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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不幸诗家幸。    ——题 记     现代人几乎无法不借助抽象概念活动，学者尤其如此。使用概念的一大优点在于它使信息的使用和交流更为经济，而其弱点就是容易使人忘记和忽视在某些时候不重要而在另外一些时候相当重要的差别。当许许多多的不同学科都被归在“科学”的概念之下时，人们就往往只关心并抽象出“科学”发展的一般的社会条件，而很少认真对每个具体学科的知识及其知识体制是何以发展起来的作一番福柯曾对犯罪学、精神病学、临床医学的发展所做过的那种细致的谱系学和考古学分析。我们已经一般地接受了，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科学”和学术才能得以发展这样一个普遍“规律”。然而，我想起中国的一句老话，“国家不幸诗家幸”。这句话，至少当年我第一次看到时，曾给我以某种震撼。为什么？现在回想起来，也许，首先是，它指出了文学繁荣与社会安定之间，至少在某些时候和在一定限度内，成一种反比关系。由于钱锺书先生指出的“诗可以怨”的特点，文学作品往往以倾诉不幸为特征，甚至会“为赋新诗强说愁”。〔1〕这是文学与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不同。如果引申并概括起来，可以说是不同学科发展、繁荣所需要的社会条件是不同的。因此，这句老话，对于我的意味，也许就是提醒和要求我重新审视法学(广义的，包括所谓的理论法学和部门法学)的一些特点及其发展所需要的某些独特的社会条件。     然而，这个问题太大，在微观的层面，需要细致的考察；而且即使是考察和想清楚了，也不可能在这里短短的几千字中说清楚。因此，这里只能简单地谈几点想法。     我想，首要的一点，与某些文学相反，而与许多学科相同的是，必须首先是国家幸，法学才有可能幸和兴，但理由不是外在的，而是法学的自身特点。在我这个文学的外行看来，文学关注的是人的命运，无论社会是幸或不幸，兴或不兴，人都要活下去，因此，文学也就有了素材，有了对象。社会的动荡，往往带来命运的无常，因此有了《奥德塞》、《双城记》的故事；而社会的不幸，往往也更容易触动人们感情之弦，因此才有了“今夜*~州月，闺中只独看”的感叹。社会动荡会影响其他学科的研究，但一般说来对其研究对象的几乎没有影响，例如哲学、数学、历史，或可以调整对象，例如局部地区的社会学研究。而法学似乎很不相同。法学关注的可以说是一个国度内整个社会的相对长期的稳定秩序，是这种稳定秩序中体现出来的人类合作活动的规则。如果国家不幸处于动荡之中，人们之间的合作就难以进行，甚至来不及进行，因此秩序无法形成，人的活动就无法显现出其规则，也就无法形成作为制度性的法律；因此可以说，就法学的总体而言，就几乎没有真正的研究对象。这时，即使有很认真的、很有能力的学者，也只能作一些实际更类似于思想或历史的研究，例如注释一些法条，发掘一些史实，演绎建构一个法律的逻辑体系，提出某些很有洞见的思想，而不可能有活生生的对于现实社会的法律状况的研究，更难以验证这些思想。着名的清末法学家沈家本先生的最重要的着作是《历代刑罚考》，其他着作也以法律史为主，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当代的着名法学家瞿同祖先生的两本重要着作也都是法律史的着作；〔2〕而已故的吴恩裕教授则在文革期间出版过红楼梦研究之类的着作，这固然与他个人的“业余”兴趣有关，但如果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也未必不是一个动荡的历史时期学者的某种无奈。     但是国家兴，但法学也并不必定兴，而仅仅是可能兴。这固然有其他学科同样存在需要学术传统、学者的智识和努力的问题；但这也与本文的所要讨论的问题无关，而是各学科的普遍性问题。我还是必须从前面所述的法学自身的特点来考察这一命题。休谟早就曾指出，研究对象的相对恒定和多次重复，是人们能够获得有关因果关系的概然推论的前提条件；〔3〕这实际也是学科知识得以形成的前提。而在一个社会急剧繁荣、迅速发展、以致于计划没有变化快的社会中，现象之间关系无法或很少重复，不存在一个法学家可以“凝视”(福柯语)的对象，因此法学家也就难以从社会生活中辨识并进而理解哈耶克所说的那种“自发性秩序”，很难发现和提出社会生活实际需要和长期有效的法律(而不是仅仅在字面上形成“法律”)。对于法律来说，一个社会的急剧发展可能与“国家不幸”时同样不利于统一秩序的形成和确立。迪尔凯姆在《论自杀》中就指出经济高速发展同样会使人们惴惴不安，感到社会“无序”，缺少规则指导。〔4〕这时的法学，更可能是“靠脑袋立法”，或对法律条文的注释。一般说来，这当然也算是法学研究，但是这种法学由于或多或少脱离了对社会生活现实的考察，因此很难具有真正的社会的和学术的生命力。     由于总体上的法学研究对象是法学家无法建构的，而几乎完全依赖社会稳定来建构，这也就意味着，法学在某种意义上是更为“娇嫩”的学科，虽然不至于是“豌豆公主”(垫了20床褥子，她也能感受到褥子下面的豌豆)，但它对社会条件的要求的确比其他学科更为苛刻。同为社会科学，同样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经济学可以研究“过渡经济学”或“厂商经济学”，社会学可以只研究一个村落，例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一种现象，例如迪尔凯姆的《论自杀》；而法学就很难想像有什么“过渡法学”、“厂商法学”，或者是“江村的法律”。至少到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法学，以后也很难说会有；即使有，其法学的血统也会很成问题。但是，即使弱者也有其“长项”。一旦社会进入比较稳定的时期，特别是社会分工发展了，社会的交往、交易增加了，社会对规则的需求和依赖就多了，法律也就有了其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正如一个贵族公子落难乡间可能洋相百出，但一旦进入上层社会，他则可能风流倜傥，挥洒自如。法学似乎就具有的这一特点，并似乎是一种普遍现象。不仅见诸于西方各国(例如，如今挤也难挤进的哈佛法学院当初有一年只招到一名学生)，而且在当代中国，似乎也可见端倪。分数最高的文科考生，20年前大多报考文学、哲学、外语，而今天则大致报考法律、经济、管理；尽管就学术传统的扎实和久远来说，后者至今未必是前者的对手。而且，尽管经济学今天在中国似乎很热，但这种情况未必会持续下去。至少在美国，经济系已不远远不如法学院、商学院兴旺。似乎是盛洪告诉我的，科斯说过，美国的法学家比经济学家更有能耐，前者可以不断地为自己创造着市场需求和职业。当然，创造市场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也是稳定社会中分工日益细致、交易日益频繁、规则日益增多的必然结果。     不要以为我这是在洋洋自得，以一种尚未成为现实、在中国未必会且未必应当成为现实的畅想来满足因被学界评价为“幼稚”而受到损害的职业虚荣心。我仅仅想指出法学自身的特点。只有发现其特点，我们也许多少可以理解我们的法律行当为什么目前开始发达起来，法治的口号会流行起来，法学教育会膨胀起来，而法学的发展似乎又不尽人意(以致被人耻笑为“幼稚”)，以及为什么法学家似乎目前总是急于参与立法或注释法条，似乎缺少一些学者应有的开阔视野、博学和社会人文关怀。     由于法学的上述特点，这也就意味着，就总体来说，法学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学科。法律的基本社会功能是保持社会秩序和行为规则不变，使之制度化，因此才有所谓的法治或规则的统治，人们才可能根据昨天预测今天和明天他人和政府官员的行为，根据此地的情况判断彼地的情况，也才有可能做到法律面前(在时间维度上的)人人平等，才有可能最终形成一种进行合作、解决纠纷的“定式”(借用围棋上的一个术语)。即使有变化，法律也是力求在保持现状的基础上有节制的、因此是人们可以有预期的发展。法学从来就不是以其新颖、玄妙、想像力而获得人们的青睐了，而是以它的熟悉、便利和重复性而与人们相伴随。的确，从古罗马时代的契约法与今天市场经济的合同法在许多基本方面并没有什么重大区别；一部《拿破仑法典》颁布近200年了，至今仍为法国人通用，仅仅作了些许的补充；而英美法中最重要的原则就是“遵循先例”。比起其他学科中的这一“转向”、那一“转向”，各种“主义”以及主义前那些现有中文似乎都难以应付的前缀，法学实在是太缺乏新意了。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是因为法学家缺少创意，而在于他的研究对象决定了他必须在传统建立的秩序中“带着脚镣跳舞”。而且，即使法律有时发生了实质性的、根本性的变革，也往往是(但并非总是)悄悄发生的，用“旧瓶装新酒”，尽可能保持其旧有的形式，或诉诸旧有的理由，其目的就在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打破人们对于即成规则的依赖(法学上称之为不溯及即往的原则，实际上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更普遍化的尊重“产权”)。这种变化的路径常常导致人们无法用通常的“理性”或因果律来解释法律规则和制度。〔5〕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海商法中的“对物诉讼”。当年，西方社会中产生对物诉讼的前提预设是万物有灵论，因此一棵树砸伤了人，就会对其提出诉讼；这种如今看来荒唐的事后来即转化为海损案件的扣船扣货，这样既省去了传唤船主的不便，又保证了至少得到相当数量的赔偿。类似的例子还有陪审团，其最早先只不过是当事人找来证明自己人格的证人，一般是乡里乡亲，而如今已成为由彻底的陌生人构成的、听取证据并依据证据认定指控是否成立的一个制度性设施。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法学不能在某些时候作为一种有意图的工具来推动社会的变革。的确有这种情况，并且时而也有成功的例子。但是，就总体来说，即使成功也并不是法学本身造就了这种成功，而是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需要这种法学或法律；或者是以法律名义的国家强力起了作用。然而，即使是后者，法律法律能否真正成功，能否真正为人们接受，仍然不是利用法律推进改革的政治家或法学家能肯定的，而必须经过长期的公共选择；例如人民公社制也曾进入宪法和法律，但终究被公众否弃了。法律，在这一点上，如同社会中的语言，是天下之公器，并不是某个或某几个天才的创造，而是公众以他们的实际行动集体塑造并在行动中体现的。因此，即使是一些表面看来重大的法律规定的变革，就其对社会生活的实际规范作用来看，意义也未必那么重大(其意义往往是成为一种符号或标志)。因此，尽管拿破仑法典被公认为是法律史上的一大变革，但是法典起草委员会主席说的话大意是，“既然现在人们都喜欢新，那么我们就给他们一些新理由来喜欢旧法律(所谓旧，只是指目前社会已通行的而已)”。〔6〕而且，现代法治的一项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法律不能规定人们做不到的事；其中的隐含义即任何法律规定都必须不能太脱离实际的“新颍”。     由于法律和法学的这种保守性，因此，生活在特定时代的一些“精英”或“先知先觉者”往往会感到一个社会的法律发展似乎总是与他们所感受的时代潮流“慢半拍”，甚至有时感到法律制度本身就是压制性的(例如，福柯的许多研究中所显现的对现代法律制度的激烈批判)。的确如此。首先，就总体而言，只有在社会秩序基本形成之后，才会逐步形成一些社会普遍遵循的规则，也才有必要将这种秩序以法律固定起来，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法学的研究才发展起来。在革命时期，在高速变革时期，法律和法学的发展往往会无所适从，就会出现停顿，甚至萎缩。即使人为努力制定法律来保持秩序，也未必能够成功；相反倒可能出现庄子所说的“法令滋张，盗贼多有”的悖论。其次，即使在和平稳定时期，由于法律要求的对人对事的普遍性，它也势必不能“朝三幕四”或“朝令夕改”，它不是以其“先锋性”满足社会的革新者(这种人一般说来总是少数)对于未来的畅想，而是以它的“老规矩”“萧规曹随”来满足社会的多数人对可预期生活的需求。一般说来，只有当社会多数人的行为方式以及相应的社会生活的实际规则都发生变化时，法律的变化才“千呼万唤始出来”。也正是这个原因，马克思才说出了那多少令我们这些法学家有些迷惑不解、不快甚至羞于引用的话：“法……是没有自己的历史的”。〔7〕     因此，法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务实和世俗。世俗并不具有贬义，而只是说它的基础是社会现实，它必须始终关注现实，回答现实生活中普通人关心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法学是一种非常讲求功利的学问。它是一种社会化的实践，一种职业性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排斥独出心裁和异想天开。它有时甚至不要求理论，而只要求人们懂得如何做。这与文学和纯粹的思辨理性也有较大差异。对文学艺术作品甚至就要求其“在似与不似之间”(齐白石语)，甚至可以别人都看不懂；一个理论也可以天花乱坠，只要其足以自洽就可以成立，对于社会的其他人来说，并没有太大关系，最多是小说和着作无法出版，或读者很少，出版商赔本而已。而且，读者的多寡也未必就能决定小说或理论本身的价值(因此对“经典”的某种黑色幽默界定是，经典就是人人都承认应当看却都不看的着作)，因为这些都是高度个人化的创造性的事业。而法律家的事业有很大不同，他/她并不仅仅是在从事一个仅仅关系自己个人收入的工作，而是其一言一行都可能决定别人官司的输赢，决定别人的身家性命，决定着别人的一笔财产的归属，一句话，他/她直接决定着别人的命运。相比之下，法学院教授比他们的职业性同伴有更大的活动余地，容许有更多的智识性的创造。但是，法学的研究也仍然不可能完全脱离这个知识体系和知识制度乃至社会制约的约束。这就是为什么，各个法律院校中，修法哲学、法律史课的学生一般总比修民法、刑法的学生少，而且也更不情愿。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象马克思、韦伯这样的具有天才的创造性的思想家，尽管毕业于法学院并且都有家学渊源(马克思父亲是律师，韦伯父亲曾是法官)，却最终都走上了社会思想家这条不归路的原因之一。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后现代主义在其他某些学科可以甚嚣尘上，在法学界，偶尔也有理论法学家“蹦哒”几下，但是对法律实践的影响甚小。这就是学科的知识制度的制约。　法学的现实性还表现在，就总体来，法律家和法学家无法按自我的偏好来进行选择，尽管律师是“自由职业者”。一个小说家，一般说来，可以不写他不喜欢的题材，一个经济学家也可以不研究他没有把握的问题；而一个法官不能说，“这个案件太难了(或我不喜欢)，你撤诉吧”，或者说，“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现在我也拿不定主意，你们等一等，等我想清楚了，再作决断”；一个律师，也不能因为仅仅被告罪恶累累或欺诈成性而拒绝为被告辩护。法国民法典第4条就明确规定法官不得以没有法律规定而拒绝审判，否则将以拒绝审判罪论处。至少美国的律师职业伦理(实际上也是法律，尽管称之为“伦理”)也对律师拒绝辩护作出非常严格的限制。     因此，这就意味着，至少在某些时候，法学家并不是有了充分的理性准备来接受社会界定为“法律”的那些任务，而是被社会“强加”的；强加给他/她只因为现代社会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将他/她标记为法官、律师或法学家，即以一种制度化的方式认定他/她有这种能力，而不论他/她是否真的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具有能力。因此，法学其实并不像常人想像的那样，是一门仅仅熟悉法条加秉公执法就能完成的精确的或形式化的“科学”(未来是否能够精确起来，我也很怀疑)，而必须以一种似乎很精确的方式来处理一些实际上无法精确处理的问题。“清官难断家务事”可以说是中国古人对这一点的最深刻的理解和概括。我在此说这些话，固然是渴求社会的理解，却决不是想因此推卸法学家的责任。相反，正是因为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或对应的“法条”在那里可供套用，可以作为法学家退守的堡垒，因此，法学家才必须更注意社会实际，注重吸收各个学科的知识，包括人情世故和常识，才可能大致地但必定不会令所有人满意地履行他们的使命。法学实际上是一个很难形式化、条文化的学科，尽管人们的想像中的法学面目却恰恰相反。     这只是我近20年的学习和研究法学的几点感受，它既不是对法学的“本质”特征的概括，也非法学的全部特性的涵盖(例如，从前面几点可以引申出来的、而且我在其他地方涉及过的法学知识的地方性问题)；而且法学内部各个专业也各不相同。但我想，这几点感受也许有助于法学圈外的人们理解法学，而不至于对法学或法律在社会中的可能作用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期望；也有助于我们法学家理解自身的局限和长处，而不至于在“依法治国”的口号中突然自我膨胀起来，真以为自己或那几本书中真有什么创造秩序的能力。此外，或许，也有助于提醒其他学科的朋友思考一下自己学科的研究对象是如何历史地和社会地构成的。【作者简介】朱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注释】〔1〕见，“诗可以怨”，《七缀集》（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2〕《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T'ung-TsuChu,LocalGovernmentinChinaUndertheCh'ing,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2。〔3〕《人性论》，上卷，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页74，105。〔4〕EmileDurkheim,Suicide,AStudyinSociology,trans.byJohnA.SpauldingandGeorgeSimpson,FreePress,1951,pp.252ff。〔5〕美国最著名的法学家霍姆斯因此称，“法律的生命从来不是逻辑，而是经验”。〔6〕转引自，傅海坤：“《法国民法典》改变了什么”，《外国法译评》，1996年1期，页45以下。〔7〕《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页70.

