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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们对巴西进行了考察，着重了解了巴西城市贫民窟形成的原因及其产生的社会问题。通过对巴西的考察，我们认为，必须准确理解我国城市化的内涵，合理把握好城市化进度，特别是在城市化过程中要妥善处理好农民的土地问题。一、巴西城市贫民窟现状经过几十年努力，巴西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就已由农业国转变为现代工业化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1960年为1049美元与我国目前的水平基本相当，1980年达到2486美元，2000年为3587美元。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构成是9%：33%：58%。巴西城市化率由1960年的56%，提高到1980年的67．6%，2000年为的81．2%。巴西城市化的特点是大城市化，农村人口集中进入大都市。第一大城市圣保罗地区1950年人口为250万人1980年达到1350万人； 同期，第二大城市里约热内卢地区人口由290万人增加到1070万人。现在全国51%的人口居住在1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中，其中9个大都市占全国人口的29%。巴西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贫富差别过大，贫困人口多数集中于城市。巴西的基尼系数由1960年的0．5上升到1995年的0．6，现在全国贫困人口仍占34%，14%的人口未解决温饱。2000年巴西有46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即月收入低于80雷亚尔（35美元）。据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介绍，目前贫困人口农村有1500万人 中小城市有2200多万人，大城市有900多万人。巴西城市贫民大部分住在贫民窟。贫民窟在巴西被称为“法维拉”（favela），指临时搭建的简陋住房的集中地。根据巴西地理统计局的界定，贫民窟是指50户以上的人家汇住一起，房屋建筑无序，占用他人或公共土地、缺乏主要卫生等服务设施的生活区。1987年全国约有2500万人居住在贫民窟。近几年有加剧发展的趋势，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巴西有贫民窟3905个，比1991年增加717个。贫民窟遍及巴西所有的大城市，现在已发展到中等城市。圣保罗州是贫民窟最多的州，有1548个。我们考察的里约热内卢市是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和世界十大著名旅游城市之一，城区人口550万人，其中就有150多万人住在贫民窟里。城中不少山头被贫民窟所占据。4万人以上的贫民窟20多个，一个大的贫民窟占地139万平方米，有贫民15万多人，是拉美最大的贫民窟。贫民窟带来的社会问题主要是一方面贫民窟居民大部分人处于贫困线以下，居住、出行、卫生、教育条件极差，不仅影响当代人，也影响下一代人的发展。另一方面，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造成国民感情隔阂， 加之贫民窟游离于社区和正常社会管理之外，影响社会安定。 一些贫民窟为黑社会所控制，成为城市犯罪的窝点。毒品贩子往往把贫民窟作为“根据地”，以小恩小惠收买当地居民，为其贩毒活动“站岗放哨”，以至政府派军警去贫民窟扫毒，都不能取得理想的成果。里约热内卢市贫民窟里有6000多只枪，成为一个不安定因素。再者，贫民窟乱占公共土地和山头，也给城市生态环境造成不良影响。二、巴西城市贫民窟产生的主要原因1、土地占有严重不平等， 造成大量无地农民。巴西绝大部分土地一直为少数大地主所控制。据巴西地理统计局的统计，1996年占农户1%的农村土地所有者，占有土地面积的45%。全国大部分良田掌握在大庄园主手里，其规模最大的可以达到几万、十几万公顷。国家重视出口农业，忽视面向国内市场的小农，对农业的优惠政策补贴大都落在大中型农业企业手中。农村中小农户和无地农民处境艰难，形成大量无地农民向城市的流动。由于他们在农村丧失了土地，这种流动是单向的，不可能再回流农村。这种流动虽然推动了工业的发展，但因超过城市工业发展提供的就业机会，一些人就由农村的无地农民转而成为城市的公开失业或隐蔽失业的贫困群体。现在巴西农村仍有1000多万无地农民，他们持续不断地向城市流动。2、城市化过程中就业机会严重不足，非正规部门充当了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这与上世纪60－－70年代巴西工业化的战略选择有很大关系。这一阶段，巴西把工业重点转向资本、技术密集的部门，服装、制鞋等传统产业又在国际上失去竞争力，难以拓展就业，劳动力大量进入第三产业中的传统服务业和非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一般指家庭服务、在5人以下微型企业工作及从事个体经营等，没有签定劳动合同，没有社会保障，得不到法律保护的就业。1985－1997年非正规就业增加了97%，正规就业仅增加6%。非正规部门就业已经占总就业人员的近50%，虽然是一个重要的“排气阀门”，起着缓解社会冲突的作用，然而工资一般只相当于正规部门人员工资的一半，多数属于低收入群体。另外有大量劳力失业。城市公开失业率由1990年的4．5%上升到近年的8－11%，有的统计称为17%。失业、就业不足、就业质量差，是造成城市贫困人口长期大量存在的重要原因。3、城市规划、建房用地、基础设施、社区发展没有考虑低收入人群的要求。城市贫民窟的人80%收入在最低工资标准以下他们很难在城市获得建房用地和住房，又不能退回农村，就非法强占城市公有土地如山头、城乡结合部的公地和私人土地，搭建简陋住房，搞违章建筑。适应其住房需要贫民窟的房地产商及非法交易的黑市也发展起来。4、公共政策不够完善。如巴西的税收体制是根据各州工资标准确定税收，按税收贡献向各地返回，使地区差距拉大。再如，国家教育开支向中、高等教育过度倾斜，初等教育相对萎缩，在中等教育阶段重视普通教育和人文学科教育，而轻视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和师范教育，不利于改善低收入阶层子女受教育和就业状况。三、对我国的几点启示1、城市化并不能自动解决农民问题，关键是为农民进城就业创造更多的机会。巴西的情况表明，进城农民就不了业，只不过是由农村的贫困人口变为城市的贫困人口。统筹城乡发展，关键是为农民进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农民在城里有长期稳定生存的手段，只有这样，城镇化水平才可能扎实地提高。要继续重视发展传统工业，大力发展劳动密集产业，发展多种服务业，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充分发挥其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作用。2、保持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使农民在城乡之间能够“双向”流动，对城市化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巴西的经验教训提醒我们，城市化能否健康发展，与农村的土地制度关系很大。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外出打工的农民，大多处于不稳定状态，在家乡有一块地，仍然是农民维持生计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农民到城镇落户未取得稳定的就业、收入保障以前，保留这部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让农民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有助于防止大量的无地农民集中于城市，形成贫民窟。扩大农地规模，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都不能拔苗助长，不能剥夺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制造无地农民。3、调整城市建设的思路，在城镇规划、住房建设、公共服务、社区管理上考虑城就业农民工的需要。巴西的情况表明，农村人口进城，除了就业之外，较大的问题是安居问题。我国农民进城就业与巴西无地农民进城有很大区别，一些人没有工作干还可回去，但相当一部分人，将长期拖家带口在城镇就业和生活，城市应把在他们视同常住人口对待，把外来人口对住房、就学、医疗等设施的需求纳入城市建设规划。城市的财政支出和各种公共服务不能仅考虑城市户籍人口的需要，应该有效服务于全社会。（作者韩俊 崔传义 赵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中财办）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所，环境流行病与健康影响研究室副主任尚琪研究员对镉大米的种种做了一个综合性解答，并建议镉大米处理的暂时对策：酿酒、饲料

在中央电视台新台址（下称央视新址）大火发生半月之后，指向渎职侵权的调查已获新的突破，共约20名涉案嫌犯被北京市公安局采取措施。元宵夜的烟花不仅是火灾元凶，亦是经济问题调查的主要突破口。

