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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嘉:一段故人和往事的回忆——兼记王守稼、谭其骧与陈旭麓

朱永嘉,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明史研究专家,回忆与王守稼、谭其骧和陈旭麓相交,及在文革中注释史传文赋的经过。附《枯树赋》与骆玉明相关文章。

今年一月二日上午刘修明与李霞芬及潘咸芳一起来看我他们讲起写作组历史组过去的一些往事。刘修明过去是复旦历史系毕业,他毕业后分配去社科院的历史所工作,李霞芬和潘咸芳原来是复旦外文系教师。六四年由于市委布置我们撰写与苏联争论的理论文章,需要有人翻译俄文资料,便把她们调来一起从事翻译工作,由于有过一段工作上的共同经历,谈起故人和往事大家感慨万千。大家感慨最深的是二个人,一个是王守稼,一个是陈旭麓。记得我是在一九八八年十二月末保外出狱的,出狱以后得到的第一噩耗时陈旭麓与王守稼都去世了,陈旭麓比我稍长十岁,王守稼还年轻呢。那年他还只有四十六岁,记得陈旭麓去世的日子是在十二月一日,王守稼是在十二月七日去世的。在陈旭麓的追悼会上,还挂着王守稼去世前写的挽联,并打上黑框。接着谈起历史组另外去世的两位,一位是许道勳先生,他是专攻隋唐史的,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因肝硬化而去世的,一位是吴乾兑,他是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去年末因心脏衰竭去世的,他一个人住在家里,去世时没人知道,第二天钟点工上门时,打不开门,打一一O撬开门,发现吴乾兑已死在床上,人已去世五、六小时,身上已有尸斑了。他们三个人都比我年轻,是我学生辈的,却走在我前面,白发人送黑发人,想来使我伤心落泪。在谈话中刘修明告诉我,陈旭麓举行追悼会那天,是他接余秋雨进吊唁大厅的,他在王守稼的挽联面前含泪佇立良久,挽联的内容是称陈旭麓是自己的亦师亦友。想不到的是送挽联的人也跟了陈老师一起走了。还说他们后来读了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写的那篇《家住龙华》迟迟摆脱不了那时的此情此景,为此我把余秋雨的那篇文章看了,自己出狱以后,受到生活条件的限制,已很少有年轻人那样的闲情逸致地去读已走红余秋雨的散文了,这次把这篇散文找来读了。余秋雨在去世的陈旭麓、王守稼面前写的散文确实很动情。这是一篇日记体的散文,是从要写篇有关龙华古寺的散文,想找陈旭麓的文章作破题的。他在文章中说: 
  “对这个课题研究得特别出色的是历史学家陈旭麓教授,应该把他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人格结构和海派特征的文章,再找出来读一读。
  买菜回来,赶快走进书屋,陈旭麓教授的文章怎么也找不到。电话铃响了,接来一听,脸色大变。我又不能不相信神秘的超自然力量了。电话中分明说的是‘陈旭麓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下午2时在龙华殡仪馆举行!’
  打电话的朋友特别叮咛:‘你家住龙华,很近,一定要去。’
  在我的抽屉里还有陈旭麓教授的来信:‘进近来偶有空闲,到长风公园走走,自诩长风居士。’
  但是遗体告别仪式上的悼词证明,陈先生根本没有这般悠闲。他刚刚到外地参加5个学术讨论会回来,去世前几小时还在给研究生讲课,就在他长眠之后的今天,他案头求他的青年人的文稿和自己未完成的书稿还堆积如山。
  我自认是他少有的忘年交,但在吊唁大厅里,六七百人都痛哭失声,连以前从未听到过他名字的汽车司机们也都在这个气氛下不能自恃。他是在19年前死了妻子,亲手把一大群孩子带大的辛劳父亲;同时,他又是100多位研究生的指导教师。他不断地从家庭生活费中抽出三五十元接济贫困学生,自己却承受着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都遇到过的磨难、折腾和倾轧。他对谁也不说这一切,包括对自己的子女和学生,只是咬着牙,一天又一天,把近代史的研究推到了万人瞩目的第一流水平。
  他走了,平平静静。他的大女儿向来宾致谢,并低声向父亲最后道别:‘爸爸,今天你的行装又是我打点的。你走好,我不能搀扶你了······’
  仪式结束了。我默默看看大厅里的种种挽联,擦不完的眼泪,堵不住的哽咽。突然,就在大厅的西门里侧,我看到了我的另一位朋友献给陈旭麓先生的挽联,他的名字叫王守稼。但是,他的名字上,竟打着一个怪异的黑框!
