本色。"(46)这一传统正是知识分子的命脉所在，甚至浸透到了家庭之中，就像芭芭拉·埃伦赖西回忆她的经历时所说："我来自一个带有劳动阶级知识分子烙印的家庭：家庭成员并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但阅读广泛而且热衷于激烈讨论"，正是这种批判精神的传统延续，使得她从来不认为"劳动分工以及随之出现的专业知识技术的分配是公正的或者是'自然而然的'"(47)。随之而来的问题却是，我们认定的这种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真的因为"新阶级"的出现已经消亡，还是另有所指？&nbsp;5.重建批判的文化&nbsp;实际上，我更愿意把这个主要由专业技术人员构成的"新阶层"称之为"智识阶级"--这个语词曾经被鲁迅经常使用--以区别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即使在西方，在"新阶级"和"知识分子"之间，也一直存在着尖锐的冲突。芭芭拉·埃伦赖西就说："首先，我想澄清一下，我们不能把'知识分子'与新阶级即职业管理阶级（或者我可略为婉转地称其为职业中产阶级）混为一谈。在左派讨论职业管理阶级或新阶级时，一个最大的问题便在于没有区分'知识分子'与人数比其更庞大的阶级。古德纳的《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一书也有这个缺点，否则这将是一本十分深刻的书。职业管理阶级中存在着一部分人，根据该词的任何一种意义，他们都称不上是知识分子，同时，与之相反，也有一部分真正的知识分子分布于社会各阶层中"，因此，在检讨了"所有六十和七十年代的左派或自由派对新阶级的评价都'过于乐观'"的原因之后，芭芭拉·埃伦赖西更愿意把知识分子定义为"一个'无阶级的阶级'--脱离肉体的思想"(48)。显然，在这里，芭芭拉·埃伦赖西回到了传统的班达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概念："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这才是他们的本色"。或者像萨义德所主张的那样："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不能只化约为面孔模糊的专业人士，只从事她／他那一行的能干成员，我认为，对我来说主要的事实是，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信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被遗忘或者弃之不顾的人们和议题。知识分子这么做时根据的是普遍的原则：在涉及自由和正义时，全人类都有权期望从世间权威或国家中获得正当的行为标准；必须勇敢地指证、对抗任何有意无意地违法这些标准的行为"。以此防止"知识分子的风姿或形象可能消失于一大堆细枝末节中，而沦为只是社会潮流中的另一个专业人士或人物"(49)。&nbsp;对于文学来说，专业知识是必须的，但仅仅停留在这一点，极易混淆"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的区别。而在另外一种意义上，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根本无法等同于其他一些知识领域--比如，电子、医学、生物、制造，等等--它本身就是一个众声喧哗的"公共领域"。在这样一个领域中，就像萨义德所言："纯属个人的知识分子是不存在的，因为一旦形诸文字并且发表，就已经进入了公共世界。仅仅是公共的知识分子--个人只是作为某个理念运动或立场的傀儡、发言人或象征--也是不存在的。总是存在着个人的变化和一己的感性，而这些使得知识分子所说或所写的具有意义。"(50)这就是公共与个人之间的辩证法。&nbsp;可是，我们仍然不能轻易地否定"新阶级"这个概念，坦率而言，我们大都厕身于这个阶层。因此，所谓的"抗拒意识"，同时也指向我们自身，指向我们的阶层属性。在这个意义上，强调知识分子超越自己的阶级或集团利益，重新代表人类的良心，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nbsp;这就是一种批判的知识分子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文化源远流长，并且构成了知识分子的人文传统，从而得以对抗新阶级的专业主义倾向。正如威廉·詹姆斯在一次校友会上的演讲："我们这些高等学府的毕业生是惟一等同于较古老国家中长期存在的贵族阶层的人。我们和他们一样有着延续不断的传统；我们的座右铭也是位高则任重；还有，不同于他们的是，我们只代表种种理想的利益，因为我们没有阶级本身固有的自私性，而且我们不滥用导致堕落腐败的权力，我们应有自己的阶级意识。"(51)1907年，威廉·詹姆斯还不可能预见到新阶级的出现，但是他有关"传统"的说法是相当正确的，正是通过教育、写作、出版、言说等等途径的传播，才形成了知识分子"延续不断的传统"。&nbsp;作家艾伟最近在《承担与勇气》一文中，尖锐地指出："九十年代以来，大家都有一个普遍的说法，写作这行当和其他行业没有两样，作家也就是一个码字匠，没什么了不起，......或者说写作完全是个人的事，是作家的生命需要。等等。......这种说法，作家的专业性得到了强调，但忽略了作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一面，即对这个社会承担的一面。当然，作家是不是一定要成为一个知识分子，是值得讨论的。但如果面对这个时代，这一代作家整体性缺席，整体性失语，那一定是有问题的。"(52)尽管我并不完全同意艾伟对"小事"的拒斥（"小事崇拜"），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文学恰恰可能是由"小事"构成的，但是我同意他的"承担"一说--也许，"承担"一词的具体指向很可能各不相同。正是在"承担"这一语词的激励下，文学才有可能重新向"人民的故事"开放。而在这一故事中，我们不应该再将人和种种复杂的社会联系机械地割裂，不应该再拒绝对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等等问题的讨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纯文学"留下的正是这样的隐患。正如米尔斯所说："如果思想家不涉及政治斗争中的真理价值，就不能负责地处理活生生的整体经验"，也就像萨义德解释的那样，"到处都是政治，我们无法遁入纯粹的艺术和思想的领域，也因而无法遁入超然无私的客观性或超验的理论的领域"(53)。因为我们已经生活在政治之中，政治或意识形态已经并将继续组织我们的全部生活。&nbsp;2003年11月7日&nbsp;注释：&nbsp;(1)芭芭拉·埃伦赖希：《再谈职业管理阶级》，《知识分子--美学、政治与学术》，第17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nbsp;(2)福柯：《戴面具的哲学家》，《世界哲学》2002年第5期。&nbsp;(3)(5)蔡翔：《知识分子和文学》，《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nbsp;(4)艾尔文·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第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nbsp;(6)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nbsp;(7)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4页。&nbsp;(8)南帆：《四重奏：文学、革命、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nbsp;(9)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第48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nbsp;(10)顾骧：《晚年周扬》，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25)〖ＺＷ）&nbsp;(11)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nbsp;(12)南帆：《四重奏：文学、革命、知识分子与大众》。&nbsp;(13)季红真：《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第148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nbsp;(14)(15)艾尔文·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第65页、67页。&nbsp;(16)福柯：《什么是启蒙》，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第430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nbsp;(17)全面解读这篇作品显然并不是本文的任务，我在这里亦只是择其一点而言。&nbsp;(18)在我主持的讨论班上，不少同学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有精彩的分析，本文吸纳了其中部分意见。&nbsp;(19)雷达：《〈鲁班的子孙〉的沉思》，《当代文坛》1984年第4期，转引自《1949－1999文学争鸣档案》，第367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nbsp;(20)艾尔文·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第23、24页。&nbsp;(21)艾尔文·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第53页。&nbsp;(22)比如，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在国民经济十二类行业中，一直在倒数第一位至第三位之间徘徊，而到了2002年，全国高校、中学、小学教师月平均工资分别由1995年的538元、452元、415元提高到1754元、1064元、908元。