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 人文与社会 - 文章列表 - 普通

这位作者写这篇文章是赞赏萨奇“为当代艺术及其收藏的建立和传播带来了全新的思路和可能性”，对于更多读者来说，可以看到的更是有一部分当代艺术是怎样通过“相关的学术包装与媒体炒作”乃至金融手段成为艺术。--人文与社会

附作者译谷川俊太郎近作五首

强世功《中国香港》与章永乐《旧邦新造》两书评论：《中国香港》可以看作将空间中的问题放置到漫长的时间维度中来考察，而《旧邦新造》相反是将时间中的问题放到特定的空间中来解释。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年代，制度和管理模式的选择所受现实的限制都是很“硬”的，本文集中关注了制度和管理模式受到劳动力相对价格低下，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矛盾对抗性和民众中间蕴藏的政治反抗能量之间的限制和因应关系，初步追溯了扁平化管理的现实基础。少数精英阶层与大众之间的矛盾性质以及制度稳定性问题，被毛泽东看成是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线索，革命年代的管理经验、现实的矛盾和和未来的制度演变趋势，都曾经是毛泽东作出重大决断的依据，本文把这三个时间段落结合起来，作了一个初步的梳理。

今年是美国内战150周年，我在这里提出由美国内战引出的四个问题

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讲稿。

我认为有必要保留“西学”、“中学”的提法。

今后我们需要考虑文雅的问题。此前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工夫想这个问题。... 我关心的不是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而是整个民族的文化素养、文化素质，知识分子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只是隐含了一种知识分子的自以为是，这个东西让人不舒服。

