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朱永嘉：从《水浒传》的高衙内说到严嵩父子、王安石父子、苏洵父子以及卢武铉的高山跳崖

（一）高衙内与林冲 《水浒传》的故事，是从高衙内调戏林冲娘子引申开去，然后才有林冲雪夜上梁山，这样梁山泊一百零八将的故事才逐个展开。衙内这个词在五代宋初才逐渐流行起来，成为官府子弟的通称。五代时割据各地的藩镇都设有衙内都指挥使、衙内都虞侯等，是那些藩镇将领身边的跟班或亲随，以故旧子弟为之。故而衙内成了官员子弟的通称。高衙内，是高俅的螟蛉之子，而高俅本来是一个破落户子弟，他惟一的强项就是踢得一脚好毬，由于官员的转辗推荐，到了驸马爷王晋卿府上做了驸马的亲随。驸马派他送礼品去端王府，凭这一脚好毬博得端王的青睐，这个端王也就是后来的徽宗皇帝。端王即位后高俅一路攀升成了太尉，而他的螟蛉之子高衙内也就倚势豪强专一淫垢他人妻女而成为开封地区的花花太岁。如果他出生美国或许可以登陆《花花公子》的封面了。《水浒传》的故事便从高衙内在岳王庙调戏林冲娘子逐步展开，第一次调戏就被林冲撞散了，高衙内不肯罢休，于是便有了高衙内身旁的亲随安富和陆虞侯即陆谦设计骗林冲娘子去陆家。这次高衙内的色情活动又被林冲给冲散了，陆虞侯家也被林冲砸了。接着便是陆虞侯为高俅设计在白虎堂陷害林冲，把林冲发配沧州，将林冲弄个家破人亡。林冲发配去沧州的路上，陆虞侯一次又一次地设计害死林冲，才有陆虞侯火烧草料场，林冲怒杀陆虞侯与富安这二个专门为高衙内使坏的小人，那样就把豹子头林冲逼上梁山了。这就成了衙内们与百姓们矛盾激化的结局。这个结局也就是官逼民反。中国历史上周而复始的农民运动，也就是这对基本矛盾的运动形式而已。高衙内这个故事当然是作者施耐庵虚构的，然而这样的故事，也不是作者能凭空编造出来，它毕竟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概括，并加以典型化的再创造，多少戏曲和电影便是由这个故事演化而来，使它成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民间故事。这个故事背后又有着深刻的社会思想内涵，透露着人们对善良的期待，对丑恶的鞭挞。在这个故事中，不仅仅高太尉，高衙内这些小人得志便猖狂的形象被刻画得活龙活现；如陆虞侯，富安这样的小人的卑鄙丑恶也表现得细致入微；林冲和鲁智深那种善良和不得不被迫走上反抗和斗争的道路也描绘得惟妙惟肖。路见不平一声吼正是形象地刻画了水浒精神。文学作品的好处是它把故事典型化，使人们听了看了就觉得那故事中的人物就活现在自己身边一般，从而通过形象把水浒精神浸透在中华民族每个善良人们的心田之中，衙内和陆虞侯那样的小人成为世世代代人们心中丑陋憎恶的形象，几乎成了老百姓心头评判人物的一杆秤。 （二）严嵩与严世蕃 我们翻开中国的历史，如高俅与高衙内那样父子狼狈为奸的案例也可以找到一些，如明代的严嵩与其儿子严世蕃就是非常典型的。严嵩是嘉靖帝宠信的权相，他六十岁时，入直文渊阁，他朝夕直西苑板房，未尝一归洗沐，故嘉靖帝称其“忠勤敏达”。严嵩的本事便是“一意媚上”，借此以窃权关利。后来严嵩老了，凡事皆仰仗于其子严世蕃，嘉靖所下手诏，惟世蕃能一览了然，答语无不中的，嵩旦夕直西内，诸问事辄曰：“以质东楼”，东楼是世蕃别号，实际上朝廷大事便一皆委于严世蕃，而世蕃又熟谙中外官饶瘠险易，于是以饶瘠卖官，毫发不差。严世蕃在京师治第，连三四坊，揠水为塘，方圆数十亩，又好古玩书画，所见辄索之富人与官宦人家，必得而已，且耽女乐，好纵淫乐于家，居母丧亦然。正由于严世蕃过于张牙舞爪，成为众恶所归，败于其客罗龙文，私通倭寇汪直，多聚亡命，谋外投日本，又有其班头牛信，在山海关诱致外兵，内外相应，因此而被斩。籍其家，有黄金三万余两，白金百余万两，珍宝玩物之值亦数百万两。此后严嵩以八十四高龄寄食墓舍而死。在严嵩与严世蕃身旁还有赵文华、邬懋卿那样的无耻小人。 （三）王安石与王雱 另一类案例则是其父地位很高，其子也有才学，若是过于持才傲物张扬于世，由于其父处于风口浪尖，那么他们往往也难逃恶名。王安石与其弟王安国，子王雱则属于这个类型。