社区是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结构、社会网络的重要环节，因此它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构建和谐社区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和具体落实。本文是根据作者最近5年多来对云南、内蒙、贵州、陕西、河北、广西、江西、四川等地的实地调查而写成的。   中国社区治理的经济决定论困境   当前，关于社区的统一定义仍难一致。本文所讲的社区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区，它与行政系统划分的社区有所不同，它不是一个行政的简单的划分。作为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区,它具有以下几个必要的条件：   第一是“认同感”(identity)。就是说人们之间互相是把对方看作是有基本了解和信任的人，彼此是把对方当作“我们中的一员”看待的。   第二是“安全感”(security)。人们在社区里就进入到一个基本的安全系统，这系统是由社区组织自己提供的。社区虽然没有政府的行政甚至治安的安全系统，但是它有另外一种安全系统，比如说有互助的系统、亲情的系统，等等。   第三是“凝聚力”(solidarity）。大家在遇到任何形式的灾害、挑战或风险的时候，互相之间都有照应和协作，哪怕平时似乎互不往来或往来不多。   从这三个条件可以看出，社区是人们经过实践逐渐建立起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组织形式，是一个有着公共联系的整体，而个人只是社区中的一员。公共性是社区—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公共性概念的完整内涵是在近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逐步获得的，是在反思现代性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的。   马克思认为，人是类的存在物，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之中，孤立的个人是不存在的。“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我们不可能单纯自足于个体性的私人生活，而必须要由私人生活走向公共生活，走向“类”生活。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共领域并不真正体现普遍主义的伦理，个人主义与普遍主义的矛盾是资本主义所无法解决的。所以，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社会，消灭私有制，在公有制的基础上确立共产主义制度，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个人主义与普遍主义的矛盾才能真正消解，公共性才能完全实现。    认同感、安全感和凝聚力作为整体的社区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所体现的整体属性，具有公共的性质，也就是公共性，它构成了社区的必要条件。   然而，流行的现代性起源叙事，包括古典社会学家的理论，认为现代社会的兴起是一个由社区向社会转型的过程，从而不同程度地把社区与社会对立起来，把社区看成是传统的、落后的，把社会看成是现代的、进步的。在古典社会学看来，以价值、伦理、规范、宗教等为基础的社区的瓦解存在着某种必然性，是走向以契约、工具理性精神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必然代价。对于这个过程，马克思称之为“异化”，韦伯称之为理性化所导致的“铁笼子”，涂尔干称之为“失范”，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并提出社会整合的艰巨任务，主张未来的社会应该以某种共同价值为基础才能形成新的共同体。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导致的金钱拜物教给现代社会公共性设置了巨大的难题，现代社会要维系就必须破除资本的逻辑，而这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主义才能实现。   随着20世纪50年代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关于社会现代化的理论，而是特指冷战开始后以帕森斯以及罗斯托等为代表的社会学家所提出的关于社会如何走向现代化的主张和言说，其以西方特别是美国模式为基本“理想类型”，用静态的、二元的、进化的分析框架来看待各个社会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兴起，经典社会学中所包含的对现代社会批判的张力出于西方在冷战环境下抵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需要而被磨灭。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把社会发展问题还原为经济增长的单一视角，并对这种单线论的社区—社会发展模式进行完善。不仅如此，随着城市化的浪潮，“现代化理论”在主张社区—社会二元对立的框架中又加入城乡对立的内容。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郊区化和大都市区化的发展显示了城市化的多维特征、复杂性以及乡村的互动性和融合，社区－社会理论中的城乡对立也就随之消解。不过，社区—社会二元对立的消解似乎并没有自动动摇作为主流的现代性叙事，相反，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推进，发展主义的结构调整方案和新自由主义理论一度风靡全球。对现代性进行系统反思则是亚洲风暴和拉美金融危机之后的事情。   中国的社区治理，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主要注重的乡村社区的治理，从最初的扶贫到农村现代化建设，也经历了一个不断认识的复杂过程。不管是“整村推进”的扶贫项目还是非政府组织的“区域发展”项目，都付出了很大努力，在某些地方使某些个人有了较大的物质收益，但从总体上说它们在乡村层面的实践都还谈不上成功，乡村治理的效果也并不理想。   导致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乡村治理思路在一段时间里基本上仍然属于发展主义范畴，主要强调经济维度的乡村发展，而忽视公共性维度的乡村建设。在具体的做法上，我们过去通常仅仅把乡村看作一个地理意义上和经济意义上的单元或区域，往往通过加大经济、物质方面的投入来加强乡村的治理，强调的是修桥修路、通电通网等基础设施建设，而没有把乡村看作是一个社区，忽视了其认同感、安全感以及凝聚力等要素的激发与整合。    乡村社会（“传统社区”）之所以很长一段时间被视为“落后的代表”并置于现代社会的对立面，主要在于其理论基础是西方中心论的单一的现代性起源叙事。然而，在一个长时段的视域里，关于社区—社会二元的区分实际上存在着严重的化约论缺陷。现代性的起源被化约为一个单一叙事（现代化的起源），而城市化则被化约为从乡到城的绝对的社会重组过程（现代化），基本上把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会变迁的整体关系给化约掉了。对于现代社会的兴起，基本上类似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处理，只侧重市场经济的一面，而很少提及整体社会变迁的一面。对于乡村社区生产关系的整体改变，只关注到人们从农业转移到工商业和从乡村转移到都市这个面向，而在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中，则存在或明或暗的单线进化论、经济决定论的倾向。在单线进化论的视域中，现代社会只有在与落后的传统决裂后才能实现现代化，跨入文明社会。而在发展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视域中，只要经济上去了，自然就会带来精神文化的发展，出现所谓的“涓滴效应”；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在优化配置资源的同时会自然地逐步实现社会均衡。   这种单线进化论和经济决定论看不到，社会之维系不论古今仍然取决于人类在一个地方、地区和更广阔地域共同生存的基本需求，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理性的和情感的、制度的和文化的、个人的和群体的。正是由于这种理论的缺失，在实践中重城市轻乡村；对维系社区公共性存在的传统资源不予重视，甚至不加分析地加以拒斥、批判，比较重法制而相对轻道德；比较注重物质的维度，而相对忽略精神的维度。   所以，要构建和谐社区，必须首先在理论和认识上超越单一的现代性叙事，超越“乡村—城市”、“传统—现代”、“社区—社会”、“伦理社会—法治社会”的二元对立，从具体社会历史的维度出发重建社区—社会关系、城乡关系、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伦理与法治的关系。   传统与现代本来并不是截然对立的。马克思曾经指出，“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历史是连续的，文化传统已经渗透到我们的衣食住行。现代性并不是简单地否定传统，而是对传统进行重写、重构（这才是马克思所说的与传统决裂的真正意义），传统必须在反思现代性之中以其自身的内在价值实现再生。“反思现代性的标志是去传统化。但这不意味着传统信仰和实践从社会中消失。在一些情形下，甚至还表明它们的再现”（尼德尔·多德《社会理论与现代性》）。     超越社区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强调传统资源对于社区公共性的维系的重要作用，并不是要简单回到（事实上也不可能回到）传统社区。传统意义上的社区是土地和有血缘关系的人口紧密结合的一个地理上的聚合体，这在当今社会基本上已不复存在，即使有个别的人和社团来组织类似的社区，那也是特例。从滕尼斯以来，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区”已经发生变化，从一种血缘关系上的“社会类型”转向“地域社会”。今天，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社区的地域限制日趋打破，而获得新的表现，即具有一定联系的跨地域的新型“社会组织”或“社会网络”。   另外，在客观上也应该承认，由于市场化的冲击以及在公共资源（自然的、经济的、社会的）缺乏或被破坏的环境中，社区本身也面临着解体和瓦解的可能性。事实上，全球很多地方的社区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衰落。因此，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能不能回到传统意义上的社区，而是如何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激发传统资源以保障更多的社区公共性，为那些从传统社区流转出来的人群积聚的地方提供基本的公共物品的需求，从而建设新时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区。   “中国道路”与社区重建   科学发展观，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它与旧式的以物（商品、资本等）为本的发展观具有本质的区别。如果发展不是以人为本的，而是以物为本的，那么很可能，在片面追求人均GDP、人均收入的过程中，高楼大厦和高速公路的确是多了，但是人们并没有得到更高程度的安全感和信任感；一个社区与另一个社区之间、同一个社区内部，都会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区域差距、贫富差距、经济—社会差距和城乡差距；生态、伦理、信任就都要么不被重视要么日益恶化。   所谓“以人为本”：首先，不只是以个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点，而且更是以人民整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因为人从一开始就是群居的动物；其次，不只是以人的眼前利益为目标，而且更是以人类整体的长远利益为目标，因为从一开始，人类就是世代相传、生生不息的；再次，不只是以人的经济利益为目标，而且更是以人的社会生活质量—精神生活品质为目标。因为人从一开始就既是经济动物更是社会动物和精神动物；最后，不只是以人自己的利益为目标，而且更是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目标，因为从一开始人就是自然的一部分。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社会整体为目标，而不是简单地还原为个体，而是将个人与社会整体联系起来，把社会的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等各种维度和需要都纳入总体视野，而不只是考虑经济与技术意义上的增长。   所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也要求我们超越西方现代性理论特别是西方的发展主义关于社区与社会、城市与乡村、文明与野蛮、过去与未来、西方与东方等二元对立。   而我们原来讲的现代化基本是指工业化，而工业化又基本是以英国经验为基础的。在西方近代历史上，工业化是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等共同构建起来的一整套从制度到观念的东西，即所谓的“现代性”。但是，现代性绝不只是一个人口意义上的城市化或技术意义上的工业化过程，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它同时也是通过对内建立雇主与雇员、劳动与资本、生产与管理等，对外开展侵略、扩张、殖民、移民，并把对内对外这两个过程都从文化意识形态上加以合法化来完成的。   以英国经验为基础的现代化还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它是第一次以如此大的规模和如此有组织的方式使人远离自然，甚至破坏自然，与自然对立。它把人组织到非自然的环境下，不仅远离自然，而且是把大自然作为掠夺的对象，把大自然，包括森林、矿藏、木材、淡水一直到整个自然的一切生物和动物，作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作为征服、战胜的对象，甚至是破坏和消灭的对象。所以，即使撇开资本主义对内剥削、对外侵略的维度，只讲技术意义上的工业化本身，对中国（也包括印度等后发的人口大国）也是很大的挑战，我们根本没有那么多资源来征服，来挥霍。   从文化—意识形态上看，这个把世界日益现代化的过程，是与我们如何认识世界密切相关的。欧洲工业革命以来（甚至启蒙以来）最基本的认识模式就是主观/客观、人/自然、文明/愚昧、传统/现代等二元叙述（包括近年来很流行的市场/政府、社会/国家这类二元对立的认识模式）。这成了我们今天的思维定势或基本框架，其所要处理的是如何使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如何从乡村走向城市，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它构成了社会学最基本的叙述框架。但是，这个叙述，实际上主要是以英国17～19世纪的局部经验为主要依据的，而这个经验所概括出来的东西后来竟然演变成了具有普遍主义（所谓的“普世性”）特征的理论。似乎一切社会和地区，不论其自然、地理、文化、历史有什么区别，都必须这么做。借用马克思的话，这样来概括英国的局部经验，给了英国过多的荣誉，其实也给了英国过多的侮辱。   比如，中国的整个历史语境就与英国差得很远。中国由于“错过了历史机遇”以及高度的资源制约等原因，不仅不可能重复英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甚至（更重要地）它也不只是英国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因为英国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实际上是17世纪以后才逐步形成的。而中国的形成比它要早得多。因此，“中国问题”其实不只是一个现代英国意义上的现代性问题（如怎样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当然，现代性问题在英国也不只是工业化城市化一个维度，它至少包括工业化、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等几个基本维度，但即使如此，也仍然不足以把“中国问题”说清楚。   因为，我们说的“中国”：首先，她当然是一个民族国家并因此也有自己的独立、主权、领域完整并还在积极进行着自己的国家建设（民主、法治、管理、审计、税收、全民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国防、生态等建设）；其次，她还是更广大的一片土地，是一块就像欧洲一样的大陆，它是一个大陆型的经济体，在这里多种经济形态长期并存；再次，她还拥有一整套古老的（且不同于西方的）文明形态，这个文明里面包括很多种直到现在还活着的文化，包括由多个民族、多种文化组成的集合体；最后，她还是一个活着的历史，不论其有多少波折、变形和转折，她不是在博物馆里的死去了的历史，而是还在滋生、发展并正走向新生的大历史过程。   所以，“中国”不仅在时间上远比现代英国早得多，在内涵上也比英国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丰富得多，外延上也比“英国”广阔得多。   