2011年12月30日，甘阳《文明•国家•大学》新书发布会暨研讨会由三联和北大联合主办，发言记录稿由观察者网提供

本文为甘阳教授2013年3月5日在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美国宪法》课程第一讲的讲稿，由孙竞超根据课程录音整理，甘阳教授进行了发表前的审定。 ◎ 甘阳，杭州人，知青出身，曾先后在中国和美国求学。1999-2009年任教于香港大学。2009年起出任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博雅学院院长，通识教育总监。2014年任清华大学哲学系兼职教授，清华大学新雅书院总监。 本讲必读文献 1、美国宪法（1787） 2、法国第五共和宪法（1958） 3、Bagehot,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1867，1872）（沃尔斯•白哲特：《英国宪制》，李国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一章，第八章）。 4、 Dicey, "The Sovereignty of Parliament," Part One of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1885，1915）（戴雪：《英宪精义》，雷宾南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226页）。 参考文献 1、Glendon, Gordon, and Carozza, Comparative Legal Traditions, second edition（格伦顿等：《比较法律传统》，米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译本根据英文第一版翻译）。 2、波斯纳：《英国和美国的法律及法学理论》，郝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讲稿相关书目 1、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联邦论》，尹宣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 2、埃里克•方纳：《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王希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3、沃尔斯•白哲特：《英国宪制》，李国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戴雪：《英宪精义》，雷宾南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5、布卢姆等：《美国的历程》，杨国标、张儒林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6、格伦顿：《权利话语：穷途末路的政治言辞》，周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7、格伦顿：《比较法律传统》，米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8、保罗•布莱斯特等编：《宪法决策的过程：案例与材料》，张千帆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9、波斯纳：《英国和美国的法律及法学理论》，郝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课前预习 1．阅读美国宪法的文本，提出问题，哪个条款引发你最大的兴趣？ 2，阅读《美国的历程》第一编，或方纳《给我自由》的第一部分。 一 上课之前，我们做了一个调查，你看到这幅照片上，美国男老师在打女学生，我们就老师是否有权体罚学生做了一个调查，结果让我很吃惊。09级的学生大约半数认为老师有体罚的权力；10级也是半数左右；现在看来11级的学生最liberal，反对的人数（即认为老师无体罚权）最多；12级的结果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我原本以为12级的学生会和11级的态度差不多，但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同学认为老师可以体罚学生。在来听课的老师中，有三分之一的持赞同态度；研究生大约也是三分之一（反过来想一想，如果照片中是女老师体罚男学生，感觉会很不一样）。 你们猜猜我的态度，我如何理解老师是否可以体罚学生。（同学：赞成。）我就知道你们会这么猜，那你们全错啦，我现在告诉你们我对这个问题的立场：从个人态度来说，我反对老师体罚学生，但别人采取体罚手段，我并无异议。换言之，假定说我执掌一所中小学（注意不是大学），我作为校长不同意在本校采用体罚，但是我完全不反对兄弟中小学采用体罚。对我而言，最反对的是任何立法机关或知识分子从某种普世原则出发（比如人权原则），规定中小学不允许体罚。换言之，究竟是否可以采取体罚的手段，这个权力应该交给学校。 你们看，这张照片下面写了这么一句话：美国联邦政府的教师保护法承认，教师、校长以及教育机构有权为了维持秩序而采取合理的体罚。也就是说，体罚这个权力是下放到每个学校的，是case by case的决策机制，原因就在于各地的民风和传统是各不相同的。我相信，如果把这个调查拿给中国大学生去做，大概只有很少一部分同学会支持体罚，反对体罚的会占大多数，这表明我们很进步啊，也很"民主"啊，总之是自由民主之友。而这调查里有一句话我读不懂："中国网友认为，体罚和虐待不同，容许体罚不代表容许虐待。"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知道，这是中国网友对发生在美国的一个事件的反应，这背后是有潜台词的。那这里面的潜台词，我想可能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是，哦，原来体罚是容许的，美国有体罚，我们中国也有体罚，但体罚不等于虐待。而另一种含义则是，啊，美国一定比中国好，尽管美国也有老师对学生的体罚，但他们终究是和我们不一样的，他们的体罚不是虐待，但我们的体罚就肯定是虐待。在我看来，这种想法表现出了我们当下非常致命的一个认识问题，亦即不是努力去理解美国，而是先假定美国的一切都是好的没有问题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无法深刻理解美国，也不可能正确对待中国。一件事情发生后，往往只会表达情绪，用情绪化的语言来扭曲所有的事情，但情绪不会使人进步，反而让人失去学习能力。因此，要去了解真正的问题，而不是总去接受别人的opinion，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必须去问why（为什么）和what（是什么）！ 上课前给你们布置了作业，让你们阅读美国宪法的文本，讲一下你们在其中最感兴趣的条款，我看了你们全部同学就宪法文本所提出的问题。我原本打算跳过这部分，但因为同学们做的都很认真，我感到有必要在这里回应几个问题。 你们所提出的问题，绝大多数都可以在《联邦党人文集》内找到答案，正因此，这也是我规定为本课程必读的书目。我在下次课会讲到《联邦党人文集》，接下来会有一次讨论课，讨论《联邦党人文集》指定阅读的篇章。这本书应当成为你们整个学期内认真阅读的一个文本。而我们也会用整个学期的课程来回答你们在课前提出的大多数问题，包括去深刻理解《联邦党人文集》所给出的回答，当然，这些回答都是基于1787年制宪时的语境的，其思想会在后来的案例中发生变化。 你们中间，有几个问题提得比较精彩的。比如张思洁提出的问题：美国宪法的规定是否会造成如下的情形，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会选择在本党总统任职期间内退休，这样的话，本党总统就可以任命他的继任法官，最终形成最高法院内一党当家的局面？这问题的表述不那么准确，但我们下面会讲到这问题。联邦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都是有党派的。在奥巴马上台前，九人里面年龄最大的斯蒂文斯大法官马上就九十岁了，但他就是要顶在这个位置上，一直要等到民主党总统上台，他才退，就是为了将大法官的任命权交给民主党的总统，奥巴马就在斯蒂文斯退休后获得了一个任命自由派大法官的机会，这简直是在拼寿命呀！现实情况还要更复杂--人人都有党派性，但这并不代表人只是党派的动物，人还会有其他的考虑，会考虑到公共利益、法律的约束力等等。张思洁的这个问题体现出了很强的观察力，所以我先提出表扬。 刘佳辰提出了一个相当刁钻的问题，我之前也没有想过。刘佳辰观察到，美国历史上有数任副总统的空缺，怎么会有空缺呢？我昨天晚上才看到问题，来不及细查，现在只能猜测性的回答。我的猜想比较简单，副总统职位之所以会有出缺，大多数情况应是总统去世后，副总统继任为总统，在此情形下不可能为了一两年而单独选出一个副总统。同学们都知道的肯尼迪是比较近的例子，肯尼迪被暗杀后，副总统约翰逊继任为总统，之后大约有两年时间是没有副总统的。还有尼克松的例子，尼克松在水门事件后为避免弹劾审判而辞去总统职位，副总统福特继任，但福特在继任后补了一位副总统。我猜想，大多数没有副总统的情形，应该都是总统去世而副总统继任，但在继任时没有任命新的副总统。这是一个很刁钻的问题，我之前没有想到过，也是一个好问题。 苏昰瑜的问题向来都很有趣：总统、议员选来选去，费时费力，决策也要来回讨价还价，难道制宪时，美国就没有考虑过要实行君主制？这个问题看起来好像很荒诞，但它同我下面将要讲到的英国和美国宪制之间的差别很有关系，也和这本《英国宪制》很有关系，这是任何学习英国宪政的人都无法跳过的经典著作。《英国宪制》第三章讲英国王室，我讲一段给你们听。英女王在礼仪上的用途难以估量，英国如果没有她，英国政治只怕会分崩离析。英国报刊每天都在报导女王在温莎山坡上或去了哪里散步等等，很多人以为，英国人为什么这么无聊？让这么无聊的事情天天占据着报纸的篇幅？英女王是什么？女王不就是一个退休的寡妇嘛。查尔斯王子呢？不就是一个待业青年嘛。他们全都错了，英国宪政全部的问题就在于，为什么一个退休寡妇和一个待业青年变的如此重要？君主制是一种强有力的政府形式，最大的原因就是君主制是一种可以让人理解的组织形式。如果不提出君主制的问题，就不可能理解任何政治体制。我们对美国宪制的理解经常需要对比英国，所以这也是一个好问题。张佐和高一童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公民是一种权利还是义务？能不能放弃公民资格？有没有不做公民的自由？这个问题要看你怎么回答，理论上肯定有不做公民的自由。但问题是不做公民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可以想到的好处就是不用交税；但不交税，你是不是就不吃饭，不生小孩？我们现在可以想象，你自己找一个地方，开一块地，但凭什么这块地就是你的？占地也要缴地税。假使你开的就是一块荒地，我闯进来说凭什么这块土地就是你的。你不是公民，不受保护，我一刀把你杀了就像是杀了头狼一样，或者你把别人杀了，但也承受公权力的罪刑责罚。这样看，人之作为人，很难遗世独立，逃避公民的身份。而且这还涉及到原初契约的问题，我们现在暂且不去讨论。 同学们还提出了比较多的关于人民的问题。美国建国后在1790年进行了第一次的人口普查，这是国会成立后最先做的头等大事，此时全国人口大约为390万，其中白人女性大约为150万人，男性为160万。而从宪法上看，问题在于21周岁之上的人口到底有多少。美国建国之初的人口非常年轻，因为孩子生得多，每对夫妇生8到10个孩子，全国人口的平均年龄在15到16岁，绝大多数人都不满21周岁。人口的年龄问题可是个宪法问题啊。你们要知道，美国宪法是一部极高明的文献，很多东西都隐藏在字里行间。不要忘记，建国初的13个州相当于13个国家，每个州都对选举人有财产资格的规定，具体规定各州不一，财产资格的限制和21岁的年龄限制结合起来，美国在1790年有选举投票权的人数一般认为在60万到70万之间，最多不超过70万。这是美国建国初期的情况，而公民权本身是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你们看美国宪法的修正案，第十五修正案（1870年）是关于种族的，第十九修正案（1920年）是关于性别的，第二十四修正案（1964年）是关于纳税的，最后是1971年的第二十六修正案是关于年龄的，将美国公民的选举权从21岁降至18岁，这是一个接近两百年的漫长过程。我记得范子懿的问题是关于年龄的，为什么第二十六修正案将选举权的下限降低到18周岁。原因很简单，因为反战运动。