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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也是世界文化的宝贵遗产。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在法国的翻译与传播，对于加强中法文化界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推进中国古典诗歌在法国乃至世界法语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笔者在法求学期间，查阅了大量的原版资料，同时借鉴国内学者的有关研究，在本文中试以出版时间为序，系统地梳理在法国出版的比较重要的中国古典诗歌文献资料，并加以述评，期待对国内同行的相关研究有一定帮助。

八十多年来，鲁迅的《狂人日记》一直在吴虞设定的框架下解读，被誉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猛烈抨击 '吃人'封建礼教的小说"，其神圣地位不可动摇。几代读者不仅同情狂人的不幸，而且还为他的呓语与结论叫好。在中国文学传统中，"狂"历来享受特殊待遇，狂才、狂士、狂生、狂客都是放浪不羁者的美称，他们不受礼俗的约束，因"狂"而贵。因此，现代读者无条件地认可乃至推崇《狂人日记》中的"我"，并相信只有他才配得上命运的折磨，还真有一些难以说清的历史与文化上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成全狂人的声名、使他免遭强制性检查与治疗之辱的恰恰是被他全然否定的中国"狂"文化。比如李白就有"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之句，辛弃疾甚至以"狂"傲视古今："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  《狂人日记》被理解为刺向所谓封建社会黑幕的匕首，但是小说的短序却说，日记"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作者当时的病状，为"迫害狂"之类，编者把它们撮录成篇，目的是"供医家研究"。这段文字出自整理者的手笔，以文言写成，也是小说的组成部分。整理者纯属虚构，绝不能与鲁迅本人混淆起来。同时，他也未必就是鲁迅暗中取笑的对象（因戴了写有"正常"两字的高帽子），在他和纳博科夫小说《洛丽塔》的序言作者"小约翰·雷博士"之间，不能画上等号。假如研究者仅因短序的文体就断定日记整理者暗含的立场必为鲁迅所恶，未免过于草率。鲁迅对文言，并不是一贯憎恨，他自己不少题记、序跋就是用文言写的。至于旧体诗，更不必多说。不少读者从短序得知病人痊愈后"赴某地候补"，马上联想到传统势力难以抗衡，因而哀其不幸。解读《狂人日记》，是不是非得因袭这种套路？鲁迅没有高士、隐者愤世嫉俗的"狂"病，不然他就不会在北京政府部门担任公职，或赴国立大学执教。他曾经学医，对种种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上自欺欺人的奇妙现象，观察细腻，这种本领在中国作家中并不多见。笔者以为，狂人并不一定是鲁迅的传声筒，或他创作时所希望读者认同的英雄。狂人也可以是阿Q 的难兄难弟。  不过狂人自己讲述的受迫害的故事丝毫不像汉勃特·汉勃特（《洛丽塔》）的经历那样丰富饱满，他是所谓的"扁平人物"，其日记更像是由精神病学里的概念演绎出来的典型案例，无非夹杂了一点绝无保留的激愤语。  迫害狂也称偏执狂，患者以为人人都在图谋害他，自我牵连意识极重，会从任何人的言语举动中读出针对他的邪恶意图，即使证据不足，他也会找出阴谋的蛛丝马迹，用以支持偏执的信念。  可是，大半个世纪以来愤怒声讨式的批评语言遮盖了《狂人日记》在中国精神病学发展史上的地位。狼子村的佃户，送鱼来的陈老五，打儿子的女人，哪个不是对狂人心怀恶意？赵贵翁和他家的狗，还有大哥和看病的何医生，更是不必说了。简言之，整个社会与可怜的"我"为敌。人们面目狰狞，话中带毒，笑里藏刀，他们的牙齿"白厉厉地排着"，正准备扑上来呢。狂人梦中所见也与现实一致，处处布满罗网，只为一笔旧账：二十年前，他曾经踹过"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这簿子想必就是后来提到的"没有年代的历史"，在狂人的眼里，上面写满了"吃人"二字。  据说这是重大的发现。如果骂倒一切意味着片面的深刻，那么天才和疯子都是容易做的。以往我们读到"吃人"这两个字，兴奋异常，大呼过瘾，于是就遗忘了狂人的种种病态，把他作为先知先觉者供奉起来。那是一位"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众人皆醉他独醒。以一人单薄的力量对抗周围的一切乃至整个社会，那是何等惬意啊！自己是何等勇敢、高贵啊！进入这种愤愤不平的、自我欣赏的神迷状态，一己的是非好恶就提升为绝对的标准，不容他人匡正。狂人自诩有"义勇和正气"，这何必麻烦别人来评说、验证呢？他和自己粘合得太紧，绝无"跳出自己的凡躯俗骨来批判自己"（钱锺书语）的能力。然而狂人太可爱了，他是极大的诱惑。读者一旦与他认同，就变得十二分的自信和自恋，骄傲大增，对自己的任何警觉烟消云散，一切过错，与己无关。于是乎自以为耿介的高士容不得异见，而公允、平正（或曰"费厄泼赖"）则是罪恶的温床，这真是大可感慨的。  篇末，狂人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但是这里所说的孩子是空泛抽象的。他在街上遇见的孩子个个是帮凶，"睁着怪眼睛"，似乎也要害他。狂人不由冒出一句："他们娘老子教的！"语气里还有点市井之徒的恶毒。    一部部的文学史和教科书都断言，禁锢狂人的无形铁屋就是几千年积累而成的社会。但是英国智者罗素可能会说，社会未必承担得了这个责任，狂人自己的心态才是铁屋；他的痛苦源于自身，源于对世界的错误认识，源于不良生活习惯，与假想的敌人无干。罗素在《通向幸福》（1930）一书中写道，迫害狂假定一切人都会放弃自己的爱好兴趣，一门心思地要陷害他，这实际上表明他把自己想象得太重要了，臆想出来的诸多受迫害的场景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其实他哪里值得人们关注和惦念！  罗素的观点往往不合时俗，但是他超然无私，绝无发达的敌我意识，故而不会在公共论坛上动肝火，发脾气。他坦坦荡荡，长于说理，从容的智慧表现为常识之言。罗素让我们认识到，狂人为保护自己不受假想中的侵犯，行为激烈，他的惊人之论或许是文字暴力的一种形式，因而我们不应将自我膨胀、自我恭维之心理解为救时之心。假如狂人执意带着墨镜观察世界，使所有人事染上一层黑色，那么这颜色以及由此而生的痛苦是他自己的心理障碍造成的。要疗救自己，他必须从自我中心的铁屋里走出来。  原来每个社会都有迫害狂，都有他们臆想出来的、专与自己为敌的恶势力。有趣的是罗素还提醒读者，很多人都带有一点迫害狂的特点，比如好抱怨别人如何忘恩负义，自己如何得不到赏识（孟郊："出门如有碍，谁谓天地宽"）。罗素颇有信心地写道，阅世较深者不会轻易相信这类牢骚（在中国文学史上，自叹"怀才不遇"也能得到褒奖）。他还对或轻或重的迫害狂患者提出四条忠告：首先你的动机并不如你想象的那样始终利他；其次，不要高估自己的优点；再次，不能指望别人像你关心自己那样来关心你。最末一条忠告更切合《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不要以为绝大多数人会非常重视你，以至于生出想迫害你的愿望来。    鲁迅写《狂人日记》，多少受了果戈理短篇小说《狂人日记》（1834）日文译本的启发，连"救救孩子"的呼声也见于后者。在这位"俄国写实派的开山祖师"的同名作品中，主角波普里金是一位小官员，他的胆怯与狂妄互为表里，读者看到他病情如何渐至严重，鲁迅笔下的狂人却有点停滞固定。鲁迅后来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1935）回顾自己早期的小说创作时也提及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并袭用了吴虞"吃人与礼教"的思路来评价中国版本的狂人："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此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如《肥皂》、《离婚》等，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这说明鲁迅自己意识到《狂人日记》热情充足，"忧愤深广"（？），而在技巧、刻画上不够圆熟深切。"五四"时期流行口号，喊得有热情的口号更好，人们还以为"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马克思语）就是文学的最高使命，只是狂人比十六世纪德国骑士济金根略微简单了一点。  托·斯·艾略特在一篇有名的文章（《莎士比亚和塞内加的斯多葛派哲学》，1927年）引了奥赛罗临死前一段台词（"且慢，在你们未走以前，再听我说一两句话。我对于国家曾经立过相当的功劳......"），然后他说的一些话对中国读者来讲就比较陌生：奥赛罗是在安慰、振作自己，这种非常时刻，他想到的不是苔丝狄蒙娜，而是他自己，而是如何戏剧化地表现他自己。艾略特进而指出："谦卑是一切美德中最难获得的；没有任何东西比自我的高度评价的愿望（the desire to think well of oneself）更难克服。......他欺骗观众，但是人性的动机首先是欺骗自己。我相信没有任何作家比莎士比亚更明显地揭示出这种包法利（指爱玛·包法利）主义，也就是人的无视现实的意志和决心。"狂人没有自省的能力，受制于单一视角，"无视现实的意志和决心"坚不可摧，必然滑向"自我的高度评价"，这是他心理上自我防卫的法宝。  钱锺书先生很可能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清华大学读过艾略特这篇文章。他在1933年3月1日出版的《新月》杂志上发表过一篇书评，当时他还是清华外文系四年级的学生，不到二十三足岁。钱先生对"自我"的看法，要比那些年资远在他之上的人成熟、深刻得多，这正是他敢于怀疑摩罗诗派宗主拜伦的资本。他在曹葆华的诗集《落日颂》里挑出了二十世纪头几十年中国文学的通病，即"拜伦式的怨天尤人"，那种"英雄失路，才人怨命，Satan [撒旦，或曰摩罗] 被罚，Prometheus [普罗米修斯] 被絷的情调"。这种情调，"说文雅一些，是拜伦式（Byronic）的态度；说粗俗一些，是薛仁贵月下叹功劳的态度，充满了牢骚，侘傺，愤恨和不肯低头的傲兀。可怜的宇宙不知为什么把我们的诗人开罪了，要受到这许多诅咒"。薛仁贵月下叹功劳，与奥赛罗表功的自白，隐约形成呼应，只是更俗一些。在这些文字的背后，我们也读得出一点艾略特的痕迹。"牢骚，侘傺，愤恨和不肯低头的傲兀"，这不正是自我欣赏的撒旦吗？    可怜的数千年文明不知为什么把我们的狂人开罪了，要受到这许多"吃人"的诅咒。1918年早春，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的小世界里，也有几分无序中的优雅，那位搜求金石拓本的教育部佥事应请写起白话小说来。他创作《狂人日记》的本意究竟是什么？日记中政治立场正确的"我"是他的传声筒吗？英国小说家劳伦斯说过，相信故事，不要相信讲故事的人（大意）。

现在，全世界仍在盼望中国采取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然而，单纯的大规模货币刺激和大规模财政刺激短期内有效，但从中长期看却会加重中国经济自身的问题。这种教训我们几年前就有过。中国需要谨慎，把功夫放在结构调整上。

