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 文章列表 - 全部

这本来不是一封公开信，而是写给清华大学同仁的私信。它的起因是，我们当中的很多人从四月开始收到一些无端的、内容一致的匿名信，要求我们注意“汪晖的剽窃”。一位署名 “Kev”或“Kevy”的人，自称是此类信件的作者之一，联络了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我多次给他写信，问他是谁，还希望知道他有些什么证据，他都没有回答。这个事件标志着我们介入的开始，我们同时越来越怀疑一场有组织的活动可能已经把我们当做对象。所以当某位不知名人士把我们给清华校长的信泄露给了中国媒体后，我们最终决定自己发表该信，以驱除对我们的怀疑、表明我们的意图。

近三十年来（1978-2008），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有三种视角：革命史、经济史、社会史。

苏联解体原因研究综述（至2007年），看书单可

巴兹·柯肖（Baz Kershaw）目前是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戏剧系教授。《剑桥英国戏剧史》第三卷主编。主要著作有《表演政治学》（路特利奇出版社，1992）和《表演原理：从布莱希特到波德里亚尔》（路特利奇出版社，1999）。

今天在鲁迅纪念馆讲话，心里紧张--老先生就住在隔壁，讲到一半，他要是走进来怎么办？其实，我非常巴望老先生真的会走进来，因为我知道，我们根本别想见到鲁迅先生了。 鲁迅先生被过度谈论了。其实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尺度中，鲁迅是最不该被谈论的人。按照胡塞尔的定义："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是个坏公民。"鲁迅的性格、脾气，不管哪个朝代，恐怕都是"坏公民"。好在今天对鲁迅感兴趣的年轻人，恐怕不多了吧？ 然而全中国专门研究鲁迅、吃鲁迅饭的专家，据说仍有两万人。所以要想比较认真地谈论鲁迅，先得穿越两万多专家的几万万文字，这段文字路线实在太长了，每次我读到这类文章，总是弄得很茫然，好像走丢了一样。可是翻出鲁迅先生随便哪本小册子，一读下去，就看见老先生坐在那里抽烟，和我面对面！ 我不是鲁迅研究者，没有专门谈论鲁迅的资格。今天晚上孙郁先生给我大面子，叫到这里来，怎么办呢，自己想个话题讲讲？想不出来，就算有什么意思要来讲，一到鲁迅家，就吓得不敢讲；讲鲁迅先生？那么多人已经说过他了，还有什么可讲？ 所以你在鲁迅纪念馆不谈鲁迅、谈鲁迅，我觉得都不恭敬，都为难。 我知道自己是属于在"鲁迅"这两个字上"落了枕"的人，我得找到一种十分私人的关系，才好开口谈鲁迅。可是我和老先生能有什么私人关系呢？说是读者，鲁迅读者太多了；说是喜欢他，喜欢鲁迅的人也太多了；天底下多少好作者都有读者，都有人喜欢，那都不是谈论鲁迅的理由。最后我只能说，鲁迅是我几十年来不断想念的一个人。 注意，我指的不是"想到"（ｔｈｉｎｋｉｎｇ），而是"想念"（ｍｉｓｓ），这是有区别的。譬如鲁迅研究者可能每天想到鲁迅，但我不确定他们是否想念他--我们会想念一位亲人、恋人、老朋友，可是几十年想念一位你根本不认识的人，是怎样一回事？出于什么理由？ 在我私人的"想念名单"中，绝大部份都是老早老早就死掉的人，譬如伟大的画家、音乐家、作家。在这些人中间，不知为什么，鲁迅先生差不多是我顶顶熟悉的一位，并不完全因为他的文学，而是因为他这个人。我曾经假想自己跟这个人要好极了，所以我常会嫉妒那些真的和鲁迅先生认识的人，同时又讨厌他们，因为他们的回忆文字很少描述关于鲁迅的细节，或者描述得一点都不好--除了极稀罕的几篇，譬如萧红女士的回忆。 可是你看鲁迅先生描述他那些死掉的朋友：范爱农、韦素园、柔石、刘半农等等，就比别人回忆鲁迅的文字，不知道精彩多少。每次读鲁迅先生的回忆文字，我立刻变成鲁迅本人，开始活生生回想那些死掉的老朋友。他那篇《范爱农》，我不晓得读过多少遍，每次读，都会讨厌这个家伙，然后渐渐爱他，然后读到他死掉--尸体找到了，在河水中"直立着"--心里难过起来。 我们这代人欢喜鲁迅，其实是大有问题的。我小学毕业，文革开始，市面上能够出售、准许阅读的书，只有《毛泽东选集》和鲁迅的书。从五十年代开始，鲁迅在中国被弄成一尊神，一块大牌坊。这是另一个大话题，今天不说。反正我后来读到王朔同志批评鲁迅的文章，读到不少撩拨鲁迅的文字，我猜，他们讨厌的大概是那块牌坊。其实，民国年间鲁迅先生还没变牌坊，住在弄堂里，"一声不响，浑身痱子"，也有许多人讨厌他。我就问自己：为什么我这样子喜欢鲁迅呢？今天我来试着以一种私人的方式，谈论鲁迅先生。 第一，我喜欢看他的照片，他的样子，我以为鲁迅先生长得真好看。 文革中间我弄到一本日记本，里面每隔几页就印着一位中国五四以来大作家的照片，当然是按照四九年后官方钦定的顺序排列："鲁、郭、茅，巴、老、曹"之类，我记得最后还有赵树理的照片--平心而论，郭沫若、茅盾、老舍、冰心的样子，各有各的性情与份量。近二十多年，胡适之、梁实秋、沈从文、张爱玲的照片，也公开发布了，也都各有各的可圈可点，尤其胡适同志，真是相貌堂堂。反正现在男男女女作家群，恐怕是排不出这样的脸谱了。 可是我看来看去，看来看去，还是鲁迅先生样子最好看。 五四那一两代人，单是模样摆在那里，就使今天中国的文艺家不好比。前些日子，我在三联买到两册抗战照片集，发布了陈公博、林伯生、丁墨村、诸民谊押赴公堂，负罪临刑的照片，即便在丧尽颜面的时刻，他们一个个都还是书生文人的本色。他们丢了民族的脸，照片上却是没有丢书生相貌的脸。我斗胆以画家的立场对自己说：不论有罪无罪，一个人的相貌是无辜的。我们可能有资格看不起汉奸，却不见得有资格看不起他们的样子。其中还有一幅珍贵的照片，就是周作人被押赴法庭，他穿件干净的长衫，瘦得一点点小，可是那样的置之度外、斯文通脱。你会说那种神色态度是强作镇定，装出来的，好的，咱们请今天哪位被双规被审判的大人物在镜头前面装装看，看能装得出那样的斯文从容么？ 我这是第一次看见周作人这幅照片，一看之下，真是叹他们周家人气质非凡。 到了１９７９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脸出现了：胡风、聂甘弩、丁玲、肖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模样全都坍塌了，无一例外地被扭曲了。忍心说句不敬的话，那种模样，还不如丑陋，还不如法庭刑场上的汉奸们，至少保留了相貌上一点最后的尊严。这批文代会代表索性不是文艺家，不是名人，倒也罢了，现在你看看，长期的侮辱已经和他们的模样长在一起了--再忍心说句不敬的话：他们带着自己受尽侮辱的面相，还居然愿意去参加文代会，本身就是再次确认侮辱。我想，鲁迅先生不会去参加那样的会议的。 这时我就想到鲁迅先生。老先生的相貌先就长得和他们不一样，这张脸非常不卖帐，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可是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么表情，就那么对着镜头，意思是说：怎么样！我就是这样！ 所以鲁迅先生的模样真是非常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学，配他的脾气，配他的命运，配他的地位与声名。我们说起五四新文学，都承认他是头一块大牌子，可他要是长得不像我们见到的这付样子，你能想象么？ 鲁迅的时代，中国的文艺差不多勉强衔接着西方十八、九世纪末。人家西方十八、九世纪文学史，法国人摆得出斯汤达、巴尔扎克的好样子，英国人摆得出哈代、狄更斯的好样子，德国人摆得出哥德、席勒的好样子，俄国人摆得出托尔斯泰或者妥斯托也夫斯基的好样子，印度还有个泰戈尔，也是好样子- -现代中国呢，谢天谢地，总算五四运动闹过后，留下鲁迅先生这张脸摆在世界文豪群像中，不丢我们的脸--大家想想看，上面提到的中国文学家，除了鲁迅先生，哪一张脸摆出去，要比他更有份量？更有泰斗相？更有民族性？更有象征性？更有历史性？ 而且鲁迅先生非得那么矮小，那么瘦弱，穿件长衫，一付无所谓的样子站在那里。他要是长得跟肖伯纳一般高大，跟巴尔扎克那么壮硕，便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可他要是也留着于右任那把长胡子，或者象沈君儒那样光脑袋，古风是有了，毕竟还是不像他。他长得非常像他自己，非常地"五四"；非常地" 中国"，又其实非常地摩登......我记得那年联合国秘书长见周恩来，叹其风貌，说是在你面前，我们西方人还是野蛮人。这话不管是真心还是辞令，确是说出一种真实。西洋人因为西洋的强大，固然在模样上占了便宜，可是真要遇见优异的中国人，那种骨子里的儒雅凝炼，脱略虚空，那种被彼得·卢齐准确形容为"高贵的消极"的气质，实在是西方人所不及。好比中国画的墨色，可以将西洋的五彩缤纷比下去；你将鲁迅先生的相貌去和西方文豪比比看，真是文气逼人，然而一点不嚣张。 有人会说，这是因为历史已经给了鲁迅伟大地位，他的模样已经被印刷媒体塑造了七十多年，已经先入为主成为我们的视觉记忆。是的，很可能是的，但我以为模样是一种宿命，宿命会刻印在模样上--托尔斯泰那部大胡子，是应该写写《战争与和平》；鲁迅那笔小胡子，是应该写写《阿Ｑ正传》。当托尔斯泰借耶稣的话对沙皇说，"你悔改吧"，这句话与托尔斯泰的模样很配；当鲁迅随口给西洋文人看相，说是"妥斯托耶夫斯基一付苦相、尼采一付凶相、高尔基简直像个流氓"......这些话，与鲁迅的模样也很配--大家要知道，托尔斯泰和鲁迅这样子说法，骄傲得很呢！他们都晓得自己伟大，也晓得自己长得有样子。那年肖伯纳在上海见鲁迅，即称赞他好样子，据说老先生应声答道：早年的样子还要好。这不是鲁迅会讲话，而是他看得起肖伯纳，也看得起他自己。 我这不是以貌取人么？是的，在最高意义上，一个人的相貌，便是他的人。但以上说法只是我对老先生的一厢情愿，单相思，并不能证得大家同意的。好在私人意见不必证得同意，不过是自己说说而已。 我喜欢鲁迅的第二个理由，是老先生好玩，就文学论，就人物论，他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 "好玩"这个词，说来有点轻佻，这是现在小青年随口说的话，形容鲁迅先生，对不对呢？我想来想去，还是选了这个词。这个词用来指鲁迅，什么意思呢？我只好试着说下去，看看能不能说出意思来。 老先生去世，到明年整七十年了。七十年来，崇拜鲁迅的人说他是位斗士、勇士、先驱、导师、革命家，说他是愤怒激烈、疾恶如仇、"没有半点媚骨的人"；厌恶鲁迅的人，则说他心胸狭窄、不知宽容、睚眦必报、有失温柔敦厚的人。总之，这些正反两面的印象与评价，都仿佛鲁迅是个很凶、很严厉、不通人情的人。 鲁迅先生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最近二十多年，"鲁迅研究"总算比较地能够将鲁迅放回他生存的时代和 "语境"中去，不再像过去那样，给他涂上厚厚的意识形态涂料，比较平实地看待他。那么，平心而论，在他先后、周围，可以称作斗士、先驱、导师、革命家的人，实在很不少。譬如章太炎敢于斗袁世凯，鲁迅就很欣赏；创建民国的辛亥烈士，更是不计其数；梁启超鼓吹共和、孙中山订立三民主义、陈独秀创建共产党，蔡元培首倡学术自由、胡适宣扬民主理念、梁漱溟亲力乡村建设 ......这些人物不论成功失败，在中国近代史都称得起先驱和导师，他们的事功，可以说均在鲁迅之上。 当年中间偏左的一路，譬如七君子，譬如杨杏佛、李公仆和闻一多，更别说真正造反的大批左翼人士与共产党人，则要论胆量，论行动力，论献身的大勇，论牺牲的壮烈，更在鲁迅之上。即便在右翼阵营，或者以今天的说法，在民国"体制"内敢于和最高当局持续斗争、不假辞色的人，就有廖仲凯、傅斯年、雷震等等一长串名单。据说傅斯年单独扳倒了民国年间两任财政部长，他与蒋介石同桌吃饭，总裁打招呼，他也不相让，居然以自己的脑袋来要挟，总裁也拿他无奈何--这种事，鲁迅先生一件也没干过，也不会去干，我们就从来没听说鲁迅和哪位民国高干吃过饭。 或者说，以上人物多是政治家，鲁迅先生是文人、作家、思想家--这说法也对也不对。须知民国是个"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书生问政，书生干政，多得是，譬如傅斯年本职就是教授。和民国许多文人一样，鲁迅一辈子叫喊国事天下事，可是你说他热衷政治，他既不入国共两党，也不做官；你说他是个文人，他却私下和当时的乱党交接甚密，还入过左联。就拿他常被通缉这件事来说，将鲁迅和政治家比较，也不算怎样地不恰当。 要说斗士，我们先得假定鲁迅斗争的对象，并不一定就是错的，而鲁迅也并不全部是对的。这样看来，当年和鲁迅先生斗过较量过的大小"匹夫"，数也数不过来，他们也是"斗士"，也凶得很呀。我看过一本鲁迅研究专著叫做《鲁迅：最被诬蔑的人》，全是报告人家怎样对鲁迅咒骂批判吐口水。然而这本书的观点，仍设定鲁迅"政治上正确"，仍然没有将鲁迅放在当时的语境中看待--长期以来，我们不是总在猜测鲁迅先生要是活在今天会怎样么？阿弥陀佛，还是将鲁迅放回他的时代吧。在他的时代，他可以做胡塞尔所谓的"坏公民"--据说，白色恐怖时期，鲁迅曾经认真地向革命者打听严刑拷打究竟怎样滋味，可见他是准备吃苦头的。最著名的例子，是他出门不带钥匙，意思是横竖死了算了。然而他到底从未挨过整，挨过打，没蹲过一天班房。我们渲染他怎样地避难、逃亡，其实那正是鲁迅的奢侈与风流，鲁迅属蛇，蛇最会逃，而且逃到租界去。 总之，鲁迅的时代，爱国志士与英雄豪杰，多了去了，只不过五十多年来，许多民国人被我们抹掉了、贬低了、歪曲了、遗忘了......在我们几代人接受的教育中，万恶的"旧社会"与"解放前"，除了伟大的共产党人，好像只有鲁迅一个人在那里左右开弓跟黑暗势力斗。鲁迅一再说，他只有一枝笔，可是我们偏要给他弄得很凶，给他背后插许多军旗，像个在舞台上唱独角戏的老武生。 现在我这样子单挑个所谓"好玩"的说法来说鲁迅，大有"以偏盖全"之嫌，但我不管它，因为我不可能因此贬低鲁迅，不可能抹煞喜欢鲁迅或讨厌鲁迅的人对他的种种评价。我不过是在众人的话语缝隙中，捡我自己的心得，描一幅我以为"好玩"的鲁迅图像。 什么叫做"好玩"？"好玩"有什么好？"好玩"跟道德文章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我要强调鲁迅先生的"好玩"？以我私人的心得，所谓"好玩"一词，能够超越意义、是非，超越各种大字眼，超越层层叠叠仿佛油垢一般的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直接感知那个人--当我在少年时代阅读鲁迅，我就会不断不断发笑。成年以后，我知道这发笑有无数秘密的理由，但我说不出来，而且幸亏说不出来--这样一种阅读的快乐，在现代中国的作家中，读来读去，读来读去，只有鲁迅能够给予我，我相信，他这样写，知道有人会发笑。 随便举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子吧，在《看萧与看萧的人们》中，记录宋庆龄通知鲁迅说，萧伯纳到了上海了，正在哪里吃饭，问他愿不愿意去见见。鲁迅于是写道：有这样的要去见一见，那就见一见吧。 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但这里面有一层需要说却又不好说、说不好就很不好玩的意思。什么意思呢--萧是大人物，鲁迅知道自己也是大人物，不去见，或赶紧去见，看得很重，或存心看轻，都没必要，都不恰当，都不大方。其实鲁迅是想要见见的，又其实不见也无所谓。现在人家来了，邀请也来了，那么：有这样的要去见一见，那就见一见吧。 这意思很深，也很浅，很率性，也很得体，他当时那么想了一想，事后这么写了一笔，很轻，很随便，用了心思，又看不出怎样地用心思，然而有这么一笔在--后来便写他去了，居然坐在那里看萧和众人吃饭，等等等等--这就是我所谓的好玩，很不起眼的两句话，我年轻时读到，不注意，中年后读到，心里笑起来。 太多了。鲁迅先生的文句中，布满这类不起眼的好玩，轻轻地，或者放纵地，故意的，或不是故意的，随时想到，随时好玩，随手写下来，因他是通体的、彻头彻尾的好玩，所以他知道自己好玩，不放过一行文字，在那里独自" 玩"。所以除了"好玩"，鲁迅先生另一个偶尔被提到的特质，就是非常寂寞，因为他好玩了一生一世，结果大家把他看成个很凶很苦、一天到晚发脾气的人。这一层，鲁迅真是很失败，他害了好多读者，也被读者所害。 诸位可能知道：我常会提起胡兰成。他是个彻底的失败者，因此他成为一个旁观者。他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他在鲁迅的年代，是个小辈，没有五四同人对鲁迅的种种情结与偏颇。四九年以后，他的流亡身份，也使他没有国共两党在评价鲁迅、看待鲁迅时那种政治意图或党派意气。所以他点评鲁迅，我以为倒是最中肯。他说，鲁迅先生经常在文字里装得"呆头呆脑"，其实很" 刁"，鲁迅真正的可爱处，是他的"迭宕自喜"。 "迭宕自喜"什么意思呢？也不好说，这句话我们早就遗忘了，我只能粗暴而庸俗地翻译成"好玩"。然而"迭宕自喜"也罢、"好玩"也罢，都属于点到为止的说法，领会者自去领会，不领会，或不愿接受的，便说了也白说。我今天要来强说鲁迅的"好玩"，先已经不好玩，怎么办呢，既是已经在这里装成讲演的样子，只好继续做这吃力不讨好的事。我们先从鲁迅的性格说起。 最近我弄到一份四十多年前的内部文件，是当年中宣部为了拍摄电影《鲁迅传》，邀请好些文化人的谈话录，当然，全是文艺高官，但都和老先生认识，打过交道。我看了有两点感慨。一是鲁迅死了，怎样塑造他，修改他，全给捏在官家手里。什么要重点写，什么不可以写，谁必须出现，谁的名字就不必点了，等等等等，这就可见我们知道的鲁迅，是硬生生给一小群人捏造出来的。第二个感触就比较好玩了：几乎每个人都提到鲁迅先生并不是一天到晚板面孔，而是非常诙谐、幽默、随便、喜欢开玩笑。夏衍是老先生讨厌责骂的四条汉子之一，他也说：老先生"幽默的要命"。 我有一位上海老朋友，他的亲舅舅，就是当年和鲁迅先生玩的小青年，名叫唐弢。唐弢五六十年代看见世面上把鲁迅弄成那幅凶相、苦相，就私下里对他外甥说，哎呀鲁迅不是那个样子的（谈细节），还说，譬如老先生夜里写了骂人的文章，隔天和那被骂的朋友酒席上见面，互相问起，照样谈笑。除了鲁迅深恶痛绝的一些论敌，他与许多朋友的关系，绝不是那样子黑白分明（谈他与郑振铎的关系）。 这样子听下来，不但鲁迅好玩，而且我们看到了民国时期的文人、社会、气氛，都蛮好玩，并不全是凶险，全是暗杀，并不成天价你死我活、我活你死。我们的历史教育是严重失实的，我们的历史记忆是缺乏质感的，历史的某一面被夸张变形，历史的另一面却是给藏起来，总是不在场的。我们要还原鲁迅，先得尽可能还原历史的情境。我说"尽可能"，因为历史经常是哈哈镜，变了形的。我们要学会在"变形"中去找那可能准确的"形"。 在回忆老先生的文字中，似乎女性比较地能够把握老先生"好玩"的一面。近年的出版物，密集呈现了相对真实的鲁迅，看下来，鲁迅简直随时随地对身边人、身边事在那里开玩笑。江南的说法，他是个极喜欢讲"戏话"的人，连送本书给年轻朋友，也要顺便开个玩笑（给刚结婚的川岛的书：我亲爱的一撮毛哥哥呀，请你从爱人的怀抱中汇出一只手来，接受这枯燥乏味的《中国文学史略》）。那种亲昵！那种仁厚与得意！一个智力与感受力过剩的人，大概才会这样的随时随地讲"戏话"。我猜，除了老先生遇见什么真的愤怒的事，他醒着的每一刻，都在寻求这种自己制造的快感。 但我们并非没有机会遇见类似的滑稽人，平民百姓中就多有这样可爱的无名智者。我相信，在严重变形的民国人物中，一定也有不少诙谐幽默之徒。然而我所谓的"好玩"是一种活泼而罕见的人格，我不知道用什么词语定义它，它的效果，决不只是滑稽、好笑、可爱，它的内在的力量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好玩，不好玩，甚至有致命的力量--希特勒终于败给丘吉尔，因为希特勒一点不懂得"好玩"；蒋介石败给毛泽东，因为蒋介石不懂得"好玩"--好玩的人懂得自嘲，懂得进退，他总是放松的，豁达的，游戏的。"好玩"，是人格乃至命运的庞大的余地、丰富的侧面、宽厚的背景，好玩的人一旦端正严肃，一旦愤怒激烈，一旦发起威来，不懂得好玩的对手，可就遭殃了。 我们再回头看看清末民初及五四英雄们--康有为算得是雄辩滔滔，可是不好玩；陈独秀算得鲜明锋利，可是不好玩；胡适算得开明绅士，也嫌不好玩；郭沫若算得风流盖世，他好玩吗？好笑倒是有一点；茅盾则一点好玩的基因也没有；郁达夫算是性情中人，然而性情并不就是好玩；再说周作人，他的人品文章淡归淡，总还缺一点好玩，论境界，我以为比他哥哥的纵横交错有声色，到底窄了好几圈，虽然这样说法不免有偏爱之嫌。最可喜是林语堂，他在当年乱世提倡英国式的幽默，给鲁迅好生骂了好几回--顺便说一句，鲁迅批判林语堂，可就脸色端正，将自己的"好玩"暂时收起来--可是林语堂自己平时并不真好玩，他或许幽默的吧，但毕竟偏于西化之后的种种自我教养，与鲁迅那种天性里骨子里的大好玩，哪里比得过。这样地比下来，我们就可以从鲁迅日常的滑稽好玩寻开心，进入他的文章与思想。 然而鲁迅先生的文章与思想，已经被长期困在一种模式里，我来插一脚，又是不好玩。倒是胡兰成接着说，后来那些研究鲁迅的人，"斤斤计较"，一天到晚根据鲁迅的著作"核对"鲁迅的思想，我以为也是中肯的话。 依我看，历来推崇鲁迅那些批判性的、匕首式的、战斗性的革命文章，今天看来，大多数是鲁迅先生只当好玩写写的，以中国的说法，叫做"游戏文章 "，以后现代的说法，就叫做"写作的愉悦"--所谓"游戏"，所谓"愉悦 "，直白的说法，可不就是"好玩"--譬如鲁迅书写的种种事物，反礼教、解剖国民性、鼓吹白话、反对强权等等，前面说了，当时也有许多人在写，其激烈深刻，并不在鲁迅之下，时或犹有过之。然而九十多年过去，我们今天翻出来看看，五四众人的批判文章总归及不过鲁迅，不是主张和道理不及他，而是鲁迅懂得写作的愉悦，懂得调度词语的快感，懂得文章的游戏性。 可是我们看他的文字，通常只看到犀利与深刻，不看到老先生的得意，因为老先生不流露。这不流露，也是一种得意，一种"玩"的姿态，就像他讲笑话，自己不笑的。 我们单是看鲁迅各种集子的题目，就不过是捡别人的讥嘲拿来耍着玩，什么《而已集》啊、《三闲集》啊，《准风月谈》啊、《南腔北调集》啊，真是顺手玩玩，一派游戏态度，结果字面、意思又好看，又高明。他给文章起的题目，也都好玩，一看之下就想读，譬如《论他妈的》、《一思而行》、《人心很古》、《马上支日记》等等等等，数也数不过来。想必老先生一起这题目，就在八字胡底下笑笑，自己得意起来。《花边文学》中有两篇著名的文章：《京派与海派》、《南人与北人》，竟是同一天写的，显然老人家半夜里写得兴起，实在得意，烟抽得一塌糊涂，索性再写一篇。 譬如《论他妈的》，我们读着，以为是在批判国民性，其实语气把握的好极了，写到结尾，我猜老先生写到这里，一定得意极了。 中国散文中这样子到末尾一笔宕开，宕得这么恳切，又这么漂亮，真是只有鲁迅。大家不要小看这结尾：它不单是为了话说回来，不单是为了文章的层次与收笔。我以为更深的意思是，老先生看事情非常体贴，他既是犀利的，又是厚道的，既是猛烈的，又是清醒的，不会将自己的观点与态度推到极端，弄得像在发高烧--一个愤怒的人同时是个智者，他的愤怒，便是漂亮的文学。 有这样浑身好玩的态度，鲁迅的文章便可以尽管严肃、尽管深刻，然后套个好玩的题目，自己笑笑--他晓得自己的文章站得比别人高，更晓得他自己站得比他的文章还要高--站得高，看得开，所以他好玩得起，游戏得起。所谓"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其实古今中外，没几个人可以做到的。 文章的张力，是人格的张力，写作的维度，也是人格的维度--愤怒、但是同时好玩；深刻、然而精通游戏；挑衅、却随时自嘲，批判、却忽然话说回来......鲁迅作文，就是这样地在玩自己人格的维度与张力。他的语气和风调，哪里只是激愤犀利这一路，他会忽儿深沉厚道，如他的回忆文字；忽儿辛辣调皮，如中年以后的杂文；忽儿平实郑重，如涉及学问或翻译；忽儿精深苍老，如《故事新编》；忽儿温柔伤感，如《朝华夕拾》；而有一种非常绝望、空虚的况味，几乎出现在他各个时期的文字中--尤其在他的序、跋、题记、后记中，以上那些反差极大的品质，会出人意料地揉杂在一起，难分难解。 譬如鲁迅一篇序言的结尾，佩服黄升的拖刀计，但宁可喜欢张飞的鲁莽，偷了头去，讨厌李逵的不问青红皂白排头砍去，因此喜欢张顺的好水性，淹得两眼发白--这一段，其实就是鲁迅天性的自白，他自己同时就可以是黄升、张飞、李逵、张顺。 许多意见以为鲁迅先生后期的杂文没有文学价值。我的意见正好相反，老先生越到后来，越是深味"写作的愉悦"。有些绝妙的文章，我们在《古文观止》中也不容易找到相似而相应的例。雄辩如韩愈，变幻如苏轼，读到鲁迅的杂文，都会惊异赞赏，因鲁迅触及的主题与问题，远比古人杂异；与西人比，要论好玩，乔叟、塞万提斯、蒙田、伏尔泰，似乎都能找见鲁迅人格的影子，当然，鲁迅直接的影响来自尼采，凭他对世界与学问的直觉，他也如尼采一样，早就是"伟大的反系统论者"。只是尼采的德国性格太认真，也缺鲁迅的好玩，结果发疯，虽然这发疯也叫人起敬意。 将鲁迅与今人比，又是一大话题。譬如鲁迅的《花边文学》，几乎每篇都是游戏文章的妙品，此后报纸上的专栏文章，再也不可能请到这样的笔杆子。鲁迅晚期杂文，尤其是《且介亭》系列，我借桑塔格形容巴特尔的词语，则老先生七十多年前就半自觉地倾心于"写作本身"--当鲁迅闷在上海独自玩耍时，本雅明、萨特、巴特尔、德里达等等，都还是小青年或高中生。当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还是最前卫最时髦的思想体系时，当生于光绪年间的鲁迅也自认是唯物主义初学者时，他凭自己的笔力与洞察力，单独一人，大胆地、自说自话地，异常敏锐而前卫地，触及了二战以后现代写作的种种问题与方式。他完全不是靠讯息、靠学习获知并实践这类新的文学观念，而是凭借他自己内在的天性，即我所谓的"好玩"，玩弄文学，玩弄时代，玩弄他自己。 再借桑塔格对巴特尔的描述--所谓"修辞策略"、所谓"散文与反散文的实践"、所谓"写作变成了冲动与制约的记录"、所谓"思想的艺术变成一种公开的表演"、所谓"让散文公开宣称自己是小说"、所谓"短文的复合体 "与"跨范畴的写作"，这些后现代写作特质不论是否能够或有必要挪回去比照鲁迅，然而在鲁迅晚期的杂文中，早已无所不在。 而鲁迅大气，根本不在乎这类建树，根本不给出说法，只管自己玩。即便他得知后来的种种西洋理论与流派，他仍然会做他自己--他活在一个奉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为最正确的时代，但是今天看来，他的许多见解和预测，比马克思主义者更深刻、更真实、更高明－－他早就警告，什么主义进了中国的酱缸，就会变；他也早就直觉到，未来中国不知要出多大的灾难－－因为他更懂得中国与中国人。他要是活在今天这个笼统被称作后现代文化的时期，他也仍然知道自己相信什么，怀疑什么。他会是后现代文化研究极度清醒的认识者与批判者。诚如巴特尔论及纪德的说法，鲁迅"博览群书，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 是的，我非常钦佩后现代文本，我们已经没有思想家了，只好借借别人的思想。但我觉得他们似乎还是没有鲁迅"好玩"--我们中国幸亏有过一个鲁迅，幸亏鲁迅好玩。为什么呢，因为鲁迅先生还有另一层最迷人的底色，就是他一早就提醒我们的话。他说：他内心从来是绝望的、黑暗的、有毒的。 他说的是实话。 好玩，然而绝望，绝望，然而好玩，这是一对高贵的、不可或缺的品质。由于鲁迅其他深厚的品质--热情、正直、近于妇人之仁的同情心--他曾经一再欣然上当：上进化论的当、上革命的当、上年轻人的当、上左翼联盟的当，许多聪明的、右翼的正人君子因为他上这些当而指责他，贬损他--可是鲁迅都能跳脱，都曾经随即看破而道破，因为他内心克制不住地敏感到黑暗与虚空，因为他克制不住地好玩。 这就是鲁迅为什么至今远远高于他的五四同志们，为什么至今没有人能够掩盖他，企及他，超越他。 鲁迅的话题，说不完的。我关于鲁迅先生的两点私人意见--他好看、他好玩--就这么勉强说到这里。有朋友会问：鲁迅怎么算好看呢？怎能用好玩来谈论鲁迅呢？这是难以反驳的问题，这也是因此吸引我的问题。这问题的可能的答案之一，恐怕因为我们这个世代，我们的文学，越来越不好玩了。 当然，这也是我的私人意见，无法征得大家同意的。我的话说完了。  

