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安石的“由是（仁义）而之道（世界大同）焉”
如果把二苏与王安石、司马光的政治哲学概括起来，大概属于两个类型，两种不同的出发点：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政治哲学，也许可以用“由是（仁义）而之（道）焉”来概括，这句话出于韩愈的《原道》，他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它的出发点也就是仁义道德，儒家在伦理取向上的一些基本概念，换一句话说是从人们主观的、既定的概念出发推而广之，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从普世价值出发，围绕社会公平和公正问题，也就是从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这些普世价值出发，从人权至上出发，推而广之让所有人都来遵循这些神圣的原则，以达到世界大同或者是在全世界范围实现公平公正，王安石正是从寻求公正出发，同情民间的疾苦，抑制豪强兼并，增强国力，改善民生，这便是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所以他才会有“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之说，因为在他看来，普遍真理在握，说那些惊世骇俗的大话，同样是为了推行变法的措施，希望神宗独断专行。过去我们也曾经有过“只要主义真，砍头不要紧”那种豪情，一旦取得政权，也就依靠国家的威望和自己手中的权力不顾一切地强制推行至上的主义和真理来了，这个办法对老百姓而言，那势必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为什么会如此？因为它只从理念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一步一个脚印地解决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不公正；这样的理想或目标只能是逐步接近，不可能一步到位。如果真是硬要一步到位，势必天下大乱，留给世人的将只能是万世不劫的大灾难，留给推动者自己的也只能是命比纸薄。我也正是从这一点上吸取文革所以失败的历史教训，从这一点上接受历史对我个人的磨难。
二．苏东坡的“推阐理势”——实事求是的政治哲学
能集中反映二苏政治哲学思想的是苏东坡写的《东坡易传》，实际上这本书是他们兄弟二人合力完成的，苏辙在苏轼的墓志铭上说：“先君晚岁读《易》，玩其爻象，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以观其词，皆迎刃而解。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然后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而此书的某些段落则出自苏辙之笔头，书的作者挂在苏轼名下。《四库提要》概括此书的宗旨为：“推阐理势，言简意明。”从时事出发，推阐其中的理路，苏轼不喜欢空谈天道性命，苏轼的史论，是从现实生活的问题出发，总结历史上成败的经验教训，寻找政治的理路，古今治乱的轨迹是势，其所以然之故是理，这就是推阐理势的思路。用现在的话讲，办事行政，必须实事求是。
王安石与苏东坡这两个思路的走向不同，前者是从本体论，从概念出发，后者是从时事即从实际出发，借历史上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寻找所以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路，二者相较，二苏的思路更切合实际一些。以《易传》的《无妄》卦之卦义的解释作比较，洛学的代表人物程颐偏重于前者，程颐说：“无妄者，至诚也，至诚者天之道也。天之化育万物，生生不穷，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则所谓与天地合其德也。”（《二程全书》）。古人讲天道，现代人讲普世价值，其实是一个东西。程颐的意思是人人都能遵循这天道，也就是普世价值，那就是天下大同了。苏轼则持相反的意见，关于《无妄》之卦义，苏轼说：“善为天下者，不求其必然。求其必然，乃至尽丧。”换一句话说，不能只有一个尺子，强迫大家都去遵循某种尽善尽美的概念或境界，那反而是坑害人的东西。所以他说：“以无妄为药，是以至正而毒天下，天下其谁安之？”强行推行人权法则，普世价值，必然是推行到哪里乱到哪里，在苏轼看来，无妄其实是一种苛刻而近乎偏执的追求绝对真理的陷阱。这样的政治追求，并不能真正达到至正无妄的境界，强力推行的结果，必然是荼毒天下。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国内还是国际的种种实践都证明了这一条简单的道理。当年《庄子》便说过以一家之至正矫拂天下万家之不正，将使天下之人尽丧其性命之情。故在政治上偏执地追求无妄的理念，也就是追求普世价值之类，在实践上只能是荼毒天下。这样讲并非否定人们的理想，理想只能是人们理念和人格上的追求；实践、政府行为只能从实际出发；做人是要有理想，要有追求；但做事、行政只能从实际出发，从已经给定的社会状况出发，具体地一件一件实事求是地去做。