从村社理性视角分析了破解“三农”与“三治”困境的进路。农村社区因能够内部化处理成员合作的交易成本，并形成组织租，而在要素配置与社会治理领域具有弱化风险、维护稳定的作用。这既可以提高农户的福祉水平，也有助于实现整体社会的稳定，并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的推进。

“ 游离政治的文学，不是文学。文学在政治中发观自己的影子，又把这影子破弃在政治里。换句话说，通过自觉到无力，文学才得以成为文学。”　　真正的文学并不反对政治，但唾弃靠政治来支撑的文学。(竹内好《鲁迅》)　　换言之，所谓近代主义在其思考的理路中没有包含民族这个问题。(竹内好《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　　一、并非“竹内好论”　　本文并非竹内好论。所谓“竹内好问题”并不是以竹内好为主题展开论述。有谁这样做竹内好论，这本身才是“竹内好问题”。为什么呢?我想通过竹内好的《鲁迅》来试做思考。人们通过竹内好的名著《鲁迅》可以了解到鲁迅吗?应该说借《鲁迅》理解了由竹内好所解读的鲁迅，但并非理解了鲁迅本身。假如说这样也未尝不可的话，那是因人们认为只有经由竹内好的解读，鲁迅才具有了意义。　　竹内要读鲁迅，或者在鲁迅那里要追究的是，在那时的中国即孙文的国民革命发生发展而挫折、分裂，而陷入混乱的时候，鲁迅何以成了文学者。正是中国的那个时刻为什么会是文学呢?然而，竹内好的这个追问应该是他在1940年前期面临应征人伍的命运之时，针对自己所发出的追问。从“鲁迅是文学家，首先是一个文学家”这一竹内好的话语中，我们应当像武田泰淳那样去“理解当时他的苦衷和决意”。　　以上所言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这样讲并不是要贬低《鲁迅》这部著作的价值。相反，是因为我知道由竹内好的解读所引发的“鲁迅问题”之重大。我们在《鲁迅》中读到的既不是鲁迅的评传，也非作品的解释，而是竹内好读取的“文学家鲁迅”这一问题。我认为，正是这个问题催生了战后竹内好的言论活动，使其成为真正的竹内好自己的东西，并作为确定其方向的核心而存在着的。在竹内好的话语中它构成了“竹内好问题”。而且在其后来的追随者的话语中这个问题又被重新构建起来。　　二、鲁迅问题　　关于鲁迅，竹内好说“他要理解其某种根源性的东西”，即“并非思想、作品、行动、日常生活、美学价值等本身，而是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某种本源性的东西”。追问“本源性”乃是竹内好所特有的倾向，他就是这样一位追究“本源”的话语叙事者。事物的“本源”即存在的“根本”，亦是“原始”。在近代以追究“本源”为志向的，有海德格尔那样的存在论哲学家，还有文学上的浪漫主义者们。这里，我有意将竹内好追问“本源”的话语普遍化乃至类型化，是因为当我面对竹内好的文章时感到，它拒绝同样拥有追究“本源”倾向以外的人的理解。追究“本源”者的话语只容许其共鸣者的再构筑。这在《鲁迅》中便是这样一些叙述：　　如果绝望也是虚妄，那么人们该做什么好呢?对绝望感到绝望的人；只能成为文学者。不靠天也不靠地，不以任何东西来支撑自己，因此也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于自己一身。　　鲁迅是文学者，首先是一个文学他是启蒙者，是学者，是政治家，但因为他是文学者，放弃了启蒙者、学者、政治家等，这些才会作为表象显现出来。　　鲁迅在孙文身上看到了“永远的革命者”，而又在“永远的革命者”那里看到了自己。……没有失败的革命不是真正的革命。革命的成功，不是大叫“革命成功了”，而是坚信永远革命，以“革命尚未成功”来破弃现在。　　游离政治的文学，不是文学。文学在政治中发现自己的影子，又把这影子破弃在政治里。换句话说，通过自觉到无力，文学才得以成为文学。　　这里所引用的，都是同义反复式的解释性文章，有一种拒绝被简单阐释的性格。这些同义反复式的解释多种多样，或者通过“绝望”、“革命”或者“政治”来叙述，但都来自具有同样性格的文章，即反讽的或否定性的文章，以反讽的语词进行否定性叙述。那么，话语叙事者针对什么而反讽呢?竹内好与鲁迅一道，是针对革命在进行中遭到挫折而失败的世界，人们大喊“成功啦”“失败啦”那样的世界，以及依然被这样的世界所吸引的自我之影子，发出反讽式的话语。以反讽来对待这个世界，是要在把与世界之一切有价值的联系都虚化掉的境地中，找到作为“无用者”自己的位置。这是反讽的“文学”或“文学者”的位置。然而，面对现实政治世界而发出反讽的“文学”或“文学者”，却反转其身在这个政治世界里发现了与其彻底而绝对相联的“文学”。从而，这个“文学”是“永远革命”，是真的“政治”，同时也是真的“文学”。竹内好说，于是这个“文学”也就成了绝对的政治性语言。　　真正的文学并不反对政治，但唾弃靠政治来支撑的文学。它所唾弃的文学，在孙文身上看不到“永远的革命者”，而只看到了革命的成功者或革命的失败者。为什么说唾弃呢?因为这种相对的世界，是个“凝固了的世界”，没有自我生成的运作，因而文学只会死亡。文学诞生的本源之场，总要被政治所包围。　　这里，存在着竹内好所解读的，或者说由他所构筑的“文学者?鲁迅问题”。这也正是所谓“竹内好问题”。　　三、日本浪漫派问题　　竹内好以写遗书的心境所作《鲁迅》问世于1944年，而声言“我们民族定能化不可能为可能，把终极之绝望转化为希望”的保田与重郎，其《近代的终结》出版于日本对英美宣战的1941年。战后日本的言论界，对几乎是日本法西斯文学之同义词的保田与重郎等日本浪漫派，不用说一直是持否定态度的。而最初对此予以重新估价的是竹内好。他在《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1951)一文中首先提出重估日本浪漫派的问题，稍后则在著名文论《近代的超克》中又于更广阔的历史问题阐述中论及此事。我讲这一情况，当然目的不在于批判竹内好或列举他的罪状。我只想阐明，所谓“竹内好问题”是和“日本浪漫派问题”重叠在一起的。　　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近代主义者们绕开血淋淋的民族主义者问题。他们把自己规定为被害者，把民族主义的过激化视为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他们认为默杀“日本浪漫派”是正确的。然而，真正把“日本浪漫派”打倒在地的不是这些近代主义者，而是外来的力量。(《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　　竹内好就是以这样的思考方式把日本浪漫派再评价问题在此问题化的。这里，我想考察一下使日本浪漫派和竹内好得以重叠在一起的“文学”，以及有关这个“文学”之根本政治性的话语构成。从彻底虚化与现实政治世界之关联的位置，或者作为封闭的历史状态之“时代”的完全否定者的位置反转其身，变成与此世界的根本变革和再生相关联的“诗人”，日本浪漫派的人们所寻找到的正是这样一种“诗人”。下面是保田与重郎对作为“同时确保了破坏与建设自由的日本之反讽”的日本浪漫派，所给出的解释：　　日本的浪漫派运动，始于对正在走向崩溃的日本体系之咏叹。因此，至今站在真正国粹的立场，站在我国文艺真正所处的位置上来思考文艺，把自己的生命寄托在文艺中表现出来的千古悲情的，正是这一派的人们。(《近代的终结》)　　所谓“正在走向崩溃的日本体系”，也就是“近代主义”即被“文明开化文化”所侵蚀所蹂躏而濒临崩溃的“日本之体系”。不久之后，保田与重郎又将这侵犯了日本的文化称之为“试图把亚洲整个殖民地化的西洋式文化”。他认为，自然主义文学家曾经将此“日本社会的悲痛”作为“半封建式的生活”来接受并在文学上试图予以表现。只有日本浪漫派的作家们，直面走向崩溃的日本之体系，背负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试图在自己的咏叹中再生其日本的千古悲愿。这个正欲再生的日本要求“诗”的出现。　　人们大声呼唤：今天需要诗!不用说，这是日本要创造一个新日本国之时代精神的反映。正是这样一种国家的命运，要求诗的创造。(《时代与诗之精神》)　　所谓“日本浪漫派问题”其根本正在于：从对日本近代的整体否定出发，作为针对日本的反讽性语言的“诗”，和于传统中重新呼唤出日本彻底再生的语言，而使其具有国粹化日本的理想这一绝对的政治性。　　四、作为“反”近代主义的日本浪漫派　　“日本浪漫派问题”和“竹内好问题”为什么是重叠在一起的?它们又是如何重叠在一起的呢?我已经指出，构成“竹内好问题”的是存在竹内话语核心的“鲁迅问题”。竹内构筑的“鲁迅问题”是这样的：在虚化与现实政治世界的所有有效关系之后作为无用者的“文学者”那里，建立具有绝对政治性的“文学”。那么，战争期间的“日本浪漫派问题”是怎样变成“竹内好问题”的呢?　　我想在此考察一下作为“日本之反讽”的保田与重郎和竹内好，他们是怎样构筑起“作为反讽之日本”的。这便是他们共同与之斗争并加以否定的“近代主义”问题。可以说，这个应当否定的斗争对象之“近代主义”构成了从50年代到今天的“竹内好问题”。上面已经提到，保田是把这个应该否定的日本称之为“文明开化文化”之日本的。战后日本最优秀的日本浪漫派或保田与重郎的批判性理解者桥川文三，把日本浪漫派与农本主义放在一起讨论，认为两者共通的反近代主义“是对明治以后新国家建设原理予以一贯批判的”(《日本浪漫派绪论(增补)》，未来社，1965)。例如，保田的反近代反文明开化文化的立场是以下面这样的话语来表述的：　　这些文化主义乃至思想性的东西，如今只不过变成了满洲首都女子们单纯的装饰品之文物。这些女孩子作为知识的装饰品带着岩波书店版的思想介绍书籍来到满洲，这本身证明文明开化之文化已经走到了尽头。我们与其到农村或工场去向人们灌输来自奇异的都市艺术感觉的用于农村的文艺或娱乐作品等的模仿，不如给他们提供创造的源泉。这创造的源泉便是民族生活的源泉。(《文化的创建与学生》)　　由于在保田与重郎那里把文明开化文化视为“服务于西洋殖民地政策的东西”，日本浪漫派的反近代主义也就成了构成“竹内好问题”的东西。他们主张彻底超克“近代”的理由也正在于这个反近代主义。　　(所谓文明开化的文化)便是要将整个亚洲殖民地化的西洋文化。他们西洋人认为，应当把日本看作欧美的一个经济地域单位，文化上也是一样。而接受这种文化并服务于西洋殖民地政策的，正是现在这个文明开化派的党徒们。　　五、50年代的“反”近代主义　　竹内好于1951年公开发表了战后日本最初的重估日本浪漫派的文章，其题目为《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在他那里，近代主义批判是与民族问题关联在一起的。写作此文的1951年乃是标志着战后日本最初的转折点的年份。一年前朝鲜战争爆发，同年9月召开旧金山媾和会议。针对日本的和平条约是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配套签署的。而在这前一年，日后成为自卫队的警察预备队已经成立。日本回归冷战下之国际关系中来是以承担起美国对亚洲军事战略之一翼的形式而实现的。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上大学的(1951年4月)。记得要参加反战反美运动，这在我入学前就决定了。不光是我，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是这样的。那时，“民族的独立”是反战、反美军基地斗争的口号。而作为世界第三种势力的亚洲民族运动的结果有了1955年的万隆会议。的确，在那个时代里曾有过民族问题。然而，竹内好的特别处在于，民族问题当成了对近代主义的批判而作为“反近代”被构筑起来。在他那里，民族问题是在重估日本浪漫派时提出来的，可是，他的反近代却否认了作为政治口号的“民族”。　　世间有“民族的独立”这样一种口号，但这个口号是先验的，属于近代主义的一个范畴，而不是从自然的生活感情产生出来的。那是一种以亚洲特别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为模式来适应日本的一个尝试。因此，缺乏与现实的有效结合。　　竹内好把1950年代的政治口号“民族的独立”视为并非来自日本人的“自然生活感情”的“一种近代主义”予以排斥，这种话语使我们再次对他的“反”近代主义引起了注意。在他那里，反／近代主义乃是自生的民族主义之否定项。　　虽然我们承认战后近代主义的复活乃是“日本浪漫派”的反题，但不能忘记“日本浪漫派”本身最初是作为近代主义的反题被提出来的。这是怎样一个反题呢?就是要把民族当作一个要素予以承认。　　我的判断是，近代主义在日本文学中是一种传统性的倾向。换句话说，近代主义即在其思考理路中没有民族的问题，或者将其排除在思考之外的。　　为了进一步理解“反近代主义者”竹内好，其在重估“日本浪漫派”时所提出的民族主义话语，我们有必要再一次完整引用上面所引的那段话：“然而，真正把‘日本浪漫派’打倒在地的不是这些(包活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近代主义者，而是外来的力量。把这个由外来的力量所打倒的当成自己打倒的，他们难道没有如此过分地相信自己的力量吗?”这段话是对始于1945年的日本之新生乃至革新与解放的根本怀疑，他强调多数日本人并没有自觉到这是依靠“外来的力量”之解放和革新。因此，他所谓的“近代主义”便成了把本质上自我期满的“外来的力量”当作自己的东样一种虚假解放和革新的立场。这就与桥川文三所说的作为“对明治以后新国家建设原理予以一贯批判的”日本浪漫派“之反近代主义”完全重合在一起了。或者不如说，竹内好的反近代主义乃是日本浪漫派之反近代主义在1950年代的重构。　　在竹内好那里，近代主义者已然成了来自外部的压抑者。而倾听被他们所压迫所默杀的内部之痛苦呐喊的，正是竹内好所谓的真正的文学者。是他给被遗忘了的那个暗淡角落投去了光明。竹内好写道，“民族，就植根于这个暗淡角落里”。1950年代的浪漫主义者竹内好，其“反”近代主义正是作为要使“民族”再生的政治性语言而展开的。　　六、战争的两个侧面　　我们读下面的一段文字可以知道，竹内好于1950年代的战后日本其复兴“民族”的反近代主义话语是怎样一种政治性的话语。　　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权力统治把这个民族意意从沉睡中唤醒，并将其提升到超民族主义的高度而加以利用。对此，我们有必要去指控权力统治机构，但因此而压抑朴素民族主义的心情则并不正确。后者有其正当的发言权(存在理由)。这是一种从要把近代主义所扭曲了的人间像还其本来面目的持久欲望所发出的呼喊。这样的民族心情才是与日本以外的亚洲各国之“正当”的民族主义相联结的东西。就连美国学者欧文?拉迪门(0wen．Lattimore)也承认，太平洋战争刺激了亚洲的复兴，虽是一种反讽，依然产生了正面影响。　　竹内好一边把被近代主义所压抑的人性之解放的要求，解释为欧美帝国主义压抑下的亚洲民众的解放要求一边把自己的反近代主义作为重估历史的话语而展开论述。被近代主义所压抑的亚洲民众的解放要求，即大东亚战争所曾具有的解放要求。到此，我们终于找到了解读“近代的超克”论中竹内好下面这段文章的历史脉络：　　龟井排除了一般的战争观念，从战争中只抽取出对于中国(以及亚洲)的侵略战争这一侧面，而试图单就这一侧面或者部分承担责任。仅就这一点来说，我愿意支持龟井的观点。大东亚战争既是对殖民地的侵略战争，同时亦是帝国主义的战争。这两个方面事实上是一体化的，但在逻辑上必须加以区分。(《近代的超克》)　　这是强调太平洋战争(大东亚战争)具有肯定和否定两个侧面的历史重估论，也是构成今天日本的历史重估论之最重要的论点。关于将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和对英美的战争分离开来的这种观点，应该另外加以论述。我只想在这里指出，对于“事实上是一体化的”战争，通过“在逻辑上加以区分”，其历史重估论在做出此区分的议论者那里得以确立起来。重估论试图对无法区分的东西做出区别。进而我想补充说，发动对中国战争的日本军部和日本政府，也都是把这两个侧面区分开来的。他们始终没有把对中国的战争看作战争而称其为“支那事变”。日本的战争具有两个侧面，这是日本帝国曾经有的认识，那么，大东亚战争重估论除了是帝国认识的继承以外，还能是什么呢?　　龟井胜一郎强调只对侵略中国的战争负有责任，然而，我们观当下有关“历史问题”的发展变化就会清楚，正是那些历史重估论者才是战争责任的回避者。对本国的历史特别是战争的历史要求重估，只要这种要求以根底上的民族情感为契机，那么，针对历史的自我反省就无法超越民族主义。我甚至想指出，竹内好“反”近代主义之“民族”的问题，在战后60年来的日本所构成的便是“靖国神社问题”。祭祀着民族英灵的靖国神社就是由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进而由竹内好所说的“朴素的民族主义心情”所支撑着的，它在不断要求日本的首相去正式参拜靖国神社。