王安石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著名的改革家，文学上也有成就，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出生于书香门第，有人统计过其祖、父、兄弟、子在六十年间中进士者七人，其祖父王贯之，在宋真宗咸平三年登进士；其父王益在祥符八年登进士；其兄王安仁在皇祐元年中进士；其弟王安礼在嘉祐元年中进士；王安石本人在仁宗庆历二年登进士；其子王雱,字元泽，英宗治平四年登进士；神宗熙宁元年，其弟王安国登进士。王安石则是在熙宁二年二月，任参知政事，为神宗所启用；而其弟王安国是在熙宁四年八月充崇文院校书；子王雱是在同一时间任太子中允充崇政殿说书，在熙宁六年四直经局,修三经新义，王雱与吕惠卿同修撰。在王安石执政时期，王安国与王雱在任事上并没有太出格的地方，而且王雱是一个很有思想很有才气的青年学者，他在《三经新义》中，对《诗》、《书》的阐释有贡献，对《老》、《庄》之学的阐述亦有独到之处。王安石在位时自己又有才气，所以表现出睥睨一世，无所顾忌那种狂劲，亦很自然。《宋史·陆佃传》：“安石子雱用事，好进者坌集其门，至崇以师礼，佃待之如常。”王雱去世时只有三十三岁。陆佃《祭王元泽待制墓文》讲到他“熙宁逢辰，既昌且炽，立谈遇主,腾上甚锐。公亦慨然，任天下事。命也奈何，版图而税。”父亲有地位，自己又有才气，从这篇祭文中亦可见其当时有一大批人围着他转，他又那么傲然自恣而咄咄逼人地以天下为己任，这大概就是他过早夭折的一个诱因吧，古人有言：“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宋史·王雱传》称其：“为人慓悍阴刻,无所顾忌，性敏甚，未冠，已著书万言，”一副少年得志的气概，复云：“雱气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作策三十余篇极论天下事。”那么年轻就那么狂妄。史传更称其“常称商鞅为豪杰之士，言不诛异议者法不行。安石与程颢语，雱囚首跣足，携妇人冠以出，问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数为人所阻，故与君议。” 雱大言曰：“枭韩琦富弼之头于市，则法行矣。”安石遽曰：“儿误矣。”《宋史》本传上所载的这件事并没有事实作根据。经许多人考证这是邵伯温在《邵氏见闻録》中编造的，然而它在某种程度上亦反映了王雱那种傲慢而睥睨一世的精神状态。 如果把苏辙《乞诛竄吕惠卿状》与《宋史·王安石传》联系起来看，王安石之败，实与王雱有关。吕惠卿是王安石启用的人，苏辙称：“安石之于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师之义。”“始安石罢相，以执政荐惠卿。既以得位，恐安石复用，遂起王安国、李士宁之狱”，王安国即王安石之弟，此时吕惠卿打击王安国的目的是阻扰王安石复出，“王安石觉之，被召即起，迭相攻击，期致死地，”所谓迭相攻击，指“《三经义》成，加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子雱为龙图阁直学士。雱辞。惠卿劝帝允其请，由是间隙愈著。雱讽御史中丞邓绾，后弹惠卿与知华亭县张若济为奸利事，置狱鞫之，惠卿出守陈。”这件事还没有处理完，“雱以嘱门下客吕嘉问，练亨甫共议，取邓绾所列惠卿事，杂他书下制狱，安石不知也。”于是有人把情况告诉吕惠卿，“惠卿以状闻，且讼安石曰：‘安石尽弃所学，隆尚纵横之末数，方命矫令，罔上耍君，此数恶力行于年岁之间，虽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又发安石私书曰：‘无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谢无有，归以问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这个“无使上知”的私书，可能是王雱与吕惠卿同在置经局修撰《三经义》时的事，故苏辙在状子中说：“夫惠卿与安石，出肺腑，托妻子，平居相结，唯恐不深，故虽欺君之言见于尺牍，不复疑间。惠卿方其无事，已一一收録，以备缓急之用。一旦争利，遂相抉擿，不遗余力，必致之死。”苏辙这个分析还合乎情理。关于王雱之死因，可能由于王安石为“无使上知”这件事，责难于其子，《宋史·王安石传》称：“雱愤恚，疽发背死。”王雱原来有病，这次事件加剧了他的病情，加速了他的死亡。