“推阐理势”，从政治思想这个角度去解释的话，势是表现民心之所向，理是对民心所向之内在逻辑的体悟。苏轼在元丰七年三月十一日，曾记梦中诗文：“道恶贼其身，忠先爱其亲，”又有数句若铭文者云：“道之所以成，不害其耕，德之所以修，不以贼其身。”这反映了苏轼的基本观念，民众的生产和生活是道德性命的根本，不能贼民众之身，要让民众能亲其亲，才能使大家忠于道义，说到底还是以民生为本，对于执政者而言，是如何使行政的作为去适应民心所向，而且这没有定势和定式，而且它应该是随着时事的变化而变化无常的。
苏轼在《坎》卦的注释中说：“万物皆有常形，惟水不然。因物以为形而已。世以有常形者为信，而以无常形者为不信。然而方者可斲以为圆，曲者可矫以为直，常形之不可恃以为信也如此。今夫水，虽无常形，而因物以为形者，可以前定也。是故工取平焉，君子取法焉。惟无常形，是以迕物而无伤。惟莫之伤也，故行险而不失其信。由此观之，天下之信，未有若水者也。”他在《涣卦》的注释中说：“世之方治也，如大川安流而就下；及其乱也，溃溢四出而不可止。水非乐为此，盖必有逆其性者，泛溢而不已。逆之者必哀，其性必复；水将自择其所安而归焉。古之善治者，未尝与民争；而听其自择，然后从而导之。”换言之，便是让百姓有表达自己意愿和充分选择的自由，国家的治理也只是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尽可能地满足人民的各种需要。
如何顺水之性，适水之势，也就是顺民之心，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适水之势，也就是满足大多数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故任何事都只能顺势而为，不是从给定的概念出发，图虚名而受实祸；相反是从实际出发，无论白猫黑猫的猫论还是摸石头过河的摸论，说到底都是顺势而为，顺民意而为。中国革命胜利的最基本经验，便是在延安整风中批判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摆脱了从马列主义本本至上的概念，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总结中国历史上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是毛泽东引导全党摆脱了第三国际的瞎指挥，说到底也就是循理无私，所谓无私，也就是克服一己之好恶，要到达这一点，也就是通万物之理，观自然之变，一切遵从客观的要求和自然法则。从哲学思维上讲，二苏确有高人一筹的地方。说到底还是坚持唯物主义，反对一切主观主义。从三苏父子兄弟之间及其与社会的相处上看，他们以义相待，没有因私为个人谋利，这是他们高人一筹的地方。
三．从二苏的作品中见其为人之真诚和品位
在政治哲学上主张“推阐理势”，一切从实际出发；那么就个人的立身行事而言是否就应该抛弃理想，一切从个人利益出发，做一个鼠目寸光的庸人、小人呢？不是，而且刚好相反；做人要有理想、能自律，以利他见自己的真诚，以不畏艰辛和挫折见为人之高尚品位。在这方面我们不妨从二苏之为人和作品看一下他们为人之真诚和高尚品位，迄今他们仍是我们立身行事、为人、为文的光辉楷模。
宋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宋史·苏轼传》）。如果苏轼与苏辙兄弟二人仕途顺畅，都成了神宗、哲宗时的宰相，那么唐宋八大家，如果缺了苏东坡就少了灵魂了。从仕途上讲，苏轼与苏辙固然坎坷而颠沛流离，然而苏轼所到之处，也干了不少实事，并留下不少值得后人怀念的遗迹，在海口有苏公祠，那就是他流放为琼州别驾在昌化安置的落脚地，今为海南岛之海口。关于那时的昌化，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说：“昌化非人所居，食饮不具，药石无有，初僦官屋以庇风雨，有司犹谓不可。则买地筑室，昌化士人畚土运甓以助之，为屋三间。人不堪其忧，公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还说：“最后居海南，作《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达。”其为人“虽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我与徐景贤一起去海南，便抱着景仰的心情，去海口登苏公祠，以先贤之豁达激励自己。