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的一个根本问题在于，长期不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看不到中国道路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而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以西方为现代化的模式为唯一的（并被认为是“普世的”模式）模式，我们几乎总是用英国和西欧17～19世纪形成的概念、理论、范式或模型来解释中国的实践，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总会不断地遇到矛盾；当我们遇到矛盾的时候，又总是认为一定是我们自己的实践错了。我们很少会去怀疑这些概念、理论、范式或模型本身是不是有问题或有局限。我们很少会想，用这些概念、理论、范式或模型来分析中国可能会有什么错。而这些概念、理论、范式或模型，其实是从局部的、很小很特殊的经验里面出来的，但是我们总是不断改变现实来适应这些理论，甚至不惜削足适履。我们很少想过，中国这样一个综合体是不是一定要用英国式的现代化这种方式来组织？这种组织方式再“成功”，也就是在很有限的人群和有限的地域里搞了三百来年，但是，人类社会有文字的历史已经几千年，各种文明形态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个模式走下来，有的是消失了，但是有的（包括“中国”）还在生生不息地变化着，发展着，延续了几千年甚至更长。它们的历史要悠久得多，覆盖的地域要广得多，涉及的人群要多得多，它能够提供的解释也应该丰富得多。这也才符合任何科学最基本假设：一种东西当其所覆盖的地域、所跨越的时间和所涉及的对象都更大的时候，它所包含的普遍性也一定更大。   这样来看，当我们套用外来的理论、概念来讲在中国发生的变化和延续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问题不是出在经验、实践上，而是出在这些理论、概念上。今天，我们应该再次回到当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等划时代著作里所提出的尖锐问题：对中国的现状、对自己的历史知之甚少，对马列主义也只是片言只语，于是就只剩下故纸堆里零星捡来的少得可怜的希腊和外国故事。   再进一步说，问题倒并不在于西方的理论、概念是否错了，而是滋生这些理论、概念的经验基础离中国的实践差得太远，而中国这个十几亿人从事的伟大实践本身是完全可以产生出新的概念、新的理论、新的范式或新的阐释框架的。   今天，“中国道路”（或者“中国经验”）这个伟大实践是完全能够产生出新理论、新范式、新框架的。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落实到具体地方，也是如何重建社区的问题。这里的“重建”，不是复旧或复古（事实上也不可能复旧或复古），而是在新的发展格局（包括市场化和信息化格局）下，如何实现公平、合理利用各种（包括潜在的）公共社会资源，从而使社区发展成为可持续的、以人为本的，从长远说是又城乡一体化的。   社区重建包括社区整体的认同、安全、凝聚，而不只是经济指标的增长，也不只是社区内个人的教育水平、寿命、权利等的改善。后者实际上是属于社会事业、社会工作层面的，这些东西对于社区建设当然也很重要。但我们说的社会或者社区，指的是一群个人何以能够凝聚成一个整体。这里的关键在于规范性和制度性的因素，没有这些因素，一群人只是地缘意义上凑在一起，彼此既无认同也无安全，更谈不上凝聚。   从总体上说，中国人多地少、资源紧张的基本国情，和今天中国所处的世界环境，都决定了中国再也不可能重复西方早期的城市化道路，而只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通过社区重建等消解、缓和中国的城乡差距，最终实现社会和谐。   公共社会资源与中国西部的和谐发展   在中国广大西部农村地区，无论是全球化市场化，还是“接轨”、“转制”，似乎都更困难。相比东部地区，中部和西部不但缺乏地理优势和人才优势，而且在两种公共资源上存在着劣势。一个是自然资源短缺，如淡水、森林、耕地等，在整个中西部都特别缺乏。   另一个是财政资源短缺，整个中西部县乡两级财政多年来处于困难状态。在这两种公共资源都缺乏的状况下，如果简单用人均GDP，人均收入等等来衡量，这些地方基本上就没什么发展机遇了，甚至简直就“不适合人类生存”。   本文认为，自然资源和财政资源的缺乏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是毋庸置疑的，也是短期内难以彻底改变的。但是，还有一个类型的公共资源没有受到我们足够的注意，它就是公共的社会资源。它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甚至在过去一些年来被有意无意地忽略。   公共社会资源可以缓解西部经济资源的短缺   公共资源是构建社区公共性、公共领域的载体和基础。构建和谐社区，必须充分重视和发挥公共资源的作用。本文所谓“公共资源”，是指以实物形式或非实物形式存在的、不能在消费群体之间进行分割的、由群体共享的那部分资源。   公共资源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公共自然资源”，包括土地、河流、山脉等；第二类是可以形成直接投入和计算的“公共经济资源”，包括财力、物力和劳力；第三类是基于个人组成的群体在进行集体行动时的“公共社会资源”，包括（1）道德、伦理、信任、互助、合作、理解等规范型资源，也包括（2）规范、规则、组织等制度型资源。   国外在公共资源方面的研究由来已久，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所谓“公共资源的悲剧”理论。哈定（Hardin）从亚里士多德关于“越是多数人的资源就越少受到珍惜”（《政治学》卷二第三章）出发，认为“每个人都被锁定在一个有限的社会体系中，却都无限制地追逐其个人的最大利益”，从而必然导致公共资源的悲剧发生。   哈定1968年建构了关于“公共资源悲剧”的模型，展示了公共资源被瓜分、滥用的结构性因素。在哈定的模型基础上，人们又进一步用“囚徒困境”的模型来说明个人的行为动机和悖论性后果，即在设定的任何一种情况下，个人都不会尊重并积极有效地使用公共资源。最后，在“公共资源的逻辑”中，论述了为什么从两个极端（要么是“列维坦式”的解决方案，要么是将公共资源“全盘私有化”的方案）来研究公共资源的出路，在逻辑上陷入二元对立（参见奥斯托姆《治理公共资源》）。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求另外的可能。安东尼·吉登斯在他的结构化理论中，区分“分配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并提出在任何一种结构体系中，人作为积极能动的主体，都有力量改变资源的组织形式。在《第三条道路》中，他批评传统的福利政策是一种消极的福利政策，只注重社区经济资源，而忽视公共的社会资源。   中国学术界对公共资源的研究大都相对较晚，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受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推动。总体而言，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国社会的重大公共资源问题和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有重经济资源轻非经济资源、重有形资源轻无形资源、重政府的公共资源轻社会的公共资源、重资源的经济效益轻资源的社会效益的倾向。“非典”使学界开始反思由公共资源、共同价值所支撑的公共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重要性。   无疑，无论是公共的自然资源、经济资源，还是公共的社会资源，对于构建和谐社区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公共”在这里包括物理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也包括制度、文化的认同。地方社区的衰落不仅以普遍的破败为标志，而且还以安全的公共空间——街道、广场、公园以及其他使人们感到安全的地方——的消失为标志。从根本上说，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实际上只为社区公共性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但并不直接意味着公共产品的提供和公共性的形成。   公共的社会资源是一种基础性资源，具有非私人性、非商品性、非物质性、非经济性特点。这部分资源对于改善社会变迁的质量具有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与社会的发展水平、稳定程度和公正性质密切相关。用好了还可以激活公共自然资源、公共经济资源，推动各类型资源的重组和有机整合，使之成为公益性的；用得不好，会对公共自然资源、公共经济资源起抑制作用，导致资源浪费，降低社会效益、损害公共利益，从而成为公害性的。   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既要充分发挥公共的自然资源、经济资源的作用，也要充分重视直接关系到社会和谐的公共的社会资源的作用。只有坚持统筹兼顾这三类资源，优势互补，因地制宜，才能真正走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发展道路。   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南西北老少边穷地区，都还存在着多少年多少代积攒下来的一套又一套的道德、价值（规范型资源），以及在这套规范道德价值秩序背后磨合出来的一套又一套的制度方式和组织模式（组织型资源）。如果我们不是只从个体的和经济的层面（如人均GDP、人均收入）上想问题，而是看到西部仍然存在着规范和组织， 在有些地方它们还很厚重。这些公共的社会资源有些写在纸上，有些没写在纸上，它们包括两部分，一是无形的，大家都公认或默认的游戏规则、价值规范（如尊老，如人死后大家都要去悼念）。二是有形的，村规民约，制度，或制度化的社会资源（至于这个制度性资源是家族制度，还是党团组织建在基层的制度，可以暂且不论）。正是这些公共的社会资源把人们组织起来、凝聚起来，使得互相之间的公共生活能够延续下去。但是这种社会资源被我们长期忽略。一谈到增长和发展、谈到脱贫和致富的时候，基本没包括这些规范型和组织型的资源在里面。我们衡量一个村一个乡发展不发展，一个县一个地区发展不发展，很少考虑这些公共资源，于是就很容易把西部定义为很落后，“不适宜人类生存”。一旦我们把规范和组织这两种资源纳入我们的视野，在很大程度上，西部比我们想象的要富有得多，充实得多，有文化得多，这里的人们有思想、有智慧、有情趣、有艺术，因此也有机遇，有特色，有优势。   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并把这些可见可不见的东西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重新组织起来、激活起来、沟联起来，变成当地发展当中的一个有机部分，那么自然资源的短缺和财政资源的短缺，在很大程度上就能够被缓解。    首先，广大西部农村社区（包括西部的乡镇），自然的可利用资源（水、土等）稀缺，经济和财政能力低下，如何组织和利用公共社会资源，是确保西部农村社区发展、稳定与公正的关键因素，也是西部在今后10至20年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创新点和生长点。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毕竟人不仅是自然动物和经济动物，因此更重要的是它们不但弥补了自然和经济资源的短缺，在更大程度上其实是它们使社会生活成为可能，它们是社区能够延续、生活能够再组织、人们能够再生产的基础。   再次，如果跳出微观的角度，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对于中西部来讲，不是要不要学苏南和长江三角洲，更不是要不要学大上海、追大北京。实际的问题是：每一个地方有没有自然的、生态的、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特色。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特色重新激活起来、组织起来，它们就能形成区域优势。   最后，这个优势也包括利用好非常有限的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比如，资金确实很少，但却会把它用好。所谓用好，还不只是没有被贪污和浪费，也包括有没有公平、合理、有效地使用有限的经济资源：“公平”，至少是大家都有权利用这些有限的资源；“合理”，是把这些非常有限的资源用在了最需要的地方；“有效”，用了以后是有助于当地的发展，如那点有限的资金也滚动起来了。    激活公共社会资源的西部经验   现在西部的发展存在着两个互相依存的现象，一是大量公共资源来自外部投入，包括中央政府投入，各种资源之间不能相互协调，导致资源浪费；二是地方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本来不足，而公共社会资源又往往被看作落后现象而不被重视。    实地调查发现，当面对集体行动困境的时候，缺乏高科技素质和技能的农民往往能够运用固有的文化和组织资源，订立规则、自我组织，甚至自行融资，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社区发展问题，但是这种无形资源常常只有在其他力量不存在或非常缺乏情况下才显露出来和发挥作用。这类无形资源与其他有形资源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有两个负面效果：一是某些地方官员和有势力者可利用这种不平衡进行寻租，夸大资源使用成本以获得额外资助，导致其他有形资源的实际效益常常大打折扣；二是这种不平衡会破坏社会组织和个人间应有的相互依赖和互惠关系，导致非正式组织无法与正式组织沟通，难于使自己在资源利用和社区组织中发挥应有作用。   实地调查发现，社区公共产品提供不但与传统有关，也与经济组织形式有关。改革开放以后，许多乡村地区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多于“统”，于是出现家庭原子化，使公共资源萎缩，难以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难以形成真正社区。对内蒙古乌审旗和呼伦贝尔市图贵嘎查的调查表明，自牧民草场承包以后，草场纷纷实行围栏分割，传统的走场因为草场有明确分割难以实行，放牧空间（因林业、矿业挤压，公务人员占有）被压缩，而畜群因为没有数量限定而日渐增多，于是普遍出现草场过牧化现象，草地退化。由于草场紧张，牧民为了保证牲畜存活，不得不购买草场，草场因此进入市场而成为生产资料，外来投资者进入草原攫取利益，这不但影响了牧民生计，无论是草场修建围栏，还是因为走场空间缩小所带来的饲草成本提高，都增加了家庭投入；也影响了牧民的生活方式（有些牧民因此放弃畜牧业，而从事农业）；更影响了草原环境，使草地数量和质量都退化，和草场关系密切的地下水资源难以分割且缺乏公共管理，面临着地下水位下降的威胁。而且，由于缺乏对草场的公共管理和协调，社区团结削弱，牧民之间、牧民与居民、牧民与外来者之间的竞争和矛盾日益加剧。   河北省香河市碾头镇行仁庄的案例则从正面表明，由于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存在统合的制度设计，社区的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得到有效保障，公共空间得以扩展。行仁庄一方面将口粮田按人头分配到农户，以农户为基本单位实行自主经营；另一方面，将剩余土地作为集体经济资源实行统一经营，这有点类似于传统的公田、族田，并保留集体村办企业的集体经营形式，对水利、电力、机械作为集体公共服务资产也继续实行统一管理、统一经营和统一服务。这种制度设计既体现农户的自主经营权利，进一步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能量，又保留集体经济的骨干部分，形成农户经济与村集体经济并存、农户自主经营与村集体协调管理并重、以及农户经济、私营经济增长与社区公共财政壮大的功能平衡和利益共生局面。同时，这种制度设计打造了村级行政组织管理体制和社区公共产品提供机制，走出一条不发达村庄社区公共管理与公共产品发展的道路。    从对行仁庄的调查还可以得出两点有益启示。第一，小农经济不能自发产生社区公共物品，需要有超越农户经济之上的结构性或制度性社区组织和机制。公共产品提供必须由集体或公益性组织来提供物质保障。第二，“集体经济一定无效率”的论断是没有根据的。行仁庄集体经济和公共财政投资的灌溉价格与周边村庄相比一直是最低的，村民十分满意村集体经济提供的这项公共产品服务。相比之下，周边实行灌溉资源的私人投资与经营模式的村庄，由于私人供水的牟利性质以及村级行政系统调控能力缺乏，其所提供的灌溉通常质量较差、价格较高，由此引发的村民不满和纠纷频频发生，甚至出现村民自发破坏灌溉设施的事件。相反，没有统合层面的草场承包，不但增加了单个家庭生产的成本、降低了效率，而且破坏了草场环境，加剧了社会矛盾，致使社会效益降低。    调查表明，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多种公共社会资源，也存在着多种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还存在着多种资源整合的方式，关键在于如何激活它们。就公共的社会资源来说，首先包括文化、价值观念，如贵州九溪村老协会赖以存在的尊老传统、钱会赖以存在的诚信传统。其次，也包括制度性因素，如在行仁庄发挥着重大作用的乡规民约等制度性因素。   另外，重建社区不但要进行制度创新，也要有组织创新。调查发现，凡是在乡村社区中存在自组织并发挥积极作用的，都能够有效地激发公共资源，整合经济资源和自然资源。陕西洛川的农民医疗合作社试点说明，只有组织创新没有制度、机制、政策的创新，乡村社区公共资源的提供和整合将会受到很大限制。陕西洛川农民医疗合作社作为一个农民自组织，其成立对于争取更多公共产品、提高对外界的协商能力、监督公共产品的质量，发挥了重大作用。    就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来说，既有政府，也有企业，也有社会自组织。传统公共政策将公共服务的提供完全视为政府的职能，而新的实践和政策研究已经将许多地方性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交由从集体行动中获益的社会团体来提供，或者由社区本身来提供。