1934年4月27日在巴黎法西斯主义研究学院的讲话

访谈人：张旭东，美国杜克大学文学博士；纽约大学（NYU）比较文学系教授；东亚研究系教授、系主任。中英文主要著作包括: Chinese Modernism in the Era of Reforms; Postsocial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 《批评的踪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等。
采访人：姜异新，北京鲁迅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访问学者。（以下简称张、姜）

从1999年至今，中国人民大学、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和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共同开展了六次有关中国农民土地权利的抽样调查。调查范围集中在17个农业大省和自治区

中国含义如何充实的问题，或者说，中国道路的方向性问题，只有在文明论层次才能得以深化。文明的最核心层面，首先是生活方式的问题，而后才是围绕着生活方式展开的政治制度、教育体制与经济发展模式等等。

面对形形色色的恐怖活动，你会怎么看待？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按照他们以往绝对的判断和形而上学的标准，会毫不犹豫将其贴上“邪恶”标签。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特里•伊格尔顿，认为这种观念是根本和现代这个时代不相适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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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史》选读

在此，「羌」并不是代代住在中国西疆的某一「民族」，而是代代存在华夏心中的一种对西方异族的「概念」。这个概念表达着「西方那些不是我族的人」。因此，由商代到汉代随着华夏的向西扩张，羌人的概念也向西推移。

