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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凡的世界》全部写作过程中，我的早晨都是这样从中午开始的。对於我，对於这部书，这似乎也是一个象徵。当生命进入正午的时候，工作却要求我像早晨的太阳一般充满青春的朝气投身於其间。

1957年左右，梁羽生、金庸、百剑堂主在《大公报》上开的专栏《三剑楼随笔》中的一篇。提及表姐蒋英与钱学森合著关于中国音乐事业发展的文章。

在有关东北亚地区的战争与和平的讨论中，琉球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但常常为人忽视的地位。它既是冷战的构造，又是全球化的军事结构的体现。琉球问题甚至不仅是东亚的问题，它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帝国主义发展在这个区域的集中的一个展现。

“过渡”是当代中国社会讨论中的关键的、不言而喻的前提，它预设了现实的不平等过程与一个最终的理想之间的必然联系。因此，用国家干预的存在来拒绝承认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地位完全不得要领。中国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地位是在国家通过经济改革克服自身的合法性危机的过程中形成的。

重刊此文，以纪念“一战”和新文化运动百年：本文为作者有关“五四”的系列研究第一部分，曾以同题在斯坦福（2009年2月27日）、纽约大学（2009年3月3日）公开演讲。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关键时刻与方法”（加大柏克利分校，2009年4月3日）会上，作为主题论文发表。上篇以《东方杂志》为中心，分析对欧洲战争和共和危机的政经分析为何转向文明问题；中篇以《新青年》、《新潮》为中心，分析“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政治与“五四”政治运动的关系；下篇以二十年代初期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新型政党政治的形成为中心，分析文化运动与政党政治的关系，说明“新文化运动”的退潮和转向。

李敖新书：《<大江大海>骗了你》指出龙应台书中史料错误、只谈现象不谈原因、用悲情躲避更深刻的问题等等

港台文化的胜利究竟是文化的优越还是工业的成功？文化的传播是不是一定遵循从经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灌输的水流定律？大众是谁？有没有各自单独的名字还是一个集体意志？还是几个集体意志？可以概括吗？人民性指什么？越是发行量大的等于越是有人民性也就等于越伟大——这一等式成立吗？在什么条件下成立？是放之四海面皆准还是因人而异？权威是谁？是书读得最多那个人吗？还是书写得最多的那个人？还是所有人？我们需要权威吗？什么事一定要有个说法吗？没有理想能不能过日子？年轻人就一定是进步的吗？凡是存在的就一定是合理的吗？我们的文化根基在哪儿？我们的学术根基在哪儿？我是“吃狼奶”长大的一代，现在的小孩是不是“听鸟语”长大的一代？中国人是都没有“人文精神”还是各阶层有各阶层一向既有的？如果有，都是些什么？下一次文艺复兴在什么时候到来，还是从来没有到来过？

从形式到内容，《破恶声论》包含着一种自我的颠覆性：从形式上看，它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文本，但文本的落脚点之一，是对民族主义思潮的批判。这个文本的自我颠覆性不是一个简单的否定，鲁迅对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批判都不是简单的否定，毋宁说他通过这个否定表达了一种自觉。所以，这个文本的形式和内容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张力。《破恶声论》帮助我们打破民族主义与全球化的二元论，通过寻找另外一个根基来进行自我批判。