从广西靖西、四川嘉陵区、陕西白水和内蒙翁牛特旗实行的社区主导发展项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社区主导的发展模式比单纯的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更能够发挥社区的积极作用，提高村民的责任意识，完善公共资源的管理。   虽然如此，在当代中国，政府在公共资源的使用、协调和公共服务的提供、监督上仍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当前，中央及时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推行新农村建设的方针，而工业反哺农业不是价格和收入补贴，新农村建设也不仅仅是修路架桥、村庄整治，而是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突破口是建立和完善农村公共产品提供的机制和制度，并由此建立起新的公共性。这实际上意味着对以前的公共财政制度的变革，也就是说，这不但要有制度创新，更要有组织创新、观念创新，必须同时推进基层政府部门和相关的职能部门的改革。   另外，我们也应看到，地方政府的一些部门也可能在无意中浪费或滥用公共资源，即使没有浪费和滥用，仅有的财政资源也不能涵盖所有公共服务，特别是在偏远贫困地区。因此，如何结合乡村社区的实际特点，发挥社区自组织和企业组织的积极作用，充分调动社区成员的人力、智力、财力，弥补政府公共资源的不足，对于乡村社区公共资源提供和公共服务提供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也要注意到，在贫困的山区乡村，由于市场提供的服务较少，通过政府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来激发、促进当地的社会资源往往具有重要意义。在社区主导型发展项目的调查中发现，固然项目操作模式是社区主导、注重社区参与，但是，项目办等各级政府和村支两委在协调、推进、监督上的作用仍是不可或缺的。   概而言之，经济资源是社区发展的基础，制度、规范是社区发展的公共空间形成、公共产品提供的关键，文化是社区认同形成的纽带，组织则是发动社区参与、增强社区行动能力的保障。 社区建设必须从各个层面进行，必须充分发挥、整合各种公共资源在社区发展中的作用，使各种公共资源可以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形成各类公共资源的一体化机制，以总体性的社会力量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社区层面打下坚实的基础。   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和谐社区   近代以来，以乡村为本位的物质、财富的生产和贸易，转变为以城市为中心的近代工业的生产和贸易，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开始逆转，国家与乡村的关系也开始逆转，传统的城乡互通格局受到破坏。新中国成立，由于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封锁并被侵略的危险，不得不优先发展重工业，强调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化，并实行高积累低消费政策，客观上导致农村的从属地位一个时期以来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央根据我国生产力和城市化发展水平提高的必然要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来统领经济社会全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了切实解决三农问题、推进新农村建设，提出城乡一体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战略。   首先，城乡一体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力或城市化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选择。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共十六大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步伐的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逐步由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2006年全国城镇人口57706万，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为43.9％，城镇化水平比2002年提高4.8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2006年东、中、西部城镇化水平分别为54.6％、40.4％和35.7％。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水平和经济发展的成就为我们推行城乡一体化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决定了我们在当前这个阶段能够实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战略。   其次，实行城乡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推进新农村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三农问题虽然问题本身出于“农”，但解决之道却在“农”之外。必须改变以往的城乡二元对立格局，坚持城乡统筹发展，以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带动乡村，以乡村促进城市，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涵盖几亿农民，否则，占人口多数的农民没有实现小康，全面小康就是一句空话。推进城乡一体化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促进农民富裕的根本途径。     再次，推进城乡一体化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并威胁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没有广大农村的发展，全面拉动内需的方针就难以落实。城乡一体化的协调发展是和人联系在一起的。人作为能动的行动主体，作为劳动者和公民，他们有权利、有机会、有尊严。有些发展蓝图听起来好像是超前的、接轨的，实际上有可能是为了一个两个三个而牺牲七个八个九个。   这样一个城市等于在荒漠上建立一个海市蜃楼，它随时都可能被城外和城郊的亿万的无地者、无业者、无家者的非组织的大规模自发行为（不必是由组织的政治行为）毁掉。因此，无论是行政意义上或者建筑意义上的城乡合理布局，包括城市里的人本身机会、权利等等的合理布局，实际上对所有社会群体都是有益无害的。    最后，推进城乡一体化是巩固工农联盟的客观要求。工农联盟是中国革命获得成功的巩固基石，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依靠力量，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城乡矛盾必然导致工农矛盾，从而威胁着工农联盟，削弱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基础。只有推进城乡一体化，建立新的城乡关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的利益，才能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切实体现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   本文完全同意林毅夫等关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在农村之外”的判断；同时，本文认为，在农村之外对三农问题的解决还必须回到农村之中，即时实施反哺；本文进而认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实际上应该着力在城乡之间，通过大力发展县镇所在地的经济社会文化事业来实现城乡一体化。   要形成并推进城乡一体化格局：   首先，在发展模式上要反思城市本身的发展模式，创建一个能够融合乡村、以城带乡（而不是挤压乡村）的发展模式。而过去的城镇发展的模式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关政府部门制定一套非常复杂又比较奇怪的现代化指标，比如绿地要多少，楼要有多高，路要有多宽，这一切都是外在指标。所有这些外在的指标并没有妥善处理弱势群体问题、下岗失业问题、外来人口居无定所、业无保障等问题。     其次，推进城乡一体化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量力而行，绝不是简单的大城市化、消灭农民，而是要实现城乡的互通、融合，改变城乡二元的分离、对立。发展中国家一些大城市满大街都可见无家可归的人，中国的情况与之非常不同，原因就在于中国农民有一小块土地，从而保证中国的农民没有从无地，到无业，再到无家，最后无望（Landless、jobless、homeless、hopeless）。中国的三农问题虽然还很严重，但从过去30～60年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一直在追求并实现着比较有序而合理的流动。    再次，推进城乡一体化要求解放思想，对城市和乡村观念有一种更新的理解。我们不应该将“城市”理解为“大都市”（metropolitan），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叫城镇化而不用“城市化”的道理。中国的一个镇是一个人口相对集中、聚集的，非农业的，至少不是以农业为主的区域。我们通过发展镇（和县域）来实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乡一体化的协调发展，那将是一个城乡勾连的关系、互补的关系，而不是分离的关系，更不是对立的关系。   最后，推进城乡一体化，在政策层面上要立足城乡全局，坚持平等基础上的区别对待、统筹考虑、削减城乡差异。（1）要着力推进城乡发展规划一体化，把农村和城市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统一制定土地利用的总体规划，明确分区功能定位，使城乡互相促进。（2）要着力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公共财政要向农村倾斜，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投入的力度，特别要增加对农村道路、水、电、通信和垃圾处理设施等方面的建设投入，实现城乡共建、城乡联网、城乡共享。（3）要着力推进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加大公共财政向农村教育和公共卫生等方面的转移支付，尤其要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投入力度，努力为农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4）要着力推进城乡劳动力就业一体化，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5）要着力推进城乡社会管理一体化，建立有利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公共管理体系，改变一些地方政府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重市民、轻农民的做法，充分发挥政府和社区组织在协调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建立相关制度方面的作用。   城乡协调、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很遥远的理念。从客观上说，如果只是一味优先发展大城市，优先发展某几个行业，优先发展沿海，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各种意义上的差距，包括城乡差距、行业差距、部门差距、贫富差距被拉开，对亿万农民，对城市里的亿万居民，对社会整体的可持续发展、稳定与和谐，都是不利的。   当然，城乡一体化并不意味着城市与农村的发展水平完全一样，也不意味着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就再没有差距，而是在地缘和社会网络上城乡逐渐融合。具体地说，城乡一体化意味着城市与农村在发展过程中不是剥夺与被剥夺的关系，而是在资源和财富上可以共享、互通有无、互相促进，在功能上互补，在社会网络上互相融合，在文化上有相互认同。   城乡一体化，就是要城乡统筹，必须破除非此即彼的思维，不能陷于要么只能是传统意义上的务农，要么就是全部涌进大城市的二难困境。而统筹就是形成一个序列，在中间地带有大量的可能性和发展空间。     城乡一体化的协调发展格局，还应该有一些软性的指标，如认同感、安全感、凝聚力，也包括生态环境、服务设施、权益保障，等等。换句话，城乡一体化更应该关注社区重建，其目标就是：“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结论：走出“文明的火山”   社区发展是现代性叙事中首先提出来的问题，正是在发展主义的城市化（特别是大城市化和大都市化）整体制度设计和结构框架中，社区才成为问题并日渐衰落。所以，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发展、要不要城镇化，而在于：所谓的“发展”是在什么话语和模式下展开的？它的代价是什么？即使是按照“投入—产出”、“成本—效益”来计算，也需要问一问：哪些东西（社会成本和生态成本等）没有被纳入计算？哪些人（妇女、老人等）没有获得机会？贫富悬殊、地区差异、环境污染等，究竟是通过发展主义设计的梯度推进或阶段进展就能顺理成章得到解决的“自然过程”或“技术过程”，还是包含了更深刻的结构性难题和认知性难题？这些难题是否真的可以通过“良性博弈”或总是按照“帕累托最优”去加以解决或缓解？   社区—社会的健康发展、城乡的和谐发展必须超越发展主义关于“传统—现代”、“农业—工业”、“乡村—都市”、“国家—社会”、“政府—市场”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假设。但是超越二元论，绝不是说不要现代而要回到传统，不要都市生活而要固守乡村，不要市场而继续由政府大包大揽……恰恰相反，既然是超越，就是要破除那“要么……，要么……”的非此即彼格式，并在理论和实践结合上把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展现出来并阐释清楚。   几百年来，现代社会的确在发展生产力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物质产品获得极大的丰富，然而共同体、公共性在工业化、现代化的洪流冲击下崩溃、解体、衰落，人们的幸福感却没有增强。从统计数据看来，甚至在现代化与人类的幸福与满足之间实际存在的却是“成反比”的关系（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   所以，今天，“我们怀念共同体是因为我们怀念安全感，安全感是幸福生活的至关重要的品质，但是我们栖息的这个世界，几乎不可能提供这种安全感，甚至更不原意做出许诺。”然而，“在这个迅速全球化的世界中，我们都是相互依赖的，因而没有人能够独自掌握自己的命运。存在着每个个体都要面对但又不能独自对付与解决的任务。无论把我们分裂开来并促使我们相互疏远的是什么东西，划定界线并设置障碍，使得对这些任务的解决变得更加困难起来。我们都需要获得对这些条件——这些条件下，我们与生活的挑战进行斗争——的控制权，但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控制权只能以集体的方式才能获得。”（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    现代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灾难社会”，我们“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不明的和无法预料的后果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只有一个用相互的、共同的关心编织起来的共同体、社区—社会才能真正缓解风险，给人类幸福的港湾，为人类的生活提供价值和意义。   在这方面，中国1919年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1949年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1978年以来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的确已经走出不同于西方三五百年来的道路。以30年来的发展为例，10多亿人，在近30年的时间里，以接近2位数增长，期间3亿多人脱贫，3亿多人就地或异地实现非农化，全国从短缺—温饱进入到小康，并且没有出现大的内部动乱（内战、饥荒，），也没有对外殖民、移民、侵略，这是整个现代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只要我们继续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走下去，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加强并完善社区建设，解决好城乡一体化发展，走出一条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中国道路，并从理论上把它阐释清楚、论述明白，使我们自己认之理所当然、别人视之肃然起敬，中国就一定会继续对于人类有更大贡献。   （陈志刚对本文也有贡献） 