六十年代的反越战运动一波高于一波，反战的主体是谁？年轻人、大学生！他们没有权利投票，没有公民权，说话就没有分量。你如果不是选民，参议员、众议员就do not care about you；而一旦成为选民，政客就要考虑你的诉求。第二十六修正案非常关键，它表明年轻人和大学本科生可以投票，是社会激进化的一个标志。 关于选举，你们要想两个问题。有些比较激进的同学会提出第一个问题，美国制宪者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规定普遍的选举权，去除性别、种族身份的资格限制。我们先不问为什么，而是考虑如下两个可能究竟哪个更好。一种可能是人人有权投票，但因为政体没有这么大的容纳性，所有人都挤在里面，所有人的权利都要被考虑，利益都要被平衡，这个体制是没办法work的，这个共和国不太可能立得起来，结果可能是完全崩溃。另一种可能是这个体制起初将大部分人都排除在外，但通过很长一段时间逐步将一部分又一部分人吸纳进入体制，这种渐进式扩展的体制是work的，而且基本实用。在这个问题上，英国同美国是一样的，1688年的光荣革命是历史的分水岭，确立了君主立宪的宪制，差不多一百五十年以后，1832年的改革授予中产阶级以选举权，而1867年的改革将男性工人阶级吸纳进入体制--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正因此，我们反复强调，政治问题并不是纯粹的理想主义，所有人的自由平等当然是一个理想，但如果过分执着于这个理想，最后的结果可能是谁都不得自由，不得权利。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大家可以讨论。不要仅从一种理想或一项理念出发，批评美国当初为什么这么不民主，不平等，那么多妇女、黑人、印第安人，也包括华人都没有选举权。早期的华人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可言的，以法律之名去排华，宪法史上有两个很著名或臭名昭著的案例，第一个就是关于华人的。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去批评一个政体，经常是轻而易举的，我们应当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观察无论是君主制还是民主宪政，一个政体是如何work的。 我们在读《联邦党人文集》的时候也会讨论这个问题。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内有个著名观点：在建立政府时，第一步是让政府有能力去统治被统治者，第二步才是让政府去控制它自己。如果我们不去想如何让政府去管理，而只是思考如何去管政府，那么政府就没办法work。政府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管理被统治者，如果这个功能尚且没有立起来，反而先去讨论如何限制政府权力，那么这个政府本身无法存在。联邦党人当时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为什么要把这13个国家合并为一个国家，而且这个合众为一后的新国家还是共和的，自由的，而不是暴政，这是联邦党人面临的根本挑战，整部《联邦党人文集》也都是在回应这个问题。作为联邦党人的回应，核心就是首先要形成有治理能力的政府，然后再去控制这个政府，否则政府本身都不存在你管它干什么。 同学们普遍关心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政党的。我想你们都看到，美国宪法文本并没有提到政党。我也顺便问一下，美国宪法有没有提到"民主"这个词？大家课前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你们有没有发现，整部美国宪法，包括修正案在内，从头到尾没有提到"民主"？有"共和"，但没有"民主"。政党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美国1787年的制宪者最初设计的就是一种"反对政党的宪法"，在这些建国之父们看来，政治是不能结党营私的，《联邦党人文集》中最著名的就是其第10篇，这一篇的核心问题就是只要有人群，有政治，就势必有党派，问题在于好的政治应当能够克服党派的腐蚀效应。1787年宪法的设计就是去形成一种没有政党的政体，制宪者suppose了一种贤人政治，根据品行和才能来统治，但这个设想很快在现实中破产，特别就体现在总统、副总统的选举问题上。你们可以看第十二修正案，这条修正案的增补就隐含地承认了政党政治在美国存在的必要性。为什么这么讲？最初的设想是，总统选举是要选出品行最高、能力最强的统治者，得票最多的当选为总统，接下来是副总统（理论上就是在美德和能力上仅次于总统这美德能力最好的人），这是在没有党派的情况下的天真想法。每一条修正案都必有它不得不做出修正的原因所在，而第十二修正案所改的就是选举总统和副总统的办法，我现在讲给你们听。 宪法正文第二条是关于总统行政权的。总统选举的基本过程是每位选举人都选两个人，两个人写在同一张票上。同学们不要小瞧美国宪法的每一个字，这是非常了不得的文件，每个字背后都有无穷的思考，大家要去读我的那篇文章。 副总统的设计当然有它的原因。我刚才讲到，美国建国的根本问题就是13个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要结成一个国家。我在这里也回答一下李淇慧的问题，为什么United States是复数。United States是由13个独立国家联合起来的，美国建国后前八十年的核心问题就是13个国家究竟能不能合并为同一个国家。从结果上看1787年宪法是失败的，因为美国的真正统一是由南北战争所奠定的，而南北战争作为一场内战，本身就意味着宪政的失败。你们要明白，宪政意味着所有问题都可以在宪法框架内获得非武力的和平解决，武力的解决就表明宪法的失败。 回到总统选举的问题，如果只是选一个总统，那么这13个国家的每个毫无疑问都会选自己国家的人，13个state各选一位，这样总统就是选不出来的。所以每位选举人可以写两个名字，其中一人必须不是本邦国的。比如，纽约state的选举人，选的一个人必定是纽约的，而另一个不能是纽约的，你们可以想见，这种选举程序是希望选出各方面都得到大家认同，在北美大陆各地都有声望的总统。我们可以做一假想，13个state各选自己的人，于是13人各得一票，但另一个人即便只有3票，结果也比任何人都多，所以说这种选举机制的理想就是选出一位最贤明的总统人选。选举人只选两个人的名字，而不注明谁是总统，谁是副总统，关键看谁得票最高。这个预设就是只有地区派，而没有跨地区的党派，一旦跨地区的党派出现，这种机制就会出问题。你们可以看1796年的选举。在思考美国宪法时，你们一定要有基本的时间概念，美国这个政治体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历史相对较短，因此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案例，可以从头开始观察人类是如何组织起他们的政府的，这其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人和人之间如何生活在一起，成为一个共同体，直到大家都接受一套共同的规则。英国历史久远，很多事根本无法追踪，而美国历史比较短，所有的发展都可以观察。费城制宪是1787年，华盛顿当选美国首任总统是1789年，华盛顿当了两届总统，1796年的时候宣布不连任，此时的美国已经分为了两党两派，麻烦因此出现。我们可以想见，就以美国民主党为例，假如一位选举人可以提两位候选人，我就会把票都投给本党候选人，这就可能出现一种情况，即本党两位候选人得到相同的选举人票，总统究竟属谁可能出现问题。这种情形就出现在1800年的总统大选中。当时杰斐逊是现在民主党的领袖，他同本党的伯尔共同竞选总统，结果作为副总统人选的伯尔同杰斐逊的得票完全一样，既然得票数相等，为什么你杰斐逊就是总统，而我伯尔只能认命副总统呢？众议院投了35轮票也没有选出新一届总统。这当然是一个濒临崩溃的危机，伯尔这个人非常糟糕，他就是后来在决斗中杀死汉密尔顿的那个人，而当年因为地区利益的平衡，他和杰斐逊都拿到73张票，我相信这是任何一本美国历史书上都会讲到的宪法僵局。 第十二修正案就是在这次危机后写入宪法的，它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改动：总统有总统的候选人，副总统也有副总统的候选人，两张选票分开，一张写总统，另一张写副总统，就不会出现上述问题了。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即便是联邦党人这么天才的政治家，他们所设计的宪法仍有一堆的破绽，仍要去修改这部宪法，无论是文本上的修正案，还是联邦法官的宪法解释，都是在面对宪法中的破绽。 我以上回应了你们第一次阅读美国宪法后提出来的一部分问题，主要围绕着两个，一个是关于人民组成的问题，另一个是政党在宪法文本中的缺失，其实不仅是政党，宪法由始至终也没有提到民主两个字，"奴隶制"也是隐藏在文本的字里行间的，是非常有意不在宪法本文中出现奴隶制这个字眼，否则费城制宪就必然失败。美国宪法文本是一个极高明的文献，我们会有整个课程去讨论这些问题。我这里只是再去强调一点，刚才我们已提到，英国和美国的政治发展都是take long time的，开始时只有很少数人有选举权，可以参与政治，一步步地逐渐扩展，这个过程的背后隐含着一种理念，就是智慧较低的人要服从智慧高的人。这在今天当然是一种不时髦的观点，我指定你们去读白哲特的《英国宪制》， 有余力的同学要读1872年第二版的导言，它所围绕的就是一个非常英国性的思想。我们不可否认，从前的少数人当然是有钱、有地位的人，我们今天都是民主派，同情下层、穷人、劳动人民，但我仍会坚持一个观点，穷人不等于就是好人，也不等于聪明人，两者之间不可混淆。在一个社会内，有钱人无疑占有着最好的教育资源，通常而言，他们的教养和智慧也会比较高，所以这背后就有一个政治考量的问题。我们大概都会希望，政治不仅是要平等的，而且还应是有着高度智慧的，不那么愚蠢的，如果民选出来的官员都是愚蠢的，无论程序多么符合民主和平等的原则，也不是一个理想的政治，由此可见民主政治的实践包含着非常多的复杂问题。 这种观点，在今天这么一个高度乃至极端民主化的年代，可以说是非常unpopular，但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都必须考量这观点背后的问题：到底是社会内有智慧、有抱负的人引领着相对较差的人？还是说整个社会完全在向下看齐？ 这么一个逐渐开放的政治过程如何才能走出来，就要求被吸纳进来的这部分人首先应承认此前少数人所制定的游戏规则，即便是这规则中存在着许多问题，他应当是被吸纳进入的。你们如果读过马克思，就会注意到，马克思对英国的最大愤怒就是英国工人阶级的腐败。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形成工人阶级的国家，但英国恰恰最不能成为实现马克思阶级斗争的土地，因为英国的工人阶级贵族化了，工人阶级内产生了工人贵族。工人贵族的思想和情调都追随着他们原先的对立面，也即贵族和皇室。在英国最拥护女王的是谁？是工人阶级，下层社会！你们可以看我指定阅读的《英国宪制》第一章。我首先提出来这个问题，放在这里供你们批判，但这是在任何一个人群、社会和政治体都会存在着的问题。我们可以说得赤裸裸些，在我们这个博雅学院也必定有高低之分，而我希望是好学生领着差一些的学生向上走，而不是所有人都向最低的看起。人类社会是向高走，还是往低处走，这是任何人群都会存在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政党，我刚才讲到，第十二修正案的增补，总统和副总统分开选举的方式，实际上就隐含地承认了政党在美国的出现。建国初期政党政治的领袖，包括杰斐逊和麦迪逊，他们本身是政党的组织者，但同时他们自己认为政党是短暂的过渡事物，最后应该消亡，也就是说，每一位政党领袖在当上总统后都不愿意政党的存在，因为政党就是divide people，煽动群众以及人群中的敌意。中国历史上关于朋党问题有长期的争论，有些文章明确赞成朋党，但居主流的思想是基本否定党派。基本上看，传统政治都认为政党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东西，美国对政党政治的承认是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而第十二修正案实际上就是承认了政党存在的必然性。以上是我大致所讲的两点。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的第一届学生们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的第一届学生们 二 现在回到我们这门课上来。