在人们心目中，苏轼与苏辙只是文学家，只是他们的散文、政论、特别是他们的诗词写得好，其实不然，他们还是卓绝的思想家、哲学家，富于思辨；他们思辨的特点不是从空泛的理性天道出发，而是从历史和自己的社会实践出发；在兄弟父子之间，天地山水之间，他们表达出如此深厚深重的情感世界，如果没有那么深厚的哲学和历史知识，那就很难想象他们能写出如此豪迈的诗词，激励着千百年来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对自己的国家、民族那种雄浑宽广的精神境界，人与人之间那种细腻入微的情感世界，这是一般的士大夫和文人根本无法达到的境界。苏轼对因考题引起王安石震怒的状况，在《唐道人言天目山上府视雷雨，每大雷电但闻云中似婴儿声，殊不闻雷震也》一诗中说：“已外浮名更外身，区区雷电若为神。山头只作婴儿看，无限人间失箸人。”在山顶或高处观雷雨之阵云，闻雷声，确似婴儿哭声，我也亲身经历过。以此喻个人的经历。如果把个人的名利得失置之身外，便能居高临下地把那些大人物不合情理的雷电暴雨式的愤怒当作婴儿哭声，不一会儿便会雨过天晴，问题是自己有没有足够的思想底蕴能做到嘛？言为心声，诗更其如此。苏轼因此而通判杭州时，由汴京南下，渡江游金山寺时，他作《游金山寺》一诗，诗中有这样几句，他说：“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那是对御史谢景温等的弹奏之嘲弄，又如“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中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借金山傲立江中以喻自己敢以初生之犊不畏虎的气魄，敢于挺身对豪势者泼冷水、说真话。那些非议他的舆论不过是受惊的飞鸟而已。诗的最后二句：“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警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这里是借着长江中间挺立的金山以喻自己不屈不饶的精神。在强者面前显示自己敢于顽强对抗的精神，这就是反潮流的精神，中华民族如果没有这种顽强坚持真理的精神，何以能五千年来屹立于世界之林呢？再看当今我们那些知识精英们满脑子都是欧欧美美的洋大师们，对于自己的祖先则早已丢到天宵云外，所以他们做什么事都要看洋人的眼色，处处都仰仗外国的精神领袖，什么事都要请外国人来说好才敢放心；搞文学的为中国文人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而低声下气，说到底那只是一种奴颜媚骨而毫无志气，既可悲又可鄙的贾桂相。二苏的诗，可贵的不仅是诗文给人以美感，更重要的是他们赋予人们一种昂扬的精神，这是我们民族所以能够长盛不衰的最可珍贵的精神。二苏的词留给后人不仅是为人的骨气，还留给后人无尽的英雄气概。如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所显示的便是豪爽不可一世的英雄气概，它说：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为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再看那为多少人热爱和传唱的《念奴骄 赤壁怀古》表现了那么豪迈的英雄气魄特别是它那上阕：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这首词曾经激励着多少人为自己国家和民族英雄的历史而感到自豪，并激励人们为民族为国家而奋发有为，读史可是为了激励自己，而不是一味泄气，如有些精英们讲到中国历史什么都不好，从过去的风土人情、思想体制到现实生活全都一无是处，可惜自己生在中国活在中国，如果能生在美国活在美国那该多好啊！那样的自卑自贱，这怎能激发起自己民族和国家奋发向上的精神呢？
在二苏的诗词中，不仅有豪迈而奋发向上的激情，对于自己的亲人，不管他们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也都充满着百般思念的爱心和亲情，二苏诗词作品中，有许多名作都是兄弟之间的唱和。如苏轼熙宁九年所作的《水调歌头》末尾那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便是中秋夜，苏轼为怀念兄弟子由而作。至于苏辙，当苏轼遭难时，总是挺身而出。元丰二年，苏轼徙知湖州，又以文字被御史上告其以诗为讪谤而遭逮赴台狱，这时苏辙没有与其兄划清界限，反而上书称：“臣早失怙恃，惟兄轼一人，相须为命。今者窃闻其得罪逮捕赴狱，举家惊号，忧在不测。臣窃思念，轼居家在官，无大过恶，惟是赋性愚直，好谈古今得失。”“不知文字轻易，迹涉不逊。”“惟兄弟之亲，试求哀于陛下。”“昔汉淳于公得罪，其女子缇萦，请及为官婢，以赎其父，汉文因之，遂罢肉刑。今臣蝼蚁之诚，虽万万不及缇萦而陛下聪明仁圣，过于汉文远甚。臣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这在当时也已很不容易了。宋神宗把苏轼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了，神宗这样做还是比较宽容的。苏辙在其兄的墓志铭中说其兄:“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不仅没有因先前文字狱的事，有任何怨言，反而盛赞其兄翰墨之进。再说夫妇之间，苏轼的《江城子·记梦》便是他在密州怀念其妻王氏去世十年后的作品，其上阕云：“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苏词中有我，此我是他的真性情，真面目，由真而见其诚，正是真诚二字使他的作品为人们千古传唱。所以看一个人，不在于他仕途的顺逆，也不在于他有多少金钱和多高的地位，而在于他处理人际相互关系时个人为人的品位。
