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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全国劳工委员会(National Labor Committee)曝光了中国东莞的一家为微软、联想、戴尔、IBM和惠普等生产键盘的“血汗工厂”，报告2月更新，但工厂情况无改善，报告名为《高科技血泪：生产我们正在使用的键盘的年轻工人所受的非人待遇》。

面对日本的强行吞并，尚泰王一方面以久隶中国藩封，世修职贡，不便擅自更改为词，恳求日方免办；另方面则密遣专使向清政府求救。近代史上轰动一时涉及中、琉、日三方关系的"球案"事件由此展开。

京沪女性的自杀问题在民国非常严重，两性自杀死亡率相近；两地不同年龄段的女性的自杀已遂和未遂事件中女青年所占的比例最高；诱因多是家庭矛盾或情感纠纷。

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大起伏，都同知识界对海外学术文化的理解与态度密切相关。

1977年，《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一书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一个新时期的标志性著作，该书扉页上的题辞道：“献给普实克，他的工作使此书成为可能。”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最早和最杰出的研究者，捷克著名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1906-1980）对此是当之无愧的。 　　普实克早年在布拉格查理大学求学时，专攻古希腊罗马历史，后来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成为了著名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的学生，从此迷上了中国。1931年，他获得了布拉格东方研究所的奖学金，前往中国进行学术考察，在1932到1934年的两年半当中，他先后到了广州、上海和北京，阅读了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其中鲁迅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位。稍后他又去日本访学，其间曾通过《文学》杂志社以及内山书店同鲁迅有过通信联系，得到鲁迅不少帮助，成为他终生难忘的重要经历。 　　1936年6月23日，在日本的普实克用英文写了一封信给鲁迅，希望鲁迅同意他翻译《呐喊》，商量报酬的办法，索取序言和照片，并要求鲁迅谈谈自己在中国文坛上的位置。此时鲁迅已在病中，他请冯雪峰写一篇介绍自己的短文，这就是《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1936年7月写给捷克译者的几句话》，此文经鲁迅看过，略有删改，据冯雪峰后来在此文附记中介绍，“涂去的是讲到他受俄国文学者影响的地方，将我原稿上的托尔斯泰和高尔基两个名字涂去了，他说：‘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很小的，倒是安得烈夫有些影响。’又一处，是讲到他的艺术天才的地方。”7月21日，鲁迅抱病写下了《〈呐喊〉捷克译本序言》，并按中国传统的方式手写一份准备提供给普实克。7月23日，鲁迅给普实克回信，同意翻译并表示不要报酬。鲁迅对一位初出茅庐的捷克小青年，态度是如此热忱，关照是如此细致。普实克接到此信后极其兴奋，很快又来一信表示感谢，并告诉鲁迅自己正在研究中国古代的小说，曾经认真研读过《中国小说史略》和《小说旧闻钞》，希望进一步得到鲁迅的帮助。鲁迅在9月28日的回信中表示“极希望您的关于中国旧小说的著作，早日完成，给我能够拜读”，鲁迅说，自己先前看过几本西方人写的中国文学史，其中关于小说的部分“都不十分详细”，所以“我以为您的著作，实在是很必要的”。普实克从这里得到了极大的鼓舞，二十年后，已经成为著名汉学家的普实克在《回首当年忆鲁迅》（上海《解放日报》1956年11月17日）的纪念文章中回顾往事，对鲁迅表达了由衷的感激和热爱之情。该文还提到他在1940年出版过一本回忆录《中国：我的姐妹》，其中记述了关于鲁迅的事情。 　　长期以来中国读者对普实克所知不多，他那本回忆录也不易读到。最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推出了普实克《中国：我的姐妹》一书的中文版，满足了读书界的一大夙愿。在该书第44章中，普实克对鲁迅有如下描写：“我也与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的鲁迅先生开始了书信来往，当时他躲藏在上海，我必须通过一个日本出版商传递信函，他当时为鲁迅先生出版书。鲁迅是‘中国作家联盟’的领袖，他对当时统治制度的错误和缺点的攻击使得许多人感到非常恼火。他的短文集《呐喊》是我最早读过的现代文学中的一部，……鲁迅以其强劲有力而又简明扼要的笔锋创作了中国的第一部现代文学作品。他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从某些方面看，可与杜甫的诗相媲美。后者也同样是在自己的作品中，寥寥数笔便描绘出了社会的凄凉和悲惨景象。这些诗里充满了愤怒的呐喊，神秘而阴霾的心情，这样的风格我们也可以从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身上看到。我是通过自己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和短篇故事的论文，才得以和鲁迅先生接近的，他写了第一部中国小说史以及其他一些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论文。我就这些问题和他在书信里进行探讨，他对我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建议。”这里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值得引起高度重视。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这里提到鲁迅与日本小说家芥川龙之介的相通相近之处，就是一个大有意味的观察。可惜关于普实克与鲁迅是怎样共同探讨中国古代小说的，现在我们还看不到什么材料。又，上述文字中还有两点不够准确：一是“中国作家联盟”应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二是内山书店只卖书，并不从事出版，当然也没有为鲁迅出版过什么书。 　　普实克与鲁迅的交往虽然因为鲁迅的去世而显得相当短暂，但他对鲁迅的研究却贯穿了一生。1940年普实克根据自己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观察和阅读写出了《中国的新文学》一文，其中对以鲁迅为首的中国现代作家作了详细的介绍。此文是欧洲汉学家对中国现代文学最早的研究成果之一，在此文发表之前，只有荷兰汉学家戴闻达（J.J.L.Duyvendak）和俄罗斯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Vasilii Mikhailovich Alekseev）撰文介绍过中国现代文学，但都不如普实克的文章这样全面而翔实。普实克在这篇文章中还特别强调，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必须联系中国古代文学，不能一刀切为两截。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意见，也正是王瑶先生所提倡的学术路径。 　　从二战结束到1970年代欧洲学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普实克的研究继续代表了欧洲的最高水平，他关于鲁迅小说的精辟见解主要是在这一时期发表出来的。首先，他认为鲁迅的小说具有一种强烈的抒情性质，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比如《在酒楼上》、《故乡》、《一件小事》等都非常明显地体现了这种风格。确实，鲁迅虽然主张“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而在实际的创作中，他却没有采用晚清“谴责小说”或是欧洲“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路径，他所师法的是19世纪末期开始涌现的现代主义作家，鲁迅与周作人于1909年翻译出版的两册《域外小说集》多取富于现代主义色彩的作品，早已深刻地预示了这一点。 　　其次，普实克认为，鲁迅的小说不以情节取胜。从最早的《怀旧》到后来的《白光》、《示众》，鲁迅都无意创造激动人心的情节，甚至有意降低戏剧性的效果。《白光》中的陈士成就比实际生活中的模特儿——住在鲁迅家附近以教书为生的本家叔祖子京——要简括得多；而《示众》简直完全没有情节。不靠故事情节而巧妙直接地走向主题的中心，这种途径在普实克看来恰恰体现了中国新文学最新的一路。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普实克始终认为鲁迅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并因此与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展开了辩论。1961年，夏志清出版了影响深远的《近代中国小说史》，其中对鲁迅评价比较低；普实克立刻写了长篇的书评来阐述自己的不同意见，文章指出其他所有现代作家都缺乏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特点：“寥寥数笔便刻画出鲜明的场景和揭示出中国社会根本问题的高超技艺。”低估鲁迅的成就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之外，也还因为有人习惯于西方小说的模式而不能欣赏这种近于文人写意画之小说的“异量之美”。 　　普实克不仅研究鲁迅，在生活中也实践着鲁迅的精神，1968年“布拉格事件”对普实克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但他克服各种困难一直坚持自己的工作，直到去世。普实克在《中国——我的姐妹》中关于鲁迅说过这样一段话：“我非常欣赏先生性格中的坚韧和力量，他清楚地看到了生活的本质，认为美好的前途只能通过斗争赢得。”这段话也同样适用于他本人，同时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对鲁迅能看得那么亲切，那么透彻。