&nbsp;&nbsp;王黎、沈路涛《让教师成为最受羡慕的职业：教师法颁布10周年》，新华网，2003－09－11，http://www.k12.com.cn/newspool/24502.html。&nbsp;(23)(24) 孟庆伟：《知识性就业的战略和对策》，《文汇报》2003－10－29。&nbsp;(25)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nbsp;(26)泪眼看人：《劳动与资本：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转折》，www:zuopai.com。&nbsp;(27)参见《富豪榜来了一群科技新贵》，《新闻晨报》2003－10－31。&nbsp;(28)米阿仑：《米阿仑眼中的"知本家"》，&nbsp;www.people.com.cn/183/8135/8137/20020515/729262。&nbsp;(29)《富有而看得见的阶层; 知本家告诉你别样人生》，《北京晨报》2001－11－22，www.china.com.cn.chinese/2001/Nov/78802.htm</A>。&nbsp;(30)《资本家打败知本家》，&nbsp;www.linlins.com/NewMoon/3/2001-01-21-23-24-21,html，《中新观察："知本家"与"资本家"科博会竞风流》，www.chinanews.com/n/2003-09-13/26/346079.html&nbsp;(31)《城市高收入群体中"知本家"成老大》，《中国信息报》2001－01－10，&nbsp;www.stats.gov.cn/tjfx/ztfx/jjgsr/200205300063.htm&nbsp;(32)《复旦今年毕业生就业调查显示 平均薪酬增加逾一成》，《文汇报》2003－10－30。&nbsp;(33)《中国贫富差距超过国际警戒线 拟对高消费征税》，新华网云南频道 2003－03－20，www.yn.xinhuanet.com/ynnews/zt/2003/pfcj/wen/x02.htm</A>。&nbsp;(34)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27页。&nbsp;(35)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第16页，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nbsp;(36)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40、42页。&nbsp;(37)《学生欣赏怎样的成功人士》，《文汇报》2003－4－29。《一九九八年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南方周末》1998－2－25。&nbsp;(41)槟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第15页，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nbsp;(42)参见《上海文学》2000年第5期，社会学家谭深对深圳原致丽玩具厂女工所遗下的百余封书信的调查分析。&nbsp;(43)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第34页。&nbsp;(44)王朔：《王朔访谈录》，《联合报》1993－5－30。&nbsp;(45)王朔：《王朔自白》，《文艺争鸣》1993年第1期。&nbsp;(46)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第13页。&nbsp;(47)芭芭拉·埃伦赖西：《再谈职业管理阶级》，《知识分子：美学、政治与学术》，第175页。&nbsp;(48)芭芭拉·埃伦赖西：《再谈职业管理阶级》，《知识分子：美学、政治和学术》，第175页、202页。&nbsp;(49)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第17页、第16页。&nbsp;(50)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第17页。&nbsp;(51)引自安德鲁·罗斯《信仰捍卫者与新阶级》，《知识分子：美学、政治与学术》第101页。&nbsp;(52)艾伟：《承担与勇气》，《文学报》2003－10－30。&nbsp;(53)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第24页。&nbsp;

1929年音乐院改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蔡元培便再无机会实践其音乐美育的理想。这一转变，实际上意味着音乐教育开始由已形成的美育传统向学艺传统的倾斜。对这一点，今人似应有足够的认识。

十年以后，纪念九一一的二十周年，世界会变得更好更安全?人类会走出当前冤冤相报的文明冲突吗?尽管拉登已经被诛杀，但今天的世界还是充满危险，而更让人难以预测的，则是人世间在过去十年间记取什么历史的教训， 还只是在一种偏狭的、自以为是的怪圈中自鸣正义? 如果说文明冲突的核心在于价值的冲突，那么以美国为首的社会，就需要对伊斯兰文明有更多的敏感性，了解这个宗教与文 化都悠久的社会，有它自己独特的价值系统，不能将它简化，也不能将穆斯林和恐怖主义划上等号，也更不能用反恐的名义，侵略别国的领土，而行掠夺资源之实。 因为看在穆斯林世界的眼里，自九一一之后，美国已经攻占了三个穆斯林的国家--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而下一个国家又是谁? 但另一方面，穆斯林世界的理性和中庸力量，是否也能对原教旨主义教派所掀起的腥风血雨，作出深刻的反思?不要让这些 激进的教派，以反美的名义，滥杀无辜，派出人肉炸弹客，毁灭自己，也毁灭别人，而最终只是毁灭穆斯林的形象。 关键是神权政治的影子，是否可以逐渐消失，还是会越演越烈?埃及的阿拉伯之春，看似推翻了独裁的政权，但也迎来了要 恢复回教法的穆斯林兄弟会的力量。事实上，从当年伊朗革命开始，都在政权改变之后，被原教旨主义的狂热分子偷走了革命的成果，也使人民的权利流失。这样的 历史，似乎在今天又在重复，连利比亚的反抗军的 领袖，也是当年拉登所任命，也使中东的政治发展，陷入虽进犹退的魔咒中。 另一方面，美国社会也被另一种神权政治的阴影所笼罩。那些极右的媒体和政治团体，如霍士新闻网和茶党，都以上帝的名 义，对异己加以无情的挞伐，一切上纲上线，也以简单的标签来看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将伊斯兰世界妖魔化。对于美国的民主理性的力量，都痛斥为卖国，也赶走 了美国民主政治的妥协精神，国会被瘫痪，重要的法案都无法通过。这样的神权政治还在民间进一步发酵，失去了美国立国以来的容忍和多元化特色。 从中东到美国的神权政治，背后也要看全球经济的发展，是否可以冲破当前M型社会的局限性，避免富者越富、贫者越贫。 但大多数经济学家对此都不乐观，认为今天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是由金融霸权和地产霸权主导，也使中产阶级逐渐流失，导致社会的两极化不可避免。 这也使中 东神权政治可以吸纳更多死士，也使美国的神权政治增添更多狂热分子。 这两种神权政治的影子，相互交迭，也彼此碰撞，势将产生恶性循环。未来十年的世界局势，就要看如何摆脱这两种神权政 治的纠缠，挥别那些彼此妖魔化的荒谬，也挥别九一一的痛苦心魔。&nbsp;

概而言之，民族主义有多个层次，对民族主义也有多种理解。马克思曾对黑格尔将民族主义看作一种独立力量的观点进行过批判，列宁亦不赞成强化民族主义的做法，我国学术界曾一度对民族主义持否定态度。[1]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各个国家不同时期出现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实践作出客观的分析和评价。惟将各个事件置于具体发展阶段的框架中，我们才能比较客观地认识其历史意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制的任务赋予非洲民族主义以进步的内核，决定了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积极作用。本文将就国内外学术界对非洲民族主义的研究作一概述,并在此基础上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 在国内，最早涉及非洲民族主义的是新闻界。早在晚清，学术界已注意到非洲（主要是埃及和北非地区）遭帝国主义瓜分的事实。[2]民国时期，《东方杂志》等刊物对摩洛哥事件和埃塞俄比亚抗意战争有过报道。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对非洲缺乏基本了解，对非洲的认识主要基于翻译。中国学者介绍与研究非洲民族主义始于1950年代后期。[3]重点是围绕非洲（或各国）民族独立运动这一主题，大部分是介绍现状的新闻报道和新闻分析，并先后出版了几本编著的关于北非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通俗读物。[4]为数不多的学术杂志对非洲一些地区和民族的反抗殖民主义统治或民族独立运动进行了介绍和分析。[5]其中两所大学（南开大学和华南师范学院）的世界史教研组集中研究北非和中部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先后在《历史教学》和《中学历史教学》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6]这一阶段的研究有以下特点。第一，与政治时势和热点问题紧密联系。第二，主要是对民族独立运动的介绍。第三，受政治局势的影响，缺乏较为客观的分析。这是中国学者对非洲民族主义研究的开始。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中国对非洲的学术研究曾一度中断，直到70年代末才开始恢复。