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方知达：怀念战友中西功和西里龙夫

作者附言：  
流光飞逝，往事如烟，而我50 年前与日本同志一起从事隐蔽斗争的情景，却历历如在目前。　　 
1939 年夏天，我开始往来于国际政治斗争中心之一的上海和敌伪统治中心的南京，担任传递战略情报的政冶任务，前后历时4 年。这4 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关键时期，其间发生了震惊国际法西斯的所谓“共产国际谍报集团案”，和由此引发出的所谓“中共谍报团案”，不少日本同志和中国同志被捕　 
由于种种原因，这一事件在国外虽曾轰动多年，但在国内却鲜为人知。现在为了纪念当年曾对我国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作过重大贡献的日本革命志士、日籍中共党员们，特别是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两位同志，我将当年进行斗争的情况以及后来搜集的一些史料，整理成文，权作我的一瓣心香，敬献给当时的战友和今日的读者。　　
本文曾于1989 年12 月在《大江南北》双月刊上发表过，现值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 周年之际，我重新整理发表于此。

 
1941 年10 月，在日本东京爆发了一件震撼德日意法西斯轴心世界的重大事件，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所谓的“共产国际谍报集团案”。这个事件的主角是苏联战略侦察员佐尔格，他的公开身份是法西斯德国驻日大使馆新闻专员、大使奥特的亲信；另一位主角是日本革命志士尾崎秀实，他的公开身份是近卫首相的秘书；其他与此案有关的还有一些和他们密切合作的不同国籍的革命同志。　　 
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的合作，已有多年①。法西斯德国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1 年夏，他们侦悉并发出的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时间和日本此时决策是南进而不是北攻的两大绝密情报，就使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主力苏联首脑部门，得以在卫国战争的关键时刻，抽调东线兵力数十万人支援西线。为促进对德作战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佐尔格、尾崎秀实事件的爆发，使当时日本法西斯统治集团内部惊恐万状，一片混乱，第三届近卫内阁因此倒台。以东条英机为代表的日本法西斯军阀乘机抓权专政。两个月后，日本悍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佐案”发生后，日本警察机关逮捕并绞死了佐尔格和尾崎秀实。同时疯狂捕人，把魔爪伸向四方、继续在东京、伪满、华北、上海、南京等地，逮捕了许多日本进步人士和反法西斯战士。其中就有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等日本革命志士。　　 
一、 风云际会中的两位国际主义战士日本革命志士  
西里龙夫，熊本县人，1926 年中学毕业后，来到上海，进入日本帝国主义为培养“中国通”而设立的“东亚同文书院”读书。在学期间，正是中国革命从北伐战争到苏维埃运动的起伏发展时期。　　 
他耳闻目睹了上海工人三次起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南昌起义，秋收暴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等中国革命重大历史事件；看到了以工农为主力的无产阶级革命势力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封建买办反革命势力的大搏斗。在这样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熏陶和启发下，他逐渐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并在“书院”中和进步同学组织学生团体，参加学生运动。1930 年毕业后，他就任日文《上海日报》记者。往后，他在新闻业务活动中，经内山书店主人内山完造的介绍，认识了鲁迅；又经《大坂朝日新闻》驻沪记者尾崎秀实的介绍，认识了胡也频、沈端先（夏衍）、许幸之等中国左翼作家，曾为“左联”成立大会提供了秘密的安全会场。　　 