目前许多人有一种错误认识，即认为毛泽东不懂经济，导致中国大陆的发展落后于同期的日本和"四小龙"。这是当今最大的谬误。

真正的斗争是在牲口和人之间。　　 －－奥威尔：《动物农场》乌克兰文版序言 　　　　　　 奥威尔是一种现象，不是开始，不是结束。他的《动物农场》是一部成人童话，对理解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左右冀很有帮助，对理解当下的左右冀也很有帮助。下面是我的读书笔记，有点长。我先把故事讲一遍。　　　　 一、解题 　　　　 书题（Animal Farm）有三种译法，“动物庄园”、“动物农场”和“动物农庄”，傅惟慈翻成“动物农场”最好。在故事中，它是与“庄园农场”（Manor Farm）相对。一九三六年，奥威尔和爱琳结婚，一度搬到赫特福德郡北白尔多克镇以东的沃灵顿村居住，在那儿养了些牲口。这个村子离伦敦不远，即故事所托。　　 Manor Farm，Manor的本义是贵族庄园、领主庄园。傅惟慈翻成“庄园农场”最好。张毅、高孝先把Animal Farm翻成“动物庄园”，Farm作“庄园”，这里总不好再叫“庄园庄园”，故取音译翻成“曼纳庄园”。其实，Manor Farm是与Animal Farm相对，指的是人类农场。人类农场是人类管理动物，动物农场是动物管理动物，这是根本区别。　　 作者以“动物农场”和“人类农场”相对，代表冲突之两极。“动物”是受侮辱受压迫起而反抗的一方，“人类”是他们的对立面，试图围剿和消灭他们的一方。“动物农场”指社会主义国家，“人类农场”指资本主义国家。　　 过去，叶德辉（著名保守派文人，一九二七年被杀）骂农运，有个对联，上联是“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杂种上市”，下联是“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豕，六畜成群”，横批是“斌尖卡傀”，意思是“不文不武，不小不大，不上不下，不人不鬼”。但这里，“动物”不是用来侮辱动物。有人把Animal Farm翻成“兽园”，不好。作者从小害怕老鼠讨厌猪，但对广大动物群众，并无贱视之义。他是用“动物”指社会主义，不是用“动物”骂社会主义。　　 英文中的animal，是有别于人类和植物的一切活物。动物农场的动物，主体是“驯化动物”（domestic animal），即我们中国人讲的“六畜”，通常也叫“畜牲”。他们是家养动物或人化动物（这里，我用拟人的“他们”，而不用“它们”，下同），比其他动物更接近人类，因而不满自己的动物处境。造反的起因是，人类太不拿他们当人，只当畜牲，或连畜牲都不如。　　 我们从动物立场看问题，造反确实有理。　　 动物都是“同志”。但“野生动物”（wild animal），比如老鼠、兔子和狐狸，算不算“同志”？动物大会表决，算。还有鸟类，比如栖息农场的鸽子、乌鸦还有麻雀等小鸟，它们算不算？也算。雪球同志（详下）的定义是，只要是四条腿或两条腿而长翅膀的，都算“同志”。有人怀疑，“野生动物”是象征工人阶级以外的农民或其他成分的落后群众，但动物农场中还有很多家养动物，更像这类群众。他们比野生动物更容易接受人类，不够落后，不够原始。　　　　 我看，真正的“野生动物”是少数民族、亚非拉。　　 二、角色　　 　 我们先介绍人类：　　 一）琼斯先生（Mr. Jones），庄园农场的场主。他整天喝酒，醉醺醺，对手下的工人疏于管理。他们光挤奶，不喂草，引起母牛闹事。其他动物群起响应，把琼斯赶走。琼斯流亡在外，住在威灵顿（Willington，英格兰有这个地名），整天泡在红狮酒吧（the taproom of Red Lion）中。威灵顿是人类居住的中心，当指伦敦。伦敦有个红狮街。琼斯失去农场，绝不甘心，勾结弗里德利克和皮尔京顿（详下），攻打动物农场，不成功，最后死在醉汉收容所中。俄国人爱酗酒。作者把他描写成酒鬼，以他象征十月革命推翻的沙俄统治者。此人绝非俄皇，乃指白俄。尼古拉二世是被布尔什维克处决，不是喝酒喝死的。革命，群情激愤不能已，送暴君上断头台，乃欧洲传统，不自俄国始，不自法国始，而是从英国开的头，根本用不着大惊小怪。　　 二）弗里德利克先生（Mr. Frederick），狭地农场（Pinchfield Farm）的场主，指希特勒。他的特点，是“精明、强悍，成年累月同别人打官司”，“遇事斤斤计较，一点亏也不肯吃”。Pinchfield，字面含义是受挤压的土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是战败国，割地赔款，领土受挤压。原书说，它“面积不大，但是经营得较好”。Frederick是德国姓氏，德语作Friederich，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或译“弗里德里希大帝”、“腓特烈大帝”）就姓这个姓。弗里德里希二世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第一帝国）最有名的皇帝，希特勒是大德意志帝国（第三帝国）的元首。他以第一帝国的继承者自居，所以有这种比喻。　　 三）皮尔京顿先生（Mr. Pilkington），狸林农场（Foxwood Farm）的场主。Pilkington是英国姓氏。Foxwood是狐狸出没的野树林。英国人喜欢猎狐。原书说，它“是个经营不善的老式大农场，长满了一丛丛小树，牧场荒芜，树篱东倒西歪”，当指大英帝国代表的殖民体系。此人指谁？有人说是丘吉尔和罗斯福，我看是丘吉尔。罗斯福治下的国家，不像是“经营不善的老式大农场”。原书说，“皮尔京顿同弗里德利克两人谁都看不起谁”，但都害怕“动物革命”。他俩是一伙，但有矛盾。　　 四）温佩尔先生（Mr. Whymper），住在威灵顿的律师。他是拿破仑（详下）在动物农场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第一个为动物农场和人类农场牵线搭桥，促成其贸易往来的经纪人。此人当指美国企业家哈默（Armand Hammer）。一九二一年，他到苏联救济灾民，后来在苏联开过铅笔厂。一九三○年，他返回美国，从苏联买走大批珍宝名画。这四个“人”，琼斯是酒囊饭袋老废物，弗里德利克和皮尔京顿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都不是故事中的英雄人物和正面人物。我们再介绍动物。　　 （一）猪。　　 动物农场中的猪，分种猪和肉猪。种猪是未经阉割专供配种的猪；肉猪是供屠宰吃肉的猪。猪最聪明，借口管理，不干体力活。他们是动物农场的领导阶层，吉拉斯（或译德热拉斯）所说的“新阶级”。人类的遗产，琼斯先生留下的东西，都被他们霸占，他们是“没有琼斯的琼斯先生”，动物农场的真正利益集团。　　 一）老少校（Old Major），是动物造反的鼻祖。在故事中，他是一头得过奖的灰白色大公猪，号称“威灵顿美人”（Willington Beauty）。共产主义领袖，马克思、恩格斯，都在伦敦长期居住，在西方名气很大。此名当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是恩格斯。恩格斯是第二国际创始人，当过兵，打过仗，好写军事评论，有“将军”的绰号。恩格斯死后，第二国际分裂，伯恩斯坦、考茨基强调议会道路，是保守派；列宁强调武装夺权，是激进派。两派都源于恩格斯。　　 二）拿破仑（Napoleon），是农场中唯一的一头伯克夏种猪，动物农场的三巨头之一。原书说他有“军人风度”（第五章）。第十章，拿破仑会见皮尔京顿，他口叼烟斗，上身穿黑外套，下身穿打猎的马裤（ratcatcher breeches，傅惟慈译为“怪里怪气的猪裤”），腿上打皮绑腿（leather leggings，指马靴），扮相酷似斯大林。论者往往把斯大林叫“共产主义波拿巴”，小说中的拿破仑无疑指斯大林。欧洲传统，王很多，帝很少，帝号源出罗马，日耳曼和斯拉夫系的国家，多称恺撒（caesar）。我们说的沙皇（tsar）就是俄语的恺撒。此书最初译成法文，害怕激怒法国人，曾把“拿破仑”改成“恺撒”。　　 三）雪球（Snowball），也是一头种猪，动物农场的三巨头之一。在“牛棚战役”中，因保卫动物农场有功，曾获“一级动物英雄”勋章。但他与拿破仑政见相左，导致破裂。在动物大会上，拿破仑纵恶犬，赶走雪球。雪球即托洛茨基。十月革命，他是主要领袖，地位和影响，仅次于列宁。内战时期，他是红军创始人，也有赫赫战功。但列宁死后，被斯大林排挤：一九二五年被解除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二六年被开除出党，一九二八年被流放到阿拉木图，一九二九年被驱逐出境，一九四○年被苏联特工暗杀。　　 四）尖噪（Squealer），是一头口才很好的小肉猪，动物农场的三巨头之一，负责意识形态和政治宣传，有人猜，这是指布哈林及其后继者（如日丹诺夫类的理论家），不一定，恐怕还是泛指斯大林的支持者。　　 五）四口小肉猪（four young porkers），当指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李可夫等人。拿破仑赶走雪球，取消动物大会，他们想发表不同意见，引起拿破仑反感。后来，被逼承认，与雪球同伙，被恶犬咬死。苏联大清洗，杀革命功臣，最著名的死难者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图哈切夫斯基、布哈林和李可夫。一九二四年，列宁死后，斯大林先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结盟，排挤托洛茨基，再和布哈林、李可夫结盟，排挤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死于一九三六年的第一次大审判，图哈切夫斯基死于一九三七年的第二次大审判，布哈林、李可夫死于一九三八年的第三次大审判。　　 六）诗人小不点儿（the poet, Minimus），是为拿破仑唱赞歌的小肉猪，当指亚历山大罗夫（红旗歌舞团的创始人）等人。第一章，老少校教动物唱《英格兰畜牲之歌》（Beasts of England），当指《国际歌》。十月革命后，苏联废除沙俄时代的国歌《上帝保佑沙皇》，用《国际歌》代替它。Beasts of England，或译“英格兰兽”，不好。Beast有畜牲之义，从故事看，显然指动物农场中的畜牲，而不是虎狼一类野兽。傅本译“英格兰畜牲”，更合适。第七章，拿破仑禁唱《英格兰畜牲之歌》，小不点儿作了一首新歌代替它。新歌是指一九四四年的苏联新国歌《牢不可破的联盟》（亚历山大罗夫作曲，米哈尔科夫、列基斯坦作词）。它只唱祖国，不唱国际。后来，小不点儿还创作了《拿破仑同志》，则指亚历山大罗夫等人创作的《斯大林颂》。八）粉红眼（Pinkeye），也是小肉猪，负责为拿破仑品尝食品，以防下毒。　　 （二）狗。　　 象征秘密警察，地位仅次于猪。　　 一）蓝铃花（Bluebell），一种植物，这里是母狗的名字。　　 二）杰西（Jessie），本来是女子名，这里是母狗的名字。　　 三）品彻尔（Pincher）。意思是钳子，这里是公狗的名字。　　 四）九条巨犬（nine enormous dogs），分别出于蓝铃花和杰西。小狗刚一断奶，就被拿破仑抱走，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阁楼上。后来，拿破仑赶走雪球，在动物农场搞大清洗，就是靠这些恶犬。老乡教我养狗，说最凶的狗，都是从小不见人的狗（见拙作《大营子娃娃小营子狗》），拿破仑的狗就是这么养出来的。　　 这些狗，一）至三）是老狗，参加过仲夏暴动，身上有捷尔仁斯基的影子。捷尔仁斯基是契卡的创始人。四）是一）至三）所生，指契卡、安全局、内务部、安全部一类组织（克格勃的前身）。　　 （三）马。　　 一）拳击手（Boxer），是匹挽重的公马，代表真正的工人阶级。他参加过动物农场的所有革命活动，是个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但被拿破仑愚弄、欺骗和出卖。拳击手常说的两句话是“我要努力干活儿”和“拿破仑永远正确”，对革命忠心耿耿，但临近退休，却被拿破仑送进屠宰场。死后，他这两句话，被拿破仑一伙利用，当做愚弄动物的口号。有人说，奥威尔笔下的拳击手是以他参加西班牙内战时的指挥官乔治•柯普为原型，但我觉得，他身上也有作者本人的影子。　　 二）苜蓿（Clover），是匹挽重的母马，总是和拳击手在一起。她也参加过动物农场的所有革命活动，是拳击手的亲密战友。她的身上似乎有爱琳的影子（奥威尔的第一个妻子，她曾在西班牙陪伴奥威尔）。　　 三）茉莉（Molie），是给琼斯驾车的小白母马，喜欢吃糖，臭美，爱打扮，经常逃避集体劳动，代表奴性不改、怀念旧社会的人。“牛棚战役”后，茉莉叛逃威灵顿，给一家酒馆的老板驾车。Molie是Mary的爱称。有人说，奥威尔笔下的茉莉是以他的遗孀索妮亚为原型，不知是否可靠。索妮亚长得很漂亮。　　 （四）奶牛。　　 无名，疑指农民和普通劳动者。　　 （五）绵羊。　　 无名，疑指最愚昧的群众，特点是驯服和盲从。例如他们总是动不动就狂呼口号“四条腿好，两条腿坏”（雪球发明的阶级斗争口号）。　　 （六）山羊。　　 穆瑞尔（Muriel），是一头白山羊，常和本杰明在一起，没什么突出表现。奥威尔的动物农场有沃灵顿村的影子。他在沃灵顿村养过一头母山羊，就叫这个名。　　 （七）毛驴。本杰明（Benjamin），男子名，源出希伯来语，意思是“幸运儿”。他是动物农场中年龄最大、脾气最坏、冷眼旁观、喜欢说怪话、看笑话的家伙。他的口头禅是“驴子活得长”（意思是，看谁活得长）。有人说，作者是以他比自己，不合适。奥威尔喜欢马而不是驴。他身体特差，根本活不长。　　 （八）老猫。无名，在书中是二流子和落后分子的象征。他好吃懒做，不劳动，经常逃会，干事的时候瞅不见他，但动物农场成立野生同志再教育委员会，他却积极报名，想借职务之便，抓点麻雀、老鼠吃。动物中有所谓宠物（pet），猫、狗是这一类。猫和狗还不一样。狗还帮助狩猎，看家护院。猫，除了抓耗子，啥都不干，特爱睡懒觉（如果有吃有喝，就连耗子都不抓）。　　 （九）鸽子。无名，和乌鸦相反，不是传播宗教，而是向其他支物农场传播革命思想。五十年代，毕加索的和平鸽（作于一九四九年）在中国很流行，北京展览馆（初名苏联殿览馆）的高塔上有，邮票上也印。左翼当红的一九四四年，他加入过共产党。　　 （十）乌鸦。摩西（Moses），是琼斯先生养的一只乌鸦。他什么活儿都不干，专卖口舌，说云端后面有座糖果山（Sugarcandy Mountain），人死了都要到那儿去。糖果山每天都是休息日，苜蓿一年四季常青，篱笆上长满方糖和亚麻子饼。革命前，为了唤醒动物的革命意识，猪给所有动物做工作，叫他们不要相信摩西的说教。仲夏暴动，摩西逃跑。动物共和国成立后，摩西又飞回来。摩西本是《圣经》中的犹太领袖，出埃及，立十诫。这里指俄国的东正教。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曾限制东正教。一九四三年，为了支持对德战争，苏联政府与东正教达成和解，东正教才重新活跃起来。　　 （十一）鸡、鸭、鹅。无名，代表最无知的一般群众。　　 （十二）麻雀、老鼠、兔子、狐狸。这些是野生动物。　　 三、故事梗概　　 这部童话等于一部压缩版的“联共布党史”（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三）。故事的场景虽被安排在英格兰，但讽刺对象是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奥威尔说，他的故事是取自苏联，但对内容作了压缩处理，代年次序有所颠倒。原书共十章，无标题，这里试加提示性的小标题，做一点历史解读。　　 第一章，《老少校的梦》，是讲动物造反的起因。老少校年纪大，临死前，在大谷仓召集动物大会，把他的造反之梦讲给动物听。他说，英格兰有足够的食物，可以让所有动物都过上好日子，但不劳而获的人类却巧取豪夺，把全部剩余榨光。他劝他们，千万不要相信，人类富裕，动物也会繁荣，只有造反是唯一出路。他教他们唱《英格兰畜牲之歌》。造反之梦即共产主义，《英格兰畜牲之歌》即国际歌。　　 第二章，《赶走琼斯》，是讲动物造反。老少校死后，猪把老少校的教导总结成“动物主义”。造反比所有动物期望的日子都来得早。仲夏日（Midsummer Day，六月二十四日，约翰施洗节），母牛暴动，引起所有动物造反。动物占领琼斯家，惊其豪富，一致决定，谁也不许入住，保持原样，办博物馆。猪把“动物主义”简化为“七戒”，获得一致通过。故事这一段，是指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国际歌》成为苏联国歌。　　 第三章，《自己管理自己》，是讲革命后，动物组织生产自救、设置各种管理机构和开展识字运动。动物当家作主，干活很卖力，特别是拳击手和苜蓿。猪是管理阶层，不劳动，光呼口号，为动物加油。每星期日，动物在大谷仓开动物大会，会前要升旗。雪球为动物农场设计旗子，旗是绿旗，图案是牛的白蹄子和白犄角。学文化，羊和鸡、鸭太笨，背不下“七戒”，雪球把它简化为“四条腿好，两条腿坏”。拿破仑跟雪球处处唱反调。他对雪球组织的各种委员会毫无兴趣，更关心养狗，专门培养看家护院的狗崽子。牛奶和苹果被猪霸占，引起不满，尖噪说，猪为大家操劳，理应如此，不然，琼斯就会复辟。他拿琼斯吓唬动物。故事这一段，相当十月革命后到一九一八年初。牛蹄牛角旗是暗示镰刀斧头旗（苏联国旗）。　　 第四章，《牛棚战役》，是讲动物农场打败人类的武装干涉。动物农场是全英格兰唯一由动物自己管理自己的农场。他们的成功，鼓舞了其他农场的动物。这一年，农村各地，不断掀起造反的浪潮。人类的代表，弗里德利克和皮尔京顿，感到大恐慌，勾结琼斯，对动物农场进行武装干涉。