从19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学术刊物上开始出现涉及非洲民族主义的论文。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非洲人民早期抗击殖民主义侵略的战斗和殖民统治时期的各种反抗运动，如苏丹马赫迪起义、埃塞俄比亚的抗意斗争、坦噶尼喀的“马及马及”起义和肯尼亚的“茅茅”运动。[7]第二，非洲人民在一战与二战以后进行的民族独立运动（包括泛非运动）。这些论文有的是关于整个非洲大陆的；[8]有的是关于个别国家的，如尼日利亚、加纳、阿尔及利亚、苏丹、南非、埃及等国的民族独立运动。[9]第三，对非洲各国民族英雄或民族主义领袖的介绍。很明显，中国学者对非洲民族主义的研究已有所拓展，但由于受政治气候的影响和资料的局限，大多数带有介绍性质和明显的宣传作用。值得指出的是，个别学者已开始涉及一些理论问题，最为突出的是对非洲民族资产阶级作用的分析对对非洲社会主义的介绍。[10] 非洲民族主义的研究范围在1980年代进一步拓展。第一，对非洲民族主义领袖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包括第一代非洲民族主义领袖和对非洲民族主义有重大影响的思想领袖。第二，有的研究开始涉及与民族主义相关的具体课题。[11]第三，一些专著和简史著作对民族解放运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概述，从国别史或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起源两个方面探讨了帝国主义与非洲民族主义的关系。[12]第四，对一些与非洲民族主义政党有关的资料进行了选译和介绍。[13]《非洲民族主义政党概况》（上、下卷，1980）虽是内部编译出版，但此书第一次对非洲民族主义政党的形成和基本状况作了较全面的介绍，其资料价值不言而喻。1986年由中央党校翻译出版的《非洲的政党》也为研究民族主义政党提供了较为翔实的资料。 1990年代出版的几部颇有份量的专著均涉及了非洲民族主义或与此有关的专题。由吴秉真、高晋元主编的《非洲民族独立简史》（1993）是我国学者研究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第一部专著，分8个部分对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并对1970年代葡属非洲和80年代南部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进行了探讨。《东方民族主义思潮》（彭树智，1992）对纳赛尔等人的思想进行了分析。宁骚的《民族与国家》（1995）将理论与个案相结合，对一般性的民族问题进行了探讨，着重研究了南非的种族关系和种族隔离制度。艾周昌、郑家馨主编的《非洲通史•近代卷》（1995）和陆庭恩、彭坤元主编的《非洲通史•现代卷》（1995）的有关章节分别阐述了非洲反殖斗争和一战以来不断高涨的民族独立运动。 在1990年代后期，对非洲民族主义及有关课题的研究日益深入。唐大盾选编的《泛非主义与非洲统一组织文选 1900-1990》（1995）是一部重要的文献汇编，集中了非洲民族主义的两个重要内容——泛非主义与非统组织的有关文献资料，内容包括泛非会议的决议、宣言、章程等重要文献，为研究相关课题提供了资料。杨灏城的《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埃及》（1997）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对非洲国家民族主义最突出的个案研究。该书不仅史料翔实，论据充分，体现了历史学家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方面的成功尝试，而且对民族主义领袖的作用、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此外，其他成果也相继出版，如李继东在《现代化的延误——对独立后“非洲病”的初步分析》（1997）中对非洲民族主义独立后遭受的挫折进行了研究；刘鸿武在《黑非洲文化研究》（1997）中分析了20世纪上半叶的非洲黑人文化复兴运动及当代非洲国家创建统一国民文化的实践；徐济明、谈世中的《当代非洲政治变革》（1998）从宏观角度对非洲国家独立来的政治变革进行了梳理，重点剖析了1980年代末以来的民主化浪潮。 张宏明的《多维度视野中的非洲政治政治发展》（1999）就非洲的“部族主义”以及各种政治思潮对非洲政治的影响进行了有益的探讨。陆庭恩、刘静的《非洲民族主义政党与政党制度》（1999）对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和组织的产生及其在一战、二战及独立后的几个阶段的活动分别进行了概述，并分析了民主化浪潮对非洲政党的影响。李安山的《殖民主义统治与农村社会反抗》（1999）以加纳东部省为个案，探讨了农村各社会阶层对殖民统治的反抗及其与民族主义的关联，并就殖民主义统治的影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外，一些关于非洲政治领袖的传记从不同方面记述了这些民族主义斗士的生平。[14]在1990年代还出现了一批较有份量的学术论文。[15]最新出版的由葛佶主编的《简明非洲百科全书》（撒哈拉以南）（2000）收入了“民族主义”和“部族主义”等内容，综合了国内对这方面研究的成果。值得一提的是，有的学位论文对非洲民族主义的研究颇有份量，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锁劳的博士论文“埃及民族主义研究”（2000）等。 （二） 早从1950年代后期始，国外学者即开始进行非洲民族主义的研究。托马斯•霍季金的精典著作《殖民地非洲的民族主义》从殖民地的社会发展变化入手，从城市化、新的社会成份以及新的社会组织等方面分析了非洲民族主义的根源。[16]他的另一篇关于非洲民族主义的重要论文提出了三个主要观点：殖民地人民构成了一个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民族；殖民地人民需要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民族解放运动；殖民地社会精英具有双重合法身份——前殖民社会的继承者和大众意志的代言人。[17]他于1961年又发表了《非洲的政党》，不仅对非洲大陆在非殖民化期间的政党情况进行了概览，还对一些现象（为什么一党制在非洲一些国家盛行？非洲政党是以何种方式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对非洲独立国家存在的两种政党即群众政党和精英政党的区别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分析框架。 这一时期对非洲民族主义及相关问题的国别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主要的有霍特的《苏丹的马赫迪国家》（1958）；科尔曼的《尼日利亚：民族主义的背景》（1958）；阿赫麦德的《埃及民族主义的思想根源》（1960）；苏联学者达什克维奇的《突尼斯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简史》（1960）；D. A.罗的《乌干达的政党，1949-1962》（1962）；基博姆的《加纳政治史：黄金海岸民族主义的崛起》（1963）；阿普特的《处于过渡中的加纳》（1963）；佐尔伯格的《象牙海岸的一党制政府》（1964）；勒文的《喀麦隆：从托管到独立》（1964）；奥斯汀的《加纳政治，1946-1960》（1964）；克劳福德•杨的《刚果的政治：非殖民化与独立》（1965）；基尔森的《对一个西非国家的政治变化：塞拉利昂的现代化进程研究》（1966）；巴雷特和恩贾玛的《来自内部的茅茅》（1966）；兰格的《南罗得西亚的起义，1896-7》（1967）；尼科尔编的《阿非利堪纳斯•霍顿：现代非洲民族主义的黎明》（1969）。这些著作对非洲民族主义的起源、背景、发展及各种因素进行了探讨和分析，并从个案研究中提出了一些概括性结论。 除霍季金的早期研究外，还有一些学者也尝试着对整个大陆或非洲的某一地区的民族主义或政治思潮进行概括。例如伊曼纽艾尔的《非洲：独立的政治》（1960）；罗伯特•罗特伯格的《中非民族主义的兴起》（1965）；罗伯特•朱赖的《现代非洲思想的起源》（1967）；马丁•克莱因的《塞内加尔的伊斯兰教与帝国主义》（1968）；亨利•威尔逊的《西非民族主义的根源》（1969）；科尔曼和罗特伯格主编的《热带非洲的政党与民族一体化》（1964）等。弗朗兹•法农的四部著作为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精神武器。[18] 科尔曼的长篇论文分析了非洲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他认为，在经济上，从自给自足的经济变为金钱经济（即以生产经济作物为主）、雇佣劳动力的发展和中产阶级的形成；社会因素有城市化、社会性移动和西方教育；在宗教和心理上，主要有基督教的福音传道和对受西方教育者的忽略；在政治上，对传统权威的否定、“民族”象征的逐渐形成等。[19]克劳福德•杨提出了民族主义发展的五阶段论：初始抵抗、千禧年抗议运动，城市骚乱与暴力，前政治现代协会和政党。[20]T.O.兰格对中、东非的研究揭示了初始抵抗与群众性民族主义的联系。[21]在第一届国际非洲历史学家大会上，来自莫斯科大学的A.B.戴维逊第一次提出了民众反抗历史的重要性。他认为，如果不重建民众反抗的历史，就不可能理解非洲人民的过去。非洲人民对殖民入侵的反抗构成了“非洲人民历史发展的最重要的促进因素之一”。[22] 津巴布韦学者西索尔的《非洲民族主义》（1959）是非洲学者中最早论及这一主题的著作。非洲学者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对殖民统治的反抗和现代知识分子的作用。非洲人民的反抗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对殖民侵略的反抗、殖民统治下的反抗（包括城市里的反抗）、具有要求自治这一明确目标的民族主义运动。