英国《劳工历史》杂志主编克雷格·费伦于2007年编辑出版的《工会的复兴--34个国家的趋势和前景》一书，收录了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社会学教授丹·克劳逊和威斯理安大学社会学教授玛丽·安·克劳逊合著的题为《新自由主义时期的美国工会及其复兴战略》一文，该文着重分析了导致战后美国工会运动由盛而衰的外部原因，并评述了美国两大工会集团复兴工运的不同战略。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导言 在后冷战时期，美国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尽管经济增长成效显著，但居民收入不均加剧，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停滞不前，增长的国民收入和财富过度涌向最高收人阶层。在此同时，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组和政治创新改变了工会的生存环境，削弱了它抵御新自由主义侵犯其权益的能力。 大致在1945-1973年的所谓战后劳资妥协时期，工会和雇主双方都遵守"新政"年代调控劳动关系的制度实行休战。这一时期由于政治受到调节，经济受到管控，加上经济增长的所得分配相对均匀，这个制度得以巩固和加强。但早至20世纪50年代特别在70年代，雇主就着手削弱和破坏这一制度，主要是采取抵制性行动，如反对发展工会的组建工作和将工厂搬迁到对工会不友善的地区。20世纪80年代进入新的阶段，里根就任总统并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雇主进而采取攻势，多数工会被迫妥协退让，少数坚持抗争的工会往往遭到破坏。一方面是对工会公然展开进攻；另一方面则是经济改组减少了全日制和固定工的劳动岗位，削弱了工会赖以生存的基础。工会必须适应放松企业监管、劳务外包、私有化、全球化和雇用临时工、短工的新环境，否则只能坐以待毙。虽然工会方面作出种种努力，却未能挽回颓势，更谈不上恢复30年前或50年前的实力。 二、美国工会运动状况 1955年以来美国工会会员的绝对数有所增加，但这掩盖了会员率持续下降的趋势。1955年，工会会员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达到39％的顶峰，1995年为15％，2006年更降至12.97％，为70年来的最低点。这一低得可怜的平均数还掩盖了公有和私有两个经济部门之间会员率(分别为36.4％和7.9％)的巨大差距。私有经济内部各产业间的差别也很大，公用事业和运输业的会员率为24.9％，制造业为12.9％，发展最快的批发与零售业、金融业、医务与法律等专业和商业服务、休闲及旅馆等行业均低于6％。 从人口构成的角度来看，男女劳动者的会员率差别不大，男性为13.8％，女性为11.1％。不同族裔间的差别也不大，黑人为15.1％，白人为12.2％，亚洲裔为11.4％，拉美裔为10.1％。这两组数字既说明了工会不再只是白种男工人的专属领地，也反映了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和工会加大了组织妇女、移民和少数族裔工人的力度。不同年龄段工人间的会员率差别十分突出，25岁以下年轻工人加入工会的只有4.7％，25岁至44岁年龄段的升至10.6％，45岁至64岁年龄段的为17％。这组数字最能说明美国工会运动目前面临的挑战。 工会力量衰落之快更表现在会员率的跌落。"二战"结束后的25年内，劳资谈判始终围绕劳方的要求而展开，1980年以来转为雇主夺回劳方以前的所得。变化的关键是资方进攻屡屡得手。罢工历来是美国工会的主要武器，资方的进攻之所以成功得益于政府改变了对罢工的政策。1969年至1979年，每年罢工的工人在95万人以上；1987年以来，尽管劳动力人数大增，每年罢工的人数从未达到50万，多数年份甚至不足25万。 探究这一变化的原因，须回顾美国相关的劳动法。它在文字上对工人行使罢工权作了模棱两可的规定。典型的集体合同有效期为3年，在此期间内禁止罢工；期满后工人罢工争取实现其要求为合法，但同时也允许雇主合法地无限期雇用替代工以保持企业正常运营。于是，一方面从技术上讲不能解雇罢工的工人，但他们的工作又可以无限期地被人顶替。顶替者理所当然只服从雇主反对工会，工会得不到足够的选票便被注销合法社团地位。这种破坏罢工的手法被广泛用来破坏工会组织，这是制造"无工会"工作场所的一种策略。1980年以前，雇主很少尝试使用工贼；时至今日，对于每一场重要的罢工斗争，即便这不是实际行动，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威胁。劳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和公众舆论发生变化的综合作用导致了这种变化，特别是1981年里根总统使用工贼破坏空中交通管理员罢工，摧垮他们的工会，对公众舆论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直至20世纪90年代，在经历多次英勇的但只有少数成功的战役后，工会开始学会如何在新环境中赢得罢工斗争的胜利。但组织罢工仍然很困难而且有危险，工会很少贸然行事。 许多人认为，工会无力应对上述挑战是由于中央劳工联合会的软弱(现在有两个中央联合会)。如在2005年分裂前，劳联一产联只掌控全国工会运动2％的收入，掌握实力的是地方工会和全国性产业工会。因此，劳联一产联缺乏贯彻决策的实力，只能在各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延缓行动，避免暴露内部分歧。有些全国性产业和行业工会相互合并以加强自身实力，20世纪90年代晚期劳联一产联下属的近70个工会合并为2006年的53个。但这种合并是跨行业和职业的，如一度曾有18个不同工会代表不同的护士群体；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不仅代表汽车制造工人，还组织大学毕业生、作家、幼儿园员工、社会服务工作者。另外，还有少数工会独立于现有两个中央联合会之外，最著名的是代表教师的两个工会之一的全国教育协会，这是美国最大的单个工会组织，它自称拥有320万会员。 三、政治的和经济的挑战 美国的工会运动同许多国家一样，面临全球化、私有化以及日益大量雇用I临时工、短工、替补工等带来的问题和挑战；它更面临具有美国特色的劳动法与雇主攻势的挑战。 全球化与外来移民　雇主威胁或实际利用全球竞争进犯工会，这一战略收效显著。他们将生产设施外迁至亚洲和南半球，不断减少生产工人，而一线工人恰是"新政"劳动关系体制下工会力量的核心。有调查发现，雇主往往以关厂相威胁，破坏、干扰工会在基层单位的组建活动。在制造业中，雇主采用这种手段的次数占52％，而工会在雇主关厂停业威胁下获胜的次数只占38％。在服务业，工会在雇主关厂停业的威胁下获胜的次数则为57％。然而在建筑业等一些不受全球化影响的产业，加入工会组织的劳动者也急剧减少。还有，美国汽车制造工人的减少并不意味着北美地区汽车制造业的衰落，那是因为日本在北美扩建生产设施时，成功地抵制了联合汽车工会的组建工作。 移民问题是全球化带来的关系工会运动前途的另一关键问题。美国现有3350万移民，其中2750万年龄在25岁以上。全体移民中，半数来自拉美(1750万)，四分之一以上来自亚洲(910万)，无证或非法移民估计约有1000万人。另有约20多万持有临时签证或客籍工人签证，这种签证只有当移民有工作时才有效。无证移民和I临时签证移民是最易受伤害和受剥削的群体，雇主最愿雇用他们，这也促使布什政府扩大它的客籍工人计划。移民取得美国国籍需经多年的努力，移民工在申办过程中始终处于最受剥削的地位，形成另类工人的群体，致使数以百、千万计的工人得不到"新政"福利制度的保障。 数以百、千万计的新工人进入经济领域带来种族和民族间的关系紧张，这既发生在白人和移民之间，也在非洲裔美国人和移民之间，从而也发生在工会运动内部。20年前美国工会被认为是敌视移民工的，其后工会设法克服这种歧视，劳联一产联于2000年2月投票支持对无证移民实施大赦(豁免其非法入境的刑事罪责，允许他们合法居留。--译者注)，这是工会立场令人瞩目的转变。移民工人自身的坚韧斗争也促成了工会立场的转变，他们积极加入工会并有数百万人参加规模空前的2006年"五一节"游行(此次游行覆盖了洛杉矶、纽约等全美各大城市，中心口号是移民要维权)。 工会运动对上述移民活动不冷不热的同情反映了其内部依然存在分歧。服务业雇员工会和纺织酒店餐馆工会支持通过立法，允许大量移民合法居留并允许大量增加"客籍工人"人数(由雇主控制其签证)。但劳联一产联下属所有工会及大多数"变革谋胜利"工会联合会的下属工会都反对此法案。尽管存在这些分歧，工会运动内部广泛承认，移民工人是其最大的活力源头之一，工会应加强同移民结盟。 私有化、劳务外包和非规范就业越来越少的人有稳定、全时、长期的工作，越来越多的人又以各种非规范方式被安排工作，但临时、短期合同工却往往与长期、固定工并肩劳动干同样的活(同工不同酬)。服务业和零售业雇主--麦当劳和沃尔玛率先实行的这种雇佣方式，已扩散到许多原先实施"标准工作关系"的大本营。通用汽车公司将生产汽车零部件的众多子公司剥离成为独立公司、甩掉大批雇员，使他们不再能受到公司与联合汽车工会签订的全国集体合同的保护。又如全美国40％以上的高等院校讲师是非全日制或非固定雇员，工资及福利待遇远低于他们全日制的同事。相对于私有部门，公有部门的工会力量是强大的，这里仍主要实行标准雇佣关系，主要仍由政府规定养老金和福利待遇标准。然而许多基层单位的公职岗位已被私有化，并以低工资低福利外包给不参加工会的雇员--往往是临时工、短期合同工、非全日工等非规范就业的雇员。非规范就业范围的扩大将劳动力分解为利害关系不相一致的许多群体，而且美国劳动法规定，临时工、非全日工和承接外包劳务的雇工不享有加入工会、组建工会的权利。 劳动法　美国劳动法规定，一个合法的集体谈判单位内的工人只能由一个工会代表他们与雇主谈判。在理论上，一个企业的工人要组建工会必须有30％的人提出申请，要求投票选举决定是否组建工会；联邦政府的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被授权保障工人的结社权，并主持选举；如果多数工人投票决定选择某工会，该工会在被核准是该企业工人选出的代表者后，法律规定雇主必须与之谈判。但在今天的实践中情况已发生重大变化，雇主的无情压力，结合千百件小范围的行政条令和法院裁决，已经在"事实上"修改了劳动法。通过逐步不断地削弱法律对工人的保护，而不是通过一次重大立法毕其功于一役，这是美国不同于他国之处。雇主拖延举行选举工会的时间，利用这个空档让劳工顾问(破坏工会的专业公司)开展大力度的反工会活动。雇主可以合法地无数次要求全体工人昕反工会演说和看反工会录像；工会组织员却不得进人雇主的产业地界，亲工会的工人也只能利用工休片刻时间同身边同事交谈。雇主还可以要求工人轮流去找监工个别谈话，后者要问他(她)是否赞成组织工会。理论上说，他(她)们在这种强制性的谈话中，不得因表示支持工会而受惩戒，但无法逃脱因"粗暴无礼"或"不服从上级"而遭到制裁。 在这种法定的组建工会活动中，雇主每四次就有一次机会解雇被甄别出来的最积极的亲工会活动分子。对此，工人和工会可向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提出申诉，雇主则会辩称解雇是事出有因，双方反复交手，相关的法律程序往往长达3年，大多数情况是雇主的最后一次上诉被驳回，工人"获胜"。但在此期间工人始终处于被解雇状态。问题的关键是，对于雇主的这种"不公平劳动行为"的惩罚十分轻微：让工人恢复原来的工作并补发其被解雇期间的工资，但须扣除这期间他(她)的其他收入。还有，雇主不会因再次违法而受惩罚。有鉴于此，雇主在组建工会的活动中解雇亲工会积极分子有得无失。 侵犯工人结社权的进一步发展是减少享受集体谈判权的工人及其类别，特别是扩大界定监工的范围，使之包括所有其工作能对他人起示范作用的雇员和培训技术不够高的雇员。最高法院和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裁决将许多类别的护士(这类工人的队伍不断扩大，战斗性强而且都参加了工会)排除在享有组织工会权利的职工行列之外。这种裁决的适用范围还将扩大到覆盖更多的类别和职业。 共和党以及新自由主义的统治从1980年起，期间，除比尔·克林顿外，美国一直都由共和党人当总统，而且自1994年以来国会也一直由共和党人控制(本文脱稿于2006年。--译者注)。这段时期民主党在许多问题上采取共和党的立场，没有提出过明显有别于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而且不存在拥有重大影响的左翼政党。工会对民主党的影响持续减弱，而企业界的捐赠人不仅控制着共和党的财源，而且给民主党的捐赠金额也相当于工会捐赠的7倍。然而，由于许多民主党人保持着同工会选民的重要联系，工会可以因2006年民主党人赢得国会多数而巩固自己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民主党人当选总统，总统掌握着对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对联邦法院法官的任命权，而且总统可以支持或否决亲劳工的法案。 沃尔玛　沃尔玛不仅是美国最大的私家雇主，也是致使工会处境恶化的驱动者和实践者。根据行业分类，它不是物资生产商，但它通过其综合性供应网络控制了"从美国辛辛那提到中国深圳"全世界的生产商，规定它们产品的规格、生产标准和方法，并利用它们之间的竞争规定最低收购价。它不仅是零售业的庞然大物，也是制造业有实无名的巨人。它压低收购价实际上就是压低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并将他们卷入相互之间的激烈竞争。沃尔玛在美国国内的形象主要是一个顽固坚持低工资的零售业企业，以通过低工资、低福利、将雇佣全日工换成非全日工等手段，不遗余力地压低劳动成本而臭名昭著。它也以同样顽固地反工会而闻名，它旗下几家连锁店的肉禽部组建了工会，它宁愿关闭包括这几家店在内的全系统的肉禽部，也不允许出现 任何一个工会组织，收到了"杀一儆百"的效果。非工会化助长了经济不平等的扩大。1950年，20世纪美国最大的私家雇主通用汽车公司总裁的年薪(不含奖金、津贴等福利)相当于其装配线生产工人(工会会员)包括工资、奖金及福利在内全年收入的140倍。2003年，沃尔玛首席执行官的年薪相当于其全日制工人年收入的1500倍。 四、工会的革新步伐 自从约翰·斯威尼及以其为首的"新声音"团队赢得1995年劳联一产联领导职务竞选的胜利以后(这是劳联一产联历史上第一次通过竞选产生的领导班子)，工会运动采取了多种创新举措以应对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但成效各不相同。其中许多创新是同其他社会运动结成比较紧密的联系，从而同时改变"工会"的定义和内涵，并坚持"工会运动"必须代表包括工会或工会会员在内更广泛的劳动群众的利益。 劳联-产联的分裂　在长达50年的时期内，美国所有由工会组织起来的工人全受单独一家中央联合会即劳联一产联的控制，这种状况没有因最大的教师工会始终置身其外，以及诸如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和卡车司机工会等几个颇具实力的大工会几度与它或分或合而发生变化。它在2005年发生大分裂，拥有600万会员的7个大工会分裂出去，组成新的联合会"变革谋胜利"，但劳联一产联仍拥有53个工会、共900万会员。当时"变革谋胜利"的支持者预计它将迈出大胆革新的步伐，反对者则威胁要同它进行破坏性的阋墙之战。一年多过去了，这两种情况都没发生。 新联合会的会员有楼房守门员、医疗保健工、旅馆女工、食品杂货店售货员以及数量可观的建筑工人、卡车司机和仓库工人。他们的工作岗位基本上不受全球化或国外竞争的影响，尽管他们的雇主有些是总部设在美国境外的公司，而且雇员中包括大量来自南半球的工人。由于移民工和女工集中在服务部门就业，他(她)们在"变革谋胜利"会员中的比例高于劳联一产联。 新的联合会，包括服务业雇员工会和纺织酒店餐馆工会都十分强调组建工作的重要性，而且它们基本上说到做到。留在劳联一产联中的有些工会，诸如主要组织电话系统工人的美国通讯工人工会也重视工会的组建工作。然而，今天在美国要将工人组织进工会特别困难，而且大多数工会既无意也无力大举开展组建运动。 两个联合会的区别有二："变革谋胜利"所属工会的基础更多地是在国内，因而较少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它们宣称在自己的工作重点中组建工作优先于参加政治。但两个联合会的观念形态并无二致，两家都倾向于支持劳资政三方协作的原则，即赞成劳资合作、反对劳资对抗。服务业雇员工会主席、新联合会"变革谋胜利"的缔造者安德鲁·斯特恩，在2005年8月1日接受媒体(CNBC)采访时说："我们的工会运动是远在20世纪30年代工业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时工会奉行一种阶级斗争的方针。但立足于当代经济的工人不指望工会制造问题，他们指望工会解决问题。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要对美国工人的劳动给予回报，就需要把美国组成为一个各方切实协力共事的团队......"他最后说，"我们需要成为自己雇主的伙伴"。 通过政治恢复实力　劳联一产联及其成员工会投入过量的资源参加政治。在每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中，它们都是全力以赴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竞选，同时急剧压缩组建工作和其他工作。它们也以同样方式对待国会议员选举和州长选举，只不过投入的资源略少而已。它们极少在促进自己的工运事业上采取攻势。 在最近几次大选中，它们有效地动员了其会员投票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如果当时会员率仍保持在1980年的水平，则戈尔和克里两人都会以得票大幅领先而当选。下面的数字足以说明问题：男性白人是选民中最坚定的共和党支持者，他们之中62％-37％的票投给了布什，克里则得到了59％-38％男性白人工会会员的选票。如果戈尔和克里两人中即使只有一人当选，也可以说工会投资于选举是一种高明的决策，但两个人都落选了，工会在候选人上投入巨额金钱却一无所获。但许多工会仍坚持认为，如果不改变政治环境，工会就不会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为此必须继续投入大量资源选举民主党人。 在劳联一产联的那次分裂中，双方的分歧在于劳联一产联当时的领导层强调参与全国一级的选举政治，理由是如不改变立法一政治气候，工人就不可能得到重大收益，而只有民主党人重新执政，才能改变这种气候。为此，劳联一产联积极支持一项劳动法修改案--"雇员自由选举法案"，它认可采用"凭卡核定取向"的方式组建工会、加大对触犯劳动法的雇主的惩罚力度，并规定在新组建的工会被批准成立一年后，如劳资双方仍不能就集体合同达成协议时，得进行强制仲裁。劳联一产联认为，只要民主党人在国会中占优势，而且又有-一位民主党人当总统，这样的法案就会被通过成为法律，工会组建工作取得重大胜利也就成为可能。诚然，对劳动法作出这般的变动势必使局势大为改观，但要注意，1978年尽管民主党人在国会中占最大多数，而且有一位民主党人当总统，最后一次修改劳动法的努力依然被挫败。 组织工人加入工会　根据有关当局和法院对现行劳动法的解释，工会要在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体制内组织工人极为困难，因为法律限制工会的行动--在实践中不提供法律规定的、理论上给工人的各种保护，因此，今天吸收进工会的人，80％以上不是通过官方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的法定程序，而是通过"非劳动委员会"或"凭卡核定取向"的组建运动加入工会的。 在这种形式的组建活动中，工会绕开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的程序，利用社区或政治压力，通过"凭卡核定取向"程序，迫使雇主承认该单位工人认可的工会代表他们同雇主谈判并签定集体合同。这样，就可以不通过劳委会主持的选举，由工会经自己征集到足够55％的工人签名、要求组织工会的卡片，交由劳资双方一致同意的第三方核实这些卡片的有效性。单靠社区领导人的支持还不足以赢得卡片核实式组建活动的胜利，工会还要在公司老板和董事会董事们住宅周围散发传单、组织示威游行，再加上投资人(特别是公共基金和工会养老金基金)和民选公职官员施加的压力。工会要同社区结盟并承担社区义务。通过这些策略和战术，工会的组建工作在洛杉矶和休斯敦、在楼房守门员和旅馆工人中都取得了十分重大的成功，特别是在拉斯维加斯几乎将全市旅馆工人都组织进了工会。 服务业雇员工会组织"家庭护理"工人的工作是近年来工会众多成功组建工作中成就最为卓越的一次。组织这类工人加入工会，除同组织楼房守门员和旅馆工人一样强调用社会组织结盟，并争取工作场所以外各界民众的支持外，还必须争取改变他们的法律身份，使他们能够加入工会。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家庭护理"工工资主要由各种公共基金资助，这类工人不能集体地同州政府谈判，因为从技术上讲，他们是各种州级以下的地方机构甚至是一些单个残疾人的雇员。经过13年的不懈努力，以及同许多残疾人团体的联盟，终于使洛杉矶成为法定的"备案雇主"，从而使家庭护理工成为享有集体谈判权的公共雇员。这样就得以让分散的家庭护理工--其中有些人甚至从未相互见过面--都能投票赞成组织工会，并使工会能代表他们谈判增加工资。通过这种战术积小胜为大胜，服务业雇员工会有一次在工会选举中一举吸纳了75000名洛杉矶的家庭护理工，随后在其他地区也取得同样的成功。 走出工作场所：工会的创举　现行美国劳动法和绝大多数工会都把工作对象集中于那些受雇于同一个雇主、工作稳定、全日制、受厂纪店规约束、非监工类的工人(他们之中多数人主张组建工会)，但现在他们的人数日益减少。民意调查表明，5000多万工人要求参加工会，但其中绝大多数不可能加入传统意义上的美国工会。为了适应新的情况，近年来，一些工会改而不在工作场所组建工会，而且也不按传统工会的模式建立新基层组织。其主要方式有二：开展政治运动以提高底层工人的工资；试行组建各种工人组织--但它们不是那种传统的、得到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批准和雇主承认的集体谈判单位。 近年来，多次发生的、要求为低工资工人增加工资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反映了联邦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名不符实。一个领取最低工资的工人要使四口之家的生活不低于政府规定的贫困线水平，必须每周工作72小时、全年工作52周。为解决这个问题，工会开始在有的地方开展政治运动，要求当地政府颁发维持生存工资的条令，将"维持生存工资"规定为一个工资收入者为维持四口之家的生活不低于官方规定的贫困线水平所需的工资(2005年为每小时9.28美元，比官方规定的最低工资高出80％多)。早期的维持生存工资运动只以少数几种类别的工人为解困对象，主要是市县政府雇员、与这两级政府签约的合同工和领取其补贴的雇员。虽然早期胜利的覆盖面较小，这种运动却提高了劳务外包的费用，为后来扩大战果提供了经验。在2004年的地方选举中，维持生存工资运动采取进一步行动，要求在佛罗里达和内华达两个州举行全民投票，决定是否在全州范围内提高最低工资。这次由一些社区团体和一些工会组织结成同盟所发动的全民公决。大幅度地提高了最低工资，并且明文规定以后工资将自动随通货膨胀同幅上调。这两场举行全民公决的创举不仅以压倒多数获胜，而且提高了公众的觉悟、建立起了社区一工会联盟，它还促使其他各州也组织公民票决运动，对各自的州立法机构施加压力。这种运动同时显示，由于联邦政府坚持僵硬立场，斗争的阵地已转移到州及其以下各级地方。 通过组织维持生存工资运动以提高工资，这是另辟蹊径的一种最重要的政治性替代选择。另外一种创举就是试验采用新的组织形式和新的代表工人维权的战略。以社区为基础的一些工人中心，将各行各业的低工资工人聚集起来--这样也往往将不同族裔和不同阶层的工人以及移民工人联结起来，对他们进行培训和教育，开发领导人才，并处理扣发工资等工作场所发生的问题。工人中心的活动经费依靠各种基金会的捐赠，经济上不能自立，这是它们不同于工会之处。20年前，屈指可数、寥若晨星的工人中心至今已发展到100多个，说明它具有深入社区的潜力，这是一般工会力所不及的。 另外一些创新性举措是把在法律上或在实践中被拒于工会之外的、为数众多而且不断增加的个人组织起来，代表他们维权。如劳联一产联设立的"劳动的美国"同非会员工人签约，将他们组织到以工会为导向的政治网络中。还有如专门将某类工作场所或某类职业的工人组织进各种工人协会等等。以上这些组织代表了不同单位和场所的不到半数的工人，但它们将存在一段时期甚至长期存在下去，使这些工人能提出比较系统的要求、建立积极分子网络、自主开展集体活动并同其他工人组织互相声援。 沃尔玛：教育、政治和社区多管齐下　沃尔玛是工会最需要从各条战线动员起来与之斗争的对象。特别是在美国，它已成为一股强悍的反工会势力，其影响已远远超出其自身业务范围。虽然它的所作所为使它易于受到来自政治和社区方面的压力，但它拥有巨大的资源使人难以与之对抗。然而，沃尔玛却以一定方式与几乎所有它在其境内营业的国家的工会进行交易，这说明当今美国工会的处境既是美国工会在政治上易受伤害和缺乏组织能力的结果，也同样标志着沃尔玛独特的劳工战略行之有效。或许是基于这一认识，美国工会应对沃尔玛的策略是既不展开全国规模的组建运动，也不在其分店逐个地组建工会，而是在各地动员形成地方性反沃尔玛联盟并提高公众觉悟。 工会在政治上多次发动了禁止"大"零售店或强制其接受某些条件的运动。如仅以微弱差额未获通过的芝加哥市条例，原本规定所有超过一定规模的零售店(实际是针对沃尔玛)付给雇员的工资必须每小时为最低工资的两倍，并且外加每小时3美元福利费。工会还有其他举措：沃尔玛利用由公众基金设立的扶贫济困计划中的项目，特别是其中的医疗扶贫款来补贴它自己的低工资、低福利雇员和低工资、无福利雇员，这激起了民众公愤，工会借机倡议通过法律强制沃尔玛增加其向医疗保险缴费的份额。 工会通过其反沃尔玛的网站和影视纪录片，以及通过在社区与工人双方利益交汇点上结成的同盟，举办一轮又一轮的公众教育运动来组织上述各项政治性活动。其目的在于揭露沃尔玛有恃无恐地侵犯职工结社自由和其他合法权益的种种劣行，阻滞它的发展，改善它现有职工的生活条件及劳动条件，从而为将来开展组建工作打下基础。这些活动无疑改变了公众对沃尔玛的看法，并有损它的公众形象，但未能将沃尔玛现有以及原有的职工发动起来，采取集体行动或像其他地方那样，组织某种非传统工会模式的工人维权团体，不过这些活动发展成一种组建"准工会"运动的前景还是光明的。他们可以组织一个"沃尔玛工人协会"以反对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维护工间休息权，交流有关工资以及反对强制加班加点等方面的信息等等，也可以在不能组建官方核准的工会组织之前采取其他方式集体维权。 前景 美国工会运动要扭转40年来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局面，并消除其后果，面临巨大的挑战。必须从多个方面采取主动，并坚持不懈地努力才能取得实效，这就是：提升组织工作能力；进行政治动员；同社区及社会各界团体联合行动或结盟；创新工人活动方式。以上每一个方面都是困难而繁重的工作，这些任务合在一起更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然而，只要一个方面的工作有所突破就可以带动其他几个方面，从而彼此间相互促进，这十分重要。 每一场社会运动都是以往多次挫败和山穷水尽疑无路情况下的综合产物，而不太起眼的成就都往往能触发产生结构和文化的新局面。今天是开展工作的大好时机：42％的美国工人要求加入工会，而1984年有此意愿的工人只有30％，至于想要获得某种集体代表权的工人的比例甚至比这更高。更有甚者，多家公众舆论调查显示，日益加剧的美国社会的不平等正在产生更广泛的、不断增长的社会不安。工会能否针对群众的关切采取切实行动，并将群众动员起来将是工会能否自我改造的关键。 编译：郭懋安 (责任编辑　刘　振)  

