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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启功、黄苗子:谈王世襄

文汇读书周报
共3篇,张中行《奇人奇迹》,启功《玩物不丧志》,黄苗子《王世襄其人其书》
 王世襄,著名文物学家、文物收藏家。除对书画、雕塑、金石、建筑等诸方面有精深研究外,尤致力于家具、乐器、漆器、匏器、刻竹、金石牙角雕刻等领域,对介于文物与民俗之间的种种器物,如豢养鸽、鹰、犬、蟋蟀等的专用工具等,都有琳琅美富的收藏和深入系统的研究。本版内容选自《奇人王世襄》(三联书店出版)。

  奇人奇迹

  ■张中行

  我久闻王世襄先生的大名,会面却不很早。不是不想认识,是对于名人一贯怀有戒心,怕没有机缘而登门去找,人将疑为有所求,至少是以名人为脂粉往脸上搽,以增加自己的社会重量。算作疑神疑鬼也好,就是因为这种疑,多年以来,有不少人,我应该与之结识而竟交臂失之,还有不少人,我应该早与之结识,而一拖再拖,以致相见恨晚。王世襄先生是这后一种情况中的重要一位。何以重要?因为凭道听途说,他的所好和所能,如明式家具、葫芦器,蛐蛐罐,以至养鹰养狗,下厨房烧制名菜,都是我很感兴趣而又一窍不通的,心想,如果能够同他熟,就可以升堂入室,看看宋牧仲书案,赵子玉蛐蛐罐,等等,然后,恰值饭时,或可得留髡之优待,那就可以敞开肚皮,大吃其白煮什么,红烧什么,岂不妙哉。显然,这妙是想的,至于实行,就还是等机会。而上天不负苦心人,机会终于来了,而且是两次。一次是在琉璃厂的孔膳堂,记得是两年以后,《中华名匾》出版的招待会。参加的人颇有几位,我感兴趣的有通古董的杨仁恺,有以画驴(我最爱的一种家畜)闻名的黄胄,还有就是王世襄先生。务虚性质的发言完,转为务实,吃“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孔膳。就近入座,我正和王世襄先生谈他的新著《说葫芦》。于是稍前移,我们就成为举箸(王先生不饮酒)的近邻,他左我右。总之,这一次谈得不少。临别,还送我一张手写复印的参加扬州红楼宴学术研讨会后作的《忆江南》词八首。这是初会,印象是一,人健壮,随和;二,衣着不讲究,陈旧而近于残破;三,肚子里(也从旧,新说是脑子里)存储太多,古的玩儿的,几乎无所不通,无所不有,即以见到的这一纸复印件而论,词雅,的是当行,小行书刚劲流利,可入能品。分的印象之后还有总的,是人有意思,败絮其外而金玉其中,值得进一步研究。还没研究。又来一次会面的机会是几个月之前,在师范大学出版社,《启功絮语》首发式的会上。也是务虚之后务实,入座,又近邻,他右我左。我之左是刘乃和教授。我怀着半请教半考试的心情,每“菜”问其名。上来一盘鱼,我问,他说清蒸什么鱼。我说,清蒸,汤何以不是白的?他说,广东做法。其时刘教授吃了一口,说是糖醋。王先生面不更色,坦然而坚定地说:“还是清蒸。”我心里说,不愧人称为第一美食家,真是把烹调之事吃透了。接着我的思绪如风驰电掣,想到他的明式家具,葫芦器,直到赵子玉的蛐蛐罐。求知的奢望壮了我的胆,我问了他的住址和电话,说:“有机会我想到尊府看看。”他说:“欢迎。先打个电话,我恭候。”

  能者多劳加事有凑巧。刘乃和教授和陆昕(我的已故大师兄陆宗达先生的哲孙)都想求我转求王世襄先生写纪念册,我顺水推舟,为送纪念册,先电话约定,与陆昕同往朝阳门内南小街芳嘉园拜访王先生。为省钱,我们乘公交车,南小街站下,南行一段路,远远看见路旁有人招手,原来王先生在胡同口等着。东行一段路,进街北一个大院落,王先生住北房,五间,由东头一间入门,先见到袁荃猷夫人。西行,室内东西多,旧而乱,用小说家笔法写,可以说有如古寺庙。到最西一间,北望就更像,因为靠墙,前后坐着两尊佛像,有真人那样大小。我们闲谈,多及他的著作,他拿出几种让我看,其中有用力最多的《明式家具研究》。问他现在研究什么,他说养狗养鹰的文章写完了,正在研究鸟食罐和鎏金佛像。谈及明式家具,他说共有七十六件,因为无处放,都让给上海博物馆了。也谈到蛐蛐罐,他登高,由木柜上层摸出几个,让我看款识,摸内外皮,说必如此坚实光滑才是真的。其时室内火还没撤,围炉摆着一圈养秋虫的葫芦器,里面并有秋虫叫。打开一个看,里面立着一个大油壶鲁,像是比田野上的更精神。临辞出,他送我一部不久前出版的《蟋蟀谱集成》。回来的路上我禁不住慨叹,真是“唯天为大”,竟能生出这样的奇才!