在雪球的英明指挥下，动物击退了人类的进攻，是为“牛棚战役”。雪球和拳击手，战功卓著，获“一级动物英雄”勋章。故事这一段，相当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年，即苏联的内战时期。一九二○年十一月，苏联战胜欧洲列强的武装干涉（有十四个国家参加）和白军叛乱。　　 第五章，《放逐雪球》，是讲拿破仑赶走雪球。雪球和拿破仑有两大分歧，一是先建风车发电，减轻劳动，每周工作三天，还是先抓粮食，解决吃饭问题；二是先武装自己，还是先放出鸽子，鼓动其他农场造反。他们的争吵，把农场分裂成两派。关键时刻，拿破仑放出恶犬（悄悄养大的狗崽子），赶走雪球，成立特别委员会，取消动物大会，用铁的纪律代替动物民主。故事这一段，相当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八年，主要讲苏共党内的激烈争论。一九二四年，列宁死后，斯大林开始迫害托洛茨基，驱逐托洛茨基，掀起反托派的运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有两大分歧，一是先工业化还是先集体化，二是一国取胜还是世界革命。十月革命，谁也没料到，突然爆发，第二国际的领袖们说，不合法，必失败。列宁说，孩子已经生出来了，难道还要到资产阶级那里领出生证？办法只有一个，就是竖守阵地，等待援军。他曾希望俄国革命会引发西方革命（如德国革命），不得已，才把目光转向落后的东方（如中国革命）。他始终相信，只有世界革命才能挽救社会主义。托洛茨基站在列宁左边，说没有世界革命，也要制造革命；斯大林站在列宁右边，只问苏联“一国”如何，建成建不成，守住守不住。他说，没有世界革命，苏联也能单独建成社会主义。注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是三阶段论（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不是两阶段论（把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合并成一个阶段）。无产阶级专政，指过渡时期（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无产阶级为了镇压旧势力的反抗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临时采取的强硬手段，他们从不把无产阶级专政叫社会主义。　　 第六章，《同人类做买卖》，是讲拿破仑的新经济政策。上一章，雪球被逐之后，拿破仑继续造风车，说造风车本来就是他的主意。建造风车，造成物资短缺，拿破仑发现，必须同人做买卖。他不但以温佩尔为经纪人，进行公开贸易，还同皮尔京顿和弗里德利克分别签订贸易协定，私下往来。此事同“七诫”发生矛盾，动物想不通：革命是同人类决裂，怎么可以同人类做买卖？尖噪给他们做工作，向大家保证，动物农场从来都没这道禁令。猪搬进琼斯家，睡在人的床上。动物记得，这也违反“七戒”的第四条。尖噪篡改“七戒”，说过去的规定，并不是说动物不可睡床，而是说不可睡铺床单的床，只要撤床单，换毯子，就合理合法。最后，眼看风车就要建成，却突然倒塌。拿破仑诬称，风车是被雪球破坏。从此，代替琼斯，雪球成了吓唬动物的法宝。故事这一段，相当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六年，即苏联推行国家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时期。当时，正值世界经济大萧条。这段故事值得玩味。大家别忘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中苏交恶、中美建交为契机。现在，我们悔恨自责，怎么没早点开放，却忘了当时的环境：封闭是因为封锁，不是自己做个“铁幕”把自己关在里面。当年，“敌军围困万千重”，掐着脖子，饿着肚子，怎么发财？怎么搞民主？　　 第七章，《屠杀同类》，是讲动物农场的刑讯逼供、血腥杀戮。风车倒塌后，经济形势严峻，为了履行向人类出售鸡蛋的合同，尖噪下令，鸡蛋必须全部上缴，引起母鸡造反。拿破仑和尖噪继续用雪球吓人：跟弗里德利克做买卖，就说雪球勾结皮尔京顿；跟皮尔京顿做买卖，就说雪球勾结弗里德利克。他们甚至造谣，说雪球勾结老鼠，在内部搞破坏，以雪球为借口，杀害同类：如造反的母鸡，表示不同意见的四口小肉猪，偷吃粮食的鹅，往饮水池撒尿的山羊，弄得人人自危，谁也不敢讲心里话。在此基础上，尖噪宣布，造反结束，内外敌人都被消灭，《英格兰畜牲之歌》已失去意义，从此不许唱。代替它的是小不点儿创作的新歌，歌颂农场新秩序的赞歌。故事这一段，相当苏联的大清洗时期（一九三六至一九三八）。苏联改国歌，用《牢不可破的联盟》代替《国际歌》是在一九四四年。注意：苏联的工业化和集体化是自己抢自己，大清洗是自己杀自己。这些悲剧，都和四面围堵没有安全有关。　　 第八章，《风车战役》，是讲动物农场打败弗里德利克发动的战争。动物大清洗是对“七戒”第六条的背叛。尖噪篡改这一条，把“一切动物都不许杀害其他动物”改成“一切动物不许无缘无故杀害其他动物”。拿破仑建立个人崇拜，小不点儿创作《拿破仑同志》。拿破仑利用皮尔京顿和弗里德利克的矛盾，既同皮尔京顿维持友好关系，又与弗里德利克达成秘密协议。不料，弗里德利克悍然入侵动物农场，打破三角平衡。皮尔京顿幸灾乐祸，希望就此消灭动物农场。但同样让人想不到的是，在拿破仑演说的号召下，拳击手和所有动物，浴血奋战，打败了弗里德利克。这场战役，是为保卫重新建成的风车，所以被命名为“风车之役”，但风车却被弗里德利克炸毁。“风车之役”指苏联战胜法西斯德国的卫国战争。“风车”指工业化。战后，拿破仑一面严令禁酒，不许其他动物喝酒，一面暗中酿酒，只供自己喝。喝酒，是继承琼斯先生（暗示苏联继承了沙俄帝国）。尖噪篡改“七戒”，被大家发现，他把禁止动物喝酒的第五条改成“一切动物不许饮酒过量”。故事这一段，相当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五年。当时，英、法希望德国打败俄国，俄国希望德国打英、法，都想靠移祸他国，保全自己。一九三九年，苏联与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就是出于这种考虑。但一九四一年，德国还是选择东进，大举进攻苏联。一九四五年，德国战败。小不点儿创作的《拿破仑同志》，指亚历山大罗夫创作的《斯大林颂》。　　 第九章，《拳击手之死》，是讲拳击手被诱骗，惨遭杀害。“风车之役”后，动物欢庆胜利，成立动物共和国。摩西返回，继续讲他的糖果山，虽然猪们不相信糖果山，却破例允许摩西不参加劳动，享受啤酒津贴，帮助他们愚弄群众，安抚群众，稳定他们对其他动物的统治。相反，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拳击手，却被送进威灵顿的屠宰场，谎称他在那里得到精心治疗。死后，为了欺骗动物，还为他开追悼会，要大家学习这位先烈。故事这一段，相当德国战败之后。　　 第十章，《革命把猪变成人》，是讲拿破仑与皮尔京顿和解。这一章是最后一章，当年参加造反的动物，老的老，死的死，革命被遗忘。“七戒”的最后一条也被修正，“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被改成“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动物农场的上层，猪狗先富起来，其他动物还是老样子。最后一幕，猪穿上人的衣服，像人一样，站起来了。他们备好酒筵，与皮尔京顿为首的人类欢聚一堂，举杯同庆，庆祝他们的全面和解。皮尔京顿说，猪和人，从来就没有利害冲突，目标完全一致，都是为了对付下等动物。拿破仑宣布，废除“同志”之称，把老少校的骷髅埋掉，牛蹄牛角旗换成没有图像的旗，农场的名字也改回去，仍叫“庄园农场”。窗外的动物目瞪口呆，再也分不清谁是动物谁是人。这是指二次大战结束后，苏联与英、美瓜分世界，揭开冷战时代的序幕。故事讲到这里，我们不难发现，“牛棚战役”、“风车战役”，武力消灭动物农场，不容易。西方入侵，只有一个效果，就是把苏联变成一个高度军事化的国家，国富民穷的国家（农业为工业、工业为国防的计划经济是最典型的战时体制）。苏联不是被外部的武力所消灭，而是被它所养的党员所消灭。他们，很多都是白眼狼，特别是身居要职的党员，更是“共产主义掘墓人”。他们把苏联积攒的财富分光吃尽，然后宣布“告别革命”，摇身一变，号称自由主义者。从“政左经左”至“政左经右”到“政右经右”，是其演变的一般轨迹。　　 故事的最后一幕，据奥威尔本人说，是指一九四三年，世界三巨头，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欢聚一堂，通过《德黑兰宣言》（一九四三），商定日后的“三家分晋”。小说出版于一九四五年。这一年，《雅尔塔协议》决定了战后的世界格局：世界被英、美和苏联重新瓜分，就像一次大战一样。　　 其实，讲到这里，故事并没完，斯大林去世，波匈事件，苏共二十大，中苏论战，越南战争，中美建交，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柏林墙倒塌，前苏联和东欧易帜，全在他死后的五十年里。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亲眼看到的事情，接着奥威尔的故事。　　 最后，我把恩格斯的一段话抄在下面。他似乎已经预言到了共产主义运动可能遭受的挫折：　　 …… 这一次我们可以直接从《宣言》开始，这也特别是由于科伦案件，在这次案件中德国的共产主义（特别是在勒泽尔身上）经受住了毕业考试。当然，这一切都只是理论；在实践中，我们和往常一样，将不得不限于首先要求措施坚决和毫不留情。麻烦也就出在这里。我感到，由于其他政党一筹莫展和萎靡不振，我们的党有一天不得不出来执政，而归根结蒂是去实行那些并不直接符合我们的利益，而是直接符合一般革命的利益、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大众的压力下，由于被我们自己所发表的，或多或少地已被曲解的、而且在党派斗争中多少带着激昂情绪提出来的声明和计划所约束，我们将不得不进行共产主义的实验，并实行跳跃，但这样做还不是时候，这一点我们自己知道得非常清楚。这样做，我们会丢掉脑袋，——但愿只在肉体方面——就会出现反动，并且在全世界能够对这种事情做出历史的判断以前，我们不仅会被人视为怪物（这倒无所谓），而且会被人看成笨蛋（那就糟糕多了）。我看不出还能有别的什么结果。在德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它有一个先进的政党并且同法国这样先进的国家一起被卷入了先进的革命，只要一发生严重的冲突，一有真正的危险，这个先进的政党就不得不采取行动，而这对它来说无论如何是为时过早的。然而这无关紧要，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在我们党的文献中预先准备好在万一真的发生这种情况时为我们党做历史的辩护。（《致约•魏德迈》，一八五三年四月十二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版，587-588页）　　　　　　　　　　李零：读《动物农场》（二）　　 　　 我在一九三六年以后写的每一篇严肃的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和拥护民主社会主义的，当然是根据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　　 （奥威尔：《我为什么写作》）　　　　在我看来，人们只有一视同仁地坚持要英国结束在印度不受欢迎的统治，才能去谴责发生在波兰、南斯拉夫等国的犯罪。我属于左派，因而必须在左派内部工作，尽管我十分憎恨俄罗斯的极权主义及其在我们国家的恶劣影响。　　 （奥威尔：《致阿索尔女公爵》）　　　　《动物农场》是奥威尔的代表作，现在已被译成六十多种文字，销量超过四千万册。出版前，他就担心，此书可能正中保守派的下怀。情况果然如此。它的出版，立刻引起了丘吉尔的极大兴趣，英国女王也马上派人买书。　　　　 这本书，很敏感。冷战时期，英美夸，苏联骂，骂和夸，都是拿它当“反共宣言”。一九五一至一九五四年，英国人改编，美国中央情报局掏钱，拍成动画片《动物农场》，故事的结尾被篡改：“人猪大团圆”，人去掉，光剩猪，完全变味儿。冷战氛围下的阅读趣味，决定了奥威尔的命运。他是被保守主义捧起来的。　　　　苏联和前东欧，还有咱们中国，大家初读此书，都很震憾。很多人都问自己：他怎么比我们还理解我们。正因为有强烈共鸣，读者很容易相信，甚至比西方读者更容易相信，这是一部反苏反共的右翼作品。　　　　但他们读错了，不管有意无意，他们只是读出了他们想听的东西，而不是奥威尔想说的东西。　　　　一、奥威尔是左翼　　　　欲知民主，先知左右。传统意义上的右翼是西方议会中的保守派，左翼是西方议会中的民主派和激进派。右翼多半和遗老遗少、王公贵族和宗教势力有关，而左翼则代表新兴势力，如各种民主派、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夹处激进、保守之间，往往是中间派。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极右翼，托派和无政府主义是极左翼。这是大致的划分，情况经常变。现在，左右两翼不断分化，有所谓新左新右。很多玩经济、玩选举、玩战争的，都是右翼的变种。很多玩理论、玩环保、玩人权的（还有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女权、同性恋等等），都是左翼的变种。现在的左翼，避实就虚，避重就轻，一盘散沙，经常往右转。　　　　奥威尔的立场是左翼民主派的社会主义，他既恨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又恨苏联的斯大林主义。英国的保守派，他也反对。　　　　阅读此书，知人论世很重要。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一九○三~一九五○）是英国左翼作家。他的特点是痛恨暴政，同情弱者。他始终同情劳苦大众和被压迫民族，对英国式的傲慢与偏见有深刻反省。他既反对英国的资本主义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也反对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可惜，现在的读者只记住了他的最后一反，却忘记了他的初衷：他是为反对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才批判斯大林主义，批判斯大林主义是为了捍卫社会主义。他理解的社会主义，是为被压迫者和受害者说话。　　　　奥威尔是个瘦骨嶙峋，腼腆敏感，喜欢自讨苦吃，喜欢冷眼旁观，为生活写作，为写作生活的人。临死前，他立下遗嘱：死后不要给他写传记。为什么不要？因为他很重视生活体验，也很追求文字完美。既要真，也要美。他的小说，大多取自亲身经历。但他对自己的生活很不满意（“我这辈子大部分时间过得很糟糕”），绝不想自曝其丑（“自传只有在披露了某些丢脸之事时才可信”）。他追求的真是一种夸张的逼真，既有写实性，又有文学性，亦真亦幻。他宁愿把他的书当自己的传记。　　　　他的早期作品，本身就是自传或半自传性的东西。《缅甸岁月》（一九三四）是取自他在缅甸当警察的经历。他对英国在印缅地区的统治充满负罪感，因此辞职不干，放弃优厚的薪水，立志当作家。回到英国后，他深入社会底层，当了流浪汉。《巴黎伦敦落魄记》（一九三三）就是写他和流浪汉、乞丐、罪犯、娼妓相处的“赤贫之乐”。《牧师的女儿》（一九三五）和《保持叶兰茂盛》（一九三六）是他在伦敦当中学老师和书店店员时所写，主题是“穷”，大写金钱的压力。最后，他还到英国北部调查煤矿工人的生活，写成《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一九三七）。他在大英帝国治下的殖民地生活过，在英国社会的底层生活过，目睹大萧条下的社会贫困，使他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起码在感情上，他是个社会主义者。　　　　他的书就是他的传记。这个人很复杂，也很简单。　　　　第一，他不是理论家，只是文学家，按他自己的说法是政治文学家。他从不讳言自己的政治立场，宣称自己的文学是纯文学。虽然，在《一九八四》中，他也使用过当下时髦的“做爱解构政治”的手法（“腰部以下的叛逆”），但他绝不把这叫做“纯文学”，像港台的文学评论家那样。通常所谓的“奥威尔风格”就是政治与文学的完美结合。他是凭生活经验和直接感受，用最简洁明快的语言说出大实话的人，并不在乎读者的好恶。这种语言很有穿透力，有所谓“窗玻璃”之誉。　　　　第二，他是左翼，但不是共产党员。左翼派别很多，大致有三种：社会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有人说他是托派分子，不对；说他是无政府主义者，也不对。他是无党派的社会主义者。要说接近，也是社会民主主义。他是英国独立工党的支持者，是接近工党立场的社会主义者。当时，左翼走红，入党很时髦。特别是法国和意大利，多少大学者、大文学家、大艺术家，纷纷加入共产党。共产党是左翼中流，但左翼不等于共产党。他对追随苏共的左翼，总是冷嘲热讽，是个非常孤立的人。　　　　第三，他只活了四十六岁，生当二十世纪上半叶。