20世纪初,女性演员出现并且渐成气候。而在民国期间的中国戏剧界,在上海戏剧市场上出现的女子越剧,其意义则远远超出了其他剧种的崛起。民国年间、尤其是抗战时期的上海,最令人瞩目的戏剧现象就是女子越剧的兴盛。 　　 　　一 　　 　　1923年,上海升平舞台的前台老板王金水受到京剧髦儿戏的启发,尝试着为刚刚被人们称之为“小歌班”的越剧办女子科班,他和说戏师傅金荣水回到浙江嵊县(今嵊州),招收10至15岁的小姑娘入科学艺,许诺给予出科的学员优厚的待遇,并率先把自己的女儿王桂芬和内侄女施银花送进戏班。他幸运地招收了50多位学生,在施家岙办起了越剧史上第一个女子科班。当年夏秋,他们进入杭州仁和路大世界游艺场,始以“绍兴文戏文武女班”的名义演出,次年他们又来到上海,在升平歌舞台挂出“髦儿小歌班”的招牌。无奈卖座不佳,只好退至蓬莱、品坊、永安等茶楼小场子演出,在上海巡演三个月后,难以为继,回到嵊县。王金水的科班虽然并不成功,但是它为后来的越剧培养了第一代著名的女演员施银花、赵瑞花和屠杏花,她们被誉为早期越剧的“三花”。在施家岙女子科班之后,许多个女子科班相继出世。1929年,嵊县出现了第二个越剧女子科班——“新新凤舞台”,它在两年后进入上海、宁波演出。就在这前后,嵊县、新昌一带兴起开办女子科班的热潮,其中较为时人所知的,包括尹桂芳、毛佩卿所在的华堂“大华舞台”,姚水娟、竺素娥等人所在的“群英凤舞台”,筱丹桂、裘大官、商芳臣、周宝奎等人所在的“高升舞台”,王杏花、邢竹琴所在的黄泽“越新舞台”,范瑞娟所在的“龙凤舞台”,马樟花、庞天红所在的马仁“镜花舞台”,支兰芳所在的崇仁“凤鸣舞台”和袁雪芬、傅全香、钱妙花所在的柳岸“四季春科班”等等。这股热潮很快波及到相邻的城乡各地,效仿者日众,如徐玉兰所在的新登“东安舞台”,吴小楼所在的杭州“双凤舞台”,徐天红所在的余姚“天兴舞台”等等,风气之盛还传到上海,于是有戚雅仙、赵雅麟所在的“陶叶剧团”,陆锦花、吕瑞英所在的“四友社”等,都在这段不太长的时间段相继出现。[1]它们迅速发展出一种具有独特美学面貌的舞台表演风格,并且在激烈的演出市场竞争中,赢得了自己的观众。即使不看以后几十年里持续的辉煌,即以这一时期论,它就已经足够令人艳羡。 　　越剧从起源、崛起到在上海成熟为一个有极大影响的剧种,只用了很短的几十年时间。20世纪20年代,“的笃戏”、“小歌班”等名称,已经在江浙沪一带时有所闻,在各地的茶楼戏台,也经常能看到这个源于绍兴嵊县的小剧种的身影。越剧在1906年开始从唱书向戏剧转变,1910年始有男演员组成小歌班进杭州大世界演出,1917年4月,来自嵊县山村的袁生木、金荣水等艺人组织了“的笃班”进入上海,在新舞台等地演出了《碧玉带》等等,42天后终于无法坚持,许多人卖掉铺盖才得以回乡;1918年早期小歌班艺人魏梅朵、马阿顺带领的梅朵阿顺班再进上海的镜花缘戏院,演出《双金花》之类,其后还有支金相、谢志云的班子、陈素娥、马潮水的班子、白玉梅、王永春的班子等先后进入上海演出过。直到1920年,上海明星第一戏院集中当时笃班的几乎所有著名演员,以40多人组成的大班子,取名“绍兴改良文戏”开张演出,才在上海正式站住脚。此时的绍兴文戏已经改变了小歌班的简陋的表演形式,音乐更为完整。有了经营上的保障,嵊县艺人们还集资建成了专演绍兴文戏的上海平歌舞台。从此以后,越剧逐渐进入大世界等较热闹的场子,说明它已经被观众接受,在上海那个时代极其丰富的娱乐市场中,有了一席之地。但越剧在上海演出市场中真正的转折点,还是女子越剧的出现。 　　 1938年的春节,姚水娟率她的女子越剧班社来到上海,从正月初一(1月31日)开始,进入有200多个座位的通商剧场演出,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这是女子越剧进入上海固定演出的开端,从这一天起,女子越剧在上海不仅站住了脚,而且还迅速发展成为这个城市里最受欢迎的剧种;而上海为中国戏剧培育了女子越剧的功绩,也不可忽视,没有孤岛时期的上海对姚水娟的接纳,越剧的发展历程,可能会与后来截然不同。 　　越剧从女子科班的兴办始,女演员们登台演出就已经不算新鲜;但上海的越剧界最初主要是男班的天下,在各游乐场里,以及主要是外来底层人口居住的区域内,越剧男班已经获得了较为稳定的市场,有了它的生存空间。比如王永春在“荣记大世界”,支维永在“恒雅”,马潮水在“大方”,谢碧云在“长乐”,周鸿升在“大新”游乐场,李桂芳在“新大沪”,裘凤山在“新世界”,鸿喜班在“新新花园”,都已经在长期演出。[2]然而,在江浙的其他地区,一时在浙江嵊县周围三两个县的区域内,竟然出现了多达数百个越剧班社,女子科班更是早就遍地开花。“据1935年的调查,当时仅有40万人口的嵊县,外出演戏的就有2万多人,女子科班有200多个。”[3]越剧的“五大名旦”,此时已经非常活跃——“五大名旦”分别是“三花一娟一桂”,她们是施银花、赵瑞花、王杏花和姚水娟、筱丹桂。其中施银花对早期女子越剧形成独特的具有魅力的唱腔,有着最重要的贡献;赵瑞花从1935年起就常驻宁波,以连台本戏《三门街》和《唐僧出世》,享誉一时;王杏花一直是四季青班的头肩花旦,从越剧的发源地到整个浙东一带,四季青班都被人公认为是小歌班中最好的班子。姚水娟的表演更是以悲旦见长,又擅演女扮男装的角色,她在杭州大世界和温州的福禄寿游乐场早就已经相当走红。而筱丹桂所表演的是《马寡妇开店》和《刁刘氏》这些具有较高表演难度的旦角戏,她是当时少有的能够演武戏的女演员。 　　在1938年之前,女子越剧里的这些名角,多数都曾经陆续进入上海,但是一直不如在周边农村乡镇以及中小城市的戏院里那样受欢迎。以当时的上海论,人称绍兴大班的绍剧,曾经是各家戏院和游乐场里常常听到的声音;越剧的男班也能够为观众所接受,而女班只能在一些不起眼的戏院剧场里偶尔露演,有时依靠同乡的情份,绍兴大班会在他们演出的剧场的空档期,给她们安排一点场次;既然收入难以保证,那些女班的班主,也不愿意贸然进入这个难以捉摸的大都市。在姚水娟1938年春节进入通商剧场前,绍兴文戏已经在上海存在了近20年,却没有一个女子越剧的戏班曾经长期在上海演出,但自从她站住脚跟之后,浙东一带正因战争而生意不振的女子越剧戏班蜂涌而入,“1938年1月31日至7月28日,半年不到的时间里,先后有姚水娟、竺素娥(4月25日后王杏花加入)、王明珠、陈苗仙、许菊香、筱丹桂、施银花、屠杏花、庞天红、赵瑞花领衔的8个女班开进‘孤岛’,分别占领了通商剧场、上海小剧场、永乐、老闸、恩派亚大戏院、太原、大中华越剧场、更新舞台、萝春阁、龙园、大来剧场、大中华大剧场等12处剧场。”此时,女班所有的名角,几乎都云集上海。到1939年9月,上海就有了13个主要的越剧戏班,她们都有了自己漂亮的戏班名称,如姚水娟、魏素云的水云剧团、施银花、屠杏花的第一舞台,马樟花、袁雪芬、傅全香的四季春班、陈苗仙、尹桂芳的天蟾凤舞台、筱丹桂、贾灵凤的高舞台、竺素娥、邢竹琴的赵剡舞台等等,加上各家游乐场里的戏班,此时仅在上海一地,就有20多个越剧戏班,而且全部都是女子越剧。[4] 　　 　　 　　二 　　 　　女子越剧在抗战时期的上海为观众所接受而突然兴盛,既有偶然性,也有其内在的原因。 　　越剧进入上海前,它的音乐与表演已经基本成型,在那些同样由滩簧发展而来的剧种中,越剧的音乐手段可能并不是最丰富的,但是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剧种,满足表演不同性格、不同年龄的戏剧人物的需要;而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数以百计的戏班在江浙一带农村与中小城市演出,尽管这时都是在演路头戏,但毕竟逐渐积累了数以百计的剧目,尤其是大量的弹词滩簧戏,这些基于民间说唱传统的剧目,后来一直是越剧发展的基石。而1938年的上海,刚刚经历过残酷的战事,多数市民在心理上还没有完全摆脱战火的阴影,在这个特别需要抚慰的年代,姚水娟的班子机缘巧合地在此时进入了上海,恰好为孤岛中的上海,带来了她们别具抒情意味的声调和剧目。女子越剧的音调与旋律是如此柔软温婉,充溢着哀怨与悲情,它很快征服了孤岛时期的上海滩。 越剧之所以在上海迅速发展壮大,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女子越剧与上海的观众之间的契合。尽管它发源于浙江东部的嵊县山村,而且,直到几十年以后,越剧演员仍然主要来自嵊县,但是女子越剧进入上海之后,却很快地适应了这个城市的新风尚,迅速完成了从山村到都市的变化,在音乐上和表演上,都逐渐变得更能吸引各不同地区的观众。 　　清末到民国年间的上海,人口组成复杂,江浙一带、尤其是江苏的扬州和浙江的宁波,对上海的人口增长与城市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来自江浙两省的多种民间戏剧,都能够在上海找到自己的观众。但是仅仅趋从这些家乡观众的爱好,就无法完成一个外来剧种的归化过程。尽管戏剧在其流播过程中,总是不可避免地会在某种程度上令剧种的风格有所变异,那些不同程度地融入大上海的剧种,它们的戏班和演员也可以附和上海的城市性格,逐渐改变原有的艺术特色。但是观众与演员总是相互制约,相对固定的演员群体与相对固定的观众群体,自然是维持剧种传统最重要的力量。成名的演员与著名的戏班,他们会努力保持其艺术表现的优势,而观众的喜爱则愈加强化着他们对传统的坚守。相较而言,这个时代刚出现不久的女子越剧,无论是戏班还是演员都还很年轻,她们较少受到其传统制约,更没有在上海形成其固定的观众群,因而,1938年以后,短时间内一、二十个完全由年轻姑娘组成的女子越剧戏班涌入上海,她们还远远没有形成自己在戏剧与美学上的定见,因此轻而易举地就被扑面而来的上海市民阶层生活方式与趣味所同化;“上海”这个名字,对于那个时代来自乡下的姑娘而言实在是太有吸引力和诱惑力,上海的一切都让她们无条件地接纳,女子越剧进入上海后,不仅这些演员们的穿着打扮、生活方式有了明显的变化,连她们唱戏时的语音也有了变化。她们虽然无法在短期内真正成为上海人,但却在努力地上海化,并且因此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具有中下层女性观众所能够接受的时尚气息的女子越剧,确实得到了上海市民阶层,尤其是女工与女学生们的追捧,很快形成了她们自己的观众群体,而这个群体,以往一直为剧场所忽视。 　　这不仅是上海原有的越剧男班与新来的女子越剧戏班经营策略上的差异,而且更决定了它们的不同命运。女子越剧不只是唱给它那些离乡背井来到大上海的乡亲们听的,更是给那些已经融入或正在努力融入上海这个城市的市民中的中青年女性们听的。1938年以后的短短几年里,和同样是从周边地区进入上海的扬剧、锡剧、甬剧等剧种相比,女子越剧的主要功能,早就不是为从故乡刚刚来到上海的人们满足思乡之情,它的主要观众已经不再是浙东绍兴人。根据1941年《绍兴戏报》的统计,在抗战之前,“绍兴文戏的观众,绍兴人占七成,宁波人占三成;战争爆发后,绍兴人占四成,宁波人占三成,外地人占三成,到1941年外地人已占六成之多了。”[5]这些数字,说明绍兴文戏的男班与后来的女子越剧的主体观众的关键的变化,当越剧的市场不再依赖于乡亲时,它就真正成为大上海的剧种,并且,比起上海土生土长的沪剧,似乎更得这个人口来源驳杂的城市的青睐。 　　女子越剧既沾染了上海这个城市的市民特色,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它源于山村的清纯,这个新剧种与同在上海的其他剧种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它一方面保持了浙东一带流传的民间唱书清新秀丽的演唱风格,继承了在女子越剧进入上海之前在民间积累的大量的路头戏剧目,又迅速容纳了同在上海的其他剧种的时装戏,因而能够适应从不同区域迁移到上海来的民众的口味,并且逐渐根据城市新市民的要求,改变其风格,提升其艺术内涵。 　　姚水娟是让女子越剧进入上海最有贡献的演员,而且也是在女子越剧在上海的最初几年里最受欢迎的女子越剧演员,她被报纸称为“越剧皇后”,在越剧史上,唯有她享有这一荣誉。姚水娟能够在上海持续走红,除了她自己的艺术魅力以外,还与她能够充分信任文明戏时代的前辈剧人、《大公报》记者樊迪民有关。经人介绍,姚水娟聘樊迪民为编剧,1938年9月12日,樊迪民用笔名樊篱编剧、姚水娟主演的十场新剧《巾帼英雄花木兰》在天香大戏院公演,这种借花木兰的故事来鼓舞人们反抗侵略者的抗战戏剧,掀起了女子越剧进入上海后,市民们第一次欣赏越剧的热潮;随之,樊迪民充分展现了他的编剧才华,针对越剧的观众主体是女性,他把明代才女冯小青的故事搬上了舞台,接着改编了《天雨花》,然后将阮大铖的《燕子笺》改成越剧,第5部新戏是《卧薪尝胆》,姚水娟扮演西施;接着,樊迪民一发而不可收,编写新戏《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孔雀东南飞》、《胭脂》,到1939年6月26日戏班歇夏,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樊迪民为姚水娟写了8部新戏,这些新戏的推出,使姚水娟得以跻身当时上海滩上的一流红伶之列。而从1939年下半年起,众多女班都效仿姚水娟的水云剧团,竞相排演新剧目,女子越剧在上海展现出了与此前男班截然不同的新气象。 　　姚水娟第一个率女班进入上海“孤岛”,第一个采用编剧,第一个开排新戏,第一个组成以“越剧”命名的水云越剧团。她力图取消“后台班主(老板)制”,想组成艺人自己管理的剧团。作为过渡,后台成立了淼记公司,由老板沈益涛、朱仁富及演员姚水娟作为三方代表,姚水娟有选择剧目、选择演员、聘用编导、确定聘金的权力。这些重要措施,无疑对越剧的发展和革新起了先导作用。[6]1945年,姚水娟聘请电影编导郑秋风为她执导了新戏《花落忆良人》,创造了连演连满154场的佳绩,在辉煌中与科班时代的老搭档竺素娥一起告别舞台。 　　在姚水娟时代的前期,女子越剧以旦角为最受欢迎,但是渐渐地小生的地位开始上升。当时尚被人们称为绍兴文戏的越剧,之所以能够迅速被上海的女性观众接受与喜爱,除了女子越剧整体的魅力以外,还因为它拥有女小生这个特殊的行当,而恰是这个行当的唱腔与表演,成为征服上海观众的关键。 　　尽管所有剧种都不能缺少生、行、旦、净、丑等各种行当,但是在不同的剧种的发展历程中,不同行当的影响力与美学意义是不一样的。而在越剧中,女小生可能是最能够让越剧充分展现出它独具一格的魅力的行当。越剧的唱腔与音乐风格,体现了江南山乡清丽的阴柔风格,但是由女性演员扮演的男性角色,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阴柔风格,同样是美丽的爱情故事,它更能演出情感中的曲折情致;同样是凄惨的人生悲剧,它更宜于表达其中哀婉中的悲怨。而尹桂芳的出现,最充分地展现了女子越剧的声腔特点。 　　女子越剧初进上海时最重要的行当是花旦,但是几年之后就完成了由花旦到小生的转变。1941年,越剧在上海最卖座的是姚水娟,其次是筱丹桂,再次是马樟花与袁雪芬,显然以旦角为主;但是到1948年,尹桂芳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越剧皇帝”。在这之前的1946年,尹桂芳进入了上海有多达1000个座位的九星戏院,挂出“芳华越剧团”的牌子,女子越剧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不到十年的时间段里,尹桂芳从只能在200个左右座位的茶楼里演唱,渐渐1942年进入有600个座位的龙门戏院,直到进入九星,充分体现了她的成就,而与此同时,她的姊妹们,大致只能置身于三五百个座位的中小型戏院。在九星,尹桂芳的芳华越剧团上演了她最重要的剧目《沙漠王子》和《浪荡子》,为她编剧的多位文人里,最重要的一位就是徐进。《沙漠王子》根据美国电影《月宫宝盒》改编,既添加了异域风光,同时又不缺少具有传奇性的爱情故事;尤其是由尹桂芳这样的英俊潇洒的女小生,来主演缠绵悱恻、哀婉动人的悲情故事,当然是上海滩中下层的女性观众们最痴迷的。 女小生之所以能够成为越剧界最具代表性的行当,与越剧的艺术渊源不无关系。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正像京剧的坤旦是由男旦们教出来的一样,女子越剧也是由越剧男班艺人们培养出来的,即使是在精明的戏班班主们想到可以通过兴办女子科班以谋利的时代,他们也只能请男演员来教授女子科班。因而越剧小生的腔调具有男性的韵味,然而当它被女性演员们用更细腻的声音传递给观众时,那些粗砺的部分被磨平了,于是只剩下了精致。而无论是在男班时代还是在女班时代,小生的唱腔,始终是越剧最有特色的部分,而女小生的声腔魅力,更将越剧的温婉柔美的特性发挥到极致;尹桂芳以她浑厚且略带沙哑的声音,恰到好处地遮掩了女性演员扮演男性戏剧人物时极易流露的尖音,同时又完全避免了男性演员的洪亮,因此赢得了上海的观众,尤其是上海的女观众。 　　如果说尹桂芳用她女小生的艺术成就为女子越剧赢得了那个时代的观众,那么,袁雪芬则用另一种方式,让越剧赢得了未来。她在早期就有意识地接近新文艺工作者,并且请南薇将鲁迅的名著《祝福》改编成越剧。上海滩的女子越剧搬演小说的所在多有,但其关注点始终在于市民们感兴趣的通俗言情小说;越剧的生旦演员们也习惯了扮演青春阶段的男男女女,而祥林嫂这样的戏剧人物,假如可以由越剧演员扮演,本应该由老旦应工而不是花旦。而鲁迅小说的风格与主题,显然更与那类市井文学大相径庭。因此,把鲁迅作品搬上越剧舞台是此前人们难以想象的,由袁雪芬自己来扮演这位女主人公更是难以想象的。它完全不同于人们早就习惯了的女子越剧,尽管在改编的过程中,越剧《祝福》仍然旨在突出祥林嫂这位底层女性的苦难经历,而袁雪芬也充分发挥她擅长的以扮演悲旦见长的优势,她扮演的女主人公祥林嫂令人同情的不幸经历,成为越剧的主线,而她的麻木与愚昧被尽可能地放到次要的位置,但是,毕竟《祝福》的主题,不会因此而改变。 　　谈判女子越剧在上海的发展,不能不提到琴师周宝才。1943年袁雪芬在大来戏院演《香妃》,周宝才试着将原来为越剧伴奏的主乐器二胡改成京二胡,借鉴京剧的二黄的色彩,拉出了比四工调的旋律更为幽静细腻的尺调;尺调的旋律比起越剧原来的曲调更为幽怨哀婉,袁雪芬继在《香妃》的哭头里用了这种唱腔后,又在《祝英台》的“哭灵”和《一缕麻》的“哭夫”里继续运用,形成她有名的“尺调三哭”,得到观众充分肯定,其他越剧演员在表演中也竞相学习模仿和吸收。因为调性的变换,大大提升了越剧演员的演唱魅力,“过去五大名旦唱四工调,都未成流派,而今演员唱尺调便于发挥本人嗓音的特色和运腔的创新,从此越剧流派就先后出现了,如花旦有了袁(雪芬)派、傅(全香)派、戚(雅仙)派、王(文娟)派等,小生有了尹(桂芳)派、范(瑞娟)派、徐(玉兰)派、陆(锦花)派等,追根究底,周宝才的贡献是不小的。但由于尺调专为女声设计,男声腔唱尽调在琴弦上比女声腔低五度,男声女声不能同调同腔,越剧男女合演至今尚处于实验阶段,主要就是这个唱腔问题还不能解决。”[7]1944年底,范瑞娟在《山伯临终》这段唱里,吸收京剧反二黄的旋律,把原来六字调正调的提高了一个调门,创造了越剧的弦下调,她这段《山伯临终》也因此在电台里被点了又点,1948年一次在杭州的电台捐款义播中,竟有人愿意捐15万让她唱这段《山伯临终》。而范瑞娟创造弦下调时,她的琴师还是周宝才。 　　女子越剧从抗战时期开始在上海崛起,从姚水娟、尹桂芳到袁雪芬,加上周宝才,他们共同成就了这个新剧种。越剧的诞生与成熟,尤其是它在上海的迅速发展,固然有许多偶然因素,然而,回味这个新剧种短暂的发展史,仍有诸多现象,今人深思。 　　 　　注释: 　　[1]马向东:《越剧》,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出版。 　　[2]陈元麟:《上海早期的越剧》,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戏曲菁英(下)》,第1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3]陈元麟:《上海早期的越剧》,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戏曲菁英(下)》,第1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4]陈元麟:《上海早期的越剧》,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戏曲菁英(下)》,第122-12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5]魏绍昌:《越剧在上海的兴起和演变》,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戏曲菁英(下)》,第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6]陈元麟:《上海早期的越剧》,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戏曲菁英(下)》,第1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7]魏绍昌:《越剧在上海的兴起和演变》,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戏曲菁英(下)》,第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傅谨:中国戏曲学院 　　栏目策划、责任编辑:张慧瑜