2003年，为了纪念“上海开埠160周年”，上海各大媒体举办了一系列的文化活动，《东方早报》、《申江服务导报》两家报纸甚至推出专刊或增刊“160版”来庆祝这一盛大的“城市节日”。在它们的带动下，整个上海犹如“市庆”般狂欢，其隆重之极超人想象。对应于报纸不同的定位，《东方早报》的专刊把“上海这160年”描绘成一个发达的和精英的“都市”；而《申江服务导报》的增刊则将“开埠以来的上海”打扮为一个时尚的与生活的“城市”，既塑造了一个资本的、“国际化”的上海（充斥着“远东华尔街”、“东方巴黎”……的名号），又展示出一个市民的、“小资”的上海（弥漫着 “红颜遗事”、“豪门旧梦”……的故事）。虽然各自叙述出来的上海面目不同，却都暗合了“国际大都市”的诉求，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来源，就是那个萦绕不散的“上海梦”。很显然，无论是《东方早报》还是《申江服务导报》，它们追溯“上海这160年”的历史，其实是一种对“历史”的重新解释和重新叙述。纪念特刊的“上海”已经不是“历史的”上海，而是今天人们认为应该是“那样的”“上海”。上海过去的繁荣被作为今日经济崛起的注脚所津津乐道，昔日的文化印迹也被当作象征符号在新一轮竞争中被消费。160年过去了，上海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尽管它的辉煌让人赞叹，但它的过去似乎更具魅力。于是各种对于上海的想象如雨后春笋般的兴起，经历过的人和没经历过的人，都在编制自己心中的“上海梦”，这个梦关乎“过去”，更连接着“现在”，即为了使上海更符合现在的形象与想象，对它的过去进行改造或重建。富有戏剧性的是，在开埠160年纪念的一年后，是“上海解放55周年”。这一同样应该被人们永远记忆的事件，却只在2004年5月28日的《文汇报》最后一个版面中被提起，且以“55年前的昨天”——而不是通常的“55年前的今天”——这一颇具象征意味的延误方式加以命名。这样巨大的媒体反差在让人迷惑不解的同时，也显现出当前“上海热”叙述的秘密：1949年以前和1992年以后的上海遥相呼应，共同构造了一个开放的、国际化的形象。而这一叙述得以完成，端赖于在时间上将新中国成立后的四十多年的上海历史屏蔽于无形。历史的断裂必然抹煞了其他想象的可能性，于是乎，上海毫无疑问成为“现代”的代名词。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可谓恰逢其会，这虽然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但被翻译成中文之后，却扮演了上海城市文化指南的角色，正如书名所示，这本书只言片语都充满了“摩登”的暗示。《上海摩登》向人们“Remap”了一个1930-1945的上海：时而是蒙太奇的剪接，时而又是跳跃闪回的结构,大块分割了都市的种种物象：外滩、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恣意地抛出了一幅幅潇洒中隐含野心的场景：《东方杂志》、《良友》画报、月份牌、电影院……；并将视线聚焦于一群在这个“海上桃花源”中最为烂漫唯美的文人。文本之内与文本之外似乎随心所欲又似乎是满心期待，怀“旧”——这个“旧”是上海的旧，却又巧妙地对应着1990年代以来上海的“新”——中更多的是一种欣然的姿态，展示出一幅由艺术家、作家和花花公子组成的“东方巴黎”的图象。在“霓虹灯下”所有关于上海的想象，都仅仅关注了这个城市“现代”的一面，别的研究者如卢汉超所关注的“霓虹灯外的世界”——那个充斥着潦倒困顿的上海底层生活——则消失于无形。[1]在这样的叙述脉络中，从昔日的“远东第一大都市”到今天的“东方明珠”，历史的遗忘也就成为了必然:“日占时期的上海是早已开始走下坡路了，但一直要到1945年抗战结束，因通货膨胀和内战使得上海的经济瘫痪后，上海的都市辉煌才终于如花凋零。而以农村为本的共产党革命的胜利更加使城市变得无足轻重。在新中国接下来的三个十年中，上海一直受制于新首都北京而低了一头。而且，虽然上海人口不断增加，但从不曾去改造她的城市建设：整个城市基本上还是40年代的样子，楼房和街道因疏于修理而无可避免地败坏了。这个城市丧失了所有的往昔风流，包括活力和颓废。”[2]“在新中国接下来的三十年中”，上海这座城市难道真得一点都没有改变吗？这样的说法显然缺乏历史依据。1949年之后，“工人阶级”在理论上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它在主流意识形态中的位置必然会投射到城市的空间面向上，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对城市发展的重新规划。借用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说法，这正是一种“空间的生产” (production of space)的方式：“一个正在将自己转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即使是在转换期中)，不能接受资本主义所生产的空间。若这样做，便形同接受既有的政治与社会结构；这只会引向死路。”[3]空间成为了城市最重要的资源。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历史在上海城市空间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上海既代表了社会主义中国一种鲜活的改造资本主义都市结构、营造社会主义城市空间的全面努力，更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解和体验都市日常生活的“话语”，重新规范了对待日常生活的态度，也重新界定了日常生活的意义。譬如已经有学者通过对解放后上海市棚户区改造历程的梳理，讨论在社会主义城市改造计划以及住宅政策对于贫民区居民生活的影响，从而对新中国建立之后上海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动过程做出相当深入的分析和解释。它对社会主义城市空间结构变迁机制的解释和对“棚户区改造”历史的研究，触及到政治目标与城市社会及其社会结构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项研究不仅探索了相对独立于政治、经济系统的城市空间结构如何在社会主义时期被延续下来，并以何种独特的方式塑造了社会主义城市中空间与人的关系，而且通过对这种城市空间与社会关系的梳理，有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学术角度去面对和认识社会主义历史上诸多充满悖论的事实。[4]虽然同样关注“上海”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的空间问题，但本文切入问题的角度与上述城市社会学的方法有所区别。它不是直接讨论城市空间和社会形态，而是力图将“城市”作为一个“文本”来把握，进而透过不同的“媒介文本”来解读“城市文本”。即运用“文化研究”的方法，通过对小说、报告文学、电影和话剧剧本等文本的分析，结合具体城市空间和历史的变迁，在“空间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间”之间，将“空间的表征”和“真实的城市”做进一步有效的勾连：一方面呈现出现代媒体是如何形塑和想象社会主义城市空间这一复杂过程，另一方面则使“被压抑的上海”重新浮出历史地表，并勾勒其在社会主义国家构建中的暧昧位置，进而分析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对上海重新规划背后的经济、政治及意识形态的力量，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空间变革与原来大都市殖民空间的疏离、冲突和并置。只有这样，才能以这段真实的历史为起点对现实做出更深入的反思。 一、 对城市空间的争夺与改造 “上海真是不能想，想起就是心痛。那里的日日夜夜，都是情意无限。”[5]这是一段来自《长恨歌》主人公王琦瑶的遥想，说得便是海上的一场繁华春梦。繁华与破旧并存的上海，飘着万国旗的小巷，优雅的霞飞路，若有似无的月光，凌乱的舞步，迷朦慌乱的女人心，黑暗中依稀闪烁的眼睛……小说那淡黄的旧上海滩的封面勾起了多少对旧上海十里洋场的无限忧思。在梦里，上海的璀璨光华是掩也掩不住，藏也藏不牢的，却注定要堕入到黑白胶片的滑动中，坠入永不醒来的死亡中。而在现实里，却是谁也拆解不了上海风华绝代的欢娱和曾经沧海的忧伤。“开埠和西方租借的设立几乎颠覆了原有传统的城市格局和社会秩序，将上海的发展带向另一个方向，由一个传统市镇向近代化大都市迅速转型。”[6]上海在黄浦江沿岸迅速发展起了整个城市的生命线，出现了全新的社会秩序和城市景观：银行、洋行、邮局、港口、大自鸣钟的出现，一点一点改变着上海的城市空间，使上海最终成为“万国建筑博览会”，形成了日益西化的“世界主义”的城市面貌。“她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和通商口岸，一个国际传奇，号称‘东方巴黎’，一个与传统中国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充满现代魅力的世界。”[7] 在当时不少人眼中，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和世界最先进的城市同步了。当内陆中国还深陷在中世纪的泥潭时，这个城市的发展已神气地跨越了“前现代”而矗立于世界的东方，成为现代化进程的象征。一般认为，传统城市的现代化虽然有不同的方式和途径，但概括起来，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城市功能的改造，即对包括道路、上下水等在内的城市基础设施以及公共设施进行的改造；其实是城市的格局改造，即根据现代化的需要对城市空间的扩大并对其发展进行全面的规划；第三是城市空间意义的改造，即在上述两种改造的同时，新的意识形态对作为公共领域的城市空间的渗透和占领。以往对城市现代化的研究，比较关注前两个层面具有普遍性的城市现代化进程，却相对忽视了城市市政的决策者以及这些决策者所代表的各阶层的“城市意志”。这种“城市意志”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精英的现代化目标、国家政权和文化建设的理想以及主导性的意识形态等等的结合，往往对城市空间的变化与改造起到了特别重要的决定性作用。[8] 1949年上海解放。由于这座城市在政治上的复杂性与经济上的重要性，和在历史变迁的多样性与文化交汇中的多元性，它在行政上的空前统一并不意味着对城市空间的争夺和改写就此结束，相反，一种新的“城市意志”需要透过对城市空间的改造和改写表达出来。因此，上海的社会主义城市形象应该呈现了怎样的特征？与解放前的城市形象相比有什么不同？发生的变化是通过何种方式赖以成型、得以表达和形成叙述的？ 《上海解放十周年》这本书使我们得以窥见这个历史的瞬间。该书通过第一篇文章《攀登新的胜利高峰》，引出由著名作家（巴金、胡万春）、理论批评家（靳以）、艺术家（童芷苓、黄宗英）和“民族资本家”（刘鸿生）以及其他来自各行各业的群众所撰写的文章所组成的城市叙述。[9]正如第一篇文章的标题所示，为了更好地展现上海的崭新形象，也需要一个新的胜利高峰的出现。于是，一位美国“知名的黑人学者，我们时代众多历史见证人”站在百老汇大厦俯瞰苏州河外白渡桥，发出了重要的感叹：“变化太大了”。这位“证人”就是W.E.B.杜勃依斯（Dubois），几天前他刚刚在北京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庆祝了他的90岁生日。“一九三六年，他到过上海，在外滩一带住过几天。二十三年以后，当我们登上上海大厦的阳台，俯瞰市区全景的时候，他指着外白渡桥以南的那一片绿化地带，再三地问：‘这确实是外滩吗？’这里没有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和水兵，没有了流氓和妓女。这是人们比较容易想象得到的；变得这样干净，这样迷人，这样景色迷人，是人们比较不大容易想象得到的。这就难怪杜勃依斯不敢相信他所看到的就是当年住过的外滩了。当他再次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他说：‘变化太大了。’风很大，我们劝他到屋里休息。这位历史学家却站在那里，迟迟不动，像钻进了一部描写天翻地覆的伟大历史事变的书册里，舍不得出来一样。”[10]这位初来乍到的国际友人用一种疑惑和惊喜的目光在打量着这座旧时的帝国主义堡垒。也许在下榻的饭店里，杜勃依斯刚刚还住着舒适的套房，用着陈旧的银质家具，看到训练有素的服务员说话低声细语、走路鸦雀无声，感觉到那大都会的幻影似乎若隐若现。似乎这座堕落的城市仍存在着新的政权所要批判的一切：资本主义的胜利、帝国主义的狂妄和世界文明的衍生物。可是转眼间，上海就呈现为全新的干净整齐、生机勃勃的形象，让人不可思议。旧的城市地标仿佛完全没有被过去阴影所困扰，而是以强有力的面貌重新融入并参与构造了新的都市形象序列。[11]这座从前的百老汇大厦（1951年重新命名为上海大厦），是可以俯瞰苏州河外白渡桥的21层标志性建筑。正如李欧梵描述得那样，这座大楼曾经以既古典又现代的艺术风格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出现的新型都市文化：“英式的古典主义建筑虽然还主导者外滩的天空线，但代表着美国工业实力的更具现代艺术风格的大楼已开始出现了”。[12]在当时，它不仅反映了上海的西方建筑与欧美建筑流行趋势的一致性，同时还以空间形式预示了一种新的城市生活和时代精神。但在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之后，这座外滩边的大楼在新的历史格局中，又处于何种位置呢？在巴金的笔下，外滩同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两年前有一天一位外国客人来到上海。他说自己打算写一篇表现旧上海的小说，早已想好了故事，一只外国轮船靠在外滩的码头，几个国籍的水手们愉快地走到岸上，他们哼着小曲去酒吧间寻找年轻的上海姑娘……他要求看看外滩，也在酒吧间里坐一会。可是他不但找不到酒吧间，他觉得外滩也完全变了样。过去又肮脏、又吵闹、流氓打架、干不正当营生的地方，现在成了风景如画的公园了。他只好放弃了旧的题材改写今天的上海。”[13]这“风景如画的公园”正是曾经拒绝华人入内的外滩公园。新中国成立以后，外滩从殖民势力枢纽和金融中心变成人民政府所在地。外滩的外资银行相继撤离上海，上海市政府、若干行政单位和企事业单位就在外滩沿线欧式风格的建筑中办公。外滩，这个租界“十里洋场”的中心地段，旧上海的金融中心和象征外国殖民统治势力的景观标志，突然转变为人民政府的行政中心，人们对外滩的记忆和印象被原地重新构建。而这不过是整个上海城市形象变迁的一个缩影，其背后是整个上海社会主义城市空间构建的全盘蓝图。与外滩一样，还有很多重要的旧城市地标改造工程。这些城市面貌的变化，正是城市发展主旋律的不断变更及其在城市空间和中心区域变迁上的反映。这些文本不是静态的，而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断演变，重新结构或转化。列斐弗尔认为：“空间是社会性的。空间渗透着多种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14]也就是说，都市空间，总是社会的产物，是多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在相互作用、相互斗争、相互协调的过程中，历史地“生产”出来的。这也就难怪《上海解放十周年》用了那么多篇章来描写城市旧有地标的新兴面貌，这些旧地标的改造正铭刻下城市主旋律的更替。“南京路”是可以和“外滩”媲美的感知上海的重要符号，它连接着外滩与人民广场的变迁：“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拂晓，人民的军队解放了上海，攻进了南京路……冒险家从他们的‘乐园’中滚了出去，南京路屈辱的岁月从此结束了！”[15]过去的南京路是专为“冒险家、公馆帮”和少数豪客服务的。这个上海商业地标作为一种人造空间折射出商品、金钱和资本等特性，其独特的空间结构与中国本土文化有着本质区别，作为殖民城市的一块商业飞地，体现出中西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冲突。正如福柯所言：“空间位置，特别是建筑设计，在一定历史时代的政治策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建筑……变成了为达成经济——政治目标所使用的空间部署问题。”[16]过去这座城市的占领者，建造出代表其文化意象和价值象征的建筑物，直接地传达资产阶级式的政治理念，即透过这一空间塑造一种西方为镜像的种族及文明的优越感。很显然，作为一种生产的方式，空间也是一种控制的、统治的和权利的工具。然而，“且看今朝！国营第一百货商店经常出售的商品有四万多种，比它的前身‘大新公司’增加了几倍；永安公司也有三万多种商品。但是，在这两家著名的大商店里，满目尽是来自全国各地工厂的商品，极少看到外国货。……在南京路上，虽然找到一家大工厂，但是从这些富丽堂皇的橱窗里，我们却可以清晰地听到祖国大跃进的脚步声。”[17]；“从早到晚，南京东路一直沸腾着。最近，南京东路两边华丽的高楼大厦、漂亮的公司、商店，经过精心修饰，更是焕然一新。几十米长的国营、公私合营的大店招牌竖立在半空中，过去弯弯曲曲狭窄的街道，早已变成一条宽阔、挺直的大路。橱窗里陈列出诱人的新颖商品，节日前夕欢乐气氛弥漫在整条南京路上。”[18]新的规划已经成功抹去了南京路旧十里洋场的殖民色彩，作为人民政府对城市空间的绝对主导的物化形态，南京路的城市空间和建筑样式成为上海城市的主要标志之一。除了南京路，留存下来的代表上海殖民生活方式的另一个重要地标是跑马场和跑狗场。当时著名的“第三跑马场”改建为后来的“人民广场”，历史最悠久的跑狗场即旧上海的逸园的改造，则记录了上海在不同时期所表征的城市文化：“从跑狗场到文化广场，是一个本质的变化，是两种社会制度不同的产物。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物，对它有不同性质的关心。”作为昔日的娱乐中心之一，它代表的是“帝国主义者……施尽险诈伎俩，毒化人民的生活，搜刮人民的钱财”[19]。但“一九四五年五月，解放上海的炮声，宣告了上海黑暗时代的结束。逸园也终止了丑恶历史的延续，获得了新生。它成为党动员群众建设新上海的司令台，宣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同时也是上海各阶层人民政治活动的场所，又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的展览馆。光辉的红旗，灿烂的花朵，飘扬着歌舞演员的鲜丽裙角，是那里的色彩；战斗的锣鼓，风暴般的掌声、欢乐的笑语，是那里的音响；友谊、和平、幸福，是人们在那里感受到的气息。”[20]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上海城市规划，首先要改变这座城市在帝国主义侵略下形成的殖民城市面貌，表现出新中国的伟大、壮丽、民主、富强和和平。经过上海市政府先后两次扩建工程，昔日的跑马场化身成为了举行各种政治集会的广场：“上海富有历史意义的政治集会，多在那里举行。……群众和干部在那里听过不少领导同志的重要的政治报告和有关党的重大方针政策的讲话。人们在那里受到生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光芒，吸取了无穷无尽的力量。”[21]昔日的跑狗场也化身成了汇集国内外文艺演出的广场：“上海人民在文化广场尽情享受着中外文化艺术的成果。那个舞台也就成为中外艺术百花齐放的大花园。解放以来有三十个外国艺术团体在那里演出了一百多场，有近百个国内艺术团体演出三百多场。上一千万的人（次）在那里看到最出色的音乐、歌舞、戏曲、杂技、体育等丰富多彩的表演。”[22]1949年以后，如同天安门广场所确立的典范性意义，这些广场的建设也正顺应了当时以大型群众集会和游行为主的政治活动方式。五、六十年代的上海经历了全景式的社会主义改造，新的领导阶级集中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推动整个城市的迅速工业化和实现社会主义。这样巨大的历史变动给城市空间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改变。无论是由外国殖民势力枢纽、金融中心转化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外滩，或者由西侨、豪客专属购物街转变为社会主义消费场所的南京路，还是由殖民地的娱乐空间转而成为群众集会活动的文化广场……对旧有城市地标的全新改造使得“上海”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序列中，这些旧有的城市地标不仅被新的规划与设计也被新的活动所改造，而且城市空间的性质也被重新界定。 强调上海社会主义城市实践的开端性，恰恰表达出一种告别的焦虑，希望与过去那个被看作是罪恶的渊薮，冒险家的乐园的殖民城市一刀两断。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城市的历史没法完全抛弃，“新城市”必然要从“旧城市”的血污中诞生。亨利·列斐弗尔曾指出：“空间一向是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塑铸造，但这个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空间是政治的，是意识形态的，它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23]当新的权力登临城市之上，必然会以一种全新的空间形式来向城市渗透，可是旧有的空间形式并不必然地退让，而是裹夹着不甘退出舞台的意识形态甚至是政治权力，在城市空间中展开了一场争夺。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24]描写我野战军的一支英雄连队，在刚刚结束了解放大上海的英勇战斗之后，奉命进驻南京路，在眩人眼目的霓虹灯下担负警卫任务，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剧作特意把冲突发生的地点安排在解放初期的南京路上，昔日的上海曾经是冒险家的乐园，尽管当时已经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但曾被誉为“十里洋场”的南京路依然充斥着强烈的诱惑和腐蚀。开篇即是表面上歌舞升平，而反动派潜伏于南京路上，宣告了一场特殊的“上海保卫战”的开幕。“南京路。华灯初上。摩天楼上霓虹灯光闪闪烁烁，海报《白毛女》和美国电影广告《出水芙蓉》争艳夺目。游园会门口附近，一阵腰鼓声过去。解放区歌声和爵士乐声此起彼落。叫卖‘晚报’、‘夜来香’的阿荣、阿香和兜售好莱坞电影画报、影戏票的非非，在奇装异服的人群中穿梭，人来人往、熙熙攘攘。”[25]南京路混合了现代都市强烈的光怪陆离之感，两种新旧的城市感觉与体验方式呈现破碎拼合的状态，彼此冲突，不再能构成一个稳定的心态结构，预示了一种危险、不稳定的状态，故事正是在这样一个冲突的状态中展开。隐藏在南京路角落里的敌特叫嚣，“让共产党红的进来，不出三个月，我们叫他趴在南京路上，发霉、变黑、烂掉！”[26]；有在散发反动的传单“游园会，洗脑筋，要中毒，要当心。”[27]；又在偷偷拍摄南京路的军事岗哨，还声称：“什么？游园会？笑话，我奉劝诸位，这完全是骗人的把戏！完全是政治宣传！完全是洗脑筋……”[28]。南京路的霓虹灯下不仅有尖锐的敌我斗争，还存在着各种异质的声音。在美国记者偷拍南京路军事岗哨，开车在南京路欢庆游行队伍中横冲直撞被抓以后，南京路上显示出了不同的声音：戴眼镜的说：“适可而止吧！美国人不好惹。现在贵军解放上海之初，立足未稳，乱子闹大了不好收拾。”；资本家提心吊胆：“不要闹僵，上海滩还是要和美国人做生意的！不做生意，上海人吃什么？……我是替大家担心，再闹下去，上海滩真要坍了!”[29]而南京路上花店和菲莉咖啡店作为曾经的城市文化生活地标，表征了令人陶醉的西方生活方式，在剧本中却成为了破坏游园会的阴谋诞生的地方，不仅不再能象征现代都市提供给都市人的一切，而且连接了过去作为外国经济和军事势力屈辱标志，成为一种罪恶的延续，一种急待被改造和拯救的罪恶象征。斗争的严重性还在于，这些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也渗透到了革命队伍内部。新战士童阿男带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入伍，受了批评后竟开了小差；赵大大看不到这是一场无形的战斗，对站马路思想不通，一再要打背包上前线；连长鲁大成也一时不能适应新的斗争形式，认为“南京路不能呆”……特别是主人公解放军排长陈喜，在拿枪的敌人面前，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他无愧于英雄的称号，可在灯红酒绿的环境中，面对着香风毒雾，他却显得迷惘，变得脆弱，逐渐失去了抵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能力：他对妻子春妮的冷漠，对“上海兵”童阿男的放纵，对战友赵大大的冷嘲热讽，对连长和指导员批评的耿耿于怀，对阶级敌人警惕性的松懈……都让我们看到了在南京路酒绿灯红、柔歌艳舞中弥漫着巨大的诱惑，暗藏着无数陷阱。[30]那么，作为革命中坚力量的人民解放军，最终是倒在了南京路，还是改造南京路？同样，小说《上海的早晨》的开头也呈现出与危险而不稳定的“南京路”类似的画面：“马路两边是整齐的梧桐树，树根那部分去年冬天涂上去的白石灰粉已经开始脱落，枝头上宽大的绿油油的叶子，迎风轻微摆动着。马路上行人很少，静幽幽的，没有声息。天空晴朗，下午的阳光把法国梧桐的阴影印在柏油路上，仿佛是一张整齐的图案画。……在一片红色砖墙的当中，两扇黑漆大铁门紧紧闭着。铁门上两个狮子头的金色的铁环，在太阳里闪闪发着金光。”[31] 这样的上海书写，首先让我们想到的会是上海的衡山路。尔后随着文本的展开，无论是“弟弟斯咖啡馆”、“新雅菜馆”……这种最亲密的、最优雅的、最颓废的、最仪式的上海重新进入了我们的视线，极尽繁华灵魂的抒情脉搏、幻想的波涛和意识的跳跃。那里有的是低暗的光线与沉郁的场景：“虽然是白天，太阳老高的，可是进入弟弟斯咖啡馆光线就暗下来。登上旋转的楼梯，向右手那间舞厅走去，周围的窗户全给黑布遮上，一丝阳光也透不进来，舞池两边的卡座上有一盏盏暗弱的灯光，使人们感到已经是深夜时分了。”[32]就在这个闹市中僻静的咖啡馆，沪江纱厂的保全工人陶阿毛与厂长梅佐贤偷偷会面，策划如何在工会改选中在工人群体中埋伏，打入工人中伺机搞破坏分裂。咖啡馆正是为追求金钱和堕落提供了绝佳的隐蔽和无限的机会。“梅佐贤听到这里很高兴，他歪过头去，对舞池里望了望，那边有三对舞伴随着音乐在跳狐步舞。卡座里的人都是一男一女，在低低地谈着，谁也听不见他们在谈啥。整个舞厅没有一个人在注意他们这个卡座。”[33]舞池“空荡荡的，没有一对舞伴在跳，但音乐台上还是兴高采烈地演奏着伦巴舞曲，舞动的旋律激动着人们的心扉。”这里看不见的罪恶、毁灭正在角落里肆虐；而随后新生的力量也受到了代表着金钱和性的迷人又毁灭人的力量的侵袭，随之在这个欲望中的空间内沉沦和迷茫。小说写到了代表苏北行署卫生处来上海采购药品的张科长来到朱延年经营的福佑药房，他受到了非同一般、带目的性的接待，并渐渐被花言巧语所蒙蔽，在上海的“七重天”里迷失了方向：“夏世富先领他站在七重天的窗口，让他欣赏夜上海美妙的景色。天空夜雾沉沉，给南京路上那一大溜大商店的霓虹灯一照，那红红的火光就像是整个一条南京路在燃烧着。远方，高耸着一幢一幢高大的建筑，每一个窗户里发射出雪亮的灯光，在夜雾茫茫中，仿佛是天空中闪烁着的耀眼的星星。”在这里，张科长“感到自己到了天空似的，有点飘飘欲仙。”此时此刻，“音乐台上正演奏着圆舞曲，一对对舞伴像旋风似的快慢，灯光一会是红色的，一会是蓝色的，一会又是紫色的。”[34]摩天大楼里可以俯瞰着车流和人流，闪烁的灯光和转动的音乐宣告着“Light，hot，power”,魔幻的城市一角却足以激发起男子占有金钱、占有女性的欲望，并一发难以遏制，从老区来的纯朴的革命干部在狐步舞搭建的空间中跌倒在投机家、反动者和妓女的脚下。