“安石之再相也，屡谢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伤不堪，力请解机务。上益厌之，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王雱死后，王安石实际上已处于闲职了。可见这件事对王安石打击之大，是它促使王安石与神宗分手了。分手之前，“安石暴绾罪，去‘为臣子弟求官及荐臣婿蔡卞’者，遂与亨甫皆得罪。这二个曾经抱王雱大腿的小人便由王安石上疏而被斥逐。熙宁十年的十月，正式发布诏令，王安石再次罢相，此后他就退居江宁城外的钟山，过起诗人和学者的生活。元丰八年，宋神宗去世，次年王安石亦告别人世了。 从王安石、王雱及其婿蔡卞之间的种种教训看：从父辈讲，教子要严，处事要公，决不能有任何放纵，居高位者更是如此；王雱确实有才，王安石爱之亦深，故荐其子于神宗，其实适足以害之；从为人之子及婿言，切不可借父辈之声势作威作福，沾污父辈的声誉，不然的话，害父害己，一有失着，往往万劫不复。“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邵氏见闻录》之类得以流行，连朱熹也引以为据，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化了多少笔墨来为王雱澄清这些不实之辞。王安石、王雱父子之间没有注意避嫌的问题，这个教训值得人们永远记取。我说这个问题决不是为了贬低王安石、王雱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也决不因为它仅仅是历史上的个案，而由于它是具有代表意义的典型案例。程颐曾经说：“人有三不幸：年少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势为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二程集·外书》）王安石、王雱父子婿之间的悲剧，正是应在这三不幸之上。因为权力与才能都不是靠血缘关系所能继承的，血缘关系只是为你提供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得靠你加倍努力，刻苦学习才能掌握它，否则的话，它适足以坑你、害你，人贵有自知之明。所以我还是奉劝有三不幸者不能张扬，夹着尾巴做人为好。 （四）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兄弟 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类人物，他们得以名垂青史，既不在于父辈的显赫身世，亦不在于自身的功成名就，而在于父母的良好教育和自己耿直的立身行事，回观他们一生虽历尽曲折和磨难，却仍为后人所敬仰。如苏洵与其二子苏轼、苏辙便是。我们都知道，苏氏父子三人，在唐宋八大家中便占了三席。苏氏世家于眉州的眉山，眉山处于岷峨之间，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在三苏中，社会历史影响最大的不是作为父亲的苏洵，而是作为儿子的苏轼和苏辙，比较起来苏洵最为平庸。据欧阳修所撰苏洵的墓志铭，在苏洵之前，三世都不显赫，而苏洵二个哥哥都以文学举进士，唯苏洵不好学，而且浪迹在外，故苏辙在苏轼的墓志铭中讲到：“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力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范滂是东汉党锢之祸中表现最为壮烈的。由此可见苏轼、苏辙当年所受的教育及他们立身的宗旨。 苏洵则是在二十七岁方始发愤闭门读书，二次应考都不中，转而专研六经百家之说，考究古今治乱成败及为人穷达出处之事。著《权书》、《机策》等，以史论起家，也影响了苏轼、苏辙治学的道路。史称其“好贾谊陆贽书，即而读《庄子》，叹“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在宋仁宗至和、嘉祐年间，苏洵带了苏轼、苏辙弟兄俩游学于京师，得到欧阳修的赏识，兄弟二人同时参加嘉祐二年礼部考试，二人同榜进士，嘉祐六年，二人同时应对制策。