美国阿拉斯加州长哈蒙德的重庆缘崔之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已故美国阿拉斯加州长哈蒙德（Jay Hammond）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美军飞行员曾驻扎在重庆。但他生长在纽约州，实在有些吃不消重庆炎热的火炉天气，故在二战结束后他做出了一个崭新的人生选择：到美国最凉快的阿拉斯加州去。在以渔民为主的阿拉斯加，空军飞行员出身的哈蒙德脱颖而出，三次当选州长，直至2006年病逝。他始终没有忘怀重庆，当1979年中美建交后，他是第一个来中国访问的美国州长，受到邓小平的亲自接见。这是哈蒙德个人人生经历的重庆缘，但我认为更意味深长的是哈蒙德在阿拉斯加州推行的政策的两个亮点和重庆当前的民生政策有不谋而合之处。 阿拉斯加州的经济政策的第一个亮点是“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应有社会分红”。1968年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普拉德霍湾发现了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而阿拉斯加州宪法规定自然资源是公有的。1969年9月州政府从普拉德霍湾油田的开采权租赁中得到9亿美元的收入。这9亿美元相当于阿拉斯加从1959年建州后至1969年前各年州政府收入之总和。这笔巨大的公共财富使得阿拉斯加州政府可以进行很多社会经济项目。然而许多阿拉斯加人开始担心这笔石油矿产资源收入会很快被花完，今后的阿拉斯加人将不再能够得益于这笔公共财富。因此阿拉斯加州长哈蒙德1976年提出应当用这笔钱建立一个永久基金(Permanent Fund)，以造福于世世代代的阿拉斯加人。1980年阿拉斯加州议会通过了哈蒙德方案，即永久基金分红计划。具体地说，阿拉斯加州永久基金分红方案将每年及前四年平均下来的永久基金投资净收入的50％发放给每一个在阿拉斯加州居住满六个月的居民。1982年秋冬两季阿拉斯加州40多万居民每人收到了第一张价值1000美元的支票的社会分红。从1982年起至今，阿拉斯加州已经连续28年给每个公民发放社会分红，在道琼斯指数最高的2000年，每个阿拉斯加州公民收到了$1963.86的分红，永久基金市值284亿美元。为了防止通货膨胀侵蚀永久基金本金的购买力，州议会随后又通过了法案将剩余50％的永久基金投资净收入优先用于补充基金本金以抗衡通货膨胀。在补充基金本金后，再剩余的净收入则存入基金的收入储备帐户以供议会立法批准其它用途。不谋而合，“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应有社会分红”的原则在重庆的民生政策中也得到体现。重庆市委的“民生十条”的第七条说：“发展6万户微型企业，新增30万就业岗位。重点支持大中专毕业生、下岗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农转非”人员、三峡库区移民、残疾人、城乡退役士兵、文化创意人员、信息技术人员等群体自主创业。市财政每年出资3亿元，按企业注册资本的30%-50%给予补助”。这就是说，重庆政府对微型企业进行免费不需归还的资本金补助，而在市财政每年出资3亿元中有1亿元是由重庆市国资委从国有资产的市场经营收益中提供，这是一种“间接社会分红”。因为重庆人口基数远远大于阿拉斯加州，像阿拉斯加州那样每个居民都直接得到社会分红对3200万重庆居民单个人意义不大，但用国资收益给微型企业资本金补助和“社会分红”的原理是一致的。 阿拉斯加州的经济政策的第二个亮点是“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使得政府有底气取消对企业和个人的州所得税，藏富于民”。这和重庆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使得政府有底气降低企业所得税又是不谋而合的。2000年开始，中央给西部12个省市的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是允许对工业企业只征15%的所得税，但目前只有重庆还在使用15%的税率，其他省市由于地方财政压力主动放弃了优惠，仍然在2008年1月1日前征收33%的企业所得税。因此，重庆的民营企业只须交较少的所得税，这是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支持“藏富于民”的表现。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重庆2009年又出台一项“藏富于民”的重大措施：居民第一次买房贷款可以从地方个人所得税中抵扣。重庆的国资市场收益，成为了政府“第三财政”：重庆大学城和大剧院的投资，主要不是来自一般意义上的财政收入，而是国资的市场经营收益，否则大学城和大剧院的投资还是要来自企业和个人的税收。黄奇帆市长精辟指出： “我们重庆国资和财政的结合体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国资变成了财政的第三口袋，这个第三口袋使得重庆并不宽裕的财政可以腾出一部分钱来更多的用在民生。我们重庆是财政的51％用在民生。为什么重庆能够把那么多的钱用在民生?整个中国31个省份，只有一个省符合教育法，财政性的教育支出占GDP的4％，我们这几年年年在4％以上，只有重庆做到了，为什么这个穷地方教育能够支出4％呢?我们把国资赚的钱补了一块，如果国资不补，我肯定民生里就要少花。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重庆国资为重庆的财政更多的支撑民生发挥了战略的意义”。可以说，哈蒙德在阿拉斯加州推行的政策和重庆的民生政策的不谋而合之处使他的人生重庆缘升华，加深我们对重庆十大民生工程的重大意义的理解，也丰富了我们进一步做好改善民生的政策想象力。