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还小。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完，一九五○年，他就走了。他是个前冷战时期的人物。真正的冷战，他只看到个头。但他预言了冷战时期。他的影响，生前不如身后。当时的右翼，有普通右翼（如英国的保守党）和极右翼（如德、意法西斯和西班牙的佛朗哥）。他不属于这个阵营。他骂苏联，是骂苏联变质，勾结英国保守党，跟德国和日本示好，背叛本国革命、出卖他国革命（如出卖西班牙革命），不是骂社会主义。　　　　他是左翼，不是右翼，这点毫无疑问。　　　 二、当左翼，不容易　　　　奥威尔的书，是左翼批左翼。左翼批左翼，右翼当然高兴。但他毕竟是左翼。　　　　革命是件高尚的事，也是件残酷的事。鲁迅译过《毁灭》。他早就讲过，革命都是沾血带污。　　　　当左翼，不容易。穷人，没钱，没文化，没有军事训练的政治经验，相当激进，相当暴烈，不怕凶，就怕穷。左翼知识分子相反，最怕最怕，是个人不自由，还有破坏文化（海涅和杰克•伦敦都有这种恐惧）。他们和穷人闹革命，难免格格不入。这是左翼的最大困惑。　　　　历史上的造反起义，经常都是腹背受敌，前怕狼，后怕虎，“杀敌一千，自杀三千”，很多人都死在自己人手里。参加革命，这也是考验。　　　　奥威尔曾向往革命，但革命对他很遥远。在英国这样的国家，在美国这样的国家，远离欧洲大陆，远离真正的革命，要想体会革命，难。　　　　但奥威尔的时代，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整个欧洲，到处充满火药味。他还是体验过革命。　　　　西班牙内战是二次大战的序幕，也是欧洲各派政治势力殊死搏斗的缩影。即使最保守的估计，也是死了五十多万人。这是二次大战的彩排。右翼背后有德、意法西斯，左翼背后有苏联，英、美看热闹。这场战争，不仅包括左右翼之间的斗争，也包括左翼内部的斗争。　　　　一九三七年，奥威尔投身西班牙内战，站在共和军一方，同法西斯作战（海明威和白求恩也参加了）。他本以为，战争会带来伟大的社会变革，但结果却是一场悲剧。革命被革命出卖，自己人杀自己人，输掉了这场战争。　　　　当时的左翼，主流是苏共支持的共和派。他想加入国际联队的正规军，被拒绝，因而参加马统工党（POUM）领导下的民兵组织。可怜的奥威尔，他吃过法西斯的枪子，却被当作托派同情者，被苏共下令追杀。为了讨好英、美，马统工党被苏共取缔和追杀。他的很多战友被关被杀，自己是死里逃生。他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一九三八）就是写这一段。　　　　他目睹了左翼杀左翼的残酷场面，体会了自己人背后开枪的滋味。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心理创伤。他没到过苏联，但体会过自己人杀自己人。　　　　我们的前辈，有类似经历。　　　　一九六六年冬，在大别山区，有位解甲归田的老红军跟我讲过鄂豫皖苏区的肃反。我还记得，他是坐在一间黑咕隆咚的老屋中，烧树墩取暖，满屋都是烟，什么都看不清。我第一次听说，那么多的革命者都是死在革命的刀下。　　　　这两年，我到湖北监利县和洪湖市跑过，调查湘鄂西苏区的四次肃反。我到过当年杀害红军将士的地点，参观过当地的博物馆。展馆中陈放着地下出土的遗物：纽扣、绳索、手铐和银元。那里有长长的烈士名单：段德昌、段玉林、王鹤、王一鸣、孙德清、旷继勋、柳直荀、李剑如……红六军和红三军的将领，几乎所有，全被夏曦他们杀掉了（旷继勋是在长征途中被张国焘杀害）。　　　　在洪湖市的瞿家湾，我看到了段德昌的烈士证。他是洪湖苏区的创始人，却惨死在自己人的手里。证书是一九五二年八月三日毛泽东签发，“中央字零零零壹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烈士证：　　　　查段德昌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革命”加在“烈士”前面，二字很沉重。　　　　三、革命的悲剧　　　　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奥威尔在摩洛哥养病，写成《上来透口气》。他很压抑，怀念过去（童年时代的英国），不满现在，预感到战争即将来临，对未来充满恐惧。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三九——一九四五），是当时的“三国演义”。英美、苏联和德国是世界的三极，就像中国的抗战，国民党、共产党和日本，也是三极。三极变两极，都是敌人之中选朋友。这就是政治。　　　　奥威尔的选择是什么？　　　　最初，奥威尔是个和平主义者，不希望英、德交战，然而，战争一爆发，他立刻成了一个爱国主义者，反抗纳粹没商量。　　　　战争期间，奥威尔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东方部工作，服务于英国的战时宣传。这期间，他写过不少评论和随笔。有人说，他的文章比书更漂亮。战争结束前，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四年二月，他写了《动物农场》。　　　　这本书，说出了作者最深的忧虑。　　　　奥威尔相信，自由资本主义已经到了末日，但法西斯主义不是出路，苏联的极权主义也不是出路。他害怕，德国战败后，左翼风潮席卷欧洲，苏联模式将控制世界。尽管很多左翼人士认为，他不应该在苏军攻克柏林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时刻出版此书（此书出版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德国投降在一九四五年五月）；英国有战时的媒体管制，他们顾及与苏联的同盟关系，也给他施压。但他却说，恰恰是这一时刻，他要警告大家。　　　　作者的寓言，为我们揭露了苏联变质的全过程。　　　　这一过程是围绕着“七戒”的改变。　　　　什么是“七戒”？请看小说第二章：　　　　一曰“凡用两条腿走路的都是敌人”，二曰“凡用四条腿走路或者有翅膀的都是朋友”，三曰“一切动物都不许穿衣裳”，四曰“一切动物都不许睡床铺”，五曰“一切动物都不许喝酒”，六曰“一切动物都不许杀害其他动物”，七曰“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　　　　头两条，很关键。动物中的傻瓜，背不下这两条，雪球把它简化为“四条腿好，两条腿坏”。最后，这两条被修正成“四条腿好，两条腿更好”（第十章）。　　　　第三至第五条，动物为了防止部分动物搞特殊化，宁肯拒绝人类的遗产。但奶牛的乳房涨了、树上的苹果熟了怎么办？总得有人吃喝。猪不但霸占了牛奶和苹果，还搬进琼斯的豪宅，睡在琼斯的床上，穿琼斯夫妇留下的衣裳，甚至在留给动物老同志养老的专用牧地上种大麦，准备酿酒，还到人类的农场买酒，自个儿偷着喝。他们把第四条改成“任何动物不许在铺被单的床上睡觉”（第六章），把第五条改成“一切动物都不许喝酒过量”（第八章）。　　　　第六条，禁止动物杀害动物，也被改成“一切动物都不许无缘无故杀害其他动物”（第八章）。　　　　第七条，所有动物平等，也被改成“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第十章）。　　　　小说开头，老少校说，人类剥削动物，压迫动物，不合理，动物要翻身，造反是唯一出路。他的说法很合理。　　　　但问题是，他们赶走人类，人类的遗产将如何处置？如果同人决裂，岂不是又回到了畜牲？如果同自己决裂，又由谁来当畜牲（不管本国，还是他国，总得有人当畜牲）？　　　　所以造反的结果是，只有一部分动物先富起来。革命把猪变成人，其他动物还是过着悲惨的生活。　　　　读《动物农场》，要看一头一尾，特别是结尾。　　　　答案很清楚，这是悲剧。　　　　四、奥威尔的恐惧　　　　《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是什么关系？附带说一下。　　　　《一九八四》是《动物农场》的续作。“一九八四”是把一九四八年的“四八”倒过来读，即从我出生那一年，展望三四十年后的情景。他所预言的时代恰恰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亲身经历的时代，即所谓冷战时期。冷战时期，欧美是围剿的一方，苏联、中国是被围剿的一方。　　　　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人读这本书，都会有一种自然而然的联想，觉得这就是早期的《古拉格群岛》。他们更喜欢《一九八四》，以为此书后出，更能代表奥威尔的思想，故事还是讽刺苏联，这个理解并不对。　　　　很多奥威尔的评论家都认为，从文学角度讲，此书不如《动物农场》。奥威尔本人也承认，过度渲染折磨场景，是此书缺点。　　　　一九八四》分三部分，从真理部到旧货铺到友爱部，写的是无奈——做爱——出卖。我印象最深是第二部的最后一章。这章的短歌，非常感伤，掩卷遐思，总是盘旋在心头。　　　　事实上，奥威尔的恐惧是从《动物农场》发端，问题集中在动物农场。《一九八四》只是其恐惧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放大。他的害怕，当然和苏联有关，但故事的场景却不在苏联，而在英国。他害怕的是苏联模式席卷欧美，英国工党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也染上这种病，引起整个欧洲乃至全球的极权化（即右翼所谓的“赤化”），他的祖国也不能幸免。　　　　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采用的不是寓言，而是预言（很多作家都想象过未来的强权社会，如杰克•伦敦的《铁蹄》，奥威尔只是其中之一），恐怖气氛很突出，读起来令人压抑。《动物农场》是写苏联，《一九八四》是写英国和以英国为叙事中心的整个世界。　　　　故事把一九八四至一九九四年的世界分成三个超级大国——欧亚国、大洋国和东亚国。欧亚国是俄国（苏联）吞并欧洲的结果，范围是欧亚大陆的整个北部，一九八四年时已经存在。与它并存的大洋国是美国吞并英国和大英帝国殖民地的结果，范围是南北美、英伦三岛、大洋洲和南部非洲。东亚国是“又经过十年混战以后出现的”，比前两个超级大国要晚十年，范围是中国、日本、蒙古和东南亚。北非、西亚、中亚和南亚是争夺地带。　　　　这三个国家，都有核武器，拉一派打一派，彼此冲突不断，但并不真打，只是成心折磨这个可怜的世界。这是写什么？这是写冷战。　　　　奥威尔笔下的大洋国，是由“英社”（Ingsoc，意思是“英格兰社会主义”）控制的极权国家。它的权力机构下设四个部：真理部管宣传，仁爱部管司法，和平部管军事，富足部管经济。党的口号全是指鹿为马：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这个社会是金字塔结构，顶端坐着的是老大哥（Big Brother，简称BB，不可理解为我们常说的“苏联老大哥”），老大哥下面是核心党，核心党下面是外围党，外围党下面是无产者。　　　　原书说，上等人（核心党）也可能被中等人（外围党）赶走，中等人有可能变成“新的上等人”，但受苦的永远是下等人。作者是站在下等人一边。　　　　他批判大国之间的冷战（“战争即和平”），批判种族歧视、等级特权和不平等（“自由即奴役”），批判用谎言篡改历史（“无知即力量”）。他不相信“党”，无论是核心党，还是外围党，但他相信“未来属于无产者”，“希望在无产者身上”。“无产者”的概念，是他的道义所在——尽管在他死后，英国的“无产者”已经面目全非，对其他国家的人民来说，他们也成了“上等人”，战争与革命，工业与污染，动乱与贫穷，全都送到了落后地区，但“下等人”的概念，还是到处存在。　　　　即使在《一九八四》中，奥威尔反对的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他痛恨的伪社会主义。　　　　“他们说时间能治愈一切创伤 / 他们说你总能把它忘得精光 / 但是这些年来的笑容和泪痕 / 却仍使我心痛像刀割一样。”　　　　“鸟儿歌唱，无产者歌唱，但党却不歌唱。”　　　　在奥威尔的感伤词句中，我们看到的是“那个结实的不可打垮的身影”——在全世界各地。　　　　“他们的觉醒终有一天会来到。可能要等一千年。”　　　　难道我们还没有读出他心中的“社会主义”吗？　　　　奥威尔的预言，有些是对的，比如美、苏称霸的两极世界，还有年代稍晚的东亚崛起（他在世时已略见端倪），但有些并不如此，比如苏联吞并欧洲，英、美成为苏联式的国家。他说，他并不相信，小说中的社会一定会到来；这部小说的地点放在英国，只是为了强调英语民族并不先天优越，同样可能面临极权主义的威胁。　　　　大洋国家究竟像谁？左翼、右翼有争论，有趣的是，很多左翼都认为，这明明就是自己的国家。更何况，先富的“上等人”欺负后富的“下等人”，还是以富国为源头。　　　　这里有趣的是，故事反复提到“电屏”，也就是老大哥监视整个社会的那个无所不在的设备。这个发明，现在使用很普遍。监视器、摄像头，哪儿哪儿都安——除了厕所（有人甚至提议，特殊情况也可安，比如有人在厕所里交换毒品，经公安部门批准），特别是在“自由世界”，特别是在反恐战争愈演愈烈的现在。　　　　学者多已指出，奥威尔是把他在BBC的工作经历写进了这部小说。他很清楚，战争宣传总是充满谎言（后来的冷战也不例外），他想讲真话。故事中的真理部，原型是什么？很多读者想不到，其实就是BBC的东方部。那是一个蜂窝式的办公场所。BBC的名称本身，也使我联想，它就是老大哥（BB）的公司（C）。　　　　福柯曾把“监视”当做“规训”（社会对人的强制驯化）的一环。老板监视员工，校长监视教员，警察监视犯罪分子嫌疑人，“电屏”很有用。反过来，不可能。反恐提高了“电屏”的地位。　　　　工程，可以用直升机监视。天上还有卫星，可以监视一切。有人吹，卫星可以看见地面上的一张的报纸。还有臭名昭著的麦卡锡时代，那时的窃听，也转回来了。对恐怖分子可不可以拷打，也被布什拿出来讨论（其实已经用了，据说“很有用”）。　　　　说起办公室，我会想起托夫勒。上世纪八十年代，各单位组织大家学《第三次浪潮》。老托说，革命是工业时代的产物，变成古董。我们已进入信息时代，技术万能。不但革命不可能，就连足球也将消亡，你回你的花果山，我回我的高老庄——全都散伙。当时，有个朋友办了份报纸。我问他，你们的办公地点在哪里？他说，哎呀！你真老土，连这都不知道，人家托夫勒说了，有了电脑，就不用上班。现在怎么样？电脑倒是有了，更得上班。都不上班，老板怎么当？　　　　即使民主社会，民主也不是至高无上。国家，上有上帝，下有老板。老板可以世袭，有如君王。　　　　打卡，格子间加电脑，这是标准的办公场所。　　　　我们是这样“走向未来”（当时有套丛书叫这个名）。　　　　五、创作灵感：小孩和马　　　　一九四七年三月，奥威尔为《动物农场》的乌克兰文版写了个序言。他向俄语读者讲了自己的经历，讲了自己的政治立场，讲了此书的创作缘起。　　　　第一，他说，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不是出于什么理论上的考虑，而是出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于对被压迫人民的同情。他是目睹了缅甸的殖民地生活才痛恨帝国主义，目睹了英国北部矿工的困苦无告才拥护社会主义。当时，他还没有明确的政治观点。　　　　第二，他说，他反对苏联的极权主义，也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出于自己的亲身经历。他在西班牙内战中是被苏共当托派分子追杀，很多朋友被关押和枪决，罪名是与法西斯主义者共谋。这一大搜捕与苏联国内的大清洗是同时发生，是大清洗的补充。当时，苏共是左翼中流，很多知识分子都相信苏共的谎言，他认为，作为幸存者，他必须揭露这些谎言。　　　　第三，他说，他从没有去过俄罗斯，他对苏联的了解是通过书报的介绍，仅仅是个旁观者。“即使我有这力量，我也不想干涉苏联内部事务：我不会仅仅因为斯大林和他的同事的野蛮和不民主的手段而谴责他们，很有可能，即使有最好的用心，在当时当地的情况下，他们恐怕也只能如此行事”（最后这段话，值得玩味）。　　　　奥威尔说，“在过去十年中，我一直坚信，如果我们要振兴社会主义运动，打破苏联神话是必要的。”他从西班牙回到英国，一直想用一个故事来实现这一目的。有一天，在他居住的乡间（沃灵顿），他“看到一个男孩，大概十岁，赶着一匹拉车的大马在一条狭窄的小道上走，那匹马一想转弯，那孩子就用鞭子抽它，这使我想起，如果这结牲口知道它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就无法控制它们，人类剥削牲口就像富人剥削无产阶级一样。　　　　很多年前，我也想过这类问题，买过点讲动物的书，想写《畜牲人类学》。我觉得，古今统治术，全靠驯化——人类驯化人类。基于生物学原理的奴隶制和种姓制，并不纯粹是古代的事情。正如共产主义可以回溯到原始社会，整个人类文明也可追到奴隶制。从此，人和人的差别，要比人和动物的差别还大。这是真正的分岔口（美洲，晚到十九世纪末才废奴。印度，至今仍有种姓）。　　 《动物农场》是以动物与人类决裂始，动物与人类和解终。在这篇序言的结尾，奥威尔特别指出：“许多读者在读完本书之后可能有这样的印象：它以猪和人的完全修好收场。这不是我的原意；相反，我原来是要在一种很不谐和的高音符上结束，因为我是在德黑兰会议以后马上写的，大家都认为该会议为苏联和西方建立了可能范围内最好的关系。我个人并不认为这种良好关系会维持很久，而事实证明，我没有错到哪里去……”　　 在奥威尔的笔下，“和解”并不是好词。　　　　