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王晓明：文化不能被钱牵着鼻子走

"支配性文化" 影响中国未来发展 

新报记者：作为一位文化研究的学者，您如何看待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一命题？ 

王晓明：现在提出要发展和繁荣文化，这当然很好，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有什么样的文化状况，是决定中国未来的最重要的因素，没有好的文化，中国没有未来。在我看来，文化要大发展要大繁荣，关键一条，是必须打破现今这种实质上是一切向钱看的"支配性文化"，至少要打破它对社会的支配地位。 

最近二三十年，这个社会的文化变化很大，形成了新的支配性的文化，它在很多层面上起作用，从抽象的价值观念，到具体的文化制度、生活方式和人际交往模式。也可以叫它"主流文化"，但我不主张用"主流"这个词，容易引起歧义。我所说的"支配"，是指实际上真正起作用、真正在暗中引导人们的实际思想和言行，而不一定要在主流媒体上每天占着头条的位置。更重要的一点是，形成支配性文化的社会机制也变了，在我小时候，直接塑造支配性文化的最大的两个因素是学校教育和媒体宣传，而现在，经济和日常生活成了决定社会有什么样的支配性文化的主要力量。所以，要理解当今中国社会的支配性文化，不能离开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以及在这个经济影响下形成的日常生活对人的影响。 

新报记者：如何来理解您所说的"支配性文化"？它是如何在我们生活中发生作用的？ 

王晓明：说得简单粗糙一点，今天社会的"支配性文化"，就是越来越按照资本的逻辑来展开的文化。那什么是资本的逻辑？我也简化来说，第一，坚信只有能直接间接地兑换为货币的东西，才是这个世界上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其他的一切，都比不上这个。因此，看一个社会是进步还是落后，首先就看--甚至只看GDP，同样，看个人的生活是成功还是失败，也首先是看--甚至只看其个人收入和资产。你想，如果从社会理想到个人理想，大家都是这么看，这么做，那资本的逻辑真是无处不在了。 

第二，这种逻辑坚信，世上万事万物，所有的可以--甚至应该成为商品，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举个例子：这些年有个词开始在中国流行起来--知识产权，英文叫"Intellectual Property"。Intellectual本来的意思，是指广义的精神活动及其结果，一般都不会把这个跟市场买卖联系起来，但现在，它成了Property的形容词。"资产"是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用这个概念来理解人的精神活动，那自然就觉得它应该可以买卖，应该是一种商品。在我看来，这是非常荒唐的思路，孔子的思想一路传下来，无数人引用《论语》里的话，你能用知识产权的方式来理解这个事情吗？但从资本的逻辑来看，人的友谊、爱情、梦想、灵感...... 无一不可以被视为Property，用市场的方式来处理。 

第三，它坚信我们做事说话最基本的准则，应该是如何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当然，这个产出必须是能兑换为货币的。在大学里，不断能听到这样的疑问：学数学、文学、哲学有什么用啊？连"自己答考题"都可以成为疑问的对象--何必一定要自己答题？抄得老师看不出来，能拿到分数就行啊......不必过于责备这些年轻人，我们从小就逼孩子整天做题，向他们灌输拿"未来"和"现在"做交易的信条，"未来"是什么？高收入；"现在"是什么？童真与兴趣。你从小就把这一套塞满他的脑袋，他进大学以后，当然要问"学这个能不能换来高收入"了。很多老板抱怨中国员工跳槽太频繁，这不奇怪，如果一个人把工资数额看得高于一切，他当然哪儿钱多去哪儿。 

如此选择也有另一面，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在上自己没兴趣、不喜欢的课，干自己其实不喜欢、或者没兴趣的工作。这是有点悲惨的，因为有那么多的青春和生命，是这么无趣地被消耗掉了。 

当然，资本的逻辑不关心这个。糟糕的是，我所描述的这种逻辑，正在覆盖越来越大的社会领域，成为主导文化的基本逻辑。

资本的逻辑 正在使得文化失去多元性 

新报记者：但是创作者常常有一个经济逻辑，如果作品不能在经济上得到应有的保护，那么是不是就没有资本来维持下一次的创作？ 

王晓明："知识产权"这个概念，放在商品市场的小范围里是成立的。但是，还有一个更大范围的问题要澄清：人的全部生活内容是不是都能成为商品？事实上，如果生活全部市场化、商品化，人是没有办法活的。在大部分时候，我们还是希望爱情是真的爱情，友谊是真的友谊；希望别人不会以为我对他的帮助是出于功利心，希望能多遇到一些善意的、并非职业性的微笑。也就是说，尽管社会大幅度市场化了，我们依然希望生活中能保存一些无需靠交易来维持的部分。而整体来说，人的精神生活，正是人类世界里最后一个尚未被整体商品化的领域。因此，当依照"知识产权"之类的思路来打量精神生活的时候，真是要特别小心，不能不讲大道理，只讲局部的小道理，只算短期的小得失。 

资本主义逻辑支配社会文化的后果之一，是越来越多的人丧失了对生活的基本判断。这方面的表现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不会算账。在今天的中国，很多人被贫困压得喘不过气，但也有相当多的人，生活其实过得去，却依然像那些被贫困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一样，甚至比后者更紧张，眼睛就盯着钱，别的都看不到。 