中日之间关于东亚共同体的讨论的对话至为重要，可是仅仅局限于中日之间的讨论也是不够的。此外，如是讨论还多数停留在政府的层面，还应该在地域、地区的层面上展开。

剖析藏经洞发现后清朝各级官员的反应,以及斯坦因与王道士交易的史实,指出斯坦因并非敦煌学研究的创始人,敦煌文物的所有权属于敦煌。

套用西方理论无的放矢地乱谈一气，的确是一个问题。更大的问题是文艺批评的商业化、功利化、大众传媒化、垃圾广告化、江湖化。这些都是当前中国文化乱象的一部分。它们当然不属于严肃的批评，但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使得严肃的批评越来越难了。批评本来是确立标准的—它在终极意义上要下判断，要告诉人们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好在哪里，美在哪里；为什么一件文艺作品同我们个人和集体的存在息息相关---可如今偏偏批评本身变成一种没有标准、随意、缺乏独立性、受时尚和利益左右的东西。

新古典的制度经济学方法一是无限夸大了人的作用，颠倒了人和自然的关系；二是用一个时点上的表面现象去颠倒历史本身的因果关系。假理论必然经不起时间考验。天不变，道亦不变。本文坚信历史有它自身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在逻辑和轨迹，并相信亚当斯密所说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就是大自然之手。千万年来它沉默无语，但它那永恒和无边的法力远在国家和市场的力量之上。是这"自然之手"在最终左右着经济增长的长期大趋势和人类社会的制度变化。