这个专题讨论是我们《中西方学者对话》的第五轮，聚焦于中国发展方向的问题。

俄国皇权收缩政治权力遭致各方面的反对。但沙皇并无悔改之意，越走越远，最终启用了拉斯普廷这样的人物，试图以"妖术"为政治上的反动护航。但其结果，显然事与愿违。

  当读者看到本书中译本之际，不知道是否还可以说，这是波斯纳法官的最新著作[1]因为他的《法律与文学》第三版已预告“即出”。尽管讨论的主要是美国的法官和司法，本书对于中国当下的法官、法学人乃至法律人却都有重要的实践和学术启示、参考甚或是指导意义。我先简单概括阅读后感受最强烈的，尽管未必是波斯纳着重传达的一些要点。普通人、法学教科书以及法官自己通常对审判的看法或声称，大致是法条主义的。依据明确的法律(大前提)，事实(小前提)，法官得出一个确定不移的法律决定(结论、判决)。这一理论基本是18至19世纪欧洲理性主义的产物。典型代表是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2]就刑法而言，这一理论的实践追求尽管有后面分析的不现实，却很有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家权力的滥用和无理扩张，维护了公民权利，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但这被法学家扩展成了普遍化的法治和司法的理论原型。根据这一原型理论及其隐含的逻辑，法官只是适用法律，从不创造法律———那是立法机关的工作和责任；因此有了严格的三权分立的理论。这个源于刑法的理论原型控制了法学家对司法的想象，乃至伟大的韦伯悲观地预测，未来会出现自动售货机型的司法和法官。[3]但从一开始，即使在贝卡利亚那里，这一观点也不像我们今天通常认为的那么坚定不移。[4]从理论上看，除了有关小前提的假定———事实总是清楚———不现实外(补救的实践制度是“疑罪从无”)；有关大前提的假定也不现实韦伯的悲观预言来自他对“形式理性”的历史主义迷信和价值怀疑，更来自他对司法实践的陌生。在英美法系，特别在普通法领域，不仅法官造法是常例，在美国的宪法和制定法领域，司法也从来不是三段论的。[6]喜好理论圆融和整体性的法学家不自在了；但更不自在的是法官。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自己裁决的政治合法性又何在)的司法经验和参与性观察，在这两个方面弥补了主流司法理论的缺失，重塑了法官研究的基本模型，大大推进了司法决策研究。尽管一如既往吸纳了诸多学科的洞见，波斯纳将此书界定为更多是法律心理学著作，因其集中关注的是法官如何思考(包括不思考)，这种思考会受哪些个人性因素(认知和情感)的影响。但波斯纳的“心理学”不是传统的普通心理学或生理心理学或社会心理学，而是相对晚近的认知心理学，关注的是与法官行为紧密联系的认知和情感的社会和制度塑造。在这个意义上，这也是一本法律社会学或法律交叉学科研究著作。是他的又一次“超越法律”的努力。二基于其他学科的诸多研究以及他个人的分析观察，波斯纳发现，法官并非圣人、超人，而是非常人性的，行为受欲望驱动，追求诸如收入、权力、名誉、尊重、自尊以及闲暇等他人同样追求的善品，因此受工作条件和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只是法官职位的激励和约束(制度)以及更大的司法行动语境与其他人或其他职业不同，才使法官追求的表现形式与常人不同。尽管常规(大多数)司法决定看上去都是法条主义驱动的，但法官绝不是仅适用已有规则或有什么独特的法律推理模式的法条主义者；法官的政治偏好或法律以外的其他个人性因素，例如法官个人特点以及生平阅历和职业经验，会塑造他的司法前见(preconception)，进而直接塑造他对案件的回应。特别是非常规的案件，在美国，在上诉审，在联邦最高法院，法条主义决策材料常常得不出可接受的答案，因此会出现一个开放领域。但职责要求法官决定，法官不得不相当多地依赖其他传统非法律的材料和信息，包括个人的政治看法、政策判断乃至个人特性。结果是，法官的决策不仅不符合法条主义模式，而且司法判决中还充满了政治以及其他许多东西，乃至是“政治的”(political)。所谓“政治的”，很容易被误解。波斯纳界定，它首先指法官在开放领域的被迫的“偶尔立法”。它可以指法官的决定反映了(因此并不一定是刻意追求)对政党或政党纲领的忠诚，或对与政党或党纲都无关的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认同(“自由派”或“保守派”)。它还可以指一些看似纯技术性的判断，例如，为大家一致赞同的目标寻找最佳手段的判断。在美国制度语境下，政治甚至还可能指法官为了获得法院多数票，用个人魅力、狡猾、交换票以及恭维来诱使其他法官赞同自己，尽管他想要的也许只是恪守现行法律，而不是造法。影响法官司法决定的还有个人性的要素，包括先天的个人性格或气质，后天的个人背景特点(如与种族和性别相关的经验)，以及个人阅历和职业阅历。法官甚至会有与其政治观点和个人特点都不一定有关的个人策略考量。例如，在美国合议庭审判中，一位法官接受并加入多数法官的意见，也许并不因为他认同该决定，只是若公开反对反而会引发人们的关注，从而增加了该意见的影响力。此外，司法制度的许多细节，薪水、工作量、年龄以及法官的晋升可能，都会进入法官的有意无意的思考，并影响法官的司法行为。波斯纳分析表明，法学界通常认为会内在约束法官的“司法方法”、“法律推理”、“解释”等，以及学术界和舆论的评论对美国法官不大起作用。法条主义工具，包括那些最神圣化的工具，既空泛，其中还总是有大量的裁量，不构成有效约束。学界批评往往太不理解法官的工作，对法官完全无用，也不产生影响。舆论很少关心除联邦最高法院的决定，仅仅对大法官略有约束。由此导致在开放的法律问题上，恰恰因为没有其他约束，情感、人格、政策直觉、意识形态、政治、背景以及阅历这些在其他职业中(例如医生或商业)本不重要的因素就会决定法官的司法决定。哪怕法官自认为没有任何政治考量，旁观者也会有不同的发现，乃至指责法官虚伪或口是心非。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除舆论之外，其他约束更少，则更是一个政治的法院。波斯纳并不因此认为司法是随机的、任性的或是党派政治的；司法的政治性不等于党派政治或意识形态。他指出，大多数法官都希望、也都在努力“干好”。这就好比下盘棋，理论上讲棋手自己想怎么下就怎么下，但他想赢，会努力下好，因此不会随心所欲，不会任性，会遵守游戏规则。法官想成为好法官，也会遵守司法的游戏规则。但这个游戏规则不是法条；司法上的“好”，标准也不确定，会随情势变化，往往不可能获得全社会一致认可。这就使得任何决定都变得有政治意味了。因此，波斯纳认为，重复他之前的分析和倡导，[8]美国法官其实都是实用主义者；但不是“怎么都行”的，而是受约束的实用主义者。游戏的规则要求法官无偏私，理解法律可预测并足以指导人们行为的意义，整体上关注和理解制定法的文字。实用主义法官会高度关注并评估一个司法判决的系统、长远后果。但即使如此，法官还是有很大的活动空间；他可能成为，尽管无需成为一位政治性的法官。读者若只是由此了解到司法并非仅仅适用明确的法律规则，那就是有眼无珠了。该书的贡献在于展示了活生生的人如何与司法的和社会的制度互动造就了我们称之为“法官”的这些行动者，他们为什么如此行为和思考，从而为“在非常规案件中，法官实际上是如何得出其司法决定的{(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统一的、现实的且适度折衷的解说……一种实证的审判决策理论”。[9]它完全不是当代中国法学研究中普遍采取的那种模式）？在目前条件下，会不会加剧目前已经引发社会不满的尽管是部分法官的滥权和腐败问题？在社会价值观日益多元化的情况下，位高权重的单个法官（而不是法院）也一定会受到更多的各种压力，不仅使来自党政领导和机关，而且常常甚至更多来自强大但未必正确的民粹压力，中国的法官或法院会不会变得更孱弱？波斯纳关于法官和法院的政治性分析凸显的另一问题是，中国法学界至今关注不够，但英美司法中很明显，即初审与上诉审的必要功能(职能)分工。大致说来就是，初审集中关注事实问题和纠纷解决，上诉审则集中关注法律、政策和隐含在这背后的政治性问题，即规则治理的问题。受传统司法模式影响，当代中国至今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上诉审，只有二审。二审在很大程度上是监督和指导初审，关注的仍然是纠纷解决，基本放弃了或至少没有自觉追求协调统一二审法院法域内的法律实施，在必要时解释“造法”，推进规则的完善和发展。这在2008年的许霆案[11]中就非常突出，广东高院的二审判决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八个字将之发回重审，放弃了本应当由其承担的“法律审”；而重审后广东高院的二审裁决书不过是更精细地重复了重审的判决。[12]这种审级制度，主要借鉴的是欧陆司法模式，但在中国语境下更强化了，各级法院功能基本相似，关注重复，没有职能分工导致缺乏效率。我不是说这在中国当代语境下完全没有道理，目前中国一审法院总体而言司法专业技能确实相对弱，不时有地方保护主义，还有法官腐败的因素，也许都需要强化二审的业务指导甚至监督。但当代中国语境也有很强的审级职能分工的要求不仅是司法的效率要求，改变司法体制日益行政化的要求，防止利用行政关系串联更大腐败的要求，[13]以及平衡纠纷解决与规则治理的要求。放眼看来，在中国这个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审级职能分工甚至有更重要的制度意义。由于各地法律需求不同，更需要各上诉法院来有效兼顾法治统一和灵活适用的准立法者功能，需要上诉法院在社会争议大的案件中凝聚社会的道德和法律共识，以便促使各地的司法和司法制度竞争。而这些都要求对审级制度从制度功能的角度展开深入分析、讨论、评估和改革。五这也就触及到波斯纳集中讨论的另一个问题，一个在当下中国主流法律意识形态中很是“政治不正确”的问题在处理“难办案件”之际，[14]上诉法官和法院是否必须有一种政治判断，有一些政治考量，而不能仅仅持法条主义。至少有三种情况迫使当代中国法院和法官必须政治上敏锐、犀利并无论如何要做出一些政治性判断。我甚至预测这种需求会日益增加，而不会如同一些学人乐观预测的“五年之后，规范法学即教义学———引者注问题就会明朗了”。[15]首先是面临没有直接可适用的法律但必须且只能由法院通过“解释法律”———其实是“偶尔立法”———来解决的新现象，例如侵权案的“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问题。[16]二是看似可适用的法律，但适用的结果直接冲撞了广大民众在历史传统中形成的公平正义底线，也需要运用政治判断才能有效解决，例如“许霆案”。[17]以及三，由于社会价值日益多元，以及民众对相关信息了解有限，法院无论如何判决，都可能引发很多争议，但法院只能也必须基于社会的核心价值(即罗尔斯的“重叠共识”[18]做出一种显然有政治意味的选择，例如所谓的“二奶继承案”。[19]因此需要政治判断和考量并不是“后现代”的。政治敏锐、政治判断和政治考量当然不等于直接套用和搬用执政党方针、纲领或政策。这种做法应当反对；它可能会破坏改革开放以来法学界有效区分政治和法律、政策的真诚努力，结果既不利于政治，也不利于法治。但至少在上面提及的这三种情况下，法院和法官则必须以规则治理的方式承担起无法推卸的政治责任。否则，法院的司法合法性和权威性就会受侵蚀；短期的民粹一定会转换成为媒体的舆论压力，党、政、人大等机关会对司法机关施加强大、直接的压力，而这会极大冲击司法独立的发展。刘涌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换言之，政治性判断不是应当不应当的问题，而是不可避免的。必须认真面对，而不能采取鸵鸟政策。这要求法官和法院在处理这类难办案件之际，除了考虑法律之外，必须考虑系统的后果———对社会，对整个政治制度，以及对司法体制。法官当然首先必须依法，但他还必须考虑“治国”和“办事”。法条主义说这种考量不对，只应当考虑法律。但问题是，如果司法结果直接与社会的基本道德和法律共识或当代中国人的公平正义观相抵触，这样的法条主义的判决在社会中一定会被视为并最终会变成是政治的。有政治考量或政治判断并不必定是追求司法政治化，而恰恰是为了避免司法政治化。注意，我说的主要还是上诉法院和法官，不是每个法官，也并非各层级法院。因为，即使要求，也不大可能做得到。如同上一节所分析的，不同层级的法院和法官的制度功能必须不同，司法所需的政治考量、敏锐和判断因此应当随着审级不同和法院层级不同而不同。波斯纳在书中对此有过细致的分析，也正因此，他才专章讨论了为什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一个政治性法院”，不是每个层级的法院，甚至不是每个州的最高法院，尽管这些上诉法院的判决也需要一些政治性判断和考量。他也才不遗余力地揭示了法条主义、原旨主义、文本主义以及其他种种司法理论中立原则、过程学派、“生动宪法”等在美国社会中的政治寓意，以及这些主义或理论倡导者不愿摆在桌面上的政治议事日程。波斯纳开玩笑说，原来甚至打算本书题名《法官思考吗？》或《哪些法官思考？》。[21]暂不考虑这里可能具有的对法官和司法的反讽，也可以看出，波斯纳认为至少有些层级的法官必须思考。而思考在波斯纳那里，从来就不是发现立法原意或教义分析，而是对后果的系统的实用主义考量。六波斯纳此书对我以及对中国司法、法律和法学界的启发应远不止这些。此书第一章概括性介绍了9种研究司法的理论。这足以大大丰富当代中国法学界讨论司法和法官问题的理论资源和视角，从不同层面摆脱那种我戏称为“动物吃植物”[22]的、基于高度抽象因此不着边际的学术研究模式和话语方式。不仅如此，与这些理论视角相伴随，它也提醒我们可能用来分析中国司法制度和法官行为的潜在的中国资料，以及可能参与或邀请参与司法和法官研究的其他学科。他对司法和法官的外在和内在制约的细致经验分析，也丰富了我们对司法独立的经验性理解。司法独立不是一个理念，而是一系列具体的、体贴入微的制度，甚至不仅仅是政治制度。他对法官职任(tenture)和薪水的分析（第6章）指出了制度改革的复杂利弊。尽管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法官薪水一直因通胀等因素下降了，但他指出，如果大幅提高法官的薪水，并不一定会引来更多能干并喜欢司法的法律人进入法院，而可能引来贪图高薪却不一定喜欢司法的法律人进入法院。有人抱怨法官工作负荷太重，因此要减负；波斯纳指出，闲暇较多，就会引来更多看重闲暇的法律人加入法院。