这门课有点特别，而且还有些冒险，之所以说冒险，是因为我这次将大一、大二的同学也包括进来，严格地讲低年级的同学修这门课有些早了，未必特别适合。我曾在清华法学院讲过这门课的部分内容，对象是清华的研究生，他们都是从法学院本科毕业的优秀学生，但刚开始的几周也是跟得特别吃力和辛苦。在座的除了大一、大二以外，还有大四的，这已经是他们的最后一个学期，基本上所有的学院在大四都不会排课，尤其这么重的必修课，所以我一方面要感谢他们，另一方我也肯定，大四的同学这门课不要交final paper，原因很简单，大四不可能像常规年级那样等到学期结束，他要毕业了，五月份时所有课程的成绩都要出来。既然不需要final paper，大概一个非常短的paper就可以，我希望大四的同学在三、四月份的讨论课上能够多起些作用。我们大概每两周安排一次讨论，但一开始时，我希望可以多讲一些，期中后希望安排一周一次讨论。大家上课很辛苦，这门课的阅读材料非常多，我有一个很高的期望，所以这门课程的题目也和原先设想的不一样，我希望本科生可以从细读美国宪法案例入手，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现代性与现代政治法律道德生活的若干基本问题。比方说，什么是宪法？我希望博雅学生从一开始就要从原初处开始思考，没有任何东西是被take for granted的。宪法是什么，为什么要有宪法？大家不要将宪法当做想当然的，英国为什么就没有一部成文宪法？所有的问题都要逼到原始状态去思考。是不是现代政治一定要有一部成文宪法？我这里强调的是英国不但没有成文宪法，而且英国的体制也不可能有成文宪法，如果有成文宪法就不可以同时存在英国的"议会主权制"（sovereignty of parliament），我给你们指定了戴雪的《英宪精义》这本书，雷宾南先生将sovereignty of parliament音译为"巴力门的主权"， 显然是爲了要避免与美国国会的混淆。英国政治与美国政治是截然不同的。我们接下来会讲这本书。 现在大家也都在讲人权。同学们首先注意一点，rights和human rights这两个词有什么区别？你们觉得有区别吗？如果你们多读些书，就会发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美国人在讨论国内问题时从来不用human rights，这个概念是一个国际政治里用的词语。我们这门课接下来要读很多案例，还有法学家的著作，他们在讨论美国政治的语境下也从来不讲human rights revolution，只用rights revolution。在美国国内，rights特别指自上世纪六十年代逐步发展起来的一些权利。但这就隐含着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在国际政治内用human rights，是否因为非美国的、非西方的人们是不是human还未可知，所以要强调这个human rights？因此，这种概念术语的用法隐含着我们要去追问的很有意思的问题。Rights是什么？谁给你的？大家都想要权利，你有哪些权利，为什么你有这些权利？这些问题都不能take for granted，必须要去追问。我要求博雅学生必须扑到最原初的问题上，站在根本点上去思考！中国人的最大问题就是永远只会提出二流三流的问题，因为很多中国人往往认为西方人已经把最根本的问题解决了，因此不可能走到原初问题上来，而习惯于在第二级、第三级的层面上去思考。他只是在跟着别人说，所以差！博雅学生一定要突破这种状态！你们必须去想这样的根本性问题，例如，权利是先在于政治社会的？是natural rights？天赋人权？还是说权利是由政法制度所create出来的？是人造的？ 大家也都在谈民主。人们通常假设美国是民主的，而中国不民主，但你们知道美国的民主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吗？三权分立？民主政治必定是三权分立吗？你们要去问，你们要去看，英国是什么样子？法国、美国又是什么样子？天下没有任何一件事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而中国人先把西方的东西当成是perfect的，然后又把中国的东西想成是bad的，这就是中国人思考的问题，就好像我在一开始讲到的，美国的体罚就只是体罚，而中国的体罚则一定是虐待的，所以你根本走不到一个根本深处去想问题。你要像美国人那样去想问题，像美国制宪者那样去问问题。我在清华法学院第一次上课时就说，我的课要求很简单，跟我读美国宪法的判例，你们每个人都要假定你自己就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你没有这个想法，你就学不好美国宪法！你必须去想，我就是九个美国最高大法官之一，这个案子我怎么判？我待会儿就给你们两个案件看你们怎么判。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中国人讲民主时只空谈理念，而不脚踏实地。民主是什么？民选官员就代表民主吗？民主代表谁？谁代表民主？从美国看，首先是有民选的政治部门，行使立法权的国会和行政权的总统就是民选政治部门，然后还有非民选的政治部分，这就是法院，联邦法官不是选出来的。但民选的国会、总统和非民选的法院谁更代表人民？这是我们这门课贯穿的核心问题之一。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宪法文本内并无根据，我们会有一堂课的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但司法审查现在是一个历史形成的事实。我们必须会提问，司法审查权的正当性根据何在？如何防范司法权的滥用，走向司法政治主义？美国的建国者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比如《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斐逊在1820年的一封信内就有论述。 以上是我对这门课的基本设想。今天这堂课我主要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博雅学院不是法学院，为什么要开这门课而且列为必修课？第二个问题，我们这门课基本上会集中在美国，所以同学们在一开始就必须明白，美国是一个非常unique的体制！即便是在西方世界内，美国也是独一无二的，而你必须把美国摆放在一个比较的视域内，要去看美国和英国、法国的差异是什么？这是我计划这一讲的内容，但今天课上有可能讲不完。 我先讲一下为什么博雅学院要开宪法课。大四年级的即将毕业了，我仍希望他们在毕业前补上这门课。我在组织上想要一种跨年级的讨论方式，所以将大一大二的学生也包括进来。我自己通常不太愿意讲重复的课，今年这次讲过后，我两三年内都不太想讲这门课，因此也比较希望培养一两个青年老师接着讲这门课。为什么博雅不是法学院，却还要给本科生开这门课？这里面有好几个理由。 首先，博雅教育虽然强调古典和人文，但博雅学院无意成为一个古典学院，所以我比较希望古典和现代能有一个平衡。而且归根结底，即便是投身于古典研究的人也必须具有一种现代的perspective，毕竟我们都是生活在现代的现代人，如果你对自己的生活处境没有一个基本的理解，你也不可能很好地理解古代。因为所有进入古代的人在背后都有他现代的问题意识，他研究古代必定带着他现代的问题，所以如果对现代的问题了无所知，必定研究不好古代。另外一点，我也希望人文和社会科学之间会有个平衡。因为每一部宪法都可以说是无所不包的。我将这门课定为五个学分，这就要求大家用更多的力气来学习这门课。从博雅课程的设置来说，我们一二年级通常不排社会政治的课程，我们希望先打好人文的基础再来读社会科学。所以我的这门课也有些破例，看看大一大二的同学们会是什么情况。 第二个原因，之所以要在博雅学院开这门课，坦白说我个人认为美国宪法非常有趣，有挑战性，美国宪法的许多案件，不太夸张地说就是一种高智商的语言游戏。我希望博雅学生可以去提出一些高段位的问题，思考一些根本性的东西。我在此先讲一个同你们学生有关，可以刺激你们的问题。美国法学法律界所有的最好学术期刊，都是法学院的学生编辑的，无论你是多大牌的法学教授，也包括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你文章的发表与否是由法学院学生来决定的。当然，美国法学院是研究生阶段教育，法学院的学生都是研究生，这即便如此仍是很惊人的，因为教授文章的发表权握在学生手中。从文史哲到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没有一个学科会是这样的。如果换到其他学科，那么教授们全都会跳起来，我的文章要你来决定是否发表，到底谁是学生，谁是老师，谁在教谁啊？只有美国法学法律界很不一样，法律评论刊物是有着百年经验的历史形成，《哈佛法律评论》是最早的，之后所有的法学院都跟着走，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学术评价体制。我们可以先说它的正面作用，美国法学院特别是精英法学院，确实起到了塑造国家精英的作用。法律评论期刊的学生编辑部是怎么形成的？以哈佛法学院为例，每年在二年级学生中招40位编辑，任期一般为一年，进入编辑部后，主编叫做president，普通editor则是在数百名学生中择优选拔出的，这是竞争很激烈的位置，进入法律评论的编辑部就表示你进入了最精英的阶层。在这门课上，你们会经常遇到美国法学院的知名教授和美国大法官，回头去看他们的经历都是非常一致的。在法学院读书时担任学生编辑，毕业后开始担任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助理，一年后，最优秀的少部分人有机会担任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助理，每位大法官可以配备四位助理，一年就约有36位大法官助理，通常任期一年。美国精英法学院的优秀毕业生在履历上是惊人一致的，他们在毕业后基本上就是三个去向，第一是美国最好的律师事务所，第二是进入美国的政府或政党系统既从政，第三是到法学院做教授。现在，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判词基本上都是助理拟稿的，所有判词的style都是一样的，无论是法律评论期刊上的论文，还是大法官的判词，都是不必要的冗长。法学院的学生说实话是没什么学问的，反而喜欢炫耀学问，如果你们去比较一下美国法律评论期刊与所有其他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杂志，就会发现法学论文最长，动辄上百页，脚注都有几百个，其实完全没有那必要。而美国大法官的判词也常常几十页、上百页，像美国法学期刊的文章。法律人说着一种非常独特的语言，有着本专业"语言的编码"。同学们刚开始读的时候会很辛苦，但读多了之后，我觉得比侦探小说还精彩。有些经典判词实在是神来妙笔，对照之下，就能看到我们当下讲宪政、民主时在语言上的贫乏，boring，empty！读大法官的判词时，我们要去思考他们是怎么写的，怎么组织语言，这是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语言游戏，而这就是法学院学生的生活方式，这是我比较希望同学们理解的一点。 不仅如此，虽然我们读的是美国的宪法案件，但毫不夸张地说，你们都生活在它们的笼罩之下，而且是在无意识状态中。比方说，博雅学院的学生每年如要报本科生的研究项目，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想要研究同性恋问题，我实在不明白，天下这么多事，何以只关心同性恋。你们压根不知道同性恋的问题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一个美国的问题，你拿过来有什么意思，不就是一个不入流的人跟着别人瞎起哄吗！我要求博雅学生应当通过自己的思考，首先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再去研究同性恋的问题。同性恋的问题在美国是生死之争，但在中国是不需要辩论的--同性恋、堕胎这些议题影响到了每个美国人的道德生活，但中国根本没有对应的问题。同性恋在中国是个时髦的东西，我2006年在北大教课，一大帮学生都是"同性恋"，他们实际上不是真的同性恋，就是觉得时髦，他们是文化人而不是自然人。所以你们要去想这种问题是从哪里来的以及问题背后的问题。 你们对美国宪法的学习不能停留在抽象中，我现在给你们两个case思考一下。先说第一个，一位15岁的女中学生怀孕，她在决定堕胎前是否要告知父母，如果换成一套权利的语言，就是父母有没有权利to be informed，而女儿有没有权利not to care her parents，这个案子怎么判？（王贾川：父母应有被告知的权利，但是否堕胎，是女儿自己的决定。）