崔之元：赫希曼“私人利益和公共关怀的循环周期”的启示 ---和讯网年终访谈 问：层出不穷的假酒假药，甚至有毒的婴儿奶粉，是否说明中国人的价值观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答：我还没有这么悲观。事实上，我相信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在“转变参与”一书中所说的“私人利益和公共关怀的循环周期”的存在，并认为有很多迹象表明，很多中国人正在从狭义的私人利益追求转入公共关怀。如汶川地震引起很多人自发的支援，包括江苏民营企业家陈光标第一时间带推土机赶到受灾地区，他还有许多捐助行为，被人称为“中国首善”。又如，大批网民关注“阳光财政”，在网上监督政府。还有大批大学生毕业后选择到农村“当村官”。 问：但像陈光标这样的人还是太少？多数人还是信奉亚当.斯密的“看不见得手”代表的价值观，即对私人利益追求将自动促进公共利益？ 答：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价值观其实有两个隐含的假设，它们却常常被忽略了。第一个假设是，对私人利益追求确实能给私人带来幸福；第二个假设是人们实际上还是关怀公共利益的，只不过认为对私人利益追求将自动促进公共利益。但是，第一个假设受到了两大挑战。首先，大量对国民幸福指数的研究表明，人均GDP增长和幸福感增长的相关性是“对数曲线”，开始上升的坡度挺快，但是不久就下滑。在人均GDP较低的阶段，GDP增长能带来较大的幸福，但这是递减的上升，达到一定水平以后，特别人均年收入3000到5000美元，即所谓小康水平，GDP进一步增长并不能带来同比例幸福感的增长，甚至会带来幸福感的下降，“对数曲线”转变成抛物线。其次，我认为是挑战“对私人利益追求确实能给私人带来幸福”假设的更有趣的原因，是赫希曼在“转变参与”一书中对狭义物质利益追求必然带来“失望”，从而开启另一轮“公共关怀周期”的论述。问：可否简单介绍一下赫希曼的“私人利益和公共关怀的循环周期”理论？答：赫希曼的出发点是“严肃对待失望”。他认为日用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在引发“失望”上的潜力是不同的，耐用消费品更容易引发“失望”。这又和他对“愉悦”(pleasure)和“舒服”(comfort)的区分有关。例如，吃饭的过程是“愉悦”，“吃饱了”的状态是“舒服”。但是，“舒服是愉悦的敌人”，因为愉悦是从不舒服到舒服的过程，吃饱了就不再“愉悦”，而只是“舒服”了，而舒服久了又容易产生厌烦。日用消费品（如食物）在消费过程中基本被用完了（吃下了），因此不容易引发“失望”，而只在消费过程中带来“愉悦”。但是，耐用消费品带来的“愉悦”只是开始一瞬间的（如第一次“打开”新买的冰箱），以后就习以为常，只有“舒服”，没有什么“愉悦”了，因此耐用消费品比日用品容易引发“失望”，因为“舒服”久了又产生厌烦。问：是否可以理解为“愉悦”要求有动态的“新鲜感”？这也是汽车和计算机厂商经常不是很必要地“更新换代”的原因？ 答：是的。实际上，赫希曼把耐用消费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持续使用的耐用消费品，如公寓，冰箱，空调等；第二类是周期性使用的耐用消费品，如洗衣机，汽车等；第三类是不规则使用的耐用消费品，如钢琴，照相机等。他认为，冰箱比相对不常用的洗衣机更容易产生“舒服”久了带来的“失望”。他也承认，“装修”住房可以缓解住房这一耐用消费品带来的“失望”，但“装修”第二，第三，第四套住房的人大概会体会到赫希曼所说的“失望”。 问：但为什么耐用消费品带来的“失望”会重又启动人们的公共关怀？ 答：这就和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价值观的第二个假设有关了：人们实际上还是关怀公共利益的，只不过被“忽悠”地认为对私人利益追求将自动促进公共利益。当人们发现对私人利益追求甚至并不一定给私人带来幸福时，就更有理由怀疑对私人利益追求将自动促进公共利益。赫希曼认为人的本质在于有“二阶偏好”或“二阶意志”，即不完全屈服于“一阶偏好”（如抽烟），而是力图评价和控制“一阶偏好”（如戒烟），虽然人常常“意志薄弱”（如戒烟不容易成功）。他说，目前主流微观经济学的“消费者理论”，由于忽略人的“二阶偏好”，实际上把人降低到“类人猿”了，因而无法解释诸如美国从“物欲横流的1950年代”转变到“激进反越战”的1960年代等事实。 问：你说了“私人利益和公共关怀的循环周期”中从私到公的转变，那从公到私的转变呢？ 答：参与公益行动久了，也会产生“失望”，如可能无聊的会议太多等。赫希曼“转变参与”一书虽短，中译本只有120多页，但实际上博大精深，很值一读。当前，我们社会进入“小康”，耐用消费品大普及，甚至“家电下乡”。赫希曼的思路启发我们透过“物欲横流”的表象，看到人们正在形成的对狭义的私人物质利益追求的“失望”, 建设好公私共赢的和谐社会价值观。

伊格尔顿2003年书中两章，指出文化理论的动力在911和美对伊战争后已经丧失。

有人把张中行与张爱玲的遭遇进行比较，这两个人都是作家中的极端。一个少年成大名，二十五岁之前，差不多把一生该写的好文章都写了。一个是文坛老旋风，快到八十岁才突然成功。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与其先甜后苦，还不如好日子留在后面。

 如果美国不理顺其财政状况，“我们就会重蹈欧洲的覆辙，甚至可能更糟，”美国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新任主席、共和党人保罗•瑞安(Paul Ryan)断言——这可谓是最骇人听闻的警告。 瑞安1月初在华盛顿的一次集会上向与会预算专家和经济学家们表示，如果美国不能解决日渐沉重的债务负担，其后果将是严重的。“我们将遭遇街头骚乱、债务违约、以及所有那些丑陋的问题。”他暗指“法国年轻人朝汽车投掷燃烧弹，烧毁学校，因为法国政府将退休年龄从60岁推迟至62岁”。 目前，美国每支出一美元，就有大约40美分是借的。削减预算赤字作为共和党新星瑞安公开宣扬的使命已有数年时间。但最近几个月，华盛顿的此类呼声日益高涨，一些人表示，由此引发的财政及预算政策辩论是数十年来最激烈的一次。 风险是巨大的。如果美国政府仓促采取紧缩措施，削减力度过大，步伐过快，就有可能妨碍经济复苏。但如果政界无法就美国赤字恢复至可持续水平的步骤方面达成某种共识，风险可能会更高：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有可能爆发一场主权债务危机。 美国银行-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的伊桑•哈里斯(Ethan Harris)表示：“美国经济目前处于疲弱期，因此我认为政府并不愿意大幅削减赤字，但我们是在玩一场危险的游戏，我们将开始为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付出代价。” 人们十分担心，如果不采取行动，投资者或许最终会因为其财政松懈而惩罚美国。这会推高企业和消费者的借债成本，迫使美国采取严厉的紧缩措施，并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不仅美国的AAA信用评级有下调风险，还有人认为，美国的外交事务及国防也会受到影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马伦(Mike Mullen)去年警告，债台高筑会限制美国为军队拨款的灵活性——在他看来，这是“对我们国家安全的最重大威胁”。 直至今年1月，资本市场一直未对黯淡的长期前景做出太大反应。例如，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尽管过去几个月出现上扬，但仍低于3.4%，接近历史最低水平。不过，越来越多的人正呼吁美国政府出台相关政策，缓解其紧张的财政状况，哪怕这意味着要向长期受到保护的老年人退休津贴和医保等政策开刀。 但在未来几个月——直至2012年总统大选，这种反对赤字的言论能否促使政策切实转向紧缩仍很成问题，原因主要有两点：政治分歧严重，经济复苏持续疲弱。 曾任小布什政府高级经济官员的菲利普•斯瓦格(Phillip Swagel)表示：“此事现在尚不急迫，但将来肯定会变得更紧要。显然，市场认为我们不是阿根廷，但我们应该发出信号，告诉他们这么想是对的，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 去年12月通过的减税法案则未能传递出这个讯息——该法案延长了小布什时期的减税和失业津贴措施。此举将增加8580亿美元的长期赤字，却没有做出任何未来将削减赤字的承诺，尽管支持者宣称，如果这些措施能提振增长，美国的预算状况也将得以改善。 但美国遵守财政纪律的承诺，即将迎来更多重大考验。1月25日，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国情咨文》中阐述了他在2011年的立法重点，并将削减长期赤字的措施纳入了议程。 美国政府已出台了一些相应政策。去年12月，奥巴马宣布将公务员工资冻结两年，这是对未来某一时刻有必要开始削减预算的认可。五角大楼也一直设法取得先手：上月宣布将削减每年逾5000亿美元的预算，在未来5年内总计裁减预算780亿美元。 这些措施及其它可能采取的步骤——削减政府部门的可自由支配开支、着手社保改革、设定税改框架等，都将纳入白宫将于2月中旬发布的年度预算草案。人们将重点关注这些提案的涉及范围和具体程度，并从中寻觅踪迹，了解政府对待削减赤字承诺的严肃程度。 奥巴马新经济团队的人员组成，对于财政鹰派人士而言当然是个好消息——杰克•卢(Jack Lew)任预算办公室主任，吉恩•斯珀林(Gene Sperling)任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负责人。二人都回到了上世纪90年代在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政府内中扮演的角色。当时，通过民主党控制的白宫与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之间的协商，美国赤字得以削减。克林顿卸任时，美国已实现预算盈余。 很少有人认为，奥巴马政府会像一些著名的民主党人（例如与其关系密切的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的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所希望的那样，采取激进的方式，包括削减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Social Security and Medicare)等大规模计划，随后迅速推进税改。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因为它可能会让白宫同时遭受两党的猛烈攻击。 不过，卢仍然认为，奥巴马政府在削减赤字方面的决心是明确的。“我们需要得到两党的共同支持，才能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财政挑战，同时推进将构建未来美国经济基础的议程。对我们而言，这意味着即使我们削减其他领域的投资，也要继续投资于教育和创新，”他说道。 共和党人却不这么认为。在去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凭借实施财政清廉的态度和反对政府开支，共和党获得了众议院的控制权。他们设想的支出削减规模，远高于白宫和许多民主党议员认为的合理水平，而且奥巴马政府推进新刺激措施的任何尝试，都有可能遭到他们的反对。 许多共和党人丝毫不愿考虑将增税纳入赤字削减计划之中，而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增税是赤字削减计划的必要组成部分。其结果很容易变成僵局：两党和白宫互相指责，而投资者和企业越来越担心美国解决债务问题的能力。 此外，两党将被迫就财政问题进行接触——很可能会彼此作对——的最后期限即将来临。据财政部估计，3月31日至5月16日之间，美国债务总额随时可能突破国会规定的近14.3万亿美元的上限。如果奥巴马政府和国会无法达成一致，提高上限，美国将不得不关闭政府，宣布对国际债务违约——由此可能触发目前看来仍很遥远的债务危机。 许多共和党人一直坚称，提高债务上限应与他们更激进的支出削减目标相绑定。随着美国债务总额突破上限的日子日益临近，这为两党的一决胜负搭建了舞台。 奥巴马政府认为不应该将提高债务上限当做获得让步的筹码。卢表示：“我们认为，不拖欠债务是唯一值得提倡的负责任之举——而我们显然必须让国会参与进来。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提高债务上限。而趁机引发一场会严重削弱美国经济及其世界地位的危机，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国会议员和分析人士普遍预计，未来几个月，各方将达成一份有限的协议——可能只是提高债务上限，也有可能将奥巴马政府提议的部分赤字削减措施付诸实施，以及包括一些新措施。不过，尽管这样一项协定能暂时安抚美国债务的投资者，但这可能只会耽误美国解决其不可持续的公共财政，而不是拨正方向。 在截至去年9月的一年内，美国的预算赤字总计约1.3万亿美元，为有史以来第二高水平。未来几年，随着经济复苏取得进展，衰退期间采取的应急支出措施的影响开始消退，预计美国的赤字会自然收窄。 但缓和只是暂时的：因为婴儿潮一代人的退休将于今年正式启动，政府的医保和退休金计划开支预计会大幅上升。由18位成员组成的两党财政责任委员会去年12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到2025年，美国的税收将只够支付利息——预计将从目前的每年2000亿美元飙升至逾1万亿美元——和福利计划，没有余力去做其它任何事情。 报告警告称：“其它各项联邦政府活动——从国防和国土安全到运输和能源——都将不得不依靠借债。”到2035年，不断增加的债务造成的人均GDP降幅可能高达15%，意味着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将明显下降。 这一黯淡前景最终有可能造成国际资本市场危机，也正因为此，由克林顿白宫办公室主任厄斯金•鲍尔斯(Erskine Bowles)和前怀俄明州共和党参议员阿兰•辛普森(Alan Simpson)领导的财政责任委员会，才会试着去做一件华盛顿以前很少尝试过的事情：制作一个解决美国预算困境的详尽模板，让美国民众和国会议员对于解决问题需要付出何种代价有一个明确的了解。 该计划建议到2020年共削减赤字3.9万亿美元，支出削减与增税的比率为三比一。该委员会提议调高法定退休年龄，削减政府医保，并限制一些深得人心的税收减免措施，例如减免抵押贷款利息的资格。 一些可能的赤字削减手段——例如征收消费或增值税，或碳排放税——因为在政治上不可行而没有考虑。因此，上述建议在该委员会获得了令人惊讶的支持率，共有11位成员支持这项计划，其中包括6名在任国会议员。尽管如此，这仍不足以促成国会就这些措施投票表决，因为那样需要至少14位成员的多数票。 辛普森与鲍尔斯领导的委员会未能获得必要的支持票数，将美国的财政命运交到了常规政治流程的手中，从白宫到参院预算委员会主席肯特•康拉德(Kent Conrad)及瑞安等国会领导人。回到欧洲债务困境的话题上，瑞安宣称：“我们和他们不一样，这也不是我们想要的命运。” 不管怎样避免这种命运——并由此开创一个美国在财政上负责任的新时代——都要求一定程度的政治和谐。但现在，尽管人们日益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似乎仍看不见和谐的踪影。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6842