大顺政权败于未"封建化"，那么，取而代之混一中原的新兴的清王朝，又是何种性质的政权？

　　一、　　上世纪九O年代，台湾统派的一些年轻人，很希望五O年代的老政治犯(我们习称老同学)写回忆录。那时候全台湾已经充斥着台独派的历史观，我们希望老同学的回忆录可以产生一些平衡作用。但老同学对我们的建议不予理会，他们认为，重要的是要做事，回忆过去没有什么用。况且，那时候台湾解除戒严令才不久，老同学也不知道过去的事能讲到什么程度，心里有很多顾忌，当然更不愿意讲述以前的事。　　当时我们着重说服的两个对象，是林书扬先生和陈明忠先生。林先生尤其排斥写回忆录的想法，因此，直到他过世我们都不太了解他的一生。陈先生虽然比较愿意谈过去的事，但也只是在不同的场合偶然谈上一段，他也没有想写回忆录的念头。　　前些年，《思想》的主编钱永祥，要我和陈宜中联合访问陈先生。这篇访问稿《一个台湾人的左统之路》出来以后，很意外地被大陆很多网站转载，大陆读者反应说，他们对台湾历史增加了另一种理解。　　由于这个缘故，陈先生终于同意由他口述，让我们整理出一部回忆录。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李娜，知道这件事以后，自告奋勇，表示愿意承担访谈录音和整理录音的工作，不拿任何报酬。李娜和蓝博洲、张俊杰，还有我，多有来往，比较了解台湾的统派，对台湾历史也比较熟悉，为人热情，所以我们就同意由她来承担这一工作。应该说，这本书能够完成，李娜是最大的功臣。　　李娜完成录音的逐字稿整理以后，我打印出来，交给陈先生修订增补，我再根据陈先生的校稿加以整理。李娜的逐字稿已经把陈先生所讲述的事实做了一些归并，而且划分了章节。在这方面陈先生和我只做了小幅度的调整。我的主要工作是修订文字，让陈先生的意思表达得更明确，并且跟陈先生随时联系，确认一些事实。　　我跟李娜讲，陈先生普通话讲得不太好，讲话常有闽南话的习惯，造句、用词比较质朴，整理时不要太过修饰，尽可能保持他的语气，这样比较生动。李娜基本上按照这一原则整理，但她到底是北方人，又是女孩子，有时候总会不小心流露北方女子的口吻。我跟陈先生一样，讲的普通话含有浓厚的闽南话味道，因此，凡是我认为不太合乎陈先生口吻的句子和用词，我都改了。另外，陈先生个性比较急，讲得比较快，前后句子常常不太连惯，我就增加一些句子，让意思清楚。我的修改，陈先生至少看过三遍，他有时候也加以增改。应该说，全稿是在陈先生的仔细审订下通过的。　　回顾起来，自从李娜把逐字稿交给我以后，又经过了两年多，因为我很忙，校订工作拖得太久，这是应该跟陈先生和李娜致歉的，另外，稿子在《犇报》连载期间，把我的校订稿打印出来，交由陈先生修订，这种工作都是陈福裕负责的，他还和陈先生密切联系，从陈先生处选用照片，编配在本书中。在最后的排印过程中，校对工作全部由夏潮联合会的李中小姐负责统筹。最后，黄玛俐小姐听说是陈先生的书，立即允诺设计封面及版面，这都应该说明，并表示感谢。　　二、　　陈先生生于一九二九年，经历了日本殖民统治的最后阶段，台湾光复时十六岁，高中已经毕业，因此他主要的知识语言是日语。十八岁时遭逢二二八事件，并身涉其中，事变后不久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一九五O年被捕，一九六O年出狱。出狱后，经过艰苦的努力，成为台湾新兴企业的重要管理人员。但他不改其志，始终关心祖国的前途，花费大量金钱从日本搜购资料，并与岛内同志密切联系，导致他在一九七六年第二次被捕。国党原本要借着他的案件，把当时岛内从事民主运动的重要人物一网打尽。陈先生备受各种苦刑，仍然坚贞不屈，让国民党找不到扩大逮捕的借口。国民党原本要判他死刑，由于海外人权组织和美国保钓运参加者的倾力援救，改判十五年徒刑，一九八七年因病保释就医。陈先生出狱时，岛内台独势力已成气候，不久民进党组党，戒严令解除。为了对抗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势力，陈先生又联络同志，组织台湾地区政治受难者互助会、中国统一联盟、劳动党等，是台湾公认的重要统左派领袖。　　陈先生口述的一生经历，主要围绕着上述事件而展开，主要是以叙述为主。虽然偶有议论，但无法系统地呈现他的政治见解，因此他决定把《一个台湾人的左统之路》收入书中，以弥补这一缺憾。陈先生的一生，不但呈现了台湾近七十年历史的一个侧面，同时也曲折地反映了中国人的现代命运。因为现代的年轻人对这段历史大都不太熟悉，我想借着这个机会对本书中所涉及的历史问题加以重点分析。我希望这本书将来能够在大陆出版，因此，我把大陆的读者都预想在内，涉及面比较广，希望引起大陆读者的关注和讨论。　　我的序言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一、台湾人与日本殖民统治的关系，二、国民党与台独，三、中国一九四九年革命的后续发展问题。　　大陆的一般人好像有一个倾向，认为台湾人对日本的殖民统治颇有好感，到现在还念念不忘，其实这是最近一、二十年来台湾媒体给大陆读者造成的印象，完全不合乎历史实情。在一次简短的访谈中(见本书附录)，陈先生一开始就说，改变他整个人生的思想和行为的，就是高雄中学的日本人对他的歧视。这并不是单独的个案。陈先生的前辈，二二八事件后台北地区地下党的领导人，后来被国民党处死的郭琇宗，是另一个著名的例子。他出身于台北大地主之家，跟陈先生一样，考上台北最好的高中，也因为饱受日本同学的欺压而成为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只要熟悉日据末期的史料，以及当时台湾重要人物的传记，就可以知道，光复后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台湾人普遍都有这种遭遇。　　其次，台湾农民的处境，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远比清朝恶劣得多，陈先生在书中已经谈到了。只要稍微阅读日据时代的台湾新学作品，或者了解一下日据时代的台湾经济发展，也会得到这样的印象，这就是为什么日据时期台湾最活跃的反日运动是由“农民组合”所发动的。而领导农民组合的知识分子，大半就是对日本人的歧视非常不满的、受过比较好的教育的台湾人。这一股力量，是台湾左翼运动的核心，也是台湾光复和二二八事件后，台湾主流知识圈倒向共产党，并且加入地下组织的主要推动力。　　非左翼的民族主义者如林献堂等大地主阶级，也对日本的统治不满。因为他们极少参政的机会，他们的经济利益也严重受到日本企业的排挤。他们一心向往祖国，认为只要回到祖国怀抱，他们就可以成为台湾的主导力量，并且取得他们应有的经济利益。因此，台湾光复，国民党的接收官员和军队到达台湾时，受到极为热烈的欢迎，这从当时的报纸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这种情势，在国民党来接收以后，逐渐地、完全地改变得过来，国民党的接收，几乎一无是处，所以才会在不到两年之内就激发了蔓延全岛的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后，台湾内部的左翼力量认清了国民党的真面目，在来台的大陆进步知识分子的影响下，迅速倒向共产党。