很显然，这样具有暧昧意味的城市画面，是混沌停滞在处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激进大潮之中的“反历史”景观，是等待并需要被改写和重构的城市社会结构。一方面，这些旧有的城市形象作为一种被否定的“前历史”而相形见绌，并置于一个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框架中。鸦片战争之后，外国殖民势力在上海建立租界，大量外侨随着外国殖民势力的入侵而移居上海，在上海建立起繁华的十里洋场，正如时人的《租界》诗所云：“北邻一片辟蒿莱，百万金钱海漾来。尽把山丘作华屋，明明蜃市幻楼台。”[35]在这些文本中，咖啡馆、舞厅和霓虹灯等作为一种人造空间体现了罪恶历史的遗留和残存，不仅表征了西方工业化后人们寻求新型娱乐休闲空间的特性，更随着殖民主义进入中国，始终印刻着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文化意象和侵略象征，进而在今天成为潜伏的威胁国家政权、阶级稳定和人民利益的黑暗策源地；另一方面，这种叙述方式把过去的“具体性”从历史视野中消除掉，抹去以消费主导的城市的合法性，使得旧上海的形象迅速而完全地被新形象所吞没。因此，在这样的脉络里，对于空间的争夺并对其进行改造，就成为解放大上海后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咖啡馆、花店等所营造的消费空间成为一种对抗性因素，被表述为反动的、脆弱的和危险的。如何改造资产阶级空间，体现新的国家政权巨大的政治决心。在《霓虹灯下的哨兵》中，在人民广场举办游园会成为了刷新城市意义的有效手段。可以通过群众性的文艺活动来提供广泛的社会主义社会环境和文化基础。在旧有的空间之中注入传输新的象征意义与文化政治内涵，对人们产生了极为重要的社会涵化作用。这场游园会成功的意义将不仅仅是举办了一场群众文化活动，而是以空间作为权力意志表征，按照社会主义的审美情趣和欣赏习惯来改造和改写“南京路”，树立起一幅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城市新景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的社会关系会产生新的空间，从一种生产方式转向另一种生产方式，必然伴随着新的空间的生产；同样新的社会空间也包含了生产与再生产关系。空间争夺的意义，将在某种程度上，比在军事和经济的斗争更隐蔽，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更深刻的影响。社会主义之所以显示出强大的决心来争夺并改造“南京路”，其合法性建立在对历史叙述的争夺上。陈喜、童阿男等差一点倒在了南京路上，是怎样的教育使其恢复了英雄的面貌，使其具备既敢于对敌斗争又勇于自我思想斗争的勇气和魄力？正是通过阿男一家的悲惨遭遇特别是他父亲的革命经历重新讲述了一个关于“南京路”的故事。周德贵在会上动情地说：“提起南京路，同志们，老话说不完了！我周德贵活了五十多年，亲眼看见英国海盗，东洋鬼子，美国赤佬在南京路上奸淫烧杀、横冲直撞！几十年来，单单倒在南京路上的革命同志和工人兄弟就无其数！从跑马厅到黄浦滩的块块砖头上，都淋过我们的烈士的鲜血，有的资本家说南京路是外国人的金镑、银镑堆起来的！我说，不！是我们劳苦大众双手开出来的！是烈士们用鲜血铺出来的！”[36]原来阿男的父亲和周德贵解放前被工厂开除，只得流落到南京路上沿路讨饭。当时为了配合解放军打胜仗，他们一同参加了游行示威、罢工斗争。正在阿男父亲带着群众向美国兵冲过去时，国民党侦缉队长也就是老K和一班警察开枪打死了阿男的父亲。阿男的父亲就这样倒在了南京路上。回忆往事，童妈妈禁不住感叹到：“总算盼到了解放，盼到了你们！解放军肯要你，这是你阿爸前世修来的，妈万没想到你会办出这种丢人的事情！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这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爸爸！”[37]南京路的灯红酒绿之下还隐藏着这样的故事，通过重新叙述，“南京路”不再是一个反动脆弱的腐败空间而成为了一个充满反抗斗争的革命空间。通过重新叙述城市空间的历史，革命者也获得了新的合法性，进一步坚定了改造空间的意志。这是一条父辈流过血的南京路，这是被父辈鲜血浸过的南京路。指导员进一步鼓励童阿男——这是对阿男这样年轻战士说的，也是对许多被南京路上的香风吹倒的老兵说的——“同志们，今天我们站在这条马路上，要把革命前辈们为它流血牺牲的革命事业继承下来，担当起来！”[38]从此，战士们的心更加坚定了，他们不仅解救了被恶势力欺压的阿香，还成功击碎了反动派的猖狂进攻，保护了南京路的胜利果实。南京路上的战斗胜利了，他们又要奔赴抗美援朝的新战场。在南京路上跌倒再在这里站起来，童阿男、陈喜在南京路上的成长和斗争的故事正表现了社会主义强大的空间争夺和改造的能力。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却保守落后，固守西区，失去了空间再造的能力。在《霓虹灯下的哨兵》中，当资产阶级小姐林媛媛要投身革命参加游园会的演出，吓得同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表哥惊恐不已，急切地拉起林媛媛回家：“媛媛，你跟我回去。媛媛，你听见没有，姑妈在等你！”；“我反对你参加这种演出。这不是歌剧，不是音乐，是一种胡闹！”；“这完全是政治宣传！完全是政治利用。完全是……”。[39]当林媛媛不听他的劝告，他也只得无奈地回到姑妈家，独自弹琴，大叹：“反正这个世界，不是为我们安排的。它使我空虚，叫我痛苦！它夺去了我心爱的一切！”[40]而林乃娴也就是林媛媛的母亲听说林媛媛要报考军政大学，立刻心急如焚要找她回来，希望说服女儿：“我做人，向来是吃饭困觉，不问天下大事的。”[41]此刻，林乃娴的这个资产阶级家庭已失去了往昔的力量，子女们迫切地要和家庭断绝关系，走向社会，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从林媛媛身上，可以看到固守一方的资产阶级摇摇欲坠，无奈而又必然地走上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之路。如同《霓虹灯下的哨兵》，电影《不夜城》[42]也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背景下，讲述了一个资产阶级子女最终离开资产阶级家庭的成长故事。解放前，民族资本家张伯韩的女儿张文琤整天只知道去百乐门参加派对，到商场抢购美国货，在家里开生日舞会。解放后，她却迅速成长了起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教育和帮助下成长为社会主义新人。当“五反”运动开始后，大光明纺织印染厂工会要敦促资本家张伯韩交待“五毒”行为时，工会主席沈银弟想到了张文琤，希望文琤以亲情的力量去打动她父亲，动员她父亲坦白。文琤虽然说服了父亲，但随后发现父亲并没有坦白“偷工减料”、“提高成本”等“五毒”行为，让文琤伤心失望之余最终选择了离开家庭，参加地质勘探队，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对城市空间的改造落实在具体的家庭空间中，“子一代”从资产阶级家庭中挣脱出来，表明资产阶级固守个人利益，在狭小的个人空间中固步自封，失去了与时代和历史互动的生产能力。在新的历史时刻迎接人们的，恰恰是新的城市带给他们全新的城市体验：对城市解放更是对人的解放，人民群众成为了城市新的主人。在《上海解放十周年》中，巴金亲切地把“上海”称为“我们的”，将受流氓骚扰和外国人欺辱的万恶的旧上海与像“一个充满阳光的大公园”的新上海进行对比。在上海这个中国人“自己的土地”上，中国人恰恰没有对空间的支配权：在马路上问路，“也会遭到白眼，或者受到欺骗，人们互相猜疑，彼此提防，好像仇人见面一样”，公园门口不再挂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但是“因为没有西装就进不了顾家宅公园（现在的复兴公园）”；在马路上走路，“会突然被人拦住，叫我高高举起双手，让‘包打听’来‘抄靶子’”[43]。南京路上有英国巡捕向游行群众开枪的血流过，苏州河对岸是被日军攻占的闸北和南市烧成的一片焦土，法租界的铁门外是哀求开门的南市居民……巴金充满气势地接连反问：“惨痛的回忆是写不尽的。抗战以前或者解放以前在上海住过一段时期的人谁没有一肚皮的怨气和一肚皮的苦水？谁不曾感觉到有多少重的担子压在自己的肩头，有多少人骑在自己的头上？谁没有眼睁睁地望着亲人死去自己却束手无策？每条马路，每座大楼，每个公园，每家戏院，哪一个地方没有上海人的血迹？哪一个亭子间、哪一个灶披间，哪一层阁楼，那一家棚户没有浸透上海人的眼泪？”[44]而现今“上海现在的确是‘我们的’了。从解放的第一天起，谁走在上海的马路上都会有一种非常安全的感觉，一种真正的主人翁的感觉。谁都会感觉到自己跟这个美丽的土地有多么密切的联系。痛苦没有了，悲愤消失了，过去骑在人民头上的怪物不是已经死亡，就是鼠窜而去……新的生活、新的工作在前面等待着每一个人。大家都有一种第一次昂起头真正做人的感觉，大家都感觉到这个美丽的土地多么需要自己为它工作，也都愿意献出全部力量把它建设得更加美丽。”[45]人们更主动地参与到城市的建设中去：“从解放的第一天起，上海就在改变。变化一直没有停止，变化越来越大，而且没有止境。每个人不但亲身经历了这些变化，同时，也尽力促成了它们。一天接着一天，一月接着一月，一年接着一年，上海变得越来越干净，越美丽了。”[46]上海这座城市从来都没有这样动人过，“今天任何一个人走在上海的马路上，他会感觉到他好像在一阁充满阳光的大公园里面，这里生命无处不在，这里万物欣欣向荣；他又像在一个和睦的大家庭里面，这里人们休戚相关，心心相连，人人为我，我为人人。”[47]毫无疑问，城市不再意味着剥削、折磨、压抑和禁锢，而是带来了新的身体与心灵的解放。 二、新城市空间的再生产 城市是社会中各种力量角逐的战场，对城市空间的占有和控制，往往是社会权力最直接的映射。新的城市形象表征了不同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上海那些曾经的“浮华”，面临着争夺、占有、书写和涂改。上海的城市空间变迁，书写的正是其背后的社会力量的竞争与更迭。在考察上海城市形象变迁的过程中，或许可以把整个的都市空间看作这样一个剧场的场景：随着聚光灯照射角度的转换，场景中的主角不断变换。1949年之后，随着新的城市形象的登场，不仅唤起了城市中的人们对新的共同体的想象，更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的上海首先表现在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地位的空前提高。在电影《不夜城》中有几幅画面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是在大光明纺织印染厂厂区中。解放前厂门口“看出正是日班工人放工的时候，厂门里面的大院子里，工人们排成并列的三行，在等待出厂前例行的抄身。她（他）们全都穿得破破烂烂，形容枯槁，每一个工人手里是一个不同式样的饭篮、饭格或是饭匣子……抄身的地方是有天棚的，但稍后就是露天，工人们就排着队在雨里淋着。……按照通例，工人不能从正门出入。”[48]而在解放后，则是另外一番欢天喜地的景象：“正门大开着，铁栏拆掉了，野蛮的抄身制成了历史的陈迹；院子里竖着光荣榜，上面贴满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的相片（第一张大相片就是沈银弟）；播音器正在播送着《我们工人有力量》。这是日班工人放工的时候，我们首先看见的是几辆载满原棉的大卡车开进了厂里，几辆载满成品的大卡车从厂里开出；接着是大批下了班的男女工人散出来，他们笑着，哼着歌曲，说着话，一片欢乐的声音。从外表看，她（他）们身上有一个跟从前显著不同的特征：女工手里几乎都提着手提包，里面放着课本，男女工襟上都带了钢笔，拿饭盒子的一个也没有了。”[49]因为过去“我们创造的财富，要到纽约和伦敦、东京和巴黎，到那些百万富翁的金碧辉煌的宫殿里去找。帝国主义者王冠上最美丽的宝石中，凝结着中国人民的鲜血。留在我们这里的，却不过是他们压榨中国人民的牢狱和屠场，强迫中国工人进行不折不扣的奴隶劳动的工厂和企业。”[50]新中国建立后，“上海真正成为我国人民的工业基地和文化中心之一，是在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以后。而当人们一旦认识到是为自己劳动、是用自己的劳动为自己创造幸福的时候，我们上海的面貌也就迅速改变了。”[51]工人阶级对于能够成功改变自身地位并拥有相应的权力而感到骄傲。城市的全新面貌表征了一个新的阶级空间性的全面登临，新的城市是一个依靠劳动人民的城市，而不再是“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官僚、买办、资本家的城市”。这座劳动人民的城市正力争实现由消费型城市向生产型城市的重要过渡，工人阶级开始适应这个城市在转型后所建构的新的工作世界，并且塑造他们在新工作中的经验。过去，工人在城市中的日常体验是：“自己是受重度剥削、受到欺凌的劳动者”，因而只能是被动与顺从的角色。现今，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和语言，不仅确立了工人在城市中的主体地位，同时也极大改变了城市自身。社会主义工业化重新定义了城市的含义，包含了使经济快速发展，使国家迅速现代化的远大理想。在《上海解放十周年》中，我们能读到如此冗长的统计数据，在那时看来，这些就是城市发展与转型的胜利成果：“就是这一年（注：1958年），上海工业总产值增加到一七一点三亿元，也就是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五五三点五。仅仅这一年增加的产值，就比一九四九年全年的产值还要多。上海的钢，这一年达到一百二十二万吨，一九四九年却只有五千吨，连个零头还不到。整个重工业，不是增加了一倍、两倍，而是相当于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一千八百五十三；连解放前占工业年产值一半以上的纺织业，也增加了将近二倍。”[52]有关工业产量、钢产量和纺织产量的快速增长以及上海在全国工业产量中份额的“令人振奋”的下降，使作者发出如斯感叹：“这些数字同样是从我们劳动人民身上长出来的呀！”；“上海这个全国人民的珍宝，是更加可爱了。”[53]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依旧是社会主义中国当之无愧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但不再看重声光化电式的新鲜视角和刺激体验、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形态的强悍和活力，是以技术进步为标杆的工业快速发展。整部《上海解放十周年》使用两种彼此衬托的方式来描绘这座城市：一方面在整体的层面上，运用鸟瞰的方式，为上海绘制出一幅社会主义经济振兴的地图；另一方面则在局部的层面上，采取地面的视角，标举出单个的工业部门、工业单位在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黄浦江边的钢城》是这样来描述“上钢一厂”的：“十年前，只有一座半烟囱。……现在烟囱是六十七座。那矗立在高空的两个巨人，是一号高炉和二号高炉。看，霞光万道，有一座正在出铁水呢。那黄烟滚滚的地方是平炉、第一转炉车间，这边是第二转炉车间。……列车员得意地说：‘你夜晚到这里来，一片灯海，那才迷人呢！’”[54]除了“上钢一厂”以外，《上海解放十周年》中还勾画了能造五千吨海轮的“江南造船厂”[55]、成功试制高级合金材料的“铜仁合金厂”[56]、毛主席曾经到访过的“上海纺织厂”[57]……如铜仁合金厂“全年的产值是一百二十二万元，今年计划产值达到了一千五百万元，而目前全厂资产总值才不过四十万元。”[58]这成就是“全厂职工发扬敢想敢做精神，将劳动和技术结合起来，开展群众性科学技术研究活动，刻苦钻研、大胆创造的结果”，“全厂上上下下，干劲十足，决心不断提高生产，迅速地试制出大量的新产品，把铜仁厂变成一个先进技术中心”[59]。技术成为了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必须攻克的难关。因为资方工程师不愿意把作为自己本钱的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工人们，工人们只能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工人代表王同兴用新的配方和工艺条件将无缝镍管试制成功的事实，大大鼓励了铜仁厂工人深究技术的信心。这样的技术革新凝结成了这个城市中一代人的共同理想，也极大地改变了上海的城市面貌。随着生产空间的变革，城市的生活空间也在发生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在《上海的早晨》中，与第一卷开头描述的表征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西区”构成鲜明对比的是，小说的第三卷出现了一种标志着社会主义新气象的城市空间——工人新村。一位上海纺织女工的代表汤阿英，由于在和资本家斗争过程中的突出表现和在车间劳动中出色的工作成绩，她全家分到了上海市第一批工人新村的住房，得以脱离肮脏陈旧的棚户区，搬入新建的曹杨新村：“只见一轮落日照红了半个天空，把房屋后边的一排柳树也映得发紫了。和他们房屋平行的，是一排排两层楼的新房，中间是一条宽阔的走道，对面玻璃窗前也和他们房屋一样，种着一排柳树。”[60] 这是对普通工人获得这个城市中新的居住空间的第一次全面的礼赞。随后，小说又动人地描绘了曹杨工人新村的全景式社会主义生活画卷：“大家走出了学校，暮色从四面八方聚拢来，房屋，柳树和草地什么的都仿佛要溶解在暮色里，模模糊糊看不清楚了，只有路边的河流微微闪着亮晶晶的光芒。幢幢的人影在路上闪来闪去。这个新村，只有合作社那里的电灯光亮最强，也只有那里的人声最高。从那里，播送出丁是娥唱的沪剧，愉快的音乐飘荡在天空，激动人们的心扉。一眨眼的功夫，新村的路灯亮了。外边开进来一辆又一辆的公共汽车，把劳动了一天的工人们从工厂送到他们的新居来。像是走进了一个新奇的世界，灯光和暮色把新村送进迷离变幻的奇境，茫茫一片，看不远，望不透，使人感到如同走进一座无穷丰富的奇妙的新兴城市。”[61]就这样，上海不仅全然脱离旧有的城市形象，同时宣告了以一种全新的面貌腾空出世。工人阶级作为城市新的主人翁在文本中获得了相应的话语权，讲述了一个新的关于城市的伟岸传奇。而在现实中，社会主义的城市形象正不断地占据城市的空间，用来表征一个新国家中领导阶级的历史登临。而城市重建的中心就在工人新村——一种广大的工人住宅群——由于建设规模宏大、风格鲜明并主要服务于工人阶级，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象征。1949年之后，社会主义城市设计对“上海”面貌的改变，既有意识形态的考虑（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改变殖民化城市的面貌、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等等），同时也关系到城市形态的变化（从“消费型城市”向“生产型城市”的转变）。而工人新村的建立，恰恰对应了社会主义对“上海”城市改造的诉求。因为“工人新村”一方面显示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符合意识形态的要求；另一方面“生产型”城市功能的发挥，需要工人阶级的积极参与和投入。工人新村的建立虽然没有大规模地改变工人的生活条件，却具有十分明显的“示范”作用，让工人体会到当家作主的感觉，把宣传意义上的“主人翁”地位落实为具体的生活感受。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海的社会主义城市设计是以“先生产、后生活”为基本原则的，建国以后近30年间，“先生产，后生活”的宗旨始终贯穿于近郊工业区的建立和中心城区用地规模的扩大过程中，直到70年代末，上海基本上只注重企业发展，忽略了城市基础设施和住宅建设，所以中心城区尽管有所延伸，但其发展的范围和质量均相对地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不过，工人新村的出现把这个原则复杂化了。社会主义城市设计也要顾及“生活”的问题，但它对“生活”问题的考虑是以“生产”为前提的。换句话说，“生产”和“生活”的原则在工人新村上已经一体化了，“生活”成为了“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也可以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即大工业的现代生产方式对“意识形态”（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穿越，“组织化”的“生产”形式和“生活世界”的重建之间具有了非常密切的关系。具体而言，“大工业化”本来就和现代“住宅”问题联系在一起，早在1887年，恩格斯就指出：“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这样从工场手工业和小生产向大工业过渡，并且这个过渡还由于情况极其顺利而加速的时期，多半也就是‘住宅缺乏’的时期。一方面，大批农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发展为工业中心的大城市里来；另一方面，这些旧城市的布局已经不适合新的大工业的条件和与此相应的交通；街道在加宽，新的街道在开辟，铁路穿过市里。正当工人成群涌入城市的时候，工人住宅却在大批拆除。于是就突然出现了工人以及以工人为主顾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的住宅短缺现象。在开初就作为工业中心而产生的城市中，这种住宅短缺现象几乎不存在。例如曼彻斯特、利兹、布拉德福德、巴门—爱埃尔伯费尔德就是这样。相反，在伦敦、巴黎、柏林和维也纳这些地方，住宅缺现象曾经具有急性发作的形式，而且大部分像慢性病那样继续存在着。” [62]针对由高速工业化同时也是市场化和资本主义化所带来的住宅问题，恩格斯提出了“革命性”的解决方案：那就是消灭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由社会主义国家把房产分配到工人的手中。但他没有预料到随着20世纪城市人口剧增，即使革命成功，把原有的住房平均分配也不足以解决“单个家庭的独立住宅”问题。因此，20世纪建筑业在工业化的高度压力下，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设计出一种标准化、低成本、预制构件的“平民住宅”，从而现实地解决在有限的空间之内，经济合理地容纳更多人口的问题，并使他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63]这样的设计和建筑理想也体现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国家在经济力量有限和“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仍然非常重视住宅建设。在三年（1949～1952年）经济恢复时期和“一五”（1953～1957年）时期，国家用于住宅投资分别为8.3亿和53.79亿元，竣工住房面积为1462万和9454万平方米，住宅建设投资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为10.59％和8.8％。由于原有基础薄弱，又受经济能力限制，当时的住宅建设能达到这样大的规模，和在全国基本建设投资中占有较高的比例，是难能可贵的。按经济承受能力来分析，建国初期的住宅建设是一个较快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住宅建设，主要集中在大城市、急待恢复的工矿区和新建大型厂矿生活区。同时也维修改造了一批破、旧、危房和棚户区。这一时期比较有特色的住宅建设，一是有的城市建造了工人新村，如上海的曹杨新村、北京崇文门幸福村；二是当时著名“156”项大型建设项目中的新建项目，都建了生活福利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51年5月17日，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派到普陀区调查工人住宅的工作组，在一份调查报告中这样写道： 普陀区在6.2平方公里的境域内，由于过去数十年来长期处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面，市政建设极为畸形，工人居住不但普遍地十分拥挤，既缺少空气，更没有阳光。工人夜班回来得不到很好的睡眠，而且绝大部分的工房都已超过使用年限，破烂不堪，时有倒塌危险。棚户区域根本没有道路，雨后泥泞难走，臭气四溢，环境恶劣。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必须改善和提高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今天要改造与建设这个城市，在居住上如果不创造条件，不大量逐步建筑新的住房，而这对生产也将产生直接的影响。这次市政建设，首先以普陀区建筑工人宿舍这个内容为重点。[64] 主导这份调查报告仍然是“为了生产”而“改善生活条件”的思路，但从中也不难看出，解放后的上海，人民政府一直面临着改善下层居民居住状况的巨大压力。因此，工人新村的意义首先体现在解决广大工人阶级的住房问题，特别是改善下层劳动人民的实际生活状况。回顾解放初期，当时城市底层产业工人的居住条件十分恶劣，大部分人都住在用竹竿、苇席搭建而成的被称为“滚地龙”的“棚户区”中。这种“滚地龙”，夏不能避暑热，冬无法御风寒，雨天潮湿、漏水更是家常便饭。[65]解决这部分城市居民的住房条件问题是关系到城市发展的当务之急，同时也关系到与城市整体综合发展相关的卫生和治安等问题。1951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了上海工人住宅建筑委员会，潘汉年副市长受陈毅市长委托，具体负责筹建工人新村的领导与监督工作。《上海的早晨》中的曹杨新村的兴建正是当时城市改造中的一项重要的工程。[66]除了曹杨新村以外，当时的上海还规划了其他八个类似的工人新村[67]，其建设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令人惊叹，开创了上海成批建设住宅新村的道路。《不夜城》中也表现了当时工人居住空间的前后变化。工人老瞿的家——解放前：“一件破烂的草棚子。正漏着雨，桌子上、床上、地上，到处用面盆、铅桶和盆盆罐罐一类家伙接着漏。”[68]而解放后却是全新的景象：“老瞿的新居；一幢工人新村一类的宿舍的底层，屋子的特色是简单而洁净。一些极普通的家具，壁上正中是毛主席像，旁边挂着瞿海生和沈银弟的并肩合影，在过去些，是银弟当选为劳动模范的锦旗。”[69]可以说，城市的住宅发展乃是涉及这个城市中广大居民切身利益的地方，新的领导阶级在设计规划城市建设时正将其放到了优先考虑的地方。他们完全可以骄傲地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宏伟蓝图中为自己添上浓重的一笔，事实也确实如此。《上海的早晨》中汤阿英一家人在搬入曹杨新村之时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不是共产党毛主席，我们还不是住一辈子草棚棚，谁会给我们盖这样的好房子？连电灯都装好的，想得真周到。”[70]；“新中国建立了，工人当家做主了，才盖这些工人新村来，要不解放，我们工人还不是住一辈子草棚棚吗？”[71]。同时，这样的骄傲还包含了另一种情感，工人阶级对于他们能够成功改变自身地位并拥有相应的权力而感到骄傲，而这正是通过对城市住宅空间的重新构建来表征的。新的领导阶级有意地将“自己的形象投射”在这座新城上，因而工人新村的实用性在某方面来说反而不如象征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工人新村“与其说是一种公共建设，倒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的自我投射”[72]。