这些分析都是一两句话就令人恍然大悟，调动了我们沉睡的经验。难道不是吗，在深圳和广州这些城市，许多法院大部分法官都是女性，男性法官辞职当律师的数量大大高于女性法官？为什么？一个也许有待经验材料验证但大致可以成立的假说是一般说来，女性更“风险厌恶”，更珍惜法官职位，尽管收入(相对于律师)较低、工作繁重，但职业风险较小，收入稳定；而那些“风险偏好”更强的、或“风险中性”但在法院晋升中希望不大的男性法官更可能选择离开法院。这甚至可以解说为什么近年来评选出来的“全国优秀法官”大多是女性，这还不包括之前的尚秀云法官、宋鱼水法官。这给人启发，让人警醒，让人慎重改革。这种基于经验、缜密思考并负责任的学术精神恰恰是近年来中国司法改革的呼喊中非常缺乏的。这也就再一次提醒了学术研究联系司法实际的重要性。在第8章“法官不是法律教授”以及第11章“全面的宪法理论”以及第12章“司法世界主义”，波斯纳以不同方式触及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当法官独立之际，出色的法学批评本应最能影响法官。但由于精英法学院的教授们往往过分关注话语，不关心能否做成事，站着说话不腰疼，这让要做事的人只能不管说嘴的人了。在美国以法官为中心的体制中，“势利”的法学人都盯着最高法院（但最高法院大法官因其地位特殊又最无所谓学术批评），不关心下层级法院和法官，或爱用联邦最高法院和大法官为典型教训下层级法院和法官，不了解这些法院和法官的具体问题，因此法官也就不搭理这些学术著作了。中国目前不是这样，法学人在不少法官心目中还有点地位。但这也许是假象。也许法院和法官遇到麻烦案件之际还想从法学人那里获得某种学理的支持，或法学人可以协助抵抗一下或至少不参与民粹主义大合唱，或需要法学人为其改革措施摇旗呐喊，或希望能在法学院里兼职教授甚或“博导”因此有一件“学者型法官”的行头。注意，这都不是法学人以学术获得的法官的关注和尊重。波斯纳指出的美国法学界的问题在中国同样存在，并有可能愈演愈烈都表明他学术视野的开阔和开放。他的批评是，一国的法律反映了一国的政治共识或妥协，是回应特定社会具体问题的，因此司法是政治性的，也因此法学是地方性的；以枚举替代论证，以枚举作为根据，并不是一种智识开放，而恰恰是一种思想的封闭———以外国的权威替代对问题的分析和对后果的考察。而这种思维习惯在中国法学界实在太普遍了。还有一点启发是波斯纳对自身职业的研究，甚至是犀利的批判。他充分利用了他27年联邦法官不仅是上诉法官，而且是初审法官)的经验，通过他也许并未事先计划的参与性观察，撰写了这本研究法官和法院的著作，力求把它提高到理论高度这就是他的“本土资源”。身在这个行当，他不是简单地为美国司法或法官辩护，相反，他犀利剖析了法官的思维和行为，提出了许多外人不可能发现的问题、理论命题和论点。尽管进入法律这个行当已50年了，波斯纳说“我还是没有完全被法律职业同化……大多数人进了法学院两周后就适应了的，而我就是不能理解，律师滔滔不绝一些他们并不相信的东西。如果某人显然有罪，你哪来那么多鬼话呢？”[24]“成功者罕有挑战使他成功的那个架构”，一位美国学者评论说，而波斯纳是这罕有之一。[25]除了对自身职业作为利益集团以及对自身的警醒外，这与波斯纳始终如一的学术追求、基于社会责任感的广泛社会参与有关除了全职担任法官，在上诉和初审法院审判，撰写了所有联邦上诉法官中最多的并被其他法官引证最多的判决书，[26]他还在芝加哥法学院每年开一门新课，指导博士生眼下其中一位还是北大法学院的本科毕业生，调解案件微软案件，担任过7年第七巡回区法院“院长”，大量学术写作(每年一到两本学术著作，近10篇学术论文)、以及更大量的报刊时评、书评文章，甚至每周一篇博客[27]等。这种求知和批判精神在当代中国法学人中，其实在各行各业中，都非常缺乏。时下，中国法学界太多仅仅围绕法律、法学、法学教育、法官、律师甚至部门法的利益的“研究”论证了，很少有人能真正从整个社会的利益出发，立足于法学之外，运用法学和多学科的知识和手段以反思的眼光看自己投身的事业和行当，予以体贴入微且有理有节的分析。小家子气注定不可能成就或不断开拓真正坚实的法学。“敢嘲笑哲学者，方为真哲学家”。[28]七本文部分是概括，部分是随想。概括就是省略，随想更可能漫无边际；结果必然是某种程度的篡改。读者还是阅读全书吧。一如波斯纳的其他著作，除了因为学术传统和社会背景可能令读者有陌生甚至生涩感外，该书给人启发、出人意料之处比比皆是，读者会获得智识的愉悦、思想的开阔和坦诚，以及我无法有效传递的那种明快、犀利的文风。曾经说过不翻译了，为的是集中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研究和写些有关中国的东西。但看到这本4月才出版的波斯纳的新作后，读了几页，就架不住先是法律出版社的高山编辑然后是北大出版社的蒋浩、杨剑虹编辑的劝说，接下了这本书的翻译。之后就是蒋浩先生和杨剑虹女士联系版权和其他方面的准备工作。6月，去康奈尔开会，我顺访了芝加哥法学院；在院长勒夫摩(Paul Levmore)和在该院任教的陈若英老师的安排下，同波斯纳法官见面午餐，谈到了本书的翻译。所有这些，促使我暑假一开始就投入了夜以继日的翻译。和波斯纳笔下的法官一样，人架不住诱惑，而智识的诱惑也是诱惑！也还有其他庸俗和卑微的考虑。这就是，鉴于中国目前法学界的学术状况，任何问题，中国人出来讨论，可能都不如找个外国人更好；有名最好，无名也行，管他有无真才实学。这其实是中国法学人的悲剧，也是我的悲剧，甚至是波斯纳的悲剧。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包括翻译的追求，也包括奥运期间专业看电视、业余翻译，最后拉出的这个大旗，因为我的种种差错，可能不大像一张虎皮，也许更像一张猫皮。那么我只能首先请波斯纳法官，然后请中国读者原谅。在此也欢迎读者和朋友指正，以便在适当时修订。希望不仅仅是拉大旗，也是一个自我激励。 【作者简介】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注释】[1]Richard A. Posner，How Judges Think，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2]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凤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3]Max Weber，On Law in Economy and Society，ed. by Max Rheinstein， trans. by Edward Shils and Max Rheinstei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354.[4]注意，贝卡利亚只是认为“刑事法官根本没有解释刑事法律的权利，因为他们不是立法者”着重号为引者添加；认为若允许解释，“法律的精神可能会取决于一个法官的逻辑推理是否良好，对法律的领会如何；取决于他感情的冲动；取决于被告人的软弱程度；取决于法官与被侵害者的关系；取决于一切足以使事物的面目在人们波动的心中改变的、细微的因素。”(前引[2]，第12—13页)。但这不意味着他认为立法可以做到让法官在司法中不解释法律或让法律无需解释。事实上，他承认法律的含混性使人们不得不进行这种解释，尽管他认定这是一个弊端。[5]例如，《法国民法典》第4条的规定“法官不得以法律没有规定或法律不明确不完备而拒绝审理”；特别是《瑞士民法典》第1条第2款的规定“如果不能从法律条文引出规则，法官应按照如果自己是立法者可能颁布的规则来决定案件”。[6]“……道德或政治理论……直觉甚至……偏见……所起的作用远远大于三段论。”参见Oliver Wendell Holmes， Jr.，The CommonLaw，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48， pp. 1—2.[7]自1981年担任第7巡回区上诉法院法官以来，在完成本职工作和额外的教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工作外，波斯纳每年还主动“深入基层”，到联邦地区法院担任初审法官，审理一定数量的案件，以积累初审法官的经验。参见Stephen J. Choi and Mitu Gulati，Mr.Justice Posner？ Unpacking the Statistics，61 N.Y.U. Annual Survey of American Law 1， (2005)， p.26 n.23.[8]Richard A. Posner，Problems of Jurispruden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以及Law， Pragmatism， and Democrac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9]前引[1]，p.19.[10]李慧娟是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她在2003年一宗代繁种子纠纷案件审理判决书中称“《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作为法律阶位较低的地方性法规，其与《种子法》相冲突的条款自然无效……”判决一出，首先在河南、继而在全国引发轩然大波。[11]因自动柜员机系统升级出现异常，许霆以自己余额为176.97元的银行卡连续取款170余次，金额达174000余元。广州中院一审认定许霆犯有盗窃金融机构罪，量刑时，虽选择最低法定刑，仍然为无期徒刑。一审判决引发了社会公众、媒体以及法律界和法学界的广泛激烈争议。后重审并经广东高院和最高院核准判许霆有期徒刑5年。[12]参见苏力《法条主义、民意与难办案件———从许霆案切入》，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1期。[13]最近被撤职的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所涉及的案件就是一个典型例证。据媒体透露，黄松有被怀疑涉及其潮汕同乡、广东省高级法院原执行局局长杨贤才的贪污舞弊案，涉案金额高达4亿元人民币。参见politics.people.com.cn/GB/41223/8247606.html，发布时间2008年10月29日。[14]关于难办案件的界定，参见前引[12]。[15]黄卉《一切意外都源于各就各位———从立法主义到法律适用主义》，载《读书》2008年第11期，第35页。[16]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2001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61次会议通过，法释〔2001〕7号)，特别是第4条“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物品所有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17]我曾对此案的诸多广义的法条主义处理方案有细致的分析，指出其背后实用主义的、具有立法性因此也具有政治性的判断。参见前引[12]。[18]John 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19]四川省黄某和蒋某结婚后多年未有生育。1994年黄某认识了张姓女子并同居。2001年2—4月在黄患肝癌期间，张一直以妻子的身份守候。黄死前立下遗嘱并公证，将相关部分钱财和住房售价的一半遗赠张某。张根据遗嘱向蒋索要遭拒绝，遂向人民法院起诉。此案经媒体报道后引发全国广泛争论。法院于2001年宣判认为尽管继承法中有明确法律条文，本案遗赠也真实，但黄将遗产赠送给“第三者”的行为违反了民法通则第7条“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20]刘涌是辽宁省一位民营企业集团老总。他以集团为依托，采取暴力、威胁等手段聚敛钱财，称霸一方，先后致死、致伤的达42人。2002年，铁岭市中级法院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一审判处刘涌、宋健飞死刑。辽宁省高院在三次非正式请示了最高人民法院后，改判死缓。舆论哗然。2003年最高法院以原二审判决对刘涌的判决不当为由，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本案，再审判处刘涌死刑。[21]Paul Wachter，How Judges Think， U.S. Appellate Judge and Prolific Author Richard Posner Explains the View from theBench，http//www.law.columbia.edu/media_inquiries/news_events/2008/march2008/Posner_talk.[22]这来自一则有哲学意味的笑话。某学人下乡，见牲口吃庄稼，想赶，未果；想呼吁他人参与，但不知是何牲口、何庄稼；于是高呼“快来人呀，动物吃植物了！”这是对中国学界人士的一个极好提醒。[23]例如，Richard A. Posner，Law and Legal theory in England and America，Clarendon Press， 1996；以及Law， Pragmatism， and Democrac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24]Larissa MacFarquhar，The Bench Burner， An Interview with Richard Posner，The New Yorker， Dec. 10， 2001， at 78.[25]Robert A. Ferguson，Tribute to Judge Richard A. Posner，61 N.Y.U. Annual Survey of American Law 1，2 (2005).[26]Choi and Gulati，前引[7]。[27]http//www.becker-posner-blog.com/.[28]Blaise Pascal，Pensees， trans. by W. F. Trotter， E. P. Dutton & Co.， 1931， sec. 1，§4.