他们之中最勇敢的、最有见识的，基本上都加入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当时国共内战的局势对共产党越来越有利，他们认为台湾解放在即，不久的将来就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国。没想到，不久韩战爆发，美国开始保护残存的国民党政权，国民党也在美国支持下，大力扫荡岛内的亲共分子，这就是一般人所说的白色恐怖。国民党秉持“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个”的原则，几乎肃清了岛内所有的支持共产党的人。这样，最坚定的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台湾人，不是被枪毙，就是被关押在绿岛，还有一部分逃亡到大陆或海外，日据时代以来最坚定的抗日和民族主义力量，在台湾几乎全部消失。　　非左翼的地主阶级(左翼之中的地主阶级也不少，如郭琇宗、陈明忠都是)虽然对国民党还是很不满，但比起共产党，他们还是勉强跟国民党合作。但是，美国为了杜绝日本、南韩和台湾的左翼根源，强迫三个地区的政权进行土地改革。国民党当然愿意跟美国配合，因为这还可以借机削弱台湾地主阶级的势力。国民党表面上是用国家的资源跟台湾的地主阶级购买土地，但实际上付给地主的地价根本不及原有的三分之一。台湾的地主阶级从此对国民党更为痛恨，地主阶级的领袖林献堂外逃日本，而且还支持在日本从事独力运动的另一个地主廖文毅。所以陈先生才会说，台独运动的根源是土地改革，这是从未有人说过的、深刻的论断。　　这样，台湾内部原有的最坚强的、爱国的左翼传统在台湾完全消失，而原来温和抗日或者跟日本合作的地主阶级，全部转过来仇恨国民党。前一种人的后代，在父亲一辈被捕、被杀或者逃亡之后，在反共的宣传体制下长大，无法了解历史真相，又因为上一代的仇恨，当然也只会仇恨国民党。而地主阶级的后代，不管他们的经济力量受到如何削弱，他们还是比较有机会受到教育，比较有机会到美国留学。他们上一代对国民党的仇恨都遗留在他们身上，他们在海外又受到美国的煽动和支持，他们的台独组织在一九七O年代大大的发展起来，并且在八O年代和岛内的台独势力相结合，就成为目前台独运动的主流。　　在美国新兴的台独势力，开始美化日本人的统治。就台湾一般民众而言，他们亲身经历到日本和国民党的统治，他们认为日本官吏比较清廉而有能力，而国民党的官吏则是又贪污又无能，他们逐渐忘却日本统治的残暴和压榨，因为国民党的残酷绝不下于日本人，而国民党的压榨也和日本不相上下。所以，台独派对于日本殖民统治的美化，很容易得到一般台湾民众的呼应，这样，整个历史就被颠倒过来，积非成是。最重要的关键还在于，国民党把最坚强的抗日的、爱国的岛内势力根除无余，这也是八O年以后岛内的统派力量一直很微弱，难以发挥影响的原因。　　三、　　国民党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残酷地清除台湾最坚强的、抗日的爱国力量，这纯粹是自私。但国民党为了稳定台湾，发展台湾的经济，不得不实行土地改革，这件事无论如何不能说他做错了。没有土地改革，就不可能有后来的经济发展。台湾地主阶级的后代对此念念不忘，也应该加以批评。　　坦白说，这十多年来我对国民党在台湾的功过比较能坦然地加以评价。国民党在土地改革后，实行低学费的义务教育，又实行非常公正的联考制度，让许许多多的贫困的台湾农家子弟逐渐出头，确实有很大的贡献。另外，由于教育的普及，受过教育的台湾人基本上都会讲普通话(台湾称为国语)。普通话不但让台湾的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还有原住民可以相互沟通，而且，在两岸互通以后，还可以跟大陆一般民众沟通，客观上为统一立下了很好的基础。虽然在推行普通话的过程中，国民党曾短时期(一九五、六O年代之交)施行过禁止方言的过当政策，但总是功大于过。现在的台独派，不管花多少力气想把闽南话文字化(他们称为台湾话文)，都不能成功，反过来证明了国民党推行普通话的贡献。　　一九七O年代以后，尤其在一九八七年解严以后，过去三十余年台湾历史的真相逐渐被曝露出来。面对台独派及一般台湾民众对国民党罪行的揭露与控诉，国民党的统治阶层，以及他们的第二代很难反驳，再加上美国的暗中支持，国民党也无法以法律来压制台独言论。这样，政治上台湾就分成两大阵营，即现在一般所谓的蓝与绿。在国民党长期统治之下，还是有不少台湾人跟国民党合作，他们的利益和国民党密不可分，同时，由于民进党常常诉诸群众运动，过分偏激，不少中立者宁可支持国民党，现在蓝、绿两边大致势均力敌。　　不过，蓝军也并不支持统一。国民党的核心统治集团，是当年战败逃到台湾来的最顽固的反共人物，他们有很深的仇共情绪，并且把这种情绪遗留给他们的第二代。他们认为，虽然国民党治台初期犯了重大错误，但台湾社会现代化的贡献还是要归功于国民党，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台湾民众才能过上富裕与民主的生活。因为仇共和自许的成就，即使面对台独派极大的压力，他们也不愿跟共产党合作，接受统一。就其实质而言，蓝营基本上和绿营一样，都很少具有民族主义的情怀。除了维持“中华民国”的正统性这一点之外，他们跟绿营的区别并不大。所以很吊诡的是，蓝营虽然表面不讲独立，他们真正的心愿是以“中华民国”这一块招牌，把台湾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所以现在的国民党也成为另一种意义的台独派。可以说，国民党长期和美国合作所进行的反共(后来还有反中)宣传，造成了今天岛内两党恶斗、面对大陆又两党一致的怪异局面。　　其实，这一切都是美国长期导演出来的。美国在韩战(朝鲜战争)之后，一方面用武力保护台湾，一方面支持台湾的经济改革，又利用极优厚的留学条件，把大部分的台湾精英都吸引到美国去。事实上，现在的台湾统治集团(不论蓝、绿)，还有台湾大部分的企业家和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的后代(或其亲属)、甚至他们本人，不是拥有美国公民权，就是持有绿卡(马英九的女儿就是美国籍)。这样的集团既控制了台湾，又和美国具有利益上的种种瓜葛。在这同时，又有美国的盟友日本助上一臂之力。因为，作为台独核心的地主阶级的后代，基本上都亲日，在他们的影响下，“哈日”之风盛行。台独派甚至把当年日本人斥骂台湾人的“支那”和“清国奴”，转而用到现在的中国人身上，可谓荒谬绝伦。可以说台湾长期在美国和日本的影响下，已经自视为亚洲的“文明国家”。台湾人实际上抄袭了日本人的“脱亚入欧”论，不但瞧不起中国人，也瞧不起东南亚国家。　　现在大陆有少数人有一种想法，认为让台湾长期维持现状，对大陆的政治改革会产生积极的作用，这是不了解台湾问题的本质。因为，台湾问题是美国和日本联合行动，刻意干涉中国内政的最后残余。