正如《上海的早晨》所描写的，曹杨新村工人住宅造好之后，沪江纱厂也摊到四户，当时全厂到处张贴的标语为“一人住新村，全厂都光荣。”[73]工人新村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实际的居住功用，更重要的是表征了一种工人阶级空间性的登临，生产了产生新的社会想象的空间。工人新村的建设正符合了意识形态的需求，它提供了一种人为的场景，即一种更加精心设计的人造环境，使得工人阶级在规模、强度、社会区分和集体依附性于地点方面得到了扩展。作为某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当工人新村携带着新政权的威力登场时，它象征着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在政治上的倾向性关怀，在这样一个神奇的空间中转化为一种黄金时代的梦想——预示着未来“共产主义”的某种原型。可以说在当时，工人新村通过空间的“导向作用”[74]让所有的人都相信：我们的强有力的地位、我们的兄弟般的情谊、我们的英雄气概、我们的革命力量……上海市“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正是作为“工人阶级翻身做主人”的标志被迅速认同和复制，并在全上海和全国快速推广。随着工人新村的建立，一种更为积极能动的空间权力性在这里得到了高度体现。可以说，城市空间决不是中性的，权力的诸种关系被深深地印入社会生活的空间中，并充满了意识形态运作的可能性。实际上，城市的空间完全可以看作是一种物质力量和意识形态力量的空间化，这种空间化与社会的劳动分工、国家体制的物质性以及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的各种表现紧密相连。因此，“工人阶级”在这个城市主流意识形态中的位置不仅必然会投射到城市的空间面向上，而且将直接影响到对社会主义城市发展的重新规划。他们用自己的想法来重新塑造上海的城市空间，上海的城市面貌发生着迅速的改变。作为新的领导阶级意志的表达，以曹杨新村为代表的工人新村在设计上所表现出来的空间概念是崭新的和原创的。这一系列公共住宅的建设，将在成为所有居民的共同财产的同时，更展现出社会主义城市想象的深层面相。一方面，工人新村的设计者尽可能地将空间予以组织——包括将所有与工人新村有关的要素组织起来。这样既减少了建筑障碍，同时也消除了视觉终点，从而充分扩大了观察者的水平的视野，使工人新村的居住环境得到了空前的强调。我们再次回到曹杨新村在小说中的第一次亮相，它成功地蕴含了一种观察者宏观俯视的视角，将工人新村置于纪录对象的位置之上：“只见一轮落日照红了半个天空，把房屋后边的一排柳树也映得发紫了。和他们房屋平行的，是一排排两层楼的新房，中间是一条宽阔的走道，对面玻璃窗前也和他们房屋一样，种着一排柳树。”[75]从空中的“落日”开始，“房屋后边的一排柳树”、“一排排两层楼的新房”、“一条宽阔的走道”依次展开，在第一时间将读者带入了一个横向推进、整齐开阔的视野之中。事实上，在规划上海的工人新村时，设计者着重的就是在住宅的总体布置和绿化设计等方面创造一个安全、舒适和优美的环境，远甚于对基本住宅形式本身的要求。而通过对周围环境的改造和利用，可以迅速地达到这一目的。例如在曹杨新村的建设原址上，曾经环绕着乌黑发臭蚊蝇肆虐的臭环浜，而经过合理的填埋改造和疏通绿化后，这条“上海龙须沟”逐渐变成了“除公园外市区唯一可以垂钓的河流”[76]。在建设工人新村时，就有一项重要的指导意见，即保留和利用工人新村内的小河浜，结合道路的分布，将整个新村分成若干个小街坊，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并加之在环浜沿岸种植大片绿树和开辟大片绿地，从而形成疏密相间的空间。如果我们比较原先上海各类独门独户的小洋楼就可以发现，那种作为资本主义土地商品化产物的居住样式，产生的多是极端自由化的建筑格局，建筑是从属于花园，而不从属于街道、河流等任何其他空间，周围的环境不过是为了将视线聚焦于凸现的建筑本身。而像工人新村这样的居住空间是全新的，维持着一种大度和开阔的气氛；新村中的住宅得以错落有致地分布于其间，并且同一期工程中所有住宅的外观都尽量达到了协调统一，从而在组织上形成了一种浑然一体的壮观景象。另一方面，整个工人新村享有开放和自由的公共空间，强调自身配套设施的有机合一。在《上海的早晨》中，工人新村的主要建筑面貌得以展现后，所有视线都集中在一个升格的画面中：“远远望见一座大建筑物，红墙黑瓦，矮墙后面有一根旗杆矗立在晚霞里，五星红旗在空中呼啦啦飘扬。红旗下面是一片操场，绿色的秋千架和滑梯，触目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操场后面是一排排整齐的平房，红色的油漆门，雪亮的玻璃窗，闪闪发着落日的反光。”[77]这是工人新村建设的一个重要配套内容，以“五星红旗”为标志的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地方——社会主义学校。紧接着的聚焦使我们看到更为温情并充满文化氛围的场景：“这个新村，只有合作社那里的电灯光亮最强，也只有那里的人声最高。从那里，播送出丁是娥唱的沪剧，愉快的音乐飘荡在天空，激动人们的心扉。”[78]工人新村的建立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在建造工人住宅的同时，一系列配套公共设施也同时兴建。考虑到的不仅有一系列基本的居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设施的迅速发展，如学校、影剧院和图书馆等[79]；也有商场、菜市场、公共浴室、消费合作社、诊疗所和大礼堂等重要生活网点的建设，以满足新村居民的日常生活需要[80]。为了适应以后的发展，还预留了银行、邮局、托儿所、公园与文化馆等公共设施的建筑基地。工人新村不仅以“新工房”塑造了工人生活的空间形态，而且以一系列的配套公共设施，改写了他们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在工人新村中一应俱全、环境清幽，个人的生活完全可以被包容在工人新村的天地之中，自给自足。而新村里还有上海最早开通的一条24小时的公共汽车路线，往来于新村和工厂之间，接送上下班的工人：“外边开进来一辆又一辆的公共汽车，把劳动了一天的工人们从工厂送到他们的新居来。”[81]这样的新居正是一个自愿、自助和自我管理的空间，所有生活便利将由生产财富的工人阶级全体公平分享。与此同时的是，新村的建设者只单纯追求居住面积，住宅的基本功能受到了不断的削减。以厨房和厕所为例，曹杨新村一期工程的居室虽然设计为独门独户，但厨房和卫生间却为公用。稍后二万户型的设施配套则更差一些，到1954年建设的内廊式住宅的条件略有提高，但随后的住宅标准却一再下降，甚至取消了室内的卫生间设施。比较旧上海的建筑历史，特别是二十至三十年代上海经济繁荣时期的住宅建设，都在住宅功能上达到了相当高的西化程度，最新的现代住宅元素如抽水马桶、浴盆等大量进入了家庭生活之中。而像工人新村这样社会主义的住宅形式则不仅形式简朴，在内部功能上更达到了完全的简化。工人生活所需要的一切被严格和系统地划分在各个不同的商业网点和配套设施处，使人们的生活连结成为一个系统的网络。可以说，这样的设计风格包含了很多新的因素，已经完全不同于上海原先的城市住宅设计而呈现出了一种新的面貌。新的领导阶级策划了新的社会主义城市规划，完全不同于西化的风格；这代表了与资本主义文化的自觉断裂，并隐含了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在城市空间上寻找新的定位的强烈诉求。解放初，作为全国工业生产能力最强、技术水平最高的城市，上海有着全新的“城市更新”的使命：抹去旧上海“冒险家乐园”的形象，通过对大批资本家的改造，迅速转型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工业阵地，使之从金融和消费中心转型成为红色中国的生产车间。1954年6月，建筑工程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城市建设会议，明确了城市建设的目标是贯彻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为生产、为劳动人民服务，并要求按照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建设的地点与速度，采取与工业建设相适应的“重点建设，稳步前进”的方针。[82]而上海市政府早在1949年和1953年就已经两次邀请苏联专家为上海城市的改建和发展提出相应的规划方案，主要都是参考了苏联社会主义城市的发展模式，力图实现由消费型城市向工业化城市的转型[83]。以曹杨新村为代表的上海工人新村的营造，就是以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提出的市政建设“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首先为工人阶级服务”的方针为指导，主要目的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迅速组织起一支生产大军，组织起革命的“身体”更“全心全意”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事业，服务于一个民族国家的工业现代化梦想。这样一个以大规模工业生产为出发点的社会组织方案，使得生产和生活的原则在工人新村上已经一体化了，“生活”作为“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工人新村的空间规划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新的城市空间为作为城市象征的劳动组织提供了全新的感觉结构。曹杨新村作为上海的第一个工人新村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在《上海解放十周年》中的《曹阳新村的人们》一文中，作者热情地呼唤到：“我要向大家介绍曹阳新村，要大家到这里看看，并不仅仅是为了让你知道这个新村如何漂亮……是的，它不但是上海第一个规模最大的工人新村，也是新中国最早、最大的工人新村之一……因为要了解解放后的上海工人，了解上海工人的生活，就得亲自来看看。”[84]新村内部的规划、布局和陈设作为一种空间的生产方式，不仅再造了工人群体的日常生活环境，而且形塑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模式。工人新村在规划的时候就考虑了工人文体活动的需要，曹杨影剧院开业于1959年，具有电影放映和文艺演出的功能。文娱活动不仅是一种娱乐行为，而且也是一种有效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行为：“这个新村，只有合作社那里的电灯光亮最强，也只有那里的人声最高。从那里，播送出丁是娥唱的沪剧，愉快的音乐飘荡在天空，激动人们的心扉。”[85]文体活动的开展，既有益于身心，又强化了工人阶级健康向上、精力充沛的形象。电影《大李、小李和老李》[86]围绕体育运动而展开，描述了肉类加工厂的大李为说服老李参加运动，积极参加体育锻炼的故事。开场时，剧中人物被小李手上的一个皮球串联起来。小李失手将球撞到老李身上，老李接过球奋力一掷，落入“大力士”的脸盆，水洒到楼下，滴到正在刮脸的理发师头上，理发师以为下雨了，开口大叫，被刚进门的医生嘲笑一通。短短几分钟，摄影机在升降架上自由运动，将不同楼面，不同居室的空间连缀一气，让观众视线透过前景的楼梯、栏杆和墙壁，将原本分离的场景，自然而然地整合成一个统一的空间。他们居住的“浦江新村”成为了一个层层叠叠、极具纵深感的空间。一方面工人新村是除了肉联厂之外最重要的生活起居空间，人们按照同一个时间节奏生活作息，被有效地安置在一个时间序列之中；另一方面工人新村更是故事发生、发展和推动的空间，充满了戏剧冲突：早晨，大家鱼贯出门上班，号称“气象台”的大李成为了大家带不带伞的“指示牌”，楼上楼下集体行动；正是这个腰酸腿疼不爱运动的大李被老李、小李选为了体育委员；但到影片结尾处，“气象台”却失灵了。这样强烈的戏剧性对比被放在开头和结尾处，完整地拍摄整幢楼居民出门上班的场景，构成了较强烈的对比效果。原本在肉联厂，老李和“大力士”这两个“看不起”体育锻炼、不断逃避做广播操的任务也受到了“惩罚”，躲进冷库差点被冻死，不得不手舞足蹈地“运动”起来，可这样的结果并没有使他们改变心意。恰恰是工厂之外以工人新村为中心的生活空间被大李和小李有效地利用整合起来，使大李“慢慢来”的说服工作最终取得了成功。影片拍摄了几处场景：其一，大李误学“三虎”第六节儿童广播体操，父子俩在家齐齐联系，声音透过居民楼木质地板直接传到楼下老李处，使老李不胜其烦却无可奈何；其二，小李买回各种美术招贴画，贴满家中各处，无意中老李见一老翁打太极的图画，萌生心动；其三，大李的妻子被说服参加自行车赛，利用夜晚在楼下学习，最后勇摘桂冠；其四，大李通过做广播操摘掉了“气象台”的帽子……一种协调一致、团结向上的社会主义文化通过体育运动这种群众性文化活动得以构建，并在整齐划一的生活空间中以有序的方式予以推广。工人新村这个社会主义新型空间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平台——用以安排和组织社会生活，通过八小时之外的日常生活进而影响社会劳动力的再生产，通过对私人空间和时间的新型安排进而构建起社会主义文化。唐小兵通过对话剧《千万不要忘记》的分析，指出社会主义文化为了解决日常生活的焦虑，塑造理想的“新人”，试图“在上下班之间，在公共—职业时间（工作）和私人—业余时间（休息）之间建立起意义的连续性。时间上的连续性，便同空间上的整合性一道，预设编排出一套合乎规范的行为模式。”[87]电影《今天我休息》[88]中的马天民，或许就是这样一种理想的新人。马天民作为一名人民警察，就像电影标题告诉我们的，在他休息的那一天，在一系列突发事件中，他却主动地介入到城市生活中，实现了从城市监管者向服务者的功能角色的转变：他在里弄里帮助搞爱国卫生运动的居民包饺子，帮助居民打扫里弄；在街道上劝阻骑自行车横冲直撞的行人；在工厂边帮助运小猪迷路的大爷；在医院里照顾昏迷的儿童；在旅馆里寻找钱包的失主。通过他的出现和行动，影片展示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城市空间：工人新村、街道、工厂和医院等等。同时，也将马天民的日常生活空间和时间作了一个生动的呈现，给人印象深刻的是，马天民“个人的房间”只闪现了一小会儿。影片一开始，昏暗的灯光下是清晨的街道，马天民刚刚结束夜班，没休息多久就又“不见了”，原来又到里弄去做好事了，得到的评价就是“这个同志老是不肯休息”，“休息/工作”在这里成为了被凸现的一对概念，对于一个民警来说，他的全部生活——无论是社会的还是私人的——都是和新村居民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是完全公开的。这就打破了原来的城市文化，也即资本主义文化的一种决定性因素，“在公与私之间、诗学与政治之间，性欲和潜意识领域与阶级、经济、世俗政治权力的公共世界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裂。”[89]而社会主义文化则力图克服这种分裂。电影通过马天民这样一个模范形象，毫不犹豫地将一种如何处理个人和国家、集体的关系摆在了观众面前，并树立一个标杆：新的城市空间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国家对于个人日常生活的介入和收编，将国家的政治追求编制进新的提倡生活的蓝图中去，表达的“正是克服工作和休息、工厂和家庭、公共时空和私人空间之间的界限的欲望。”[90]在马天民的周围，同样的人物均以集体利益为重，个人走出家庭，投身社会生产建设。影片并不否定个人及其家庭利益，而是强调改变获得个人和家庭利益的方式：不是从家庭和个人出发，而是从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出发，国家和社会向前发展，财富积累越来越多，个人及其家庭最终会获得更多更大的利益。“爱情”还是“工作”？马天民似乎设计了两条在实施方向上总是发生抵牾的行动线索：一是约好去会女朋友，一是为群众排解各种困难。这两条线索构成了马天民一天经历中种种行为所造成的情节冲突的两个方面：马天民越是急着去干赴约会，需要他排忧解难的事就越迫在眉睫。而这两条行动线索同时对应和突出了他性格中的两个方面：他为群众做好事时的热情认真，和他赴约会面对喜欢的姑娘是的木讷质朴。这两方面在对比中形成鲜明的反差，并且总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围绕同一事件，一起纠结在他的身上。当为群众做好事和与女朋友约会二者不能兼顾时，马天民便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而放弃后者。影片完成了对这种价值观的赞美和歌颂，完成了国家对个人利益的收编。这种取舍，简单而又明晰；同时，影片又不单纯将其定义为一种牺牲，当马天民的工作和爱情最终有了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时，人们也能由衷地认同这种取舍。电影生动地表明了，爱情和个人的日常生活必须从属于革命和建设事业，只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成功，个人才能获得幸福美满的爱情。三、 中心与边缘：社会主义城市的内在矛盾 上海的城市中心开始了新的转移，上海的城市面貌也发生了新的变迁。“城市在其历史的某些时刻会经历及其突然、强烈的形式变迁，这时刻就会产生一些断层，城市在霎那间变得如此陌生，即使对它的居民而言。那谁又知道它将向什么样的新的状态发展呢？”[91]问题在于城市有其自身的记忆，记忆不是一条直线，未必顺序从头开始，最后整齐排列整齐地结束。漫长的记忆空间广阔浩瀚，城市空间的改造和生产并不能那么迅速地改造附有主观经历和独特情感的城市记忆。此时，城市的记忆和城市的改造之间具有某种矛盾性。它诡诈时会刻意强化，防卫时又会着力淡忘；越是变迁迅速，越是发展未卜，越是价值不明，越可能产生强大的怀旧情绪。随着上海的解放，工人阶级似乎成为城市空间的主人？表面上看，工人阶级以压倒性的力量占领了城市，获得了对城市空间的高度支配权，并从此获得了建设新世界的信心。资产阶级的城市面貌迅速成为一种灰暗的过去被抛入了历史的漩涡中，新兴的工人阶级的生活社区向人们提出了另外一种更加恢宏的制度，并且迅速抓住了大众的想象力。然而上海又仿佛还保留着某种“等级性”，被新政权征用的市中心以及当时“南下干部”普遍居住的“西区”与工人新村以及更破败的棚户区之间构成了令人触目的差异。这样的城市空间布局既代表了社会主义对上海这座殖民大都会的改造，同时更显示出暧昧甚至是退避的一面。在解放后上海市政府对城市规划的几次重要实施方案中我们可以发现[92]：城市规划的主要目标集中在扩大近郊工业区的建设和中心城区用地规模，而隐含其中的“中心/边缘”的矛盾重新出现。作为社会主义对城市的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以曹杨新村为代表的工人新村的建设主要集中在上海中心城区的周边（很多是原地改造后原地安置），从而达到了人口疏散，工厂外迁的主要指导方针。[93] 城市的边缘被新的工人新村所填充，城市的中心地带却仿佛成为这场社会主义洗礼中的“边缘”。解放初期，上海市包括郊区在内的面积为618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仅82.4平方公里。由于狭小的地域空间难以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在1950年，将苏州河以西、中山北路以东的地区划入普陀区。同时，逐渐有计划地在市中心的外围建设了一批工业区和居住区。当初城市周边的近郊农业地带，如今已完全成为中心城区的一部分，而这一基础，正式始于50年代初期的职工住宅建设。例如，普陀区在1950年以建设曹杨新村为起点向市区西北部的开发，时至今日，已成为连接近郊嘉定区的主要地段。杨浦区在1952年以建设职工住宅发展起来的控江、鞍山、长白、凤城等新村，如今也已构成了城市东北部人口稠密的集聚点，并为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变化很小的江湾五角场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基础。1952年在长宁区境内建设天山新村的选位与布局，为向西部纵深地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然而，与城区面积依靠工人新村加以拓展形成意味深长的对比是，原中心城区作为文化/经济中心的空间地位被延续了下来：上海的全部市级金融机构都集中在地处原英美共同租界中心的黄浦区内；市级文化活动场所多利用租界著名的老建筑改造而成，如人民广场（原跑马场）、市工人文化宫（原“东方饭店”）、市青年宫（原“大世界”）、市图书馆（原跑马场主建筑）、博物馆（原“中汇大楼”）等主要都集中在黄浦区；科学会堂（原法国学校）、文化广场在原属法租界的卢湾区，市少年宫（原外商豪宅）、市展览馆（中苏友谊大厦，原哈同花园）在原属公共租界的静安区；而上海的市级商业街，也都集中在租界原繁华地带。不仅如此，原租界地区还成了新的城市政治中心，几乎所有市级党、政机构都集中在原租界地区，其中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政府、中共上海市委的四分之三的市局机关都设在黄浦区内。与此同时，新政权的党政军各类进城干部，纷纷入住因外国侨民归国、旧政权军政权贵外逃、部分资方人员及市民外迁等种种原因而空出（或被新政权没收）的原租界洋房、公寓中。这些人员与留在上海没走的旧上流阶层、中等阶层的市民，共同构成了旧租界地区的主要居住者群体。[94]在《上海的早晨》的最后一部中，潘宏福陪着潘信诚坐着小汽艇游览着黄浦江两岸的景色，此时的潘家父子心情却是截然不同。潘信诚大有“江山一去不复返”之叹，而潘信诚却成为了新政权培养下“新人”的代言者：“放眼看着黄浦江蜿蜒而去，江上尽是中国船只，没有一只外国兵舰。曾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英国汇丰银行，现在已是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的办公大楼了，只留下一对铜狮子在守着大门。……他的眼睛出神地忘着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大楼上的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湿润的海风中飘扬。” [95]相信每一个上海人都曾经领略过这幢曾被称为“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最讲究的建筑”的风采，它就是解放前的汇丰银行[96]。这幢大楼的魅力不仅在于以其华丽的外观成为这个号称“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城市的骄傲，更因其深重的历史感记录了这个城市内部力量在空间上的冲突、妥协和变奏：展现为从原先殖民地时代的经济中心到解放后社会主义上海的新政治地标的变化过程。新城市政权中心的选址标志着与殖民空间的冲突与并置，并在这种紧张中成为又一个战略中心，“中心依然是中心……而继续促使城市发展、详细说明并使城市语境化，使城市各部分凝聚在一起的，就是不折不挠的政治剩余权力。”[97]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革命”虽然宣称其目标在于消灭阶级，而实际上却对维持现状很敏感。1949年以后的新政权，在拥有管理城市空间权力的同时，也利用城市既有的空间秩序，便捷地建立它所迫切需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成功地将空间的权力转化为新政权及其权力支配层的现实权力。同时，被维持的空间结构也开始形塑、影响新的社会结构。在既存的空间秩序中，旧的社会空间结构得以部分保留，新政权虽然部分地改变了各阶层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却没有能真正改变其社会关系。于是，城市的“解放者”被一种城市的记忆结构所捕获，重新成为了城市的“主人”。在今天，需要我们反省的是，这样隐匿在符号覆盖下的是中心/边缘的分裂，一种在本质上仍然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可能性关系，这种在空间上得到组织的城市系统不断地得到了想象性的神圣化，从而遮掩于人们的视线之外。由此创造出来的新城市空间或许能够“使得这个阶层的人获得一种‘感觉结构’”，但随之而来的“某种归宿感、安全感甚至是一种存在的自尊”[98] 只会使人们深陷于拥有“整体结构”的美好幻象之中。这种幻象在当今上海最直接的后果和最具体的表现就是方兴未艾的“怀旧热”。和人们通常把王安忆的《长恨歌》和“上海怀旧”划上等号不同的是，作家本人却把这部作品中对于五、六十年代上海人的日常生活的详尽描述和追怀看得十分重要：“在排话剧的时候，他们也就觉得第三部没有意义。话剧到最后就很弱，电影、电视更加过头，连长脚都没有了。他们觉得这个结尾太不罗曼蒂克，本来是一个伤感而美丽的故事，却死在这么一个人手里。总之，他们不喜欢这样一个非常煞风景的结尾，重点是放在前面40年代，选美，三角恋，金屋藏娇。话剧还好一点，它把60年代看得很重。但事实上，从我自己来说，如果没有第三部，我绝对不会来写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在写脆弱的布尔乔亚和壮大的无产阶级。我跟他们讲，如果没有第三部，这就是一个言情小说。”[99] 而事实上,人们看到的是上海选美、片场奇遇，王琦瑶飘飘零零、转转悠悠又回到了上海弄堂。五、六十年代恰恰不过是一场旧梦缅怀，终究是停留在四十年代的纸醉金迷的背景上。我们在这里碰到了“怀旧”的悖论。从王安忆《忧伤的年代》所写的上海西区生活经验中也可以读解到，同样是“怀”五六十年代的“旧”，其笔下的忧伤和工人阶级的幸福恰恰呈现了一种分裂的：“这个电影院的名字叫‘国泰’，在我们所居住的街道的西边。在东边也有一个电影院，叫做‘淮海电影院’。这两个电影院虽然只相距两条横马路，情形却大不相同，它们各自代表了两种不同阶层的市民生活。”[100] 小说中的主人公固执地选择那情调幽暗、专放外国原版片的“国泰电影院”，使得上海作为另一种怀旧对象出现了。这里的城市空间在隐隐绰绰地骚动着人心，成为了一种莫名的忧郁与失落的源泉。也许怀念的只是一些凡人的寻常经历，流露出寻常的欢娱和失意——这些欢娱和失意甚至都不是新鲜的而是称得上稔熟，重要的是其恳切虔诚的笔调在不经意间向我们展示了另外一幅城市空间的画面：国泰正在一个两条马路相交而成的、浸染了城市时尚的街角处，那里分明遗留着旧上海滩浮纨故事的残余；而那些装满主人公青春记忆的后弄和后院就好像是一个长梦，纵然弥漫了日薄西山的凄楚亦成为了美丽的幻境。相比之下，那成批为工人建造的庞大建筑群仿佛是另一个家世微贱的世界而悄然隐身。这种恍然若梦的忧郁是对那个等级结构维护下的“普遍秩序”的追忆，重新又与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的经验相联系。表面上看，百年来的沪上繁华沧桑都在王安忆细腻写实的笔触之下得以缓缓地呈现。《长恨歌》之后的《富萍》，也表达了作家对六十年代上海的一种新的寻找和发现，企图走入“逼着破陋的梅家桥”，撇开那实际存在过的“历史真实”，另外拖出一个梅家桥式的棚户区，让它来充当上海故事的主角。然而这番敏锐和诗情，着意于上海故事新讲法背后的深刻用意是否得以实现？《富萍》以小说女主人公的名字命名,“富萍”又是“浮萍”的谐音。它讲述了这个叫“富萍”的苏北女孩因为婚约关系偶然来到上海寄住在“奶奶”那里。小说一开始就铺排了一种细致和絮叨的描摹：写奶奶怎样带东家的孩子，怎样体现她即自尊又诚恳的待人之道；写吕凤仙每天忙于生计的安排，她在邻里中的做人姿态；写戚师傅上门补马赛克、修地板，沉默耐心又细致地做活。《富萍》中几代移民，她们的日常谋生手段无非是帮佣、收拾破烂、运送垃圾、糊纸盒子、摆小摊等等。