二次大战前，苏联为了向英、美示好，宁肯放弃西班牙革命；为了自身的安全，也曾修好德、日。二次大战后，苏联和英、美瓜分世界，也与它的安全战略有关。　　　　这些都受到奥威尔的谴责，让他觉得，和帝国主义没两样。　　　　但是，如果我们从苏联的角度考虑一下，苏联不这么办，又有什么选择？　　　　弱肉强食：强才欺人，不强被人欺，是列强的游戏规则。　　　　不被人欺，也不欺负人，难。　　　　六、矛盾的奥威尔　　　　很多左派，都是叶公好龙，既盼望革命又害怕革命，既同情受压迫的劳苦大众，又害怕他们的愚昧和暴烈。更何况，他们面对的政治环境，往往都是“洪桐县里无好人”。　　　　上面说过，奥威尔生活的时代，有三股政治势力，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落实到国家，就是英美、德国和苏联。它们都是互相利用，互相拆台，握手翻脸随时来。　　　　反对决定立场：有些人，因为苏联发生了斯大林的清洗，宁肯和法西斯主义合作；有些人，因为害怕法西斯主义暴政，也不去谴责苏联的不义。只有奥威尔说，他都反对。　　　　奥威尔的早年，一九二二至一九三七年，主要是痛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特别是大英帝国的殖民主义。一九三七年，他参加西班牙内战，回国后为英国广播电台服务，则是反抗法西斯主义。一九四五年，同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即将结束，他又害怕极权主义会控制世界。　　　　他是个“三反分子”，什么都反。但他所反，互相都反，主要矛盾里面有主要矛盾方面，你到底以哪个为主？毋庸讳言，奥威尔的晚年，他的心病，主要是苏联的极权主义，确切地说，是斯大林主义。　　　　斯大林主义吓跑了西方的左翼。　　　　奥威尔辞世前，曾出过一个“黑名单事件”。他有一位女友，西莉娅•佩吉，在英国外交部的情报研究处（IRD）工作。这个部门设立于一九四八年，目标是全球性的反苏反共宣传。一九四九年三月，情报研究处派西莉娅看望奥威尔，想请他为他们写东西或推荐他人写东西。他有个笔记本，上面有一百三十五个人的名字，包括演员、记者和作家。他向西莉娅提供了其中的三十五个人（其中有卓别林、萧伯纳等人），说明哪些人是共产党的同路人或支持者，“不应被委以宣传之任”。一九九一年，这个名单被部分公布，引起很大争议。有人指责他是告密者，也有人替他辩解，说他只是不同意请这些人写东西，并没有叫当局抓这些人。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奥威尔的天平毕竟是倾向于英、美，他很难掩饰自己对苏共的恐惧。这是后来左翼纷纷向右转的原因（注意：现在的西方左翼，在很多问题上比右翼还右）。　　　　在《动物农场》的乌克兰文版的序言中，他把苏联和英国做了对比。他说：　　　　英国并不是完全民主的。它也是个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极大的阶级特权和（即使在现在，在一场可能使人人平等的战争之后）极大的贫富悬殊。但是尽管如此，它还是一个人民生活了好几百年而没有发生内战的国家，法律相对来说是公正的，官方的新闻和统计数字可以几乎一概信任，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持有和发表少数派意见并不会带来生命的危险。在这样的气氛中，像集中营、大规模强制迁移、未经审判就逮捕、新闻检查等事情，普通人是没有真正了解的……　　　　奥威尔是个社会主义者，但在他的价值体系中，自由和民主压倒了一切。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他是个民主社会主义者。　　　　他反对法西斯主义，西方主流社会也反；他反对极权主义，西方主流社会也反。自由民主是欧洲走出中世纪反教权、反君权的产物，这是西方主流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也是社会主义的历史遗产。苏联抛弃这份遗产，他无法接受。　　　　那么，他又怎样区别于他反对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呢？　　　　这才是问题所在。　　　　　　　　　　李零：读《动物农场》（三）　　 　　 我们都是靠抢劫亚洲苦力才得以生存的，我们中间那些"开明的"人都认为这些苦力应该得到解放，但是我们的生活水准，因之也是我们的"开明"，却要求这种抢劫继续下去。 　　 （奥威尔：《鲁德亚德•吉卜林》）　　 冷战时期，曾让太多人感到绝望，特别是夹处于美、苏之间的欧洲人。比如英国的"愤青"（愤怒的青年）愤什么？就是二次大战的"英雄"还霸占着这个世界。　　 （奥斯本：《愤怒的回顾》）。　　 现在，老一代的"英雄"差不多都已离去。他们留下的遗产是什么？一是战争，二是革命。它们的变奏，构成了《动物农场》的主题。 　　 　　一、必也正名乎？　　 奥威尔的书，《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共同主题是批判极权主义。什么叫极权主义？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在西方的政治词汇中，有两组词，黑白分明，最能体现西方的价值观：　　 （一）好词　　 一）freedom（自由），和下面的词是同义词。只不过，liberty是借自法语，freedom才是英语本身的说法。　　 二）liberty（自由），有"解放"之义，我们常说的"解放"，其实就是"自由"。美国的"自由女神"是"解放女神"。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其中的"自由"（liberté）就是相当这个词。一般说，摆脱奴役才有自由，自由是解放的结果，但英美革命的继承人却喜欢说，解放是自由的结果——守法即自由，没有规矩的自由是不自由。　　　　 三）equality（平等），主要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其中的"平等"（egalité）就是相当这个词。《礼记•礼运》的"大同"、《墨子•尚同》的"同"，庶几近之。　　 四）fraternity（博爱），意思是手足之情、兄弟之情。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其中的"博爱"（fraternité）就是相当这个词。孔子弟子子夏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庶几近之。　　　　 五）democracy（民主），是希腊老词，本义是人民统治。欧洲政体，古典时代是分为三类六种：君主制（monarchy）和僭主制（tyranny）是一人统治，贵族制（aristocracy）和寡头制（oligarchy）是少数统治，共和制（republic）和民主制（democracy）是多数统治。亚里士多德说，这三组词，都是前边好，后边坏：君主制最好，贵族制其次、共和制又其次；民主制是暴民政治，寡头制和僭主制是暴君政治，都不好。可是现代政体，流行的却是民主制。即使君主立宪，也是虚君共和，有没有君主无所谓，关键是不能没有议会。 ( http://www.tecn.cn )　　 （二）坏词　　 一） autocracy（独裁），是从autocrat来的。autocrat是独裁者（auto是自己，crat是统治）。我国帝王，称孤道寡，唯我独尊，西周时期，叫"余一人"，最像这个词。这种一人说了算的统治者，在我国，那是司空见惯，并不都叫暴君。中国的暴君，那得"独"到一意孤行、谁劝都不听、随便杀人、近乎虐待狂的分儿上。如武王伐纣，把纣叫"独夫"，就是这种暴君。 ( http://www.tecn.cn )　　 二）dictatorship（独裁），来源于dictator。dictator，本来是罗马共和国的民选执政官，通常有两名，罗马帝国的皇帝就是从大权独揽的执政官发展而来，后来引申为"独裁者"。卓别林的《大独裁者》（The Great Dictator），就是用这个词指希特勒。过去，我们常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独裁"。马、恩和列宁认为，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为了镇压敌对势力的反抗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如此。专政是过渡手段，下一段才是社会主义。 ( http://www.tecn.cn ) 　　 三）despotism（专制主义），despot是暴君。暴君哪儿都有，没什么新鲜。比如希腊的僭主，还有某些罗马皇帝（卡利古拉和尼禄），就是西人常说的暴君。他们的传统是小国传统，对暴君很敏感。我国，秦以后的皇帝，以武力取天下，没有贵族出身，有点像僭主。春秋的赵简子和陈成子，汉魏的王莽和曹操，权力很大，也像僭主，但我们不叫暴君，只叫"乱臣贼子"或"乱世奸雄"。 ( http://www.tecn.cn )　　 四）absolutism（绝对主义，或绝对君主制），学者多把这个词翻成"专制主义"，如中文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就这么翻。我国常说的"专制主义"，是个没有历史概念的混沌。其实，absolutism这个词，和despotism还不完全一样，它是专指资本主义前夜，高度集权的君主制。这种君主制，是和等级君主制相对，是和权力分散的封建制相对。它在欧洲，兴起和衰亡，时间不一样，主要在十六至十九世纪这一段（俄国拖到一九一七年）。如法国的路易十四、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俄国的彼得大帝，都属于这类君主。欧洲各国，绝对主义越发达，革命越激烈，法国和俄国就是如此。　　　　 absolute的意思是绝对的。法王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就是这种绝对主义。最近，刘北成、龚晓庄翻译了佩里•安德森的《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一年版），就是介绍这类国家。 ( 五）totalitarianism（极权主义），是二十世纪才创造的新词。极权概念的发明者是意大利哲学家秦梯利（Giovanni )　　 Gentile，或译金梯利，一九四四年被意大利共产党杀掉）。上世纪二十年代，极权的概念经墨索里尼宣传，广为人知。这个词是法西斯主义的代名词。 　　 total的意思是全面的或总体的。它强调的是党国至上、集体主义、绝对服从和军事化。totalitarian是全面控制社会的大独裁者。它的特点是全面控制：全面控制社会，全面控制个人，比传统的专制主义和绝对主义更加专制，董乐山主张译为"全面权力主义"。汉娜•阿伦特有《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九五一），三联书店已经出了译本。 　　 　　 二、层层剥笋　　 上面的好词，全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欧洲革命的遗产；坏词，除极权主义晚出，全是前资本主义概念。它们彼此相反，有如尧、舜与桀、纣。 　　 什么是民主？民主是小国传统。世界各大文明，早期都有这一段。　　 西方人讲民主，老爱搬希腊城邦。其实，希腊的民主自由是建立在侵略和奴役之上。　　 希腊依山傍海，利于海外贸易，利于海外扩张，玉帛女子，可从外边抢，像骑马民族一样。他们的城邦全是小国，去古未远，古风犹存，还保留民主制。但即使希腊，也有六种政体，不光民主制。古希腊，一堆小国，松散联合，居然打败比他们强大的波斯帝国，很让欧洲人自豪。亚历山大征波斯，横跨欧亚，建立庞大帝国，犹"小邦周克大邑商"，是希腊的顶峰，西人特爱吹，叫"希腊化时期"。但他一死，土崩瓦解。　　 同样，罗马早期也有民主制。他们摆脱共和，走向帝国，也是顺理成章。罗马帝国，后来居上，更庞大，更发达，但即使走向帝国，也还保留城市自治，国家依然很松散，难以控制各地的反叛和阻挡北方蛮族的入侵。 　　 中世纪南下的蛮族，类似我国的匈奴、鲜卑，本来也很民主。他们的入侵，也是"小邦周克大邑商"。庞大的罗马帝国，让他们一冲，也土崩瓦解。他们的占领，不像我们的西周封建，是归同一个王来领导，更像五胡十六国。今天的欧洲，小国林立，书不同文，车不同轨，就是承受这份遗产。 　　 欧洲，大地域国家不发达，小国寡民的记忆特别深。即便现代大国，也多半是靠海外殖民复制的联合体，很像城邦自治的古典时代。文艺复兴，他们是"爸爸不亲爷爷亲"，宁肯认同希腊、罗马，好像特民主。但他们也热衷过专制，不止一次。　　 欧洲走出中世纪，一度提倡专制：抬君权，压教权，抬专制，压封建。十八世纪，他们还羡慕过我们的专制。　　 当然，这种专制，早已不是什么传统意义上的专制，而是上面说的绝对主义。好听的说法是"开明专制"。绝对君主制取代等级君主制，权力太大，威胁市民社会，引起反弹，才有后来的革命，申民权，抑君权，再掉过头来反专制。 　　 他们是反封建在前，反专制在后，专制是封建的对立面。　　 欧洲的君主制，上有教权（宗教大一统），下有封建（国家多元化），王是小王，帝非常制。他们的帝，源出罗马，拉丁系的国家叫皇帝（imperator，原义是得胜的将军），日耳曼和斯拉夫系的国家叫恺撒（caesar）。查理曼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和沙俄帝国，是欧洲的三大帝国，帝号多出罗马，一般要由教皇封。法西斯主义源出意大利和德国，这不是偶然。意大利的前身是古罗马，德国的前身是神圣罗马帝国。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一种插着战斧的笞棒）是复罗马之古，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也是继承神圣罗马帝国。他们都是托梦于罗马。罗马是帝制的象征。 　　 西方民主，是专制的对立面。但现代民主，中间隔着中世纪，并不来自希腊。它是欧洲革命的产物（西方有一种说法，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如果是这样，民主只有六十多岁了）。民主革命的理想是破旧立新，革命的结果是折中新旧。 　　 革命，是个意向纷纭的怪物，民主也是如此。革命，既有王冠落地，也有王权复辟。民主，也是既有英国立宪传统和洛克的影响，也有法国启蒙运动和卢梭的影响。民权挑战君权和教权，结果往往是三权妥协。革命后的欧洲，不但教皇还在，九个国家还保留了王室。 　　 极权主义不是欧洲历史上的专制主义，而是个非常现代的概念。　　 法西斯主义是一次大战和经济大萧条的产物。当时的欧洲，很不景气，到处弥漫着对民主和进步的绝望，权力意志的鼓吹甚嚣尘上。大家希望，强者出面，收拾乱局，哪怕权力大一点。极权主义是二十世纪的概念，不但和罗马无关，跟中世纪也没什么关系。 　　 极权主义是意大利法西斯的发明，纯属右翼概念，所有左翼都反对。但右翼骂左翼，也用这个词。社会主义好一点，至少可以和民主挂在一起，欧洲左翼政党，很多都是讲社会民主的党，甚至还是执政党。共产主义就不行。他们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和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一样，也是党国至上，暴君加暴民，这样的社会主义是极权主义。 　　 极权主义是典型的西方话语。帝国主义瓜分世界，大局已定，所有国家，站队画线，壁垒分明，维持的叫民主国家，反对的叫极权国家（现在指共产主义）或民族主义国家（现在多以恐怖主义称之）。绝大多数国家，欧美和日本以外的国家，都属于后两类。这种划分很霸道。 　　 可惜的是，奥威尔无法区别于上述话语。对左翼来说，这是难逃的困境。　　 奥威尔说，他天生憎恨权威，但权威反不掉（参看恩格斯：《论权威》）。暴君对他，是个挥之不去的噩梦。他的噩梦分两种，一种是法西斯主义，一种是斯大林主义。他把两种都叫极权主义。我们只有理解当时的气氛，才能理解他的恐惧。当时的世界太野蛮——反对野蛮的，同样很野蛮。　　 社会主义苏联和法西斯德国，一左一右，都挑战过世界格局。它们都是帝国主义战争的产物：一次大战，德国战败，备尝屈辱；俄国革命，强敌环伺，也被围困。它们有同样的创伤，同样的困境。贫困和战争，扭曲了这两个国家，二者颇具对称性。可是，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正在格局本身。 　　 凡尔赛和约，埋下二次大战的种子；雅尔塔协议，也是冷战的根源。在这种格局下，苏联的一切都是围绕安全转，对内对外，造成种种问题，很多战略考虑，都被帝国主义化。这是革命的不幸。但只有站在格局的立场你才会说，它和法西斯德国是一家。 　　 我们不要忘记，法西斯德国是最最反共的国家。他们和英、美的矛盾是由"瓜分"而引起，在"反共大业，同仇敌忾"上，他们和英、美是一家。　　 苏联的卫国战争，写进《动物农场》，叫"风车战役"。我们都还记得，皮尔京顿和弗里德利克是真正的一伙。当弗里德利克悍然攻打动物农场时，皮尔京顿说"活该"，他希望的是，弗里德利克替他消灭动物农场。　　 奥威尔绝不会同意，弗里德利克和动物农场是同一拨儿。这就像西班牙内战，他虽痛诋左翼，恨其自相残杀，但绝不会分不清左右翼。　　 他说，"这法西斯主义总得有人制止它"。为了抵抗德国，苏联人民付出了最大牺牲（不光死人，还有制度上的牺牲）。　　 