  他治学不走熟路;兴趣或爱好罕见地广泛,而且凡有所好就必钻进去,不得个水落石出决不罢休。书斋内的,有书为证,各方面,他的造诣都使一般书呆子有望尘莫及之感,可不再说。这里想说说书斋外的,幸而也有文为证。我看到的是以下几篇:《说葫芦》下卷第三章《秋山捉蝈蝈》,《蟋蟀谱集成》附录二《秋虫六忆》(包括忆捉、忆买、忆养、忆斗、忆器、忆友),《獾狗篇》(主要包括獾狗谱、驯狗与逛獾),《大鹰篇》(包括打鹰、相鹰、驯鹰、放鹰、笼鹰)。需要大书特书的是这些并不是抄撮旧闻,而是记自己的活动。这表示,他在上燕京大学的同时,还养鹰、养狗、捉蝈蝈、斗蛐蛐,等等,而每一种活动,看所记便知,都不是玩票,而是下海,比玩家和五陵子弟一点不差。天道远,不可问,只说人事,我年略长于王先生,在北京住六十年以上,见闻中学术界的人不少,还没有一个既读《说文解字》又养鹰兼斗蛐蛐的。此之谓天生的奇才,世间罕见者也。写到这里,又想到王先生之所能,还有他尚未写入篇章的。一种是摔跤,是善扑营的头等布库教的。学得想当不坏吧?今日看,膀大腰圆,八十高龄仍骑车满街跑,兼运重物,可以为证。另一种是有高的烹饪技术,许多名厨师提到他的大名都点头称叹。这,我问过他是怎么学的,他说他年轻时候,许多亲戚家有名厨师,饭时他不上桌面,愿意钻厨房,看,请教,渐渐也就会了。可以坐待品尝而偏偏学做,书生中稀有,所以也就成为奇。

  玩物不丧志

  ■启功

  我的一位挚友王世襄先生,是一位最不丧志的玩物大家。大家二字,并非专指他名头高大,实为说明他的玩物是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先说广度:他深通中国古典文学,能古文,能骈文;能作诗,能填词。外文通几国的我不懂,但见他不待思索地率意聊天,说的是英语。他写一手欧体字,还深藏若虚地画一笔山水花卉。喜养鸟、养鹰、养猎犬,能打猎;喜养鸽,收集鸽哨;养蟋蟀等虫,收集养虫的葫芦。玩葫芦器,就自己种葫芦,雕模具,制成的葫芦器上有自己的别号,曾流传出去,被人误认为古代制品,印入图录,定为乾隆时物。

  再说深度:他对艺术理论有深刻的理解和透彻的研究。把中国古代绘画理论条分缕析,使得一向说得似乎玄妙莫测而且又千头万绪的古代论画著作,搜集爬梳,既使纷繁纳入条理,又使深奥变为显豁。读起来,那些抽象的比拟,都可以了如指掌了。

  王先生于一切工艺品不但都有深挚的爱好,而且都要加以进一步的了解,不辞劳苦地亲自解剖。所谓解剖,不仅指拆开看看,而是从原料、规格、流派、地区、艺人的传授等等,无一不要弄得清清楚楚。为弄清楚,常常谦虚、虔诚地拜访民间老工艺家求教。因此,一些晓市、茶馆,黎明时民间艺人已经光临,他也绝不迟到,交下了若干行中有若干项专长绝技的良师益友。“相忘江湖”,使得那些位专家对这位青年,谁也不管他是什么家世、学历、工作,更不用说有什么学问著述,而成了知己。举一个有趣的小例:他爱自己炒菜,每天到菜市排队。有一位老庖师和他谈起话来说:“干咱们这一行……”,就这样,把他真当成同行。因此也可以见他的衣着、语言、对人的态度,和这位老师傅是如何地水乳,使这位老人不疑他不是“同行”。

  王先生有三位舅父,一位是画家,两位是竹刻家。画家门生众多,是一代宗师。竹刻家除传下竹刻作品外,只留下些笔记材料,交给他整理。他于是从头讲起,把刻竹艺术的各个方面周详地叙述,并阐发亲身闻见于舅父的刻竹心得,出版了那册《刻竹小言》,完善了也是首创了刻竹艺术的全史。