她们处在城市生活的边缘状态中，默默地做着上海人所鄙视的“苏北人”；但是，正是在这种状态中，最能体现顽强生存意志和独立生活选择，充分地教会了富萍独特的市民文化：即在顺应和变通中融入城市的主体或主流生活，同时开创自己的独立生活。王安忆曾经这样表达过：“现在的人把爱情和性夸大了……事实上爱情只是很小的故事，爱情背后有很多很多丰富的故事”。[101] 富萍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主人公了，她连接起两个大的场景和众多的人物，提供了一幅上海变迁历史中的生动人物画卷。如上所说，作者企图夸赞的正是上述六十年代初上海群体小人物踏实生活辛勤劳动的风貌。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作者正是力图证明自身已经自觉抛弃了悲天悯人、居高临下式的写作姿态，而回归对于普通劳作者的辛勤赞誉。通过富萍的自觉选择——逃避一个既定的命运，而是嫁到一个比自己更加孤苦无依的家庭中去，从而将富萍汇入了和奶奶、舅舅等一样的独立自主的劳动者人群中去，将周围的一群人物并置在一起，组成了一幅硕大的群像图。作者开始热烈地赞美梅家桥人的朴素的生活状态，赞美没有被贫困、粗俗所损伤的人性的美好：如舅妈不仅聪敏能干，看准了舅舅是个有文化的人，实实在在地撑起了一个家庭；而且善良宽容，对富萍的悔婚最终采取了一种冷淡后的接纳的态度，仿佛“这里的人都没大记性”。最终这里的一切更改了主人公的心意，不仅选择了在梅家桥扎根，更选择了在梅家桥中的最具有底层性的一户残疾破落的家庭发芽，从而完成了从淮海路、到苏州河，再从苏州河到梅家桥的“乾坤大挪移”，让上海故事的叙述重心整个得以颠覆和重置。但是，作者对于梅家桥的生活形态的叙述则明显要流于形式化和概念化。她企图以一种欣然的姿态进入一个别样的生活领域——上海贫民窟，以同情的目光注视着那些城市边缘棚户区的男男女女，注视着他们一幕幕生生死死悲欢离合的话剧，却又反而隔离了我们的感官，变得模糊和遥远了起来。相反，小说最具华彩的部分恰恰出现在小说的开头部分，即对于六十年代初上海日常生活场景、经验和生活状态的描绘上。经过奶奶逐步实践和考察后，她选定的最“适合”的帮佣的地方就是淮海路。小说从淮海路弄堂下午三四点钟的阳光开篇，一路写下去，使得奶奶的眼光和作者的眼光时而重叠时而分错。这条不深的弄堂和弄前小街的声、色、形、韵，成为了小说最具神采的地方。我们可以跟随着奶奶的目光细细打量着这一带的楼房、街道、住家，跟随着富萍的身影驻足店铺门前凝望。作者为了还原上海六十年代的市井小铺如零食铺子、零头布点、纽扣铺子，可以用上五六百字，在看似啰嗦的叙述中显示的是上海世俗生活的精致、琐碎，不光代表了一种陶醉其中的欣然，而更是一种深谙门道后的挑剔。“每一日都是柴米油盐，勤勤恳恳地过着，没一点非分之想，猛然间一回头，却成了传奇。上海的传奇均是这样的。传奇中人度的也是平常日月，还须格外地将这日月夯地结实，才可有心力体力演绎变故。”[102] 弄堂里的富足闲适，织缀成了富萍生活的背景和底色，独立构成了日常生活的真实空间，轰轰烈烈地占据了小说最跌宕起伏的乐章。《富萍》中还欣欣然呈现出了一种新的城市阶层：如在第二节“东家”中，详细地描述了“奶奶”的东家——从部队转业的干部——的生活，他们生活简朴，大大咧咧，却也爱上馆子、买沙发、看电影。小说还描写了另外“奶奶”曾经去过的虹口区的一位解放军司令的家。但无论是描绘和东家那样迅速适应了淮海路生活的干部，还是虹口大院里的森严刻板的生活，这些个居高临下的新的统治者正渐渐开始占据起原先的公寓大楼的世界，进而也开始享用起昔日十里洋场遗留下来的淮海路、南京路上的西服店、咖啡馆，开始继承起过去踏着圆舞曲做着繁华梦的殖民地遗风，形成了和新的社会主义规范混合并存的博弈程式。虽然绕过市中心的花园洋房，特别创造出“梅家桥”这样一片低矮的棚户区，可以概括的说为：“从淮海路到梅家桥” [103]的一种自觉选择。但这样一个有自觉、有慧心的作家，在处处与新意识形态编撰的老上海故事拉开距离的同时，早也就隐隐陷落于“上海梦”的幻景与恣意中，反而泄露了时代的症结与隐秘。 今天，正当世人惊叹上海经济和社会的急剧发展之时，以“重返石库门”为代表的怀旧情绪也在这座城市弥漫开来。许多人看到的是被改造成“新天地”酒吧一条街的石库门：它被伪装成老上海文化中最具情调的部分，在人们的编码和想象中重新被据为己有；它不仅成为了上海城市形象的有力代言，并且转化为营建中国现代性想象的神秘背景。上海城市空间的历史果真能被这般炮制的情调给迅速“浪漫化”吗？也许这个城市让身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相信这样被塑造的城市形象，我们似乎也安逸和自得于这样的城市镜像。因为我们和这个城市息息相关，它的性格同样也写进了我们的生活之中，反而显得太过真实。文学文本的重要性在于提供给我们一种可能性，让我们一同来释放其中的多元结构，揭示其中的复杂体验；更从城市的符号表达这一领域追溯在现代生活中已经分崩离析的更直接、更具体的过去。然而，时至今日,这种恢宏壮大的社会主义城市想象却处于一种“缺席”的状态，即使过去的记忆残片仍得以拼帖在一起，也成为了一种无法再现其灵魂的记忆。偶尔流动的是一份怀旧者的不无隔膜的怅惘之情，更多充斥的是深刻的现实焦虑之痛。人们哀叹的更多的是，解放后的上海中心城区面貌迅速“衰弱”，上海曾有的都市辉煌如花凋零，往昔风流成了人们心中无法抚平的隐痛。由于资本与消费文化席卷而来，释放了惊人的“重构”城市的欲望和力量，上海正欢欣鼓舞地重新昂首迈进跨国资本主义的全球潮流，如李欧梵所说：“上海终于在一个世纪的战争与革命的灰烬里重生了”[104]。与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一样，在历经近40年计划经济主导的社会主义之后，上海重新成为一个寄托了国人欲望和梦想的乌托邦城市，一个巨大的市场意识形态的经济—文化符号。 “上海怀旧”的背后正是对殖民地时代的上海的迅速神话化：“她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和通商口岸，一个国际传奇，号称‘东方巴黎’，一个与传统中国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充满现代魅力的世界。”[105] 大都市的繁华，对外开放交流，对财富的崇拜与个性的张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又重新塑造了上海的城市历史和上海人的历史体验。以上海二三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共有的“市场经济”及消费文化为基础，把改革开放后的上海与殖民地时代的上海直接连接在一起，成为了当下流行的上海史的叙述模式。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和九十年代的上海分享了共同的城市记忆，这样的上海带着一种欣然的姿态再一次亮相并风姿绰约地在一派“Lignt，Heat，Power”中重新占据人们的想象空间。“想象的生产”从来没有停止过她的步伐，这种迫切的对城市记忆的重新书写表现了上海改革开放以来寻求跨越式现代化发展背后的极大的焦虑和矛盾心情。一方面，它强烈地暗示了一种“历史一致性”：南京路和外滩巍峨富丽的西方式建筑的复兴不仅带给我们对过去的美好怀念，更重要的是为后革命时代提供意义，论证了上海当下现代化方案的可行性，表征了一种以上海方式命名的依靠国家力量驱动的市场经济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带来的结果是，这种叙述在时间的纬度上将新中国成立后的四十多年的上海历史屏蔽于无形，出现了历史上的空白地带，它抹煞了其他想象的可能性。更进一步地说，当下流行的上海史的叙述模式所带来的是我们对于主流城市的理解；在这种主流理解的指导下，透过地理环境、交通安排、居民分布、社区构成和建筑样式……诸方面以“空间布局”的形式重新规划和改写了在现代城市中的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由此把解放后的社会主义城市的想象空间说成是完全失败，恰恰是一直“误置”，因为现代城市已经成为了一种“话语”，不仅全面规范了我们对于城市空间的理解，更将现在对过去的“否定”不断地“投射”到过去，不断诋毁那样一种鲜活的改造资本主义都市结构、营造社会主义城市空间的全面努力，并且以形象化地方式表达所有的改造都是浮光掠影，留下来的才是真实的生活： ……这是1957年的冬天，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大事情，和这炉边的小天地无关。这小天地是在世界的边角上，或者缝隙里，互相都被遗忘，倒也是安全。窗外飘着雪，屋里有一炉火，是什么样良辰美景啊！他们都很会动脑筋，在炉子上做出许多文章。烤朝鲜鱼干，烤年糕片，做一个开水锅涮羊肉，下面条。他们下午就来，来了就坐到炉子旁，边闲谈边吃喝。午饭、点心、晚饭都是连成一片的。雪天的太阳，有和没有也一样，没有了时辰似的。那时间也是连成一气的。等窗外一片漆黑，他们才迟疑不决起身回家。这时气温已经零下，地上结着冰，他们打着寒噤，脚下滑着，像一个半梦半醒的人。[106] 2009年12月3日改定 [1] 参见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毛尖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段炼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2]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336页。[3] 参见亨利·列斐弗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中的关于“社会主义空间”的相关论述，载包亚明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4] 参见林拓、水内俊雄等：《现代社会城市更新与社会空间变迁——住宅、生态、治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特别是收入此书中的陈映芳《作为社会主义实践的城市更新：棚户区改造》一文。[5] 王安忆：《长恨歌》，144页，作家出版社，1999年。[6] 张晓春：《文化适应与中心转移——近现代上海空间变迁的都市人类学研究》，15页，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7] 参见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中关于上海“世界主义”的相关论述。[8] 关于“城市意志”对“城市空间”所发挥决定作用的讨论，可以参看赖德霖：《城市的功能改造、格局改造、空间意义改造及“城市意志”的表现》，载《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9] 《上海解放十年》征文编辑委员会编：《上海解放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这本书的前言介绍了《上海解放十年》的编辑情况：“195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也是上海解放十周年。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节日，上海各报刊发起了上海解放十年征文，发动广大群众以散文、特写的形式，来记录上海十年来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斗争……这本选集，正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动群众创作和专业创作的结果。”[10]张春桥：《攀登新的胜利高峰》，载《上海解放十周年》，3页。[11]参见张旭东：《上海的意象》，载《批评的踪迹：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1985～2002》，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12] 李欧梵：《上海摩登》11页。[13] 巴金：《“上海，美丽的土地，我们的”》， 载《上海解放十周年》，14页。[14] 亨利·列斐弗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载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48页。[15] 谢刚：《南京路今昔》，载《上海解放十周年》，55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16] 转引自戈温德林莱·莱特等：《权利空间化》，载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30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17] 谢刚：《南京路今昔》，载《上海解放十周年》，557页。[18] 同上，555页。[19] 张忱：《文化广场札记》，载《上海解放十周年》，432页。[20] 同上，435页。[21] 同上，437页。[22] 同上，438页。[23] 亨利·列斐弗尔：《空间政治学的反思》，62页，载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24] 《霓虹灯下的哨兵》的剧本最初发表在《剧本》1963年第2期和《解放军文艺》1963年第3期。[25] 沈西蒙、漠雁、吕兴臣：《霓虹灯下的哨兵》，载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编：《中国话剧选4》，27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26] 同上，237页。[27] 同上，237页。[28] 同上，276页。[29] 同上，277页。[30] 同上，287页。[31]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卷一，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32] 同上，11页。[33] 同上，13页。[34] 同上，161页。[35] 葛云熙：《租界》，见葛云熙等著：《沪游杂记·松男梦影录·沪游梦影》，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36] 沈西蒙、漠雁、吕兴臣：《霓虹灯下的哨兵》，载《中国话剧选4》，323页。[37] 同上，324页。[38] 同上，324页。[39] 同上，281页。[40] 同上，300页。[41] 同上，302页。[42] 1957年江南电影制片厂摄制，汤晓丹导演。 [43] 巴金：《“上海，美丽的土地，我们的”》， 载《上海解放十周年》，10页。[44] 同上，12页。[45] 同上，13页。[46] 同上，13页。[47] 同上，15页。[48] 柯灵：《不夜城》，载《中国新闻学大系1949-1976·电影卷一》，414页。[49] 同上，436页。[50] 张春桥：《攀登新的胜利高峰》，载《上海解放十周年》，3页。[51] 同上，3页。[52] 同上，4页。[53] 同上，4页。[54] 谢炳锁、徐之华：《黄浦江边的钢城》，载《上海解放十周年》，198-199页。[55] 丁柯、蒋文杰、陈楚：《乘风破浪的“和平二十八号”》，载《上海解放十周年》，205页。[56] 舒文、于辉音：《工人阶级要做科学技术的主人》，载《上海解放十周年》，220页。[57] 靳以：《毛主席来了》，选自《上海解放十周年》，238页。[58] 舒文、于辉音：《工人阶级要做科学技术的主人》，载《上海解放十周年》，221页。[59] 同上，221页。[60]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卷三，122页。[61] 同上，124页。[62]弗·恩格斯：《〈论住宅问题〉第二版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63] 参见周博：《设计为人民服务》，《读书》2007年4期。[64]上海市人民政府工作组：《普陀区现有工房调查报告》，上海普陀区档案馆藏。[65] 根据1948年详细的区域调查，上海棚户达70，000，居民达30万以上，也就是说，约是城市人口的10％。因为棚户四散在城市各处，加之其拥挤的状况，可以想见要得到一个确切的数字是很困难的。五十年代早期，另一项更为有组织的调查估计，在上海棚户区13万个不同类型的屋棚里，住有18－20万户人家。棚户区的总人口将近100万，或者说约是上海市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66] 当年，由市政府派出的工作组经过实地调查，最后确定在中山北路以北、曹杨路以西一带征地建房。1951年9月，新村第一期工程正式动工兴建，仅花了7个月时间，便以大跃进速度完成了。[67] 如普陀区的甘泉新村，杨浦区的长白、控江、凤城和鞍山新村，徐汇区的日晖新村，长宁区的天山新村，黄浦区的长行新村等。[68] 柯灵：《不夜城》，选自《中国新闻学大系1949-1976·电影卷一》，41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69] 同上，440页。[70]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三部，页154。[71] 同上，页155。[72] 卡尔·休斯克：《世纪末的维也纳》，页79，黄煜文译，麦田出版公司，2002年12月版。[73]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三部，页140。[74] 空间的“导向作用”是指空间与人物共同组成某一阵整体。由于空间知觉引起的联想，会使我们对人物的知觉带有一定倾向性与选择性。参见黄承元、周振明：《城市社会心理学》，页42，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7月版。[75]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三部，页150。[76] 参见张永华、王含芳、童惠民主编：《文明之路——曹杨新村街道社区建设成果荟萃（1951-1996）》，页19，中共普陀区委宣传部、中共曹杨新村街道委员会、曹杨街道办事处资料。[77]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三部，页151。[78] 同上，页152。[79] 1952年10月，动工兴建曹杨新村文化馆，1953年春节落成开放，有简易剧场、评弹室、图书阅览室、乒乓室、弈棋室、文艺活动室和露天球场等场所（1958年春改名为普陀区文化馆）。同年新华书店曹杨新村门市部开业（1978年又新建为800平方米的书店大楼）。1959年，新建曹杨影剧院，于1960年5月开业，建筑面积有4800平方米，1000多座位，既能放映电影，又可供大型剧团演出戏剧和歌舞剧目，80年代后期进一步发展成拥有舞厅、大屏幕录像、游艺、卡拉OK等多功能文化娱乐场所。新村内2所街道文化中心（站），也颇具规模。曹杨新村街道文化中心依靠社会集资，于1987年建造了一座500多平方米面积的楼房，设有舞厅、老年茶座、围棋角、桌球房、录像室、卡拉OK、电子游戏等各类活动，成为新村内很有特色的群众文化活动场所。该文化中心的一支老妈妈合唱队，30年来，尽管人员不断更迭变化，歌声却从未间断。曹杨新村地区尚有曹杨游泳池1座，街道图书馆及少年儿童图书馆4所、少年儿童艺校（培训班）6所，舞厅6座，各居委会还设有老年文化活动室。1986年以来，在新村内曾先后举办“仲夏十二夜”、“仲夏家庭文化荟萃”、“五月歌会”、“新村家庭楼台歌会”、“曹杨之春”社区文化艺术活动周等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艺术活动。[80] 1952年5月曹杨一村建成后，6月即开设新村第一家商店——曹杨新村工人消费合作社，当时面积106.5平方米，从业人员49人，年营业额91万元。1956年更名国营曹杨综合商店，经营商品增多，除一家综合大门市部外，还有小门市部5家、菜场4家、食堂1家、小吃店4家、熟水店1家、理发店3家、洗染店及缝纫工场各1家，共有职工358人。全年营业额351万元。60年代起，区商业部门在新村街区陆续开设一些商店，使新村商业网点更趋完善。1975年除新村中心区有一个大型商店，各村还有中、小型门市部，另有一个通宵服务部。[81]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卷三，124页。[82] 董志凯：《新中国城市建设方针的演变（1949－2001）》，转引自当代文化研究网·论坛·读书会，www.cul-studies.com。[83] 1949年，市政府邀请以希马柯夫为首的苏联莫斯科苏维埃专家小组来上海，提出了《关于上海市改建及发展前途问题》意见书。意见书认为：上海市一个服务人口远远大于生产人口的畸形发展的消费城市，必须改造成生产城市。1953年，苏联专家穆欣来上海指导编制《城市总图规划》，其中重要的一点即是：“住宅区要靠近工厂，到处都可以发展。”工人新村的建立恰恰对应了社会主义对城市改造的诉求:由消费型城市迅速向生产型城市转型。[84] 唐克新：《曹阳新村的人们》，载《上海解放十周年》，57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85]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卷三，124页。[86] 1962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谢晋导演。[87] 唐小兵：《的历史意义：关于日常生活的焦虑及其现代性》，载《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14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版。[88] 1959年由海燕电影制片厂摄制，鲁韧导演。[89] 詹明信：《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载《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页523，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90] 唐小兵：《的历史意义：关于日常生活的焦虑及其现代性》，载《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144页。[91]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33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92] •市府制定：《上海市发展方向图草案》：“安排市区人口上四周扩散……原市区住宅区，面积共50万平方公里，拟配合新区建设，逐步疏散人口，达到每公顷300~400人之密度，留在原市区的人口可降至175万人以下。”另外中区为175万，新住宅区385万。•苏联指导制定：《上海市总图规划示意图》：根据苏联经验（社会主义改造城市的办法），“保留历史上已经形成了的城市基础，加以彻底的整顿，重新规划，合理的分布住宅、工厂、铁路、运输和仓库，使城市中稠密的人口加以疏散，创造城市居民的正常和健全的生活条件……根据城市特点，加以综合统一，使之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城市。”——强调城市四周都可以发展。•“二五”期间制定：强调“充分利用，合理发展”，12年内规划建设住宅1000万平方米。“平均每人四平方米，可以是100多万人的居住情况得到改善，某些人口密度在每公顷3000人以上的街坊，逐步减至1000人左右。”•《1958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的初步意见》：“根据市区现有2700多万平方米正是住宅和460万平方米棚户简屋来看，其中60%左右是抗日战争前建成的大都已经陈旧，建筑密度很高。规划安排市区外围新建与旧区改造同时并举，近期主要以外围地区新建为主，为旧区大规模改建创造条件。……”[93] 《上海住宅1949-1990》中记载着这样的事实：“按照住宅新村距市区要近，充分利用城市原有的市政公用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住宅新村配套要权，提供较好居住条件的原则，规划了9个新村”，即普陀区的曹杨、甘泉新村，杨浦区的长白、控江、凤城和鞍山新村，徐汇区的日晖新村，长宁区的天山新村，黄浦区的长行新村等。这9个住宅新村用地127.8公顷，建筑面积60万平方米，建设住宅单元21830个，开创了上海成批建设住宅新村的道路。到了第一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实施期间（简称“一五期间”，1953年至1957年），住宅建设进一步扩大，又陆续开辟新的住宅新村。按照所谓“本着适当满足职工就近生产、方便生活的要求”，按照市区工业分布状况，规划设计了沪东的玉田、大连、广灵新村，沪南的天钥、龙山、东安、上钢新村，沪西的宜川、石泉、武宁新村，沪北的广中、柳营新村，呈现了环市区住宅新村星罗棋布，茁壮成长的局面。[94] 参见陈映芳：《作为社会主义实践的城市更新：棚户区改造》。[95]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卷四，550-551页。[96] 初成立时汇丰银行设在外滩南京路口，即今和平饭店南楼旧址。1874年，其业务已相当发达，房屋面积不够使用，遂以6万两银子，购下海关大楼南面西人俱乐部的房屋和大草坪，并进行改建和装修，成为当时还算豪华的一座3层楼房。到了1921年，此楼显得陈旧和落伍，于是，又以每亩4000两银子的价格买下其南面11号别发洋行、10号美丰洋行的房产，将老房拆除，委托公和洋行设计，英商德罗•可尔洋行承建。大楼于1921年5月5日开工，工程历时25个月，于1923年6月3日竣工。整幢大楼呈现出仿古典主义风格。平面接近正方形，占地面积9338平方米，建筑面积23415平方米。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均居当时外滩建筑的首位。1949年后，汇丰银行在华的分支机构停业，上海分行设立清理处，与麦加利银行一起搬到圆明园路兰心大楼内。1955年4月，上海市人民政府进驻大楼办公，直到1995年后，由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迁入使用。[97] 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页349，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98] 蔡 翔：《城市书写以及书写的“禁言之物”——关于《城市地图》的文本分析和社会批评》，转引自当代文化研究网•论坛•文化研究www.cul-studies.com。[99] 王安忆、张旭东：《理论与实践：文学如何呈现历史？——王安忆、张旭东对话》，转引自引自当代文化研究网·文萃·文学研究www.cul-studies.com。[100] 王安忆：《忧伤的年代》，载《隐居的时代》，页322，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9月版。[101] 《与王安忆关于小说的对话》，选自《钱江晚报》，2000年8月4日。[102] 王安忆：《寻找苏青》，《上海文学》，1995年第七期。[103] 参见王晓明：《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王安忆近来的小说谈起》，载《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104]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页352。[105] 同上，页4。[106] 王安忆：《长恨歌》页193。