近日引起社会极大关注的百度文库事件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著作权法规则，需要进行理性的法律分析。 按照百度方面的说明，百度文库中的文档由用户上传，文库系统只是自动接收用户上传的文档并将其发布，百度并不直接上传任何文档。如果此点属实，则文库的性质属于“信息存储空间”。只要文库经营者“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的理由应当知道”用户上传了侵权内容，同时也没有引诱、教唆用户上传侵权内容，就无需与用户承担连带责任。这是美国《千禧年数字版权法》、欧盟《电子商务指令》和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均规定的“避风港”规则。 对于文字作品，有两种作品需要加以区分。其一，不少“草根”小说作家和其他作者会主动将其作品上传至网络或不反对他人上传自己的作品。如著名作家蔡智恒(痞子蔡)和慕容雪村各自的成名作《第一次亲密的接触》和《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就是首先在网络上发表的。其二，另有许多作家以出版社支付的版税为其主要收入来源，其不大可能自行或许可他人将其作品上传至文库等网络论坛供公众免费阅读。 正是由于存在着不少小说作者自愿上传其作品的事实，不能仅以文库设立了“小说”栏目而认定文库经营者故意引诱用户未经许可而上传他人作品。 但是，文库在首页中有“热门推荐”栏目，其中显示了文档的名称和快照，而且不少快照是书籍的封面。对此，文库经营者显然是一看便知的。如果其中显示的是已出版的知名作品和相关书籍封面，而文库经营者根据其应当具备的专业知识和阅历，能够明显发现相关作品极有可能是未经许可上传的，则应当立即删除该文档。假如著名作家刘心武新近出版的《续红楼梦》出现在“热门推荐”之中，任何有常识的文字网站经营者都应当意识到:对于这样一本新书，著作权人不大可能自行或许可他人上传。文库经营者如不及时删除，就应当承担责任。 这种做法在国外得到了认可。在美国法院判决的哥伦比亚影业公司诉Gary Fung案中，被告作为影视BT种子文件分享网站，专门对电影提供了“最热搜索”、“20部热门电影”和“20个热门电视节目”等列表。法院认为被告明显知晓列表中的电影是未经许可传播的，因此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但是，如果作品的信息没有出现在“热门推荐”栏目或分类阅读栏目的显著位置，则难以认定文库经营者的过错。因为如果文库经营者甚至不知道有一部作品被上传到了文库，又如何能判断它侵权与否?同样，如该作品的相关信息无法使文字类网站的经营者判断该作品是未经许可上传的，在权利人向其发出侵权通知之前，也难以认定文库经营者具有帮助用户侵权的意图。 美国法院去年判决的Viacom诉YouTube案可供借鉴。视频传媒公司Viacom起诉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侵权，理由是YouTube上有15万部未经许可上传的视频片断。但由于YouTube已将用户上传的视频长度限制在10分钟之内，而10分钟之内的视频既可能是影视剧片断，也可能是网友的自拍。因此法院认为YouTube不知道哪些用户上传的视频片断侵权，可以进入“避风港”免责。 同时，要求文库经营者对用户上传的每一篇文档都进行著作权方面的事先审查是不现实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也没有向“信息存储空间”服务提供者施加事先审查的义务。 立法在这方面并非存在疏漏，而恰是与欧美有关网络环境中著作权保护的立法相一致。美国《千禧年数字版权法》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享受“避风港”免责不以其监控网络服务，积极寻找侵权内容为前提。《欧盟电子商务指令》也宣布:成员国不得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负有监视其存储的信息以及积极发现相关侵权事实的义务。《欧盟电子商务指令报告》更加明确地指出: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没有监视网络的义务十分重要，因为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监控海量内容不但在实践中不可能，也会给网络服务提供者造成过重的负担和提高用户使用基本网络服务的费用。 因此，文库经营者应当承担的是“注意义务”，即在能够发现用户上传的侵权内容后应立即删除，并采取合理的措施防止重复侵权行为的发生，而不是严格的事先审查义务。 当然，在这次知名作家集体向百度提出抗议之后，文库经营者应当知道自己的服务已被一些用户严重滥用。因此，其需要采取合理措施，及时阻止侵权内容的传播并防止侵权内容的重复上传。 如果文库经营者在尽了合理注意义务并采取了这些合理措施之后，客观上仍然存在用户未经许可上传文字作品的情况，文库经营者难有过错可言。此时权利人可借助“通知和移除规则”保护自己的利益，即向文库经营者发出足以准确定位侵权内容的通知，以使文库经营者删除侵权内容。

新的世纪以来，关于“纯文学”、“文学史写作”等问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尤其是小说《那儿》重新引起了人们对于文学的关注。在文学已经边缘化，以及作为一种知识变得越来越可疑和无力的今天，如何重新理解文学？同时，文学如何应对社会和现实？这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因此，不妥协是一种惰性，不是吗？运动无论如何绝不会仅仅是体力的行动，它也是一种智力的行动。的确，除了被牵引的木偶之外，智力行动总是先于体力行动。如果剥夺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那么，你还有什么呢？只是一些被牵引的木偶的舞蹈而已！

摘要：转基因阴谋论的真正温床在于，关系人类公益的事务被当作商业机密而秘密筹划，关系人类福祉的科学技术被商业私利所劫持，在密不透风的商业密室面前，民众只能被蒙在鼓里，凭空制造出许多阴谋论。阴谋论的合理之处在于，它揭示了这个世界的不平等的权力结构，要扬弃阴谋论，不能仅仅武断地拒绝它，而应该在现实层面铲除它据以存在的土壤。这就必须让一切公益事务走向公开，让民众自由介入公共实践与争论，让科学的成果归全人类共享，真正实现科学技术的Communism。 一、"转基因"阴谋论的兴起 虽然有关转基因的争论自这项技术诞生之始就一直存在，但在中国，转基因争论开始呈白热化，却是始于2009年底，其触媒就是农业部给某转基因水稻所颁发的安全许可证。自此之后，围绕着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问题，各路学者、媒体、环保组织和公益团体唇枪舌战，相关争论一直持续至今。然而，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在国际学术界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要在这个问题争出个是非曲直，在现有条件下是恐怕是不可能的。或许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在转基因主粮的安全性尚未得到确证的情况下，应不应该大规模地推广。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一个涉及到十三亿人健康的决策来说，我们应该规避一切可能的风险。然而，事情并没有如此简单。 有关转基因争论的一个焦点在于，转基因产业的背后是否有利益集团的策划和推动。国人对转基因利益集团的最初认识来自美国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的著作《粮食危机》，该书披露了孟山都公司、洛克菲勒基金会等跨国利益集团操纵转基因产业控制发展中国家农业和人口等诸多细节，也正源于此，很多人在反对转基因的理由中添列了保护民族农业和维护国家安全等内容，这也使反转基因的立场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同。而转基因支持方的诸多理由则变得晦暗不明起来，尤其是在转基因作物的很多原有预期已经遭到了事实反驳的情况下。于是，种种带有诛心之论色彩的传言不胫而走。早在2005年便有网友爆料，国内某著名转基因支持者、科普作家和学术打假人士受雇于孟山都公司，2007年，又有网友撰写长文继续披露了他和国内其他转基因支持者与跨国公司的影子关系。待到去年底的转基因争论兴起之时，关于他的身份的种种猜测便大肆流传开来。于是，在不少草根网民那里，该网友成了卖国贼、跨国资本的走狗，转基因显而易见地意味着一场跨国资本甚至发达国家针对中国人的阴谋。 这是转基因阴谋论的第一个版本：跨国资本阴谋论，我们不妨把它称之为初阶版本。 如果说这种阴谋论至少还有些事实根据，那么另一种阴谋论则已经"超越"了事实，这便是共济会阴谋论。虽然对共济会的各种指控在国内网络上早已出现，但是真正把共济会阴谋论推向高潮的却是著名学者何新。在不久前有关麻疹疫苗安全性的争论中，何新先生通过博客宣称，麻疹疫苗有可能是共济会消减中国人口的一个阴谋。随后，各种关于共济会的猜测便风生水起，诸如转基因食品、国际游资等都和共济会联系在了一起。 据说，共济会是犹太人控制的一个邪恶组织，它不仅一手建立了美国，而且其势力已经延伸到了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一切领域，华尔街的犹太金融家、美国的各大媒体机构、电影公司都实际上受到共济会的操控。共济会打着洛克菲勒基金会、比尔·盖茨基金会等各种旗号，以慈善的名义行阴谋之实。据说在1995年，共济会在旧金山秘密召开了一个所谓的费尔蒙特饭店会议，包括小布什、布莱尔、比尔·盖茨、布热津斯基在内的诸多名流均列席参加，该会议提出了一项骇人听闻的计划：决定用高技术消灭发展中国家的剩余人口。诸如向发展中国家推广转基因食品、给发展中国家人民接种疫苗等都是这项计划的具体实践，共济会员们正暗中筹划着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秘而不宣地进行一场无声的屠杀。 这便是转基因阴谋论的高阶版本：共济会阴谋论。在这个版本的阴谋论中，共济会直接操控了跨国资本家的全球行动，并且它还与其初阶版本兼容，跨国资本家一样凭借科学技术操控着发展中国家的生与死。综合两种阴谋论版本，我们便看到了一个黑暗王国的权力结构：共济会-跨国资本-科学技术。进一步分析这个权力铁三角，我们将发现，跨国资本权力是两种版本的阴谋论的交汇点，也可以说是这个黑暗王国的权力轴心。以下我们将分别解析共济会和科学技术的阴谋论起源，进而洞悉转基因阴谋论的前世今生。 二、分道扬镳：密谋还是公开？ 共济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共济会并非杜撰，现在依然存在。共济会的起源众说纷纭，一般认为，共济会起源于十七世纪的英国，最初是一个石匠行业行会，后来却发展为一个秘密启蒙团体，据传它与欧洲近代的启蒙运动和历次大革命关系密切，诸如孟德斯鸠、伏尔泰、华盛顿、富兰克林、拿破仑等都是共济会成员。此外，在共济会数不胜数的象征符号中，最著名的就是上帝的全视之眼（All-seeing Eye），它一般居于各种徽章的中央或中上方，散射出万丈光芒以照亮世界。这个符号意象不仅出于共济会的徽章中，也出现于培根作品的封面、美国的国徽等有进步意味的图像中。这个符号暗示了共济会的一般目的，也即让光明驱散黑暗，而这正是启蒙（Enlightenment）的原始意义。 关于共济会的宗旨，德国十八世纪思想家莱辛在有关共济会的经典文献《恩斯特与法尔克：写给共济会员的谈话》中有过经典的表述。莱辛认为，市民社会总是不断地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产生分裂，这些分裂使人相互孤立和对立，从而产生利益冲突和压迫。然而，总有这么一些人，他们的心灵超越了宗教和等级的偏见，顺带致力于做一些弥合分裂、使人团结的事情。这些人并非彼此分散如"孤岛"，而是处于一个隐蔽的教会中，这便是共济会。莱辛眼中的共济会显然是一个人道主义团体。在法国大革命前后，共济会式的人道主义的呼声遍布欧洲，歌德、席勒、莫扎特和贝多芬的作品都浸透着浓厚的共济会精神，那种超越民族、宗教和等级，致力于人类团结的世界主义情怀，激励了欧洲的数代进步分子。 我们不禁要问，这么美好的共济会与阴谋有何关系？且让我们回顾下共济会的历史。 共济会把天主教会视为黑暗王国，对天主教会的暗中颠覆持续数个世纪。因此，它的秘密活动自然遭到了天主教国家的强烈抵制。在旧欧洲的保守分子那里，共济会被认为是颠覆教会、瓦解社会根基、败坏道德、宣扬无神论的邪恶组织。而在后来的活动中，它的世界主义倾向越来越威胁到当时新生的民族国家的根基，这样一来，教权与王权都同时加入到对共济会的声讨中来了。于是，有关共济会的各种阴谋论便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共济会成了魔鬼撒旦、犹太人、异教徒和无神论者们的同类，成了被任意抹黑的对象。 一般而言，共济会的目的是要弥合人世间的各种分裂，但是它本身的组织却是秘密性质，作为一个不可见的教会，它和它所意欲反对的天主教会一样制造了社会内部的分裂。这是一个悖论，共济会的存在形态和行动目的之间的悖论。随着历史的发展，共济会将要为这个悖论付出代价。如果说在大革命之前，共济会的密谋还可以针对绝对王权主义国家和天主教会，那么在大革命之后，在民主成为大势所趋的时代，共济会的密谋所针对的除了人民还是什么呢？因此，我们看到，共济会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便面临着一个抉择：继续密谋还是公开行动？这个抉择根本上决定了共济会的性质转变。 这个抉择问题由来已久。早在莱辛的时代，德国思想家赫尔德在看了《恩斯特与法尔克》之后，写了一篇与之相关的对话，主张公开一切秘密，以学者的科学共同体代替秘密的共济会。他认为，真正的光芒是不需要遮挡的，它应该面向所有人，随着启蒙运动的推进，共济会的秘密原则已成为明日黄花。然而，这个提议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赞成。法国大革命之后，德国保守的浪漫主义分子F·施莱格尔坚持共济会的秘密性质，他宣称，真理永远是属于少数人的秘密，因此需要一个秘密的共同体，去抵御民主时代的大众。 于是我们看到，以法国大革命为界限，共济会的精神分裂了，我们可以粗略将其概括为两派：一派支持公开真理，是进步的；一派坚守秘传真理，是反动的。这两种精神在随后的历史中展开了全面的角逐。 1848年以后，欧洲进入了全面工业化的时代。在新的时代里，造成社会分裂的已经不再是王权也不再是教权，而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不可避免的分化。正是在这个时期，共济会对进步分子的吸引力逐渐让位于社会主义，而共济会中的世界主义倾向也开始渗透到社会主义中来。共济会与社会主义的隐秘关联和分歧都可以在马克思那里得到揭示。马克思主编《巴黎前进报》时期曾刊发过莱辛的《恩斯特与法尔克》，把莱辛追认为共产主义的先驱。然而，马克思是以一种赫尔德式（即进步）的方式继承了共济会的理想，在《共产主义者宣言》中，他宣称，共产主义者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马克思拒绝了一切阴谋，这尤其表现在他同布朗基主义者（坚持搞密谋活动的革命家）的论战中。与此同时，他也在某些文本中曲折地道出了他对当时的共济会的看法，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写道："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虚伪的兄弟，但面对着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①]不少人认为，马克思的隐喻似乎暗示，-资本主义时代的共济会已经成为一个资本家们联合起来密谋压榨工人阶级的利益共同体。 aner 在此之后，与过去的时代相比，秘密的共济会又有了新的罪名：犹太资本家密谋统治世界的工具。20世纪初叶，一份所谓的《锡安长老会纪要》开始在俄罗斯秘密流传，据称它是锡安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一次秘密会议的记录。据这份文献所言，秘密组织共济会不过是更为隐秘的锡安长老会的前台组织，锡安长老会利用共济会宣扬的自由主义瓦解一切国家的宗教和道德根基，利用金融资本搜刮全世界的财富，让他们听命于犹太人。这是把犹太资本家与共济会联系在一起的最著名的文献，各种有关犹太人和共济会的阴谋论都从这里汲取了源源不绝的灵感。 于是，两种对立的共济会精神在历史中道成肉身，我们现在就看到了两种类型的共济会：公开的和秘传的。从社会主义对共济会启蒙精神的传承上来看，公开的共济会（社会主义）旨在让全人类都沐浴在真理的光照之中；从各种阴谋论话语所描述的情况来看，秘传的共济会则是一小拨人的宗教，它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脱离人民的黑暗王国，最终让所有人接受他们的统治。   三、科学的转变：从秘传到公开再到"秘传" 以上通过对阴谋论的演绎，我们已经看到反动的共济会是如何一步步走向黑暗，沦为跨国资本的影子机构的，以下我们将继续解析，科学技术是如何循着共济会的逻辑堕入黑暗的。因为近代科学技术兴起于启蒙运动，我们便先从启蒙运动讲起。 与我们的对启蒙理性的刻板理解不同，启蒙运动实际上与各种神秘主义秘密团体关联颇深，英国文化史家弗朗西斯·耶茨（Frances Yates）就认为，犹太教卡巴拉神秘主义、赫尔墨斯神智学、玫瑰十字会和共济会等各种神秘主义思潮和团体对现代性与启蒙运动的兴起有莫大贡献。当然，除了与神秘主义思潮的观念上的某些相似，启蒙运动最初采取密谋的形式，还在于它与社会的冲突。启蒙知识人认识到，他们的主张与现存社会是格格不入的，如果他们毫不掩饰地行动或写作，那么他们必将遭到社会的迫害。因此，他们在行动上必须依托秘密社团，在言辞上必须尽量隐微。然而，根据启蒙运动的一般宗旨，没有什么秘密是不能公开的，因此，启蒙运动和共济会面临着一个同样的悖论，它虽以散播光明为目的，然而它的谋划却是在阴暗中开始的。他们组建秘密社团，采取隐微写作，最终却是为了消除一切秘密。 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对启蒙运动做这样一个概括：用公开取代密谋、用光明驱散黑暗，总之，用见光的公共性代替不见光的私密性。启蒙运动的这层含义，尤其体现在近代科学的历史起源中。近代科学起源于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希腊哲学传统与工匠传统，而当这两种传统融合成为近代科学的时候，都经历了一个从秘传到公开的转变。 首先我们来看希腊哲学传统。希腊哲学肇始于希腊人对自然的发现，自然是与习俗或神话相对的一个概念。在荷马的神话世界中，人世的种种纷乱与事迹，都受到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的操控，一个不可见的影子集团暗中决定着人世的战争与和平、生与死、爱与仇。因此，在荷马那里，整个世界体现为一场阴谋，这可以说是阴谋论的最早版本。与此相反，希腊人的自然哲学展现了另一种世界图景，支配世界的法则不再被归结于超越性的诸神，而是内在于自然本身，世界于是成了一个广场，诸种因由一目了然，再也没有什么密室阴谋。法国古典学家韦尔南认为，希腊人的自然观可以视为城邦民主在宇宙中的投射，正是在民主制城邦中，权力不再集中于一个凌驾社会之上的神王手中，而是平等地分布在的公共空间中。民主制城邦的权力场所不再是不可见的密室，而是公共性的广场，在此，一切阴谋均告失败。因此，希腊哲学的产生是与民主制息息相关的。 然而，希腊哲学本身又具有某种暧昧性质：自然哲学家与王族祭司之间在历史角色上前后相继，秘教知识与哲学知识在谱系上前后相连。由于这层关联，哲学有的时候孜孜以求地把真理隐藏起来，有时又满怀启蒙世界的壮志雄心。而苏格拉底之死更让后来的很多哲人都谨小慎微，倾向于秘传真理。 对于近代科学的另一个传统--工匠传统而言，ui在古代世界，工匠的技艺并非如现代科学一样是一项公共事务，技艺人的活动局限于手工艺品的发明和生产工具的改进，而这些活动都可以归属为经济生产的范畴。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中，经济生产远未成为一项社会性的活动，劳动产品也很少成为商品，相反，它很大程度上满足的是生产者自己或小共同体内部的自我消费。在这样的生产方式下，工匠的技艺也仅仅意味着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工匠们的技艺往往体现为一种自身安生立命的活动，而非谋取超额利润的专利技术。学习一门技艺，就等于获得一个确定的身份，这个身份不是什么人都能获得的，而是需要经过严格的对天赋、出身和资历等方面的考察。这样，工匠们的技艺往往是师徒秘密相传，不轻易向外人公开。 因此，虽然希腊哲学已经预示了某种公共性，但总体而言，无论是希腊哲学传统还是工匠传统，都是倾向于秘传而非公开的。直到培根的启蒙时代，希腊哲学传统开始与工匠传统融合，无论是原本的哲学还是技艺才都开始转变为公共领域的事务--关于哲学的争论不再是几个学派内部的私密争论，技艺的学习也不再是师徒之间秘传。哲学与技艺结合成为全新的近代科学之后，那种秘传所依赖的天资、灵性和资历等全都遭到了启蒙运动的拒斥。近代科学方法的两个最伟大的代表培根和笛卡尔都宣称，他们的研究方法对一切人而言都是可以习得的，在科学方法面前，一切人都是平等的。就此而言，近代科学方法论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公共空间，它把所有人都纳入到一种可以自由探索与交流的场域之中。 因此，近代科学就其源初的筹划而言是反对密谋、主张公开的。这同时也是启蒙运动的意义：一切都要公开，供所有人的理性去考察。 然而，当近代科学开始其筹划之时，它却只能依托于包括玫瑰十字会、共济会和光明会在内的各种秘密启蒙团体。故而，近代科学所开辟的公共空间从来都是有限的，它从未真正面向大众，它最多只是作为天主教国家或绝对王权主义国家内部的一个国中之国、城中之城而存在。而到了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时期，科学的专业化提高了科学争鸣的准入门槛，大众越发难以参与进去。因此，近代科学本身所预示的公共空间最终被证明只不过是科学家本身的公共空间而已。 正如当教会停止了一切关于教义的争论，而发展成为一个封闭的组织体系之时，各种个人私利便从阴影中涌现出来腐化了教士阶层。当科学共同体成为一个封闭的体系之时，它原本的公共性便蜕变为私利性，科学为了某部分人的个人私利而出卖公众利益的事情开始屡见不鲜。科学的这种转变，始于科学与市场和商业的合流。 从十九世纪开始，科学与资本主义经济开始紧密结合起来，而资本主义经济基本上是以追逐私利为基本目的的。虽然在亚当·斯密和曼德维尔的理论中，通过个体对私人利益的追逐，公共利益是可以得到实现的，只不过在私人利益到公共利益的转变中，需要一个中介--市场。亚当·斯密把市场的这种神奇的化私为公的能力称之为"看不见的手"。然而，这只"看不见的手"似乎越来越转变为垄断势力的暗中操纵。 在这样的背景下，科学与工业的结合产生了严重的后果，首先是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开始转变为工具理性，也就是说，原本蕴含了某种公共性、可以自由探索和争论的科学技术，蜕变成了技术专家们的私人标准，而这种私人标准恰恰是以经济效益为基础的。远离了公共争论的科学日益受到商业利益的侵蚀，原本致力于全人类福祉的科学技术转变为少数技术垄断企业谋取利益的工具。于是，科学共同体这种公共机构便从公众中异化出去，原本是公共的东西反倒成了一个科学家或某些科学家的私人事务。现代科学技术日益丧失其公共性的一个特征即是知识产权的合理化，启蒙运动对科学技术的一般规定本是致力于全人类的解放，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却越来越远离了这个方向，再也没有比"专利"这个词更能表征科学技术的异化了，所谓专利，便是专属于技术垄断企业的利益。科学技术的专利化还意味着，启蒙时代主张公开的知识重又走向了"秘传"，无数的科学家和资本家合谋，正用专利实践着他们的"隐微教导"--在密不透风的密室里"秘传"能操控世界的真理。   四、阴谋论的土壤，以及科学的未来 至此，我们便洞悉了转基因阴谋论中的那个黑暗王国的历史秘密，在共济会-跨国资本-科学技术的权力铁三角中，无论是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共济会，还是作为改造世界的工具的科学技术，都曾经是一种光明势力，只是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前者与其社会主义运动分道扬镳，沦为了资本财团的影子机构，后者与商业合谋，成了资本家统治世界的工具，由此，它们才遁入黑暗的资本世界之中。然而，以上所述的只是转基因阴谋论叙事的一个演绎的而已，更为真实的历史内核还藏在这个阴谋论演绎的背后。 阴谋论也可以视为一种扭曲了的阶级斗争，当一个阶级在现实层面的争论或斗争无法开展或陷入无望之时，便通过阴谋论话语对敌对阶级进行离奇的控诉。从历史上看，当共济会密谋推翻天主教的神权统治时，旧教士和没落贵族阶级以种种荒诞的阴谋论来指控共济会；当大革命后的现代国家站稳了脚跟，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之时，面对永远看不透的各种商业机密，小资产阶级们捡起旧日的种种共济会和犹太人的阴谋论佐料，又编织出一个针对垄断资产阶级的阴谋论。同理，当各种技术、商业和国家机密与谋略把公众挡在转基因的事实真相之外，商业私利与科学公益纠缠不清之时，少数性情机警的民众和学者又再次挖掘出共济会阴谋论，将其与转基因接合起来。 故而，阴谋论的合理之处在于，它提醒人们，权力斗争并没有终结。任何对阴谋论的武断拒绝，宣称天下太平的天真幻想，都将遮蔽社会本身不合理的权力结构，从而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试想，当这个世界还是以阴谋的形式运转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要求公众放弃阴谋论呢？ 然而，阴谋论的局限亦是显而易见的，阴谋论的本意是揭示阴谋，然而，当它凭各种零碎的事实任意臆测杜撰的时候，却无意间把阴谋制定者描绘成了运筹帷幄决策千里的诸葛孔明，这样一来反倒遮蔽了真相。就此而言，阴谋论与英雄史观有着相同的前提，它们都坚信，这个世界被一小撮人所决定了，只不过前者把这一小撮人看成了魔鬼，而后者却把他们当做了天使。然而，阴谋论与英雄史观的部分合理性正在于，这个前提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当我们回望历史的时候，我们总会发现，这个世界真是被一小撮人以各种阴谋统治着的。然而，一俟我们继续追问这一小撮人为何能以阴谋进行统治的时候，我们便发现，阴谋之所以成为阴谋，并不在于阴谋制定者的存在，而在于某些隐藏于公众视线之外的封闭组织，在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不合理的权力结构和组织制度。因此，如果我们要消灭一切阴谋，就不应当停留在阴谋论层面上，仅仅从话语上扬弃它，而且应当在现实层面扬弃它，铲除它据以存在的一切土壤。捣毁了密室，一切阴谋者也就没有了藏身之地和谋划之所。 因此，阴谋论的真实的历史内核也正是在于这个"密室"本身。在历史上，无论是作为一个带有政治性组织意味的共济会，还是以造福全人类为目的的科学技术，都曾在旧欧洲社会中敞开了一个公共领域，一个公众可以自由参与实践与争论的开放空间。然而，那种以私人牟利为目的的经济事务逐渐侵入了公共领域，各种政治机构和科学共同体都纷纷被各种资本势力所辖制，从而陷入了工具理性的泥淖，丧失了它们的公共性。而资本势力，正是一个密不透风的密室。这个密室并非一个无关紧要的私人领域，因为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化大生产，早已让一切资本势力获得了操纵人民群众生活的权力。而公众却只能被挡在这个密室的门外，只能被蒙在鼓中，凭空造出许多阴谋论。但辩证地看来，这些阴谋论却揭示了某些真理：当公共性事务和科学技术被资本所垄断，其结果必然是权力与知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失去了参与公共事务的和介入科学话语的权利，于是流言猜疑必然纷然而起，真理只能以谬误（阴谋论）的形式表现出来。 当我们洞悉了阴谋论的本质之后，再联系当前的转基因阴谋论来看，便会明白，阴谋的产生并不在于--如某些"科学打假人士"所指责的--公众科学素养的缺乏，或中国人逻辑的缺失，事实上，在公众科学素养健全和讲究逻辑的西方社会，阴谋论往往有着更为广大的市场。转基因阴谋论的真正温床在于，一方面，很多关系公众利益的政策往往是一小撮人未经公众讨论而秘密制定的，决策者的那种秘不示人的大棋心态必然招致公众的离奇臆测--即便大众有心一查究竟，但又谈何容易？另一方面--这也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商业私利劫持了转基因技术，关系亿万人生命过程的技术产品，它的生产却是以牟利为根本目的--谁知道为了获取更大利润，他们在这些产品中又动了什么手脚？ 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曾把科学的精神气质概括为四条规范：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公有主义（Communism）、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有限度的怀疑主义（Organized Skepticism）。然而，现代的产业化科学无不与这些规范相悖，就所谓的知识产权和技术专利而言，它们不但同公有主义和无私利性毫不相干，而且与之截然相反，私密性、私利性才是这些科学的实质性的规范。就此而言，默顿眼中的科学乃是属于启蒙运动的原初筹划，现在仍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 因此，只要科学技术还没有与商业真正地分离，各种商业机密把科学技术闭锁于公众之外，诸如转基因阴谋论这样的话语便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一旦科学技术不再作为任何利益集团的私人财产，而是让全人类自由参与和共享的时候，一切转基因阴谋论便会自动烟消云散。转基因阴谋论的消灭不在于科学知识的普及，而在于公众对科学话语的介入和科学成果的共享，在于科学技术的Communism。   （责任编辑：夏永红）   * 王启明，北京语言大学文艺学博生研究生。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版，第220页。   