台湾问题不解决，就是中国百余年来被侵的历史还没有结束。我们应该站在民族大义的立场来看待台湾问题，不应该对台湾的所谓民主抱有幻想。最近民进党煽动无知的学生包围总统府和立法院，表现出一种无可理喻的反中情绪，就是最鲜明的例子。　　四、　　陈先生接受新民主主义革命、加入地下党时，只有十八岁。那时候的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的革命的认识都不是很深刻。1960年他第一次出狱时是三十一岁，此后十六年，他想尽办法偷读日文资料，以求了解新中国的局势。1976年第二次被捕，不久文革结束，这时，他也许才开始真正的“探索”。他说，文革结束之后台湾对文革的报导，让他非常痛苦，他不知道中国革命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他不得不为自己牺牲一辈子所追求的事业寻求一个合理的解释，不然他会觉得自己白活了。　　1987年陈先生第二次出狱，他开始阅读大量的日本左派书籍，企图深入了解中国革命的历程、文革发生的背景，以及改革开放后中国如何发展的问题。他已经把他的探索过程和看法写成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本书，主要的观点在本书中也略有提起。　　陈先生探索的结论大略如下。他认为，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集合全民(或者说四个阶级)的力量与意志，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力现代化。这一阶段还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朝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这个说法，意思和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相近。又说，刘少奇是了解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新民主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有类似之处，“新民主主义”的形成，刘少奇贡献很大。新中国建立以后，事实上，“毛泽东个人”走的就是一条“违反”新民主主义这一“毛泽东思想”的路，所以才会产生“反右”和“文革”那种大错误(亦即，毛泽东不遵守“毛泽东思想”)。总之，陈先生最后肯定了自己年轻时选择的“新民主主义”，而且，把这一主义思考得更加清晰。　　陈先生认为，毛泽东本人思想则是一种“备战体制”，是在面对美国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随时威胁时的“应时之需”，毛泽东错把“应时之需”当作正确的思想了。陈先生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坚决的拥护者。陈先生又认为，中国现在的政治体制并没有违反社会主义的精神，还在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至于什么时候达到社会主义，他是无法知道的。他能够看到自己祖国的强大，看到统一有望，也看到中国有实力制衡西方，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掠夺政策，他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　　我是一个“后生”的观察者，不像陈先生具有“参与者”的身份。我也像陈先生一样，认为“后进”的中国的所谓“革命”，第一个任务就是以“集体”的力量全力搞现代化，以达到“脱贫”和“抵抗帝国主义”这双重任务。但是，我比较相信毛泽东思想具有“复杂性”，并不纯粹是“备战体制”。　　不论我跟陈先生在这方面的想法有什么不同，但我们都了解到，革命的道路是非常艰难的、前无所承的。在五O年代，主管经济的陈云和主管农业的邓子恢常和毛泽东“吵架”，因为他们不能接受毛泽东在经济上和农业上的一些看法。陈云常常退出第一线，表示他不想执行毛泽东政策，而邓子恢几次跟毛泽东唱反调后，终于被“挂”起来，无所事事。梁潄溟所以跟毛泽东大吵，也是为了农业政策。这些，都可以说明，建国以后，路子应该怎么走，党内、外有许多不同看法。大跃进失败以前，大致是毛主导，大跃进失败以后，变成刘少奇主导。文革又是毛主导，文革结束邓小平主导。应该说，中国的情势太复杂，内部问题很难理得清。经过文革的惨痛教训，邓小平才能抓稳方向(89年还是差一点出轨、翻车)。我推想，邓是以刘为主的一种“综合”，正反合的“合”，而不是纯粹的刘少奇路线。但这只是“推论”，目前还无法证实。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都犯过错误，而且一些错误还不小，应该批评。但如果说，这一切错误都是可以避免的，因此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主要的应该加以否定，那未免把中国这个庞大而古老的国家的“重建”之路看得太简单了。邓小平主导以后，还不到三十年，大家都觉得好像走对了，不免松一口大气，歌颂邓的英明。我认为，这也是把问题看简单了，邓是毛、刘、周的继承人，他不可能不从他们身上学到一点东西，因此，邓也不是纯粹的邓个人。对于历史，我觉得应该这样理解(邓应该也从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看到一点东西，当然这是随他的意思决定去取的)。　　我觉得，大陆内部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很多知识分子不了解中国革命在“反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或者“反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的意义。在中国崛起之前，西欧、北美、日本这些“列强”，都曾经侵略外国，强占殖民地(甚至可以包括苏联在二次战后对东欧国家的宰制)，而中国从来就没有过。到目前为止，中国是唯一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的现代化经济国家。　　现在大家说，“中国是世界的工厂”，俄罗斯的一份周刊说，“世界超过一半的照相机，30%的空调和电视，25%的洗衣机，20%的冰箱都是由中国生产。”前几年大陆南方闹雪灾，交通瘫痪，物资不能输出，据说美国的日常用品因此涨了一、两成。我说这话，不是在夸耀中国的成就，而是想说，中国的经济改变了“全球体系”。　　在中国的经济还不能对“全球体系”造成明显影响时，西方、日本都已忧心忡忡，担心中国的崛起会“为祸世界”。即使到了现在，如果美国不是陷入一连串的泥淖之中，你能想象美国愿意坐视中国崛起吗?