布尔加科夫一九三○年三月二十八日，贫困潦倒的布尔加科夫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莫斯科艺术剧院一个助理导演的职位，"如果不能任命我为助理导演......"他说，"请求当个在编的普通配角演员；如果当普通配角也不行，我就请求当个管剧务的工人；如果连工人也不能当，那就请求苏联政府以它认为必要的任何方式尽快处置我，只要处置就行......"作为一位作品被禁的大师，布尔加科夫在骄傲与克服饥饿之间显得困难重重，最终他两者都选择了，他在"请求"的后面没有丝毫的乞讨，当他请求做一个管剧务的工人时，依然骄傲地说："只要处置就行。"同年四月十八日，斯大林拨通了布尔加科夫家的电话，与布尔加科夫进行了简短的交谈，然后布尔加科夫成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一名助理导演。他重新开始写作《大师和玛格丽特》，一部在那个时代不可能获得发表的作品。布尔加科夫深知这一点，因此他的写作就更为突出地表达了内心的需要，也就是说他的写作失去了实际的意义，与发表、收入、名誉等等毫无关系，写作成为了纯粹的自我表达，成为了市尔加科夫对自己的纪念。这位来自基辅的神学教授的儿子，自幼腼腆、斯文、安静，他认为："作家不论遇到多大困难都应该坚贞不屈......如果使文学去适应把个人生活安排得更为舒适、更富有的需要，这样的文学便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勾当了。"他说到做到。无论是来自政治的斯大林的意见，还是来自艺术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压力，都不能使他改变自己的主张，于是他生活贫困，朋友疏远，人格遭受侮辱，然而布尔加科夫"微笑着接受厄运的挑战"，就像一首牙买加民歌里的奴隶的歌唱："你们有权利，我们有道德。"在这种情况下，布尔加科夫的写作只能是内心独白，于是在愤怒、仇恨和绝望之后，他突然幸福地回到了写作，就像疾病使普鲁斯特回到写作，孤独使卡夫卡回到写作那样，厄运将布尔加科夫与荣誉、富贵分开了，同时又将真正的写作赋于了他，给了他另一种欢乐，也给了他另一种痛苦。回到了写作的布尔加科夫，没有了出版，没有了读者，没有了评论，与此同时他也没有了虚荣，没有了毫无意义的期待。他获得了宁静，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写作。他用不着去和自己的盛名斗争；用不着一方面和报纸、杂志夸夸其谈，另一方面独自一人时又要反省自己的言行。最重要的是，他不需要迫使自己从世俗的荣耀里脱身而出，从而使自己回到写作，因为他没有机会离开写作了，他将自己的人生掌握在叙述的虚构里，他已经消失在自己的写作之中，而且无影无踪，就像博尔赫斯写到佩德罗-达米安生命消失时的比喻："仿佛水消失在水中"。在生命的最后十二年里，布尔加科夫失去一切之后，《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写作又使他得到了一切；他虚构了撒旦对莫斯科的访问，也虚构了自己；或者说他将自己的生活进行了重新的安排，他扩张了想象，缩小了现实。因此在最后的十二年里，很难说布尔加科夫是贫困的？还是富有的？是软弱的？还是强大的？是走投无路？还是左右逢源？大师和玛格丽特在这部作品中，有两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就是大师和玛格丽特，他们第一次的出现，是在书的封面上，可是以书名的身份出现了一次以后，他们的第二次出现却被叙述一再推迟，直到二八四页，大师才悄然而来，紧接着在三一四页的时候，美丽的玛格丽特也接踵而至了。在这部五八○页的作品里，大师和玛格丽特真正的出现正是在叙述最为舒展的部分，也就是一部作品中间的部分。这时候，读者已经忘记了书名，忘记了曾经在书的封面上看到过他们的名字。在此之前，化名沃兰德的撒旦以叙述里最为有力的声音，改变了莫斯科的现实。虽然撒旦的声音极其低沉，低到泥土之下，但是它建立了叙述的基础，然后就像是地震一样，在其之上，我们看到了莫斯科如何紧张了起来，并且惊恐不安。显然，布尔加科夫的天才得到了魔鬼的帮助，他饱尝痛苦和耻辱的内心，使他在有生之年就远离了人世，当他发现自己讨厌的不是几个人，而是所有的人时，他的内心逐渐地成为了传说，在传说中与撒旦相遇，然后和撒旦重叠。因此可以这样说，《大师和玛格丽特》里的撒旦，就是布尔加科夫自己，而大师--这个试图重写本丢·彼拉多的历史的作家，则是布尔加科夫留在现实里的残缺不全的影子。从钱诚先生的汉语翻译来看，《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叙述具备了十九世纪式的耐心，尤其是开始的几章，牧首湖畔的冗长的交谈，本丢·彼拉多对耶稣的审训，然后又回到牧首湖畔的谈话，五十一页过去了，布尔加科夫才让那位诗人疯跑起来，当诗人无家汉开始其丧失理智的疯狂奔跑，布尔加科夫叙述的速度也跑动起来了，一直到二八三页，也就是大师出现之前，布尔加科夫让笔下的人物像是传递接力棒似的，把叙述中的不安和恐惧迅速弥漫开去。我们读到的篇章越来越辉煌，叙述逐渐地成为了集会，莫斯科众多的声音一个接着一个地汇入红场。在魔鬼的游戏的上面，所有的人都在惊慌失措的摇晃，而且都是不由自主。所发生的一切事都丧失了现实的原则，人们目瞪口呆、浑身发抖、莫名其妙和心惊胆战。就这样，当所有的不安、所有的恐惧、所有的虚张声势都聚集起来时，也就是说当叙述开始显示出无边无际的前景时，叙述断了。这时候大师和玛格丽特的爱情开始了，强劲有力的叙述一瞬间就转换成柔情似水，中间没有任何过渡，就是片刻的沉默也没有，仿佛是突然伸过来一双纤细的手，"咔嚓"一声扭断了一根铁管。这时候二八三页过去了，这往往是一部作品找到方向的时候，最起码也是方向逐渐清晰起来的时候，因此在这样的时候再让两个崭新的人物出现，叙述的危险也随之诞生，因为这时候读者开始了解叙述中的人物了，叙述中的各种关系也正是在这时候得到全部的呈现。叙述在经历了此刻的复杂以后，接下去应该是逐渐单纯地走向结尾。所以，作家往往只有出于无奈，才会在这时候让新的人物出来，作家这样做是因为新的人物能够带来新的情节和新的细节，将它们带入停滞不前的叙述中，从而推动叙述。在这里，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出现显然不是出于布尔加科夫的无奈，他们虽然带来了新的情节和新的细节，但是他们不是推动，而是改变了叙述的方向。这样一来，就注定了这部作品在叙述上的多层选择，也就是说它不是一部结构严密的作品。事实也正是如此，人们在这部作品中读到的是一段又一段光彩夺目的篇章，而章节之间的必要连接却显得并不重要了，有时候甚至没有连接，直接就是中断。布尔加科夫在丰富的欲望和叙述的控制之间，作出了明智的选择，他要表达的事物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叙述的完美必然会破坏事实的丰富，他干脆放任自己的叙述，让自己的想象和感受尽情发挥，直到淋漓尽致之时，他才会做出结构上的考虑。这时候大师和玛格丽特的重要性显示出来了，正是他们的爱情，虚幻的和抽象的爱情使《大师和玛格丽特》有了结构，同时也正是这爱情篇章的简短，这样也就一目了然，使结构在叙述中浮现了出来，让叙述在快速奔跑的时候有了回首一望，这回首一望恰到好处地拉住了快要迷途不返的叙述。《大师和玛格丽特》似乎证明了这样的一种叙述，在一部五百页以上的长篇小说里，结构不应该是清晰可见的，它应该是时隐时现；它应该在叙述者训练有素的内心里，而不应该在急功近利的笔尖。只有这样，长篇小说里跌宕的幅度辽阔的叙述才不会受到伤害。大师和玛格丽特，这是两个雕像般的人物，他们具有不可思议的完美，布尔加科夫让他们来自现实，又不给予他们现实的性格。与柏辽兹、斯乔帕、瓦列奴哈和里姆斯基他们相比，大师和玛格丽特实在不像是莫斯科的居民。这并不是指他们身上没有莫斯科平庸和虚伪的时尚，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内心里我们读不到莫斯科的现实，而且他们的完美使他们更像是传说中的人物，让人们觉得他们和书中的撒旦、耶稣还有本丢·彼拉多一样古老，甚至还没有撒旦和耶稣身上的某些现实性，而大师笔下的犹太总督本丢·彼拉多，倒是和今天的政治家十分相近。布尔加科夫在描叙这两个人物时，显然是放弃了他们应该具有的现实性！因为在《大师和玛格丽特》里，我们已经读到了足够多的现实。在柏辽兹、里姆斯基这些莫斯科的平庸之辈那里，布尔加科夫已经显示出了其洞察现实的天才，可以说是我们要什么，布尔加科夫就给了我们什么。就是在撒旦，在耶稣，在本丢·彼拉多那里，我们也读到了来自人间的沉思默想，来自人间的对死亡的恐惧和来自人间的如何让阴谋得以实现。在长达十二年的写作里，布尔加科夫有足够多的时间来斟酌大师和玛格丽特，他不会因为疏忽而将他们写得像抒情诗那样与现实十分遥远。当然，他们也和现实格格不入。布尔加科夫之所以这样，就是要得到叙述上的不和谐，让大师和玛格丽特在整个叙述中突出起来，然后，正像前面所说的那样，使结构在叙述中得到浮现。在《大师和玛格丽特》里，作为一个作家，大师与现实之间唯一的联系，就是他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自由，这一点和布尔加科夫的现实境况完全一致，这也是布尔加科夫自身的现实与作品之间的唯一联系。这样的联系十分脆弱，正是因为其脆弱，大师这个人物在布尔加科夫的笔下才如此虚幻。在这里，布尔加科夫对自己的理解产生了虚幻，或者说他宁愿虚幻地去理解自己。现实的压制使他完全退回到了自己的内心，接着又使他重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他将自己的命运推入到想象之中。于是出现了玛格丽特，这个美丽超凡的女子，与大师一样，她也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之中。两个同样的人在莫斯科的某一个街角邂逅时，都是一眼就看出了对方的内心，爱情就这样开始了。玛格丽特的出现，不仅使大师的内心获得了宁静，也使布尔加科夫得到了无与伦比的安慰。这个虚幻的女子与其说是为了大师而来，还不如说是布尔加科夫为自己创造的。大师只是布尔加科夫在虚构世界里的一个代表：当布尔加科夫思想时，他成为了语言；当布尔加科夫说话时，他成为了声音；当布尔加科夫抚摸时，他成为了手。因此可以这样说，玛格丽特是布尔加科夫在另一条人生道路上的全部的幸福，也是布尔加科夫在现实与写作之间的唯一模糊之区。只有这样，布尔加科夫才能完好无损地保护住了自己的信念，就像人们常说的这是爱情的力量，并且将这样的信念继续下去，就是在自己生命结束以后，仍然让它向前延伸，因为他的另一条人生道路没有止境。所以当大师的完美因为抽象而显得苍白时，玛格丽特的完美则是楚楚动人。对布尔加科夫来说，《大师和玛格丽特》中的大师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结构的需要，玛格丽特就不仅仅是结构的需要了，她柔软的双肩同时还要挑起布尔加科夫内心沉重的爱情。于是她不可逃避地变得极其忧郁，她的忧郁正是大师--其实是布尔加科夫--给予的，是大师在镜中映出的另一个人的现实造成的。玛格丽特被撒旦选中，出来担当魔鬼晚会的女主人，这位一夜皇后在布尔加科夫笔下光彩照人。虽然在这辉煌的篇章里，有关玛格丽特最多的描绘是她的视线，让她的视线去勾勒晚会的全部，也就是说在这个篇章里主要出现的都是别人，玛格丽特出现的只是眼睛，然而这正是人们常说的烘云托月，布尔加科夫向我们证明了烘云托月是最能让女人美丽，而且也是女人最为乐意的。不久之后，玛格丽特开始在天空飞翔了，这又是一段美丽无比的描叙，让玛格丽特的身体在夜空的风中舒展开来，虚幻之后的美已经无法表达，只有几声叹息来滥竽充数。飞翔的最后是看到了一条月光铺成的道路，这条道路来自于遥远的月亮，在月光路上，玛格丽特看到本丢·彼拉多拼命地追赶着耶稣，大声喊叫着告诉耶稣：杀害他的不是本丢·彼拉多。作家就是这样，穷尽一生的写作，总会有那么一、两次出于某些隐秘的原因，将某一个叙述中的人物永远留给自己。这既是对自己的纪念，也是对自己的奖励。布尔加科夫同样如此，玛格丽特看上去是属于《大师和玛格丽特》的，是属于所有阅读者的，其实她只属于布尔加科夫。她是布尔加科夫内心的所有爱人，是布尔加科夫对美的所有的感受，也是布尔加科夫漫长的人生中的所有力量。在玛格丽特这里，布尔加科夫的内心得到了所有的美和所有的爱，同时也得到了所有的保护。玛格丽特在天空的飞翔曾经中断过一次，就是为了大师，也就是布尔加科夫，她在莫斯科的上空看到了伤害大师的批评家拉铜斯基的住所，于是她毅然中断了美丽的飞翔，降落到了拉铜斯基的家中，将所有的仇恨都发泄了出来。事实上她的仇恨正是布尔加科夫的仇恨，而她的发泄又正是布尔加科夫内心深处对自己的保护。有时候道理就是这样简单。幽默与现实可以说，《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写作，是布尔加科夫在生命最后岁月里最为真实的生活，这位几乎是与世隔绝的作家，就是通过写作，不停的写作使自己与现实之间继续着藕断丝连的联系。在卡夫卡之后，布尔加科夫成为二十世纪又一位现实的敌人，不同的是卡夫卡对现实的仇恨源自于自己的内心，而布尔加科夫则有切肤之痛，并且伤痕累累。因此，当他开始发出一生中最后的声音时，《大师和玛格丽特》就成为了道路，把他带到了现实面前，让他的遗嘱得到了发言的机会。这时候对布尔加科夫来说，与现实建立起什么样的关系就显得极其重要了，显然他绝不会和现实妥协，可是和现实剑拔弩张又会使他的声音失去力量，他的声音很可能会成为一堆谩骂，一堆哭叫。他两者都放弃了，他做出的选择是一个优秀作家应有的选择，最后他与现实建立了幽默的关系。他让魔鬼访问莫斯科，作品一开始他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那就是他要讲述的不是一个斤斤计较的故事，他要告诉我们的不是个人的恩怨，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这样的现实不是人们所认为的实在的现实，而是事实、想象、荒诞的现实，是过去、现在、将来的现实，是应有尽有的现实。同时他也表明了自己的内心在仇恨之后已经获得了宁静。所以，他把撒旦请来了。撒旦在作品中经常沉思默想，这样的品格正是布尔加科夫历尽艰难之后的安详。因此，布尔加科夫对幽默的选择不是出于修辞的需要，不是叙述中机智的讽刺和人物俏皮的发言。在这里，幽默成为了结构，成为了叙述中控制得恰如其分的态度，也就是说幽默使布尔加科夫找到了与世界打交道的最好方式。正是这样的方式，使布尔加科夫在其最后的写作里，没有被自己的仇恨淹没，也没有被贫穷拖垮，更没有被现实欺骗。同时，他的想象力，他的洞察力，他写作的激情开始茁壮成长了。就这样，在那最后的十二年里，布尔加科夫解放了《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叙述，也解放了自己越来越阴暗的内心。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日