我们不能把苏联红军和德国法西斯混为一谈，就像我们不能把八路军和日本鬼子混为一谈。　　 　　 三、说"东方专制主义"　　 　　西方和东方的对立可以追溯到欧洲的古典时代。笼统的"东方"是由笼统的"西方"制造。"普世价值"是基督教话语。　　早在古典时代，欧洲人就有一种说法，希腊人和罗马人是"文明人"，他们的北边，他们的东边，都是"野蛮人"。中世纪，北欧和南欧成为同一个基督教世界，但异教的东方还是属于"野蛮人"的世界。　　 古典作家说，西方特民主，东方特专制；欧洲人酷爱自由，亚洲人奴性十足。他们说的西方是希腊城邦，东方是波斯帝国。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偏见。　　 最近，美国拍了"样板戏"，《亚历山大》、《三百壮士》，就是再现这种偏见。亚述、巴比伦（现在的伊拉克）是最伟大的文明。波斯（现在的伊朗）继承了这两个文明，包括他们的地盘。它是一个文明程度很高、行政效率很高的大地域国家，所有考古发现和文献史料都证明，希腊比不了。古典作家嘲笑波斯，正如由余入秦嘲笑秦，自豪的不过是戎狄的蛮风。 　　 换位思考，亚历山大征波斯，其实也是蛮族入侵。欧洲历史，从西到东，从北到南，总是落后征服先进，后来的罗马，后来的日耳曼，都是如此。　　 古代东方有很多大国，没错。这些大国很专制，也没错。但很长时间里，欧洲历史学家对这些文明古国，少所见，多所怪，以为只有他们的小国寡民才叫文明，以为只有他们的松散联合才叫文明，这是颠倒黑白。　　 近代欧洲，他们的地理知识有长进，但文化偏见没有变。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学家沿袭了古典时代的偏见。他们把西方炮舰所及的整个东方，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到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从古老的波斯到古老的中国，全都装进同一概念。这一概念就是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个十足的历史混沌，它是一堆既模糊又混乱的印象：土地国有制和村社组织，大河灌溉和水利社会，绝对专制和普遍奴隶制，没有法律，没有贵族，还有早熟、停滞等等。　　 黑格尔使用了这类概念。他把整个东方，叫做"暴政的舞台"。　　 受黑格尔影响，马克思也使用了这一概念，虽然他更关心的并不是"暴政"。　　 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正式提出是在《经济学手稿》（一八五七——一八五八）中。但这一概念，在他第一次讲唯物史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八四五——一八四六）中就已存在。对比二书，我们不难发现，他当年使用的"部落所有制"一词，就是相当这一概念。他把"部落所有制"（相当亚细亚）排在"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相当希腊、罗马）、"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相当日耳曼）之前。在他眼里，这种形态更古老。所以，他还保留了黑格尔爱用的"儿童"一词——和欧洲相比，我们只是早产的小儿！ 　　 今天，我们都已知道，"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个陈旧过时的概念，既不能概括东方各国的共性，也不能反映东方各国的差异，很多"特点"似是而非，很多"特点"不能成立。这一概念，经过近百年的研究，"日凿一窍混沌死"，已经寿终正寝。　　 专制主义只是东方的特点吗？并不是。东方，很多国家，早就是大地域国家。这不能叫野蛮，只能叫文明。更何况，西方大国有专制，东方小国有民主，双方都是既有民主，也有专制。西方民主、东方专制的历史虚构是不能成立的。　　 我国近代反专制，说我们反对的是"封建专制主义"，这是误用西方的概念。　　 我的朋友，刘北成先生，他是治欧洲思想史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就提出，人家欧洲，"专制"的反面是"封建"，这两个词怎么可以搁一块儿？最近，他再申此论（见他为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写的中译者序言），讲得更清楚，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它要反的是"绝对主义"而不是"专制主义"，更不是"封建主义"。过去，我们把absolutism译为"专制主义"已经不太合适，理解成"封建专制主义"就更加荒唐。 　　 研究中国历史，同期比较很危险。我们要知道，中国和欧洲，从起点上就很不同，它们在时间上有很大错位。　　 第一，中国从很早就是大地域国家，君主制很发达。早期民主制，很难查考，没有，不必找。要找，只能到蛮荒之地。蛮夷列传诸蕃志，汉族以外的地区倒是有。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好像很重视民，但这是"事后诸葛亮"，越是大讲"民贵君轻"，越是说明民太轻。现代民主制，不管资本主义代议制，还是社会主义代议制，都是外来。两千多年来，在我们的历史记忆里，中国只有君主制，没有民主制。 　　 第二，中国从很早就是中央集权的大帝国。这种大一统，两千多年不变，每个王朝都是二三百年的连续体，和欧洲对比很强烈。西周时期，我们也有封建，但不同于欧洲封建。朝代和朝代之间，有异族征服，异族多被汉族同化，接受的是汉族制度，也不一样。中国有专制可反，无封建可反。　　 第三，我国的帝制，从一开始，皇帝就有绝对权力。他把不同宗教、不同语言的众多民族（ethnic groups）纳入同一个版图，类似现代的民族国家（nation）。政教分离，宗教被国家控制，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也类似宗教改革后的欧洲国家。这样的国家，有君权可反，无教权可反。　　 中国的大一统国家，亚历山大的帝国和罗马帝国没法比，中古时期的帝国也没法比。它更像欧洲历史上的绝对君主制。欧洲绝对主义，高峰是十八世纪。难怪当时，欧洲各国，群拜康、乾为榜样。这段蜜月期，很让国人自豪，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随着他们崛起，我们衰落，反被他们骂，就连老学生日本都骂（日本的现代化是个例外，它是从封建制直接进入现代国家，欧美特喜欢）。　　 近代中国是在骂声中长大。别人骂，我们自己也骂。　　 我还记得，"文革"后，中国的志士仁人痛感中国落后，对"封建专制主义"曾力加挞伐。他们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极权主义等同于绝对主义，把绝对主义等同于历史上的暴君，老是分不清古代和现在，放着眼前说天边。当时的大家，真是骂昏了头，明明是眼跟前儿的事，什么都赖秦始皇。现在倒好，自从有了盛世感，康、乾又成香饽饽，大家特别健忘。 　　 长期以来，"专制一锅粥"，"民主一锅粥"，占据了所有人的头脑。特别是，他们对西方的民主神话深信不疑，还以为专制主义是中国特有的传统。　　 这个酒劲儿应该醒醒了。　　 　　 四、我为革命说几句话　　 　　 我们这一代是生活在冷战时期。冷战时期，就是奥威尔讲的"和解"。这种"和解"，其实是和而不解，就像电影中的场面：两人同时拔出枪，冷枪顶着热脑门，谁也不肯放下。 　　 冷战的结局是什么？是同时开枪，同归于尽？还是同时扔掉枪，实现全面和解？是一方扔掉枪，被对方打死或束手就擒？还是拿枪的逼扔枪的重新捡起，继续玩前面的游戏？ 　　 目前我们看到的，不是前两种，而是后两种。　　 这个时期，现在叫"后冷战时期"。冷战时期是和而不解，后冷战时期是解而不和。后冷战是冷战的延续，我们只是看见个头。　　 革命正在被遗忘，就像拳击手死后的动物农场，变成荒诞的故事。今天重读奥威尔，我想为革命说几句话。　　 （一）革命是逼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　　 阿伦特说，战争是老词，革命是新概念（《论革命》）。"革命"曾经是个神圣的字眼儿，不仅是二十世纪，也是十七至十九世纪。 　　 回首二十世纪，前后两半，对比很强烈：上一半，世界只发生过两件大事，两次大战逼出两次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左翼风靡世界；下一半，是冷战改变世界，世界告别革命，右翼卷土重来。　　 有人说，革命不合法。我很奇怪，革命还有什么合法？　　 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有之，请自嗣同始"。　　 （二）战争与革命有不解之缘。　　 阿伦特说，"迄今为止，战争与革命决定了二十世纪的面貌"（《论革命》）。革命与战争有不解之缘，她说对了。尽管，她关注的是两者都使用暴力，暴力给人类造成太多灾难，让她感受不自由，莫大痛苦（她是德籍犹太人，避祸逃美，思考原点是反犹主义）。 　　 战争是资本主义的DNA。西方的军事传统，不但有五百年的一贯逻辑，还保留了古典时代的野蛮（穷兵黩武，奴隶比例最高）。这是他们的祖坟。　　 革命是战争的解毒剂——虽然革命也有毒，它们都沾血带污。　　 抗日战争，国际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在中国斗法，缠绕纠结，纷纷纭纭，绝非书生所能解，但抗日战争成就了中国革命，这点毫无问题。 　　 （三）要骂革命，先骂战争。　　 近五百年的西方战争史，绝对是一部罪恶史。原罪可以原到最初的殖民战争，基本方式不变，基本逻辑不变，特点就是霸道（参看拙作：《读〈剑桥战争史〉》）。　　 战后的美国，打仗成瘾，不打仗不能活（民主、共和两党都打，所有总统都打，除了越战结束后的卡特）。一九九○年到现在，这十八年里，美国一口气打过四场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不到最后一步，大家想不起越南战争（当年，无论左右，谁都反）。　　 人类的两次世界大战，很多"文明人"都投票支持过本国的帝国主义战争，就像希腊公民，以为战争是民主的延伸（战争与民主有不解之缘），正像奥威尔说的，"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西方人的傲慢和自私，几乎毁掉了这个世界。　　 这四次战争，没有一个干净。反战是唯一的正义。　　 （四）中国革命，前仆后继，反专制是一面大旗。　　 中国历史，专制主义很发达，梦被西方打破，乃有革命。辛亥革命，推翻清朝，走向共和，是反专制；北伐战争，打倒军阀，统一南北，是反专制；抗战胜利，共产党用武力赶走国民党，是反专制；现在提倡民主化，也是反专制。一切都顺理成章。虽然，反和被反，经常具有对称性，我们的反专制，老是用一种专制反对另一种专制，仿佛交叉感染。这是由残酷的环境所决定。 　　 （五）专制是革命的对立面，但革命也会造成专制。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要特别声明，人民有推翻暴君的权利。欧洲革命后，这样的问题依然存在。因为当时，还有很多复辟活动发生，保守势力也有长期的延续。专制主义，即使在革命成功后，也有很多变种，包括革命的专制主义。　　 辛亥革命后，中国南北对抗，北方是前清帝制的复辟势力和武夫当国的北洋政府，代表保守势力；南方是国共两党，代表革命势力。由于新旧势力找不到妥协的办法，所有政治势力，全都诉诸武力和强权，被人称为"武化革命"（许倬云）。谁都无法否认，正是因为反专制，不能没有集权，特别是过渡时期。孙中山看得很清楚，中国革命，不能一步到位。在他看来，起码要分三阶段（军政、训政和宪政），头一段就是专制。马克思讲三阶段，头一段也是专制。　　 革命也会造成专制，有什么奇怪？法国革命革出一个拿破仑，中国革命也革出一个袁世凯，道理一样。陈伯达写过《窃国大盗袁世凯》。袁世凯是历史上的王莽吗？不是。他和蒋介石一样吗？也不一样。当时，很多政客都想推他出来当皇帝。　　 拿破仑是个复杂人物，他是个"革命皇帝"——革命革出个皇帝，太讽刺。拿破仑的专制，一般叫"波拿巴主义"，这就是革命的专制主义。当时，"极权主义"的概念还不存在。 　　 革命的专制主义也要反。　　 （六）革命是为了什么？　　 西方革命，有个深入人心的概念，革命是为了自由。阿伦特说，自由才是衡量革命的唯一标准（《论革命》）。她说的革命，太干净，一不能沾暴力，二不能沾专制，这样的革命哪儿找？　　 现在的世界，革命革伤了，革命革怕了。大家都说，英国革命好，美国革命更好，法国革命糟，俄国革命更糟。美国远离欧洲大陆，自然资源，得天独厚，白人畜奴，有人替他们干苦活，独立之后，什么君权教权、阶级矛盾，全都可以绕过去，多好。但这是特例，全世界没有第二家。　　 阿伦特说，革命不是造反叛乱、以暴易暴，而是秩序的重建：法国革命，无法无天，革命革到不自由，不如美国；美国学英国，光荣革命不流血，先为自由立规矩（与保守势力妥协），所以没有混乱，没有导致新专制。这是先自由，再解放。她甚至从语源上考证，革命的本义就是复辟（《论革命》）。一句话，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才是真革命。 　　 有趣的是，中国的革命之父孙中山说，中国革命是因为自由太多。庄士敦（溥仪的英国老师）闻之，大惑不解（《紫禁城下的黄昏》）。他为什么不解？就是因为有上面的定义。 　　 孙中山说的自由，是清室逊位后，中国面临的权力真空和无政府状态。在他看来，没有权威，不能结束这种混乱局面。我国的革命，用阿伦特的标准衡量，肯定最糟。但即使这样的革命，也是追求新秩序。　　 （七）中国革命是为了救亡图存。　　 革命，求自由而得专制，是很多人害怕革命、远离革命的原因。但真正的革命和战争类似。没有高度集权（哪怕是由议会授权），就没有战争。没有高度集权，也没有革命。不流血的革命，就像不流血的战争，好是好，就是太少（认真讲，是根本没有）。 　　 权力集中就一定不好吗？答案似乎很肯定。其实，资本主义国家的战时体制，福利国家的计划体制，社会主义国家的镇压敌对势力，不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和权威主义，大部分都与战争和革命有关。它们各自有各自的理由。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环境，把所有的集权都搅成一锅粥，统称为极权主义，特别是等同于法西斯主义。　　 中国革命，是为了救亡图存（西方统称为"民族主义"，他们的逻辑是，义和团是"民族主义"，八国联军才是"国际主义"）。虽然在欧洲革命的谱系中，这种革命没有位置，流血太多，代价太大，但统而观之，通而观之，仍然很伟大。这不是国共两党哪一个人的功过问题，而是这个民族的功过问题，整个上一代人的功过问题（功过往往在一块儿，人不是蛋糕，没法拿刀切）。 　　 （八）中国革命，不容诋毁。　　 当年，参加中国革命的人有个共同体会，让他们刻骨铭心：西方列强一向操纵落后国家的政变和内战（今天也如此，特别是美国）。它们支持的都是"弱国中的强者"，认定强者才能代表利益和秩序。这是西方列强的游戏规则。强者经常换，但几乎毫无例外，全是各国的保守势力。　　 革命的老师并不支持中国革命。　　 中国革命为什么会"一边倒"，道理很简单：北伐，只有苏联支持；抗日，最初也只有苏联支持。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一年，长达四年，英、美都在看热闹。 　　 早在抗战胜利前，美国就已看出国民党的腐败（他们考察过延安，有对比）。战后，机会均等，命运的天平更倾向国民党，但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自己丢了天下，为什么？ 　　 一九五○年，自由主义作家林语堂曾抱怨，"为什么苏俄在亚洲有能干而有效的工具为他们服务，而美国却只有像蒋、李承晚和菲律宾总统这类s.o.b.（狗崽子，son of bitch的缩写）合作？这是本世纪最大的谜团"。　　 其实，这不是什么谜团。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自由世界"的代理人，他们代表的并不是本国的民主，而是强国在海外的利益。从巴蒂斯塔、吴庭艳到本•拉登和萨达姆，向来如此。我们还没有发现过另一种解读。　　 二十一世纪，时光逆转，历史倒读，好像什么都可以翻案，但中国革命的案不能翻。　　 中国革命，不管是谁，不管他们的意识形态如何，所有人的愿望有共同指向，一是摆脱列强瓜分，二是结束四分五裂。先解决挨打，再解决挨饿，其他问题慢慢来。 　　 人民英雄纪念碑还巍然耸立在天安门广场。一百年来，所有为中国革命捐躯的烈士（从秋瑾到江姐）永垂不朽！　　 　　　　　　　　 二○○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这篇文章首先见于Hommage a Jean Hyppolit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1)， 页145－72。依据Paul Rabinow编的英文版The Foucault Reader (Pantheon House, 1984) 一书中所集“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一文中译。