你这个态度等于没有做出判断，"两头翘"啊。（宋林鞠：父母有权利被告知，女儿在心智上尚未完全成熟，而父母更有能力去帮助她决策。另有几位同学表达了同宋林鞠相似的观点）。你们的观点在美国属于保守派！我每次在国内问这个案子都得到相同的答案，因为你们虽然表面上是自由派，但其实心里都是不折不扣的保守派，至少按美国标准都是保守派。美国法院对这类案件的判决很分裂，不光法官之间有分歧，同一位法官的立场也是摇摆不定。宪法在美国已经深入到每个人私生活的全部领域，而我们的问题在于并没有参与到这些原始的辩论，只是简单地把美国的话语拿来，却没有参与到这场辩论中来。而所有这些问题关系到我们到底要有一种什么样的moral life。 再说第二个case，一对年轻夫妇，妻子怀孕，但不想要孩子，准备人工流产，她有没有义务要告诉丈夫，或丈夫有没有被告知和征求意见的权利？这个问题就不用问男生了，问几个女生。（沈麟：妻子应该告诉丈夫；张天：应该）有没有哪位女生认为可以不告诉丈夫的？你们怎么都这么不女性主义？这么不自由主义？怎么都这么保守主义？！这个态度背后隐藏着一个问题，一个人到底是一个赤裸裸的个体，还是同他人处在某种关系之中，自由主义者相信个人就是彻底的个体，这样的人就会说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的身体我做主，my problem，not your business。即便是父母，丈夫，没有人可以代替我，这是一个最强的自由主义argument。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们某种意义上都是保守主义的。当然，立场是一个问题，论证是另一个问题，这也是美国宪法有趣之所在，再坏的道理也要讲道理，你们一定要学会用这套编码语言。七十年代以来，美国宪法介入到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而中国跟着瞎起哄的后果就是，表面上我们每个人都成了自由主义者，但从心底深处思考的话，就会发现自由主义并不是你最终的立场而是多数中国人肯定是保守主义的，理解这一点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八十年代以来保守主义在美国打败自由主义的原因。自由主义在六十、七十年代实在攻势太猛，在堕胎和同性恋这些问题上攻城拔寨，但到目前为止，同性恋在美国宪法上从来没有合法化过，始终是一个激烈辩论的问题。我要告诉你们，所有理所当然的问题都是需要去追问的问题，这所考验的就是你们的思考能力。博雅学院排这个课是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实际上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国主导的世界，这里面有很多好东西，但也有相当多令人不安的东西，需要我们思考，一个入手点就是去理解美国人自己的辩论，特别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激烈争论，而不要先把美国简单化。我希望中国的精英大学生都能有独立的思考，我们中国一直以来未能培养出思想家，打造不出美国一流法学院的精英，从现在开始，中国的大学应该以此为己任，我希望你们研究的前沿问题不是最新最时髦的，而是最原初、最根本的问题。这两个小case只是举例，我们在这个课程中会全面展开讨论。 我们天天都听到媒体在讲政治改革、民主、宪政，这中间包含了人们很多美好的愿望，但到底怎么个改革，政治改革是什么意思，要宪政、民主、自由，你到底要什么？大多数公知所说的政治改革就是我们应该像美国那样，所以我们也需要了解一个问题，美国到底什么样。说起民主这些词，绝大多数人脑海中就会有一个印象，但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觉得像美国那样就好，但却说不出美国到底怎么样。通过我们这门课，我希望同学们对美国的基本宪制能有个理解。任何一个政治体制都包含着它本身无穷的问题，没有什么体制是完美，这本应是思考道德、政治和法律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一上来就想象一个完美的西方甚至是美国，这其实是最差劲的思考，只能说明你们根本就没有思考，不会思考！美国到底是如何选举的？为什么美国是两党制而不是多党制？为什么第三党永远无法赢得选举？美国如果是多党制，就有可能分崩离析。政治的根本问题就是能够集中政治意志，将很多不同的观点和利益都纳入一个可以决策的机制中去，以达到某种意义上的政治共识。如果所有人永远各说一套，那么就不成为一个政治社会。但对比一下，欧洲国家除了英国以外都是多党制。我下面要讲两个英国学者，站在他们的视角来看，美国的这套宪制是完全不可能运作的，白哲特就认为，不是美国的制度好，而是美国人比较好，如果不是美国人和美国思想，这套体制完全运转不起来。 还要说一下小组讨论的安排，我希望每次讨论的小组主持人都是轮换的，这样有利于大家的积极参与。讨论最好是跨年级的。低年级的同学要先读完《给我自由》和《美国的历程》，对美国的历史脉络有一个基本了解，否则后来的课程会比较难。而高年级的同学，我会布置一些更深入的阅读材料。 我这里要特别讲一下什么是宪政。我在课前已发给同学几个国家的宪法文本。你们看一下，比较美国宪法、法国宪法和英国宪法之间有何不同。从宪政的角度来讲，美国只有一部宪法，法国大革命两百年来共有15部宪法，法国不断地重新制宪，而不是修宪，而英国则连一部宪法都没有，这三个国家的宪法体制有着非常大的差异，美国的宪政在西方也是最特殊的而不是最普遍的。 我在课程大纲这一讲的参考书目列入了两本书，一本是格伦顿的《比较法律传统》，这本书的导论讲述了一点对中国学生来说非常重要的道理，实际上也是最简单的道理，但这简单道理似乎中国人最不能理解，这道理就是法律是最不可能简单移植的，因为真中起作用的法律制度一定是植根于一个政治社会的历史深处的，任何法律移植都要慎之又慎。比较法的目的不是比较出高低之别，而是要去理解法律生成的历史渊源，就是格伦顿这本书的核心观点。另一本是波斯纳的著作， 波斯纳虽然和格伦顿同为保守派，但很难得不为任何意识形态所拘，他著作等身，平均每年至少出版一本书，而且亲自上阵写法官判词。自由派中间，我则比较推荐桑斯坦。《宪法决策的过程》是我们可以用的美国宪法案例教科书，但这是多人合作翻译的，翻译质量参差不齐。而无论是格伦顿还是波斯纳的书，主要都是比较英美普通法和大陆法，基本不关乎宪法。关于比较宪法，我推荐了白哲特的《英国宪制》和戴雪的《英宪精义》。戴雪从1865年开始写《英宪精义》，这是美国南北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戴雪非常明确地批评了美国的宪法体制，但也预见到美国的宪制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成为争相仿效的对象。雷宾南先生的翻译非常用心，比如将parliament翻译为巴力门，以区别美国国会。 我们最后简单地来讲一讲白哲特的《英国宪制》。这本书的第一篇指出了关于英国宪制两种流行但错误的理论。第一种理论认为，英国的政体是三权分立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相互分开。虽然许多文献都这么讲，但这同英国的政治实践风马牛不相及。第二种理论认为，英国宪制之所以成功，原因就在于三权的相互制衡。白哲特主张，如要理解英国宪制，关键在于理解英国体制由两个部分组成，也即尊荣和效率两部分。效率的制度可以仿效，但尊荣的制度部分却无法照搬。在英国，尊荣主要化身为王室，这也是英国宪制最复杂的部分。我们往往会觉得，英国女王存在与否并不重要，因为女王在效率意义上是起不到作用的。但白哲特在第三篇内提到，若是没有尊严这部分，英国的整个体制就会分崩离析。而效率制度的核心在于三权合一，而不是三权分立。这样看来，王室代表着尊荣，而不是效率，议会则反过来代表着效率。在白哲特看来，一种宪制如要成功，必须达到尊荣和效率的两个目标，而且每一个古老的宪制也都历史地达到了这两个目标。这是非常深刻的观察，中国宪制改革的关键即在于此。 白哲特接下来批判了只注重效率而忘却尊荣的观念，或者认为尊荣部分需要掌握实权的观念。尊荣和效率担当着完全不同的功能：尊荣部分是整个社会体系的发动机，而效率部分则是要利用被发动起来的政治力量。比方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是非常必要的，体现中国政治的尊荣方面，具有非常强的政治意义，展示出在乾隆年间普天都在君主的掌控下，没有这种基于君主个体的展示，政治体制就不可能形成民众对帝国在心理上的向心力。另一方面，根据白哲特的讲述，英国政治效率的秘密在于立法和行政权的紧密融合。对照美国的选举制度，美国总统、参议院和众议院各有选举，相互间是平行和独立的，这是三权分立的典范；而在英国巴力门的选举中，多数党的领袖直接成为首相。英国没有三权分立原本应是常识，但问题在于孟德斯鸠搞错了，他认为英国是三权分立，正是因此所有的经典著作和理论都认为英国宪制的关键就在于立法和行政的分离，也让白哲特费了好一番解释的口舌。美国革命之前，美国人向来以自己是英国人而骄傲，因为英国是全世界唯一自由的地方。白哲特这本书讲到，美国人以为自己的三权分立是在学习英国，实际上一开始就是个错误，英国首相是议会的当然成员，他通过内阁将英国的立法和行政权结合在一起。英国不是三权分立，内阁实际上是立法机关的委员会，反过来，美国参众两院有无数的委员会，但它们同行政没有任何关系。英国宪制责任明确，但美国的制度却使得责任推诿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当然，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美国去反推建国初的美国，美国的宪制也是运转出来的，是在实践中发展而成的。根据美国制宪者的设计，最危险的分支并不是总统，而是国会，因此他们在国会条款上最多费笔墨，美国总统威尔逊是美国政治科学的奠基人，他的早期著作就使《国会政府》。无论如何，英美体制的最大差别就在于美国的立法和行政是全然分立的，英国人不能理解这样的体制如何运转。 而如果只从现代民主理论来看，我们也会认为英国的贵族院没有用，王室也没有用，有效率之用的只有下议院。但我们要看到本质，要看到内阁是起着连接作用的连字符，是用以固定的皮带扣，行政和立法因此完全结合在一起。英国内阁在理论上是由巴力门选出来的，但它在组建后却又有解散巴力门的权力。当人民要求改变时，英国议会可以随时听从人民的召唤进行大选。相比之下，美国宪法规定了国会固定的任期，无论参议院还是众议院，即便为民意所抛弃，也要把固定任期做完。 关于英国内阁，最突出的特点是人们对它知之甚少，内阁会议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秘密的。即便是在最动荡的时候，下议院也很少要求宣读内阁的会议记录。就好像美国最高法院最多在开庭时有录音，但绝不准录像。英国王室的档案也是秘密的，不要以为民主政治就只有公开性，完全无秘密的政治实际上是无法运作的。当然，现代的英国内阁和美国最高法院比以前更为公开，从前美国人大约只能在仪式性的场合见到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他们是国家尊荣的一部分。 我们今天并不难理解白哲特第一篇对效率的讨论，直至今天，英美体制仍是如此，而讲尊荣的篇章就比较难懂。白哲特在第三篇内讲到，英国人会把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当做是重大的政治事件，英国人民对威尔士王子的婚礼表现出巨大的热情，这是一种孩子气的感情，也是一种实际上更接近人类本性的感情。人类的一半是女性，而女性对婚姻的兴趣要远远超过对政治的兴趣。只要不是极少数的愤世嫉俗者，大多数人都愿意看到一个美丽的童话，以此点缀严肃世界的干瘪场景。王室婚礼是一个婚礼这件普通事的华丽版，因此可以吸引无数人民的注意力。在美国也同样如此，林肯遇刺后，美国人都知道英国女王写给林肯夫人的信件，但对英国和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却基本不懂也不求甚解。在日常政治的一堆混乱无聊的俗务之间，女王这类事都是可以为人们理解的自发情感。王室的家庭事也是如此，这些漂亮美丽的事件让政治事务变得甘甜，这些事件看起来同政治不相干，但它们可以深入人心，占据人民的思想。用白哲特的话，君主制将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做有趣事情的人身上，而共和制则把注意力分散至很多都在做聊无趣味事情的人上。现在看来，白哲特对英国尊荣制度的经典描述，至今仍适用。 我们今天这一讲还没有机会去讲戴雪的书， 下次课我们继续。我希望同学们可以人手一册白哲特和戴雪的书，它们是理解英国政治的关键，也是理解英国和美国差异的关键。 今天讲到这里。 