中国农村社会的衰变始于清末，百余年过去了，这一趋势并未得到遏止。今日的衰败是否出现了新的特征呢？20世纪30年代，"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先生曾试图运用儒家文化拯救中国农村。那么，今天是否还存在儒学"下乡"的可能？

此文介绍19－20世纪中国画家接触印象派的历史，史料可资参考。文章末尾提到“而印象派画家的艺术探索成果，已经十分自然地融人中国艺术家的创作之中，在油画或者水墨画中，都可以看到汲取、融会印象派绘画观念和技法而获得成功的事例。”这个说法似乎略显笼统夸张，中国水墨画从人物转向“写意”的山水，是一个独立的艺术过程，这与特纳以后的法国画家对现实的拆解从哲学到技法都是两回事，不宜因其艺术特点的某些共通表象或某些国画大家接触过印象派画作而称中国水墨画受印象派影响。正如“印象派”这三字曾经成为无辜的被批判对象，它也在很多艺术评论中因其琅琅上口而被滥用。－－人文与社会

融危机使中国产业结构的缺陷暴露无遗：过度依赖于国外市场，过度依赖于投资与房地产业。调整产业结构不仅需要正确的政策，更需要正确的时机，现在急不得。如何围绕“人性”与“绿色”使短期应对与长期产业升级配套，是对中国智慧的大考。