中国文化本来很复杂，有功利、庸俗的部分，也有理想、超脱的部分，但资本逻辑渗透进来之后，前者大膨胀，后者大萎缩，弄得就像有个笑话概括得那样--世上只有极少人能当老板，但所有人的理想都以老板的生活为蓝图。中国地方这么大，这么多人，理想本来应该是五花八门的。可现在，人们的理想越来越相似，如果问小孩子长大了想干什么，回答一定五花八门，可到大学里去问，很可能众口一词。会有人因为可以不断旅行而想做列车员吗？会有人因为可以每天遇见最多的陌生人而想当出租车司机吗？显然，正是小孩子的社会化成人化过程，将他们的头脑变得单一了。 

新报记者：理想变得单一，本来应该给我们创作各式各样、丰富多彩的精神财富的文艺工作者似乎也变得也没有什么差异，这就是为何创作也变得同质化了，甚至因为观众喜欢什么就"一窝蜂"去创作什么？ 

王晓明：牛奶多了，奶酪才会多。天才的有创意的人从哪里来？只能从无数彼此不同的人当中来。老话说，上海藏龙卧虎，这其中的一个意思，是指这座城市里有非常多才艺不同的人。前些年，在大自鸣钟那个电器集市里，有一个专门卖法语CD的中年人，对全世界的法语音乐人熟得不得了，很冷僻的作品，只要抄个单子给他，他多半就能搜给你，这就是藏龙卧虎。芸芸众生之中，有各种各样的人才，他们有自己稳定的、强烈的兴趣爱好，不为时尚所动，更不是只为了赚钱。这样的人越多，文化状况就越好，越能出有特色的文艺家。 

附带说一点，在一个大家都习惯于将"喜欢消费"等同于"享受物质"的地方，是很难出好的艺术家的。什么叫享受物质、物质享受？人和物之间是什么关系？一般来说，如果人和物品之间能发展出稳定、长久的关系，人不断地重复"使用"这件物品，人的感受和经验因此不断地凝聚到物品中，物品的性质因此改变，不但有使用价值，更成了记忆的载体、经验的见证，也因此引起人的更敏锐的关注，这样的人与物的交往，才能产生丰富的物质享受。可是，资本的逻辑最讨厌这样的物质享受，它要培育的人和物的关系是非常冷酷的，它拼命鼓励我们喜新厌旧，出了iPad3，就立刻摔掉iPad2；出了iPhone4s，就立刻抛弃手里的iPhone4。它要我们相信，新的永远是最好的，成功的人生，就是不断去商店弃旧图新的过程。甚至不但对物是这样，对人也这样，眼睛永远殷勤地看着那些新遇到的、令我有利可图的人。在这样的状态中，人很难与环境和他人建立长久稳定的关系，也很难对某样事物产生持续稳定的爱好--除了那个抽象的"金钱"。连持续稳定的爱好都缺乏，眼珠子骨溜溜乱转，哪里还会有艺术创造的充沛激情？

突破资本逻辑怪圈 从学校教育和媒体入手 

新报记者：近年来受市场经济冲击而衍生出很多词汇，比如说"畅销"、"炒作"、"卖点"，很多人直接将"畅销"等同于"优秀"、"好"，那么我们如何保持心中对"好"的追求，去平衡这两者的天秤？ 

王晓明：现在"炒作"也变成了中性词，这足以说明，用市场里的常用术语来描绘我们的非经济生活的做法，已经多么普遍。当我们如此描绘的时候，不知不觉的，我们就会觉得，生活中经济的部分和非经济的部分之间，并无确定的界线。资本的逻辑之所以大肆扩张，原因之一，就是这种界线感普遍弱化了。 

不过，幸运的是，至少到目前为止，"优秀的人"和"能赚很多钱的人"，还没有在我们的社会被完全划上等号。我们还是经常会说：这个人虽然很有钱，但他不是一个好人。 

因此，不必对现实过于悲观和怯懦。经常听到这样的话："道理上是这样，但是，说这些没有用，我们不能改变现实。"我要说，这样看问题是不对的。不必问能不能改变现实，而要问：能不能改变我自己？"我"就是现实的一部分，"我"改变了，就意味着现实--哪怕很小的一部分改变了；每个人都是由他和其他人的交往构成的，改变了"我"，也就意味着开始同时改变所有和"我"有交往的人。从这个最消极的角度讲，我们也是能够改变现实的，就看你愿不愿意了。 

新报记者：我们应该在哪些方面努力？ 

王晓明：前面我说了，只有打破现在这个"支配性文化"，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才有可能。怎么打破它？从社会来说，学校教育和媒体是两个特别重要的系统，如果这两个系统能有比较大的改变，往良性的方向走，那就有希望。从个人角度讲，尽可能获取多样的信息，这个多样不是指信息的数量，而是信息来源的数量，是我们挣脱资本逻辑的首要条件。越是见多识广的人，越能看出资本逻辑的荒谬。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文化方面的最大的良性因素是互联网。正因为有了互联网，人们获取多样信息的可能才大大增加了。互联网给了几乎每个人都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也给了几乎每一个人锻炼自己才艺的空间。人人能发声，人人有空间，我们这个社会就会有真正的文化大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