当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前辈王学文，从日本留学回来，在中共江苏省委工作，领导社会科学家联盟的筹组活动。他精通日语，开展了对“同文书院”青年学生的启蒙教育，培养出一批日本革命青年，其中除西里龙夫外，还有日本革命志士中西功等。　　 
中西功，日本三重县人，1929 年中学毕业后，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上学。一开始他就受到进步同学的影响，参加校内外学生运动和革命斗争。1939 年他又参加由王学文指导、以西里龙夫等前期同学为发起人而组织起来的“中国问题研究会”。不久，他们进一步成立了秘密的革命组织“日支斗争同盟”。　　 
同年底，“斗争同盟”成员向前来“同文书院”参观的日本海军士官生队散发反战传单被发现，中西功等遭到逮捕（西里龙夫因母病返乡幸免）。获释后。中西功受停学一年的处分。但他并不气馁，继续在校内外与革命同学一起参加各种革命斗争。　　 
1931 年1 月，他被吸收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后任“同文书院”团支部组织委员。1932 年“一·二八”事变，日海军陆战队强迫“同文书院”学生参加侵沪战争。这时，团支部决定，一方面搜集战事情报，另一方面发动同学开展“不参加战斗，要求回国，撤出侵沪战争”的运动。这项反战斗争成功，二三月间，“同文书院”全体学生乘船回国。在船上，中西功遇到并认识了同船返日的尾崎秀实。　　 
西里龙夫和中西功返回日本期间，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西里龙夫并参加了“日本共产主义青年同盟”。中西功同尾崎秀实的关系密切，曾为尾崎代写论文和联络革命同志。其间，西里龙夫和中西功都因为在东京“无产阶级研究所”积极活动而先后被捕过。　　 
1933 年春，西里龙夫来上海谋职，就任日本“新闻联合通讯社”（同盟社前身）上海总局记者。翌年，他设法找到了王学文，提出继续参加中国革命运动的要求。经过实际斗争的考验，西里龙夫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开始在日侨和驻沪日军中进行反法西斯、反战工作和搜集形势分析的资料。　　 
1937 年，“七七”、“八·一三”事变相继爆发。翌年，日军“中支派遣军司令部”在南京成立，西里龙夫设法取得了奏任级嘱托（顾问）的资格，去南京就任伪“中华联合通讯社”指导官兼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记者。　　 
中西功于1934 年经尾崎秀实介绍到大连“满铁”②总社调查部任职，从事中国问题、伪满经济和华北农村的调查研究；同时秘密进行联络“满洲”、华北、包头、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的原“同文书院”革命同学的工作，曾两次来沪同西里龙夫密谈。他认为当前日本侵华的策划重心已移至上海，因此要设法调来上海同西里龙夫一道参加中共的革命工作，并以此就教于革命前辈王学文。l938 年5 月，中西功的愿望实现，从“满铁”大连总社调到“满铁上海事务所”。一到上海，中西功即通过西里龙夫要求恢复和中共的关系。　　 
此时的中西功，在日本理论界已负有盛名，所以来上海后，就被日军“中支派遣军司令部”借调到军特务部工作。这个特务部是日本占领军重要的特务机构，用以筹组和指导汉奸政权，如伪上海市大道政府，伪中华维新政府，以及正拟筹建的汪伪“国民政府”等，是当时日本占领当局对我进行种种阴谋策划的指挥机关。　  
二、 潜入敌心脏，密报频频传  