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每篇有关日本共产党的报道在中国都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从小说《蟹工船》再版的销量，到日共月增15000名新党员，再到《赤旗报》的政论文章“永远的马克思”……自2009年起，笔者便开始筹划对于日本共产党的采访。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家不想干了，不想干了之后他会做什么呢？午夜梦回，他们开始思考人生。他们认为自己忙了十几年，对不起家庭，对不起老婆，所以就到了广州丽柏广场买了一只价值几万元的名表送给老婆，所以中国的奢侈品销售逆市上涨了。 当你回家炒一盘青椒肉丝的时候，你有注意到这盘菜的价格是由谁控制的吗？昨日，郎咸平应某公司邀请来广州开讲，言语看似轻松、活泼但却发人深省。郎咸平说，一盘简单的青椒肉丝，价格都已经被华尔街控制。 首先，炒菜用的油。郎咸平说，2000年的时候，美国孟山都公司从中国农科院的生物研究所赠送的大豆中，提炼出“多产基因”和“抗病毒基因”，生产出转基因大豆。然后在全世界101个国家申请了64项专利，又把这个大豆卖回中国。当时，他们的大豆比国内便宜百分之十几，出油量却多六分之一。 在全线击退中国大豆后，美国农业部宣布，调低大豆产量。随后，华尔街金融资本进入期货交易市场，将大豆期货价格拉高至4400元一吨。而中国的油脂公司在均价4300元一吨的时候，进口了800多万吨大豆。没想到的是，华尔街很快狂抛大豆，价格一下子跌到2000元，导致中国70%的油脂公司宣布破产。欧美的四大粮商趁机进入中国，用低价收购了油脂公司。因此到今天，中国85%-90%的粮油都是外资控股的。像我们日常吃的金龙鱼和鲁花，全部是外资的。 接下来看猪肉价。2004年，华尔街资本高盛进入中国，首先参股了雨润集团(为中国大型冷冻肉生产商)，2006年又收购双汇集团，2008年以3亿美元价格收购了湖南、福建几十个养猪场。郎咸平表示，高盛是中国少数甚至是唯一一个控制了养猪产业上中下三游产业链的企业，所以成本最低。 最后是青椒。郎咸平说，最新数据显示，全中国50%蔬菜种子是孟山都公司控制的，所以青椒也难免。 由此可知，不论是粮油、猪肉还是蔬菜，价格都是由华尔街及其同路人控制的。“如果炒一个青椒肉丝的价格都是华尔街控制的，你可以想像，石油、天然气、铁矿石、有色金属等价格，当然也都是华尔街控制的。” 郎咸平提醒，中国招商引资不应该什么都签，什么都卖。他说，像中国的水也是受制于法国威立雅集团，导致威立雅集团逼迫中国政府涨价30%。“最近法国威立雅集团各处收购中国公交系统，我要全面打击它，否则又要涨价。”郎咸平这一句话，换来全场热烈掌声。

原文内容提要：从总体上看，20世纪前半叶日本佛教的绝大部分宗派都积极追随军国主义政府，提倡迎合统治者需要的“忠皇爱国”思想，宣传“护国”精神，为政府推行军国主义政策、建立法西斯集权统治和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服务。它们用佛教思想美化法西斯统治，将侵略战争说成是“以大道征服不道”；随着日本对朝鲜、中国的侵略扩张，佛教各宗也加紧组织对出战人员的家庭、战死者亲属的慰问和援助，对伤残士兵进行救护。此外还向前线军队派遣随军僧，让他们在战地传教、慰问士兵，为死者安葬和举行法会等。本文介绍的正是日本佛教各宗派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所作所为。