苏轼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论》，而苏辙因宋仁宗所问便在策文中直接对宋仁宗提意见了，他在文章中说：“古之圣人，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恐。夫无事而深忧者，所以为有事则不惧也。今陛下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臣以为忧乐之节易矣。”而且直指仁宗后宫生活糜烂无度，“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优笑无度。”这次应对制策，苏轼入第三等，苏辙入下等，可见苏轼与苏辙的出身不是靠家庭的权势、金钱、地位而是靠自己的学问和为人的志向。入仕为官也没有如王雱那样有父亲可以依徬，一切靠自身的才识和努力，及其为人的骨气。 轼与辙兄弟俩说真话，实话；不说套话假话；该说不时就说不，没有一丝一毫迎合权势者的媚骨。面对当时改革和保守两派，他们对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敢于说不，皇帝老子征求意见时他们也是实话实说，没有奉承讨好的话。有一次神宗召见苏轼，问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对曰：“陛下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那是责怪神宗求治太急，许多事欲速则不达，应该顺势而为，则事半功倍。即便是小事苏轼也敢于提意见。神宗让开封府市灯过元宵节，苏轼便谏说：“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耳，然百姓不可户晓，皆谓以耳目不急之玩，夺其口体必用之资。此事至小，体则甚大，愿追还前命。”在这件小事上，神宗还是听进去并且改正了。 王安石行新法，苏轼上书言其不便，并公开与王安石唱对台戏。王安石鼓励神宗独断专任，苏轼在策问的试题中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为题，显然成败不在独断专任与否，而在事之得失与是非，被专任之人之才德是否胜任。王安石当然因此滋怒，把苏轼贬为杭州通判。王安石行青苗法，征求苏辙的意见，苏辙说：“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逾限。如此则恐鞭箠必用，州县之事不胜烦矣。”这话有道理，搞青苗法是为了抑制民间的高利贷，从出发点讲，确是良好的愿望，问题出在操作层面上，官员队伍不纯，反而滋事生非，正如美国次级债的超前消费，让穷老百姓也有好房子住，结果闹出了全球性的金融海啸。 神宗崩，哲宗即位，保守派司马光上台，把苏轼请回开封，为中书舍人，苏轼仍然实话实说，宋代原有差役法，即直接向民间征发无偿的劳役，而王安石执政时，行免役法，按户等高下出钱免役，由国家雇人服役。司马光为相，要革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苏轼又表示反对，他说：“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敛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问题出在基层官员的素质上，司马光问他该怎么办呢？苏轼说：“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意思是慢慢来，还是一句老话，欲速则不达。司马光以之问苏辙，辙的答复与其兄一样，认为差役之害，半于雇役，结果会是“别生诸弊”，他主张因地制宜，方始“进退皆便。”所以搞休克疗法此路不通，如烤烙饼那样两面黄，那样的话老百姓苦矣。所以在改革派王安石眼中，苏轼固然是反对派，在保守派司马光眼中，苏轼、苏辙俩仍然是反对派。他们兄弟两人始终超然于当时改革、保守两派之外，客观地就事论事分析事物的成败得失，不计较个人仕途的坎坷。 （五）太上反诸己，其次求诸人 从高衙内说到严嵩父子、王安石父子、三苏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人自他降生于世起，都生活在各自的社会关系中，有的是与生俱来的，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如父子、兄弟；有的是以后在社会生活的过程中逐渐建立的如夫妇与朋友之间，古代有君臣之间，现代生活有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在如何处理相互关系的问题上，就有一个围着什么转的问题，作为子女自然受到父母地位的荫庇或者限制，但都有一个如何为人的问题，都有如何对待既定的社会关系和如何建立新的社会联系的问题。如严嵩那样父子狼狈为奸，固然是极少数，如王安石、王雱父子之间那样的互相支持，结果帮了倒忙。即便是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相处，孔子讲的君子聚于义，小人聚于利同样也是适用的，仅仅以血缘关系围绕利益来旋转，它的断裂只是时间问题了。《水浒传》中的高衙内身边不是还有陆虞侯、富安这样的小人物吗？富贵之家的子弟身边终还有一群如蛆蝇逐腐一般的小人，逐臭而来，许多事往往坏在这一帮专门使坏的小人物身上。在严世蕃与王雱的周围，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到时时都有那么一些企图攀龙附凤的小人物，对这帮子小兄弟们可要留个神，那种阿谀奉承的氛围往往包含着一个墨墨黑的大染缸。《吕氏春秋·当染》讲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以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而以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故为人处事，要所染得当。《吕氏春秋·论人》中讲到为人的原则，“太上反诸己,其次求诸人。”反诸己，就是把自己的位置和思想摆正，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因为人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不可能不接触社会方方面面的现象，不与各种各样的人交往；办成一件事，总得求人相助，在求诸人的时候就有一个善于观察人的问题，怎么观察人？还是《吕氏春秋·论人》中说：“凡论人，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喜之验其守，乐之验其僻，怒之验其节，惧之验其特，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通过八观六验才能知道此人的才性，才能知道自己那么多朋友中，各自的品位；对于不同的人，即便是鸡鸣狗盗之辈，也要懂得如何相处，知道什么是可求，什么是不可求的。朋友当然是越多越好，但要懂得必须有所区别。当然也不能完全洁身自好，孤芳自赏，那样什么事也办不成。只要自己守身为正，在广交朋友中，正是你观察生活，观察社会最直截的视角。自身正了，也能出污泥而不染。父母、兄弟、姐妹、夫妇各种各样的亲朋故旧种种社会关系，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讲，就是社会资本，问题是运作这个资本时，你自己能否正心诚意地为社会、为大众谋福利；不是完全去谋个人、家族小集团一己之私利。人天然生存在各种社会关系之中，但不是以关系来论人，而是看他在为人处事中，能否摆正各种相互关系，在处理各种关系中才能品味出一个人的品位。二苏值得人们敬仰的正是这一点。并不在于他有多少金钱和多么显赫的地位，如果心术不正，意念邪恶，那么尽管地位显赫，金银山积，作为人在本质上仍然是一个行尸走肉而已。 2009年6月22日 （六）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中国古代在春秋战国时，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之说，秦汉以后也有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如东汉末袁绍一家《三国志·袁绍传》便称“自（远）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势倾天下，”杨彪，“自（杨）震至彪，四世太尉，德孝相继，与袁氏俱东京名族云。”