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朱永嘉：六十年前在上海的那些日子

六十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我刚好十八岁，还是清心中学高三的一名学生，那所学校是美国浸礼会在上海办的教会学校，地点就在现今陆家浜路。现在清心中学则改名为上海市第六十一中学。那时学校还有美国的传教士在那里任课呢。我记得在那年的三月十五日，上海解放前夕自己参加了地下党，并发展了其他地下党员，还在清心中学组织了地下学联的联络机构。为迎接解放，附近三所中学，即清心男中、女中和东南药职学校的地下党员联合成立了支部，让我这个预备党员担任支部书记的工作。我们在学校建立了人民保安队，在校外棚户区，组织三轮车工人成立了人民自卫队，进行护校工作。
上海解放后，学校内团结在支部周围的积极分子都参加了西南服务团。区委把我留在学校继续做学生工作。学校内就留下我与黄定一两个地下党员，建立一个党小组。那时党员身份还没有公开，组织上归中共蓬莱区委管辖，联系我工作的是区委的联络员崔震。他原先在卢湾区，还是姚文元的入党介绍人。区委书记是李研吾，那时候他既平易近人又非常朴素，我时常中午去找他，只见他躺在长凳上午睡，见我找他，他立即起身接待，没有任何架子；后来文革初，他是市财贸办的负责人。
过了暑假学校开学以后，校内只有少数积极分子，大部分是初中生，学校成立学生会，我被选为学生会主席。校内有一部分青年教师，如体育老师王焕刚、圣经课老师王笃信，还有从交大分配来的叶锦庸等几个积极分子比较接近。支部能联系到的学生也很少，那时留校的负责人对我们的活动既不反对，也不支持，让我们自搞。那时人家问我，你家境那么好，家里有汽车洋房，怎么跟共产党做积极分子？我只是笑笑，说不出什么道理，只是觉得这样好，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喜欢和穷朋友在一起有说有笑。那时的清心中学可是富家子弟的学校，对面的清心女中尤其如此，每逢星期六下午，家长来接孩子的小汽车在路上排得满满的，这种情况现在在我家旁边的复旦小学每逢放学的时候也能看到，我只是摇摇头。记得那时候我家里母亲也用小汽车来接过我，后来被我拒绝了。
九月下旬，区委为了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希望我们组织学生参加庆祝活动。那时主要组织学生在校内唱歌、扭秧歌、打腰鼓这些活动。记得十月一日那天上午，同学们都集中在校内，也不过近百人，到中午十一时才得到消息，要参加下午的游行。那时我们属于南市区，虽说是要我们学校派代表参加游行队伍，实际上我们学校能动员的同学都争着要参加游行，下午一点左右开始出发。与我们队伍合在一起的有东南药专、中华职业、清心女中等几个学校组成一个中队。那时女中的党员都参干去了，已没有党员，所以女中的队伍也是我带着。游行时我们举着红旗和学校的横幅，女同学则有腰鼓和秧歌的队伍，一路排列在人民路上。到傍晚队伍才慢慢开始向前移动，经过老西门转入西藏路，整个队伍时行时停，停下来则就席地而坐休息。道路两旁有许多观看的市民，有时要学生打一下腰鼓，扭一回儿秧歌以取乐。尽管天下着雨，地上与身上都湿了，大家热情不减。
那时检阅游行队伍的主席台设在跑马厅的看台前。现在的人民广场，当时是跑马场，跑马厅是赛马的场所。靠近南京路这一边，跑马场还有一条二米宽的水沟间隔，是为了防止路人闯入赛马场。赛马实际上是类似于彩票一样的赌博行为，谁买的赛马号码中了第一名，便有重奖。我孩稚时代，还有英租界，那时我爸爸商店的职工让我跨在他们的肩上，在紧靠南京路上，遥望赛马的场景。抗战胜利以后，记得蒋介石曾在那里开过庆祝胜利的大会，主席台也设在看台的一边，我只能在南京路上遥望。而这一次庆祝解放我是以主人翁的心态来参与其中的，我们的队伍是沿着西藏路到中百一店转弯进入南京路口子后，才进入跑马场的。那时跑马场除了马的跑道以外，可都是草泥地。我们到晚上十一点左右才进入跑马场，此时正值倾盆大雨，大家淋着雨，上下衣服湿透了；拖着腿，一身泥泞，艰难地向主席台前行进。
从远处看到主席台只是一个用芦席搭起来的看台，前面挂着一排灯，两侧四幅巨像，也看不太清楚，主席台上有许多人也在雨中向着走过的游行队伍挥手致意。在主席台上的有饶漱石、潘汉年等军政领导同志，那时陈毅市长在北京参加天安门的庆祝大会没来。雨下得那么大，大家也只是急匆匆地唱着歌呼着口号，挥着手中的红旗，手挽着手，走过主席台而已，顾不上队伍的整齐。台上的领导同志和我们一样坚持挺立在大雨滂沱之中，出了跑马场，队伍就开始分散，大家各自回家。我们就是这样接受华东和上海市党政领导的检阅，这次检阅一直持续到凌晨四点才结束。我们正是抱着极度兴奋的精神，欢乐地，而又非常疲乏地度过了六十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天。