二○○九年二月二十二日,不顾人们的阻吓,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前往以色列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在那里,他发表了令人意外的演说,坦陈前往以色列的理由:“如果人们告诉我 ——尤其是当他们警告我——‘不要去那里’,‘不要那么做’,我倾向于‘要去那里’、‘就那么做’。你或许可以说,这是我作为小说家的天性。”“我选择亲临现场,而非避而远之。我宁愿亲眼来看,而非视而不见。我宁愿向你们演讲,而非沉默不语。” 他宣言:“以卵击墙,我愿与卵共存亡。”“不管高墙多么‘伟光正’,卵多么咎由自取,我都会与卵共存。别人将抉择对错;也许时间或历史会来裁决。但无论如何,如果一个小说家,所写的作品站在墙的那一边,这样的作品又有什么价值呢?”(《与卵共存:村上春树耶路撒冷文学奖获奖辞》,李华芳译)村上春树的耶路撒冷演讲表现了一个作家的勇敢和机智,体现了一种真正文学者的态度。村上春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揭示了文学独特的本质和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以卵击墙”正是文学存在的方式,也是文学存在的理由。不断摧毁各种形式的遮蔽和压迫,重新恢复人们对于生活世界的感觉,这是文学生命之所在。文学的本质在于勇敢地介入和强大的想象力。文学是通往真实和理解的桥梁,是对权力和现实不懈的挑战。通过文学,我们抵达不能抵达之地。 　　当村上春树冒险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正是张承志的新著《敬重与惜别——致日本》一书面世的时候。这本书将面临两重障碍:不论是本书作者, 还是作者引领我们去阅读的对象——日本,都长期为我们敌视和拒绝。就像峻峭的悬崖,张承志提升了我们的视线,并且也因此被许多人视为畏途。王安忆在《乌托邦诗篇》里曾经这样描述八十年代的张承志:“他是那一个时期最最令人瞩目的诗人,关于他的诗篇有无数种阐释和理解,面对这一切,他的回答只有两个野蛮的字:‘我操!’”尽管与村上春树的表达方式不同,但是,其文学的精神在根本上却是相通的。“以卵击墙”也正是张承志写作的特点。这个时代剧烈的跌落极大地孤立和伤害了张承志。时代将他逼入死角,使他走上了越来越决绝、孤独、狭窄和极端的道路,同时也磨砺了他思想的锋芒。他对日本的阅读一如既往地体现了其独特的思想姿态。 　　一百多年来,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民族的历史痛苦地缠绕在一起。中日之间复杂的纠葛,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屈辱的下位,使得中国与日本的对话异常艰难:“鸦片殖民以来的屈辱羞耻、汉唐元明承续的大国传统加上专制——这三座大山使顶戴着它们的中国人,难作追问,时而失语。言论的缝隙是狭窄的。但他们还是向日本追究,从道、德、仁,到信、义、耻。百年的失败,沉重的遗产,恐怖的体制,使他们的声音,痛苦而喑哑。”张承志感叹中日之间交流与沟通的困难:“我们见到,诸多的大人物,言及日本便笔端滞涩。”“作为描写和沟通的文字,常常词不达意,似是而非。”在近代,日本和被日本蔑称为“支那”的中国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一水之隔的两个民族命运截然不同:在现代化和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日本成为举世闻名的“优等生”,而中国的近代史则是一部割地赔款的历史。十九世纪,继中国之后,日本也受到西方的入侵,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然而,明治维新“脱亚入欧”之后的日本,追随西方殖民主义的步伐,转而侵略其他亚洲国家,而且直接以中国的凌迟为代价,造成了其崛起和强盛。日本在亚洲的崛起,引起了与俄国、美国等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东亚的激烈冲突。日本的崛起和对于西方霸权的挑战最终导致了西方殖民主义体系的崩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与日本有关系,西方被迫废除了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假如没有日本,二十世纪的亚洲和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很容易急切、简单地谴责日本对于亚洲的侵略,然而,我们却没有意识到日本本身就曾经作为亚洲国家而遭受侵略和被迫订立不平等条约。如果不对整个现代殖民主义体制和现代文明进行彻底反省,而是停留于肤浅的要求道歉,并没有多大的意义。日本战争罪责的真正反省只有在当现代文明的整个逻辑遭到彻底的批判和否定的时候才成为可能。由于“冷战”的原因,“二战”后,日本迅速被整编到美国帝国主义势力之中,美国与日本非法签订了《旧金山和约》,中国和朝鲜等被侵略的亚洲国家则被排斥在与日本的战后谈判之外,日本军国主义因此没有得到有效的清算。 　　开篇《东苏木以东》由服部幸雄老人的故事,作者一开始就提出“日本叙述的难处”,并且引出了本书一个重要的话题——“亚细亚主义”。十九世纪,西方对于亚洲的侵略,使亚洲被压迫种族曾经产生了共命运的感觉和联合的要求: 东洋黄种人共同抵抗西洋白种人的入侵。一九○五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我们通常忽略了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胜利的意义。这是现代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日俄战争中,“亚洲”打败了“欧洲”,粉碎了白种人的神话,破除了白种人的种族优越感。日俄战争具有世界史意义,成为“亚洲的觉醒”的重要一环。但是,这种黄种人对抗白种人的“亚洲主义”思想最终无法战胜近代强大的民族主义逻辑。在民族主义成为基本逻辑的现代世界上,“亚洲主义”找不到真实的生存土壤。“亚洲主义”的兑现最终不过是“大东亚共荣圈”和一部日本对亚洲其他国家殖民侵略的历史。对于李大钊和尼赫鲁来说,日本的崛起只不过是一个新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诞生。冈仓天心《茶书》中有一句名言:“西洋人把日本人沉溺于和平艺术之时期视为野蛮国。当日本人开始在满洲战场上大规模杀戮之时,却视之为文明国。”日本在亚洲率先走上了“文明开化”和“脱亚入欧”的道路。福泽谕吉提出的“脱亚入欧”的口号成为日本现代史一个基本的命题。其实,福泽谕吉也曾一度倡导“东洋连带”。丸山真男指出,福泽谕吉对近代国家持二元论的看法:其一是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另一是“天然的自由民权论”。“他把当时的世界形势形容为弱肉强食的‘禽兽的世界’,认为在这个世界上要生存下去,日本国也不得不作为禽兽的一员来行动。”日本在西方资本主义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逻辑中,奠定了自己的生存伦理。堀田善卫说:“为了成为亚洲民族主义的先驱或盟友,在十九、二十世纪的弱肉强食的时代里,除了成为西欧帝国主义的追随者,保持本国的独立以外,还有什么路可走吗?”民族主义的强大逻辑粉碎了某些真诚而又尴尬的“亚洲主义”者的理想。 　　近代日本的崛起史是“一部民族主义的胜利史”。日本的近代体验及其觉醒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悲惨的命运成为日本的一面镜子。旅日学者刘建辉在《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一书中指出,被西方征服的上海的悲惨状况成为反面教材,鞭策了日本走向“近代”的决心。井上馨到上海之后,立刻抛弃了“攘夷的谬见”,转而主张“开国的方针”。通过中国的灾难,日本清醒地认识到现代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性质,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军国主义侵略道路。 　　由于庆幸于“近代”的“觉醒”,日本对于西方的入侵与中国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和评价。在横须贺有关黑船事件的叙述里,美国黑船不是扮演殖民主义侵略者的角色,而是担任启蒙的任务。日本人对佩里将军怀着感恩的态度。中国鸦片战争和日本黑船事件的刺激,使得吉田松阴这样的日本人划着小艇爬上黑船,要求偷渡美国,去考察新文明。他在狱中的书简,成为启蒙时代的名著。这种“启蒙”故事令人想起上海新版教科书的所谓“文明史观”。通过吉田松阴的思想和事迹,张承志指出:“在他的文明发愤之中,泯灭了巨大的道德。它一面教导对欧美规矩的恭敬,一面宣言对贫弱邻国的野蛮。”“直至今天,日本思想上印着的、这个脱亚入欧弱肉强食的烙印,依旧还是那么清晰。”这种“启蒙思想”和对西方侵略的感恩态度,却又与日本自身所宣扬的抵抗欧美白人殖民主义、解放亚洲的说辞自相矛盾,它也因此揭露了日本“亚洲主义”的虚伪性。 《三笠公园》和《长崎笔记》将我们带入历史的深处。在《三笠公园》中,作者通过北洋水师的故事,剖析了虚骄自大的中国的战败和日本在民族主义激励下的战胜。张承志将被原子弹摧毁的长崎视为日本现代史的一个缩影。他在《长崎笔记》中说,长崎分娩过一部日本的开明史,它不像东海大家族的一个码头,而更像一个白种欧洲的思想、金融、谋略的堡垒,日本现代化的海军、医学、印刷、英语都在长崎肇始,长崎是理解日本的一把钥匙。“长崎比广岛更具深意。它不仅是被原子弹毁灭过的城市,还是一座欧美的政治经济势力浸染和干预填街塞巷的城市。它有着非它不能的、揭露西方种族主义的人种歧视和凶残本色的特殊语境。长崎将变成一个对西方的永恒质疑。”长崎在某种意义上是罪与罚的宿命和象征,它既因为西化而崛起,也因为西化而毁灭。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脱亚入欧”,成为资本主义列强。但是,同时,它也付出了毁灭,尤其是道德毁灭的代价。“日本曾经战无不胜。但是与历史的公理相比,杀伐的胜利不值一谈。”作者认为,只有否定了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逻辑,低下头来体会被侵略者的心情,日本才能与中国获得沟通和理解:“若想贴近破碎中国的心,先要纠正那颗明治以来的、胜利的心。”作者不是依循强者的逻辑,而是提出另一种论理——人道。在作者的眼中,日本“大国崛起”的辉煌不值一谈。然而,另一方面,他饱含敬意、浓墨重彩地描述了日本民间著名的赤穗四十七士舍生取义的故事。被日本人民记忆、歌颂,四十七士并非成就了辉煌的功业, 而是他们复仇的行动体现了人性的尊严,焕发出了人性的光辉。四十七士把原则和信义看得比生命更重要:“是的,它所依仗和宣扬的,不过一种愚忠。但它在实践时的异端和美感,却使愚忠变了人性。人的尊严、信诺、情义夺门而出,压倒一切。”作者欣赏他们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以一种必死的决心以弱抗强,生命在强权的毁灭中迸发出了强烈的异端的美感。如果说统治者偏爱的是秩序,那么,底层则更欣赏正义的实现。“显然,较之持法治论眼光的精英,普通人更看重社会公正。……他们激烈地偏袒义士,把赤穗四十七士,歌颂为直面社会不公和个人牺牲的矛盾,敢于挺剑而起,流血五步、撼动天下的英雄。”无疑,正是因为处身于中国式的机灵的民族,张承志才大力标举和高度颂扬四十七士奋不顾身的义举。四十七士轻生死、重信义的故事培养了日本认真守信的民族精神。“随着对四十七士的不歇追思再三塑造,在日本的文化和民族精神中,一种做人的约束、人之间的关系、人对社会的承诺——逐渐形成健全。”这也是日本强盛的文化基础。正如我们难以理解服部幸雄老人的故事一样,面对日本被扭曲的历史和复杂的民族性格,作者在激烈批判和质疑日本现代史的主流的同时,对日本民间真善美的人物和思想碎片保持着必要的敬重。 　　张承志曾经将他的一本散文集题名《五色的异端》。张承志的写作总是与异端的权利、弱者的知识以及反抗的正义联系在一起。与洋务派往往片面惊羡于日本的强大相反,张承志在对日本的阅读中,提取出来放到最高的地位上加以肯定的是本多胜一的“被杀戮一侧的论理”。本多胜一在越战采访中提出了“站在被杀戮者一侧”的观点。张承志倡言:“无论强势霸道如何得势,无论媒体怎么散布谣言,人应该站在被杀戮与被剥夺的、无助和绝望的人们一侧,反抗横行的霸道,支持弱者的抵抗。”“他人”的概念和“站在被杀戮者一侧”,是现代文明以及个人主义和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解毒剂。张承志在《他人的尊严》中说:“苏珊·桑塔格最好的一个概念,就是她接受了‘他人’的概念。”关怀“他人”,尊重“他者”,反对歧视和压迫,这才是张承志心中的“文明”。他提出,“敢于反抗歧视,决意与被歧视者站在一起”是知识分子优劣的标尺。六十年代遍及全球的反越战运动,使与弱小者站在一边和抗议霸权成为一种时代普遍的共识。它唤起和培育了人们对于正义的感觉。“抗美援越运动,是全世界整整一代人的启蒙导师。”反越战运动构成了二十世纪革命的一个重要高潮。张承志从独特的历史视野出发阐明了被西方意识形态妖魔化了的日本赤军的世界史意义。他们是对于现代日本强大的“脱亚入欧”逻辑的赎救,是对于被压迫、被践踏的亚洲的回归。“二十世纪的革命,是对五十年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对五百年的世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秩序——唯有的、唯一的颠覆。同时,迎对着日本国家的奴役邻人凌驾亚细亚的百五十年险恶历史,唯有‘阿拉伯赤军’大反其道、大造其反,放肆地嘲弄了‘脱亚入欧’的殖民主义道路。”他既肯定赤军绝望的反抗的意义,同时也深刻检讨和反思其行动的悲剧性。“它告诉了人们革命的合理,革命中人的牺牲、路的狭窄、情感的沉重、种种的不得已。”在绝对强大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赤军对于资本主义的反抗不仅无法摆脱旧世界的残暴和血腥,而且走向了悲剧性的自我毁灭。他们的反抗找不到真实的力量和合理的道路。日本赤军为了“他人”,为了正义, 不仅抛弃了优裕的生活,而且奉献了自己的生命。尽管他们的道路是狭窄和悲剧的,尽管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无法找到真正的出路,然而,我们无法回避这些高尚灵魂的追问:“不知我们中国人在富裕了以后,能不能为了世界上那些无助的人、那些被杀戮的人、饥饿的人、被侵略、掠夺和凌辱的人,也这样呼喊,也这样想和这样做。” 当新的世纪到来的时候,“大国崛起”腾于众口,作者忧心忡忡地写道:“由于失败的历史,新潮的大国梦变成了包围的众论,在一个世纪后一浪一浪地涌来。它崇洋的媚态,它专制的出身,它内含的他者歧视,让我感觉紧张。”作者认为,二十世纪日本崛起和毁灭的历史足为殷鉴。“大国崛起”的喧嚣也是促使作者去“阅读”近代日本的动力。“正在崛起中为强国梦兴奋不已的中国,也许此刻已是时候——思考日本的近代道路。”一方面作者痛感国人的麻木矫饰,“若是没有惨败的衬托,中国人还会一次又一次地被大国崛起的宣传蛊惑。只有警惕一种好战的危机,才能避免再败的危机。只有被逼到了山河破碎、蒙耻露羞、血肉狼藉、苦相丑陋的时刻,尊大的中国人才会反省”。另一方面,作者进一步反省,当中国真正强大了的时候,会不会也像帝国主义国家一样践踏正义、毁灭道德。因此,我们一方面既要反抗强大的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又要批判狭隘的民族主义。作者认为,我们追求的不是一个新的中华帝国,而是一种美的生存:各民族友好共存,尊重他者与邻居的生存权利。 　　通过石原慎太郎的案例,张承志指出:“一个民族怎样选择文学,就会怎样选择前途。”在张承志那里,文学是沉重的。在他看来,中国文学注定了不是所谓“纯文学”:“纠缠于纯文学的话题,是一种标榜高雅的习气。我只能说,恐怕中国文学还会长久缺乏——余裕充盈的‘私小说’。恐怕还会有不少鲁迅式的——半纸心事半纸抗议的文字,呈一副粗糙的样相。”张承志提醒我们:“我们的文学,尚处在受辱的时代。”张承志以文字洞穿了时代的幽暗。他的写作让我想起村上春树“以卵击墙”这个击中了灵魂的隐喻。鲁迅曾经说:“文学是余裕的产物。”鲁迅很早接受和倡导“纯文学”的观点,然而,值得我们深思的是,鲁迅自己却从来不是一个纯文学作家。我曾经将张承志放弃小说创作和鲁迅放弃小说创作相提并论,并且一直为他放弃小说创作感到惋惜。其实,中止小说创作,张承志自己有过明确的解释。他自谦缺乏编故事的才能。但我仍然认为,张承志放弃小说创作是与他对文学的不同理解有关。他有一个说法,中国仍然是一个散文的国度。他对散文的重视和对文类的特殊看法,说明了他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高度认同。而对小说的疏离,也反映了他对于现代文学观的深刻不满。 　　 二○○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完稿