一个人既要有理想，这是鼓励人们前进的动力；也要崇尚实际，处理问题只能从实际出发；理想能激起自己和社会的力量，而处理社会问题只能尊重历史客观的进程，任何人都不能摆脱路径依赖的局限。所以，我们要尊重历史的经验教训。如何把二者结合得恰到好处，永远是一个等待人们去破解的难题。历史的悲剧还会不断重演，人们大概也只能在重复吸取悲剧所付出的代价过程中不断艰难地跋涉前行。世上没有一步到达理想境界的神奇秘方，彼岸永远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及的远境，普世价值之类绝对理念只能是如此，谁要想一步到位，带给世界的将是一场绝大的灾难。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剧的过程中，各个国家或者各个经济体面临这个过程时，自然有其思想和文化的转型；同时这个转型，表现在各自经济体内部核心价值取向的转型，势必有一个路径依赖的问题。东方的世界大同与西方的普世价值，毕竟各自有其不同的发展路径，如果以一方的人权法则强求于另一方，即便是其内部人提出，也会引起对抗。韩非子在《八奸》中的第八奸，便是“四方”“何谓四方？曰：君人者，国小则事大国，兵弱则畏强兵，大国之索，小国必听，强兵之所加，弱兵必服。为人臣者重赋敛，尽府库，虚其国以事大国，而用其威诱其君；甚者举兵以聚边境而制敛于内，薄者数内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惧，此之谓四方。”借外力以逼国内接受外来的价值取向，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如果以强力来推行，那么小布什在伊拉克的教训就体现了这个此路不通的道理。那些热衷于普世价值，对中国特色耿耿于怀，必欲去之而后快者，可以休矣！在眼前，世界文化的发展，只能是多元共进，不可能是一元之强权，只能是和而不同，不可能是同而不和。
2009年7月13日
如果把二苏与王安石、司马光的政治哲学概括起来，大概属于两个类型，两种不同的出发点：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政治哲学，也许可以用“由是（仁义）而之（道）焉”来概括，这句话出于韩愈的《原道》，他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它的出发点也就是仁义道德，儒家在伦理取向上的一些基本概念，换一句话说是从人们主观的、既定的概念出发推而广之，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从普世价值出发，围绕社会公平和公正问题，也就是从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这些普世价值出发，从人权至上出发，推而广之让所有人都来遵循这些神圣的原则，以达到世界大同或者是在全世界范围实现公平公正，王安石正是从寻求公正出发，同情民间的疾苦，抑制豪强兼并，增强国力，改善民生，这便是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所以他才会有“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之说，因为在他看来，普遍真理在握，说那些惊世骇俗的大话，同样是为了推行变法的措施，希望神宗独断专行。过去我们也曾经有过“只要主义真，砍头不要紧”那种豪情，一旦取得政权，也就依靠国家的威望和自己手中的权力不顾一切地强制推行至上的主义和真理来了，这个办法对老百姓而言，那势必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为什么会如此？因为它只从理念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一步一个脚印地解决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不公正；这样的理想或目标只能是逐步接近，不可能一步到位。如果真是硬要一步到位，势必天下大乱，留给世人的将只能是万世不劫的大灾难，留给推动者自己的也只能是命比纸薄。我也正是从这一点上吸取文革所以失败的历史教训，从这一点上接受历史对我个人的磨难。
二．苏东坡的“推阐理势”——实事求是的政治哲学