美国不是不想做，而是没有能力去做。　　如果中国因素的加入，使得“全球体系”陷入不平衡状况，如一次大战前，德国的崛起让英、法寝食难安，那“全球体系”就只有靠“先进国家”为了“扼阻”新因素的“侵入”而发起战争来解决了，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这样发生的。事实上，上世纪九O年代美国并不是不想“教训”中国，只是它没有能力罢了。美国和日本搞军事联盟，说如果“周边有事”，他们要如何如何，意思不是够明显了吗?　　如果中国经济的崛起，能够让“全球体系”产生良性的调整，从而对“全人类”的发展有利，那就是全人类的大幸。如果因中国的崛起，而让全世界经济产生不平衡，从而引发另一波的“列强大战”，那人类大概就要完蛋了。现在美国经济不景气，情况似乎颇为严重;如果美国经济一下子崩溃，你能想象这个“全球体系”能不“暂时”瓦解吗?这样岂不也要“天下大乱”?应该说，中国一再宣称“不称霸”，宣称要“和谐”，就是希望避免这样一次大震荡。我觉得，这个时候重新来思考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逻辑的分析，就更有意义了。我是一个中国民族主义者，但我从来就希望，中国崛起只是一种“自救”，而不是产生另一个“美国”或“英国”或“日本”或“德国”，或一种难以形容的资本主义“怪物”。我觉得这样的思考也可以算是一种让“全球体系”“走向社会主义”的思考。　　从马克思的原始立场来解释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只可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全面展开时，才可能实现。因为，只有全人类有丰裕的物质生产，才可能想象马克思所构想的那个人人富足、人人自由的物质与心灵双方面得到完满实现的社会。一次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体制第一次碰到全面危机时，许许多多的左派革命志士认为，全球革命的时代已经来临，最终证明是一种幻觉。　　这一次“不合乎”马克思原始构想的“世界革命”，以苏共的革命开其端，以中共的革命达到高潮，以二次战后许多“后进国”的共党革命延续下去。现在已经可以了解，这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后进国”以集体的力量来实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工程，这一工程可以把“后进国”绝大部分受苦受难的人从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剥削之下解救出来。这一革命的牺牲相当惨重，但相对而言，二次战后那些走“西方现代化”路线的“后进”国家，牺牲也一样惨重。姑且不论这两条路谁是谁非，“后进国”都被迫走进资本主义国家逼他们非走不可的道路。走第一条道路而唯一获得成功的是中国，走这二条道路很可能将要成功的，大家都看好印度。中国的成功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具有双重意义。第一，它的崛起好像还不致于导致德国、日本崛起以后的那种资本“帝国大战”。第二，到现在为止，中国经济也还不是经典意义下的“资本主义”(它还保留了相当比例的公有制、也没有全面市场化)，因此可以希望它对其他“后进国”产生启导作用，让它们不必完全照“西方道路”走。　　中国的崛起距离全球范围的现代化还很遥远。拉丁美洲、非洲、伊斯兰世界、东南亚，这些地区目前都还在发展。我们不知道西方(尤其是美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冲突如何能解决，也不知道拉丁美洲最终是否可以从美国资本主义的桎梏之下解放出来。但是，无疑的，现在可以用更清醒的眼光，用马克思的方法，好好地审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未来。只是，我们很难期待，二十一世纪会出现另一个马克思。　　在这种情形下，每个地区、每个民族都只能以自救、自保为先。达到第一步以后，如果能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促使它们良性发展，而且不对周边地区产生明显的经济“剥削”，我相信，这样的国家就要比以前的英、法，二次战后的美、日好太多了。并且，第三，如果它还能进一步制衡愈来愈黩武化的美国，让美国不敢太嚣张，那它对世界和平无疑是有贡献的。我认为，中国是现在世界上唯一有力量达到这三重任务的国家。　　我跟一些大陆朋友谈过我的看法。有些人认为中国本身的问题多如牛毛，我这样想，未免太不切实际。我逐渐了解，这种人大多羡慕美国模式，认为中国距离美国模式还太遥远。但让我高兴的是，像我这种思想倾向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他们的影响也在逐渐增加。我相信，这种思想倾向，在未来的一、二十年之内，会成为大陆思想的主流。　　五、　　我跟陈先生来往二十余年，用客观的眼光来看，他一辈子的经历让我非常感兴趣。他出身于大地主之家，从小不愁吃穿。生性聪明，居然从偏僻的乡下小学，考上台湾南部最优秀的高雄中学，然后又以第一名考上台中农业专门学校的农化系，最后还是以第一名毕业。以这样的背景，在台湾刚光复的历史条件下，他可以从政，就像他的好朋友林渊源那样，很容易成为地方派系领袖，甚至可以选上县长。他也可以从商，在台湾现代化的过程中，不难成为富裕的企业家。他也可以走学术道路，如果光复后他到日本留学，应该有机会成为名牌大学的教授，但是，这些路他都不走。在高雄中学的时候，因为日本人的歧视与欺压，就走上反抗之途;光复后，因为国民党接收的劣政和二二八事件，就走上革命的道路，因此历经艰险，九死一生，从不后悔。从我们光复后接受国民党教育的人的眼光来看，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陈先生现在的生活非常简单，如果没事在家，一天就买两个便当，中餐和太太共吃一个，晚餐再吃另一个。他全心全力为他的工作奔忙，此外，没有其他的需求，我没有看过人生目标这么明确、行动这么果决、意志这么坚定的人。一个人，十八岁就决定加入革命组织，到现在已经八十五岁了，还不想休息。看到这样的陈先生，再想起五O年代就已牺牲的郭琇宗、吴思汉、许强、钟浩东等人，就会觉得，他们那一代人真了不起。　　我跟陈先生相处，最大的收获是：鲜明地意识到，小知识分子那种患得患失、怨天尤人的坏习气。有一次，在他面前，我对某件事情大发牢骚，他非常不解地看着我说，这有什么呢？让我很不好意思。应该说，这十年来，我的目标越来越单纯，行动越来越坚定，牢骚越来越少，他的无形的影响是很关键的。我很高兴，他的回忆录的出版我有机会稍尽绵薄之力，我也希望，藉由这本回忆录可以让人们可以回想起五O年代为了全中国和全人类的前途而牺牲的那一代台湾菁英。