西里龙夫入党后，积极进行革命工作。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前，他曾以日本记者身份去国民党南京活动。其间，他向组织上提供过颇有价值的材料。例如：日蒋秘密勾搭，蒋党暗斗内幕，蒋政权与地方军阀之间的倾轧，以及当时日本侵华的具体策划等。“八·一三”事变后，随着日军在华战场的迅速扩大，西里龙夫及时向组织上提供了许多重要材料。其中有：关于攻沪日军的兵力，指挥，攻击方向，后援部队，作战部署；关于华中占领区日军分布和意图；关于徐州作战，武汉作战，广州作战，南昌作战的指挥、番号、兵力部署，作战计划。这里也有中西功的贡献。此外，“同文书院”同学、革命志士白井行幸还送来了日军武汉作战军用地图。　　 
中西功于1938 年来到上海后，他同西里龙夫密切配合，加上中国同志的合作，在党组织统一领导下，真是如龙腾云，如虎添翼。　　 
从武汉沦陷、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形成到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成立（1938 年冬到1939 年冬），这一年问，西里龙夫和中西功，凭借他们所处的有利地位，向组织上不断提供了可对日本当前国策（战略方针）作出判断的重要分析和材料：　　 
1 、武汉沦陷后，日本前线将领同统帅部之间发生了一次大摩擦。前线将领认为，乘势继续进攻，两翼包抄入川，彻底消灭蒋政权；统帅部认为日本兵力有限，国力已受重大消耗，两翼入川山重路远，继续蛮攻为不可取。　　 
2 、这时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政略上的大斗争。以外相字垣一成大将为代表的所谓“稳健派”，主张“力所胜任，适可而止”，只要蒋介石承认“伪满”和实行华北特殊化，以及取得其他一些能使英美妥协的政治、经济特权，便可与蒋媾和，以便换取喘息时间，再作打算。但是，以法西斯军阀为实体，以近卫首相为代表的“激进派”，坚持要蒋介石投降，否则就扶植汪精卫登台，建立新的“国民政府”，受日本直接控制（如近卫曾发表过“不以蒋介石为和谈对手”的政策声明便是一例）。外相同首相的严重分歧，促使第一次近卫内阁垮台。　　 
3 、“激进派”得势后，施展两手策略。一手，不断派人与渝方要员密谈，劝蒋投降；另一手，拉出汪精卫等一批汉奸，另起炉灶。为此，起用特务派军人如土肥原等来沪统制对华政策，并设置各种相应的特务机关。　　 
4 、其间，新旧财阀之间展开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表现在内阁设立“兴亚院”，把外务省处理对华的外交、政治、经济大权分裂出来，便于进行直接的掠夺和控制，其下设之“华中联络部”是其执行机构之一。　　 
5 、1939 年9 月希特勒德国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统治核心对世界战略发生了“新的构想”，但最感头痛的是泥足深陷于中国战场。为了减轻负担和尽快结束“中国事变”，它设置“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企图以此加强前方的统一指挥以便对蒋软硬兼施，对汪扶植登台，以及准备进行新的国际斗争的配合。　　 
西里龙夫等所得其他方面的材料，还有华中日军分布，华北日军改编，“满洲”关东军兵力，华中军特务部和“满铁”上海事务所内幕，日汪密谈、协议及其进展，各路汉奸内讧等。　　 
中西功在上海，在军特务部任职期间，除了及时提供日本统治当局内部情况，上海日军网罗汉奸充当鹰犬情况，日本以上海为中心对华中占领区进行经济掠夺的情况，日本特务进行暗杀、破坏的策划等外，还根据日本军部的命令，写了一本《三民主义基本问题》，作为日方提交汪派汉奸重建“国民党”的指导方针，并把日本这一图谋及时向组织上作了汇报。 　　 
三、 敌方战略，了如指掌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年，欧洲大陆大小国家纷纷沦陷于法西斯德国之后，法国投降，英军撤回本土，客观形势导致欧美帝国主义势力重新组合并寻求新的世界政策。英、法、荷在远东殖民势力被削弱，使得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南亚的野心——“南进政策”推上了实际的进程。为此，它加速国内法西斯化，力图减轻在中国战场的负担，并开始向印支（越南）、泰国进军。在国际上，它加入了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　　 
