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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光:文章千古事——对于“敦煌曲谱”报道的几点意见

人民音乐1982.7
隋、唐间产生的“工尺谱”(亦经千余年发展,流传至今),能准确地标示音程关系,但无法表达绝对音高;有板眼,因而可知节拍、节奏、速度、休止、延长等,但其板眼并不精密,无法记录稍复杂的节奏(如三连音、五连音之类)。我们今天听到的《高山》也罢,《流水》也罢,白石歌曲也罢,严格地说,都不能称之为原样复生的“古曲”;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们充其量也只能是古代音乐的近似的摹拟或映象。

  五月十八日,《光明日报》以头版头条位置刊登关于上海音乐学院讲师叶栋“成功破译敦煌曲谱”和音乐会上“演奏了失传千年的唐代名曲”的报道;此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也先后作了类似报道。这些报道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注意。  

敦煌曲谱是极其珍贵的古代音乐文献。叶栋同志以巨大热情进行了大量、艰苦的研究工作,并且获得了有价值的成果。他的钻研精神是十分可敬的,他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无疑应当得到重视和鼓励。  

但是,有关报道写得不够慎重和周密。杜甫诗云:“文章千古事”。他把写作看成非常严肃而影响深远的事情。这种态度多么值得我们学习!  

(一)能说“千古之谜被解开了”吗?  

对于敦煌曲谱,几十年来,中外学者进行了不少研究,迄无一致认识。对于叶栋同志的研究结论,包括国内外著名的中国音乐史学家杨荫浏先生在内的不少学者,持有各种异议。这种情况本来是完全正常的。古代乐谱的辨认和今译,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如果在没有获得足够充分的、能够直接证实某种古乐谱的律制、音高、节拍、节奏等的材料(包括乐器实物、有关文字、绘画、图式等)的情况下,不得不依据某些比较间接的材料,那么,其所得结论就不能不或多或少地包含着推测的成份。当然,一般而言,在研究工作中凭借某些间接的材料,部分依据推测的方法,并不是完全不可能获得有价值的结论。但这毕竟要经历一个曲折、复杂和繁难的过程。目前对于敦煌曲谱的歧见,需要通过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才有可能趋于一致;某些问题也许还有待新材料的发见,始能确证。在这种情况下,由有影响的新闻、宣传机构出面,来宣布某一种意见为最终结果(《光明日报》五月十八日的报道称:“现在,这部‘天书’被破译了,千古之谜被解开了”;五月二十七日晚,中央电视台在专题报道此事时亦称“破译成功”,等等),这是不妥当的,对于进一步的研究,我以为没有益处。  

其实,叶栋同志本人还是比较冷静的。他在论文中把自己的工作称作“初探”,“初译”,“抛砖引玉”,等等。我想,这并不是自谦之辞,而是表示了一个研究者应有的科学态度。这种冷静态度是应当同他的钻研热情一样受到尊重和赞许的。可惜的是,报道中完全没有提到这一点。  



(二)“绝响已久的一千多年前的唐乐重新变成了音响”——这是真的吗?  

这个消息是由中央电视台于五月二十七日晚发布的。  

这是不是事实呢?  

这样的事有没有可能发生呢?  

音乐是一种声音艺术。这种声音的构成是极其复杂、丰富、多变的。如果把音乐中的声音同语言中的语音相比,后者可以被分解为有限的音素,用若干音标即可加以相当准确的标记,人们据此即可进行正确的发音和表意;前者却远没有这样简单。任何一种记谱法,都只能对实际的音乐音响作大体近似的标记。即使发展最为完备的五线谱,也不能做到十分精确。例如对于音色、表情、某些不规则的、自由变化的节奏、速度、力度、音高(例如民间音乐中的滑音)和各种特性装饰音,等等,任何记谱法都是永远无法加以准确标记的;有时连“近似”都难以做到。因此,单凭乐谱(即使最完备的乐谱)而不同时借助其他必要条件,是不能准确地再现音乐音响的。  

何况中国古代音乐和民间音乐记谱法的发展,本来就不很完善。在主要依靠口传心授的漫长的历史年代里,乐谱只能具有某种或详或略的提示意义。  

为了说明这种情况,有必要对中国几种主要的、发展比较充分的传统记谱法作一点简略介绍:  

南宋末年所传“幽兰谱”(今存唐初手抄卷),完全用文字记录古琴弹奏手法,看上去就像一篇文章,可称“文字谱”。它对实际音响的记录之粗略、费解,可想而知。  

唐朝人曹柔所创“减字谱”,经长期发展,不断改进,流传至今,能够相当精确地标明古琴弹奏方法,包括琴之弦序、徽位、左右手指法,,等等,因而可准确地标示音高;但是却无板眼记号(即节拍和节奏——而它们在音乐中的重要性,恐怕稍具音乐知识者即不难理解)。  

隋、唐间产生的“工尺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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