  他爱收集明清木器家具,家里院子大、房屋多,家具也就易于陈设欣赏。忽然全家凭空被压缩到一小间屋中去住,一住住了十年。十年后才一间一间地慢慢松开。家具也由一旦全部被人英雄般地搬走,到神仙般地搬回,家具和房屋的矛盾是不难想象的。就是这样的搬去搬回,还不止一次。那么家具的主人又是如何把这宗体积大、数量多的木器收进一间、半间的“宝葫芦”中呢?毫不神奇,主人深能家具制造之法,会拆卸,也会攒回,他就拆开捆起,叠高存放。因为怕再有英雄神仙搬来搬去,就没日没夜地写出有关明式家具的专书,得到海内外读者的喝彩。

  最近又掏出尘封土积中的葫芦器,其中有的是他自己种出来的。制造器皿的过程是从画式样、旋模具起,经过装套在嫩小葫芦上,到收获时打开模子,选取成功之品,再加工镶口装盖以至髹漆葫芦里等。可以断言,这比亲口咀嚼“粒粒辛苦”的“盘中餐”,滋味之美,必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和那引起木器家具一样,免于再积入尘土,赶紧写出这部《说葫芦》专书,使工艺美术史上又平添出一部重要的科学论著。大家都知道,木器家具与漆工是密不可分的。王先生为了真正地、内行地、历史地了解漆工技术,我确知他曾向多少民间老漆工求教。众所周知,民间工艺家,除非是自己可信的门徒是绝不轻易传授秘诀的。也不必问王先生是否屈膝下拜过那些身怀绝技的老师傅。但我敢断言,他所献出的诚敬精神,定比有形的屈膝下拜高多少倍,绝不是向身怀绝艺的人颐指气使地命令说:“你们给我掏出来”所能获得的。我听说过漆工中最难最高的技术是漆古琴和修古琴,我又知王先生最爱古琴,那么他研究漆工艺术是由古琴到木器,还是由木器到古琴,也不必询问了。他注解过唯一的一部讲漆工的书《髹饰录》。我们知道,注艺术书注词句易,注技术难。王先生这部《髹饰录解说》不但开辟了艺术书注解的先河,同时也是许多古书注解所不能及的。如果有人怀疑我这话,我便要问他,《诗经》的诗怎么唱?《仪礼》的仪节什么样?周鼎商彝在案上哪里放?古人所睡是多长多宽的炕?而《髹饰录》的注解者却可以盎然自得地傲视郑康成。

  王世襄其人其书

  ■黄苗子

  我认识王世襄(畅安)兄也是50年代初由盛家伦介绍的。1957年,由于某种“误会”,我不能住在西观音寺了。1958年初,畅安慷慨地让我搬进芳嘉园他家院子的东屋,“结孟氏之芳邻”,确是平生一快。论历史书画著述和参考书,他比我多。论书画著述的钻研,他比我深(他写有一本《中国画论研究》)。论探索学问的广度,他远胜于我。论刻苦用功,他也在我之上。那时我一般早上五点就起来读书写字,但四点多,畅安书房的台灯,就已透出亮光来了。

  尤愆如山负藐躬,

  逡巡书砚岂途穷;

  邻窗灯火君家早,

  惭愧先生苦用功。

  这是我当时写给畅安的一首七绝。头二句,指的是当时我们都遭到同样的命运,希望在笔砚上用点功,以图“赎罪”的意思。可是,三四年工夫,畅安就以刻蜡版的方式,油印出《髹饰录解说》、《画学汇编》、《清代匠作则例汇编》、《雕刻集影》等数十万字的述作,且不说刻蜡版油印是彼时彼地他唯一能够做到的出版方式。只是从工作质量上看,在很不平凡的环境条件下,能够如此自觉自愿地、绝不尤怨地、全心全意地、毫无利己地创造出近乎奇迹的成就,这已是我望尘莫及的了。

  他是一个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生活和民俗学的人(单是老北京的放鹰走狗,他就能如数家珍地谈上一天一夜)。他做学问爱搞些“偏门”,人弃我取,从不被注意的角度上反映中国传统文化。“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史记》)畅安做学问并不单纯靠书本知识,他那本研究漆器的巨著《髹饰录解说》,是搜集了大量古代资料,再不怕艰辛地去走访远近的漆工,一条一条地记下他们的实践经验和术语名词,这种和有真知卓识的工匠交朋友,以今证古的治学方法,在这本明式家具中也充分体现。

  香港的新闻界,早就流传出北京有一位酷爱明式家具的“妙人”,因在十年动乱中及以后一段时间没有房子摆放,把家具堆满一间仅有的破漏小室。这房子那时仰头可以看见星斗,在既不能让人进屋、也不好坐卧的情况下,老两口只好蜷局在两个拼合起来的明代柜子内睡觉。这位“妙人”就是王世襄。我曾赠他一联:移门好就橱当榻(改梁茝林句。移门指卸下柜门),仰屋常愁雨湿书。横额是“斯是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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