  连忙拉人询问,一位陌生人告诉我:‘这是我们上海历史学界的不幸接连去世两位!王守稼在给陈旭麓先生送挽联后,接受手术,没有成功。’那人见我痴呆,加了一句:‘明天下午也在这里,举行王守稼副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
  我实在忍不住了。站在王守稼书写的挽联前,为他痛哭。就在刚才,我还在厅堂里到处找他。他,今年46岁,也是一个少见的好人。早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因家贫买不起车票,每星期从市西的家里出发,长途步行去学校,却又慷慨地一再把饭菜票支援更贫困的外地同学。我忘不了他坦诚、忧郁、想向一切人倾诉又不愿意倾诉的目光。人越来越瘦,学术论文越发越多。脸色越来越难看,文章越写越漂亮。论明清时期的经济、政治、外交乃至倭寇,精采备至。他经常用宁波话讲着自己的写作计划:‘还有一篇,还有一篇······’像是急着要在历史上找到身受苦那的病根。陈旭麓教授就曾对我说王守稼是他最欣赏的中年历史学家之一。直到去世,王守稼依然是极端繁忙,又极端贫困。他的遗嘱非常简单:恳求学生好友帮忙,让他年幼的儿子今后能读上大学。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最典型的遗嘱。
  是的,家住殡仪馆很近,明天,再去与守稼告别。
  朋友们走了,我还在。不管怎么样,先得把陈旭麓先生的几篇文章找出来,好好读读,再把我关于龙华的那篇《文化苦旅》写完。今夜就不写了,病着,又流了那么多泪,早点睡。”
  余秋雨这篇文章是在《小说界》发表的,后来又在《上海人一日》的征文中获得首奖。为什么余秋雨那时会那么动情呢?因为文革时,王守稼、陈旭麓都是写作组历史组的人,他们的办公地点在康平路182号的七楼,这是一幢大楼,一共九层,对面就是181号,市委书记处的大院,所以只有与市委书记处有关的工作人员才能在那里安顿。而文艺组的一部分工作人员在五楼,余秋雨属于文艺组,所以在五楼办公,他们都是一起在余庆路市委机关食堂用餐的。他们之间每天乘电梯上下楼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都是朝夕相处的同伴,大家都还年轻,都有一股追求上进的劲儿,那么许久共事的日子,人们之间怎能不产生感情呢?余秋雨这篇文章所流露的深情厚意,确实是非常真诚的。下面我想分别介绍我当年所熟识的俩位史学家,王守稼与陈旭麓。
(一)
  王守稼是六五届历史系的毕业生,六三年六四年我还在复旦历史系担任古代史的基础课,我给他们班级上过中国史学史与元明清史,那时王守稼还是一个学生干部,在校学生会担任学习部长,与他一起任学生会部长的还有金炳华与陈至立,他们之间都是好朋友。在课余王守稼常来我住处讨论问题,他毕业时的毕业论文便是讲明代倭寇的问题,我上课时便讲了倭寇的问题要换一个视角观察,倭寇中确有少量日本浪人,但倭寇的头目都是汉人,要联系当时江南商品经济的情况看,商品经济发展了,海上贸易发展了渔业发展了,明朝政府推行的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这样失业的游民、渔民与海商结合在一起成为有组织的海盗行为,对于历史上的许多事件,要多侧面的观察才能提出新意。这些是我备课时偶发性的思索,在课堂上随口讲了。他是一个有心人,一直在收集资料,毕业时,便以这个题目作为他的毕业论文的选题,所以他的毕业论文是我指导的,后来收在他文集中的《海禁与弛禁——明代海外贸易政策》及《嘉靖时期的倭患》二文便是由此而来的,我当时与他的议论是闭关与锁国的政策扼杀了沿海地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是我与王守稼最早的接触。他毕业时,我便向系里建议留下做历史系的助教了。王守稼毕业后,去农村锻炼了一段时期,后来回学校参加运动。
  我把王守稼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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