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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光:文章千古事——对于“敦煌曲谱”报道的几点意见

人民音乐1982.7
隋、唐间产生的“工尺谱”(亦经千余年发展,流传至今),能准确地标示音程关系,但无法表达绝对音高;有板眼,因而可知节拍、节奏、速度、休止、延长等,但其板眼并不精密,无法记录稍复杂的节奏(如三连音、五连音之类)。我们今天听到的《高山》也罢,《流水》也罢,白石歌曲也罢,严格地说,都不能称之为原样复生的“古曲”;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们充其量也只能是古代音乐的近似的摹拟或映象。

  五月十八日,《光明日报》以头版头条位置刊登关于上海音乐学院讲师叶栋“成功破译敦煌曲谱”和音乐会上“演奏了失传千年的唐代名曲”的报道;此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也先后作了类似报道。这些报道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注意。  

敦煌曲谱是极其珍贵的古代音乐文献。叶栋同志以巨大热情进行了大量、艰苦的研究工作,并且获得了有价值的成果。他的钻研精神是十分可敬的,他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无疑应当得到重视和鼓励。  

但是,有关报道写得不够慎重和周密。杜甫诗云:“文章千古事”。他把写作看成非常严肃而影响深远的事情。这种态度多么值得我们学习!  

(一)能说“千古之谜被解开了”吗?  

对于敦煌曲谱,几十年来,中外学者进行了不少研究,迄无一致认识。对于叶栋同志的研究结论,包括国内外著名的中国音乐史学家杨荫浏先生在内的不少学者,持有各种异议。这种情况本来是完全正常的。古代乐谱的辨认和今译,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如果在没有获得足够充分的、能够直接证实某种古乐谱的律制、音高、节拍、节奏等的材料(包括乐器实物、有关文字、绘画、图式等)的情况下,不得不依据某些比较间接的材料,那么,其所得结论就不能不或多或少地包含着推测的成份。当然,一般而言,在研究工作中凭借某些间接的材料,部分依据推测的方法,并不是完全不可能获得有价值的结论。但这毕竟要经历一个曲折、复杂和繁难的过程。目前对于敦煌曲谱的歧见,需要通过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才有可能趋于一致;某些问题也许还有待新材料的发见,始能确证。在这种情况下,由有影响的新闻、宣传机构出面,来宣布某一种意见为最终结果(《光明日报》五月十八日的报道称:“现在,这部‘天书’被破译了,千古之谜被解开了”;五月二十七日晚,中央电视台在专题报道此事时亦称“破译成功”,等等),这是不妥当的,对于进一步的研究,我以为没有益处。  

其实,叶栋同志本人还是比较冷静的。他在论文中把自己的工作称作“初探”,“初译”,“抛砖引玉”,等等。我想,这并不是自谦之辞,而是表示了一个研究者应有的科学态度。这种冷静态度是应当同他的钻研热情一样受到尊重和赞许的。可惜的是,报道中完全没有提到这一点。  



(二)“绝响已久的一千多年前的唐乐重新变成了音响”——这是真的吗?  

这个消息是由中央电视台于五月二十七日晚发布的。  

这是不是事实呢?  

这样的事有没有可能发生呢?  

音乐是一种声音艺术。这种声音的构成是极其复杂、丰富、多变的。如果把音乐中的声音同语言中的语音相比,后者可以被分解为有限的音素,用若干音标即可加以相当准确的标记,人们据此即可进行正确的发音和表意;前者却远没有这样简单。任何一种记谱法,都只能对实际的音乐音响作大体近似的标记。即使发展最为完备的五线谱,也不能做到十分精确。例如对于音色、表情、某些不规则的、自由变化的节奏、速度、力度、音高(例如民间音乐中的滑音)和各种特性装饰音,等等,任何记谱法都是永远无法加以准确标记的;有时连“近似”都难以做到。因此,单凭乐谱(即使最完备的乐谱)而不同时借助其他必要条件,是不能准确地再现音乐音响的。  

何况中国古代音乐和民间音乐记谱法的发展,本来就不很完善。在主要依靠口传心授的漫长的历史年代里,乐谱只能具有某种或详或略的提示意义。  

为了说明这种情况,有必要对中国几种主要的、发展比较充分的传统记谱法作一点简略介绍:  