这是2004年7月罗蒂访华期间《东方早报》记者阳敏与他的访谈。

德曼去世的时候我44岁，德里达去世的时候我64岁，很多人愿意继续他们的事业，成为解构的专家，这并没有错。不过，要注意的是，要区分他们没有做的事和你受到他们的启发之后要去做的事，这是你自己的决定，必须对这个领域有所贡献，而不是简单重复你早就学会的东西。真正困难的是自己能够前行，到达更高的境界。

2013年3月16～17日、24～26日，《弥散与生成：潘公凯个人作品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先后在今日美术馆和北京大学召开。海内外知名学者四十馀人莅临，就潘公凯的艺术创作和学术成就、中国画笔墨的精神表达、"现代"自觉与文化重构、水墨艺术的当代呈现、跨界艺术的未来发展等议题展开商兑互动。右为各家发言辑要，根据会议录音整理，多经作者自加审定，少数联系不便者则由主编删存。汰去浮词，仍十馀万字，分两期刊布。

概述，总体平稳、形势严峻，4700多个地下水监测点位中，较差/极差水质的监测点比例达到了55%，农村土壤样品超标率为21.5%，垃圾场周边、农田、菜地和企业周边土壤污染较重

环保总局怎样才能有效保证环保政策的施行？怎样才能使禁令不在地方上成为一纸空文？

2010年3月"我的孩子，春天来了"珂勒惠支个展在北京隆重启幕。据悉，该展是继1979年以来、30年之后珂勒惠支再度亮相中国的最大规模展览，从而引起艺术界的轰动。

直面「反中情結」當中，內在於台灣的「中國因素」，並非為了他人，而是為了台灣人自己：要做台灣人，就必須承擔自己主體之匱乏、分裂，承擔自己所欲打造的「認同政治」，必將充滿各種投射到他者（中國）身上的仇恨、猜忌與敵意。對這項承擔的準備，也將勢必是一個情感事業。在分斷體制中，每一個敵對衝突驟升的當下，所謂的「社運介入」，是否能積極嘗試「把兩岸人民的現在與過去共同點轉化成善意的基礎或機會」，而非慣性地採取政治正確的迴避態度？

“天魔”舞蹈的内容，从“天魔”诱惑佛祖或菩萨未能得逞的佛教传说敷衍而来。元代的舞蹈“十六天魔”可能是元的亡国之君顺帝根据被禁的同题杂剧而改编成的艳舞，与西番僧所传的秘密宗纠缠在一起。大致说来虽然这个舞蹈中既有诱惑，也有道法，依照史料，顺帝的侧重在前者。“天魔舞”在明代被视为元代淫靡亡国之象征，但在民间改编后仍有上演，甚至传播很广，杨维桢诗句中也提到了天魔舞。这篇考据文章的作者为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

铁路有很多问题，铁道部有很多弊端，确实到了需要改革的时候。但"改革"两个字写起来容易，可如何改革，如何对症吃药，吃什么药治哪些病，做起来却很不简单了。政企合一机构的改革应当"对症吃药"铁路需要看病吃药，甚至动手术。但如果"治疗方案"只能治好比较小的少数几个问题，但同时会造成更多更大更棘手的许多问题，那么虽然这个"治疗方案"也是叫"改革"，但肯定不应该用这个"治疗方案"。就说铁路鼻祖英国，每任首相都拿出一大堆改革方案，铁路系统从私有改国有、国有改私有、私有再部分国有化，大改了三回了，可情况一点也没让英国人满意。经济学研究指出，"免费搭便车"效应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消费公共物品，从而享受到隐形社会福利的消费者，会隐瞒或从低申报自己从公共产品消费中获得的真实收益，使得公共产品供给要么入不敷出、负债累累；要么资金不足、实际供给水平远远低于最优水平。铁道部显然是又一个典型受害者。中国铁道部的高负债，本质上是铁道部作为中国政府的一部分，提供"远低于市场价格的廉价运输服务"这一公共产品，是对中国人发放的巨额社会福利的成本。而目前的情况是，不但中央财政不愿意再为这些福利成本买单；享受了巨额社会福利的国人，也大多数没有意识到或不愿意识到自己享受了铁道部提供的福利。铁路改企，能解决这个问题吗？还是仅仅把若干老问题变成更严重更棘手的新问题？政企合一的机构，通常不外乎两大痼疾，腐败和效率低下。美国也有许多政企合一机构，例如"田纳西流域开发署"（TVA），已经迎来了它的八十岁寿辰，可没见有任何美国媒体对它喊打喊杀。就效率而言，中国铁路运输效率已经是世界第一了，因此可以说不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中国铁路以占世界铁路6%的营业里程完成了世界铁路25%的工作量。从衡量铁路运输效率的主要指标看，中国铁路有四个"世界第一"，分别是旅客周转量世界第一、货物发送量世界第一、换算周转量世界第一、运输密度世界第一。在不进行论万亿的大规模投资，仅在现有的中国铁路系统基础上，这样的运营效率已不存在靠市场化、企业化、私营化就能提升的空间了，实际上英国铁路私营化后几大主要指标的数据变化表明，铁路私有化后效率反而降低了。再说说靠改企来消除政企合一机构的腐败这一问题。我国在长途汽车公司、城市公交公司实际上已经这样折腾过一轮了：长途汽车、城市公交改企之后，要么不顾公共利益、价格暴涨，要么问政府索讨比以前多得多的财政补贴，要么负担公共福利不堪重负而破产；把长途汽车、公交车私营化，低价卖给私人，幻想一市场化、私有化就灵，情况反而更糟糕。结果又不得不以高的多的价钱买回来，重新国有化、由政府经营。折腾过程中，造成了人民利益严重受损、资源严重浪费，发生了更多权力寻租和腐败行为。政企分开、改企业、市场化的改革方案，连公交车这点问题都解决不了，真是会是中国铁路的对症良方吗？结果是会消除铁路上的腐败或是增加更多腐败呢？退一步说，就算通过企业化、市场化来消除寻租和腐败，是对症良方，但从改革历史角度看，交通部有严重的失败前科，说明它根本是拿着良方良药都没治好病，是个能力差劲的庸医。这次也应该换一个执行者，而不是让交通部这个有前科的，去负责操刀铁路改革。如今交通部吞并铁道部，轮回折腾的历史会重演吗？能让人放心吗？从近期的热议来看，显然多数人并不能放心。政府职能改革不能搞成单纯甩包袱建设服务型政府，确实必须要注重政府的有限性，应该从那些"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领域逐步退出，如果可以由社会公共组织来承担、由市场自行调节，那么政府就应当把这部分职能转移出去。但是，建设服务型政府、进行政府有限性改革，政府从部分职权领域中退出，是为了政府能更好的集中精力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换句话说，"退出"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不是说一切了之，不管市场、企业、社区、社会公共组织能不能承担，是不是会比政府管得更好，是不是做好了承接职能转移的准备，就一股脑儿切了不管了。如果某一领域的事实证明，市场、企业、社区、社会公共组织，不但不能把这个领域管得比政府更好，甚至还变得更糟糕了，那么即便政府管得也并不完美，政府也必须得重新进入这个领域去提供公共服务。建设服务型政府不能不强调政府的无私性--政府不能仅以自身的利益为出发，而必须考虑到国家和人民的普遍利益、发展利益和长远利益。从低价火车票的提供，到更隐性的货运补贴，乃至配合和支持国家战略格局安排的需要，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往往复杂、棘手、困难，也很难单纯以经济利益去算计。这正是铁路系统"核算不严格、不科学、不标准"的主要成因。如果为了解决资金缺口问题，为了核算严格、科学、标准，却需要抛开提供公共服务的宗旨；如果这些政府应该管的，却不愿管、不去管，那么这种"误把手段当目的"，正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应该克服的对象。过去的铁路，是低收入者和较高收入者都可能买不到票，但大部分人终归是买到票的，尽管挤一点。铁路改企，不再提供"远低于市场价格的廉价运输服务"这一公共产品，这真的是解决问题吗？铁路真的是可以靠企业化、市场化就能解决问题的领域吗？这好比把"拥挤的不收费道路"变为"不拥挤的收费道路"，可以让较高收入者获得畅通这一额外福利。但穷人呢？恐怕连多付钱的较高收入者也并不会满意。政府如果单纯甩包袱，一次丢下、以后不管，别的组织或是没能力承接，或管的更不如政府，于是一块领域就变成或空白、或混乱了，最终让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效益受损了。这显然不叫"建设服务型政府"。原铁道部的社会福利功能该由谁承担？原铁道部通过大大低于市场价格的客运和货运价格，向全社会提供了巨额社会福利。不仅仅是坐火车出行的人得到了补助，因为铁路客运价格压低了其他交通工具的价格，所有使用其他方式出行的人，也都从中得到了隐含的社会福利。全社会所有不与世隔绝的人，都在衣食住行各方面，从较为低廉的物流成本中获益。我们知道，美国有些地方把救火队私营化了，于是当不缴防火费的某家人家着火时，救火队就会在旁边看着，在户主补交防火费之前，绝不动手救火。但铁道部能拒绝给特定人群提供廉价运输服务吗？例如说，凡是赞成取消铁道部的大学生，就拒绝提供服务，不卖给他春运车票；或者就算买了车票，也要把他从人海中挑出来强行退票，这样做可能吗？做不到，也不可能去做。因此从公共性来说，铁道部提供的廉价运输服务，具有特别大的共有资源属性，也理应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容忍。原铁道部提供的廉价运输服务，远远低于市场价格，甚至低于成本。而且还不断的增加这种公益性社会福利的供给，但增加这些社会福利供给的成本，并没有由财政税收直接承担，而是转变为了铁道部的负债。从物价指数增长和收入增长来看，中国铁路客运票价，实际仅为1995年的30%。从运营效率和公允成本来说，中国铁路客运票价，普客至少应上涨400%才合理，动车和高铁也应上涨150%才合理。若从完全市场价格来看，则中国铁路客运票价，普客至少应上涨550%才合理，动车和高铁也将上涨150%。中国铁路货运价格，虽然这些年来有小幅上调，但也跟不上物价指数增长的成本上涨速度，更不用说与完全市场价格的距离了，至少也需上涨250%才合理。由于原铁道部提供的服务是远远低于市场价格的社会福利，所以极大数量的以市场价格定价肯定买不起或不舍得买车票的穷人，也能享受铁路运输服务。而且还迫使其他运输方式也向乘客让利，因此其额外社会福利也是巨大的。从社会福利的价值来看，笔者认为仅近20年的累计价值，就相当于3.4万亿人民币，其中客运1.3万亿、货运1.1万亿、额外福利约1万亿。具体数值见仁见智，但一定是以万亿为单位的很大数目。即便不计算额外福利，直接福利2.4万亿，也接近铁道部负债总额了（铁道部负债约2.6万亿，但其多为商业贷款，应撇去利滚利影响。）铁道部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一部分，社会福利开支也是中央财政的一部分，因此理论上来说铁道部根本没道理负债高企，全国人民享受了社会福利，也应该负担福利的成本，就好像被直接用于消除贫困、救助穷人一样。铁路改企，这不等于铁道部历年来需要对国人的福利供给，就凭空消失了。更不等于未来的分出来的政企两部分，就不需要为此头痛了。隶属大交通部管辖的小铁路局，显然既无此职权也无此财力去承担。而改组为企业的中国铁路总公司，既然是承担原铁道部的企业职能，当然更不应该负担这样的社会福利功能。是的，拆分铁道部的方案提出，国家继续支持铁路建设发展，加快推进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和运价改革，建立健全规范的公益性线路和运输补贴机制。但这跟没说有什么区别？公益性线路和运输补贴机制，谁来决断、谁来出钱？如果是中央财政，那不拆铁道部不也一样应该提供吗？铁道部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一部分，社会福利开支也是中央财政的一部分，如果是中央财政早就开始提供公益性补贴，铁道部一分钱负债也不会出现。全天下也没有只能对企业以财政拨款提供巨额补贴，反倒不能对兄弟部委提供财政拨款的道理吧。但财政第一不愿意提供（预算案里根本没有这样巨大的一笔钱），第二也确实拿不出这每年几千亿的巨额社会福利补贴成本。那么谁来负责？总得有个单位来负责筹集那么大一笔钱吧。财政部不负责，也没有别的人能负责，所以这"建立健全规范的公益性线路和运输补贴机制"当然要被怀疑是一句空话。实际只剩下这句"加快推进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和运价改革"，也就是干脆谁也不负责这块社会福利了，改成市场化价格了。这是否意味着，"廉价运输服务"这一公共物品，这块社会福利整个切掉，以后不继续提供了？ 