周叔弢先生曾这么评价赵万里先生的成就：“斐云版本目录之学，既博且精，当代一人，当之无愧。我独重视斐云关于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库之建立和发展，厥功至伟。”早就想写点什么，纪念大舅斐云（赵万里）先生。去年至清华服务，大表哥赵深见示大舅遗稿《天宝遗事诸宫调》曲集遗文，睹物思人，感慨万端。　　大舅是1980年6月逝世的，一晃已三十年了。那时我在昆明上学，母亲赶去了北京，是父亲写信告知的。父亲的信，平常多是回复我提的文学方面的问题，或者因我要去访他的老友，叮嘱几句。那一次却写了一页大舅与北图（今国家图书馆），及古籍善本保护的事，是要我牢记的意思。后来，母亲依我的建议，写过几篇短文，其中有忆大舅和清华生活的。还编了一份大舅的年表，由大表哥修订，增补了内容，交我润色。课余，遂根据年表翻阅资料，钩稽故实，渐有收获。以下就二三事略作说明，求方家指正；枝枝蔓蔓，不及修剪，是些随手记下的片断。　　　　一　　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有一幅导师与助教七人合影，大概是流传最广的历史记录了。前排三位导师，即王观堂、梁任公、赵元任，并讲师李济；后排三个助教，名字标作（左起）：章昭煌、陆维钊、梁廷灿。这照片最初登在《清华年刊》（1925-1926年卷），1926年夏出版。　　幼和（戴家祥）先生晚年，常来家中与母亲聊天。某日，谈到清华研究院往事，说：那张照片的说明弄错了，陆维钊因祖父病故，未能就任助教，后排中央站着的是斐云。不久我回国讲学，母亲嘱查一下，说看照片像是大舅，不似陆先生。陆先生是母亲在松江女中的老师，他年轻时的相貌神态，母亲是记得的。戴老当年是清华研究院的学生，从观堂习金文与甲骨文，故与大舅相熟；对老师的学术、投湖之背景和研究院史实，皆有探究。1960年1月，清华大学迁观堂棺于福田公墓，1985年树碑，便是幼和先生撰的碑文（沙孟海书丹）。他的讲法应是可靠的。　　查《王国维年谱新编》（孙敦恒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925年8月：“赵万里北来受业于王国维，王命馆于其家，适巧研究院原聘助教陆维钊以事辞，主任吴宓命赵万里补其缺，为王国维检阅书籍及校录文稿。”　　《追忆王国维》载海宁蒋复璁（慰堂）先生文章，也说，因研究院主任吴雨僧（宓）先生来自东南大学（南京高等师范），除了任公的助教由堂侄廷灿担任，其余助教皆东大毕业生。“分配给静安先生的助教是陆维钊君，陆君因病不能赶到，先请赵万里君代理，后来就由赵万里担任。”（页119）慰堂1923 年北大哲学系毕业，其时在清华兼课，任讲师，住古月堂。观堂入居清华园后，他常去请益，曾协助研究院第一期招生，是知情人（参见下文）。但“陆君因病”不确，或属误记；陆先生“不能赶到”的缘由，不是本人染疾，而是祖父病逝。同书另有观堂的女长公子东明先生的回忆，与戴老相同：“父亲就任清华研究院，原已聘定平湖陆维昭（钊）先生为助教，当时陆先生因祖父丧未能履任，赵［万里］先生即由人推荐与父亲。”（页412）　　综上，若大舅补缺为助教是在8月，即清华研究院开学之前，则合影后排居中者便可确定是他，而非陆先生。因为细看那照片，七个人都身着秋衣（夹袄或薄棉衣），不是夏天的模样。　　看来，《清华年刊》的文字说明是错了，诚如戴老所言。只是《年谱》跟知情人的回忆文字少些细节，而考证似应使用更直接的第一手的证据。但工作一忙，这疑问就搁下了。　　今年10月末内子抵京，一同至观堂先生纪念碑凭吊，忽又想起。于是上清华校史研究室网站检索，读到孟凡茂《关于陆维钊——任职助教，何时离校》一文，终于有了答案。　　孟文的考证干净利索。首先作一判断，照片据人物衣着，当摄于1925年秋或1926年春。但李济先生1926年春赴山西做考古调查，则拍摄日期就只能在1925年秋了。然后，从《吴宓日记》（吴学昭整理，北京三联，1998年）查雨僧为三位导师聘助教的记载及各人到校日期，即可证明，合影时陆先生不在清华。我请学生帮忙，借了《日记》（1925-1927年卷）来逐条核对，确实孟先生解决了问题。雨僧是先师李赋宁先生的老师，两家为世交，所以《日记》读来饶有兴味，每每让我想起两位先生的旧事——那是题外话了。　　七人当中，观堂最早迁入清华，1925年4月18日：“晨，王国维先生搬来居住。”之前，4月3日：“See Pr. on As. Bdg.”（为助教及房舍事谒校长。）4月15日：“上午，见Pr.”，括号“梁廷灿”等。孟文推测，雨僧这两趟见校长曹云祥，跟观堂和任公聘助教有关。　　8月1日：“赵元任来，拟用其内侄为助教。逾日，决用章昭煌，企孙荐也。”8月4日：“作函致章昭煌聘为赵元任先生助教，月薪60元……宓函由赵寄叶企孙转交。”可知助教人选，皆由雨僧与导师商量后决定，且着意提携东大学子，如慰堂所述。次年陈寅恪先生到任，所请助教也是东大人，即大舅的挚友浦江清先生。　　8月31日（星期一）：“赵万里到校，代陆维钊。”9月1日：“见校长……以赵万里代陆维钊职务，批准。”　　9月5日及6日，新生入校，报到注册。9月8日，雨僧在工字厅设宴，招待观堂、任公、梁漱溟（讲师）、赵元任、李济、“戴元龄、赵万里、卫士生、周光午”。注明：助教梁廷灿、章昭煌“未到”。“下午……在宓室，开研究院第一次教务会议。”9月9日：“十时，至大礼堂，行开学礼。”9月13日： “十时，至琉璃厂文友堂，晤王静安先生及赵万里君，为校中购书。”观堂“请在青云阁玉壶春午饭，进果面”。9月14日（星期一）研究院开始上课：上午听观堂讲《古史新证》。“晚赵万里来，细述陆维钊之身世情形。决即永远留赵，命陆不必来此。所谓两全其美也。”　　10月1日：“章昭煌欲移居古月堂或学务处”，请吴先生帮助安排。10月20日：“梁廷灿昨日到校。”直到这时，照片里的人方才到齐，而陆先生请假回乡，早在开学之前。故孟文认定，合影摄于1925年10月下旬至11月间，后排中央观堂的助教，只能是大舅无疑。二　　陆维钊（微昭）先生在东大与大舅同级，也是从吴瞿安（梅）、柳翼谋（诒徵）二位老师研习词曲。但大舅十六岁上的大学，比陆先生小了六岁。如果陆先生毕业后曾经北上，应在6月下旬或7月间。或许抵京不久，未及就任，便因祖父病重或亡故而告假回了平湖。雨僧《日记》未提陆先生到校，只记了临开学由大舅代职，校长批准，旋即正式聘任。其命陆先生“不必来此”，似指后者须在家乡守孝，无法履职，故谓“两全其美”。　　守孝期满，陆先生到秀州中学教书，继而受聘至松江女中，成了我二姨的国文老师。当时，松江女中的师资可谓人才济济，有徐声越（震愕）、施蛰存、王季思、丰之恺等，皆一时之选。徐先生是母亲的国文老师，课外另教她世界语，放了暑假便用世界语通信，给她改错，还译了她一篇作文（写小蚂蚁过年的童话），登在匈牙利的世界语刊物《文学世界》上。徐、施二位解放后执教于华东师大，徐先生且是近邻，可说是看着我长大的。　　陆先生多才多艺，尤擅书法，松江女中的校匾是他的字，校歌则是他作的词。抗战后移席浙江大学，1952年院系合并，转为浙江师院（后更名杭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60年，潘天寿先生出面，调至浙江美院国画系任书法篆刻科主任，从此成了专业的书法家。　　二姨和姨夫留学英国，1947年应竺可桢校长之邀回浙大服务，便成了陆先生的同事，直至他调离杭大。此外，他跟姨夫在民盟与省政协也是多年的同仁，加之重为表哥（二姨的长子）学画，所以陆先生的字画，我自幼即有印象。“文革”中，我在云南边疆自学外语，作业寄姨夫批改。每年回沪，先在杭州下车，到道古桥杭大新村二姨家住几日。有一次外出，路过陆先生家，二姨说进去看看老先生，但那天的细节，他们聊点什么，已淡忘了。　　据说，陆先生对未能问学于观堂，是终生抱憾的。然而他书画双绝，“蜾扁体”独树一帜，并有诗词传世，育才无数，如此成果斐然，实非常人可比。　　　　三　　岔开去谈谈幼和先生。他虽是清华研究院第二期学生，1926年秋入学，《吴宓日记》却有更早的记载。1925年6月23日：“下午五时，戴家祥持胡适致校长荐函来，准报考。”也许他因故未考，或没被录取，8月29日：“见戴家祥，求为旁听生，未准。”9月1日，又记“戴家祥来”。如此，戴老同大舅相识，很可能在1925年8、9月间。　　1951年，华东师大成立筹备组，戴老因好友中文系主任许杰先生相邀而“加盟”，先任中文系教授，次年转历史系，主讲历史文选、中国通史。 1957年反右，先生耿介敢言，被人在万人大会上栽赃诬陷，打成右派。遂不许教书，放在资料室做一个资料员。但先生毫不灰心，利用业余时间继续收集拓片，准备编撰《金文大字典》。不想“文革”起，复遭残酷批斗，打断腿骨。数十年辛勤考证金文、甲骨文所做的卡片和书稿，红卫兵抄家付之一炬。“文革”结束，他以耄耋之年，积十六载之功，终于完成三大卷《金文大字典》，于1995年出版。同时，还校勘了他姨公、晚清大学者孙诒让的《名原》、《古籀馀论》和《籀庼述林》。十六年间，戴老没有伸手要过一分钱科研经费；直到项目列为上海市“六五”重点，编撰组才获得四千五百元拨款，用于购置图书资料。据戴老的得意门生王文耀先生记述，同事和领导曾多次劝戴老申请补助，“老师却执意不肯。结果他自己垫入抄写费近万元”。如此勤俭治学，学生助手都学他的榜样，初稿用废旧纸，资料袋手工制作，去出版社送取稿件，“靠手提肩驮，从不搭出租车”（《戴家祥学述》，王文耀整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34）。比比当今学界的排场、挥霍跟造假，真是判若云泥。　　幼和先生1998年逝世，享寿九十三。王文耀先生整理出版了《戴家祥学述》，题赠母亲一本，我拿了来美国。书里夹有一纸，是母亲所记幼和先生讲的几件事，及他提供的资料出处。老先生家住师大一村进校园的先锋路近旁，我陪母亲出门，常见他戴着袖套，手提一把竹扫帚，在路口扫落叶或清理布告栏；那是他每天的公益劳动。母亲便上前问安，他总是乐呵呵的，对我说：回来啦，这一趟居几日啊……　　　　四　　《吴宓日记》率真生动，处处流露性情，足可媲美英人皮普斯（Samuel Pepys）日记。1927年有数条提及大舅的婚事，不啻一份珍贵的历史见证。4月25日：“又夕，赵万里偕周光午来，商赵万里结婚之办法，并拟请宓为证婚人云。”5月24日：“夕，与陈寅恪、赵万里、周光午散步，并至寅恪家中坐谈。赵万里不日结婚，本已约定宓为证婚人，旋以寅恪言，改请梅贻琦。盖以职位之关系云。”　　6月5日（星期天）：“下午二时半，微雨。偕心一、学淑，至报子街聚贤堂，赵万里与张劲先女士婚礼。宓代王先生（静安）为介绍人之一，并演说。略谓古今文学家，皆有美人以引其情而助成其诗文著作。欲知今日新郎新娘之恋爱订婚以迄结婚之历史者，请俟赵万里君所作词集《夕阳琴语》出版，取一册读之，便知其详云云。旋即入席。宓与梅贻琦、陈寅恪等同桌，食半饱。”　　过一周，陈、吴二位宴请新郎新娘及诸友。6月12日：“夕赵万里，偕其新夫人张劲先来。”6月13日：“晚八时，至寅恪宅，而彼等来拜。旋即赴小桥食社，寅恪及宓为主人（每人费六元二角，合十二元四角）。客如下：赵及其新夫人张，新夫人之姊张愚亭女士，周光午、浦江清、王庸、杨时逢、侯厚培（夫人未到）。席散后，又同至宓室中茗叙。九时半散。”　　大舅妈的姐姐名智扬，愚亭大约是字。她是北京女师大毕业，夫君李芳馥先生也是我国图书馆界的翘楚，解放初负责筹建上海图书馆，为第一任馆长。　　大舅与大舅妈是表兄妹。据母亲的文章，大舅妈的父亲（即母亲的舅舅）名张励石，是前清举人，曾在外地做官，民国初年任《浙江日报》主笔，笔锋锐利。他思想开明，反对缠足。家人给大妹缠足，只要他看到，就一把将妹妹抢下，不许再缠。但小妹即我的外婆缠足时他不在家，因而外婆的脚就成了“三寸金莲”。他为两个女儿取名智扬、劲先，意在鼓励与男儿一样力争上游，独立生活。稍长，即带去杭州读书；中学毕业，又远送北京。智扬进北京女师大读书，劲先则当了孔德中学的教员。　　大舅同表妹原先没见过面，是到了北京才相识的。之前，父母给他订过一门亲事，女方是同邑（海宁城区）一士绅家的姑娘。双方交换了照片，家长看了都觉得满意。那年大舅十八岁，正在南京上学，相片是在乾隆朝大学士陈阁老的私家花园啸园的九曲桥上拍的，“长衫马褂，西式分头，眉清目秀，翩翩一少年” （母亲语）。他同表妹时常往来，两人就恋爱了，不久即写信回家，提出解除婚约。这事让父母大伤脑筋。起初对方坚决不同意，认为解约有损女儿的名誉。后来托人居中调解，商定男方出钱在女方家门前修一条路，这才避免了一场纠纷。五　　大舅拜观堂为师，听母亲说是瞿安先生写信推荐的。好像华东师大历史系研究观堂的刘寅生先生曾告诉她，见过原信。拜师的时间，按蒋慰堂先生回忆，在1925年7月：　　[民国]十四年七月，我回到北平，同乡张树棠先生，亦是曲友，他与赵万里君的尊人是结拜朋友，说在海宁接洽过的，赵万里是东南大学读完二年级，本从吴瞿安（梅）先生治曲学的，要到北平来从静安先生读书，因他不认识静安先生，托我介绍进谒。于是我陪赵万里君至王家晋见，拿了两条大前门香烟，进门就叩头行礼。（《追忆王国维》[增订本]，陈平原、王风编，北京三联，2009年，页119）　　慰堂出身海宁大户，是民国军事家蒋百里先生的堂侄，徐志摩的表弟。表兄弟俩兴趣相投，徐的第一本诗集《志摩的诗》便是表弟帮他编的。慰堂是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的先驱，其事业始于任公创办的松坡图书馆，继而做北平图书馆编纂，负责中文图书编目。遂有志于改革中国图书分类，几经探索，创立了一套新的编目与分类法。