1940 年，国际风云变幻莫测，为我战略侦察员对革命事业作出更大贡献提供了良好时机。这年，中西功取得了“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顾问的名义，为自己出入大本营、陆海军部、兴亚院等日本中枢机构叩开了方便之门。中西功又设法控制了名为“满铁”主办实由军部操纵的“支那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搜集战略情报，加以分析研究，提出决策方案供日本统治当局采纳的高级参谋机构。　　 
同年，中西功以合法的政治身份在上海和东京同近卫首相秘书尾崎秀实进行了三次密谈，相互了解到许多第一手资料。其中273 有：关于军部搞垮阿部、米内两内阁，扶持近卫第二次登台组阁以推行“新政运动”加强政治法西斯化的内幕；关于制定“基本国策纲要”即日本新的世界扩张战略的阴谋；关于制定“时局处理纲要”即力图解脱中国战场的重负以实施“南进政策”的策划；关于日本工业原料和战备物资匮乏的情况；关于缔结日、德、意三国同盟在日、德之间的斗争情况；关于压蒋未遂而向“对支战争长期化”的转变；关于进军印支（越南）和插手泰越国境纠纷以渔利的内幕；关于日本统治核心正在酝酿新的世界战略的分析和判断等。　　 
西里龙夫和中西功与南京、上海的中国同志共同努力，这一年还取得了以下重要材料：　　 
1940 年日本对中国战场继续玩弄两手策略，其目的仍是力争“结束中国事变”。　　 
诱降一手，由“总军”（日人对“大日本皇军支那派遣军司令部”的简称）派代表在香港多次同蒋介石代表宋子良、钱永铭等进行密谈，并一度策划日、蒋、汪在长沙或宜昌会面（未实现）。同时，以局部进攻，轰炸重庆，断蒋外援（进攻越北、桂南）作为配合，实行诱逼兼施。扶汪一手，经青岛三方会谈、“国府还都”、“调整日汪邦交”，到承认汪伪“中央政府”。至11 月，因拉蒋无望，日本御前会议③通过了“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确定了“对华长期作战”和“以战养战”的总方针。　　 
此外，还有以下重要材料：关于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前后重要会议以及要员配备情况，关于日军将对新四军进行春季“大扫荡”的预告，关于沦陷区渝方军、政、特要员纷纷投敌的情况，关于占领区米荒、伪币贬值和日伪加强统治的情况，关于日本高级特务机关的分布及其任务和活动的情况等。　　 
四、一字千钧，“联德、攻美、防苏”  
1941 年，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为参加重新瓜分世界，由蠢蠢欲动而进入积极行动的新阶段。为此，它依照御前会议先后决定的“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和“中国事变处理纲要”，加紧国内法西斯统治和力图结束侵华战争，以便为它顺利地向南方推进创造条件。在这样紧迫的政治环境中，日本法西斯警察和特务机关大大加强了它为了肃清其后方而厉行的监视、检察、镇压的行动。但是，即使在这样十分艰险条件下，中西功、西里龙夫依然利用合法地位努力工作，不断取得重大的成就。　　 
l 月间。中西功得悉日本插手泰、越边境纠纷企图在泰国建立南进前哨基地。这时，因英美坚决援蒋并力挫日本南进，2 、3 月间，日本不顾希特勒一再催促日本攻苏而开始实行由“联德、攻苏、防美”战略向“联德、攻美、防苏”战略转变。为实施这一世界战略大转变，日本派出外相松冈洋右去苏联、特使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去美国，分头进行阴谋活动，军部则加紧作南进部署。至5 、6 月，日本最高核心得知德国必将攻苏，这时，在军部，内阁、天皇之间秘密展开了“南进还是北进”的大辩论。结论是：“乘机南进，取得东南亚战略物资后，再回头北攻苏联”。为此，它通过了“关于促进南方施策的方案”，“不惜对美英一战”的总方针。　 
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被佐尔格和尾崎秀实侦知，报告了莫斯科。7 、8 月，德国大军压境，苏联面临着被德、日东西夹击的危险。这时，延安曾两次来电询问：“日本北进、南进的动向如何？”中西功和西里龙夫坚定地回答说，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材料，日本确实已经没有国力分身北攻，佐尔格、尾崎秀实的报告和中西功、西里龙夫的证实，如前所述，使得当时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主力苏联首脑部门，抽调东线大批兵力，支援西线的保卫和反攻。　　 