实际上这二个大族都败在曹操执政时期。袁绍与袁术是被曹操消灭的，而杨彪有个儿子叫杨修，树大招风也许是促使曹操杀杨修的一个重要原因。杀杨修以后，“操见彪问曰：‘公何瘦之甚？’对曰：‘愧无日磾先见之明，独怀老牛舐犊之爱。’操为之改容。”（《后汉书·杨震列传》）杨彪为什么讲没有金日磾先见之明，因为汉武帝宠其二子为弄儿，其后弄儿壮大，与宫女戏，为日磾见，恶其与宫女淫乱，遂杀其子。东汉时的世家大族已维持不了五世。东晋南朝也是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但往往难以为继，唐人刘禹锡有一首题为《乌衣巷》的名诗，其云：“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王、谢二大家族是东晋南朝的名门望族，朱雀桥在秦淮河上，乌衣巷是东晋世家居住的地区，顾荣与纪瞻是孙吴以来的大族，是王导设法让这些大族支持晋元帝在江东的统治。《世说新语·言语》写到：“元帝过江，谓顾骠骑曰：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荣跪对曰：臣闻王者以天下为家，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这是南下的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之间表示合作的一种默契，南方的士族允许北人寄居江左并与之合作，而这个纪瞻便是“立宅于乌衣巷，馆宇崇丽，园池竹木，有足赏玩焉。”（《晋书·纪瞻传》）而以王导为代表自北方南下的琅琊王氏也宅居于此，与王氏并立的谢家，谢安之后人也宅居于此。据《南史·谢弘微传》，弘微名密，是继谢混为后，其本传称：“混风格高峻，少所交纳，唯与族子灵运、瞻、晦、曜、弘微以文义赏会，常共宴处，居在乌衣巷，故谓之乌衣之游，混诗所言：‘昔为乌衣游，戚戚皆亲姓’者也。”可见那时朱雀桥边的乌衣巷是当时达官贵人们荟萃之地，刘禹锡过金陵，看到的朱雀桥与乌衣巷已是一片败落景象了。实际上王谢二个大族在南朝后期，已被边缘化了，在世族政治的时代，任何一个家族，其显赫的社会地位都不可能维持太久。 颜子推是南北朝晚期的一个历史人物，他留下了一部名著《颜氏家训》，他这部名著的《勉学》篇留下了一段文字，生动地描述了那些世家子弟衰弱以后无聊又无奈的状况。他说： “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经求第，则雇人答策；三九公燕，则假手赋诗。当尔之时，亦快士也。及离乱之后，朝市迁革，铨衡选举，非复曩者之亲；当路秉权，不见昔时之党。求诸身而无所得，施之世而无所用。被褐而丧珠，失皮而露质，兀若枯木，泊若穷流，鹿独戎马之间，转死沟壑之际。当尔之时，诚驽材也。” 著作和秘书都是官名，皆为这些世家子弟所垄断，我把这一段文字用现代话翻译如下，以便于大家理解。其云： “在梁朝全盛的时候，那些贵族世家的浪荡子弟，肚子里都没有什么学问，当时民间的谚语讲：‘能爬上车子不跌跤的娃娃便是著作郎了，只会问候别人身体怎么样的人，便可以当起秘书官了。’这些贵族子弟，都拿香料熏衣，面孔上擦粉，口上涂朱红，乘高档的轿车，穿高跟的齿履，坐在绣有方格图案的丝绸坐蓐上，倚着着色的丝织靠枕，身边摆着各种古玩，从容进出于那些高宅大院和高档的消费场所，远远看去仿佛如神仙一般，参加明经考试时，便请枪手代替自己回答策问；参加由三公九卿出席的宴会，要吟诗作赋时，便请人为自己代笔。在那个时代，他们也可算是快意于一时的幸福士子了。一旦发生动乱，政治格局发生大的变化，掌管选举的不再是自己过去的亲朋故旧，在朝廷上执政的不再是过去的同伙，这个时候那些世家的浪荡子想依靠自己的能力不再可能谋得一官半职了，在社会上他们也无一技之长得以发挥自己的作用。到了这个时候，再也不能珠玉其外，只好穿上平民的粗布衣袍，撕去过去的表面现象，露出本来的面目。他只不过像一根呆头呆脑的枯枝烂木，像一条在山间已经干枯的溪流，他已变成被戎马追逐的麋鹿，转眼之间便被击毙于沟渠之中。