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伴随着亚述王国、新巴比伦帝国、希腊及罗马帝国等对巴勒斯坦地区的争夺和入侵，犹太人就开始了向世界各地流散的历程。他们流入欧洲的人数最多，在这里遭受反犹主义的迫害也最为深重。时至今日，这股反犹主义依然阴魂不散，并不断的出现新的回潮。本文就试从欧洲反犹主义的历史根源、历史上欧洲反犹主义的特点及其近期回潮三个方面对此问题进行简要地分析。一  欧洲反犹主义的历史根源 "反犹主义"一词在英文中为"anti-semitism",其动词形式为"anti-semite"，它是由前缀" anti"和词根"Semite(闪米特族)"组合变化而来，从字面意思上看，应是"反闪主义"。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人们都习惯于用这一词汇来指代反犹主义。有学者认为这一词汇是在19世纪由德国记者威廉•马尔因在《犹太教战胜德意志社会》中首先提出来的，尽管这一词汇出现于19世纪，对犹太人的迫害早在上古时期就已出现。我们一般认为反犹主义是一种把整个犹太人作为迫害和排挤对象的社会现象、社会思潮和社会行为，反犹主义在不同的社会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内涵。在历史上，欧洲的反犹主义最为严重，对历史的影响也最大，欧洲之所以会频频发生反犹的恶浪是由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特点所决定的。1、历史的惯性作用。欧洲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迫害始于希腊罗马时期，当时主要是为了推行希腊化政策，镇压犹太人的抵制和反抗。罗马帝国的灭亡以后，一方面帝国内长期推行的反犹政策在社会中形成的反犹排犹思潮并没有一下子消失。另一方面罗马帝国推行的反犹措施被后罗马时代各国所继承。日耳曼部落打败罗马帝国以后，最初并没有积极的学习希腊罗马的优秀文化，而是去继承和发展基督教，也包括对被称为"异教徒"的犹太人的迫害。例如在公元438年生效的罗马提奥尔西法典中规定的针对犹太人的附加条款，后来就成为一些人反犹的法律依据。2、经济上的偏见和短视。由于犹太人一直被视为魔鬼和异教徒，所以他们的就业和经营也受到了很大限制，不少人只能去从事商业和金融业，特别是高利贷行业。流散到各地犹太人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努力，很快就聚敛起大量财富，但这又会成为当地人妒嫉和仇视的对象。基督教禁止基督徒进行放贷食息，所以犹太人的放贷一直被视为是"罪恶勾当"，实际上"这是一个为自己掘墓的怪圈，其背后则是基督教欧洲对犹太民族的宗教迫害和种族歧视。"1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所描绘的犹太高利贷商夏洛克的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少欧洲人心中对犹太人的偏见。欧洲统治者一方面迫害犹太人，另一方面又把犹太人作为"敲竹杠"的榨取对象。法国统治者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滑稽，从公元1182年到1321年，法国曾四次驱逐犹太人，为了财税收入又四次召回犹太人。1361年法国国王好人约翰被英国俘虏，为了筹集巨额赎金，允许犹太人返回法国，1394年又把他们驱逐了出去。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阿巴·埃班在《犹太史》中曾写道"他们（犹太人）在英国短暂的定居史逼真而深刻地反映了中世纪犹太人的命运：始则受鼓励，继而受辱，受迫害，最后则遭驱逐。"2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兴起以后，犹太人在经济竞争中的优势也成为非理性反犹的新借口，一些反犹组织通过联合抵制的办法反对犹太人，把犹太人排除在一些行业和社团组织之外。在奥地利，一些反犹主义者在报纸上和集会上就公开打出"不从犹太人处购货"的口号。法国反犹分子爱德华·阿道夫·德律蒙在《法国犹太人》一书中竟然提出：法国的经济萧条和社会贫困是犹太人的罪过。他认为犹太人在法国人口中虽然只占0.25﹪，可是他们却掌握着法国一半以上的财富，所以要征收犹太人"显然用非法手段牟取的财产"。这本书在出版的当年就售出了十万册，在社会上起到了极大的蛊惑作用。    3、政治地位的缺乏。犹太人在客居地基本上都是以少数族裔的面目出现的，他们的经济地位凸显了他们这一群体的独特性，但他们始终没有完全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来保障自身的利益，这使得他们始终是一个脆弱的群体，再加上一些当权者别有用心的纵容和挑唆犹太人常常会无端的成为权力争斗牺牲品。在中世纪，一些欧洲国家统治者为了讨好教会，不遗余力的迫害犹太人。到了近代，欧洲各国的统治者为了转移国内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视线，又往往拿犹太人作为"替罪羊"。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沙皇政权就利用反对犹太人来转移国内的不满，在当时的反犹浪潮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世纪三十年代，希特勒的纳粹势力同样是利用人们对犹太人的仇视来一步一步夺取权力的。从历史上来看，从《圣经》中在埃及为相的约瑟到在波斯国为后的以斯贴，从近代欧洲的"宫廷犹太人"到当今美国的犹太人，凡是犹太人有一定政治地位的时候，其权利就可以得到较好的维护，就可以有效的抵御反犹主义的攻击。4、宗教文化上的不兼容性。公元4世纪后随着基督教被罗马帝国宣布为国教后，它就逐渐在欧洲取得了统治地位。但其地位一直受到来自犹太教的质疑，被基督教奉为经典的《新约》和基督耶稣一直为犹太教所否认，这种否认实际上就是对基督教合法性的一种质疑"几千年来，上帝、托拉、以色列一直是犹太教所包含的内容，犹太人对这些东西的忠诚就成为反犹主义的一个借口。它们使犹太人被视为局外人，更为重要的是被视为是对非犹太人神祗合法性的一种挑战。"3这是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欧洲社会所不能容忍的。其次是宗教传说中的犹太人对基督耶稣的迫害，以及一些人别有用心的把犹太人附会成为出卖耶稣的犹大的后裔，这些宗教传说不论其真实与否，在基督教会不厌其烦的鼓吹下，都在一定程度加深着基督徒对犹太人的偏见，并导致了一种强烈的宗教复仇情绪。最后是在宗教价值观上的对立。犹太人自认为是上帝的"特选子民（the Chosen People）"，与上帝有着某种契约关系；基督教虽脱胎于犹太教，但已演变成一种普世的宗教，它认为所有的人都可以归化为上帝的子民，基督徒负有拯救人类和世界的使命。所以，当基督教与具有优越感的犹太教迎头相撞时，冲突就不可避免了，要么被归化，要么成为"万恶不赦"的异教徒。正因为如此，那些狂热的十字军战士在东征时就提出了"干掉一个犹太人，以拯救你的灵魂"的口号，基督教会也想尽办法包括使用暴力手段来迫使犹太人改变信仰乃至消灭掉他们。犹太人由于在宗教和价值观上的独特性，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有别于基督教世界。这种差异使他们往往被视为是"非我族类"，进而形成一种深刻的偏见。按理上说这种差异并不一定能成为现实的冲突，一般而言，任何民族文化内部都存在两种机能：排斥性和包容性。排斥性有助于传统文化的延续和稳定，它是一种文化出于保护自身的本能而对外来异质文化的做出的反应。包容性则有利于吸收外来文化并适应社会的发展。这两种机能发挥作用并不是同步的和均衡的，它与这种文化自身的自信程度和开放程度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等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希腊罗马以后的欧洲世界不具有中国文化上的那种优越和自信，再加上基督教占据社会思想主体地位后所带来的偏执和非理性因素，所以对异质的犹太人和文化表现出了强烈的排斥而不是宽容。这样，以两种不同宗教信仰为主体的社会在文化生活上表现出的差异竟然成了一种现实冲突的借口。二  欧洲反犹主义的历史特点1、反复性和周期性。欧洲历史上的反犹活动不仅出现很早，而且持续的时间也很长，并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欧洲的反犹主义从上古时期产生以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它往往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发一次反犹浪潮，这种周期性在不同的时期受着不同因素的影响。在古代，它主要受宗教和统治者的宽容程度有关，这也是宗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反犹程度在总体上远高于其他时期的一个原因所在，而在当权者相对宽容的南欧和西南欧犹太人的生活状况略好一些。到了近代，社会经济状况、政权的民主程度和民族主义势头也成为影响反犹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而言，社会经济状况恶化的时候，犹太人就很容易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在经济危机的时候更是如此。在一些社会相对比较民主和民族主义情绪不是那么激烈的时候，反犹主义程度也就会略轻一些，因此从总体上看，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较早的西欧反犹主义要比东欧和俄国稍好一些。当然这并不是绝对的，比如民主化程度较高的法国在1894年还爆发了像"德雷福斯案件4"这样的恶性反犹事件。2、残酷性。历史上欧洲各国对其他一些少数族裔如吉普赛人的歧视也同样存在，但都比不上对犹太人迫害的残酷性.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偏见和歧视，而是对整个犹太民族的仇视和憎恨，它也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和观念，而是一种遍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行为，即从肉体上和精神上对犹太人进行迫害的行为，这些行为还往往受着法律的保护和当局的默许。在整个欧洲，犹太人几乎无一例外的被限制在"格都5"或是"栅栏区"之内，尽管如此，他们还经常被驱逐。生活中的犹太人不仅会经常受到反犹势力殴打、掠夺和袭击，还要面对时不时爆发的反犹大屠杀，先是基督教会对"马兰内"6和不愿改宗者的屠戮、十字军东征时的滥杀，后来是沙俄和东欧出现的"波格鲁姆7"事件和希特勒的"最后解决方案8"，在历史上对一个无辜的族裔进行如此残忍的长期迫害恐怕为欧洲所仅见。3、广泛性。这种广泛性首先表现在反犹主义存在的地域上，从南欧到北欧，从西欧到东欧，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反犹主义，犹太人生活状况曾经稍好的伊比利亚半岛、中欧的德国和东欧的波兰、俄国等后来也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反犹活动。其次是社会阶层的广泛性，欧洲社会，从政治、知识精英到一般民众，从宗教人士到非宗教人士以及不同的教派之间不管内部有无分歧，在反犹问题上都是一致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理论的创始人利奥·平斯克对此曾有过精辟的论述"对于活着的人，犹太人是死去的人；对于当地人，他们是异己和流浪者；对于有产者，他们是乞丐；对于穷人，他们是剥削者和百万富翁；对于爱国者，他们是没有祖国的人；他们是社会各阶层都厌恶的竞争对手"9。这种广泛性还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教育等，凡是有犹太人生活的地方，反犹主义就会尾随而至。4、宗教性。纵观欧洲历史上的反犹活动大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不仅许多反犹活动以宗教因素为借口，历次反犹活动中与宗教有关的教堂和墓地也会成为袭击的目标。犹太人进入欧洲不久，基督教就上升为国教。从公元四世纪开始，基督教就开始凭借优势地位甚至使用暴力强制人们的归依，犹太人自然也是被迫改宗的对象。犹太人往往要被迫在改宗和死亡之间做出选择，1096年五月，一群犹太人在听到十字军将要到来的消息后，来到了艾德伯特主教那里避难，由于拒绝改宗的要求，反而被主教下令处死，两天之中竟有800人被杀害。基督教会除了利用改宗来迫害犹太人外，还往往炮制或散播一些谣言来迫害犹太人。例如犹太人用基督徒进行血祭的诽谤，犹太人指使别人投毒的谣传等，"这些故事，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欧洲各地重复着，并几乎总是伴随着'奇迹'般的悲剧"10。黑死病在14世纪流行时，又有人认为是犹太人和魔鬼合伙带来了黑死病。甚至在1241年蒙古人入侵欧洲时，竟有人提出蒙古人是"失踪的以色列十支族"，犹太人应当为此负责。这种反犹主义的宗教性在中世纪以后有所减弱，但并未消失。在俄国，到了19世纪七十年代有关血祭诽谤案的报道还不断见诸报端。在历次的反犹恶浪中，与犹太教有关的东西都会是被袭击的重要对象。1938年的"玻璃破碎之夜11"事件中，一夜之间就有200座犹太会堂遭焚烧。1937年，罗马尼亚颁布的法令中，还包含有禁止犹太礼仪屠宰、强迫犹太人在安息日劳作等条款。5、民族性和种族性。近代以来，反犹主义与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结合起来。拿破仑帝国的扩张和征服促成了不少欧洲国家民族意识的觉醒，作为客居地民族的犹太人因为一直无法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自然也是他们排挤的对象之一。"在18世纪民族主义开始上升并开始取代日益衰落的宗教的时候，犹太人仍然是被敌视的对象。"12种族性是反犹主义的又一特点，欧洲的一些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还煞有其事的以所谓"科学"的形式来阐述其他种族都劣于日耳曼种族。英国人豪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在《十九世纪的基础》一书中就认为犹太人是一个没有价值的民族，它的任务是破坏日耳曼种族的纯洁，"繁殖一群假希伯来人混血儿，即一个在体质、精神和道德上无疑都发生了蜕化的民族。"正是这种思想最后竟成为希特勒反犹思想的一个理论来源，希特勒明确宣称它的使命就是破坏"犹太人专制的上帝"，13尽力限制犹太人以维护雅利安血统的纯洁，在这种荒谬理论的支配下，犹太人成了这场世纪大浩劫的无辜的牺牲品。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在相对成熟的革命理论的指导下，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犹太革命家和工运领袖，如革命导师马克思、法国的左翼领袖罗沙•卢森堡、匈牙利共产党领袖库恩•贝拉以及俄国的托洛茨基等，一些反犹分子利用民众对共产主义的畏惧心理把反犹与反共结合了起来，从而使反犹主义又有着浓厚的反共色彩。1905年发表的《锡安贤达议事录》一开始并不为人们所重视，可是到了1919年以后，就开始在西欧流行。出于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惧，一些人开始相信"如果世界要防止心怀敌意的犹太人，使他们的阴谋不能实现，就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反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14尽管这本小册子很快就被证明是伪造的，然而还是有众多无辜的犹太人成为冤魂，造成的恶劣影响更是不可估量。反犹主义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彻底消除犹太人的民族意识，使之丧失民族认同感和民族特性。