游行结束，大家回家前，约定第二天再在学校相聚。我回到家时父母都守候着等我回来，帮我揩了身，替换了衣服。我在床上倒头便睡，那时自己身体还硬朗，没有因此感冒发烧，已是大幸了。第二天我就回到清心中学，区委通知我去，崔震告诉我，市里通知要狂欢十天，要继续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和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下午还要组织队伍去跑马厅参加庆祝大会，而天气仍然是大雨倾盆。因为此前一天同学们已经很累，我只能让大家休息了。在跑马厅举行的庆祝开国、保卫和平的大会，我们学校就没有人去参加。后来我从报上知道这次会议在下午四点半举行，是舒同主持，先是饶漱石讲话，以后是潘汉年、刘长胜、郭化若讲话，范长江宣读通电。就坐主席团的还有颜惠卿、李昌、周予同等，其中只有李昌，我在团市委开会时近距离接触到过，其他领导都是开大会时，听他们讲话。
那时的我只是一名还未成年、普普通通的中学生。报上说是十月二日那天，有三万群众在跑马厅参加大会，全市有五十万人参加分区的集会，我们学校是再没有力量集中同学来参加活动了，前一天的冒雨游行大家都需要休整，由于二日是星期天，市里决定三日补放一天假，等天气放晴以后再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
这个时期街上还是陆续可以看到群众分散的，自发的游行庆祝活动。到了八日，全市又举行了一次规模更大的游行庆祝活动，我们中学还是组织原来的人马，再加上棚户区的三轮车工人一起参加这次游行。主席台仍然设在跑马厅，我们是从南路，在解放军的后面，缓慢地进入跑马场。游行队伍除了秧歌队、腰鼓队外，还有旱船高翘龙灯、狮子舞等，都是企业工人队伍组织的。与我们平行的队伍中以永安公司的职工队伍最为精彩。广东人喜欢舞狮子、玩龙灯，这次游行的时间也持续得很长。我们比较早地走过主席台后，大家便分手，反而退回去观看后面列队等待进入跑马厅的游行队伍了。这次大家都是有备而来，工人的队伍比学生队伍壮观得多。这次庆祝活动，工人阶级的队伍才是真正的主力军。
回顾六十年前的欢庆活动，当时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学生，自己也只是感到兴奋，欢乐，感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对它的历史意义还谈不上有什么深刻的认识。六十年后，再来回望这段历史，那就不一样了，辛亥革命推翻清皇朝后，我们国家真正统一的标志应该就是六十年前的这一天。虽然当时南方和边疆地区的统一还需一些时日，但从那以后，我们国家在大陆地区真正实现统一了。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曲折，有了国家的独立和统一便保证了和平，保证了国家的建设富强。那时我们只有四亿多人口，现在我们有十三亿人口，仅人力资源的增长，便是一项了不起的成绩。今天无论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毕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世界上任何力量也难以摇撼我们伟大的祖国了。
我是这六十年的亲历者，我出生于旧中国，在日军占领下的上海生活过。家父经商，是一个在市中心北京路福建路上开玻璃店的资本家。珍珠港事件以后，日军占领租界，我们就生活在日军占领下。那个环境到处都是日本的太阳旗，但是我父亲爱国，在那时他拒绝经营日货，就因为这个原因他和母亲被日本人逮捕入狱，一起被抓的有商店内的三个职工，还有我的叔父。此后家里被日本人封锁，经历过汪伪七十六号特务组织的敲诈勒索，并为此而倾家荡产。我亲眼目睹父母被抓，家里被抄的场景；而且此后自己有家回不得，流落街头的经历，依然历历在目，最后总算舅父家收留了我。尽管当时只有十一岁，但是自己已经亲身体验过做亡国奴的滋味。几个月后，父亲出狱，我去金门饭店看父亲，那时父亲还带着手铐，他是带着手铐出狱的。他告诉我在狱里的几个月始终带着手铐，特务对他说他们把钥匙弄丢了，这个手铐还是在金门饭店花钱找锁匠才打开的。所以那时我只要一听到那些东北的流亡歌曲，便会跟着唱，而且很激动。
抗战胜利后，我曾去南京路、外滩欢迎过美国的海军军舰和上岸的海军陆战队士兵，结果得知的是他们欺负我们，打死我们人力车夫藏大咬子。为此我愤怒了，参加了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直至参加地下党。
我是学历史的，知道一点近代史，所以我怎能不珍惜这近百年来我们民族艰苦奋斗所得来的成果呢？比之于国家的独立、统一和强大，我个人一时的得失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我无怨无悔，始终如一地热爱自己的祖国，这就是我对国庆六十周年最根本的感受。
我们千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大局，要廉洁奉公，要多为大多数人着想，要保持好艰苦朴素的作风。至于中国的政治生活自有它的传统，怎么能搬弄西方那套方式来折腾自己。可不能再搞什么易帜，倒旗之类，非要把国家弄成四分五裂，那就上对不起先烈，下对不起子孙啦。