"十二五"时期要不要科学发展？如何从加快发展转向科学发展？如何避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目标落空？如何正确引导地方，从"GDP挂帅"的新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关键还是要解决中央与地方发展思路和路线的"南辕北辙"这一核心问题，又要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关系，既要保护地方"好的积极性"，但绝不鼓励和迁就地方"盲目的积极性"，把地方的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促进地方政府从生产总值增长竞赛转向公共服务竞赛。什么是地方政府的最大政绩？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施国家发展规划，与计划经济条件下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GDP不再是政府的最大政绩，而是市场主体的最大政绩，这包括投资者、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和消费者，还包括外资企业等，他们才是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主体，当然也是创造GDP的主体。政府不是创造GDP的主体，而是宏观经济稳定的提供者，他们的政绩反映在宏观经济是否稳定上，这可以用经济波动系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失业率、国际收支、财政收支等宏观经济指标来衡量和客观评价。即使上述政府政绩，也不是地方政府的政绩，而是中央政府的政绩，因为只有中央政府负责宏观经济调控并提供全国性公共产品即宏观经济稳定，就是通常人们所言的"是党中央、国务院正确决策和领导的结果"。作为各级地方政府是这一决策的执行者，千万不能把这个宏观经济稳定的政绩算在自己的"头上"，更不要把市场主体创造的GDP及增长率算在自己的"头上"，作为自己的"政绩"，否则就有"贪天下之功"之嫌，算错了账。这就是为什么不能用生产总值来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主要理由。通常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精神即追求利润最大化称为"动物精神"，指私人投资的冲动靠自然本能的驱动。实际上，长时期以来，许多地方变成追求GDP的"动物精神"，具有强烈的投资冲动，拼命"大干快上"。作为企业家、投资者，追求增长和投资利润的"动物精神"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作为地方官员一味地追求增长和投资政绩，就可能出现在市场经济领域的严重"越位"，与民（指市场主体）争利，却在公共服务领域严重"缺位"，（公共）服务不到位。中国基本国情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各地发展条件差异甚大，我称之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因此用GDP增长率或人均GDP水平来评价不同地方政府的政绩和排序，既不公平也不科学。在中国，不仅需要有市场主体之间的激烈竞争，还需要有在中央政府指导下的地方竞赛，但是要根本改变竞赛的指标和指挥棒。取消GDP考核指标，不是以GDP论英雄，而是以科学发展观论英雄，这就需要把GDP竞赛转变成公共服务竞赛，改善民生竞赛，节能减排竞赛，社会管理竞赛，这样做既公平也合理，既不越位又不缺位。警惕新的"GDP升级大战"目前各地方党委"十二五"规划《建议》已经陆续出台。从目前已经公开的23个省（市区）党委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来看，只有3个省（市区）调门和中央一致，是弱化经济增长指标；有10个省（市区）继续锁定在快速增长的目标上，仍追求10%以上的高增长；还有10个省（市区），还是要大干快上，追求12%以上的增长率，其中有7个省（市区）提出了翻一番的目标（即增长率要达到14%）。（见表）估计全国已经有25个地区在10%以上，我曾问一个省："10%以上是多少？"回答是在13.5%左右。有的地级市和县还提出五年"GDP翻一番半"的目标（即增长率要达到20%）。可以说，大部分地方政府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目标上，仍然锁定在"加快发展"的轨道上，我们称之为"路径依赖"，并"自我锁定"。这是典型的"打左灯，往右跑"，还是"快字当头"，还是"大干快上"。如果不及时遏制这一倾向，"十二五"经济增长的层层放大效应只会比"十一五"有过而无不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也可能落空。应取消GDP考核指标从世界大国看，各国都不统计地区生产总值，更谈不上比较或考核地区生产总值，这容易产生重复计算，并不科学，也不真实。因为中国太大，目前统计省级生产总值还说得过去，没有必要统计省以下地区生产总值。从今后看，还要与国际接轨，逐步取消对省级GDP的统计，只有全国的GDP，不能搞出两个不同的GDP数据。对地方政府，取消了地区生产总值考核目标之后，他们的政绩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地方政府最大的政绩就是改善民生，提供地方性基本公共服务和重要公共产品，加强社会管理，进行市场监督，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实行绿色发展，强化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从不同的政府层次看，越是较低一级的政府，越是要强化公共服务职能，越是要淡化经济职能。这是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方向，是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应与中央组织部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共同制定实施细则，制定充分反映科学发展观的考核体系，使广大地方从GDP中解放出来，从加快发展真正转向科学发展。这才是国家"十二五"规划最大的政治经济亮点、最大的创新之处。从GDP增长率指标来看，要给地方政府泼凉水，不要口头科学发展，实际非科学发展。对地方政府来说，特别是省以下，实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增长指标更为重要。在这里，我们建议用居民总收入代替纯收入或者可支配收入。总收入包括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农业直接补助等，也包括财产性收入、租房子、租赁土地。因此采用总收入口径更好，也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中央提出实现两个同步增长，即经济增长与城乡居民收入同步增长。从全国总的来看，2006年到2009年期间，几乎所有地区名义GDP增长率大大超过城乡居民名义人均收入增长率，越是名义GDP增长率高的地区，两者的差距就大。以增长率最高的内蒙古为例，2006年到2009年期间，名义GDP平均增长率为25.67%，但是城乡名义人均可支配收入和纯收入分别为14.76%和13.37%。经济高增长不一定给居民收入带来相应的增长。本地区居民的收入增长，就非常有意义，不是不要增长，只是不要衡量GDP增长而是要衡量居民收入。只有当城乡居民人均总收入水平能够达到7%，那么这就是老百姓所需要的经济增长。这样的话就可以向全国人民承诺，今后未来十年实现每个国民总收入倍增的目标。  胡鞍钢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2010年普查数据的公布再次证明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了超低生育水平的时代。中国20世纪90年代生育水平迅速下降以来，每两年更新数据的联合国人口预测就不断地调整中国未来人口峰值数据，从16亿下调15亿，再调至2011年版的不到14亿。

当时正值美国的经济不够景气，群众厌战、反战的情绪很强烈，尤其在青年当中，酝酿着一股强烈的对现实不满的浪潮。就在这时候金斯伯格的成名作《嚎叫》问世，它表达了群众对社会不满的呼声，尤其强烈地表达了青年人精神上的不满，立刻引起轰动。

