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Therborn：我们的时代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

卡尔·马克思，诞生于1818年，正值拉美独立战争时期。这场战争发轫于1810年，尽管具有决定意义的墨西哥和秘鲁反殖民主义斗争要等到19世纪20年代。拉美地区已经开始筹备将于2010年举行的"独立战争200周年"庆典活动。马克思当然比拉美解放运动的领袖们年轻。比如，他就比最近被作为委内瑞拉革命精神领袖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年轻，因为他诞生于欧洲神圣同盟反革命的黑暗年代。但是，现代性的种子已经深植于西欧经济与文化的土壤之中，卡尔见证了其首度开花结果。在1848年2～3月的欧洲大革命期间，《共产党宣言》诞生了。《共产党宣言》关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与工人阶级斗争的观点远远超越了其时代。
马克思要远远晚于像他一样有着巨大影响的文学巨匠们，如鲁米(Rumi)、但丁(Dante)、塞万提斯(Cervantes)或莎士比亚(Shakespeare)。作为社会和政治理论家，他也晚于霍布斯(Hobbes)和洛克(Locke)，他们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是剑桥政治学的主角，更不要提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孔子及孟子这些古代先哲了。
现今，要判断某位学者的影响能够持续多久可比预测人均寿命难得多。那我们又该怎样评价马克思理论经受时间考验的能力呢？在他出生200周年之际，那些署有他名字的著作已经死亡了呢，还是正在死亡，或者已经老迈，抑或正在成熟？他的理论有可能复活吗？当然，不可能争辩说这位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是永恒的，或者永远年轻。
我们的时代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任何适当的回答都应该考虑到这样的一个事实，即马克思是伟大的辩论家，具有多维人格。他是学者、激进启蒙运动社会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及历史学家、政治战略家和领袖--先是由流亡者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袖，后来是国际工人协会的领袖。数十年中，马克思的多维人格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意义和含义。政治学永远都是马克思主义遗产的中心，却没有人声称马克思是主要的政治领导人。他至今仍发挥着政治鼓动者和政治方向引领者的作用，但作为政治家的马克思早已死去。没有多少社会科学家或历史学家会否认，自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期间得病去世后的125年来，社会和历史学研究方法、认识及知识一直在进步。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因为不管是当代的还是历史的社会分析仍然在引经据典，不仅是为了获取灵感，更是为了获得研究的主题、概念、有趣的观点或是奇妙的见解。在此意义上，埃米尔·涂尔干（Amile Durkheim）、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都是同时代的经典，正如比他们早几个世纪之前的赫勒敦(Ibn Khaldoun)及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伟大的哲学家永远都不会死--他们都有自己的休眠和兴盛期，每个周期长度介于康德拉捷夫周期和气候时代之间。
本书更关注于马克思主义而非马克思本人。但就马克思对我们的时代而言，我的印象是他正变得成熟，有点像优质奶酪或最好的葡萄酒--不适于聚会狂欢或者战场痛饮。相反，他是良师益友，有助于我们深入思考现代性及人类解放的含义。
对于即将到来的马克思200周年诞辰，我想表达三层敬意。第一，我想表达对马克思的敬意。他倡导人类解放思想，理性地审视这个世界，致力于将人类从剥削与压迫中解放出来。第二，我想表达对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分析方法的敬意。他通过历史来了解当代，特别关注普通人的生活与工作条件及权力的经济与政治实质。他的这种分析方法不应成为教条，而应成为宽泛的指引，带着深入探究的动机去实践。第三，应当祝贺卡尔辩证法的公开性，即他对社会生活中矛盾、悖论及冲突的敏感与理解。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尚不明确，我将在下面解释原因。但同人类从孔子和柏拉图至今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一样，马克思本人将注定名垂千古。

本书的性质
笔者希望本书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地图与指南。本书意图解释20世纪（在很大意义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纪）与21世纪（开始于1978～1991年，中国转向市场经济及苏联体制在欧洲和苏联本身崩溃的年份）之间的巨大社会和智识变化。本书无意成为思想史，更愿被看做一本旅行日志，关于20世纪和21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兴衰成败漫长历程的平实记录。
本书有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以20世纪政治地图定位21世纪初早期的左翼政治实践与思想。第二个目标是绘制21世纪初发达国家左翼思想的系统性全景，并将其与之前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对比。我将避免为任何路线或思想进行辩护，但也不想隐藏这样的事实：本书是由一位仍未放弃左翼思想的学者所著。事实上，正是因为仍坚持左翼思想，我才有动力写作此书。
本书将以来源不同的三章来实现上述两个目标。第一章讲述左翼思想和实践的空间分布，最初在2001年4月墨西哥民主革命党组织的一次会议上提交，经更新后发表在《新左派评论》第10期。在本书中，笔者对该章进行了重大调整和修改。第二章尝试证明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遗产是批判理论，来自向布莱克维尔出版社《社会学理论指南》第一版（1996年，编辑布莱恩·特纳，他也是该书第二版，即21世纪版的编辑）的供稿。在本书中该章改动很少，主要考虑是避免与下一章节过多重复。第三章讲述近期的激进思想，来自向罗德里奇出版社《当代欧洲社会理论指南》（2006年，编辑杰拉德·德兰提）的供稿。此稿内容后来经过扩充并经"大西洋主义化"后发表在《新左派评论》第43期。在本书中我对该稿作了更新和扩展，《新左派评论》读者发现并向我善意指出的几处错误已改正，某些论点移至其他章节。
作为一个对全球事务感兴趣的学者，我尝试在全球空间讲述左翼运动与思潮。但我首先承认，由于语言和时间的限制，我尚未形成对发展中国家激进思想的系统性认识。不过，我非常重视发展中国家深邃的左翼思想遗产，因为未来很可能就是由它们来决定的。

2007年10～11月于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