8 月，日本为了施放军事烟幕，大肆宣扬“关特演”（即关东军特别大演习），但暗地里却严令关东军司令官不得向苏军挑衅，并密令新闻界不得刊登刺激苏联的文章。其目的是表面上依照德、日、意三国军事同盟与德国遥相呼应，实际上却一边“威慑苏联”，一边在我国“满洲”调集日本、朝鲜、台湾的兵力进行实战编训，准备南进向美英作战。这时，中西功借口去“满洲”出差，来到当时日本备战中心的大连，亲自看到了伪满各地日军兵运繁忙，公共建筑住满兵员以及积极进行登陆作战演习等情况，并搜集到了南进部队编制表。　　 
9 月，日海军遵照大本营和内阁联席会议决定，提出“帝国国策实施要领”即南进具体行动时间表，经御前会议批准执行。10 月中旬，被日本特务机关苦心搜寻多年的尾崎秀实和佐尔格先后被捕。以东条英机（当时为陆相）为代表的日本法西斯军阀，借口尾崎秀实是近卫文麿首相的秘书而把近卫软禁于贵族医院，由东条本人登台组成战争内阁，自任首相、陆相、内相兼总管警察、特务。　　 
尾崎秀实被捕后，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的处境更加危险了。但他们坚信革命战友能以生命保证他们的安全，因而岿然不动，坚持积极工作。11 月，中西功觉察到虽然尾崎秀实可能已经被捕，但革命任务需要，他仍然冒着极大危险以合法身分去东京，亲自了解日本“南攻北防”国策的执行情况和具体部署，作为正确判断国际形势发展的依据。　　 
11 月中下旬，中西功从“满铁”绝密通报上看到了南进部队兵力编成表和各路司令的名单，同时，得到了南京“总军”正在召开高级将领紧急会议的消息，于是他向组织上提出了论据充足的日军将在最近三个星期内的一个星期天爆发“大东亚战争”的预报。果然，在第二个星期天的拂晓，日军偷袭了美国夏威夷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开始了。　　 
这一年，中西功和西里龙夫还在上海和南京党的隐蔽斗争组织领导下，同中国同志一道，搜集到了以下许多重要情况：　　 
在步步南进的1941 年，日本对中国战场的方针是：1 、战略封锁，攻占我国东南沿海从宁波到北海的口岸兼秘密监视美英海军活动；2 、正面作战，进攻豫南、赣北、晋南和长沙，逼迫蒋军；3 、巩固占领区，对华北进行“强化治安”，对苏北进行“大扫荡”，用大兵力歼击作战。以上亦是配合南进。　　 
此外还有：关于华中、华北日军兵力及其调遣情况；关于占领区经济危机，汪精卫访日求援、日本贷给3 亿日元，实际上是以缴获蒋军的武器折价支付的情况；关于蒋军高级将领投敌和阎锡山策划投日的情况；关于日攻美后日本13 军成立“对策本部”以接收上海租界的情况等。　　 
1941 年4 月，“满铁”为适应“总军”加强搜集情报的需要，在中西功负责的特别调查室下，成立了一个特别调查班，专门负责搜集蒋军、中共、上海租界上层的情报材料。中西功趁机把我们的人介绍进去担任班长，并安插了若干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因此，我们不但能左右这个班的活动，并且可以开出合法的敌占区通行证，经过浙赣线去西南，经过津浦线去西安，为我建立交通线提供方便。我们掌握这个班直至1942 年4 月不能再利用为止。　　 
五、活动在搜索、追捕的阴影下  
1942 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转折的一年。反法西斯阵营由被动的防御阶段开始向主动的反攻阶段转变。斯大林格勒大会战是这个转折的主要标志。　　 
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在不到半年时间内，攻占了香港、菲律宾、277 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荷属东印度的帝汶、苏门答腊、爪哇以及瓜达尔卡纳尔岛等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的广大区域。但好景不长，5 、6 月间，日军在珊瑚海和中途岛攻击战中大败，受到了重大的挫折，攻势被遏制，往后即逐渐走向下坡路了。　　 
进入1942 年，西里龙夫和中西功仍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中国同志一道坚持工作岗位。在敌人秘密搜索和追捕的严重情况下，半年中仍取得了以下重大的收获：　　 