本书所由作，实因授《新论》时，诸生以参读旧籍为难。而友人汤锡予适主哲系，亦谓佛学无门径书，不可无作，兼有他缘，如序中说率尔起草。但因《新论》参稽之便，故书中于要领所在，时下批评，并举《新论》以相对照，虽着笔不多，而吾思想所由变迁，亦大略可见。

我辈狂歌凋以悴，荒唐爱国空虚泪。 当时乌发斗潮流，此际银鬖伤鬼魅。 ──张大春《钓鱼台行 七古》 四月九日、十日两天，老保钓人在世新大学举办了一场保卫钓鱼台四十周年大会，许多长年旅居国外的学者回台赴会，筹备委员会广发英雄帖，邀请社运人士和诸多相关议题研究者、运动者与会，希望不同世代之间的连结能带出对话的空间。1969年，二战后交由美国「讬管」的冲绳群岛在美日决议回归日本统治后，1970年起，钓鱼台问题在各地华人学生之间掀起大量讨论；隔年一月起，保钓游行从留美台湾学生开始野火燎原，三月，五百位旅美学人上书蒋介石。四月十日的华盛顿保钓大游行有近两千五百名学生参与，为保钓示威的最高潮，也因这一天美国国务院回应之傲慢、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馆官邸人员彻底不对话，使得学生们开始质疑过去认知美国作为「国际正义捍卫者」的固有信念是否谬误，对中华民国政府也不再信任。这个觉醒可说是保钓运动中最重要的环节，也是保钓留给今日台湾社会的具体贡献。 筹备委员会召集人林孝信回想那一天，认为是保钓运动重要的里程碑，也是保钓里左统、右统及「第三条路」的分裂点。「四月十日是关键，但路线之间的歧异到九月三日才亮出来。国民党的表现太差，大家开始找不同的出路，忠心于国民党的走向右统，不同想法的有些走向左统，我们（第三条路）觉得关心要在台湾，社会主义要与民众站在一起，当然先帮助台湾的受迫害者。」林孝信说，「五月四日，保钓团体办了五四纪念会，大家想对含混的历史通盘了解，因为教科书里说蒋总统以德报怨、日本对中国心存感激，那为什么现在日本又来欺负我们？社会教育我们美国是世界灯塔、中国的最好盟邦，那为什么美国偏袒日本？」 从这样的历史一路梳理下来，这些当年的知识菁英走进图书馆翻遍所有相关资料，连结了五四的思想启蒙、连结了抗日传统、连结了五零年代台湾共产党地下组织，这次相当规模的青年自觉，扮演了学运中承先启后的历史角色。1972年美国将琉球群岛与钓鱼台列屿正式「复归」日本，周恩来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亦决议搁置钓鱼台争议、中日关系正常化，保钓之声于是随着这样的挫败沉寂了。至90年代，多次台、中船只及飞机在钓鱼台周围活动遭日本海上保安厅阻挠引发的争议又让钓鱼台问题浮上台面，现下的保钓运动已经与当年的氛围不同，然而此一主题竟然已经延续了四十年，此时，我们该如何看待与谈论保钓？ 从中国认同到本土化的台湾社会 保钓运动是历经国民党二十多年白色恐怖统治、社会逐渐噤声后，首次发生的学生运动，周恩来称其为「海外的五四运动」。如同五四，它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并因参与者思想觉醒后各自的理念，带来左右路线之争。回到当年的时代脉络，爱国的这个「国」毫无疑问的指称「中国」。四十年后本土化认同已经占了至少半数人口比例，因而当我听见老保钓人以非常绝对的中国人认同强调其统派政治态度时，就因自己的台湾人认同而直觉产生不可避免的违和感――而这或许也正是台湾多数年轻人不可能进入保钓论述、进而关心保钓运动之因。当年「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的民族主义色彩，如今更因为右派多较强调民族主义，无论是大中国主义或本土的福佬沙文主义（这种血统论的法西斯概念都没有任何说服力），而使原本民族主义的讨论氛围不再如当年。另一方面，左派固有理想色彩，却又在近二十年中国极速右转下，左统已经面临社会主义不再的僵局。 当年参与台大学生保钓运动、并有相关着作《青春之歌：追忆1970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华》的作家郑鸿生谈起这个僵局里很重要的认同问题，「到了今天大家可以分出统独、左右、蓝绿，但那时没有统独，我们认为自己是战后台湾新生的一代，绝大多数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跟呼吸空气一样自然。包括后来变成台独的，一开始也都没有怀疑自己是中国人。我们那时的历史传承没有断掉，保钓到今天为止仍继续维持这个历史传承。南方朔说保钓是外省人的，但我不同意，当时在台大加入保钓的，除了侨生，最多就是本地生，就是台湾人。」郑鸿生认为台独是因后续国民党扭曲打压而声势壮大，但如今台湾社会的变化，现实上已经无法由简单无争议的「我们都是中国人」认同概念出发。面对两岸之间悬而未决的关系，虽说显然绝大多数保钓人士仍倾向统派，却也必须在现况的社会氛围里找到对谈基础，正如郑村棋在大会中回应一位与会者「必须要统一，统一之后继续监督中国政府」之说的重话：「各位现在就可以跟我们一起上街头。至于统一，我为什么要先把一个资产阶级抬到我头上，然后再去反他？」 回到保钓当年的社会情况，在台大校园里发生的保钓运动与海外相比，有不同的发展。当时在台湾的大学生同样受六零年代国际上学生运动风潮、反越战和抗议民歌的启发，身处台湾的他们更切身感受威权政府的压迫，钓运因而成为后来串连争取言论自由、民主参与行动的滥觞。郑鸿生回忆当时，「在那之前校园多谈文艺、个人修养和爱情，这个是政权可以容许的，因为这样这些人就不会造反；一旦大学生开始去关心自己的土地、自己的人民，这就比较麻烦。之前是管得很严的，保钓带来这么大的影响，是很重要的。」在他的观察，保钓带来的省思有二，一是重新认识「我是谁？」这个大命题，二是开始质疑政府及当时被认为最进步最崇高的美国，由这两件事出发，进一步放下自己的中产阶级位置，去关怀自身所处的土地与文化，因而1972年底引发民族主义论战，后续文坛又发生乡土文学论战，都从当时的启发开始。这样的探寻，也开启学生对身处于第三世界位置的认知，而又与社会主义连结。1973年二月当局逮捕台大一批师生，1974年夏天又爆发台大哲学系事件，都是国民党政府对这连串行动的肃清。「在那两三年事件是一直在发生，没有『到此为止』、『结束』的感觉，那两三年也就不能好好读书。最重要的影响当然是开拓了我的视野。」郑鸿生微笑着说。 第三条路与青年观点 在历史重建中回归自身文化价值，开始关怀原生土地，是钓运中最重要也最与当代社会连结的部分，即是从当时隐藏在左右之争里的「第三条路」出发的这一群人，部分投入民主运动，部分投入文化继续经营其社会关怀理念，成为《夏潮》杂志作者群，八零年代陈映真创办的《人间》杂志亦延续了此一精神，并深刻影响了那一代如火如荼的社运、学运。四十周年大会筹备会召集人林孝信本身就是第三条路的代表性人物，在那两年烽火燎原的海外保钓运动后，他因黑名单而长年滞留美国，在芝加哥成立「台湾民主运动支援会」，接济赴海外的台湾民主运动、社会运动人士，虽身处异乡，却未曾与台湾社会断裂。他在大会的安排上，其实已刻意加重「连结当代台湾」的议程份量，第二天几乎皆是中生代、新生代社会运动者及观察者的发言，「比较可惜的是这些人第一天几乎都没来，没有听到老保钓人的想法。」他说。在连结的意义上是否成功，或许仍有待老保钓人从后起者的言论里如何去回应，而以不同议题遍地开花、却仍困难重重的当代社运环境又是否能认同保钓议题。 一位参与筹备的青年成员认为保钓议题在当代的困境除了已经过太久时间之外，更大的问题是其中的父权思想。我同样在会议中感受到这样的成分，「这个岛属于中国」这样从民族主义出发的「占有」核心概念本身就有些父权色彩，而长者的家父长之姿更不可避免的具有指导意味，年轻人本就倾向反抗上一代，又如何召唤已在反抗的年轻人去认同？「民族主义是七零年代无法和现在扣连的所在。世代理解历史的条件不同、进入历史的起点不同、史观不同，叙述的主体也不同。」这位青年成员说，「而保钓的未来性或许在于统合两岸的情感、文化上。当然，共议出来的也可能会改变。」 保钓议题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再分出左右，这却或许正具体而微的展现了国际政治上左右之争里，左派部分人士也执起民族大旗激化国族对立。从这位青年成员的言谈中，我才找到较贴近自己价值观的观点，「简单的说：把钓鱼台要回来干嘛？这个议题素朴到可以跟民族主义做结合，然而国际社群的想像更符合这个时代。象征性的占领，反而是对土地的不尊重，我们对土地要有新的论述。」他说，「我自己会觉得，保钓的意义在于搁置了钓鱼台的开发……我们该谈的是如何分享资源、认识彼此需求。」而郑村棋在会议中也提及：「如果开发乱挖，根本不左派。」 这样的想像在国际上总是不乏为资源发动战争的现实条件下看来，或许更乌托邦，然而所谓理想主义，不正有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成分？在环境问题益加严峻的今日，再以钓鱼台资源多么丰沛为保钓理由，无法使关心永续发展的青年世代认同，而绝对的左右之分，在新生代的我们看来也皆有其盲点。如果不检讨开发之弊、寻求较适当的资源利用方式，连现下原住民异议者反对财团进驻、反对政府建设的抗争也会丧失许多说服力，回归人类看待土地的态度本身，是这四十年岁月中长出的另一种回溯，回溯到更古早的历史之前，省思人与自然的关系。 落红不是无情物 第一天会议的论坛中，南方朔提及他认为九零年代后的社运已和保钓无关，其困境反而被民进党主导发展，也因历史的断裂而进入「无思想地带」，由自己本地的经验发展；钱永祥则提出许多检讨：「文革和学运给我们左派向往，在爱国主义和第三世界反帝反美两方面，冲突点却未被讨论。这两个传统如何在台湾乃至中国拥有力量？我们要的只是以民族主义解决钓鱼台问题吗？」对于世代之间的差异，他说：「我们失之于空疏，你们失之于零碎。」 事实上，两天在保钓议题下深度的相关谈论，许多学人对东亚与全球国际局势的观察都在在展现这群老保钓并未与当代社会脱节，综观而论，保钓重建历史和随之产生的论述确实打破了封闭年代里的厚墙，进而影响今日。「年轻一代被后现代主义影响了……但现在的发展确实有潜在受到保钓的影响。当时声音在1972年后消下去，但四十年后还有人会从欧美赶回来参加，就说明了力量仍在。」林孝信说，「保钓是高度理想主义的，台湾社会对保钓很苛责，肯定太少。刘大任说『保钓是所有运动里最纯洁的』，现在，台湾社会包括社运界理想主义色彩都弱了，甚至社运界有人把运动当垫脚石，保钓当时没有，黑名单里，没有人说要国赔什么的……我希望能重现这种精神。」他认为如今仍应坚持保钓，直接相关的原因是台湾渔民的权益、丰富的资源以及钓鱼台靠近台湾本岛而重要的国防考量。 或许正如郑鸿生所言，保钓留下的三项资产：青年运动的理想性格、历史社会的重新认识以及第三世界的觉醒场域，是与当代台湾社会连结的最大可能所在。拍摄电影、校园展览、争取写入公民教育，或者将林森公园命名为钓鱼台公园，都是这场大会中老保钓人思考提出的具体连结方式，又或许能由钱永祥的话思考保钓运动的另一个可能性：「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这两天纪念完以后，不要再回顾，而开始针对华人世界的民主正义问题好好谈一谈？那么老保钓就没有白活了。」