在动乱的时代，贵族子弟确实都变成一批毫无用处的奴才了。” 这里生动地描述了那些仅依血缘关系来维持自己地位的贵族世家子弟，一旦遇到社会动荡不宁时，就完全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能力，成为任人屠戮宰杀的对象了。这几乎是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贵家子弟们走向堕落衰败的难以逃脱的必然结局。从某种意义上讲，父祖辈留下的优越的社会关系，对其子孙后代未必是件幸事，过于优越的生存条件，反而使他们丧失了独立谋生的能力，在农耕的时代，世家子弟这种败落的节奏可能还会慢一些，到了现代快节奏的时代，这种败落往往转瞬即至，变成现世即报的结局。颜子推这一番话，确确实实是为这些世家子弟着想，他写这本《颜子家训》的出发点，并没有丝毫嘲笑的意味，而是为了告诫他们也包括自己的儿女，应如何警惕和避免这种结局。从这个角度讲，当初的上山下乡、到艰苦的地方去，对那些世家子弟打破锦衣肉食的环境，出去经历一番磨难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一方面把农村的疾苦，百姓的实际生活能亲身体验到，另一方面通过磨练可造就他们日后的辉煌。如果垮了，那本来就不是一块料；是玉石，经过打磨总能显示出其耀眼的光彩。所以我不喜欢那种哭哭啼啼的伤痕文学。火花只能从磨练中诞生，好的文学作品也讲灾难，从灾难中也见人之豪情壮志，苏轼那许多光辉的作品正是在他经受苦难之中产生的。不要一味埋怨客观世界，反思一下自己的主观世界或许能达到更高的境界。 (七)不能忘记卢武铉的教训 促使我认真思考这个历史问题的动因是五月二十三日清晨，韩国庶民总统卢武铉在登山时跳崖自杀。卢是出身于农民家庭的政治家。卢依靠清廉的承诺来赢得民众支持，他就职时是以“容纳违规和腐败的时代已经结束”作为号召的。上任时还幽默地说过：“如果想到五年后我们的孩子能否平安无事，就不寒而栗。”令人想不到的这句话竟成了自己不详结局的预言了。在去年二月卸去总统职务返回老家居住后，卢的妻、儿、女及其他亲属在他的任职期内受贿的问题进一步被司法机关提起诉讼。首先是卢的兄长卢建平在零三年受贿三千万韩元，零六年又因第二次涉案在首尔投江自杀。从零五年起他的家人便已被指控在他任内涉嫌收受贿赂，行贿人是制鞋企业泰光实业公司老板朴渊次，朴被捕后，与卢武铉家属受贿的案件相继浮出水面，卢的妻子权良淑收受一百万美元，女儿卢静妍受贿在美购豪宅一百六十万美元，侄女婿哲浩收受五百万美元，儿子卢建昊涉及三百万美元受贿案，最终他自己也被检察机关找去接受询问涉及收受泰光实业公司六百万美元的事，从四月到五月间他的妻儿都陆续被韩国检察机关所传讯。卢武铉在被检察机关传讯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很抱歉让各位失望。”有数据显示卢在任职总统期间，其家庭财产从四点七二亿韩元增加到九点七二亿韩元，折合人民币不过二百五十万元，数字并不大。但这一切却成了当初他为民主与清廉鼓与呼的反讽，这使他内心世界承受了难以承受的折磨和羞耻，使他难以面对当初选他走上总统职位的韩国民众，所以在五月二十三日跳崖前他会在自己个人博客网站上留下：“你们忘了我吧”的遗言。卢武铉这一跳崖行动，还是一种勇敢的精神，为了自己过去曾经承诺的誓言，对因自己亲属的行为带来的羞耻，他能以死相殉，还是能博得人们广泛同情的。对于卢这种悲剧性结局，我们如果把它放到哲学层面去思考，这也是一个悖论：人们的思维是趋于理性的，是理想的追求支持着人们生活的勇气；而另一方面人的行为又往往是趋利的，行为与理想之间往往两相悖反，卢的悲剧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这两个层面之间互相冲突的表现，理想是建立在抽象思维基础上，生活则往往是从现实得失层面来考量；更进一步地看在这两个层面上就个人与群体而言更是不一样，个人有时能克制自己的欲望，在群体中的各个个体则很难大家一致，即便是父子、夫妇、兄弟姐妹之间也难求完全一致。从思维的方法论上讲，理学家们便是从经学转化而来，他们思路的出发点是天理，从性与天道来考量天理与人欲；而苏轼他们则是从现实出发，从历史中去寻找它的逻辑结构。