关于关东军留守兵力和对苏戒备情况；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四个月来日本舰船损失的统计；关于日军接收租界后13 军、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汪伪“国民政府”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关于日本政界强烈希望在占领新加坡后即与美英谈判停战，但法西斯军阀一意孤行的内斗；关于法西斯军阀中一部分冒险势力欲在开冻以前从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沼泽地带进攻苏联，但因力不从心未能实现的报告：关于海战剧烈进行，日本国内粮食来源断绝、口粮分配锐减、人民集体自杀时有所闻的报告；关于第三期清乡将在澄、锡、虞修筑　三百公里　竹篱笆，在苏杭公路设置铁丝网，以后又要将清乡扩大到浙、苏、沪占领区全部的报告；关于华北第五次“治安强化”将动用大量日军的报告；关于日本为支援南进侵略在华中敌占区搜刮物资掠夺金融的策划；关于美机轰炸日本造成的损失以及13 军等进攻浙东国民党第三战区其目的在于摧毁美国在玉山的战略轰炸机基地的报告。此外，还有中西功对日本南进的分析报告，认为日军占领爪哇后再无力向前推进，日本对战局难以持久支持。　　 
六、生死置之度外，功业水垂千古  
1941 年冬，即尾崎秀实被捕后不久，中西功收到了以“白川次郎”的化名从东京发来的电报，内容是“向西去”。这个暗号的意思是劝告中西功“从速撤走”。1942 年3 月，有人告诉中西功，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向上海日军司令部提出了“秘密逮捕，送来审讯”的要求。往后，中西功察觉到有日本特务秘密监视和检查的迹象。被捕的危险到来了，有同志劝告中西功设法撤退。　　 
但中西功始终认为日本在这场大战中不能持久，他还想回来继续为中国和日本的革命事业竭尽全力，所以迟迟下不了决心。直到5 月间，日驻沪13 军发动了对浙赣沿线作战，中西功设法取得了“从军调查员”的资格，打算到达浙赣线后相机出走，前往后方根据地。中西功认为这样走法可以为以后回来设下伏笔。不幸，中西功到了杭州后，突然被东京直接派来的日本警视厅特高课特务诱捕并解往东京。　　 
1942 年6 月　16 日和中西功同一时间被捕的，还有南京的西里龙夫和北平的尾崎庄太郎以及“北支派遣军司令部”情报科长白井行幸。　　 
中西功、西里龙夫等被解到东京日本特务总部后，受到了残酷的折磨。可是他们坚贞不屈，昂然屹立在法西斯恶魔面前。　　 
在阴森森的秘密法庭上，中西功、西里龙夫等日本革命志士，视死如归，理直气壮，铿锵有力地陈述着自己的信念和意志：　　 
“我们信仰共产主义是为着实现日本人民和全人类的自由、平等和幸福。　　 
“目前的任务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促使日本在侵华战场和太平洋战争中失败，保卫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主力苏联，实现世界和平和中日和平。　　 
“我们直接参加中国革命斗争的行列，是因为现代的日本遭受着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残酷统治，日本的革命活动受到严厉镇压而无法进行。在这种情形下，直接援助中国共产党并促使日本侵华失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们认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使中日人民均深受其害。制止日本侵华战争，能使中日人民从毁灭性的灾难中解脱出来。实现中日和平和中日人民世代友好，这是两国人民的莫大幸福和根本利益之所在。　　 
“我们绝不同于帝国主义的侦探。从来没有考虑过什么个人的得失，什么好处和报酬。相反，当组织上遇到经济困难时，我们即以自己的积蓄倾囊支援。　　 
“我们清楚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我们明白自己所从事的秘密革命工作的危险性，我们知道随时有被捕和被杀的可能。但是，为了革命事业，我们时刻准备牺牲一切而心甘情愿。” 　　 