作者在香港生活研究四年多。文章分11篇，谈香港社会政治。

新中国的土地改革，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很大程度上依靠财富、血缘关系建构起来的传统权力结构和统治秩序被彻底摧毁，中央政府第一次把数亿农民有效地组织在自己的——而不是借助于农村富裕阶层和宗族势力网络的——权力系统之中。在这场天翻地覆的大改组、大变革中，无数无地少地的农民一度获得了宝贵的土地，他们成了新政权的拥护者，而原来处在农村社会中上层的地主、富农阶层则成为了这场社会大变革的牺牲品。

本文选自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nbsp; 简介：康德是18世纪启蒙运动集之大成者，其“批判哲学”奠定了现代哲学的基础，划定科学、道德与美学的界限。本文尝试回答何谓启蒙，并说明启蒙与“公开使用自由”（即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的关联。&nbsp; 启蒙就是人从他自己造成的未成年状态中走出。未成年状态就是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知性。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nbsp;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①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②的口号。&nbsp; 懒惰和怯懦乃是何以有如此大量的人，当大自然早己把他们从外界的引导之下释放出来以后（naturaliter maiorennes）③时，却仍然愿意终身处于不成熟状态之中，以及别人何以那么轻而易举地就俨然以他们的保护人自居的原因所在。处于不成熟状态是那么安逸。如果我有一部书能替我有理解，有一位牧师能替我有良心，有一位医生能替我规定食谱，等等；那么我自己就用不着操心了。只要能对我合算，我就无需去思想：自有别人会替我去做这类伤脑筋的事。&nbsp; 绝大部分的人（其中包括全部的女性）都把步入成熟状态认为除了是非常之艰辛而外并且还是非常之危险的；这一点老早就被每一个一片好心在从事监护他们的保护人关注到了。保护人首先是使他们的牲口愚蠢，并且小心提防着这些温驯的畜牲不要竟敢冒险从锁着他们的摇车里面迈出一步；然后就向他们指出他们企图单独行走时会威胁他们的那种危险。可是这种危险实际上并不那么大，因为他们跌过几交之后就终于能学会走路的；然而只要有过一次这类事例，就会使人心惊胆战并且往往吓得完全不敢再去尝试了。&nbsp; 任何一个个人要从几乎已经成为自己天性的那种不成熟状态之中奋斗出来，都是很艰难的。他甚至于已经爱好它了，并且确实暂时还不能运用他自己的理智，因为人们从来都不允许他去做这种尝试。条例和公式这类他那天分的合理运用、或者不如说误用的机械产物，就是对终古长存的不成熟状态的一副脚梏。谁要是抛开它，也就不过是在极狭窄的沟渠上做了一次不可靠的跳跃而己，因为他并不习惯于这类自由的运动。因此就只有很少数的人才能通过自己精神的奋斗而摆脱不成熟的状态，并且从而迈出切实的步伐来。&nbsp; 然而公众要启蒙自己，却是很可能的；只要允许他们自由，这还确实几乎是无可避免的。因为哪怕是在为广大人群所设立的保护者们中间，也总会发见一些有独立思想的人；他们自己在抛却了不成熟状态的羁绊之后，就会传播合理地估计自己的价值以及每个人的本分就在于思想其自身的那种精神。这里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公众本来是被他们套上了这种羁绊的，但当他们的保护者（其本身是不可能有任何启蒙的）中竟有一些人鼓动他们的时候，此后却强迫保护者们自身也处于其中了；种下偏见是那么有害，因为他们终于报复了本来是他们的教唆者或者是他们教唆者的先行者的那些人。因而公众只能是很缓慢地获得启蒙。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nbsp; 然而，这一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还确乎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之中最无害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④可是我却听到从四面八方都发出这样的叫喊：不许争辩！军官说：不许争辩，只许操练！税吏说：不许争辩，只许纳税。神甫说：不许争辩，只许信仰。（举世只有一位君主⑤说：可以争辩，随便争多少，随便争什么，但是要听话！君主指普鲁士腓德烈大王）到处都有对自由的限制。&nbsp; 然则，哪些限制是有碍启蒙的，哪些不是，反而是足以促进它的呢？--我回答说：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私下运用自己的理性往往会被限制得很狭隘，虽则不致因此而特别妨碍启蒙运动的进步。而我所理解的对自己理性的公开运用，则是指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一个人在其所受任的一定公职岗位或者职务上所能运用的自己的理性，我就称之为私下的运用。&nbsp; 就涉及共同体利益的许多事物而言，则我们必须有一定的机器，共同体的一些成员必须靠它来保持纯粹的消极态度，以便他们由于一种人为的一致性而由政府引向公共的目的，或者至少也是防止破坏这一目的。在这上面确实是不容许有争辩的；而是人们必须服从。但是就该机器的这一部分同时也作为整个共同体的，乃至于作为世界公民社会的成员而论，从而也就是以一个学者的资格通过写作面向严格意义上的公众时，则他是绝对可以争辩的，而不致因此就有损于他作为一个消极的成员所从事的那种事业。因此，一个服役的军官在接受他的上级交下某项命令肘，竟抗声争辩这项命令的合目的性或者有用性，那就会非常坏事；他必须服从。但是他作为学者而对军事业务上的错误进行评论并把它提交给公众来作判断时，就不能公开地加以禁止了。公民不能拒绝缴纳规定于他的税额；对所加给他的这类赋税惹事生非地擅行责难，甚至可以当作诽谤（这可能引起普遍的反抗）而加以惩处。然而这同一个人作为一个学者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抗议这种课税的不适宜与不正当不一样，他的行动并没有违背公民的义务。同样地，一个牧师也有义务按照他所服务的那个教会的教义向他的教义问答班上的学生们和他的会众们作报告，因为他是根据这一条件才被批准的。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他却有充分自由、甚至于有责任，把他经过深思熟虑有关那种教义的缺点的全部善意的意见以及关于更好地组织宗教团体和教会团体的建议传达给公众。这里面并没有任何可以给他的良心增添负担的东西。因为他把作为一个教会工作者由于自己职务的关系而讲授的东西，当作是某种他自己并没有自由的权力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进行讲授的东西；他是受命根据别人的指示并以别人的名义选行讲述的。他将要说：我们的教会教导这些或那些；这里就是他们所引用的论据。于是，他就从他自己不会以完全的信服而赞同、虽则他很可以使自己负责进行宣讲的那些条文中--因为并非是完全不可能其中也隐藏着真理，而且无论如何至少其中不会发见有任何与内心宗教相违背的东西，--为他的听众引绎出全部的实用价值来。因为如果他相信其中可以发见任何与内心宗教相违背的东西，那么他就不能根据良心而尽自己的职务了，他就必须辞职。一个就任的宣教师之向他的会众运用自己的理性，纯粹是一种私下的运用；因为那往往只是一种家庭式的聚会，不管是多大的聚会；而在这方面他作为一个牧师是并不自由的，而且也不能是自由的，因为他是在传达别人的委托。反之，作为一个学者通过自己的著作而向真正的公众亦即向全世界讲话时，则牧师在公开运用他的理性上便享有无限的自由可以使用他自己的理性，并以他自己本人的名义发言。因为人民（在精神事务上）的保护者而其本身居然也不成熟，那便可以归结为一种荒谬性，一种永世长存的荒谬性了。&nbsp; 然则一种牧师团体、一种教会会议或者一种可敬的教门法院（就象他们在荷兰人中间所自称的那样），是不是有权宣誓他们自己之间对某种不变的教义负有义务，以便对其每一个成员并且由此也就是对全体人民进行永不中辍的监护，甚至于使之永恒化呢？我要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样一项向人类永远封锁住了任何进一步启蒙的契约乃是绝对无效的，哪怕它被最高权力、被国会和最庄严的和平条约所确认。一个时代决不能使自己负有义务并从而发誓，要把后来的时代置于一种决没有可能扩大自己的（尤其是十分迫切的）认识、清除错误以及一般地在启蒙中继续进步的状态之中。这会是一种违反人性的犯罪行为，人性本来的天职恰好就在于这种进步；因此后世就完全有权拒绝这种以毫无根据而且是犯罪的方式所采取的规定。&nbsp; 凡是一个民族可以总结为法律的任何东西，其试金石都在于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民族是不是可以把这样一种法律加之于其自身？它可能在一个有限的短时期之内就好像是在期待着另一种更好的似的，为的是好实行一种制度，使得每一个公民而尤其是牧师都能有自由以学者的身份公开地，也就是通过著作，对现行组织的缺点发表自己的言论。这种新实行的制度将要一直延续下去，直到对这类事情性质的洞见已经是那么公开地到来并且得到了证实，以致于通过他们联合（即使是并不一致）的呼声而可以向王位提出建议，以便对这一依据他们更好的洞见的概念而结合成另一种已经改变了的宗教组织加以保护，而又不致于妨碍那些仍愿保留在旧组织之中的人们。但是统一成一个固定不变的、没有人能够（哪怕在一个人的整个一生中）公开加以怀疑的宗教体制，从而也就犹如消灭了人类朝着改善前进的整整一个时代那样，并由此给后代造成损害，使得他们毫无收获，--这却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一个人确实可以为了他本人并且也只是在一段时间之内，推迟对自己有义务加以认识的事物的启蒙；然而径行放弃它，那就无论是对他本人，而更其是对于后代，都可以说是违反而且践踏人类的神圣权利⑥了。&nbsp; 而人民对于他们本身都不能规定的事，一个君主就更加不可以对他的人民规定了；因为他的立法威望全靠他把全体人民的意志结合为他自己的意志。只要他注意使一切真正的或号称的改善都与公民秩序结合在一起，那么此外他就可以把他的臣民发觉对自己灵魂得教所必须做的事情留给他们自己去做；这与他无关，虽则他必须防范任何人以强力妨碍别人根据自己的全部才能去做出这种决定并促进这种得救。如果他干预这种事，要以政府的监督来评判他的臣民借以亮明他们自己的见识的那些作品；以及如他凭自己的最高观点来这样做，而使自己受到"Caesar non estt supra grammaticos"⑦（凯撒并不高于文法学家）的这种责难；那就会有损于他的威严。如果他把自己的最高权力降低到竟至去支持自己国内的一些暴君对他其余的臣民实行精神专制主义的时候，那就更加每况愈下了。&nbsp;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们目前是不是生活在一个启蒙了的时代？"那么回答就是："并不是，但确实是在一个启蒙运动的时代"。⑧目前的情形是，要说人类总的说来已经处于，或者是仅仅说已经被置于，一种不需别人引导就能够在宗教的事情上确切地而又很好地使用自己的理智的状态了，则那里面还缺乏许多东西。可是现在领域已经对他们开放了，他们可以自由地在这上面工作了，而且对普遍启蒙的、或者说对摆脱自己所加给自己的不成熟状态的障碍也逐渐地减少了；关于这些我们都有着明确的信号。就这方面考虑，这个时代乃是启蒙的时代，或者说乃是腓德烈⑨的世纪。&nbsp; 一个不以如下说法为与自己不相称的国君：他认为自己的义务就是要在宗教事务方面决不对人们加以任何规定，而是让他们有充分的自由，但他又甚至谢绝宽容这个高傲的名称；这位国君本人就是启蒙了的⑩，并且配得上被天下后世满怀感激之情尊之为率先使得人类，至少从政权方面而言，脱离了不成熟状态，并使每个人在任何有关良心的事务上都能自由地运用自身所固有的理性。在他的治下，可敬的牧师们可以以学者的身份自由地并且公开地把自己在这里或那里偏离了既定教义的各种判断和见解都提供给全世界来检验，而又无损于自己的职责：至于另外那些不受任何职责约束的人，那就更加是如此了。这种自由精神也要向外扩展，甚至于扩展到必然会和误解了其自身的那种政权这一外部阻碍发生冲突的地步。因为它对这种政权树立了一个范例，即自由并不是一点也不关怀公共的安宁和共同体的团结一致的。只有当人们不再有意地想方设法要把人类保持在野蛮状态的时候，人类才会由于自己的努力而使自己从其中慢慢地走出来。&nbsp; 我把启蒙运动的重点，亦即人类摆脱他们所加之于其自身的不成熟状态，主要是放在宗教事务方面，因为我们的统治者在艺术和科学方面并没有向他们的臣民尽监护之责的兴趣；何况这一不成熟状态既是一切之中最有害的而又是最可耻的一种。但是，一个庇护艺术与科学的国家首领，他的思想方式就要更进一步了，他洞察到：即使是在他的立法方面，容许他的臣民公开运用他们自身的理性，公开向世上提出他们对于更好地编篡法律、甚至于是直言无讳地批评现行法律的各种见解，那也不会有危险的。在这方面，我们有着一个光辉的典范，我们所尊敬的这位君主（指普鲁士腓德烈大王）⑾就是没有别的君主能够超越的。&nbsp; 但是只有那位其本身是启蒙了的、不怕幽灵的而同时手中又掌握着训练精良的大量军队可以保障公共安宁的君主，才能够说出一个自由国家所不敢说的这种话：可以争辩，随便争多少，随便争什么；但是必须听话。这就标志着人间事务的一种可惊异的、不能意料的进程；正犹如当我们对它从整体上加以观察时，其中就几乎一切都是悖论那样。程度更大的公民自由仿佛是有利于人民精神的自由似的，然而它却设下了不可逾越的限度；反之，程度较小的公民自由却为每个人发挥自己的才能开辟了余地。因为当大自然在这种坚硬的外壳之下打开了为她所极为精心照料着的幼芽时，也就是要求思想自由的倾向与任务时，它也就要逐步地反作用于人民的心灵面貌（从而他们慢慢地就能掌握自由）；并且终于还会反作用于政权原则，使之发见按照人的尊严--人并不仅仅是机器而已⑿--去看待人，也是有利于政权本身的。⒀&nbsp; 1784年9月30日，于普鲁士哥尼斯堡&nbsp; 本文选自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nbsp; 注：&nbsp; ①[要敢于认识!]语出罗马诗人贺拉斯(公元前65-8)《诗论》。——译注&nbsp; ②按启蒙运动(Aufklarung)亦称“启蒙时代”或“理性时代”；这篇为当时的启蒙运动进行辩护的文章，发表在当时德国启蒙运动的主要刊物《柏林月刊》上。——译注&nbsp; ③[由于自然方式而成熟]。——译注&nbsp; ④ 此处“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即指言论自由。康德在这个问题上曾和当时普鲁士官方的检查制度发生冲突。——译注&nbsp; ⑤指普鲁士腓德烈大王(FrederickⅡ，der Grosse，1740-1786)。——译注&nbsp; ⑥按“权利”一词原文为Recht；此词相当于法文的droit，英文的right，中文的“权利”、“权”、“法律”、“法”或“正义”。一般或译作“法”，下同。——译注&nbsp; ⑦[凯撒并不高于文法学家]按，此处这句话可能是针对传说中普鲁士的腓德烈大王回答伏尔泰(Voltaire， 1718-1778)的一句话：“凯撒高于文法学家。”又，传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蒙(Sigismund，1411-1437)在 1414年的康斯坦司会议上说过：“我是罗马皇帝并且高于文法学家。”——译注&nbsp; ⑧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1版序言：“我们的时代特别是一个批判的时代，一切事物都必须接受批判。”——译注&nbsp; ⑨指普鲁士腓德烈大王。——译注&nbsp; ⑩“启蒙了的”即“开明的”。——译注&nbsp; ⑾指普鲁士腓德烈大王。——译注&nbsp; ⑿“人并不仅仅是机器而已”这一命题为针对拉梅特利(Julien Offray de La Mettrie，1709-1751)《人是机器》 (1748年)的反题。——译注&nbsp; ⒀今天我在9月13日的《布兴每周通讯》(布兴，Anton Friedrich Buching，1724-1793，地理学家，格廷根大学教授，当时主编《地图、地理、统计与历史新书每周通讯》。——译注)上读到本月30日《柏林月刊》的预告，其中介绍了门德尔松先生(Moses Mendelsohn，1726-1786，德国启蒙运动哲学家，《论“什么叫作启蒙运动”这一问题》一文刊载于《柏林月刊》1784年第4卷第9期，康德本文刊载于该刊同年同卷第12期。康德撰写本文时尚未读到门德尔松的文章，所以只在本文末尾附加了这条注释。——译注)对于本问题的答复。我手头尚未收到该刊，否则就会扣发本文了。现在本文就只在于检验一下偶然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带来两个人的思想一致。&nbsp;

2011年3月31日，英国著名新左派理论家佩里•安德森在《伦敦书评》第33卷第7期上发表《卢拉的巴西》一文，评述了2010年年底卸任的巴西前总统卢拉所创造的政坛奇迹。【译文有所省略，第二页为原文供参考】

安德森首先从比较语文学分析了霸权概念的复杂历史，评析了葛兰西和阿瑞吉，并指出生产和消费的嵌入构成了今天去政治化政治中的超国家霸权结构。

本文检视五种悖论巧合，分别关乎土地、资本、劳动力、创业人才和技术五个方面，论证其偶然的并存和交汇可以较充分地解释中国近35年来惊人的快速发展。它们同时也揭露了与其一起呈现的三大问题——极端的社会不公、压制性的官僚体制以及严峻的环境危机产生的根源。

在改革过程中，反复出现肯定改革与否定改革的讨论，这些讨论也时时涉及如何估价社会主义时期与改革时期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无论如何评价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和改革开放的成就和困境，中国的经验都是建立在这两个传统的地基之上的。与此同时，眼下的全球金融危机和长期积累的矛盾，也提示中国不能也不应简单地回复到过去的发展模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