2007年5月18日，大江健三郎在东京大学发表题为"为了成为知识分子"的讲演时，我曾问他鲁迅给了他什么样的影响

先秦两汉的古书都是写在竹简和缣帛上，墨子叫“书于竹帛”（《墨子》的《兼爱下》、《天志中》）。汉以后，魏晋时期，纸书才逐渐取代竹书和帛书。班志中的古书是简帛时代的古书。当时的书，都是写在简帛上，有些还有图（插图或附图），也是画在帛上（当时的地图也多半画在帛上）。今天，我们的图书馆还是图、书并称。所谓“图书”这个词，既包括图，也包括书。班志中的书是以竹书为主，帛书贵，比较少。但什么书用竹，什么书用帛，分布规律如何，太值得研究。

1993年7月6日至9月20日，我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平山郁夫丝路研究奖学金"资助，用两个半月的时间在蒙古、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等国和我国新疆西南的阿克赛钦地区及西藏西北的阿里地区考察古代交通。我这次实地考察的重点是七至十世纪西藏高原通其西北之路，包括：西藏最早通新疆之路，喀喇昆仑山区的古代交通，吐蕃（629-848）西进中亚之路，葱岭山区的南北交通。考察的内容主要是交通路线的走向，即古代人通过的可能性。同时调查了一些古迹及民风民俗等与古代文化有关的材料。简言之，实地考察中我最注意的是山口、路口、河口、渡口，以及自然地理如山、河、路关系，气候、植被与经济生活关系等非到实地不能感觉到的情况。这样将实地考察所得与文献史料记载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使我对西藏高原西北的古代交通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解决了一些单靠文献史料不可能解决学术难题。  一、西藏最早通新疆之路  由于自然地理的原因，古往今来从西藏高原通往其西北的道路主要有两条：  1、向北去塔里木盆地。有两条路线：一条大致与今天的新藏公路所经相同，即穿越阿克赛钦（Aksai Chin，突厥语，意为"中国的白石滩"）这片夹在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之间的荒漠；另一条经由今天印占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地区向北，翻越喀喇昆仑山口、苏盖提山口到达赛图拉（Shahidulla）与前条路线相会。然后，或者转向西北直下塔里木盆地西南斜坡上的叶城绿洲（即唐代的朱俱波）；或者向正北由桑株大坂翻越昆仑，再东去和田或西去叶城。  2、向西跨越帕米尔。这条道路的主要一段是要经过古代的勃律（Palur）地区，相当于今天巴基斯坦所领有克什米尔地区之大部分。  现在，学界公认，在公元七世纪上半叶，当吐蕃刚刚实现内部统一并开始向外扩张时，它还没有完全征服青海地区的吐谷浑（森安1984：7、10，注37、47）。所以，上述第一条道路实际上是吐蕃向高原以外发展的最早路线。但是，这条路的重要性长期不被学界所重视。特别是一些研究吐蕃与西域关系史的学者，他们或者直接就无视这条道路的存在（白桂思1987：30），或者仅仅由于恶劣的气候和地理原因而将其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森安1984：60-61，注18）。这些学者都认为，吐蕃一开始就是向西绕道葱岭（即帕米尔高原）进入西域的。但是，迄今所见有明确纪年的有关吐蕃人出现在葱岭以西的记载属于公元704年（塔巴里，卷2：1153；白桂思1987：66及以下各页），尽管不完全排除吐蕃人此前跨葱岭进入西域的可能性，但如果他们一直就是这样做的，那该如何解释能够明确断代的有关记载都集中在七世纪末以后而不是此前这一事实呢？恰恰相反，我们掌握的许多史料表明，在唐朝初年，吐蕃军队几乎总是越于阗南山（昆仑与喀喇昆仑）与西突厥余众连兵袭扰塔里木盆地缘边绿州的（王小甫1992：44及以下各页）。只是后来，唐朝于长寿元年（692）重新收复安西四镇并戍以重兵（《旧唐书》卷198：5304），吐蕃才被迫向西开通绕葱岭进入西域之路的。  有关于阗之南存在这条道路的记载可以追溯到现存最早有关西藏高原与外部交通的汉文文献史料。据《隋书》记载，于阗"南去女国三千里"（卷83：1853）。至唐朝初年，玄奘说，东女国"东接吐蕃，北接于阗国，西接三波诃国"（《大唐西域记校注》卷4：408）。三波诃即今印占克什米尔之赞斯卡（Zanskar）地区。据《释迦方志》说："东女国非印度摄，又即名大羊同国，东接吐蕃，西接三波诃，北接于阗。"（卷上篇4：37）。《唐会要》卷99和《通典》卷190都说大羊同东接吐蕃，北接于阗。可见，玄奘所说的"东女国"就是《隋书》记载的"女国"。  一般说来，汉文史料记载的"大羊同"就是藏文史料中的上象雄（山口瑞风1983：239-40）。据敦煌所出古藏文《大事记年》记载，吐蕃已于公元644年征服羊同并将其纳入治下。古代的羊同主要指今天西藏阿里和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地区。所以，随之而来的吐蕃军队经由这里传统的交通路线向北发展是很自然的。  食盐曾经是这条路上贩运的主要商品之一。《隋书》说，女国"尤多盐，恒将盐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卷83：1851）。另一方面，据藏文史料说，是朗日论赞从北方的突厥人那里得到了食盐（《王统世系明鉴》第8章：49；《藏族简史》第1部分第1节：20）。朗日论赞是吐蕃王朝第一代赞普松赞干布（？-650）的父亲，他的活动时代当在公元六世纪。将汉、藏史料有关西藏高原早期食盐的记载联系起来认识，可以认为，朗日论赞的食盐也是从女国转贩来的。很可能，正因为女国地近北方的突厥人居地，它才成了北方所产食盐的重要转贩地。  同时，朗日论赞的行动也表明，西藏高原本身的食盐资源开发并不太早。甚至直到本世纪60年代，著名的英国记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还这样描写阿克赛钦："虽然这个地区一片荒凉，人迹罕见，寒风刺骨，根本没有饲料和躲避风雨之处，然而，对人们来说，也还有它的重要意义。一条古时的商路穿过此地，在断促的夏季，中午前后几个钟头，溪流里的冰融化可供牲畜饮水时，载着生丝、玉石、黄麻、食盐、羊毛的牦牛队，就从现在的新疆经过这里前往西藏。"（马克斯韦尔1971：18）我们注意到，当时食盐仍然是这条道路的主要商品之一。而且，正是在这里，在今天的 新藏公路上的著名站点三十里营房往东，有两个连续的地名：小盐池、大盐池。1993年秋天，当我沿此路从新疆往西藏进行考察时，同行的一位家住狮泉河的藏族商人还在这一带询问购买食盐。据她说，狮泉河的人认为这里盐矿产的大粒盐（石盐）特别适于腌制用。只不过据大红柳滩开饭馆的人说，这一带虽有两个盐矿，都已经不正常生产了，只是偶而有人去挖一袋来自己吃。  同商业活动一道，文化交流也沿这条路展开进行。在西藏最西北的日土县，曾经发现了大量岩画，其中不少内容与宗教有关。据研究，大部分宗教岩画都是关于古老苯教（Bon）的（侯石柱1991：130-31）。苯教是西藏古代的一种原始宗教，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是在原始萨满教的基础上接受波斯祆教即拜火教因素而形成的（噶尔美1975：182）。日土苯教岩画的画面主要就是-系列不同的宗教符号，研究者认为可以反映日火崇拜在西藏发展的各个阶段（侯石柱1991：131）。类似的日火崇拜岩画也发现于新疆和田地区桑株巴扎西南26公里处的桑株河谷中，当地地名叫"乌拉其"，维吾尔语意为"指路者"（陈兆复1991：158-60）。如前所述，桑株大坂自古就是西藏高原北通塔里木盆地的要道之一。因此，可以认为，那些古代波斯的宗教因素正是沿着这条道路从中亚传入西藏的。尤其是迄今为止在巴基斯坦北部所发现的传播波斯宗教的古代粟特商人的活动痕迹，很少超过印度河谷中的夏提欧（Shatial）东边（耶特玛1989：44及以下各页）。夏提欧是印度河谷中著名的奇拉斯（Chilas）镇西面的一个地名，该地在印度河南岸，其对岸就是达列尔（Darel）河口与唐格（Tanqir）河口之间的山崖。达列尔河谷前人曾考定为古代的悬度，并将之比定为玄奘所记乌仗那旧都达丽罗川（《大唐西域记校注》卷3：297）。现在看来，所谓乌仗那旧都所涉及范围当不止于达列尔河谷（耶特玛1989：37及以下各项）。不过我认为夏提欧（Shatial）这个地名倒很象是古汉语"悬度"（*γiwan dak）一名的遗存。  异质方产生交流的必要。正因为恶劣的自然环境成了文化发展的障碍，象阿克赛钦、帕米尔这些地方才成了不同文明联系的纽带！所以，当我们致力于文明史、文化交流史研究乃至文化遗产保护和环境研究工作的时候，有必要对这些地区给予更多的注意。这一现象也表明，开展和实现交流是人类文明不可逆转的趋向和不可缺少的因素。 很可能，古代穿过阿克赛钦在中亚与西藏之间开展的经济文化交流，同在欧亚大陆上许多其他地方一样，也是由粟特商人来承担的。例如，写于十世纪的波斯文佚名作者地理书《世界境域志》中提到一个叫做Tusmat的地方，位于于阗之南，与于阗相隔一道大山（米诺尔斯基1937：93，259）。这就是说，Tusmat指的正是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之间的那片地区，即今天的赛图拉、苏盖提（三十里营房）一带。Tusmat很可能是一个合成地名，tus源自突厥语的tuz"食盐"，mat或math为波斯语"浆、汁"之意，二者合成意为"盐汁、盐卤"，用以指当地的盐池。这类合成地名在中亚屡见不鲜，它们或许是由于当年操东伊朗语的粟特人在突厥游牧部落中经商而产生，或许是在后来的民族融合过程中所产生。由此我就想到，可能正是从粟特（Sogd）这个名称产生了苏盖提（Suget）这种地名，这种地名在中亚也是屡见不鲜的。"苏盖提"一词在现代维吾尔语里意为"柳树"，但却不见于古突厥文碑铭（特勤1968：365及以下页）；现代维吾尔语里更常用"塔勒"（tal）一词来称呼柳树。  许多学者都认为，藏人自称所用的族名"蕃"（Bod）就源自古代宗教名称"苯"（Bon），古藏文中这两种写法相通。唐代便称呼西藏第一个统一王朝为"蕃"或"吐蕃"。苯教是吐蕃王朝直到其全盛期都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有理由认为，吐蕃之统一并兴起为一强大王朝与苯教接受祆教因素从而成为系统宗教有关系。就现有资料来看，祆教（琐罗亚斯德教）的广泛流播主要是萨珊波斯（约公元224-651）将其定为国教以后的事，尤其是中亚的滑国（Chionites）或者说 哒（Ephthalites）统治时期（约公元四世纪末至六世纪中）对祆教东传有很大推动，而这正好在吐蕃王朝兴起的前夜，因而很发深省。有的学者认为，苯教产生于三、四千年以前，受到外来文化影响从而形成系统宗教至少也发生在公元前三世纪（侯石柱1991：115、129及155以下各页）。但是，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这些重大事件没有对吐蕃王朝建立以前西藏地区的历史进程发生任何影响呢？我们不能接受这种仅仅基于传说的推测。  公元七世纪60-90年代，吐蕃与唐朝在西域进行了多次争夺。从史料记载可知，当时吐蕃人进入西域几乎总是首先进攻于阗（王小甫1992：50及以下各页），这就清楚的显示了吐蕃进军的方向。当时，吐蕃大论钦陵曾把他在西域活动的道路称做"五俟斤路"（《通典》卷190：5175）。俟斤是西突厥五弩失毕诸部首领的头街。五弩失毕部落的牧场分布在西突厥人居地的南部，所以又被称为西突厥十姓部落的右厢。因为突厥人以东方为前面，于是南方便成了右面（王小甫1992：28-31；汤姆森1924）。由此可见，所谓"五俟斤路"就是翻越于阗山，穿过昆仑、帕米尔和西部天山的山麓或山间草原，前往北部草原南缘的路线。将这条道路同古代吐蕃人获取食盐的道路连接起来，就形成了吐蕃人进入西域与西突厥余众连兵的主要路线。当然，这条路线肯定也能为商人尤其是粟特人所利用。  但是，公元692年唐朝收复安西四镇以后派遣汉兵三万前往镇守。在于阗地区，唐军配置的情况是："于阗东三百里有坎城镇（今策勒县东北），东六百里有兰城镇（今民丰县东安迪尔/安得悦），南六百里有胡弩镇（*Ghunu恐即Kunlun音转，地在今赛图拉），西二百里有固城镇（敦煌出土古藏文大事记年写做Gu zan，指今皮山县桑株镇），西三百九十里有吉良镇（今皮山县西南克里央）"（《新唐书》卷93下：1150-51）。据唐朝兵制，镇下还有城、戍、守捉等驻防单位。在唐朝如此严密的重兵防守之下，吐蕃很难再从此道直接向北进入西域，于是，向西绕道葱岭便成为必要。公元十世纪成书的《世界境域志》说："TWSMT（Tusmat?）之地，从前为汉人所有，现在属于吐蕃"（米诺尔斯基1937：93），那虽然讲的是后来的情况，但也反映了从前唐朝与吐蕃在这一带的争夺。  在初唐，就有取经僧走过这条路（《大正藏》卷51：1、3-4；王小甫1992：36）。就当时中国与印度间的交通而言，这条路是与吐蕃道（经泥婆罗）、迦毕试道（经吐火罗等地）并列的"北道"（注意，与《释迦方志》所谓"北道"不同）。作为商道，这条路直到近代还比从喀什去吉尔吉特一路利用率要高。1993年我沿此路进行考察，发现就通行而言，沿途自然条件要比想象的好得多。我从长年沿此路跑运输的藏族司机们那儿了解到，这条路一年四季均可利用，只是冬天严寒造成一些困难。  过去有一种错误的看法，认为古代的吐蕃军队是从克里雅山口进入西域的。确实，有一条小路翻越克里雅山口从新疆进入藏北羌塘无人区，但诚如清末所修《西藏志》所言，其路"冬夏不可行"，困难异常。著名的探险家如俄国的普尔热瓦尔斯基（1839-1888）、英国的斯坦因（1862-1943）以及日本的橘瑞超（1890-1968）都曾想从这条小路翻克里雅山口前往西藏，但都没有成功（杜勃罗文1978：346-7；斯坦因1909；上原1937，下卷：765-75，813-16）。所以，说这样一条路在唐代就已存在并为吐蕃军队所利用是不可想象的。  二、喀喇昆仑山区的古代交通  在唐朝以重兵防守北道以后，吐蕃并未能立即打通经由整个勃律的西道。据汉文史料记载，吐蕃借道小勃律（藏文史料作Bru zha，即今巴基斯坦北部的吉尔吉特地区）攻四镇是开元（公元713-741）初年才有的事（《新唐书》卷221下：6251；王小甫1992：145）。但是，史料记载，还在公元694年，即唐朝克复四镇并以重兵戍守之后才两年，就有吐蕃军队到了北方的十姓可汗故地（七河地区，今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毗连地带）并挟所立西突厥可汗（唐人呼之为"伪可汗"）南侵。这次进攻被唐军击退后，唐朝的碎叶（地在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玛克附近）镇守使攻取了吐蕃的泥孰没驮城（《通鉴》卷205：6493，参同页《考异》引《统纪》）。泥孰为西突厥右厢弩失毕部落联盟中两阿悉结部落之一，其牧地中心在千泉（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附近）。没驮（Mati）古突厥语意为"忠诚，忠实"（特勤1968：355）。泥孰没驮意为"忠诚的泥孰"，质言之，这是吐蕃人在西突厥阿悉结泥孰部的一个据点。问题在于，在唐朝重兵封锁北道而吐蕃人自己又尚未开通经由小勃律的西道这种情况下，吐蕃军队何以能到达那样遥远的北方？看来，在北道与西道之间，西藏高原在古代还有一条通其西北的中道。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说："其大勃律，元是小勃律王所住之处。为吐蕃来逼，走入小勃律国坐。首领百姓，在彼大勃律不来。"（《大正藏》卷51：977）。汉文史料中的"大勃律"主要指今巴基斯坦所领克什米尔的巴勒提斯坦（Baltistan一名当源自Baluristan，意即勃律人所居地）。小勃律在古藏文历史文书中被称为Bru zha，同一份文书中没有与之相对的地名，即没有相当于大勃律的地名，虽然后来藏文文献中有好些名称如巴勒提（Sbal ti）、波罗尔（Balor）、朗贡（Nang gong）等等用来称呼巴勒提斯坦一地（弗兰克1926：85、193）。这一现象表明，所谓的"大勃律"之地很早就已被吐蕃征服而纳入了自己的直接统治之下。正因为如此，这一地区在十世纪成书的波斯文佚名作者所著《世界境域志》中被称做"勃律之吐蕃"（Boloran Tibet），而其首府斯噶尔（Si dkar，今作Shigar）在《拉达克王统记》里被归于"墨"（Smad）地（弗兰克1926：32）。"墨"这个词在西藏地理中与另一个词"麻域"（Mar yul）一样，都意味着低地，而且总是用来指拉达克一带。也许就是这个原因，直到近代还有人把巴勒提斯坦叫做"小吐蕃"，而把拉达克叫做"大吐蕃"；甚至把它们分别称做第一吐蕃、第二吐蕃，而把西藏本身称做第三吐蕃（海达尔书1972：135，注2）。总之，勃律被分为大、小两部这一史实，反映了当初勃律王对吐蕃入侵的顽强抵抗。显然，向西开通勃律之路对吐蕃人来说并非易事。  从《拉达克王统记》的记载来看，吐蕃征服大勃律应是赞普贡松都杰（Gung srong 'du rje,汉文史料称器弩悉弄，公元676-704年在位）时期的事（弗兰克1926：32、85）。据古藏文大事记年记载，公元686年，论钦陵率军赴突厥地，然而于吐蕃境外滞留。我认为，钦陵这次是已离吐蕃而未达突厥地，其受滞当与勃律有关。据汉文史料记载，就在这年年底，勃律国首次遣使至唐朝贡（《册府元龟》卷970）。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年，很难排除二者之间有某种联系，即吐蕃侵逼是勃律遣使唐朝的直接原因。然而到公元697年，史书中就有了大勃律首次朝唐的记载（《新唐书》卷221下：6251；《册府元龟》卷970）。由此可见，勃律之分为大、小只能是公元686-697这十年间的事。在这段时间中，如前所述，公元692年以前吐蕃进入西域的道路并不存在问题。就今所见各种资料来看，在692年与697年之间吐蕃只有694年这一次进入西域活动。所以，吐蕃征服大勃律实际上只是公元692-694两年间的事。这样，吐蕃就打开了另一条进入西域之路。  众所周知，巴勒提斯坦从前的或者说传统的首府在印度河以北的斯噶尔，而不是象今天在印度河以南的斯卡杜（弗兰克1926：85、184-186；耶特玛1989：40）。从斯噶尔有一条道路翻过喀喇昆仑山的穆斯塔格山口（在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的西偏南）可通往和田。这条路与前述吐蕃通西域的北道相会于麻扎达拉（Bazar Darra）或稍东的麻扎（Bazar）。清代在麻扎达拉设有卡伦，我1993年考察时听麻扎兵站的一位军官说那里残垣仍存。麻扎（这里当地人的通俗叫法，其规范地名应叫巴扎，维吾尔语意为"集市"）历来是队商（caravan）食宿站所在，今天的新藏公路就经过这里。这两个地点都位在作为叶尔羌河上游主流的热斯卡木（Raskam）河北岸。热斯卡木河从东南向西北穿过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汇成的巨大山结，在这一段正好成为这两道山脉的自然分界。因此，热斯卡木河谷一直是西藏高原西北的一条重要通道，尽管这一路相对而言更为艰难。  我在这一带进行考察时从当地人那里了解到，除了穆斯塔格山口外，这一带还有一些重要山口有路可通，主要有以下几个：  1、星峡尔（Shimshal）山口。从麻扎达拉沿热斯卡木河而下向西北乘马或骆驼走三天，就可以到名叫九个泉（突厥语Toquz Bulaq）的地方。在这里，有沙冈（Shaksgam，我国有的地图称"克勒青"）河从西南而来汇入热斯卡木河。沙冈河有三条支流：第一条也是作为主流的一条来自东南，其发源地之一就在穆斯塔格山口北坡，因此它也被叫做穆斯塔格达利亚（darya为突厥语里的波斯语借词，其源出自阿拉伯语，意为"河流"）。显然，人们也可以直接从穆斯塔格山口沿河而下到达九个泉，1889年，英国人荣赫鹏（F. Younghusband，1863-1942）就走过这条路（维瑞尔1991：扉页地图）。  第二条来自西面，名叫布劳渡（Braldu）或泽拉夫善（Zerafshan）河。塔什库尔干的塔吉克老乡中流传着一首民谣：泽拉夫善河，你是产金子的地方（zar-fishan，塔吉克语意为"散布金子"），你的源头在星峡尔。翻过星峡尔山口，向西顺星峡尔河而下，出河口对面就是巴基斯坦北部洪扎河谷中的著名村镇帕苏（Pasu）。从帕苏向北可经明铁盖（Mintaka∠Ming tagh，突厥语意为"千山"）达坂去塔什库尔干（但今天的中巴友谊公路走红其拉甫达坂），向南经海德奇石（Haldeikish，当地土语意为"雄羚羊之地"）即所谓的"洪扎圣石"（Sacred Rock of Hunza）可到卡里马巴德（Karimabad）。卡里马巴德从前的名称是巴勒提特（Baltit），这里是洪扎地区的首府，扼两条重要的道路：一条傍洪扎河岸而下至吉尔吉特；另一条渡过洪扎河向东南溯纳加尔河而上，跨纳加尔河的源头希斯帕冰川（Hispar Glacier）有一条捷径抵达巴勒提斯坦的首府斯噶尔（达尼1985：6-7）。  第三条来自西北，因发源于俄普朗（Oprang）山口，所以叫"俄普郎沟"（Jilgha,突厥语意为"山沟"）。  2、俄普朗山口。翻过这个山口就到了著名的红其拉甫山口附近，如前所述，今天的中巴公路经过这里。但据我1993年往返两次沿中巴公路考察，红其拉甫山口巴方一侧山高水险加滚石不断，远非中国一侧可比。所以，塔什库尔干县政协副主席马达里汉先生断然向我否定了古道在红其拉甫经过的可能性，他说从俄普朗沟经星峡尔去巴基斯坦路虽迂回，但也比红其拉甫好走。  3、伊里苏（Illiq Su）山口。从九个泉沿热斯卡木河而下，沿途有一些村落，都属于塔什库尔干县的热斯卡木行政村，道路极为艰难，夏季根本无法通行，冬季也只有当地以山岭为惯常径路的村民才勉强能走出来。据塔什库尔干县地名办公室的张雄同志说，1992年他们到热斯卡木搞地名调查，雇上马、骆驼从麻扎沿河而下，顺此路到到塔什库尔干共走了十五天。从九个泉走五天左右可以到热斯卡木河左岸的乌如克（Uzuk）村，这儿有一条小河从西北流来，在该村的北边汇入热斯卡木河。溯这条小河而上，经过最为困难的一段路程以后，可以到达伊里苏山口。翻过山口顺伊里苏沟向西北而下，很快可以到达中巴公路边的麻扎种羊场，塔什库尔干河从从种羊场东边向北流过。  从麻扎种羊场有一条叉路拐向正西。沿这条路溯卡拉其库尔河而上，两边均为草场，先后有五个重要山口：北边先后有拜依克（Baiyik）山口、吐格曼苏（Tugman Su）山口向西北通往目前为塔吉克斯坦所据的小帕米尔；南边先后有明铁盖山口、奇里克（Kilik）山口通巴基斯坦北部的洪扎河谷；正西卡拉其库尔河的源头是柯克得鲁克（Kok Terak）山口，该山口西面即阿富汗的瓦罕帕米尔，因而又被称为瓦赫几尔（Wakhan Jira，清代译称倭海及蕊，意为"瓦罕溪谷"）山口。1895年俄、英私分帕米尔，即以瓦罕帕米尔及小帕米尔一部分给阿富汗，形成了所谓的"瓦罕走廊"。  在热斯卡木河谷的东北，几乎与其平行，隔山有另一条路从麻扎达拉向西北直通塔什库尔干。这条路在高山峡谷中上下穿行，在一个名叫皮勒（Pil）的地方跨过叶尔羌河，又在皮羌亚特（Pichanyart）附近翻过最后一个山口。不过，这条路想必是比其他道路更为艰苦困难，以至我从未听当地人提到这条路，而只是在一份地图上找到它。  所有上述这些山口除星峡尔之外都通向塔克墩巴什帕米尔。塔克墩巴什帕米尔是所谓帕米尔八个"帕"中最东南即最接近西藏高原的一个，塔什库尔干是其中心城镇，这里至少在托勒密（约公元90-168）以前的时代就已是中西交通的丝绸之路上的著名枢纽之地了。托勒密《地理书》中提到的"石塔"，据考即塔什库尔干之地（米诺尔斯基、1937：233），我国《汉书》称之为"蒲犁"（卷96上：3882及以下页）。  大约在公元727年，慧超回国途经塔什库尔干之地，他说："过播蜜川（今大帕米尔），即至葱岭镇（指今塔什库尔干。--引者）。此即属汉，兵马见今镇押。此即旧日王裴星国境，为王背叛，走投土蕃。然今国界无有百姓。外国人呼云渴饭檀国，汉名葱岭。"（《大正藏》卷51：979）土蕃即吐蕃。据《新唐书·喝盘陀传》记载：喝盘陀或曰渴饭檀，唐朝于"开元中破平其国，置葱岭守捉，安西极边戍也。"（卷221上：6234）又从《册府元龟·将帅部》立功十一的记载可知，开元十年（722）唐军方开葱岭，即应小勃律王之请与之合兵大破吐蕃，小勃律遂为唐之西门（卷358）。可见渴饭檀国王裴星投靠吐蕃应是此前的事，甚至很可能是开元年代（713-741）以前的事。因为《新唐书·小勃律传》说，开元初年吐蕃已困迫小勃律，欲行借道之事（卷221下：6251）。这条西道一开，条件相对比较困难的中道利用价值就不大了。所以我认为，正是由于渴饭檀王裴星投靠吐蕃，才在公元692-713年间给吐蕃军队提供了一条进入西域的新路线。然而这就削弱了唐朝重兵戍守于阗地区的意义，所以唐朝要进一步置镇葱岭，并最终以小勃律为国之西门（参王小甫1992：145及以下各页）。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公元704年吐蕃军队能够不经小勃律而到达远在乌浒水（今阿姆河）北岸的怛密（今乌兹别克斯坦捷尔美兹）这一丝绸之路上另一传统的枢纽之地，而与突厥人、挹怛人连兵向大食守军发动进攻（塔巴里书，卷2：1153；王小甫1992：138-139）。与阿拉伯文史书的记载相应，汉文史料也说：至少在公元720年以前，护密（今瓦罕）由于"地当四镇入吐火罗道，故役属吐蕃"（《新唐书》卷221下：6255）。可能，作为"大食之门"（波斯语作Dar-i Taziyan）另一面的"吐蕃之门"（Dar-i Tubbat）这个地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该座"大门"位在今天阿富汗东北巴达克山省的吉尔姆（Jerm）和泽巴克（Zaybak）之间，即在巴哈拉克（Baharak）或扎尔迪吾（Zardiv）山谷，从而绾毂来自瓦罕及其邻近地区如巴基斯坦的奇特拉尔、吉尔吉特乃至中国新疆的交通（米诺尔斯基1937：112、120、350、365）。当然，扎尔迪吾山口一带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孔道，同时它也曾长期是伊斯兰和非伊斯兰文化的分界。  最后应当强调的是，唐玄奘取经归国所经过的波谜罗川，以及慧超归国、高仙芝远征往返所经之播蜜川，都应该是指今天所谓的大帕米尔谷地，而不是从前有些学者所说的瓦罕帕米尔（斯坦因1921，卷1：73）。因为在唐代汉文文献中，瓦罕帕米尔或者说瓦罕河谷被明确地称为婆勒川（《旧唐书》卷104：3204；《新唐书》卷135：4577）。大帕米尔历来是最常用的一条通道。今天，站在塔什库尔干的"石头城"（唐代葱岭镇遗址）上，人们可以看到其正西有一个山口，据当地知名人士说，那叫新滚山口，其西边现为塔吉克斯坦所据有的地方叫新迪，正是通大帕米尔的道路所经之地。于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慧超说"过播蜜川即至葱岭镇"。另一方面，据当地人说，瓦罕河上游溪谷（所谓的"瓦赫几尔"）深险陡峭，且缺乏草场，很不利于商队或稍多的人员通过。而且，瓦赫几尔/柯克得鲁克山口远距塔什库尔干180公里左右，这段距离恐怕不是慧超能过而即至的。  三、吐蕃西进中亚之路  吐蕃人在葱岭地区的成功促使他们更为积极地开通较为便利的小勃律之路。公元714年左右，吐蕃人以"非谋尔国，假道攻四镇"为条件得以通过小勃律，并很快到了葱岭以北的西突厥"十姓可汗故地"（今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毗连的七河地区）（王小甫1992：145-146）。  作为西藏高原通中亚道路的一段，在小勃律（即今天巴基斯坦北部除奇拉斯地区之外的吉尔吉特专区）可以有好些交通路线。  首先是经由洪扎河谷。我在上面提到从西藏高原西北有两条道路均可通达洪扎河谷：一条来自从前大勃律的首府斯噶尔（唐代的贺萨劳城？），由之向西北跨越纳加尔河源的希斯帕冰川，然后沿河而下到河口对岸的洪扎地区首府巴勒提特/卡里马巴德；另一条从星峡尔山口到洪扎河谷的帕苏。对于前往中亚的吐蕃人来说，除了南谋小勃律之国（都孽多城即今吉尔吉特）及北勾渴盘陀（今塔什库尔干）之外，洪扎河谷还有两条道路可供继续西去：  1、从帕苏北面的胡达巴德（Khudabad）出发。胡达巴德地在今中巴公路上巴基斯坦移民局所在地苏斯特（Sust）稍北，这儿有一条小路向西偏北溯查普桑（Chapursan）河而上直到其尽头，那儿在兴都库什山上有两座山口：伊尔沙德·乌云（Irshad Uwin）山口向西北通往瓦罕溪谷的朗加尔（Langar）；奇林基（Chillinji）山口向正西，由此沿奇特拉尔河源头而下，可以到达巴罗吉勒（Baroghil）山口附近。巴罗吉勒山口是兴都库什山脉最重要的山口之一，它的北边就是著名的"瓦罕走廊"的中央，它的南方在兴都纳季山上有历史上著名的山口坦驹岭（Darkot Pass）。  2、从卡里马巴德西面的恰特（Chalt）出发。恰特村正好位于洪扎河由东而来向南拐去的拐弯处右岸。1993年8月，我在巴基斯坦西北奇特拉尔河上游的马斯土季（Mastuj）遇到一位名叫哈米德·阿合麦德的年轻医生，他供职在白沙瓦的某医学院，每年夏天都要邀伴到北部山区跋涉旅行。这位医生告诉我，前一年他与他的同伴们曾经从马斯土季溯奇特拉尔河上源雅浑（Yarkhun）河而上，直到巴罗吉勒山口附近；从那儿转向东南翻过坦驹岭，然后经过雅辛河、伊什科曼（Ishkoman）河的源头及上游地区，最后下到洪扎河谷的恰特。无疑，反之亦然。  史料中说，吐蕃人虽然声明"非谋尔国，借道攻四镇"，但后来仍占领了小勃律的九座城堡并最终于公元722年围逼其都城（《新唐书》卷221下：6251；《册府元龟》卷358）。