戴克对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的研究揭示了非洲近代商人在与殖民者争夺经济利益时表现出强烈的主动性；希贝尔的博士论文对代表独立苏丹的马赫迪运动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拉西姆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和苏丹民族主义的兴起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艾利夫关于马及马及起义的长篇论文揭示了非洲的早期反抗与后来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有机联系；扎西尔•库莱西对埃及自由民族主义进行了探讨；阿贾伊和阿严德拉对基督教在尼日利亚的影响和知识分子作用的研究表明：19世纪的非洲知识分子已在可能的范围内用自己的武器对西方统治者提出了挑战。[23] 到1970年代，关于民族主义的个案研究虽然有所减少，但却不断深入。有的是对早期民族主义者或某一次运动的研究，如阿严德拉的《神圣的约翰逊》（1970）和西拉•马克斯的《犹豫不决的起义：1906-08年的纳塔尔骚乱》（1970）；有的是对某一国家或殖民地民族主义的探讨，如约翰逊的《塞内加尔黑人政治的崛起》（1971）；贝希尔的《苏丹的革命和民族主义》（1974）；艾扎克曼的《莫桑比克的抵抗传统》（1976）和约瑟夫的《喀麦隆的激进民族主义》（1977）；有的是对某地区武装反抗殖民侵略的个案分析，如克劳德主编的《西非的抵抗：对殖民占领的军事反应》（1971）。有的著作是对非洲民族主义反抗、政治和社会演变和民族一体化的综合研究，如罗特伯格和马兹鲁伊主编的《黑非洲的反抗与权力》（1971）；马科维兹的《非洲的权力与阶级》（1977）；马兹鲁伊的《非洲的政治价值观与知识精英》（1978）；科恩和米德尔顿的《从部落到民族》（1970）；斯莫克和班兹-恩吉尔的《非洲寻求民族一体化》（1979）。关于南非民族主义的研究较为突出，如沃尔什的《南非非洲民族主义的兴起：非洲人国民大会，1912-1952》（1971）和格哈特探讨黑人政治的《南非的黑人权力：一种意识形态的演进》（1978）。还有研究阿非利卡民族主义的著作，如斯塔尔茨的《南非的阿非利卡人政治，1934-1948》（1974）；莫迪的《阿非利卡王国的兴起：权力、种族隔离制与世俗宗教》（1975）；吉里奥米和托瓦特的《阿非利卡人的政治思想》（1978）等。 民族独立呼唤文化的复兴。在1970年代，非洲民族主义史学已经开始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影响。较为突出的是尼日利亚的伊巴丹学派和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学派。[24]尼日利亚历史学会成立于1955年；次年，《尼日利亚历史学会杂志》开始发行。从1965年开始，由戴克教授主持的“伊巴丹历史系列”丛书开始出版。在“导言”中，戴克教授批判了将文字档案等同于历史的欧洲史学传统，批判了将非洲史写成在非洲的欧洲人的历史的殖民史学传统，明确地提出要继承古代及19世纪以来的非洲史学传统，将口头传说和多学科方法引入非洲史学。虽然“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简称为“达尔学派”）的称呼出现较早，但这一学派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则是在1970年。当时，两位在乌干达任教的南非学者在《非洲事务》上发表文章，对达累斯萨拉姆学院历史系学者们的研究进行了评价和批判。他们在批评文章中认为，达尔学派共同关心五种课题：恢复被殖民主义者歪曲的前殖民地非洲的历史；殖民统治时期的初始抵抗；救世主运动和非洲独立教会史；新的受教育者的形成与发展；民族主义运动的根源。[25]可以看出，这两个学派的研究重点集中在非洲民族主义。 最为重要的是，非洲自己培养的学者已经出现，他们的博士论文系列成为这一时期的亮点。其中以美国西北大学与人文出版社联合发行的“伊巴丹历史系列”丛书影响最大。这一丛书以出版非洲学者博士论文为主，其中涉及民族主义的专著有十多种。有的论及基督教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影响，如阿贾伊和阿扬德拉的精典著作被收入这一系列。有的是对非洲近代王国的兴起及对西方殖民入侵的抵抗，如库柏的《祖鲁的后果》、拉斯特的《索科托哈里发王国》和奥罗伦蒂梅亨的《塞古的图库洛尔帝国》等。有的是关于殖民主义入侵后非洲社会的演变，如伊凯姆的《尼日尔三角洲的竞争》、阿德勒耶的《尼日利亚北部的权力和外交，1804-1906》、阿肯托耶的《约鲁巴兰的革命与权力政治，1840-1893》和阿坦达的《新奥约帝国》。由奥罗伦索拉主编的《非洲的文化次民族主义政治》（1972）是一部较有份量的著作，分别论及了尼日利亚、乌干达、塞拉利昂、刚果（金）、肯尼亚等国存在的民族问题。 1980年代，关于非洲民族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一体化过程中的族体问题和南部非洲的研究。经过60年代和70年代的发展，非洲一些国家的民族建构仍在进行。学者对一些国家内部存在的各地方民族的不同要求、国家的民族政策及民族的自治问题进行了探讨，如罗斯奇尔德和奥罗伦索拉合著的《国家与族体的要求：非洲的政策困境》（1983）；马兹鲁伊和泰迪的《非洲的民族主义与新生国家》（1984）；本杰明•纽尔伯格的《后殖民非洲的民族自治》（1986）；约翰•马卡基斯的《非洲之角的民族与阶级争斗》（1987）。马兹鲁伊和泰迪的《非洲的民族主义与新生国家》（1985）则是对二战以来的非殖民化、民族主义的发展和非洲国家独立以来的各种政治现象进行了系统梳理，是一部较全面的政治史。 对国别和个案的研究仍在继续，如布里奇曼的《赫雷罗人的起义》（1981）研究了1904-1907年德属西南非洲的赫雷罗人的反抗斗争；兰格的《津巴布韦的农民觉悟与游击战争》（1985）以比较的方法探讨了津巴布韦和肯尼亚的农民反抗；大卫•兰的《枪和雨：津巴布韦的游击队和神灵巫师》揭示了民族独立运动中传统宗教领袖的作用；贝纳特和邦迪在《南非农村的隐蔽斗争》（1987）研究了8例个案，批评了白人政权将黑人之间的冲突称为“部落冲突”的说法,并就农民反抗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斯坦的《马克斯•加维的世界：现代社会的种族和阶级》（1986）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了加维这位特殊人物对非洲特别是对泛非运动的影响。韦尔主编的《部落主义的创造》（1989）对非洲国家“部落主义”产生的历史和现实根源进行了探讨。戴蒙德的论文对有关非洲族体性和族体冲突的研究进行了述评。[26] 国际非洲历史学界对民族主义的研究集中在殖民主义时期。由阿兰•艾扎克曼和琼•海主编的“非洲社会历史丛书”出版了一批专著，其中不少著作与民族主义课题有关。例如J.M.彭温的《非洲工人与殖民种族主义——洛伦索-马贵斯莫桑比克人的战略与斗争，1877-1962》（1995）；乔纳森•格拉斯曼的《盛宴与骚动：斯瓦西里海岸的狂欢、反抗与民众意识，1856-1888》（1995）。马多克斯和韦利弗将半个世纪以来发表的有份量的非洲民族主义的论文分为四卷（殖民征服、殖民统治、民族独立运动和1960年代以后）出版，为研究非洲民族主义专题的学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27]扎奇鲁克的新著以尼日利亚为例，揭示了作为现代民族主义先驱的非洲知识分子的矛盾心理及其在引进西方政治思想中所起的关键作用。[28] 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民主化浪潮席卷整个非洲。对非洲民族主义的研究兴趣有增无减。1990年代社会科学界的有关研究成果多与民主化中的民族冲突这一问题相联。有的学者探讨在民主化浪潮中日益突出的民族主义与族体认同问题。[29]在诸多关于非洲民主化的研究中，涉及民族问题的代表作是由哈维•格利克曼主编的《非洲的族际冲突与民主化》。这是一部相当有份量的论文集，收集了关于南非、津巴布韦、肯尼亚、索马里、贝宁、加蓬、刚果、喀麦隆、坦桑尼亚、尼日利亚、扎伊尔等国的个案研究，探讨了族际冲突的形成、类型、特点及与民主化的关系等问题，学者们还就解决族际冲突提出了看法。不容置疑，非洲民主化一方面刺激了各国的族际冲突，同时也为解决民族冲突提供了新的机会。[30] （三） 意大利民族主义先驱马志尼曾提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理想。如果“民族”指的是政治民族，这种国家可以说是现代国家的典型；但如果他指的是文化民族，那么一个国家的居民均属同一文化民族的情况实在太少。根据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统计，全世界170多个国家中仅有12个单一民族国家。[31]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胜利时期，荷兰有2-3个族体，英国和爱尔兰有8个，法国也有8个，丹麦王国有6个，撒丁王国和西西里王国各有2-3个，西班牙有5个。[32]时至今日，即使在一些发达国家，个别地方民族仍在为民族自治而努力。 非洲学者奥罗伦索拉指出，“‘一个国家-多种民族主义’这一短语可能是用来描述很多发展中国家政治制度的恰当名称，但用它来形容新生的非洲国家特别适用。”[33]英国研究民族主义的著名学者安东尼•史密斯和俄国非洲学专家伊斯玛基洛娃均同意非洲存在着“一个国家，多种民族主义”的观点，认为除了尼日利亚的民族主义，还有伊格博人和约鲁巴人的民族主；除了肯尼亚的民族主义，还有基库尤人和卢奥人的民族主义。[34]对于后一种民族主义，有的学者用“部落主义”（tribalism）来描述，而我国有的学者喜欢用“部族主义”来形容。我曾将将这种“民族主义”定义为“地方民族主义”。[35] 民族争斗在发达国家同样存在，如北美印第安人从未承认过外族对他们的统治；[36]美国的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一直在为自己的民族权利而斗争；英国的爱尔兰人从未停止过争取民族自决权的斗争，加拿大魁北克的法语民族一直在通过合法手段争取自治权利；[37]西班牙的巴斯克分离组织“埃塔”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甚至恐怖活动来达到分离的目的。巴尔干因其尖锐复杂的民族问题多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以亚洲为例，几乎每个国家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民族问题。