能集中反映二苏政治哲学思想的是苏东坡写的《东坡易传》，实际上这本书是他们兄弟二人合力完成的，苏辙在苏轼的墓志铭上说：“先君晚岁读《易》，玩其爻象，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以观其词，皆迎刃而解。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然后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而此书的某些段落则出自苏辙之笔头，书的作者挂在苏轼名下。《四库提要》概括此书的宗旨为：“推阐理势，言简意明。”从时事出发，推阐其中的理路，苏轼不喜欢空谈天道性命，苏轼的史论，是从现实生活的问题出发，总结历史上成败的经验教训，寻找政治的理路，古今治乱的轨迹是势，其所以然之故是理，这就是推阐理势的思路。用现在的话讲，办事行政，必须实事求是。
王安石与苏东坡这两个思路的走向不同，前者是从本体论，从概念出发，后者是从时事即从实际出发，借历史上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寻找所以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路，二者相较，二苏的思路更切合实际一些。以《易传》的《无妄》卦之卦义的解释作比较，洛学的代表人物程颐偏重于前者，程颐说：“无妄者，至诚也，至诚者天之道也。天之化育万物，生生不穷，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则所谓与天地合其德也。”（《二程全书》）。古人讲天道，现代人讲普世价值，其实是一个东西。程颐的意思是人人都能遵循这天道，也就是普世价值，那就是天下大同了。苏轼则持相反的意见，关于《无妄》之卦义，苏轼说：“善为天下者，不求其必然。求其必然，乃至尽丧。”换一句话说，不能只有一个尺子，强迫大家都去遵循某种尽善尽美的概念或境界，那反而是坑害人的东西。所以他说：“以无妄为药，是以至正而毒天下，天下其谁安之？”强行推行人权法则，普世价值，必然是推行到哪里乱到哪里，在苏轼看来，无妄其实是一种苛刻而近乎偏执的追求绝对真理的陷阱。这样的政治追求，并不能真正达到至正无妄的境界，强力推行的结果，必然是荼毒天下。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国内还是国际的种种实践都证明了这一条简单的道理。当年《庄子》便说过以一家之至正矫拂天下万家之不正，将使天下之人尽丧其性命之情。故在政治上偏执地追求无妄的理念，也就是追求普世价值之类，在实践上只能是荼毒天下。这样讲并非否定人们的理想，理想只能是人们理念和人格上的追求；实践、政府行为只能从实际出发；做人是要有理想，要有追求；但做事、行政只能从实际出发，从已经给定的社会状况出发，具体地一件一件实事求是地去做。
“推阐理势”，从政治思想这个角度去解释的话，势是表现民心之所向，理是对民心所向之内在逻辑的体悟。苏轼在元丰七年三月十一日，曾记梦中诗文：“道恶贼其身，忠先爱其亲，”又有数句若铭文者云：“道之所以成，不害其耕，德之所以修，不以贼其身。”这反映了苏轼的基本观念，民众的生产和生活是道德性命的根本，不能贼民众之身，要让民众能亲其亲，才能使大家忠于道义，说到底还是以民生为本，对于执政者而言，是如何使行政的作为去适应民心所向，而且这没有定势和定式，而且它应该是随着时事的变化而变化无常的。
苏轼在《坎》卦的注释中说：“万物皆有常形，惟水不然。因物以为形而已。世以有常形者为信，而以无常形者为不信。然而方者可斲以为圆，曲者可矫以为直，常形之不可恃以为信也如此。今夫水，虽无常形，而因物以为形者，可以前定也。是故工取平焉，君子取法焉。惟无常形，是以迕物而无伤。惟莫之伤也，故行险而不失其信。由此观之，天下之信，未有若水者也。”他在《涣卦》的注释中说：“世之方治也，如大川安流而就下；及其乱也，溃溢四出而不可止。水非乐为此，盖必有逆其性者，泛溢而不已。逆之者必哀，其性必复；水将自择其所安而归焉。古之善治者，未尝与民争；而听其自择，然后从而导之。”换言之，便是让百姓有表达自己意愿和充分选择的自由，国家的治理也只是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尽可能地满足人民的各种需要。
如何顺水之性，适水之势，也就是顺民之心，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适水之势，也就是满足大多数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故任何事都只能顺势而为，不是从给定的概念出发，图虚名而受实祸；相反是从实际出发，无论白猫黑猫的猫论还是摸石头过河的摸论，说到底都是顺势而为，顺民意而为。中国革命胜利的最基本经验，便是在延安整风中批判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摆脱了从马列主义本本至上的概念，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总结中国历史上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是毛泽东引导全党摆脱了第三国际的瞎指挥，说到底也就是循理无私，所谓无私，也就是克服一己之好恶，要到达这一点，也就是通万物之理，观自然之变，一切遵从客观的要求和自然法则。从哲学思维上讲，二苏确有高人一筹的地方。说到底还是坚持唯物主义，反对一切主观主义。从三苏父子兄弟之间及其与社会的相处上看，他们以义相待，没有因私为个人谋利，这是他们高人一筹的地方。