综述德沃金与麦金太尔对罗尔斯的批评。

最近，杨念群先生出版了他的新著《何处是江南》。一如他的前两部著作，该书仍然以大胆而富有争议性的历史诠释风格，在学术界引起"好得很"和"糟得很"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一部份读者盛赞此书颇具新意，《新京报》推举它为秋季最值得一读的十大优秀著作之一。另一种意见则斥责此书在史料引证等方面存在常识性错误，并逐条举出批驳，由此进一步推断，杨著在基本问题上尚不堪一击，又何谈学术价值，因而一笔骂倒。杨著的肯定者对此武断之论颇觉不平，批评这种看法不能充分尊重著者的观点，算不上健康的学术批评，但对批评者言之凿凿的指摘也无可奈何，只能拿瑕不掩瑜之类的话头消极防守。不过，在笔者看来，否定者虽然词锋锐利，但相对于一部三十多万字的大书，所指摘的仍然只是书中的细枝末节，如同一支三百人偏师，杀奔敌方的大营，虽然号角嘹亮，却只能在营外一角呐喊鼓噪，终不能于万马军中，直取上将首级。结果是贬者自贬，褒者自褒，真理不是越辩越明，而是越说越糊涂。从学术进步的角度考量，这自然不是读者和作者所乐见的现象。更为令人惊讶的是，这样彼此自说自话的僵持之局，并不是首次出现，杨念群的第一部著作《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甫一问世，就曾遭此批评境遇。我认为，解决争议僵局之关键，乃在于必须深入反省学界长期盛行的"学术功底论"，回归两宋以来重视识见强调诠释的学术对话传统，这个传统由于"功底论"过度强势的盛行而长期为学界所忽略。 "功夫"与"解释" 我们不妨先从史学界常谈的如何处理"功夫"与"理论"之关系这个话题说起。对这个问题，学术界有不少讨论，征引之广，上穷三代两汉以降之典，旁及英法德日多学科之论。笔者学殖有限，只想从多数学术从业者共知的常识讨论这个问题，当然也有藏拙之意。所谓"功夫"修养，乃是指一个学者为建立学术解释所作的准备，具体而言就是其熟悉文献的程度，体现于学术著作上，就是引证史料文献范围的宽窄和准确度如何。而所谓理论修养，则是指其对某一现象的来龙去脉进行宏观性阐释之能力如何。 前者与后者固然密不可分，没有一定的学术准备和积累，当然不会有一种学术观点的形成，更不用说原创性观点的问世。但是，并非就此即可断定，拥有多少学术积累，就一定可以建立起自己的有效解释体系，因为这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一书不读，一字不识，绝不可能有学术新见；但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却未必能有神；读书或许有限，却未必不能提出新颖乃至事关学术发展之革命性转变的新理念和新范式。陈梦家先生的上古史研究即是一例。我们知道，在二十世纪中叶，陈先生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上古历史语言，文化考古的重要著作，如《殷墟卜辞综述》《六国纪年》，都已成为学科经典之作。但是，在读过一些有关陈先生的回忆文章后，笔者才大吃一惊地发现，陈梦家在五十年代之前，从未摸过《左传》。他对甲骨文的许多解释，古史大家李学勤先生就认为错的可笑。不过，李先生同时又指出，陈梦家的不少解读，其分析之精湛，想象力之丰富，有人所不及之处。李先生是当代中国上古史的一流学者，他的观点，自然是可以信以为证的。 陈梦家先生的事例表明，功夫不能没有，但功夫不是万能的。评价一个学者的成果，一本书的价值，首先要考虑其观点和解释，而后才涉及功夫。如套用清儒章学诚的话，就是当看一只蚕所作之丝的成色，而不是看它吃了多少桑叶。而围绕杨念群新著产生的两种对立评价，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含混不清。否定派因杨著已经发现的史料史实错误（的确是错误，而且错的确实不应该），进而质疑杨念群的学术功夫，从功夫欠缺的角度，否定杨著。这种质疑，其实是相当武断的。因为其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杨著的上述缺失，是否会影响到其中心论旨的成立。在未就这个问题给出明确答案之前，就用枝节错失为理由，将一部三十万字的著作一笔抹杀，显然是不够公允的。另一方面，一部著作，即使证据翔实，在许多时候，也不一定就是有新意乃至原创性的著作，除非它的解释是新颖的，是为解决旧模式无法解决的问题提出的新范式。换言之，要讨论杨著的得失，关键在于说明它在这些方面有无建树，这是仅凭证据翔实与否的诘问所无法回答的。本文之所以把对杨著史料运用的挑剔者，比作在敌军大营之外无碍大局的小股游骑，原因就在这里。 另一方面，那些杨著的支持者尽管面对苛评心有不甘，但在何为健康学术批评这个问题上，其实也并未有清楚明确的认识，因而看不到对方背后所隐含的功夫中心论的认知前提，更不能发现这种前提所存在的致命伤，反而为其威势所慑服，不得已只好借瑕不掩瑜之类的勉强理由，作被动防御状，而无法作出有力道的反击。他们无法做出有力反批评的原因就在于对何为建设性学术批评这个问题缺乏明确的理解，总是把它与纠谬指误对立起来。一遇到指名道姓的消极性批评，就贴上一张不健康或缺乏建设性的标签，似乎学术进步不通过纠谬指误就可以实现。其实，建设性批评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有指名道姓的勇气，也不在于是否能指出对方的失误，关键是要指出对方在什么层面上出现了谬误。换言之，不应该拘泥于史料运用的细枝末节，而是应就中心论点讨论其得失成败。用句说烂了的成语，应当是"擒贼先擒王"，不去针锋相对地攻其大营，仅仅满足于俘虏几个散兵游勇，就高奏凯歌，声言"寸铁可以伤人"，这自然难免会为对手所轻视！难怪充斥于各类杂志上的书评要么是观点新颖，材料丰富之类的浮泛评价，要么就是随意摘取细枝末节，试图一笔抹杀著者之贡献的偏激之论。也难怪杨念群在回答《北青报》记者专访时抱怨，迄今为止，他还未看到真正在观点解释层面上具有说服力的批评文字。写到这里，读者也许会奇怪，以上所论似乎不过是学术批评的ABC，何以杨著的肯定者竟不能理直气壮地宣示出来，甚至杨念群先生本人在他上述的专访中，也没有旗帜鲜明地阐明这一点。在我看来，这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功夫（底子）中心论一直居于强势地位的研究现状是密不可分的。 "功夫中心论"的由来 功夫派的兴起及其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在学界所居的强势地位是有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的。自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不少本土学者，在西潮冲击中既无心力发掘本土理论资源与之抗衡，又不甘心完全俯首称臣，只好把思辨解释的研究路径视为西人之专利。与之相对应，文献考证的功夫自然成为国人治学风格之依托所在，于是学界从此就建构出了一套西学重视解释分析而中土强调考证功夫的二元对立话语，以便为自己求得在学界自足生存的狭小空间。在政治失序的民国时代，这种学术话语尽管趋于失势，但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仍不无一席之地，还残留着自己的发声渠道。１９４９年以后，随着唯物史观主导地位在中国的确立，这种试图以中土功夫来抗衡西方理论的努力，显得如此不合时宜，终于被斥为封建时代饾饤琐碎考证的残余而被打入冷宫，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极左政治意识形态为依据的史学观逐渐瓦解之后，"功夫论"才逐步从封建余孽的批判阴影中渐渐走了出来，获得了为自己正名的机会。 政治意识形态史学极端空洞、教条的理论说教，不仅毁灭了自己，也彻底败坏了理论解释和综合分析的名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尤其在史界范围，理论在很多时候不过是那些胸无点墨只会假大空地表达观点之人的代名词。它表面上依然尊荣无比，在众多人文学者的内心深处，却早已被弃若敝履。倒是少数精于国学而又劫后幸存的学者，尽管没有更多的著述，反倒不言而喻地成为延续学术血脉和典范的尊崇偶像。在这个时代风气转变的过程中，功夫论逐步取得了学术话语的霸权地位。其特点是，那些来自"功夫论"的非议，很少形诸系统文字，更多是体现为学人日常言谈中的褒贬，或藏诸于背后的价值评判； 它如同一条无形的紧箍咒，让人找不到对手，又难受万分。 当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变化的加剧，功夫积累和文献记诵越来越无法回答史学领域出现的诸多敏感而尖锐的问题，这也为理论派的复出提供了驰骋的舞台。理论派不仅理直气壮地强调解释的重要性，倡导思辨的力量，甚至公开声称以"不通家法"感到自豪。但如果细观他们自己的辩护，大多是以中国缺乏理论思辨而过度重视功夫的作用，作为自己存在发展的最雄辩理由。其结果是完全把"家法"，亦即本土学术传统的解释权拱手让给了功夫论者。更让他们意料不到的是，他们发声越嘹亮，对中国本土史学传统过于重视功夫的指责越多，就让更多的读者相信他们不过是中国学术中挟洋自重的后起暴发户，其效果就是进一步把自己的对手推到了道德优越的制高点上。功夫论者批评起来之所以底气十足振振有词，而注重思辨能力锻造的学者却常常感到愤懑而无奈，答案都可从这里找寻。至于这种传统是否是中国学术的唯一传统，在其兴起时是否遮蔽了什么，就连理论派这方也很少有人进行过深层推究。 当然，也有学者乐意从传统学术中寻找自己的同道。章学诚就是他们反击功夫论底子论常引以为援的"盟友"，章氏对乾嘉考据学"有功夫无见识"的批评更是他们从本土资源中发掘出的反击利器。但是，由于章学诚非常简单地把戴震之外的考据学阵营几乎无一例外地划为功夫型学者，他的解释，同我们时代的理论派一样，实际上是从反面认可和坐实了功夫中心观所建构的学术发展历史。这就使他无法发现考据学内部的功夫与解释（他的术语是"识见"）之间的复杂紧张关系，忽略了解释和他所倡导的"识见"才是推动清代音韵训诂之学进步的真正动力，自然也失去了以考据学演变之矛反击考据家泥于功夫之盾的机会。 朱子和象山树立的典范 不过，章学诚的思路在当今仍然是具启发意义的。它至少可以提醒我们，这个问题应当回溯到两宋以来更为长线的学术脉络中加以讨论。如果回顾一下两宋以来发生过的历次重大学术批评，就不难看出，那些批评与反批评的焦点所在，绝不是聚焦于谁的功夫更扎实，谁的注解更规范，而是从彼此学术认知框架的前提出发，分析其前提的理论得失。它所重视的是对手提出的问题，或针对学术界共同问题所作出的答案正确与否，有关解释逻辑上是否圆融无碍，论辩前提是否成立？进而形成自己的批评性意见。而所谓功夫论，不过是这种批评传统的衍生物，并非传统学术批评的正统。功夫派在学术史上的正宗地位，实际上是后来功夫派的倡导者所建构起来的，如套用牟宗三先生形容朱子学正统地位确立的名言，那就是"以别子为宗"。 我们可以以朱熹与陆九渊的学术争论为例分析这个问题。如许多学者所论，这场争论是围绕着知识与德性的问题展开的。朱子对象山的学术批评，是围绕后者的心即理之说而展开的。在朱子看来，此是象山学术的核心，也是其最大问题之所在。心不仅有道德直觉，更有欲望冲动，以心为理，必然会导致以欲为理，从根本上瓦解道德实践的基础，沿着这个逻辑发展下去，必然是以尊德性起始，以毁道德而终，最终走向象山之学的反面。而象山批评朱子，则是围绕着朱子格物致知的中心理念展开。他认为，若依照朱子的为学进路，由格物致知而成德成圣。但是，人生有涯，知识无穷，道问学便是一个无限的过程。既然如此，尊德性又何从展开？更重要的是，如果德行非通过读书和获取知识的途径才能达致，如何解释古往今来那些博学以文，而行己无耻的读书人的存在？如何解释朱子高扬的尧舜禹之道，会出现于典籍尚缺，知识未兴的三代洪荒之时，用他气势如虹雷霆万钧的表述就是----"尧舜之前，何书可读？" 纵观朱陆学术论争，不难发现几点，其一，双方争锋的焦点是解释而非功夫。朱子强调知识对于涵养德性的重要性，而且朱子本人确实对此身体力行，他对于经史子集，诗文格致，乃至音韵训诂版本校勘之学，几乎无所不精（详参钱穆《朱子新学案》有关部分）。相反，陆九渊尽管如徐复观、杜维明等学者所敏锐指出的那样，并不曾完全废弃知识积累的价值，但其治学功底与朱子相比，恐怕存在天壤之别。这个话柄要是落在当代功夫论者手中，一句"书都未读几本，哪有争论的资格，"恐怕象山早已没有与之论学的资格了。然而，朱子并未因为象山学术功夫不及自己，就轻视对方的观点。 相反，从他一生的学思历程看，他反而视象山为自己最重要的学术对手，极其认真地思考象山学术的认知前提和思维架构，努力发现其内在的价值与局限，进而展开严肃的批评和论辩。双方争议都是从大处入手，以对方思考的中心理念为对象，既不失对对手的尊重和欣赏，又不回避冷峻犀利的指谬摘误，如用武侠小说常用词加以形容，那真是刀刀见血，鞭鞭留痕，处处直指对手的哏嗓咽喉，招招欲致其于死地。另一方面，正因为双方都从对方致命处入手，就不得不正视对方的批评，尽力修补自身的漏洞。 双方的学术生涯就在这样棋逢对手，刀来剑往的学术批评中日新月新，最终形成近世中国学术史上理学心学双峰并起，二水中分的文化格局。 清代考据学争鸣中的理论性 清代汉学的崛起往往被人视为是"功夫"对"理论"的胜利，也是今日寸铁即可伤人的功夫论者引以为据的历史依托。但是，如果检讨考据学发展的关键人物与核心论题价值之所在，就不难发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倒果为因的皮相之论。其实，汉学的崛起是由经典诠释理论上的突破所引发的，这个突破是由清代学术的开山祖师顾亭林先生首发其端。顾对理学经典解释的批判不是靠堆砌材料才得以完成的， 而是大气磅礴地直捣理学经典诠释的理论大本营。宋儒治经，无论程朱陆王，走的是"六经注我"的路子，仰赖的理论依据不外两点，一，考据虽然有枝节之益但无补于圣人之道的理解。二，音韵尽管存古今之变但不妨用今音读解古典。　顾炎武从这两个大关节处"一刀切下"，针锋相对地提出两个核心观点，其一，"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 ，不通音韵训诂，没有读解圣人之道的资格。其二，古今之音不同，"知音"的关键，乃是"据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据古经以正沈氏唐人之失" ，用后代音韵读古代典籍是错误的。没有第一点，清代朴学家们就不可能理直气壮地把自己全部精力和功夫投入宋儒斥之为雕虫小技的音韵训诂之学。没有第二点，他们就无法找到正确研究古代音韵的道路。就此而言，恰是由于顾炎武在经典解释理论上对宋儒的建设性批评，才为清代考据学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王国维先生指出，清儒贡献在于考证，而其考证学中，真正傲视古今的精绝所在，是戴段二王等人的音韵学建树。如果我们观察一下他们的音韵学成就，就不难看出，其成功的关键，仍在于理论解释的探讨和争鸣。他们是以对音韵学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如古声韵分部，四声起源，古音韵是否至谐，同声是否同部等的学术争鸣和突破解释而光耀史册的。也正因为考据学者之间在古音理论方面不断进行争鸣对话，他们才能在古代文字形音义的解释、古籍的训诂校勘方面，有超越汉唐前贤的精绝理解，树立起像《经传释词》、《读书杂志》、《说文解字注》、《经义述闻》那样至今仍光芒万丈的考据学典范。 显而易见，考据家并不是不讲理论，他们 与理学家的义理学差异仅仅在于，前者是要建构一套贯通古音变迁诸多现象的解释体系，而后者则是贯通人间秩序的解释系统。考据学的问题，其实不在于忽略理论或解释，而是野心太大，想用音韵训诂这匹小马，去拉文化秩序和道德根基那辆大车，其后果必然是捉襟见肘。这种尴尬的处境，在乾嘉升平之时尚不太明显，到萧条冷落的嘉道时代，就清晰可辨了。 陈寅恪为何青睐宋儒 乾嘉盛世终结不到半个世纪，就是尽人皆知的耻辱百年。政治文化权势重心向西方学术转移所带来的后果， 是对本土学术传统经久不息的藐视和排斥。但是，即使在这样的形势下，回归宋儒重解释重思辨批评传统的努力，仍然没有停止过，其代表人物就是人所共知的陈寅恪先生。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陈氏史学为世人所重新发现以来，关注的焦点更多聚集在他的语言能力和考证功夫方面，而真正使其为人尊为一代大师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论著，倒问津不多。笔者作为这方面的门外汉，更相信两位当代南北朝和隋唐史大家对陈先生学术特点的描述。