然而无论是宗教反犹主义，经济反犹主义还是种族反犹主义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相反却促成了犹太民族内部的团结和民族特性的增强，并最终促成了近代锡安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当代以色列国的建立，这是那些反犹主义者所始料不及的。一些学者在研究纳粹大屠杀时指出"想要'消灭'犹太民族的希特勒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倒行逆施反倒大大加快了犹太国家的重建和犹太文明的复兴进程"15。如今，希特勒和他的纳粹政权早已烟消云散，然而反犹主义的幽灵却依然在欧洲的上空徘徊。 三  欧洲反犹主义的近期回潮    二战以后，伴随着法西斯政权的溃败，反犹主义曾一度有所收敛。近两年来，由于以色列在新的巴以冲突中一直使用暴力进行残酷的镇压，一股由反以引发的反犹主义暗潮又开始悄然涌动了。特别是去年三月份以来，欧洲各国频频发生针对犹太人和以色列的暴力事件，从英国到希腊，从西班牙到丹麦，不断有犹太会堂被焚毁，犹太人的住宅、学校遭到袭击，在德国的一些城市，犹太学生上学和放学都不得不由警察护送，德国警方甚至还警告人们不要佩戴犹太人的标识。根据世界犹太人大会发表的一份报告估计，仅在2002年4月欧洲就发生了300多起针对犹太人的暴力事件16。这股反犹回潮势头之猛，规模之大在二战以来的欧洲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股反犹主义回潮出现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的反犹主义偏见和传统。二战以后,面对纳粹势力令人发指的罪行，世界人民对犹太人表示了的普遍同情，欧洲各国也对残余的法西斯主义势力进行了清算，使反犹主义的势力大为削弱。但源于宗教和历史文化偏见的反犹主义思想并不能一下子消除。早在1963年，在苏联基辅出版的一本书中就有过一幅插图：一个贪婪的大鼻子犹太人，把瘦骨嶙峋的大手伸向一个盘子，紧紧抓住盘子里的纸币和硬币，反犹寓意已自不待言。1968年，在波兰官方支持的反犹运动中，有25000犹太人（占当时波兰犹太人大多数）被迫离开，使这个在1939年尚有300多万犹太人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没有犹太人的反犹主义国家"17。1980年10月，法国巴黎的一所犹太会堂遭受恐怖袭击发生爆炸事件，造成4人死亡，其中有2人为非犹太人。当时的法国总理雷蒙德•巴里竟然在电视中讲话说"他们的目标是犹太人，可伤害的却是无辜的法国人。"18德国《明镜》周刊曾在1996年做过一个调查，结果表明在德国有20％的人不希望他们的邻居是犹太人，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人不希望犹太人作为总统候选人，而另外一些调查表明"反犹思想在老年人和前东德居民中是很普遍的"19。这些反犹思想一旦遇到合适的土壤它仍会破土而出的。其次是巴以冲突因素。第四次中东战争以后，欧洲各国出于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中东问题上与美国拉开了距离，越来越倾向于支持巴勒斯坦建国。而且，目前在欧洲各国生活着很多阿拉伯人，仅法国境内就有数以百万计的阿裔公民，这些人几乎都是巴勒斯坦的坚定支持者，也是这次反犹的主要社会基础所在。2000年巴勒斯坦人起义后，以色列一直采用暴力镇压的做法使欧洲国家极为不满，由对以色列的反感进而演变为一种强烈的反犹情绪。一些欧洲人认为"既然历史上发生过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那么，以色列现在就不应该用同样的办法对付巴勒斯坦人。"美国反诽谤联盟在去年五六月份的电话调查中显示，由30%的欧洲人持传统的反犹观点，由62%的人认为最近的反犹暴力是由反以情绪所致20。最后是冷战结束后，欧洲极右翼势力上升所带来的后果。冷战结束后，原来两极格局下掩盖着的矛盾被释放出来。再加上近些年来，欧洲不少国家经济结构上的弊病日益暴露，经济增长乏力，社会上贫富差距拉大，失业率居高不下，治安状况恶化。而传统政党的"第三条道路"的努力也不能消除公众对全球化，欧盟扩张和社会安全的忧虑。极右翼势力正是借着人们对现状的不满和忧虑迅速坐大的。先是有奥地利海德尔的"自由党"、荷兰的"富图恩名单党"，后是东欧一些国家的"光头党"及法国的"国民阵线"。这些极右翼势力又被称为"新法西斯主义"，他们都有着明显的种族主义和暴力倾向，明确的排斥和反对外来移民。在东欧和前苏联地区，随着政权的更迭，原来对一些极端言论的限制被取消，这使得那些极端分子可以肆无忌弹的大放阙词。在波兰，最大的反犹主义政党波兰家庭联盟(LPR)拥有460个议会席位中的37席，不仅如此，他们在议会外还有一定的影响，并得到一些民族主义分子的传媒的支持和资助21。这些右翼团体不管在其他方面分歧如何，在反犹太人这一点上却是共通的。根据德国官方的统计，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反犹主义事件的发生率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93年全国发生了656件，其中暴力事件为75件，94年则达到1366件，95年为958件。这些反犹事件的发生与极右翼势力的膨胀是紧密相连的22。这股反犹主义势头一方面来势凶猛，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首先是反犹太人与反以色列紧密结合，在反对以色列的名义下进行反犹活动，这使得一些反犹活动表现得更为隐蔽；其次是反犹手段的多样性，反犹分子除了借助传统的反犹手段外，还借助互联网、电视等现代通讯工具进行反犹宣传。面对欧洲各国出现的这股反犹主义潮流，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以色列和美国政府都表示了极大的关切，在谴责的同时还敦促欧洲各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以制止反犹活动，这股反犹潮流无论是对欧洲的犹太人还是对近期的国际关系都产生了较大冲击：   首先是对以色列和欧洲关系的影响。2000年巴勒斯坦人民起义后，西欧不少国家的媒体和舆论对以色列在巴以冲突中所奉行的政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谴责。从英国的《独立报》，法国的《世界报》、《费加罗报》，到德国的《明镜》周刊都大量刊发批评以色列的文章。2002年 4月份，法国巴黎的反以示威人数达到4-5万人，起义者打着"同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的口号，声讨以色列的种族主义政策，称沙龙为"刽子手"。去年6月，欧盟议会通过决议，中止1995年同以色列签署的自由贸易和联系协定，欧盟议会还决定采取措施，中止双方在科技领域的合作。与此同时，西欧一些有名的学者还在推动一项抵制同以色列进行学术交流的计划，并得到了不少大学教授的支持。以色列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一个犹太国，自然对这些反以反犹活动极为敏感和关注。除了利用各种媒体进行反击外，还通过各种渠道敦促欧洲各国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犹太人。2002年元月，以色列外交部组织成立了反击反犹主义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Combatting anti-Semitism)和制止反犹主义协作论坛（Coordination Forum for Countering anti-Semitism）。前者是以色列政府主导下的国际组织，它下设教育、信息等分委会，并邀请一些国际知名的非犹人士担任领导职务，意在联合世界各地的官方和非官方的力量反对反犹主义势力。后者是以色列的官方论坛，由以色列政府的外交部、教育部等有关部门和世界犹太人大会等组成，致力于收集各种有关反犹主义信息，定期出版有关的报告并制定相应的政策23。2002年4月22日，法国极右翼领袖勒庞在第一轮总统选举中胜出后，以色列副总理兼内政部长埃利•伊沙就与法国犹太组织领导人举行了会谈，甚至敦促在法犹太人离开法国，移民以色列。以色列著名的《耶路撒冷邮报》撰文指出"这是二战以来欧洲爆发的最为严重的反犹主义"24据法新社报道，以色列总理沙龙4月份就含沙射影地说"反犹主义又在欧洲死灰复燃"。欧洲不少国家也承认存在着一些针对犹太人的暴力活动，但认为这多为极端分子和阿拉伯人所为。欧洲人主要反对的是以色列政府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采取的政策，而不是反对犹太人，二者不能相混淆。法国总统希拉克在5月份就警告沙龙不要把法国描绘成一个反犹的国家，"这种宣传是不可接受的"，双方在反犹主义问题上的争吵给九十年代以来本已变淡的关系又抹上了一层阴影。其次是对欧美关系的影响，它扩大了欧美之间的分歧。"9•11"事件以后欧美在反恐怖主义问题上就存在着分歧，美国和以色列主张把巴勒斯坦人的反抗行动列为恐怖主义，欧洲则认为这样会导致整个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对立，对于严重依赖阿拉伯世界石油的欧洲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欧洲出现新的反犹主义势头以后，美国报刊不断地批评欧洲国家对反犹行为制止不力，《纽约时报》则断言，"二战后被禁止了半个多世纪的反犹恶魔又出笼了"。去年4月底，小布什总统在硅谷发表演说时，点名批评了法国的反犹主义现象。7月中旬，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西欧出现的反犹暴力活动，敦促西欧各国政府采取措施保护犹太人的利益和安全。与此同时，一些参议院还联名上书布什总统，要求美国政府采取强硬立场，促使欧洲国家政府制止日益加剧的反犹暴力活动。欧洲国家不同意美国的指责，他们认为，欧洲各国都采取了有力措施，严惩肇事者。英、法、德、比利时和西班牙内政部长举行过会议，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也举行过会议讨论并决定各国之间加强情报交流，协调行动，共同对付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法国、德国等都采取了措施加强对犹太社区的安全保护，惩处极端分子、取缔带有反犹主义色彩的网站等。欧洲各国还认为，美国所谓的"反犹主义恶魔重新出笼"的说法，是对欧洲国家的污蔑，在欧洲，反犹只是少数人的偏见，不能把对以色列政府的正义批评动不动就扣上反犹主义的帽子。法国总统希拉克明确表示美国的指责是不能接受的。美国在反犹主义问题上对欧洲的指责无疑又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分歧。 最后是不利于欧洲的政治稳定和一体化进程。这次反犹主义的回潮是在欧洲极右翼势力膨胀和全球反恐怖主义战争升级的情况下出现的，反犹主义的盛行势必会反过来助长极右翼势力，进而影响欧洲的政治稳定和一体化进程。去年四月底，伦敦芬斯伯利公园犹太会堂遭破坏时，破坏者就明目张胆的把纳粹的标记划在拉比的诵经台上。目前，世界上有将近1400万犹太人，其中230万人生活在欧洲，其中法国60万，乌克兰和俄罗斯各50万，英国29万，德国19万。这些犹太人经过长期的努力，已经融入所在国的政治经济生活，在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反犹活动不仅会给当地的犹太人带来冲击，也会给这些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目前看来，这股反犹主义势头已有所减弱，但并未完全停止。 这次反犹回潮在促使我们在重新认识并警惕欧洲新法西斯主义的同时，也警醒以色列政府和犹太人：以色列和犹太人的安全必须建立在中东和平的基础之上，正如以色列著名政治家西蒙﹒佩雷斯在《新创世纪》一书中所说的"和平必须成为以色列人挂在自家门楣上的最璀璨的灯火"25。如果一味的无视巴列斯坦人的要求，不仅会引起他们持续的绝望的反抗，还将招致新的国际谴责和反犹浪潮。       1潘光、陈超南、余建华著：《犹太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第136页。2阿巴·埃班著 阎瑞松译 ：《犹太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第165页。3 Dennis Prager and Joseph Telushin:Why the Jews? The Reason for Anti-semitism,New York, Simon Schuster.Inc.1985 P.22.4 1984年，法军上尉、犹太人德雷福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以叛国罪的名义被判处终身监禁，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06年德雷福斯被平反并恢复军职。5 英文"ghetto"音译，指遍布欧洲的犹太人隔离区，最早出现于意大利，在俄国和东欧多为"栅栏区"。6 西班牙语意为"猪"，后专指改宗基督教但又暗中笃信犹太教的犹太人。7 俄语中"大屠杀"的意思，指发生在东欧和俄罗斯的反犹暴力大屠杀。8 英文"final solution",二战中纳粹政权推行的灭绝犹太人的方案。9 Walter Laqueur: A History of  Zionism, New York 1972,  P.72.10 Malcolm Hay: The Roots of Christian Anti-Semitism, New York 1981，P-144.11 即"Kristallnacht",也有译为"水晶之夜"，1938年11月9日，因一犹太青年刺杀了德国驻巴黎使馆的一名外交官，纳粹暴徒以此为借口，发动了大规模的反犹活动，是夜有无数犹太人的商店和教堂被砸碎，故得名。12 Dennis Prager and Joseph Telushin: Why the Jews? The Reason for Anti-semitism,New York, Simon Schuster.Inc.1985, P.30.13 Dennis Prager and Joseph Telushin: Why the Jews? The Reason for Anti-semitism,New York, Simon Schuster.Inc.1985, P.30.14 阿巴·埃班著 阎瑞松译：《犹太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第273页。15 潘光、陈超南、余建华著：《犹太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第296页。16 见世界犹太人大会网站：http://www.wjc.org.il17  Abraham Brumberg:"Poles and Jews",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2,  P.178.18徐新著 ：《反犹主义解析》，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7页。19 Andrew Roth and Michael Fragman: The Goldapple Guide To Jewish Berlin ,Berlin 1998， P.132.20见美国反诽谤联盟网站：http://www.adl.org21 Abraham Brumberg:"Poles and Jews",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2,  P.182.22 Andrew Roth and Michael Fragman: The Goldapple Guide To Jewish Berlin ,Berlin 1998， P.174.23详见以色列制止反犹主义论坛网站：http://antisemitism.org.il24 《耶路撒冷邮报》2002.4.2525 西蒙·佩雷斯著，高秋福、戴惠坤译：《新创世纪》，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