苏轼求学是从读贾谊、陆贽等的政论起步的，由政论而作史论，故二者思路不同，处理问题的理路与方法也不同。卢武铉跳崖这个悲剧告诉人们：就抽象的理念出发从个人到社会，难以破解现实生活中的难题，治好一个家庭尚且困难，何况治国呢？卢武铉的执政，人们给他的评价是无能。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任何人都无法回避如何处理好人际的相互关系，在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妇之间亦都有义与利的矛盾冲突，都应该设身处地地换位思考，为对方设身处地地想一下，为父者不能做对不起家人的事；为妻、为儿女、为兄弟者，也得设身处地为处于卢武铉那样父辈的人想一下，可不能让他们陷于万死不劫的火坑。父辈们的辉煌和与权势相连接的社会关系，并不是为妻儿者巧取豪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资本；从社会的角度讲，要从制度上给予种种限制，诸如公布自己及亲属的财产状况，并说明财产的来源，以接受公众和舆论的监督。有些事仅靠家族和亲属之间的自律也有难度，儿女们都已成人，并各自都成家立业了，作为父辈对儿女们在做些什么也不一定完全知情，而且作为如卢武铉这样的领袖人物，儿女身旁也自然会有一帮攀龙附凤的小人物活跃其周围，并藉以谋取不当的个人私利，更有招摇撞骗之徒利用这一层关系在做坏事。要卢完全了解自己子女和亲属在做什么也难。他毕竟政务在身啊！有时候发现问题后，即便要管不一定管得了，更有投鼠忌器的苦恼。当问题还处于掩盖状态似乎大家还能平安无事，但这些问题毕竟是地火，一旦出现裂缝，整个家族势必处于山崩地裂的状态，外加党派斗争因素，更会使事态具有无限放大的效应。尤其在现代信息传递高度发达舆论完全透明的情况下，地火怎能不冒烟呢？这类问题在过去比较封闭慢节奏的环境下，还可以设法遮遮盖盖，至少表面上保持平静的状态，让儿女远离是非之地，但这也难以持久，毕竟纸包不住火。中国历史上那些世家大族的经历告诉我们，父祖对子孙的荫庇毕竟非常有限，实际上往往是人一走，茶便凉。有些问题不被追究毕竟是出于社会利害的考量，所以为子女者应该懂得父祖辈为自己提供的条件不是都能随便引进门的，发展还是要依靠自身的勤奋和努力。任何投机取巧侥幸取得的一切，最终都会成为烫手的山芋。最近有个朋友给我讲起某一高位者父亲与其儿子之间的对话，父告诫儿说，你在外面做事可要负责，不要给我惹什么是非，要知足，不要贪得无厌。儿对父说：你可要小心，不要大意失荆州；你一失足，就会害我们与你一起被人家一锅端。他们父子俩都已有危机感了，有这样的相互告诫还是好的。这方面的惨痛教训，不仅中国历史上有，外国有，我们身边何尝少啊！广东省政协主席，政法委书记陈绍基的案子，就足够惊心动魄了，他案子的缺口还是从他部下露头的，然后是他的家属亲戚一起落水，最终追究到他本人。从已经浮出水面的案子看，都可以找到类似的状况，实际上我们知道的往往还只是冰山的一角。问题不是出在大意失荆州上，而是心地是否摆正，心不正，意不诚，又何以治家呢？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接触到一些啃老族的状况，父母一去世，兄弟姐妹之间便忙着为争夺遗产而纷争不已，这种现象固然使为父母者寒心，但还是小巫而已。权势者之家族的子女和亲属中，还有另一类的啃老族，他们啃的是父祖辈过去光辉的历史和社会关系，把这个作为自己的资本，并且美其名曰“无形资产”，到处炫耀其父祖辈的光辉历史，借助其父祖留下的社会关系搞投机活动，企图快速地暴富，那不仅坑了自己，而且毁了父祖辈的光辉革命形象，实际上反而露出自己的无能和卑劣。其实父祖辈的功名业绩并不是他们的私有财产，是社会的公共财富。我想把历史的教训揭示在大家面前，总还有一点警示作用吧。在思想上多一道防线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还是把正心诚意放在第一位，心底正了，邪气自然不能乘虚而入，这比单纯依靠制度制约要好，因为制度上的限制是专门用来对付小人钻空子的。当然我们的社会绝对不能没有制度的约束和舆论的监督，所以两条腿走路更好。 2009年6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