考虑到小勃律的都城即今吉尔吉特城一带的地势，该城虽靠近吉尔吉特河与洪扎河的汇合处，但本身扼据吉尔吉特河狭隘的谷口，古代的吐蕃人若不占领吉尔吉特即消灭小勃律国，就只能经洪扎河谷前往中亚。换言之，史料所说公元722年以前为吐蕃所据有的小勃律九座城都应在洪扎河谷或与之相通的道路沿线。所以我们看到，当公元722年吐蕃人围攻小勃律都城时，唐军从葱岭镇（今塔什库尔干）赴援，与小勃律军左右夹攻，大破吐蕃，于是尽复九城故地（《册府元龟》卷358；《新唐书》卷221下：6251）。此次唐军所经当即沿洪扎河谷而下。正因如此，后来天宝（742-756）初年小勃律与吐蕃联姻，吐蕃便以重兵防守这一线，才使得高仙芝远征时被迫绕道更西的识匿（Shig nig，今塔吉克斯坦什格南）。  实际上，由于自然地理的原因，吉尔吉特北部地区的道路几乎全都汇聚向巴罗吉勒山口，无论是来自洪扎河谷，还是吉尔吉特河谷（包括它的两条重要支流伊什科曼河与雅辛河），甚至作为奇特拉尔河上游主流的马斯土季河。因而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唐玄奘所记载瓦罕地区的一个古老地名叫做"达摩悉铁帝"。据考该名称为波斯语Dar-i Mastit/Mastuj 的音译，其意为"马斯土季之门"。玄奘经过此地时，其首府还在昏驮多，其地即今罕杜特（Khanaut）村，正在大帕米尔河与瓦罕帕米尔河汇合处西南不远，由马斯土季北出瓦罕必经此地（《大唐西域记校注》卷12：974-977）。如前所述，瓦罕本身是古丝路上的一个四达之地。正因为如此，当年吐蕃势力扩张到瓦罕以后，要派十万（此数字容有夸大，或为一万之误）大军去防守位据巴罗吉勒山口与瓦罕河之间战略要地的连云堡和婆勒城（《旧唐书》卷104：3205，卷109：3298；《新唐书》卷135：4576-4577，卷138：4615）。婆勒城因婆勒川即今瓦罕河而得名。Ghil或jilgha为突厥语"山谷"之意，所以我认为，婆勒川其实是Baroghil的音义合译。正是在这里，天宝六载（747），唐将高仙芝率军远征小勃律时与吐蕃守军展开决战，大败吐蕃后便长驱直抵孽多城（今吉尔吉特）。  可能同勃律被逼分为大、小两部分的情况一样，吐蕃重兵驻扎连云堡，迫使护密王不得不向西躲避。据《新唐书·护蜜传》记载，护蜜国都在塞迦审城（Sikashim）。塞迦审即今伊什卡什姆（Ishkashim），其地在故都昏驮多西南约80公里。无怪乎慧超说："此胡密王兵马少弱，不能自护，见属大寔所管。"（《大正藏》卷51：979）胡密即护蜜；大寔即大食，指阿拉伯帝国。在古藏文《大事记年》中，护密被称为Ban 'jag nag po。这是一个合成地名，Ban 'jag是波斯语panjah"手掌"的音译，nag po为藏语"黑色"之意。这个地名当来自另一个合成地名Qara Panjah，qara是突厥语"黑色"之意。这后一个地名就是今天讹称为喷赤堡（Qala Panjah）之地，在护密故都昏驮多稍东，正在大帕米尔河与瓦罕帕米尔河汇流处南面。可以相信，在护密也同大勃律一样，在相当长时期内曾有过一个吐蕃的附属国。虽然在公元747年暂时遭到了失败，但吐蕃势力在唐朝因"安史之乱"于西域撤退劲旅之后很快便在葱岭以南地区重新建立起来。就在"安史之乱"的第二年即公元756年，据古藏文《大事记年》记载，就有Ban 'jag nag po（护密/瓦罕）、Gog（今巴基斯坦之马斯土季）和Shig nig（识匿，今塔吉克斯坦什格南）使者到吐蕃致礼（王小甫1992：197，270及以下各页）。据塔巴里《年代记》卷3：841，公元811-812年，法德勒·本·萨赫勒被任命为"从哈马丹到识匿山和吐蕃"的大食东方省总督；十世纪下半叶成书的波斯文《世界境域志》也说："昏驮多是一个有许多护密人佛寺的地方，有一些吐蕃人住在那儿。在其左面有一座吐蕃人的城堡"（米诺尔斯基1937：121，366）。由此可见，护密之地曾长期是古代吐蕃人前往中亚的一个重要通道。  据汉文史料记载，当高仙芝远征小勃律时，在识匿与连云堡之间有三条道路：  1、北谷道。顾名思义，此路当傍瓦罕河北岸而行。  2、护密道。护密国主要位在瓦罕河（及喷赤河）以南，故以其得名的道路也应在瓦罕河南岸。  3、赤佛（堂）道。从汉文史料的记载来看，这条路一方面连接识匿和连云堡，另一方面又是小勃律都城（今吉尔吉特）与连云堡之间的一段道路，因为高仙芝是走这条路班师，然后到了连云堡。符合这个条件的道路只有从昏驮多向东南，由奥赤勒（Ochil，一作Anoshah）山口翻越兴都库什山到达奇特拉尔河另一支流图里霍（Turikho）河上游。溯图里霍河而上到其源头，从那里再向东翻越沙赫·吉纳里（Shah Jinali）山口，然后下到作为马斯土季河上游的雅浑（Yarkhun）河即奇特尔河正源。溯此而上，如前所述，人们可以到达巴罗吉勒山口与坦驹岭之间的战略要地"巴罗吉勒之野"（Dasht-I Baroghil）。  英籍探险家A·斯坦因曾将赤佛堂比定为瓦罕溪谷中兰加尔与波咱拱拜之间的一座石砌小屋，当地人称"小栈"（Karwan-Balasi），据说有一小佛龛（斯坦因1921，卷1：73）。但是，那个小栈地已在连云堡以东很远，邻近小帕米尔。高仙芝班师回安西都护府（今新疆库车），如果已经到了小栈，就没有必要再向西回到连云堡。所以我认为，如果赤佛堂真的意味着某座佛寺的话，那也应该在古代的连云堡以西尤其是昏驮多一带去寻找。再说，玄奘曾明确记载了昏驮多城的著名伽兰："伽兰大精舍中有石佛像，像上悬金铜圆盖，众宝庄严。人有旋绕，盖亦随转，人止盖止，莫测灵鉴。闻诸耆旧曰：或云圣人愿力所持，或谓机关秘术所致。观其堂宇，石壁坚峻，考厥众议，莫知实录。"（《大唐西域记校注》卷12：978）。前引波斯文《世界境域志》也说昏驮多在护密以其佛寺闻名。  不过我还是怀疑"赤佛堂"一名很可能是一个藏语地名的音译而不是一个汉语词汇，因为汉文史料中有时把"堂"这个词尾略去，而藏语的dang（现在常音译为"塘"字）是一个地理通名。该地名本身恐仅为"赤佛"二字，《广韵》音可拟测为*ts'iek biwat。设如确为藏语译音，其原文或许是Rtse po ta la，意为"山顶渡口"或佛教中的"普陀山"（音译自梵文Potala(ka)），今天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即取名此意；或许其原文为Chag po tang，意为"分立者所宅"。无论如何，该地名所指都应是吐蕃控制下的昏驮多，即所谓Ban 'jag nag po的首府。而《世界境域志》恰恰记载了昏驮多"左面有一座吐蕃人的城堡"，据研究者说，这里的"左面"即是指昏驮多对面的喷赤河北岸，也就是说，这儿正是一个渡口（米诺尔斯基1937：121，366）。  无疑，对古代的吐蕃人来说，"瓦罕走廊"的作用并不仅限于军事意义，亦可用于商业活动与文化交流。例如，慧超就说过：识匿王"常遣三二百人于大播蜜川，劫彼兴胡及于使命。纵劫得绢，积在库中，听从坏烂，亦不解作衣著也。"（《大正藏》卷51：979）。兴胡或兴生胡即商胡，在唐代多半是指粟特商人。与慧超的说法相应，《世界境域志》第26节第18条记载，有一个名叫萨末鞬度（Samarqandaq）地方，那儿住的有天竺人、吐蕃人、护蜜人，乃至穆斯林；该地为河中地的边界和最远处。据米诺尔斯基的看法，萨末鞬度这个地名表明，那儿有一个来自康国（Samarkand）的粟特人移居地，该地很可能就在瓦罕地区今天叫做萨哈得（Sarhadd，意为"边界"）的地方，正好位于著名的巴罗吉勒山口对面，翻过这个山口可以前往吉尔吉特及其他邻区（米诺尔斯基1937：121，369）。  与赤佛堂道有密切关系的另一个地点是马斯土季。如前所述，我们知道，护密又名达摩悉铁帝，意即"马斯土季之门"，而所谓的"赤佛堂道"正好穿过马斯土季河上游河谷。从吉尔吉特前往马斯土季只需溯吉尔吉特河而上到山都尔（Shandur）山口，该山口东坡相当平缓；其西坡也不难攀登；翻过这个山口后沿山下一条河流向北，便可直到马斯土季镇。这条路便于通行，沿途河谷中村庄、农田不断。那些在路边随时可见的岩画显示出这条道路的历史悠久。1993年夏、秋之际，我乘吉普沿此一线旅行，经常在路旁看到刻着岩画的巨石，例如，在凡达尔（Phandar）村一带，在山都尔山口附近，以及在马土斯季去奇特拉尔的叉路口以南，等等。那些岩画的画面几乎全是射猎场面，张弓搭箭的射手，长有长长弯角的羚羊等。  顺便说说，虽然岩画的内容看来反映了一种与现在当地占统治地位的农业完全不同的经济生活，我还是找到了一些在风格上与岩画相似的现在还活生生的图画。那是在邦布列特（Bumburet），奇特拉尔西南兴都库什山中卡拉什人（Kalash，巴基斯坦的一个非穆斯林少数民族，据说为古代亚历山大东征移民的后裔）的一个小山村，我在许多房屋的墙壁上都发现绘有图画。这些图画内容几乎全都是用木炭画出的单线条射手与大角羚羊形象，与岩画图案一模一样。特别是有一只刻在一片新木版墙上的大角羊，显然是钉子一类的尖锐物刚刻上去不久，图画线条实际上是一些连续的点，痕迹非常新鲜。因此，我很怀疑沿途所见那些岩画的创作与卡拉什人的祖先甚至他们自身有关，这涉及到卡拉什人的起源，以及岩画的断代等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另一方面我注意到，那些刻有岩画的巨石几乎是屹立在河边的路旁。因此使我想到，在岩画、河流与道路这三者之间有某种联系。如前所述，在西藏高原西北的丛山中，道路几乎总是顺着河流延伸，那么，岩画可能到处都是作为路标创作的。果真如此，这一现象或者说这种关系对确定古道的走向，对于探寻和保护岩画，乃至对环境变迁的研究都很有意义。  在汉文史料中，对古代的马斯土季一地有两组称呼：一组是商弥、双靡、赊弥等等，另一种是俱位、拘卫、拘纬等。后一组名称大致是初唐以后才出现的，实际上最早见于公元八世纪20年代的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据我研究，该地地名的这种变化是吐蕃强盛时期在西藏高原西北进行积极活动的结果。在古藏文《大事记年》中有一个地名Gog，此地与护密、识匿同属所谓"上部地区/西部地区"（Stod Phyogs）。此名的另一写法为Kog yul，yul为藏语地理通名，意为地域、地区或地方，汉文音译为"域"。另一方面，唐代的"俱位"二字读音可拟测为*Kiwo ghwat 或*giwo ghiwat，可信为藏语地名Kog yul或Gog（yul）的音译。汉、藏这两个地名无论从语音上，还是从地理上，或者所涉及的历史事件上均可勘同为一（王小甫1992：270及以下各页）。  《新唐书·波斯传》后说：俱位"国人常助小勃律为中国候。"古藏文《大事记年》也说Kog yul曾驻有唐军。考虑到俱位（Kog/Gog yul）即赤佛堂道所穿越的马斯土季地区，高仙芝远征小勃律去时分兵及班师回国均由此路更是情理中事。以前有些学者如斯坦因曾认为"俱位"是奇特拉尔的语言名称Khowar的音译。然而，姑且不论这一比定的音韵学和地理学问题，仅是有关地名的历史变化它也是无法解释的。所以，我不接受这种臆测。  沿马斯土季河而下，人们可以到达另一个地区的中心城市奇特拉尔。公元八世纪末，取经僧悟空曾沿着这样一条路线由北向南而行："次护密国，次拘纬国，次葛蓝国，次蓝婆国，次孽和国。"（《大正藏》卷51：979）。蓝婆和孽和已被人们分别比定为今阿富汗的拉格曼（Laghman）和贾拉拉巴德地区，所以我认为处在拘纬与蓝婆之间的葛蓝，其地非奇特拉尔莫属。葛蓝一名当来自奇特拉尔河的另一名称库纳（Kunar），正如奇特拉尔的另一汉文名称朅师来自该河的又一名称渴师卡（Kashkar）。不过，实际情况更可能是河名来自地名。我很怀疑葛蓝国就是玄奘提到过的葛逻胡国（王小甫1992：121）。  由奇特拉尔往西去，有许多山口可以翻越兴都库什山，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多拉（Dorah）山口。翻过这个山口，人们可以沿桑里奇（Sanglich）河向北直到泽巴克（《大唐西域记校注》卷12：973-974；米诺尔斯基1937：367-369）。如前所述，从泽巴克向东北可去塞迦审城，即吐蕃据有昏驮多后护密王所迁新都；从泽巴克向西北即历史上著名的"吐蕃之门"或"大食之门"（米诺尔斯基1937：350，365）。  现在，经过许多学者多年来对南迦-帕巴特（Nanga Parbat/Diamar）峰附近印度河谷地区历史文化的考察、研究，朅师阻断小勃律与箇失密（Kashmir）之间的交通而与吐蕃直接沟通的问题看来可以认为是解决了（耶特玛1989：37-39）.。无论如何，可以肯定，在吐蕃征服大勃律以后，从朅师到大勃律有一条直路：毋需经过北边的小勃律，也不经过南边的乌苌，而是横穿所谓"乌苌国故地"达丽罗川。但是，这里的达丽罗川决不能简单地比定为今天的达列尔河谷（《大唐西域记校注》卷3：295），而是指南迦-帕巴特峰四周的一大片地区。尤其是崩季（Bunji）经奇拉斯至夏提欧之间的印度河谷，对于这一带的交通特别重要（参前引耶特玛文），此一段即汉文史料所记古代的"悬度"所在（见前）。  有的学者认为奇特拉尔虽然曾被 哒征服，但仍然宗奉佛教；而且，朅师一名可能意味着该地曾是曷萨（Khasa）人之土，他们是一个强大的部族，曾远远地向东扩张（耶特玛1989：39）。在奇特斯地区曾经发现了大量公元五世纪的铭文，都是有关曷萨酋长的部落国家（Khasarajagana）的。于是，巴基斯坦的著名学者A. H. 达尼博士说："很明显，曷萨人曾定居此地，且至少从旃陀罗笈多（约公元前321-前297）时代到公元五世纪在奇拉斯地区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国家"（达尼1991：117-118，142）。但是我认为，所谓的曷萨人或许可以同今天的卡拉什（Kalash）人勘同。我们前面提到，卡拉什人是生活在奇特拉尔西面兴都库什山中的一个非穆斯林少数民族，其起源由来迄今仍有许多争论。有一种传说认为他们是当年亚历山大远征军的后裔。确实，当1993年我考察他们的村庄时，见到这些金发碧眼皙面的山民，可以肯定是所谓"雅利安"人种。不过我想，他们也可能是其他白种人的后裔而不一定和亚历山大东征有什么关系。比方说中国古代史书所记的塞种（Saka），他们原是中亚的一个古代部族，约公元前二世纪向南迁徙，奇特拉尔正在他们南迁的道路上。如前所述，卡拉什人有可能是吉尔吉特河和马斯土季河上游那些岩画的主人，可见他们在古代也曾分布既远且广。但若果真如此，他们真的曾经信过佛教吗？因为我们在邦布列特村曾见到卡拉什男人的祭祀场所，那分明是一个拜火祭坛：石头砌成的方形祭坛上有大量烟熏火燎的痕迹，旁边还有几堆用于燃火的树枝。总之，这还是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汉文史料说，在唐代，箇失密与中天竺曾扼制吐蕃向外交通的五条大道（《新唐书》卷221下：6256）。这五条大道除了上述大勃律经达丽罗川通朅师以及从女国（大羊同）经箇失密通谢 （Zabulistan，今阿富汗伽色尼一带）两道，加上吐蕃经泥婆罗或者经悉立（Se rib，今西藏亚东）、章求拔（今锡金）通中天竺的两道，还应有"食盐之路"从女国至北天竺（今印度旁遮普邦贾郎达尔）一道。食盐之路本来毋需经由箇失密，但据慧超说：北天竺"为国狭小，兵马不多。常被中天及迦叶弥罗国屡屡所吞，所以依山而住"（《大正藏》卷51：976）。迦叶弥罗即箇失密。实际上，从吐蕃通北天竺至少有两条路线：一条从女国经三波诃（Zanskar）、洛护罗（Lahul）和屈露多（Kulu）等国（《大唐西域记校注》卷4：372-374、408）；另一条大致循象泉河/萨特累季河而下，经过古格、毕底（Spiti）及西姆拉等地。唐初贞观末年，沙门玄照经西域去天竺，适逢其国内乱，遂远跨胡疆到吐蕃。待贞观二十二年（648）王玄策以吐蕃、泥婆罗等兵马平定天竺之乱，玄照才由文成公主遣送北天（《大正藏》卷51：1）。玄照由吐蕃往北天阇兰陀（Jalandhar，即贾郎达尔）之路，恐即循象泉河而下一线（王小甫1992：41-42）。  当然，并非所有这五条大道都适于为吐蕃军队所利用。据汉文史料记载，由于气候的原因，吐蕃的军事进攻几乎总是选在秋冬季节进行，一到春天便因时疫而退兵。后来抓了唐朝俘虏来作战，吐蕃在夏季也能发动进攻了（《旧唐书》卷196下：5256；《新唐书》卷下216下：6098）。显然，吐蕃人自己不适应炎热的气候。我曾在考察中遇到一个藏族牧人，他仍然认为在山下养不活牦牛和绵羊，所以他以宁可住在高山牧场上，尽管那里经常笼罩在云雾之中。当我在巴基斯坦北部考察由奇特拉尔去白沙瓦时，才知道喜马拉雅山以南是何等的炎热：还没有完全出山，已经见到养水牛、种芭蕉，和我国南方一样。大概，这就是在奇拉斯一带的印度河谷根本没有藏文铭文的原因（达尼1983：132）。也就是说，古代的吐蕃人很少向南活动，他们在北印度的影响多半只是威慑性的。所以，对古代吐蕃与印度的经济、文化联系也不应估计过高。众所周知，吐蕃前弘期佛教最初还是从汉地传去的，而当时佛教在印度已经衰落了。而且，吐蕃佛教史早期的著名人物多半是传教的印度僧人，不象汉地佛教有众多舍生忘死的取经僧。所以说，历史表明，藏民族从一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就主要是同祖国大家庭其他各民族在一个共同的地域内活动，并同各族一道共同创造了祖国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  四、葱岭山区的南北交通  前面说过，吐蕃从一开始就几乎总是和西突厥余众连兵在西域活动的；而且，尽管唐朝以重兵戍守安西四镇，吐蕃军队仍然绕道葱岭远远向北到了十姓可汗故地，那里是西突厥部众的中心，当然也是吐蕃与之连兵活动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连接葱岭南北的交通路线就成了"热线"（王小甫1992：129-130）。  从突厥汗国时期起，在吐火罗与七河地区之间就建立了传统的联系（克里亚什托内1964：143、144）。从吐火罗经河中地前往北部草原，本来有一条古代东西交往的大道，玄奘西天取经穿越中亚就走的这条路，后来又被阿拉伯古典地理学家们详细记载、描述，称之为"呼罗珊大道"。不过，对吐蕃人来说，考虑到大食人对中亚的征服，应该更多地注意从南向北穿越葱岭山区的交通路线。  据玄奘的说法，"葱岭者，据赡部洲中，南接大雪山，北至热海、千泉，西至活国，东至乌铩国，东西南北各数千里。"（《大唐西域记校注》卷12：964）活国（Walwalij）指今阿富汗昆都士，乌铩为今新疆莎车。但当慧超于公元727年经此回国时，骨咄（Khuttal，今塔吉克斯坦库利亚布）王虽为奉佛的突厥人，其国已属大食所管，"又从此胡国已北，北至北海，西至西海，东至汉国以北，总是突厥所住境界。此等突厥不识佛法。"（《大正藏》卷51：978）八世纪末，在悟空的回程中有这样一段：骨咄--拘密支--惹瑟知（Rasht）--式匿国（识匿）--疏勒（《大正藏》卷51：980）。看来，这是溯镬沙（Wakhsh）水而上穿越葱岭的一条路。这条路上的黄石（Sary Tash）是葱岭山中的一个十字路口：黄石本身地处大阿赖山山谷中，从这里向东可越葛禄岭去疏勒（今新疆喀什），向南越外阿赖山是五识匿诸国之地，向北翻过阿赖山进入拔汗那（今费尔干纳盆地）。由于这条路主要穿行于突厥人所据的高山牧场，无疑是为吐蕃所用的五俟斤路的另一条路线。  在这样一条路线中，拔汗那为必经之地，所以其地位特别重要。我们在塔巴里的《年代记》中看到，突厥可汗经常都是从拔汗那出发前往河中或吐火罗的。  据汉、藏两种史料的记载可知，当赞普弃隶 赞于公元712年成年亲政以后，吐蕃重新向西域展开了攻势：714年，支持西突厥十姓酋长都担反叛唐朝，都担被平定后，吐蕃亦于次年年初被击败；715年，吐蕃又支持大食人扶立的阿了达为拔汗那王，同年年底前再被唐军击败（王小甫1992：146-149）。尽管节节败退，至少在公元716年吐蕃还控制着葱岭南部（《大正藏》卷50：291）。这些史实表明，古代吐蕃人前往北部草原的路线，正是穿越葱岭山区之路。不过我认为，吐蕃军队由南向北经过拔汗那的道路并没有进入盆地，而只是穿过了盆地附近的西部天山山区，或者最多也只是从盆地边缘的丘陵地带经过，如同今天吉尔吉斯坦从奥什至比什凯克（伏龙芝）的公路到塔什库梅尔这一段。  1993年夏天，当我乘车从塔什干经费尔干纳盆地前往奥什时，我发现尽管这一带的政治边界极为复杂（我经过了进出八道海关的检查！），但乌兹别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两国的自然环境却有明显的差异。属于乌兹别克的领土是温暖甚至有些炎热的平原，适于经营农业；而吉尔吉斯方面则是凉爽的丘陵和山区，尽管也种着一片片的烟草，但看来更适宜于经营牧业而非农业。于是我恍然大悟，古代吐蕃人经过拔汗那的地方，正是今天划归吉尔吉斯斯坦的地方。如前所述，吐蕃人不适应炎热的气候。另一方面，吐蕃军队来到拔汗那附近时，大食人已经征服了那个地区，吐蕃人不经斗争也不可能进入大食人的领地。仔细比勘汉文和阿拉伯文史料的有关记载，可以肯定，吐蕃人只是在大食军队由于其名将屈底波去世而撤退以后才成为阿了达的支持者的。所以，当唐朝军队应拔汗那王之请进攻阿了达时，吐蕃人实际成了大食人的替罪羊（王小甫1992：149）。  虽然在唐朝于公元720年左右取得优势，尤其是722年小勃律成为"唐之西门"以后，吐蕃不得不转而向塔里木盆地东南寻找进入西域之路，至少到八世纪末以前，从南向北穿越葱岭之路又被吐蕃王朝利用了起来。这个时期，尽管直到公元790年安西四镇仍在唐朝手里，北部草原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三姓葛逻禄于公元八世纪60-70年代之间从金山（阿尔泰山）地区南下，取代突骑施而成了"十姓可汗故地"的主人，他们与吐蕃、黠戛斯结成同盟，共同对抗漠北的回纥/回鹘汗国（744-840）。据史料记载，由于担心遭到回纥抢劫，吐蕃派往黠戛斯的使者不敢径直前往，而要留在葛逻禄等黠戛斯来人护送（《新唐书》卷217下：6149）。当时，东部天山以北是回纥汗国的势力范围，而黠戛斯活动的中心在今俄国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因此很明显，吐蕃、葛逻禄和黠戛斯同盟间的交通联系是经由穿越葱岭山区的路线来进行的。  我在本报告第一节的开头说过，限于自然地理的原因，古往今来，西藏高原通其西北的道路主要有两条，然而，实际上我在本报告中研究了以这两条道路为主干的一个交通网络，它们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并使用着。只不过，我的研究仅仅是一个初步的工作。对这些交通线沿途的古迹进行调查和保护的工作做得非常不够，我希望这些问题能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注】本文完成于1994年3月，后来我对其中部分观点（主要是第二节）作了一些修改补充，见拙文《七、八世纪之交吐蕃入西域之路》，收在田余庆主编《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74～85页。 【参考文献】 缩略语： GJ=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London MRDTB=东洋文库研究部纪要。东京 ZDMG=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andischen Gesellschaft. Leipzig. 白桂思1987=Beckwith, Ch. I. 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册府元龟》=（宋）王钦若编《册府元龟》一千卷，中华书局影印本，1988年。 陈兆复1991=《中国岩画发现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达尼1983=Dani，A. H. Chilas--The City of Nanga Parvat（Dyama）. Islamabad. 同作者1985=ditto."The Sacred Rock of Hunza". Journal of Central Asia, vol.VIII, No.2（1985）. Islamabad. 同作者1991=ditto. History of Northern Areas of Pakistan. 2nd ed. Islamabad：National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Cultural Research. 《大唐西域记校注》=（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 《大正藏》=高楠顺次郎等编集《大正新修大藏经》，大正一切经刊行会（东京），1924-1934年。 杜勃罗文1978=（俄）尼·费·杜勃罗文著《普尔热瓦尔斯基传》（汉译本），商务印书馆。 弗兰克1926=Francke，A. H. Antiquities of Indian Tibet. Calcutta：Superintendent Goverment Printing. 噶尔美1975=Karmay，Samten G."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and Doctrinces of Bon".MRDTB 33（1975）：171-218. 海达尔1972=Haidar，Mirza Mahammad. A History of the Moghuls of Central Asia. Ed. By N. Elias, trans. By E. D. Ross. London：Curzon Press. 《汉书》=（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年。 侯石柱1991=《西藏考古大纲》，西藏人民出版社。 《旧唐书》=（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86年。 克里雅什托内1964=Kljashtornyj, S. G. Drevnetyurkskie Runicheskie Pamjatniki kak Istochnik po Istorii Srednej Azii. Moskva, 1964。 马克斯韦尔1971=《印度对华战争》（汉译本），三联书店。 米诺尔斯基1937-Minorsky, V. 1937. Hudud al-'Alam：'The Regions of the World.'A Persian Geogeaphy, 372A.H./982A.D. Trans. and expl. by V. Minorsky. London. 森安1984=森安孝夫《吐蕃の中央アジア進出》，金澤大学文学部论集·史学科篇，第4号，1984年3月刊，别刷。 山口瑞风1983=《吐蕃王国成立史研究》，岩波书店。 上原1937=上原芳太郎编《新西域记》（大谷家藏版）上、下，有光社。 《释迦方志》=（唐）道宣《释迦方志》，中华书局，1983年。 斯坦因1909=Stein, M. A.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1906-8". GJ, 34（1909）：5-36，241-271. 同作者1921=ditto. 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5 vols. Oxford. 《隋书》=（唐）魏徵等撰《隋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年。 塔巴里《年代记》=Tabari, al-. Tarikh al-Rusul, wa-l-Muluk, 3 vols.（16 books）. Leiden, 1964. 《唐会要》=（宋）王溥《唐会要》，中华书局排印本，1990年。 汤姆森1924=Thomsen, V."Altturische Inschriften aus der Monglei, Ubersetzung und mit Einleitung", trans. H. H. Schaeder. ZDMG（1924）：124-175. 特勤1968=Tekin, Talat.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通典》=（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点校本，1988年。 《通鉴》=（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年。 《王统世系明鉴》=陈庆英、仁庆扎西译注，萨迦·索南坚赞《王统世系明鉴》，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 王小甫1992=《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维瑞尔1991=Verrier, Anthony. Francis Younghusband and the Great Game. London. 《西藏志》=《西藏志·卫藏通志》合刊，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 《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 耶特玛1989=Jettmar, Karl."Introduction". Ed. Karl Jettmar. Antiquties of Northern Pakistan：reports and studies. Vol.T：XI-LVII. Mainz. 《藏族简史》=《藏族简史》（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  （王小甫：北京大学历史系） 