三．从二苏的作品中见其为人之真诚和品位
在政治哲学上主张“推阐理势”，一切从实际出发；那么就个人的立身行事而言是否就应该抛弃理想，一切从个人利益出发，做一个鼠目寸光的庸人、小人呢？不是，而且刚好相反；做人要有理想、能自律，以利他见自己的真诚，以不畏艰辛和挫折见为人之高尚品位。在这方面我们不妨从二苏之为人和作品看一下他们为人之真诚和高尚品位，迄今他们仍是我们立身行事、为人、为文的光辉楷模。
宋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宋史·苏轼传》）。如果苏轼与苏辙兄弟二人仕途顺畅，都成了神宗、哲宗时的宰相，那么唐宋八大家，如果缺了苏东坡就少了灵魂了。从仕途上讲，苏轼与苏辙固然坎坷而颠沛流离，然而苏轼所到之处，也干了不少实事，并留下不少值得后人怀念的遗迹，在海口有苏公祠，那就是他流放为琼州别驾在昌化安置的落脚地，今为海南岛之海口。关于那时的昌化，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说：“昌化非人所居，食饮不具，药石无有，初僦官屋以庇风雨，有司犹谓不可。则买地筑室，昌化士人畚土运甓以助之，为屋三间。人不堪其忧，公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还说：“最后居海南，作《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达。”其为人“虽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我与徐景贤一起去海南，便抱着景仰的心情，去海口登苏公祠，以先贤之豁达激励自己。在人们心目中，苏轼与苏辙只是文学家，只是他们的散文、政论、特别是他们的诗词写得好，其实不然，他们还是卓绝的思想家、哲学家，富于思辨；他们思辨的特点不是从空泛的理性天道出发，而是从历史和自己的社会实践出发；在兄弟父子之间，天地山水之间，他们表达出如此深厚深重的情感世界，如果没有那么深厚的哲学和历史知识，那就很难想象他们能写出如此豪迈的诗词，激励着千百年来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对自己的国家、民族那种雄浑宽广的精神境界，人与人之间那种细腻入微的情感世界，这是一般的士大夫和文人根本无法达到的境界。苏轼对因考题引起王安石震怒的状况，在《唐道人言天目山上府视雷雨，每大雷电但闻云中似婴儿声，殊不闻雷震也》一诗中说：“已外浮名更外身，区区雷电若为神。山头只作婴儿看，无限人间失箸人。”在山顶或高处观雷雨之阵云，闻雷声，确似婴儿哭声，我也亲身经历过。以此喻个人的经历。如果把个人的名利得失置之身外，便能居高临下地把那些大人物不合情理的雷电暴雨式的愤怒当作婴儿哭声，不一会儿便会雨过天晴，问题是自己有没有足够的思想底蕴能做到嘛？言为心声，诗更其如此。苏轼因此而通判杭州时，由汴京南下，渡江游金山寺时，他作《游金山寺》一诗，诗中有这样几句，他说：“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那是对御史谢景温等的弹奏之嘲弄，又如“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中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借金山傲立江中以喻自己敢以初生之犊不畏虎的气魄，敢于挺身对豪势者泼冷水、说真话。那些非议他的舆论不过是受惊的飞鸟而已。诗的最后二句：“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警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这里是借着长江中间挺立的金山以喻自己不屈不饶的精神。在强者面前显示自己敢于顽强对抗的精神，这就是反潮流的精神，中华民族如果没有这种顽强坚持真理的精神，何以能五千年来屹立于世界之林呢？再看当今我们那些知识精英们满脑子都是欧欧美美的洋大师们，对于自己的祖先则早已丢到天宵云外，所以他们做什么事都要看洋人的眼色，处处都仰仗外国的精神领袖，什么事都要请外国人来说好才敢放心；搞文学的为中国文人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而低声下气，说到底那只是一种奴颜媚骨而毫无志气，既可悲又可鄙的贾桂相。二苏的诗，可贵的不仅是诗文给人以美感，更重要的是他们赋予人们一种昂扬的精神，这是我们民族所以能够长盛不衰的最可珍贵的精神。二苏的词留给后人不仅是为人的骨气，还留给后人无尽的英雄气概。