相关评论：罗青

原本，我想写一段北京开国典礼那时节，我在上海经历过的事。记忆太少，总觉得成不了文，写给你，一下子就说完。那年，六月底至九月，也不过在华东局保卫干部培训班当学员不几十天，一日，刚吃过午饭不久，保卫处老区渡江来的处长来到我们班所在地(好像巨鹿路675号，记忆中认为是资本家刘鸿生之弟吉生去香港而匆忙弃下的一座颇大的花园洋房，我们是首批进驻的单位)，在底层大厅，老处长要挑选一人当助手，去为上海开国庆典搭主席台选址，点了我。处长王姓，在小鬼的我当时看来有点年岁，高头大马的，人和蔼，他凡出门有事或开会前，比较注意要将黑皮鞋擦得锃亮。这次临行也用布轻擦了擦。我要跟他上车，记得了这一细节。坐吉普车，开往原跑马场。这种洋人跑马赌钱的场所，过去在读的中学生像我，即便路过，隔着大马不过路望望而已。这天进得圈圈里边，觉得真大，车开一段，走一段，很久没人理会的杂草，长得相当高，有稀有密地续连一片，也无所谓废置不废置的泥路，反正车开过去，四通的都可。天阴阴沉沉的，油然生出一股荒凉感。首长的皮鞋在这场勘踏中可灰头土脸了。在比较离开原看台一段距离的地方，划定了将要搭台的位置，考虑到与会的多数人众是从北边方向汇进会场，主席台座南朝北。选址工作粗粗拉拉，我主要想的是怎么除草平地划区域，完全可应一句“百废待兴”的成语，可能在年前，解放军威逼长江之大势早就让可以跑马作赌的那些人在金圆卷狂潮中早慌了神，纷纷做出南逃的准备，又有谁会展想过上海闹市中心地带荒弃场所的不堪景象。我写这段忆旧文字，也不过立此存照。六十年后的人民广场，地上地下，一派繁华的辉煌，是在当年怎么样破败颓敝之地上兴建起来的，历史见证我们无比创造力的丰伟成就。