南宋末年所传“幽兰谱”(今存唐初手抄卷),完全用文字记录古琴弹奏手法,看上去就像一篇文章,可称“文字谱”。它对实际音响的记录之粗略、费解,可想而知。  

唐朝人曹柔所创“减字谱”,经长期发展,不断改进,流传至今,能够相当精确地标明古琴弹奏方法,包括琴之弦序、徽位、左右手指法,,等等,因而可准确地标示音高;但是却无板眼记号(即节拍和节奏——而它们在音乐中的重要性,恐怕稍具音乐知识者即不难理解)。  

隋、唐间产生的“工尺谱”(亦经千余年发展,流传至今),能准确地标示音程关系,但无法表达绝对音高;有板眼,因而可知节拍、节奏、速度、休止、延长等,但其板眼并不精密,无法记录稍复杂的节奏(如三连音、五连音之类)。  

至于十个世纪之前的敦煌曲谱,因失传已久,所用符号于现在已知其后代各种乐谱中所未见。所以,比之近世减字谱、工尺谱,敦煌曲谱不知要原始、粗略和简陋多少。可以想见,它即使被正确地辨认和准确地译出(叶栋同志本人并未宣布他已经完成了这个课题),根据这种“成功破译”之曲谱,也并不可能准确地再现(奏出)它所记录的音乐。  

现代人们演奏的许多“古曲”,例如《高山》、《流水》、《广陵散》、《潇湘水云》……之类,其实是在可正确辨认的古谱和其他有关资料的基础之上,加进了现代人的推测、想象、补充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有一千个演奏者,我们就可以听到一千首不尽相同的《高山》、《流水》……  

再以古琴名曲《幽兰》为例:根据同一版本的同一曲谱(此谱仅存孤本),许多古琴家经过半个世纪以上的长期、认真的研究之后,竟然分别奏出了调式、调性、节拍、节奏皆迥然不同(不是“微殊”,而是“迥别”)的许多首《幽兰》!这些互不相同的《幽兰》译谱,都获得人们承认,其中少数几种(大约是四种)曾经公开出版。直到现在,仍有一些古琴家对《幽兰》继续进行着新的、更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杨荫浏先生曾把宋朝姜白石歌曲十七首的谱子(属于近世工尺谱之较早形式)译成五线谱,其成就为国内外学者广泛承认。杨译是以现在仍可听到的西安鼓乐、北京智化寺音乐等(其谱式与姜白石歌曲谱相当近似,或者说几近相同)为可靠依据,从而推断其音阶、调性(绝对音高)的。但白石歌曲原谱亦无板眼,杨先生译谱的节拍、节奏,是根据歌词内容(感情、意境等),句逗、语气及词曲点板推测拟定的。尽管杨先生的译谱得到广泛承认,但他从来没有说过他“原样”地恢复了白石道人歌曲,使我们听到了宋朝的声音。  

因此,我们今天听到的《高山》也罢,《流水》也罢,白石歌曲也罢,严格地说,都不能称之为原样复生的“古曲”;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们充其量也只能是古代音乐的近似的摹拟或映象。今天听到的《广陵散》,同当年稽康演奏的《广陵散》究竟有多少关系?恐怕永远不可能有一个人能够作出有把握的回答。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代音乐(不包括其后世变体和摹拟)确实是永远地“绝响”了。这固然令人惋惜,但毕竟是一件无可奈何之事。如果有什么人一定要追回某种业已永逝不复的东西,那就未免太钻牛角尖了。《光明日报》报道中称,根据叶栋译谱“演奏了失传千年的唐代名曲”(有何根据称之为“名曲”?),中央电视台在五月二十七日的专题报道中甚至说叶栋译谱“使绝响已久的一千多年前的唐乐重新变成了音响”(!)这真是“妙语惊人”!这种话,随便说说倒也算了;形诸文字,见之报章,再加上电视、广播(又是如此郑重其事的“头条新闻”、“专题报道”),这样说却是不许可的。因为它缺乏根据(不是随便说说的根据,是稍许严格的科学意义上的根据)。即使仅仅作为一种可能性而言,这样讲,也是犯了一个常识性质的错误。  