在有的国家，长期的武装斗争成为地方民族争取分离的手段。在更多的国家，民族矛盾和冲突是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成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的障碍。 我们有必要提出两个问题：为什么在非洲会出现“一个国家-多种民族主义”的情况？为什么非洲一些国家的民族冲突会引起世界的如此关注呢？首先，让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在殖民统治建立以前，非洲的社会组织结构有多种形式，诸如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和扩大的家庭(extended family)、家族(lineage)和酋邦(chiefdom)，氏族(clan)和部落(tribe)。这些社会组织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以血缘和亲缘为联系纽带。这种自古延缓至今的共同体和社会组织既无固定界限又相互交织。在奴隶贸易时期，这种亲缘关系及其思想意识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更加强烈。一方面，由于王国或酋邦等政治结构被破坏和谋求生存的需要，在奴隶流动（非洲内陆的奴隶贩卖和释奴的择地安置）过程中，亲缘关系和亲属意识成为非洲人唯一可以依赖的社会因素。另一方面，奴隶贸易引发了政治动乱、资源紧张和社会分化，而殖民政府对非洲民族的误解加深了各民族之间的不和。以位于赞比西河上游地区的卢瓦勒人（Luvale people）、隆达人（Lunda people）和洛齐人（Lozi people）为例。奴隶贸易时期，卢瓦勒人曾掠隆达人为奴，而隆达人曾与洛齐人结成联盟以获取帮助。后来的英国殖民政府误将卢瓦勒人和隆达人均看作是洛齐人的臣民，从而引起两个民族的反抗。[38] 欧洲的现代国家是在大大削弱了血缘亲属关系的封建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克•布洛赫在他关于欧洲封建社会的著名论著中指出：正是因为亲属关系不再适应新的情况，封建社会的各种关系才得以发展起来；“对于受到因暴力氛围而滋生的许多危险威胁的个人而言，亲属集团似乎并不能提供适当的保护。”“亲缘关系是封建社会的基本成分之一；其相对薄弱从根本上解释了为何存在封建主义。”[39]然而，绝大部分非洲国家却没有经历这一阶段。相反，在殖民主义时期，外来统治的异己性迫使非洲人寻求其他的保护机制。在这种情况下，亲属关系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得以加强。 殖民统治一方面加速了将非洲作为边缘地区拉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同时又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在一些地区甚至强化了）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并将其融入殖民体系之中。欧洲宗主国的统治从未为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整合进行过任何努力，相反，他们力图培养所谓的“部落”意识，以阻止这种现代意义上的民融合。殖民地的税收迫使非洲农民走上出卖劳动力的道路，而缺乏民族一体化的具体措施和陌生的城市生活使他们不得不以亲缘关系为联系纽带。在殖民统治时期，生活在城市或矿区的非洲人表现出强烈的“部落”意识，这种奇特现象曾引起社会学家的高度重视。所谓“部落性”（tribalism）正是亲属意识或血缘关系的本质体现，也是独立后的地方民族主义的原生形态。[40] 其次，既然世界相当多的国家均存在着民族问题，为什么非洲一些国家发生的民族矛盾会引起全世界如此广泛的注意呢？这有以下原因。 第一，世界舆论习惯于将非洲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因此，这个大陆上50多个国家中任何一国发生的事都可以冠之以“非洲”。这是一种不合理的观察方法，却是现实存在。如果从各国发生的民族冲突占大陆的比例看，非洲大陆民族冲突的比例决不会比亚洲的高，更不会比北美洲高。客观地说，在非洲国家中，因民族矛盾引发政权危机的并不多。北非很少发生这种情况，南部非洲只有已成为历史的白人种族主义统治，东非的少数国家曾经有过民族争斗，但不能排除大国干涉的背景；西非只有少数国家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民族冲突，这些冲突又往往与宗教矛盾交织在一起。民族矛盾引发大规模冲突主要发生在大湖地区。 第二，个别非洲国家的民族矛盾曾经引发较大的冲突或恶性事件。有的国家出现了某一民族的独立要求（如尼日利亚伊格博族曾成立的比夫拉共和国），而另一些国家出现了罕见的民族仇杀（如卢旺达和布隆迪的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冲突）。这种情况给独立后的非洲国家抹上了一层难以清除的耻辱。更有甚者，这种冲突持续的时间长，由此引发的政治事件或引起世界的重视（如军事政变或政权倒台），或对周围邻邦产生连锁反应（如大湖地区的难民潮）。这种消极的政治现象成为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 第三，在很多情况下，一些非洲国家的民族冲突背后有大国干涉的因素。这种大国干涉的原因有历史遗留的殖民宗主国关系，有对势力范围或稀有资源的争夺，有军火贩卖的交易，还有意识形态的争论。有的大国为了政治的需要，制造种种借口为自己的干涉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有的在进行了某种肮脏的政治交易后为了模糊视听，将带有明显政治动机的冲突称之为“部落冲突”。如持续二十余年的乍得冲突即是这种情况。 殖民统治的重要后果之一是产生了非洲的民族主义。特殊的环境产生特殊的意识形态。由于非洲现代国家的独立早于民族的融合，非洲民族主义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种族性。正如尼日利亚著名历史学家阿贾伊指出的，19世纪的尼日利亚民族主义的一个特征是：它不是尼日利亚的；其原因在于当时的尼日利亚并未作为一个政治单位而存在，“尼日利亚民族主义的推动力量并非对尼日利亚的忠诚，而是作为非洲人的种族意识。”[41]换言之，“非洲民族主义的动力并不是那种对一个力求保护和维护自身权利的独特的政治-文化统一体的归属感，而是一些具有种族意识的现代派的运动，这些人力图在欧洲主子强加的人为边界之内，由不同的民族建立起政治和文化的新民族……”。[42]这种民族建构将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 国家的一个基本任务是保护每个公民的生存条件。一旦这种保护不存在，人们失去了安全感，其直接后果是公民对国家失去信任。为了保护自己，他们有的依靠宗教或巫术（不稳定的非洲国家往往存在着复杂的宗教或巫术活动），有的借助民间社会组织（如非政府组织），有的依靠现代组织（如专业团体），更多的则借助在规模上仅次于国家、在文化传统上更易于置身其间的地方民族势力。地方民族主义应运而生。由于一些国家政权被滥用，或未得到合理的利用，地方民族主义意识得以加强。虽然殖民统治时期确定的人为边界是独立后各种民族矛盾和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他的内部因素（如经济不发达、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外部因素（外国势力的干涉）对地方民族主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容否认的是，国家领导人的政策失误和国家政权不稳定为地方民族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和条件。 最后, 我要再次强调一下国非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43]第一，切忌对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抱教条主义态度。第二，在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消除“欧洲中心论”的影响。[44]第三，在研究非洲民族问题时应该注意用历史方法来进行分析。第四，要充分认识我国非洲学研究与国外学术界的差距。我国的非洲学研究与国际学术界存在着较大差距，这是不争的事实。[45]以民族学为例。这是一个实证性要求极强的学科。英、法、德、美和前苏联均有人类学家或民族学家到非洲进行过长期的实地考察，由此产生了各种学派和观点。然而，我国从未有专门的民族学家就非洲各民族的形成过程进行过实地考察或个案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可能“创造”出中国学者关于非洲民族形成的理论呢？ （此文原载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编：《非洲：变革与发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 &nbsp; &nbsp; &nbsp; [1]民族主义是“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是他们观察、处理民族问题的指导原则、纲领和政策。”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330页。近年来，一些学者对民族主义进行了客观认真的研究，发表了相当多的成果，较有份量的如唐文权：《觉醒与迷雾：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罗福惠主编：《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论稿》，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王立新：《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2]关于清朝出版的有关非洲的主要著作和译作，可参见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第76页，表1.2。 [3]下面较为详细的介绍出于两个目的。其一，我们应该认识到，今天的研究成果都是建立在早期研究的基础之上；其二，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的非洲学研究的发展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4]吴秉真：《从黑夜走向黎明的非洲》，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吴休编著：《埃及人民争取独立和平的斗争》，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1956年；罗科编著：《高举反殖民主义旗帜的埃及》，湖南人民出版社，1956年；范俑编著：《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言金：《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陈力编著：《喀麦隆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河北人民出版社，1959年；山西日报资料组编：《走向独立自由的非洲》，山西人民出版社，1961年。 [5]如纳忠：“埃及人民反抗拿破仑侵略的斗争与民族的觉醒”，《人文科学杂志》，1957年第1期；郑道传：“纳赛尔的反殖民主义思想”，《学术论坛》，1957年第1期；马彤：“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斗争”，《历史教学》，1959年第1期；王俊怡：“南非人民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国际问题研究》，1959年第4期；王珍：“帝国主义对刚果的侵略与刚果人民的斗争”，郭起寿：“刚果人民反殖民斗争的新发展”，《国际问题研究》，1959年第8期；非知：“阿散蒂人民的抗英斗争”，《历史教学》，1965年第8期；顾家稼：“现阶段黑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四川大学学报》，1959年第2期；雅菲：“发展中的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国际问题研究》，1960年第1期；瞿季木：“近代非洲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江海学刊》，1963年第1期；顾章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与非洲的觉醒”，《历史研究》，1963年第5期。 [6]南开大学历史系：“突尼斯的民族解放斗争”；“摩洛哥的民族解放斗争”，《历史教学》，1958年第12期；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组：“利比亚的民族解放斗争”，《历史教学》，1959年第3期；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组：“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斗争”，《历史教学》，1960年第8期；华南师院世界史教研组：“刚果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学历史教学》，1959年第2期；华南师院世界史教研组：“喀麦隆人民争取独立和统一的斗争”，《中学历史教学》，1959年第3期。 [7]如彭坤元等：“苏丹人民反殖斗争史上的光辉一页——1881年-1885年的马赫迪武装起义”，《历史研究》，1978年第3期；蒋学成：“近代南非马达别列人和马绍纳人的抗英斗争”，《江苏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4期；毛天佑：“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南非人民抗击殖民侵略的武装斗争”，《亚非问题研究》，1979年第1期；陈公元：“苏丹历史上的马赫迪起义”，《教学通讯》，1980年第12期；罗洪彰：“埃塞俄比亚抗意战争是何时结束的？”《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4期；陆庭恩：“肯尼亚‘茅茅’起义的原因”，《史学月刊》，1981年第2期；丁邦英：“马及马及起义”，《西亚非洲》，1981年第3期。 [8]李庆余：“第一次世界大战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南京大学史学论丛》，1979年第2辑；胡有萼：“二次大战后蓬勃发展的非洲民族独立运动”，《西亚非洲》，1980年第3期；唐同明：“空前高涨的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王存华：“两次世界大战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及其特点”，《史学月刊》，1981年第2期；蜀岗：“关于非洲民族民主革命进程的探讨”，《西亚非洲》，1981年第3-4期；唐大盾：“泛非运动的兴起、发展及其历史作用”，《西亚非洲》，1981年第6期。 [9]唐同明、向群：“论埃及1952年七月革命”，《贵阳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3期；赵建萍：“纳米比亚的民族独立问题，”《西亚非洲》，1980年第4期；王少奎：“华夫脱和埃及民族独立运动（1918-1922年）”，《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唐同明：“论苏丹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贵阳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10]秦晓鹰：“民族资产阶级能不能领导当代民族解放运动？浅析肯尼亚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特点及历史作用”，《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2期；王春良：“扎伊尔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兼谈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山东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林修坡：“恩克鲁玛的‘社会主义’”，《世界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4期。 [11]秦晓鹰：“尼日利亚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和特点”，《世界历史》，1981年第2期；王忠林：“本世纪初黑非洲的反殖宗教运动”，《西亚非洲》，1984年第3期；李安山：“论西非民族知识分子的形成及其发展”，《西亚非洲》，1985年第6期；李安山：“论西非民族知识分子的特点及其在民族独立运动中的作用”，《世界历史》，1986年第3期。关于非洲“部族”问题的有关争论及论文，参见本书第六章。 [12]杨灏城：《埃及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陆庭恩：《非洲与帝国主义，1914-1939》，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13]这些选译资料主要发表在《共运资料选译》上。 [14]以曼德拉为例，各种传记超过十种。较具影响的有杨立华：《南非黑人领袖纳尔逊•曼德拉》，社科文献出版社，1988年；温宪：《黑人骄子——曼德拉》，当代世界出版社，1995年；李安山：《南非斗士曼德拉》，学苑出版社，1996年。 [15]葛公尚：“非洲民族主义与部族主义探析”，《西亚非洲》，1994年第5期；李安山：“西非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及其表现形式——西非民族主义论纲之一”，《西亚非洲》，1995年第3期；张宏明：“论黑非洲国家部族问题和部族主义的历史渊源”，《西亚非洲》，1995年第5期；李安山：“论新马赫迪主义与苏丹民族主义的关联”，《亚非研究》，第5辑（1995年）；刘鸿武：“论当代黑非洲的部族文化整合与国民文化重构”，《西亚非洲》，1997年第3期；唐大盾：“非洲民族主义的历史由来和发展”，《西亚非洲》，1998年第5期；杨灏城：“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关系”，《西亚非洲》，1998年第5期。 [16]他在大学学的是古典学和哲学，由于他负责牛津大学校外课程，与非洲交往甚多，从而对非洲产生了兴趣。 [17]Thomas Hodgkin, “A note on the language of African nationalism,” William John Hanna, ed.,Independent Black Africa, Chicago, 1964, pp.235-252.原文发表于1961年。 [18]Frantz Fanon,Les Damnes de la Terre, Paris, 1961;Pour la Revolution Africaine, Paris, 1964;A Dying Colonialism, New York, 1965;Black Skins, White Masks, New York, 1967. [19]J. S. Coleman, “Nationalism in Tropical Africa,”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8(1954), pp.404-26. [20]C. M. Young,Politics in Congo: Decolonization and Independence, Princeton, 1965, pp.281-9.