我这九月三十日的忆旧，也有记不准确的可能，只说灰灰暗暗带雨的蓝色铁流，这印象是我个人的，记得很深切。

1949年9月30 日，我是这样过来的：

保卫上海开国庆典，我们干训班分配到的任务一是会场外围定点驻岗与游动的巡逻，一是在保卫工作总指挥部听候调遣。其实布置和实战，从昨天就启动了。

我分在南京路大光明电影院门前左右东西约五十米的一段。便衣。因为是庆典，我从家中找出年前父亲从杭州回来时带给我的一件印花厚棉绒套头衫，当时俗称卫生衫，新花样的秋衣，大致十一时分穿还略嫌早。这衣服我一直不乐意试穿出去，它浅鹅黄底色过艳，上面的西湖风景图倒还相衬，但是又多更大的一些花草图案压着，太突现，不唯设计不调和，还显然带有乡气，算不算上海时髦小青年看得上眼的规格，不清楚，总之我不喜欢。领导号召尽量将好看的衣裳穿出来，动员各个本地有家的人回去翻寻。我就这样打扮了上岗的。整个下午那大光明电影院哪有什么影片放映哟，门前冷冷清清的，人们都去忙参加大游行。虽然少有人注目我，我还是颇多不自在，为那件惹眼的印花秋衣。天阴湿湿的，本来还感到衣服有点厚，可越站越冷，多走动也不行。早就过下岗时刻，之后没有接岗人。晚饭点也过了。那时哪有什么对讲机分配到我们这样一层次？我其实往东去不远，一过黄河路这条狭窄的南北斜道，就可以进入国际饭店。我走到黄河路口西边，为了难。

天色暗沉下来，蒙蒙细雨一时又浓密起来，从北而来有组织的游行队伍，人流涌滚，挤挤攘攘，快接近目的地的最后的疲劳和兴奋交织，显然不整齐，有点不成行列，但根本没有人群的隙缝可钻，或是我看到那么一团意志的铁流在奔涌，从来没有过的人民胜利的意志就是表现为一支刚硬的铁流，情绪欢昂的火热的队伍，无间铁与火，已不是若干人心愿或疏或紧的篱笆，幻象真是一堵铜墙铁壁竖立起来了，他们要集结起来为自己的明天奋战，是战天斗地解放做主人，现在要去宣誓。那时又没有什么胸佩身怀的证件，我已是苍茫夜色中的一小点点小不点儿，我不会无礼横冲这支可敬的队伍。好不容易等到一个前后两下队伍接衔的很小空档，我越过人众，来到庆典游行保卫工作总指挥部。指挥部设在国际饭店二楼三楼。二档多间房间南窗，一排，对着检阅台。但这时没有主席台的热闹，望不到台上台周的灯光是明是暗。五路人马，在大上海哪有过这样大集结的组织工作经验，如此汇流，果真二十四小时也不够。是不是在这么深入探讨，我匆匆探了下头，没顾得听，一饱一倒去了。
黄河路口，汇集到开国庆典会场去的这支普通上海人第一次被组织起来的游行队伍，那暮色夜色中带雨的蓝色，和给我铁流铁流的印象，我记住了六十年，到现在脑中依然非常清晰。

罗青 09-0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