(三)古谱考释不宜称“破译”或“解谜”  

乐谱并不是一种密语。任何一种古乐谱,在当时都是力求易解易认的,只是由于年代久远,资料散佚,今天不容易弄清楚了。古谱研究,可以称作“辨释”、“考释”(日本人叫“解读”),等等。这些用语是比较准确的。由于古谱距今年代久远,它本身的构成又很简约,某一个记谱符号的背后,大多隐藏(包含)着多种当时难以标明的音响含义。因此,后人对它的解释常常发生各种歧见,就不仅是难以避免的,而且是完全正常的。换句话说,今人对于某种古谱的研究,不可能找到一种十分单纯、唯一正确的“解”。你可以这样“解”,我可以那样“解”,只要根据坚实可靠,就都是有价值的。各种歧见可以逐步趋于一致,却没有可能达到毫厘无差的等同。这和破译军事密码的情形是不同的——某一个密码只能有一种“解”,否则,岂不变成自己捉弄自己了吗?  

所谓“解谜”,也不甚妥。谜语一般只有一个正确的“谜底”;古谱则可以允许(而且无法避免)有各种多少不同的解释。也许“辨释”、“解读”这些字眼过于平淡无奇,缺少对于读者的吸引力?不过,“破译”、“解谜”云云,却难免使人感觉有点故弄玄虚的味道了。  

这并不是“咬文嚼字”。概念的使用要力求准确,这在任何一种研究工作中都是不应忽视的。  



(四)是“空前发现”吗?  



《光明日报》的报道中有一个耸人听闻的小标题:“人类文化史上的空前发现”。这是指一九00年发现敦煌藏经洞。  

能不能这么说呢?  

不能。  

让我们举一些一九OO年以前的例:古代楔形文字(公元前三十世纪始创于两河流域,后流传于西亚地区),发现于十七世纪;意大利庞贝古城遗址,发现于一七四八年;安阳殷墟卜辞(甲骨文)发现于一八九九年;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窟壁画,发现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摩尔根依据其人类学研究过程中的大量重要发现而写成的《古代社会》,初版于一八七七年(马、恩对此书的高度评价是众所周知的);等等。这类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  

试问,所有这些,算不算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发现”?它们的意义难道统统比不上此后发现“藏经洞”?  

这种疏忽是本不应该发生的。  

在这个小标题下面的一段文字里,还说一九00年“藏经洞的发现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人类文化史上的空前发现”(着重号是我加的——李注)。这句话非常费解,其语法和逻辑上的不妥是很明显的。这话据说出自某个外国人之口(因为手边缺乏资料,原文有无语法方面的毛病?我不知道)。如果是这样,因为外国人讲了,就不假思索地加以引用,连常识都不管,这就很不好。  

写到这里,我想顺带再说几句。类似的事,在我们一些出版物中颇不少见。某个外国人(专家或非专家)讲一句什么话,不管他是出于一时高兴,还是经过深思熟虑;出于友好、热情,还是出于偏见、误解(乃至恶意);有可靠的根据,还是没有多少根据;表明其博学多才,还是显示其浅薄无知;合乎科学,还是不合乎科学——一概不管,只要停着新鲜、顺耳,适合某种需要,就不加分析,轻率随便地加以引用,好象得了什么“警世通言”,一讲出来大家都要“拍案惊奇”似的!这种风气实在非常之糟糕!  

对于古代乐谱,我的知识非常贫乏。对古谱研究方面的任何一种成果,我都是没有资格来评价其价值之高低的。写作此文的动机,仅仅在于对有关新闻报道中出现的某些值得引起严肃注意的问题,直率地提出意见,以供参考。本文借用一句杜诗作题目,并不是想捡起一根古代“棍棒”,来敲打旁人;而首先是以此自励、自警。杜甫不愧“诗圣”之称,我衷心地期望,他的这句名言能为每个后代作者所牢记。由于此文匆促写来,很可能说错,我十分恳切地渴望得到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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