研究民族主义的安东尼•史密斯后来又作了修正。Anthony D. Smith,State and Nation in the Third World,Sussex, 1983, pp.37-58. [21]T.O.Ranger, “Connections between ‘primary resistance’ movements and modern mass nationalism in East and Central Africa,”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9:3(1968), pp.437-453; 9:4(1968), pp.631-641. [22]A.B.Davidson, "African resistance and rebellion against the imposition of colonial rule," in T.O.Ranger, ed.,Emerging Themes of African History, Nairobi, 1968, pp.177-188. [23]K.O. Dike,Trade and Politics in the Niger Delta, New York, 1956; Mekki Shibeika,The Independent Sudan: The History of a Nation, New York, 1959（已有中译本）; Al-Rahim,Imperi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ud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John Illife,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Maji Maji Rebellion,”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8(1967), pp.495-512; Zaheer Quraishi,Liberal Nationalism in Egypt, Allahabad, 1967; J.F.A.Ajayi,Christian Missions in Nigeria, 1841-1891, London,1965；E.A. Ayandele,The Missionary Impact on Modern Nigeria,1842-1914, London, 1966.关于埃及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研究目录，参见王锁劳：“埃及民族主义研究”（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0年）。 [24]关于这两个学派的情况，可参见李安山：“论伊巴丹历史学派：其形成、发展及批判”，《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3期；李安山：“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形成与发展”，《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4期。 [25]D. Denoon & A. Kuper, "Nationalist historians in search of a nation: the 'New Historiography' in Dar es Salaam,"African Affairs, 69(1970), pp.329-349. [26]Larry Diamond, "Review article: ethnicity and ethnic Conflict,"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25:1(1987), pp.117-128. [27]G. Maddox and T. K. Welliver, ed.,Coloni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Africa(4 volumes), New York, 1993. [28]Philip S. Zachernuk,Colonial Subjects: An African Intelligentsia and Atlantic Ideas,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2000. [29]William Miles & David Rocheford, "Nationalism versus ethnic identity in Sub-Saharan Africa,"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5:2(1991), pp.393-403. [30]国外学者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这里只能将作者认为较重要的专著作大致介绍。 [31]E.J.Hobsbawm,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in Europe Today,"Anthropology Today, 8:1(1992), p.4. [32]转引自[苏]柯毕夏诺夫：“非洲的民族、宗教和语言”，《民族译丛》，1985年第1期，第33页。 [33]Victor A. Olorunsola, ed.,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Sub-nationalism in Africa, New York, 1972, xiv. [34]Anthony D. Smith,Theories of Nationalism, p.176；[俄]伊斯玛基洛娃：“现代黑非洲的民族偏执与民族一体化问题”，《民族译丛》，1994年，第2期，第25页。 [35]“地方民族主义是指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占据（或曾经占据过）某一特定地理疆域的族体为维护和促进本族体的自身利益和提高本族体在权力中心的地位而表达出来的一种心理情感、思想意识和实践活动。”李安山：“试析非洲地方民族主义的演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5期。还可参见李安山：“浅析非洲地方民族主义的缘起”，《北大史学》，第8辑，2001年。 [36]本人在加拿大留学时，曾多次参加每年7月1日在多伦多皇后公园举行的加拿大国庆活动。每次都有印第安人参加这种庆典活动，他们在表演节目之前总要发表声明：北美印第安人是一个独立的民族。 [37]关于对英国爱尔兰人和加拿大魁北克人民族主义的研究，可参见Katherine O'Sullivan See,First World Nationalisms: Class and Ethnic Politics in Northern Ireland and Quebec, Chicago, 1986. [38]Robert Papstein, "From ethnic identity to tribalism: The Upper Zambezi Region of Zambia, 1830-1981," in Leroy Vail, ed.,The Creation of Tribalism in Southern Africa, London, 1989, pp.372-394. [39]Marc Bloch,Feudal Society, Chicago, [1940].1961, pp.142,443. [40]关于“部落主义”与亲属血缘意识的关系，可参见Peter Ekeh, "Colonialism and the two publics in Africa: A theoretical statement,"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7:1(1975), pp.91-112; Peter Ekeh, "Social anthropology and two contrasting uses of tribalism in Africa,"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32:4(1990), pp.660-700. [41]J.F.Ade Ajayi, "Nineteenth century origins of Nigerian nationalism,"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Nigeria, 2:2(1961), pp.196-209. [42]转引自A.阿杜•博亨主编：《非洲通史：殖民统治下的非洲1880-1935年》（第七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第458页。 [43]本人曾详细论述过这一问题。李安山：“论中国非洲学中的‘部族’问题”，《西亚非洲》，1998年第4期。 [44]李安山：“论黑非洲历史的非殖民化”，《亚非研究》，第4辑（1994）,第66-86页。 [45]可参见张毓熙：“中国非洲学著作近百年出版情况概析”，《西亚非洲资料》，1994年第2期。 &nbsp;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史研究异军突起相当繁盛。1986 年至2006 年的中国城市史研究，在城市起源、特征与分类研究，秦汉至宋元城市研究，明清城市及江南市镇研究，单体城市、类型城市与区域城市研究，“冲击—反应模式”与口岸城市研究，城市比较、通论性研究、中外学术互动等六个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请注意页码阅读方式）