如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所显示的便是豪爽不可一世的英雄气概，它说：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为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再看那为多少人热爱和传唱的《念奴骄 赤壁怀古》表现了那么豪迈的英雄气魄特别是它那上阕：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这首词曾经激励着多少人为自己国家和民族英雄的历史而感到自豪，并激励人们为民族为国家而奋发有为，读史可是为了激励自己，而不是一味泄气，如有些精英们讲到中国历史什么都不好，从过去的风土人情、思想体制到现实生活全都一无是处，可惜自己生在中国活在中国，如果能生在美国活在美国那该多好啊！那样的自卑自贱，这怎能激发起自己民族和国家奋发向上的精神呢？
在二苏的诗词中，不仅有豪迈而奋发向上的激情，对于自己的亲人，不管他们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也都充满着百般思念的爱心和亲情，二苏诗词作品中，有许多名作都是兄弟之间的唱和。如苏轼熙宁九年所作的《水调歌头》末尾那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便是中秋夜，苏轼为怀念兄弟子由而作。至于苏辙，当苏轼遭难时，总是挺身而出。元丰二年，苏轼徙知湖州，又以文字被御史上告其以诗为讪谤而遭逮赴台狱，这时苏辙没有与其兄划清界限，反而上书称：“臣早失怙恃，惟兄轼一人，相须为命。今者窃闻其得罪逮捕赴狱，举家惊号，忧在不测。臣窃思念，轼居家在官，无大过恶，惟是赋性愚直，好谈古今得失。”“不知文字轻易，迹涉不逊。”“惟兄弟之亲，试求哀于陛下。”“昔汉淳于公得罪，其女子缇萦，请及为官婢，以赎其父，汉文因之，遂罢肉刑。今臣蝼蚁之诚，虽万万不及缇萦而陛下聪明仁圣，过于汉文远甚。臣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这在当时也已很不容易了。宋神宗把苏轼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了，神宗这样做还是比较宽容的。苏辙在其兄的墓志铭中说其兄:“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不仅没有因先前文字狱的事，有任何怨言，反而盛赞其兄翰墨之进。再说夫妇之间，苏轼的《江城子·记梦》便是他在密州怀念其妻王氏去世十年后的作品，其上阕云：“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苏词中有我，此我是他的真性情，真面目，由真而见其诚，正是真诚二字使他的作品为人们千古传唱。所以看一个人，不在于他仕途的顺逆，也不在于他有多少金钱和多高的地位，而在于他处理人际相互关系时个人为人的品位。
一个人既要有理想，这是鼓励人们前进的动力；也要崇尚实际，处理问题只能从实际出发；理想能激起自己和社会的力量，而处理社会问题只能尊重历史客观的进程，任何人都不能摆脱路径依赖的局限。所以，我们要尊重历史的经验教训。如何把二者结合得恰到好处，永远是一个等待人们去破解的难题。历史的悲剧还会不断重演，人们大概也只能在重复吸取悲剧所付出的代价过程中不断艰难地跋涉前行。世上没有一步到达理想境界的神奇秘方，彼岸永远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及的远境，普世价值之类绝对理念只能是如此，谁要想一步到位，带给世界的将是一场绝大的灾难。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剧的过程中，各个国家或者各个经济体面临这个过程时，自然有其思想和文化的转型；同时这个转型，表现在各自经济体内部核心价值取向的转型，势必有一个路径依赖的问题。东方的世界大同与西方的普世价值，毕竟各自有其不同的发展路径，如果以一方的人权法则强求于另一方，即便是其内部人提出，也会引起对抗。韩非子在《八奸》中的第八奸，便是“四方”“何谓四方？曰：君人者，国小则事大国，兵弱则畏强兵，大国之索，小国必听，强兵之所加，弱兵必服。为人臣者重赋敛，尽府库，虚其国以事大国，而用其威诱其君；甚者举兵以聚边境而制敛于内，薄者数内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惧，此之谓四方。”借外力以逼国内接受外来的价值取向，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如果以强力来推行，那么小布什在伊拉克的教训就体现了这个此路不通的道理。那些热衷于普世价值，对中国特色耿耿于怀，必欲去之而后快者，可以休矣！在眼前，世界文化的发展，只能是多元共进，不可能是一元之强权，只能是和而不同，不可能是同而不和。
2009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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