大学生关注可口可乐小组成立于2008年8月，是由7名大学生发起成立的关注可口可乐装瓶厂及供应商的工人劳动和生活状况的临时性小组。

《万名留学人员回国就业报告》依据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从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在该中心办理户籍和就业证明信的所有留学人员的数据完成，共11045条记录。大多数留学回国人员具有国外硕士学位，约占76%，有国外博士和学士学位人员各11%左右。大约一半留学回国人员为留学一年的硕士研究生。

锦涛同志今天去了安徽小岗村，肯定了小岗村当年"求温饱"——"分田单干"的历史贡献，对小岗村前年以来"奔小康"——"重走合作路"一字未提。全国人民都知道小岗村"重走合作路"了，锦涛同志不知道？安徽的同志和锦涛同志的随行人员都不知道？

《自杀与美好生活》吴飞著：导言‘现代文明的一道伤口’

摇滚、庞克、重金属、迪斯科、饶舌、嘻哈、迷幻浩室、青少年叛逆文化、流行音乐、唱片工业，近年的音乐社会学与文化研究已就这些标题产出了相当可观的文献。本文将不在这些标题的层次谈论音乐，而打算以同为感官听觉的两面界分：音乐/语言、音乐/噪音，作为评论的轴线。

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穷兵黩武、债台高筑的美国越来越像古罗马帝国，欧洲也深陷史无前例的主权债务财政危机，我国人口的再生产则实现了从"两高一低"模式向"三低"模式的历史性转变，身处时局巨变之中的我们，是时候根据我们的人口模式转变和将来可能出现的财政压力，从长计议一种"家庭友好型"社会治理了。

在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下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建设，集约与节约用地尤为重要。我们必须健全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坚决守住耕地红线，综合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使有限的土地资源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一、当前我国土地管理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开展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试点，在明晰产权关系、确定流转条件、规范流转形式、合理分配收益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但也要看到，我国在土地资源利用和管理方面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耕地逐年减少，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任务艰巨。2001年至2010年共减少耕地1.59亿亩。目前我国人均耕地只有1.3亩，1/3省市人均不足1亩，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人均0.8亩警戒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特别是农民修建房屋相互攀比，"一户多宅"现象普遍，加上农村大量劳动力外出打工和耕地抛荒等因素，目前我国耕地每年以近700万亩的速度锐减。 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卖地"，各种"圈地运动"不断升级。从客观上看，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必然带来建设用地的急剧增长。据统计，1990年至2010年，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增加了2.5万平方公里以上，约占耕地减少总量的20%。从主观上看，在经营性用地实行"招拍挂"后，土地出让收入大幅增长，形成"土地财政"，这就刺激了地方政府"卖地"积极性。特别是有的地方为了招商引资，尽力满足对方的占地需求，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 土地质量下降，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未得到根本扭转。我国的水土流失十分严重，目前每年以1万平方公里的速度递增。全国荒漠化面积达262.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7.3%，遍及13个省区市，近4亿人口受到影响。我国还是世界上公认的少水国家，淡水资源仅占世界的8%，人均水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目前，每年因缺水造成粮食减产1000亿公斤左右，约8000万农村人口和4000多万头牲畜饮水困难。此外，城市三废（废气、废水、废渣）和农药、化肥、农膜、生活垃圾等污染源增多，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土地质量下降。 征地拆迁矛盾突出，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严重问题。目前征地一般沿用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强制办法，而供地采取的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有偿出让形式，这一"双轨制"的存在，使矛盾、纠纷增多，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极端行为和群体性事件。据统计，目前征地拆迁的矛盾纠纷，占上访案件总数的33.1%。在征地过程中，暗箱操作、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屡见不鲜。2010年，全国发生违法用地案件达5.3万起，涉及土地面积41.8万亩，其中占用耕地16.4万亩。 土地监管存在漏洞，现行土地管理体制机制有待完善。现行的"条块结合"的土地管理体制，使土地管理部门很难对本地区土地违法违规行为实施监管。这是一些地方城市建设过度扩张、项目不合理占地的重要原因。此外，《宪法》、《土地管理法》规定征地是因"公共利益"需要，但未对"公共利益"做出明确界定，其解释权掌握在实施征地的各级政府手里，以至于房地产开发、工业园区、各类楼堂馆所都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来征地。 二、强化土地管理的目标和要求 上述情况表明，实现土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采取最严格的土地保护制度，强化土地资源集中统一管理，有效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完善监管机制。当前，要特别注重处理好四个关系。 处理好保护耕地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土地稀缺始终是根本性约束因素。我国的土地管理制度，必须具备保护耕地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功能。既要保证农业发展特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需要，又要考虑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日益增加的用地需要，形成节约用地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赢局面。 处理好保护耕地与生态环境建设的关系。解决13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任何时候都是头等大事。同时，我国已向国际社会承诺，到2020年森林保有量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以上，2050年森林覆盖率稳定在26%以上。这就需要处理好保护耕地和退耕还林、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坚持当前用地和长远考虑相结合，不以透支子孙后代的土地资源来求发展，保持土地资源的代际公平和永续利用，在不突破耕地红线前提下，加大生态功能的土地复垦力度，不断拓展国土绿色空间。 处理好城镇化建设与保护居民合法土地权益的关系。我国已进入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关键时期，2011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已达51%，今后还将快速发展，城镇建设用地势必持续增加。但推进城镇化建设也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不能超越现实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一哄而上，不能脱离实际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更不能以牺牲居民合法土地权益和社会稳定为代价。 处理好土地管理制度建设与加强日常监督落实的关系。我国统筹城乡土地管理的基本法规和政策体系已经建立，《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了土地用途管制、耕地保护、征地补偿等基本制度。要从根本上解决建设用地猛增和征地拆迁矛盾增多的问题，必须大力加强土地监管的权威性，健全奖惩机制，对未批先用、少批多用、违规建筑等非法占地行为，必须采取依法没收、拆除等强制措施，不能以"补办手续"而过关。 三、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的建议 一要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重点做好基本农田划定和农村集体土地登记等基础性工作，同时加快建设国家标准的永久性基本农田。健全耕地保护补偿长效机制，对承担耕地保护责任的农民进行直接补贴，提高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稳步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农民住宅要先行安排空闲地，加快旧村和"空心村"改造，鼓励农民向中心村、小城镇聚集。改革完善宅基地审批制度，坚决执行一户一宅政策，严禁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强化耕地保护责任制，建立和完善耕地保护数据库，健全国家、省、市、县四级数据库网络传输系统，把保护耕地责任落实到乡镇、村组、农户、地块，做到分工明确、齐抓共管。 二要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不断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严格执行《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各级政府要制定和重新审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严格控制各类建设用地指标，降低经济增长对土地资源的过度消耗。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划定城镇建设用地"红线"，限制城镇建设过度扩张，走集约化城镇发展道路。加强土地整治和复垦开发，对全国各类存量复垦土地进行全面调查摸底，充分利用闲置土地，积极复垦旧城区、空闲地、废弃地等。实施差别化的土地利用政策，针对不同产业土地配置效率和不同区域主体功能的差异，明确不同产业用地的先后次序，优先保障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等集约化程度高的产业用地，严格限制高耗能、高耗地、高污染产业用地。 三要积极引导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稳步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是规模经营的前提。农村土地流转必须始终坚持"姓农"，绝不能以流转为名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务必做到土地流转不流失。必须坚持把农民利益放在首位，农村土地流转要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确保农民享有土地流转自主权、流转方式选择权和价格收益谈判权等合法权益。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新机制，培育和发展各种类型的土地流转服务中介组织，健全评估制度，规范流转手续，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土地流转市场。地方政府要有针对性地制定土地流转长远规划，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配套政策，加强土地流转过程的规范管理，积极做好土地流转矛盾纠纷调解工作，防止土地流转市场发展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 四要弱化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土地增值收益公平惠及各方。遏制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将土地收入由原来地方政府自行支配的预算外收入，全部或部分纳入中央统一掌管的预算内国税收入，从根本上弱化地方政府与土地的利益关系。改革和完善土地收益分配制度，进一步加强土地增值税收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土地税收在抑制土地投机、规范房地产市场中的重要作用，提高土地取得和保有成本，逐步把原来一次性收取70年或50年的土地出让金，改为缴纳浮动的土地使用年税制。规范征地程序，明确界定"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的不同实施办法，公益性征地要严格依照论证、协商、听证、裁决、审批等程序确定，绝大多数居民不同意征地拆迁的不能强征强迁；经营性用地要严格按照市场运行机制操作，让当事人充分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和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权。完善征地补偿机制，积极探索各种补偿方式，按照"先安置、后拆迁"的原则，对被征地拆迁的居民进行妥善安置，解决好他们的就业、住房和社会保障问题，确保其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基本生活长期有保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五 要加强监督检查，完善土地管理配套措施和体制机制。尽早对《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进行相应修改，突出全面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严格界定"公共利益"征收土地的适用范围，坚决制止滥用征地权。同时加强保护耕地、节约用地的宣传教育，增强全民忧患意识和保护耕地、节约用地的自觉性。加强全国土地监管信息体系建设，综合运用各种技术手段，建立健全土地监管网络信息系统，完善举报奖励机制，对土地状况进行动态监测和全方位管理。加强地方政府土地管理能力建设，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公众参与、上下联动的工作格局，建立健全节约用地的考核制度和激励机制，实行最严格的惩处措施，对违规建高尔夫球场和高级别墅的要严肃查处。大力加强执法监督检查，有关土地管理法规必须严格执行，不得以任何理由变通。建立健全土地和耕地定期检查、动态巡查、不定期抽查责任制，及时发现问题，对重大违法违纪违规行为，要严肃追究党纪政纪和法律责任。（作者单位：中央政策研究室）

参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的，当时唐弢还是一位20岁的上海邮局的实习拣信生。从追随鲁迅于散文和杂文领域开始创作，到开创性地大量写作书话，再到领衔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半个多世纪的孜孜求索

谨以面对向林书扬先生致敬与告别：唯有追求社会完善的个人实践，才是个人的完善过程。他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沿途把它珠玉般地镶嵌在他的生命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