胡如雷先生八十年代初指出，陈先生"力求从总体上说明中国中古史的发展规律"，"他不仅细致入微地考辨史料和史实，而且由小见大，力求探讨魏晋到隋唐的历史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在这些方面，"他的建树是前无古人的"。 田余庆先生在新世纪初指出，"陈寅恪先生在纷乱如麻、无从入手的周隋之际历史过程中看到了一根他名之为关陇本位政策的粗大线索，使这段历史得到理论性的阐释；而且以之向纵深方面延伸，构成贯通北朝到隋唐历史演进的系统。"两论相差三十年，却都惊人一致地指向陈先生的理论性阐释，这就提醒我们，陈先生的贡献更在于理论建树和解释框架的提出。 更让人惊叹的是，陈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就已经警觉到外来理论水土不服的困境，将目光转向本土理论资源的发掘。时下不少论者，往往把陈寅恪对宋学的高扬视为倡导中国文化本位论的结果，实际上，这毋宁说是更多出于他对西方理论普适性价值的怀疑和反省所做出的自觉选择。又有学者认为，陈氏对宋学的注意，是因西方理论的启发所致，这固然不无道理。但我觉得，另一个可能性就是，他对西方理论弱点的洞察，更坚定了开掘本土资源的信心。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他与后来的清史大家王仲翰聊起马克思和佛洛伊德，认为二人理论概而言之，不过孟子所讲的食色二字。没有对西学的理解，固然讲不出这句话，但是，没有对本土文化的信念，更是讲不出这句话。 因此，与同时代唯洋是尚、满篇新名词的多数学者相比，陈寅恪更珍视由本土文化母体孕育而出，最终由宋儒建构完成的理论遗产，清代考据学则被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他尽管欣赏清代考据学成果，却把宋代视为中国史学的顶峰。《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首先讨论的是其解释体系的支柱之一---"种族文化论"。陈氏为此引用的唯一理论性依据，竟是朱子的观点。难道他不知道朱子及其他宋儒在文献考证音韵训诂方面的缺陷错误？难道他不知道自顾炎武以来清代诸儒对其尖锐而正确的批评？以他对清代经史的精熟程度，有此疏漏显然是不可能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陈氏的学术批评实际上是延续了两宋儒学的伟大传统，即从大处入手，以理论阐释为先，来品评学术见解的得失长短。 这种风格，同样体现于同时代和后来的岑仲勉唐长孺胡如雷等一代又一代魏晋隋唐史优秀学者们的身上。纵观他们的著作，都是以陈氏的学术路径为自己商榷的对象。他们并非不知道陈先生当年并不具备某些资料优势，也很清楚其历史解释的疏忽之处。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依靠炫耀新出土的文献搞寸铁伤人的把戏，反而都是从陈氏史学中心论点，如关陇本位论出发，思其所思，平心静气地讨论其得失。另一方面，他们也不为陈氏的大师地位和影响所惧，毫不留情地指出陈氏理论框架和前提的问题和错误（详见岑仲勉《隋唐史》和黄永年的许多论著），把有关研究不断推向前进。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界，除上古史以外，没有一个断代史能像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领域那样，涌现出如此众多的大师级学者。这与两宋以来形成经义宁陈门而传承的建设性批评传统，不能说没有关系吧。与之相比，在这个功夫棍子横飞的年代，类似当年朱子与象山，陈寅恪与岑仲勉那样既大气又锋利的学术批评，就成了广陵散一般的绝唱。 唤醒真正的本土批评传统 简而言之，近三十年来的功夫论，尽管有着清代汉学兴起的背景，实际上是近百年来中国历史文化面对西潮冲击被动回应的产物，它同与国际接轨为目标的理论派，尽管针锋相对，但在误读本土文化传统上，却殊途同归。对功夫底子重要性之认识，固然为两宋以来从朱子、象山，到清代诸大儒，再到现代学术大师陈寅恪等的文化先贤所了然于心，但是，他们真正激赏、建构、和遵循的是以理论性解释为中心的学术批评传统。这一学术对话传统，既严谨理性又富有批判激情，即不留情面而又尊重对手，即大气磅礴而又思维细密。争议一起，他们大都直率地不回避指名道姓，不排除摘谬攻错，但又多能从大处落笔，从彼此的核心理念出发，展开各自论题的争鸣和交锋。这个学术传统，才是两宋以来华夏学术批评的正统嫡传。也正是由于这个建设性批评传统所激发的文化智慧，才会有持续出现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再到清代汉学那一座座文化丰碑的耸立。 从这样的历史传统反省当下中国学界如何进行建设性学术批评，如何评价类似杨念群《何处是江南》那样的争议性著作，我们同样面临的问题是：是仅仅满足于斤斤计较于细节得失的酷评，还是回归两宋以来本土学术的建设性批评传统，拷问其中心理念框架的成败得失以及所依据材料的可信程度。我想用句街巷俗语作为本文的结束：是踩人家的脚后跟，还是打他个掏心拳，其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今年年初在纽约大学教学期间，在朋友处看到阿里吉的新著《亚当·斯密在北京》，我便马上从亚马逊网上书店买来，并一口气读完,深深为阿里吉宏大而深邃的思想所折服。本来想通过黄平邀请他来参加今年11月份的北京论坛，但近日却收到黄平的手机短信，告知阿里吉已于前一日去世。一代大师随风而去，扼腕之余，聊以此文作为对大师的纪念。 　　 　　《亚当·斯密在北京》结构宏大，思想自成系统，对世界体系以及中国在其中的地位进行了独到的分析。在这篇小文里，我只讨论本期摘译的第十二章中所涉及的和中国的小农经济结构相关的一个思想。 　　 　　就我的阅读而言，阿里吉在本章的核心思想是，中国的崛起是中国重视人力资本积累的结果。这个结论本身就惊世骇俗，因为普遍被接受的说法是，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之所以能够取得高速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采纳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而这个模式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中国有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无论是对中国的发展模式持肯定态度的人（如林毅夫及其比较优势理论），还是对这个模式持否定态度的人（如秦晖及其更一般化的“低人权”说），在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 　　 　　阿里吉否认这种说法，认为中国在当下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体系里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不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而恰恰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素质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高。他在文中给出了许多证据，无需我在这里赘述。我想讨论的，是阿里吉结论中所隐含的下面这个经济学悖论：中国的劳动力数量巨大，而资本相对稀缺，按照经济学原理，中国应该提高资本产出效率、而不是提高劳动力产出效率（如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因此，阿里吉的结论违背通常的经济原理。阿里吉本人没有在书中对这个悖论给出明确的解答，但是，根据他在多处所表达的思想，我们可以揣摩出他的一些思路。 　　 　　阿里吉在多处强调，中国和西欧在18世纪末“大分岔”时期的差别在于，西欧发生了工业革命，而东亚、特别是中国和日本发生的是“勤劳革命”。东亚的自然条件的共同特点是有限的土地资源和密集的人口，在这种条件下，两个国家都出现了以小农为主的经济结构。为什么人多地少就会出现小农呢？因为历史上的非农就业机会有限，小农会在土地上投入比大农更多的劳动力，从而他们的单位面积产量高于大农，而这有利于养活大量的人口。正是由于对土地的劳动投入更多，阿里吉才称中国和日本发生的是“勤劳革命”。 　　 　　然而，如果仅仅是勤劳，革命就无从发生。阿里吉的重点不是在强调“勤劳”，而是强调“勤劳”所引起的“革命”。这个革命就是东亚对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视，但这也正是我上面所说的经济学悖论之所在：既然勤劳就可以解决问题，为什么还要提高人的素质？这明显不符合贝克尔关于人口的数量-质量消长理论——根据这个理论，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多了，人口的质量就会下降。解答这个悖论的钥匙，在于理解小农体系下不同的劳动分工格局。 　　 　　亚当.斯密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劳动分工。但是，东亚小农体系下的劳动分工却不是很明显。一个小农家庭就是一个完整的生产单位，就像当代企业一样，它要预测未来的市场行情，制定作物生产计划，理解生产的全过程以及影响生产的外在因素、特别是气候，规划劳动力投入，然后掌握在市场上出售产品的时机。不仅如此，它还是一个完整的消费单位，在生产技术低下、产量不高的情况下，它必须谨慎地计划一年的消费，保证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一家人不至于挨饿。在经济学上，这叫做多任务问题。要解决这样的多任务问题，需要极丰厚的人力资本积累。这里的人力资本不一定是教育，更多的是从中学得到的经验。直到很晚近的时候，一个目不识丁的老农会打算盘，并对气候和作物的生长周期了如指掌，并不是一件意外的事情。当然，能够识字更好，所以中国人重教育、重知识。 　　 　　不仅如此，小农经济在面对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就是“无剥夺的积累”。这是阿里吉从吉莉安.哈特《去全球化》（Disabling Globalization）一书中借用的观点。在这本书里，哈特比较了南非和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她发现，在南非，大量没有土地的黑人离乡背井，当他们变成产业工人的时候，由于没有了土地的保障，要保证他们的生计，工厂就必须支付较高的工资；在中国，由于农民拥有土地，他们对工资的要求就较低，因此中国工业化的成本比较低。南非的工业化是一个黑人遭受剥夺条件下的资本积累过程，而中国的工业化是一个无剥夺的资本积累过程。 　　 　　由此，我们可能需要重新思考中国的小农经济。直到今天，小农经济还是通常被认为是中国落后的标志，那些被认为是落后的思想，往往被冠以“小农意识”。阿里吉的理论提醒我们，这种观点如果不是错误的，至少也是片面的。小农经济是回应中国紧张的人地关系的自然结果。它看似落后的生产关系，却孕育了中国社会对知识的重视，当中国融入当代资本主义体系之后，这个趋势的优势显现出来，成为促成中国经济赶超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无剥夺的积累使得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没有像发达国家早期以及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那样残酷。中国的城市没有大规模的贫民窟，这当然和政府的整治有关，但是，小农经济对农民的保护也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东亚各国都没有太多的贫民窟。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安土重迁，不会轻易放弃他们在乡村所拥有的社会网络，不会随意地把自己撂到陌生的城市中去。无剥夺的积累让乡村人口比较缓慢地释放到城市中去，避免了移民到达城市之后的贫困化。 　　 　　当然，阿里吉观点的理论推演成分大于经验论证，要证实他的观点，还需要比较严格的经验数据支持。阿里吉的贡献，在于让我们开始重新认识中国小农经济及其当代意义。伟大的思想家之所以伟大，往往不是因为他们解决了问题，而是因为他们提出了问题。阿里吉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重新认识中国的大门，我们的任务是跨入门槛，并试图打开更多的大门。 　　 　　 　　 　　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 　　 　　1937年出生于意大利。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任教于美国。2009年6月19日逝世。 　　 　　主要著作有《罗得西亚政治经济》（1967）、《全球危机的动力》（合著，1981）、《半边缘的发展：20世纪南欧政治》（主编，1958）、《反体系运动》（合著，1989）等。 　　 　　1994年出版了《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和我们时代的根源》，着力研究风云起伏的20世纪；中译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1999年，阿里吉邀集一批来自各方面的学者，分四个层面透视近10余年的种种动荡，由此产生了一部力作《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中译本由三联书店2006年出版。 　　 　　世界体系理论在近二三十年来风行一时。这一理论的基础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批判。20世纪中叶以来，英美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人和历史学家，试图对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历史做出系统的分析。与此同时，法国历史学“年鉴学派”进一步提出“长时段”和“总体历史”等概念，力图全方位地理解现代世界的历史。“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三大卷巨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引发了现代历史研究的深刻震荡。美国历史学家沃勒斯坦1974年推出《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标志着世界体系理论的正式成型。 　　 　　作为世界体系理论研究的新一代领军人物，乔万尼.阿里吉延续沃勒斯坦的各项主题，把精力主要集中于近两百年的历史演变。 　　 　　乔万尼.阿里吉2007年出版《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复活斯密的“自然增长”发展理论，并以此揭示中国近三十年的崛起。

开罗公民教育顾问对埃及公民社会和新社会运动进行分析。尽管埃及争取变革运动在形成公民民主的一极——能够在埃及建立新的不同性质的社会运动方面起火车头作用的一极——方面取得了部分成功，在这里公民社会也构建了自己的生态范围，但是仍然存在若干需要面对的挑战。

与好莱坞电影不同，中国武侠电影保持了主流电影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由于宗教的介入，中国武侠电影叙事体系中出现了“第三种力量”，改变了二元化叙事格局，也改变了武侠电影的精神模式。中国电影巧妙地将宗教伦理与影片叙事情节交融起来，宗教伦理在为正义力量提供合理道德依据的同时，通过皈依宗教流露出否定暴力的“出世情结”，使中国武侠电影的文化精神在世界动作影片的历史序列中独树一帜。

大学生宗教信仰群体正在受到关注。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课题调查组针对北京地区高校学生的基督教信仰状况展开调查。

2007年《中国文学史新著》出版后，章培恒与《文汇报》的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