在几十次审讯中，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等日本革命志士昂首挺胸，侃侃而言。不止一次吓得日本法西斯法官窘促地打断他们的发言，慌慌张张宣告：　　 
“此处不是宣扬共产主义的讲坛，今日闭庭。”最后，日本法西斯法庭对西里龙夫和中西功一案哀叹说：“彼等不怕牺牲，积极努力，用巧妙之手段，长期进行侦察活动，其于帝国圣业，国家安全，大东亚战争以及友邦胜负，为害之大，令人战栗”。“被告西里龙夫、中西功沟通敌国，罪恶极大，已无保存价值，判处极刑。”　  
在这之前，因西里龙夫、中西功一案而被捕的白井行幸等革命志士，有的病死狱中，有的被解送北海道强制苦役折磨，英勇牺牲。　　 
翌年，1945 年8 月，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西里龙夫、中西功、尾崎庄太郎由盟军释放政治犯时出狱。出狱后，他们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中西功于1973 年因患胃癌逝世，终年62 岁，遗留有《在中国革命风暴中》等著作。　　 
西里龙夫于1982 年曾以中国人民老朋友的身份被邀请来华访问，1987 年因病逝世，终年80 岁，遗留有《在革命的上海》等著作。　　 
斯人已逝，功垂千古。西里龙夫和中西功以及其他日本革命志士对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重大贡献，对中日和平和中日友好所作的卓越斗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所进行的忘我奋斗，将永远牢记在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心中。　　 
注释：  
① 尾崎秀实担任《大坂朝日新闻》驻上海记者时，1930 年，经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介绍，认识了德国记者佐尔格，以后成为革命战友。　　 
② “满铁”，全称为“南满铁道重工业株式会社”，表面上是个股份公司式的财团法人，总社设在大连，经营“南满”铁路和重工业等。但它同时设有广大的情报网和研究机构，搜集各方面资料进行研究，向日本统治当局提供决策性意见，被称为“国策会社（公司）”。它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集团的最大智囊库，又是参与侵华活动的特务系统之一。　　 
③ “御前会议”，日本大本营（军部）和内阁（政府）联席会议把议案通过后，再到天皇面前进行答辩，枢密院长参加。这是当时日本统治核心有文武辅弼、元老重臣参加决策的最高国策会议。

--

 作者小传

    方知达原名颜仁章，浙江宁波人，1916  年生。1931  年“九·一八”事变参
加抗日斗争，“—·二八”事变参加“上海市民义勇军”协助十九路军赴宝山前线
作战，后任共青团沪南区区委委员兼组织部长。1933  年春被捕，由史良律师辩护，
与邓中夏同狱。出狱后任沪南青年救亡团长、苏浙别动队分队长、难民收容所主任。
1938  年转入对日战略情报工作。1943  年去苏北，任新四军三师上校联络参谋。
1945  年秋随军北上，参加开辟西满根据地和创建内蒙自治区，任内蒙党委秘书长
兼自治区政府秘书长兼军区政治部主任。1949  年秋调东北财委任办公室主任，参
加恢复并发展东北经济支援全国解放；抗美援朝发生，任苏家屯总兵站站长，支援
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后任东北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东北修建委员会副主
任，领导东北各省修筑各地数十个军用机场，支援创立我国空军以投入抗击美国空
军的战斗。

    1954  年后，任国家计委办公厅主任、国家经委委员、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离休后，任国家计委咨询组副组长。著有回忆录《狱中苦读》、《上海市民义
勇军》、《一颗丹心》、《敌营谈判》、《东蒙工作实录》等。1995  年9 月因病
在北京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