抗战期间出任中央图书馆馆长，为保护国家文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抗战胜利，回上海接收日伪资产，最著名的一桩功劳，是逼迫军统头子戴笠交出私吞的国宝毛公鼎。迁台后，仍主持图书馆工作，并应蒋介石之请，筹建台北故宫博物院，为首任院长。　　但蒋先生说大舅只“读完二年级”，却是误会，或是看年龄作的推测（当时大舅刚满二十）。又，观堂与大舅实为姻娅，关系是这样的：观堂的元配莫氏因产褥热去世，续弦娶潘氏。潘夫人为莫夫人表甥女，是我外婆的表妹；故大舅应叫潘夫人表姨母，称观堂表姨夫。不过两家虽同在海宁，只是葭莩之亲，平时并无交往（参见《追忆王国维》，页412）。所以为郑重起见，大舅虽有瞿安先生的推荐，仍请了蒋先生“介绍进谒”。　　大舅拜见观堂的情景，东明先生有生动的描绘（同上）：　　民国十四年冬天，我到清华不久，赵先生即到职了，想到第一天他见父亲的情形，我们谈起来还要失笑，他毕恭毕敬远远的站在父亲面前，身体成一百五十度的向前躬着，两手贴身靠拢，父亲说一句，他答一句“是！”问他什么话，他轻声回答，在远处根本不知他说些什么？话说完了，倒退着出来，头也不抬一下，我想这个情形，大概就是所谓“执礼甚恭”吧。他对母亲不称表姨母而称师母，态度也是恭恭敬敬的。　　东明先生自谓，是“阴历十一月中旬”“严冬季节”到清华的（同上，页405）；如上文所述，那时大舅已做了将近一个学期的助教。因此，她说的 “第一天”晋谒，恐怕不是慰堂领来拜师那一回。但也许这让人失笑的“毕恭毕敬”，确是拜师的场面，只是东明先生年幼，还在家乡，并无目睹，是事后听家人告诉的。讲得多了，在记忆中，便成了自己的经历。　　东明先生在清华园，没有上成志小学或另请老师，而是由父亲亲自施教，念《孟子》《论语》。次年6月，观堂沉湖，潘夫人悲痛欲绝，曾有轻生的念头，悄悄写了遗书，被东明发现，几个人哀求苦劝，才打消了死志，说：“好吧，我再管你们十年”（同上，页410）。东明因为不放心母亲，就没敢去上学，潘夫人遂请大舅教女儿古文：　　赵先生与我，又有一年的师生之谊……他替我准备了一部《古文观止》，先选读较易懂的，再读较艰深的。他讲解得很清楚，每次教一篇，第二天要背、要回讲。他上课时板着脸，我怕在外人面前失面子，因此用心听讲，用功熟读，直到有了把握，才放心去玩。记得有一次念韩愈的《祭十二郎文》，竟感动得掉下了眼泪，这表示我已能全心的投入了。　　赵先生有一位贤内助，是硖石张氏名门才女，写得一手好字，凡是赵先生的稿件，都是她誊写的。当他们离开清华时，已经有了一个男孩子。（同上，页413）　　大舅妈的字确实漂亮。大舅的字，照外公的说法，是抄书抄坏了的——成天抄珍本抄碑文而不讲究书法气韵，因此不如大舅妈。《天宝遗事诸宫调》遗稿中，有十来页不是大舅工整的墨迹，字体娟秀而饱满，便是大舅妈誊写的部分。　　　　六　　有一则大舅教书的趣闻，大约最早出自吴组缃先生一次访谈。说是大舅二十五岁时，回清华讲版本目录学，一日在课堂上说：不是吹牛，某书某版本只有我见过。课后，却有两个学生即钱锺书跟吴晗议论：只有他见过吗？我们也见过呀，而且同他介绍的不一样。大舅那门课，原“计划讲十个题目，第一个题目落下这个笑话后，就留下七八个题目请钱锺书和吴晗讲”。吴先生说，大舅的学问很了不起，但有这样的雅量，更令人佩服。（李洪岩《吴组缃畅谈钱锺书》，载《人物》1/1992）　　这故事我当初读到，也觉得挺风雅的，颇似《世说新语》里那些风流人物的隽永旷达，也是老清华永久的魅力所在。　　然而，钱先生郑重否认了：在清华从未选修版本目录学，“看书[也]不讲求版本，于版本既无所知，亦无兴趣，哪里会那样充内行呢？！”还说， “吴晗是燕京转学到清华历史系的，我已在三年级，从没和他同上过任何课程。”（舒展《钱锺书怎样对待“钱锺书神话”》，载《北京日报》2002.6.3）　　查大舅年表，观堂弃世次年（1928），大舅由陈寅恪先生介绍，离开清华研究院加入北平图书馆（原名京师图书馆），任中文采访组和善本考订组组长，兼任馆刊主编。其时采访部主任为徐森玉（鸿宝）先生，大舅在徐先生指导下工作，日日浸淫于宋元旧刻、精校名抄之间，又时常求教于前辈藏书家如傅增湘、周叔弢、张允亮等先生，与之亦师亦友，相互切磋。并在各地藏书楼访书，开始了《永乐大典》的辑遗校注工作。又次年（二十四岁），受聘在北大兼课，讲授 “词史”，讲义《词概》和《词学通论》由北大出版部印行。同时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特约及通讯研究员、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并文献馆专门委员。清华兼课，则始于1933年9月（二十八岁），在国文系讲“金石学”，讲义《中国金石学》由清华出版部印行。或许也开过版本目录学，但钱先生是1933年从外文系毕业，正好同大舅在清华错开。所以，上述钱先生的澄清是可信的。　　那么，会不会是吴晗先生一个人代的课呢？也不太可能。吴先生1934年毕业，选过大舅的“金石学”。大舅说，他极用功，但常缺课，期末交来一篇论文，跟课程内容无关，是他自己正做着的题目。大舅读了，颇为欣赏，就让他以论文代替考试。也许这论文代考，便是那安在钱先生头上的趣闻的原型吧。　　当然，后人一般的心理，是不妨信其有，而不愿信其无的。任何一所有点历史的大学，倘使没有一堆名教授的趣事与传说，还能称得上名牌么？　　吴先生小大舅四岁，对老师非常尊敬，时有书信往来，探讨学术。即使建国后当了北京市的领导，仍不时到北图善本部查阅古书，直至姚文元发难，批他的《海瑞罢官》。不久，“文革”抄家，那些信便成了罪证，审查者要大舅交待，与吴先生究竟什么关系。大舅的回答却也富于历史意味，说：关系不复杂，是前后两段。起先我在台上讲，他坐在下面听，我是他的老师；后来他在台上讲，我坐在下面听，他是我的领导。审查遂不了了之。吴先生1969年10月殁于北京狱中，死因不明，距今已四十一年了。他内心始终是一个诚恳而执著的学者。七　　我小时候是圆脸，舅舅阿姨都说长得像大舅，同辈中又是唯一喜欢文科的，虽然调皮，不甚用功，后来读了西学而非国学。但对大舅，便有一种特别亲近的感情。脑海中的大舅，至今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来上海那几回，一身呢子中山装，神采奕奕的样子。他通常是受文化部委派，到闽、浙、苏、皖一带访书，或是考查地方戏曲、文物保护，或是去港澳替国家收购宋元明珍本。最后一次大概是1963年，回家同丁阿姨谈起——上海的旧事，我一向仰赖她的记忆和化作诸暨成语字字珠玑的描摹——她还记得。说是做了一桌家乡风味的鱼虾烤鸭，大舅吃了，赞不绝口，回到北京对父亲说：宝麟啊，你真有福气，丁阿姨烧的一手好菜！那一年父亲调去了中央机关，参加写跟苏共论战的“九评”。丁阿姨说，大舅到父亲的书房里待了一会儿，出来说，那两架线装书无收藏价值——他还想着寻访古籍呢。　　“文革”中再见大舅时，他已经瘫痪在床，基本上不能言语了。大舅妈把我领进里屋，他苍白的脸上绽出了笑容，嘴唇翕动着，吃力地想说什么。大舅妈俯身去听，替他“翻译”，我心里一阵酸楚，悲哀得说不出话来。他是在北图的“牛棚”管制劳动期间，由于扔掉一块没吃完的窝窝头，而招惹的灾祸。批斗者强迫老人把那块捡回来的已经发霉的东西，当众吞下，导致他肠胃严重感染，高烧、吐泻、失水、神志不清，最后深度昏迷。送到医院抢救，那几个丧心病狂的还日夜监视，命医生将“此人有政治问题”记入病历。刚刚苏醒，即停止治疗，赶出医院。大舅曾有多少事情计划了要做，多少古籍还等着他整理保护，多少宝贵的知识经验，甚而瘫痪之后他还想着要著书传授。他一生的心血全给了北图，而北图竟这样待他。　　那是我初访北京。待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北大读研究生，便成了北观场胡同那座四合院的常客。大舅妈看我来了，总是让我陪着走出巷子，到王府井买点素鹅或别的熟食，再让姥姥炒一盘白菜肉丝。聊起旧人旧事，大舅妈有说不完的好听的故事。这也不奇怪，她就生活在“故事”之中。屋子里几样旧家具，还是1928年潘夫人举家南迁时留下的，如一家人吃饭的方桌、靠椅、孙儿的书桌，都是观堂的遗物。问及大舅的藏书，大表哥说，两册《永乐大典》，“文革”前就捐了国家（入藏北图）。“文革”抄家，则不知拿走多少。“文革”后平反，归还抄家物品，北图来人说，希望捐献其中十九种古籍。大舅看了清单，表示同意，但唯有一件一定要归还。那是他当年在清华研究院所临观堂亲校的明刻《水经注笺》（朱王孙本），书末有观堂的长跋并两方钤印，乃是恩师留下的最珍贵的纪念：　　……门人赵斐云酷嗜校书，见余有此校，乃觅购朱王孙本，照临一过，并嘱识其颠末……然则斐云以数月之力，为余校本留此副墨，亦未始非尘劫中一段因缘也。丁卯二月十八日雪霁后观堂书。　　周叔弢先生在给黄裳先生的信里，曾这么评价大舅的成就：“斐云版本目录之学，既博且精，当代一人，当之无愧。我独重视斐云关于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库之建立和发展，厥功至伟。库中之书，绝大部分是斐云亲自采访和收集，可以说无斐云即无北图善本书库，不为过誉。斐云在地下室中，一桌一椅未移寸步，数十年如一日，忠于书库……其爱书之笃，不亚其访书之勤。尝谓余曰，我一日不死，必护持库中书不使受委屈。我死则不遑计及矣。其志甚壮，其言甚哀。”　　是的，其志甚壮，其言甚哀。大舅对历史上无数珍藏的损毁散失，文化的衰败，风雨飘摇，太了解了。那年6月，观堂先生自沉昆明湖，去得如此“平静、从容、高峻”（王文耀先生语）——那天，他曾四处找寻；而后，整理出版恩师的遗著，编撰年谱，一步步走来，不负其厚望。观堂的志与哀，又何尝不是他的志与哀呢？ ■ 赵万里（1905—1980） 中国古文献学家、目录学家。字韭云，别号芸庵、舜庵。1905年5月7日生于浙江海宁。1980年6月25日卒于北京。1921年入南京东南大学中文系，从吴梅习词学。1925年毕业后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助教，得王国维指导，在文史、戏曲、金石、版本、目录、校勘等学科打下坚实基础。1928年转往北海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分馆前身，)工作，历任中文采访组组长、善本考订组组长、编纂委员、善本部主任，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特约及通讯研究员，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和文献馆专门委员，并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等校任教，讲授中国史料目录学、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中国雕版史、中国戏曲史、中国俗文学史、词史等课程。1949年后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兼善本特藏部主任。1964年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9年当选为中国图书馆学会名誉理事。 赵万里在北京图书馆从事善本采访、编目、保存工作长达50余年。1949年后积极访求、征集到大量名家的藏书和稿本，包括搜购流散国内的敦煌写卷，鉴定、购入一批港澳收藏家的珍本，图书馆使北京图书馆的善本收藏更为丰富。他主持赵城金藏的修复工作和《永乐六典》的辑佚工作，举办《中国印本书籍》等善本专题展览，为北京图书馆工作人员讲授应用目录学，还多次参加国内一些重要文物图书的调查鉴定工作，为宏扬民族文化，保存、整理古籍做出许多贡献。他由于工作中接触到大量宋元珍本和名家抄校本，又和当代藏书家傅增湘等经常切磋研究，获得丰富的版本学经验和学识，研究精深。撰写了《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校记》、《魏宗室东阳王元荣与敦煌写经》等论文。他主编的《中国版刻图录》(1960年初版，1961年增订)在版刻资料的搜集和考订上都超过了前人；还主编有善本目录《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1931)、《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1959)、《海宁王静安遗书》等。辑释有《校辑宋金元人词》(1931)、《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1956)。他还从《永乐六典》辑出了《元一统志》(1966)、《析津志辑佚》(1983)。（资料来源：中华古籍网 http://www.guji.cn/openzjml.php?id=13）

英文 Sami G. Hajjar (1980). The Jamahiriya Experiment in Libya: Qadhafi and Rousseau.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18, pp. 181-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