中国式媚俗的另一个表现形式是其"前卫艺术"的媚俗性。中国至今其实还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前卫艺术"。中国的所谓"前卫"艺术的制造者还是更多的把它们的作品看成是针对标榜前卫艺术消费者的商品而投其所好。

所谓"新穷人"，挣钱不少，但花得更多，为追求新潮的生活方式和时尚的消费品而不惜将自己沦为"穷人"，是消费社会最称职、最卖力的成员。由于"新穷人"的身份认同基础由生产领域转向了消费领域，且越来越把个人身份等同于自我呈现于他人的形象，所以，他们的身份焦虑也就必然滋生出对消费的过旺需求，以及对自我形象的过度关注。

我父亲（贺麟）是抱着改变自己，适应社会大变化的态度迎接解放的。他说在美留学时，认识胡适的侄儿胡敦元（他思想很进步），胡曾对他说过：“做共产党，第一要改变生活方式，第二要改变意识形态。”此话对他印象很深，他虽做不了共产党，但进入新社会了，自己也要改造自己，不能做遗老遗少。

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对1911－1917"旧邦新造"的历程进行分析：第一，主权连续性：既然是"旧邦新造"，在国际法意义上，革命后的中国与革命前的中国保持着同一性。第二，政治正当性话语：在政府、天与民三者之间，"天"从政治正当性话语中淡出，政府正当性的来源日益被直接归诸于民。第三，政体形式：政府的组织方式被要求体现新时代的政治正当性观念。

比发表版本多结尾两段。

香港的本土政治想像，和城市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洽好是对城市的当代变化趋向，当代城市文化的可能性及其局限等问题上，香港人在八九十年代肯定自身身分的过程中，反而失去敏锐的观察力和建立起批判的视角。特别是当过去二十年中国和全球变化的意涵，正好在於新一波的地域权力分布格局的重组，慢慢瓦解掉香港原来的殖民城市所赖以存在的整体政经文化构成，但香港意识当中，却仍自恋於简单的「城市香港——乡土内地」的二分。

从《撒母耳记上》开始阐释圣经政治哲学,根据以色列王权政治的起源、特征和体制等历史记载,探讨神权和王权、社会政治力量的制衡、正当性和合法性等政治哲学的话题。

社会学的学科化，恰恰将决定现代社会主要特征的财产和国家等问题逐渐放逐到社会理论的边缘地位，反而着眼于从"共同体"的角度来判定一个现象或制度在何种意义上是"社会"的，但颇为悖谬的是，这种寻求真正"社会秩序"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导致了社会学本身的"去社会化"。

我并不是在谈论法律与宗教的合一，而是讲它们辩证的相互依赖。

欧游之后，梁启超见到一战后的欧洲满目凄凉，他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自己早年所信奉的社会进化论以及对现代科学的认知。 在科玄之争中，梁启超对张君劢、丁文江的主张都进行了批评。马原文结尾对梁颇多赞颂之词，为简洁删去若干句。（我觉得还是补上为好，已经加上，也不算谀词，对学术论文来说稍情绪化而已。HC）

"十七年"时期农村新文艺读物的出版与传播在社会主义农村文化改造运动中占有极其特殊而重要的位置并具有丰富的现代性内涵。一方面它建构了农村基层社会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精神通道，另一方面它也询唤了沉睡于农民心灵深处的作为一个阶级群体的生活尊严与社会意识，并将其纳入到新中国的政治、历史进程之中，从而建构了一个最广大的人群可以参与的"政治社会"形态。其独特的历史经验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仍具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