藏传佛教是大乘佛教两大宗派之一，也是当今佛教的两个最重要的、并且还在继续发展中的伟大传统。藏传佛教继承和发展了印度佛教的所有传统，其中的密教传统虽然来源于印度，但其发展远远超出了印度原有的传统，是藏族人民为丰富世界人文精神做出的最大贡献。藏族历史上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佛教学者，他们对佛教义理的阐释，特别是对印度的中观、唯识、如来藏等哲学思想的阐发有独特的创见，他们对以公元七世纪印度佛学大师法称为代表的佛教因明学的继承和发扬，以及藏传佛教觉囊派主张的"他空见"思想等，都极大地丰富了印度佛教哲学思想。总而言之，藏传佛教是藏族文明的精华，藏传佛教研究是藏学研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藏传佛教自西夏就已经开始在中原传播，历经元、明、清几代，绵延不绝。但自元朝开始，受元代汉文文献中有关"秘密大喜乐法"等记载的影响，汉族士大夫对藏传佛教抱有根深蒂固的偏见，虽然从朝廷到民间修持藏传秘法者代不乏人，但用心研究藏传佛教者却从来名不见经传。直到民国时代，随着佛教现代化运动的兴起，汉传佛教才开始与藏传佛教互动，一些汉僧入藏修学藏传佛教，并译传藏传佛教经论。其中最著名、贡献最大的就是法尊法师。通过他的大量译著，藏传佛教，特别是以宗喀巴大师为主的格鲁派上师们的著作和教法得以在汉传佛教徒中广泛流传。与法尊法师同时代的还有著名佛学家吕澂先生，他研究藏传佛教之源流，以及印藏和汉藏佛教之交流和发展史，是中国佛教研究史上的一位杰出人物。值得一提的是，流亡中国的爱沙尼亚男爵钢和泰先生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在北京成立过一个"汉印研究所"，期望通过利用当时北京汉、藏和蒙古佛教的活着的传统，来重构印度大乘佛教的原貌。当时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优秀的中国学者，如陈寅恪、于道泉、林藜光等，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藏传佛教进行了相当有水准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此外，当时还有人类学家李安宅先生曾于三十年代在甘南拉卜楞寺作人类学调查，用汉、英两种文字发表了系列调查报告，后来汇成了《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拉卜楞--李安宅的调查报告》等著作。新中国成立以来六十年间，对藏传佛教的研究越来越得到重视，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就。代表性的成果有王森先生的《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牙含章先生的《达赖喇嘛传》、《班禅喇嘛传》和东噶·洛桑赤列的《东噶藏学大辞典》、《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等。这几本著作为读者较全面、系统地了解藏传佛教的历史和教法提供了最为基本的教材，也为后来的学者对藏传佛教各教派开展较为深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宿白先生根据五十年代初在西藏地区的文物调查报告写成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水准的经典之作，对于我们了解文化大革命以前藏传佛教寺院的面貌提供了无可取代的资料和精湛的研究。黄明信先生对西藏历法和汉藏佛经目录的研究，也是我国藏传佛教研究著作中的优秀作品。他对元代留下来的《至元法宝勘同总目》和《汉地佛教史》的比较研究，为我们今后从事汉、藏文佛经对勘工作做好了前期准备。王尧先生对吐蕃时代佛教史的研究和他对敦煌古藏文佛教文献的译介，为我们了解藏传佛教前弘期的历史提供了最珍贵的文献和海外的研究信息。刘立千、王沂暖、郭和卿、陈庆英、黄灏等先生翻译的一大批藏文佛教史著，如《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红史》、《青史》、《布敦佛教史》、《汉藏史集》、《萨迦世系史》、《贤者喜筵》、《新红史》、《土观宗派源流》和历辈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传记等等，为汉族学者从事藏传佛教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的素材。藏传佛教的研究在近一二十年来的发展和进步最引人注目，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藏传佛教文献的整理和出版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中首推《藏文大藏经》对勘、整理和出版工作的圆满完成；其次包括西藏古籍出版社、民族出版社和其他五省市的民族出版社都为寻求和出版藏文古籍佛教文献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不少失落了的藏文佛教文献得到了抢救，大量分属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宗教文献，如喇嘛的《全集》、寺院的《寺志》、以及释论、仪轨和要门汇集等，纷纷被重新刊印，为我们深入研究藏传佛教的历史和教法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此外，法藏敦煌藏文文书近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使研究藏传佛教前弘期的历史和早期汉藏佛教交流史所必需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得以重见天日。还有，对西藏发现的梵文贝叶经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积极推动下近年来有了长足的进步，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东方学院部分梵文学家为主体的研究队伍正在不断的发展壮大之中，他们对这批珍贵的梵文经典的释读和研究不但对藏传佛教研究的进步有不可估量的意义，而且也将对世界佛学研究的进步带来迅猛的冲击和推动。二，随着大量藏文佛教文献的整理、出版，我们可以相对容易地利用这些文献，从而进行较深入的专题研究。例如，西北民族大学的才让先生利用参与整理、出版法藏敦煌藏文文献的便利，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吐蕃王朝时期汉、藏译佛经的交互影响和早期汉藏佛教互相交流的历史；中国人民大学的沈卫荣教授利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发现的大量汉译藏传密教文献，以及在其他地区陆续发现的西夏、元朝翻译的以萨思迦派所传道果法为主的藏传密教文献，开展了对藏传佛教在中国西北地区和中原传播历史的研究。三，对藏传佛教艺术史的研究异军突起，取得了较显著的成绩。例如首都师范大学的谢继胜教授对黑水城所见藏传佛教艺术品的研究，对甘、青、内蒙藏传佛教寺院壁画的研究，引起了国际学术同行的关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熊文彬研究员对元、明两代藏传佛教艺术，包括文献、图像和艺术风格的研究都取得了卓越的成绩；故宫博物院的罗文华先生近水楼台先得月，利用故宫丰富的文献和艺术品收藏，对清代宫廷藏传佛教艺术作了一系列极为出色的研究。四，以中国藏学中心研究人员为骨干的专业研究队伍，对藏传佛教寺院和藏传佛教社会做了一系列人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调查工作，他们的系列著作使我们对藏传佛教寺院组织结构、寺院经济、藏传佛教徒的社会生活、活佛转世制度、藏传佛教对藏民生活的影响等有了较系统的了解和理解。不容否认的是，建国六十年来我们对藏传佛教研究的投入远远不及我们对藏族历史研究的投入，与此相应，我们在藏传佛教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不如在藏族历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那么突出。藏传佛教研究在许多方面还是空白，或者还刚刚起步。例如，我们对藏传佛教教义的研究就相当薄弱，近年才有中央民族大学的班班多吉教授等人专门研究藏传佛教哲学的著作问世；而对中观、唯识、因明、如来藏、他空见等最富特色的藏传佛教哲学，我们至今没有见到有高水准的专著出现。对于藏传密教的研究更是大大落后于西方和日本学者，对于无上瑜伽密的研究近乎空白。我们在研究藏传佛教各教派历史的同时，往往忽略对这些教派所修持的各种教法、仪轨的研究。此外，从事藏传佛教研究的学者大多数缺乏西方学术传统中的语文学的基础训练，也没有相应的阅读梵文的能力，所以很难以符合国际学术规范的做法来处理大量珍贵的藏文佛教文献。与中国藏学研究的现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国际藏学研究最大的一个分支就是藏传佛教研究。如果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国际藏学研究依然偏重对藏族历史、语言和古藏文文献研究的话，那么自九十年代以来的藏学研究，对藏传佛教的研究占绝对的主导地位，这种情形在美国和日本尤其明显。晚近出版的藏学研究的著作绝大多数是藏传佛教研究的著作。中国最缺乏的对藏传佛教哲学思想、密教修习仪轨的研究，恰巧是海外藏学研究中最有成绩的部分，对这些成果的吸收和利用，应当是我们加强对藏传佛教研究之力度的一个起点。&nbsp;

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书评，北京大学1999年版。2008年出版英译本。

本报告拟从"综合国力"的角度，用一些已经发表的数据，去看待美国力量变化问题，而不直接讨论美国是否已经"衰落"，更不把"美国是否衰落"作为一个主观偏好的选项。

一年多以前。我从媒体上看到一条消息，陈映真因中风而在北京陷入重度昏迷，正在北京朝阳医院重症病房治疗，据说很难再苏醒过来了。像几年前听说德里达和苏珊·朗格塔等相继辞世的消息那样，我心里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毫无疑问，这一代人的渐行渐远和最后离去，意味着某种弥足珍贵的知识分子传统成为了历史。但历史不会就此终结，任何值得尊崇的思想遗产都会像幽灵那样，在未来的某时某刻，以一种令人惊奇的方式重新回到我们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