建立通识教育的“ 共同核心课”和“助教制度”。

一个典型的维吾尔人一生的大半时间可以说都是在巴扎以及去巴扎的路上度过的。维吾尔人的巴扎文化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一种时间的文化，一种在巴扎日上可以用时间对诸多行为进行铭写、修订的模式和系统。

美国《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于2009年10月1日中国60周年国庆之际，刊登了张维为教授的文章：“中国成功背后的八个理念”，并加了题注：“西方应该研究中国戏剧般崛起背后的理念”（The West would do well to study the ideas behind China’s dramatic rise）。以下是该文的中文译文和英文原文：

前不久，世界著名后现代思想家、生态经济学家、过程哲学家柯布John B. Cobb, Jr.博士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教授在美国克莱蒙，就西式现代化的局限性以及中国的未来发展道路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对话。

隋、唐间产生的“工尺谱”（亦经千余年发展，流传至今），能准确地标示音程关系，但无法表达绝对音高；有板眼，因而可知节拍、节奏、速度、休止、延长等，但其板眼并不精密，无法记录稍复杂的节奏（如三连音、五连音之类）。我们今天听到的《高山》也罢，《流水》也罢，白石歌曲也罢，严格地说，都不能称之为原样复生的“古曲”；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们充其量也只能是古代音乐的近似的摹拟或映象。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中共中央1953年秋在粮食分配和流通领域采取的一项影响深远的重大战略决策，后来发展成为包括粮食、油料、棉花、棉布等在内的一整套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体系。统购统销既是一个涉及农产品购销问题的经济政策，又是一个影响全局的根本政策。统购统销的实行被称为继稳定物价、统一全国财经工作之后新中国财经战线上的第二次大战役，其影响所及远远超出了粮食流通领域和经济领域。

共3篇，张中行《奇人奇迹》，启功《玩物不丧志》，黄苗子《王世襄其人其书》

汤显祖是断然拒绝《牡丹亭》修订本的，他一开始就对吕玉绳改本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并对修改者予以讥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