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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颢中、胡清雅:反服贸与台湾社运中的“中国因素”

王颢中、胡清雅:反服贸与台湾社运中的“中国因素”

《人间思想》2014年7/8期

《人间思想》7、8期(2014年11月)反服贸专题系列文章代导言
直面「反中情結」當中,內在於台灣的「中國因素」,並非為了他人,而是為了台灣人自己:要做台灣人,就必須承擔自己主體之匱乏、分裂,承擔自己所欲打造的「認同政治」,必將充滿各種投射到他者(中國)身上的仇恨、猜忌與敵意。對這項承擔的準備,也將勢必是一個情感事業。在分斷體制中,每一個敵對衝突驟升的當下,所謂的「社運介入」,是否能積極嘗試「把兩岸人民的現在與過去共同點轉化成善意的基礎或機會」,而非慣性地採取政治正確的迴避態度?
标题

這一系列關於「反服貿」議題的文章,有它的背景。2012年底,台灣島內青年運動蜂起,以「反旺中」(反媒體壟斷)為濫觴,「中國因素」被端上檯面。2013年,兩岸ECFA(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架構下,開啟第一輪的服務業貿易談判。對於許多反對者而言,由國共兩黨推進的兩岸經貿談判,坐實了「泛藍+兩岸資本家+中共=中國因素」等式,「中國因素」成了2013年反對運動的潛台詞,一路延燒至今年(2014年)3月的「反服貿」占領立院。原本僅作為兩岸經貿談判一環的服貿協議,被推上「反國民黨─反中」的浪頭,而長達近一個月的占領立院行動,更捲動各種支援網絡,台灣的政黨政治、學生社團、社運與工運的板塊,在一個月間挪移與重整。但觀其論述,不難發現一個弔詭:反服貿,並非針對服貿所開放的項目與尺度,而是攻擊由國民黨所主導的對中談判平台、服貿審議不夠透明的程序問題,進而要求程序民主。

這種對於程序問題發難,以及藉由「反對」得以更加彰顯的「中國因素」,卻令包括我們在內的許多人感到困惑,這也是我們幾位朋友自2012年底以來聚集在一起的動力:包含了此系列文章的作者盧其宏、陳柏謙、陳書涵、林柏儀、王顥中、胡清雅在內,聚會的參與者,多是自2000年代初、中期參與各種議題性社會運動、工會運動、勞工運動的朋友。對於曾經歷政黨輪替的我們而言,深刻認知到當前的國民兩黨,皆為貫徹新自由主義政策與美式發展主義的資產階級政黨,而在初入運動的啟蒙階段,前輩們所留下的教訓,又是「統獨意識形態」幾乎分裂了台灣所有組織與團體;因此,當時的我們大多認為「不藍不綠、不統不獨」的路線具有正當性;也有部分朋友是從標榜「左獨」的社運、學運社群當中走出來的,並在日後逐漸把台獨意識化態相對化。

這樣的「社運氛圍」並不能被過度普遍化,但它的確具有一定程度的時代色彩。我們讀大學的1990年代末、2000年代初期,當時的主流思潮與理論,是世界範圍內的冷戰結構瓦解的時代,是社會主義過渡與其實踐,被輕易當作失敗者的歷史而結案的時代,更是反帝、反資的人民運動被徹底遺忘,而左翼批判理論與組織方式被視為「不合時宜」的後學時代。在去歷史、反歷史的整體氣氛下,亞洲與兩岸人民曾經共享的反帝、反封建民眾運動歷史,並不進入我們的視野,這嚴重限縮了我們對於統獨的理解。

歷史走入了200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先發國家,陸續捲入了資本主義危機,原本作為核心的美國經濟霸權逐漸衰弱。近十年間,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各國,從冷戰經濟體制的下游處境,正逐漸整合成為區域經濟體,進而躋身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影響了既定的霸權結構。過去作為冷戰前緣的東亞島鏈,成了意識形態戰場:在台灣,「中國因素」作為冷戰結構下「反中、反共」情結的燃料,「反服貿」成了新的火種,而長期未決的薪資停滯、青年失業與貧困化問題又成為助燃劑,年輕學子之間燒起了仇中之火。

 

從三種立場反思「反服貿」

面對當前的反中、反共局勢,這系列文章嘗試對於「兩岸服務貿易」提出具體分析,釐清「反服貿」究竟為何而反,抑或它就是為反而反?2013年8月至9月間,「兩岸服貿協議系列評論」出刊於苦勞網,[1]並於同年11月15日舉行一場小型論壇。[2]這系列文章的共同基礎是,我們並不同意檯面上所充斥的「中國威脅」、「敵國入侵」等論述,並共同認為服貿的確是中國大陸的對台「讓利」。在這樣的共識之下,包含本篇導言的五篇文章,對於「讓利」一事,以及「服貿是否能被等同於自由貿易、加以批判」一事,有不同看法,進而延伸出三種立場。

盧其宏的〈為何反服貿?〉討論台灣自2000年代以來的薪資停滯問題,論證了台灣服務業勞動力供給過剩、需求不足,因此勞動條件低落。在這個認識下,盧其宏認為,由於服務業「非貿易財」的特性,服貿的意義並不在於財貨或勞動力的流動,而是資本的輸出。大陸的服務業資本若入台,將造成兩個問題:第一,使本已「勞動力供過於求」的台灣服務業,因競爭加劇而削價競爭、勞動條件與薪資不見得能夠提高;第二,由於此次服貿所開放的非金融項目包括醫療,具有公共化服務性質,若開放將促使其「商品化」。亦即,服貿的得利者為兩岸服務業資本,但蒙受其害者卻是台灣的受薪階層。站在本地勞工的立場,他認為兩岸資本的流動、陸資入台、台資外流,台灣勞工將更深地陷入勞動條件持續惡化的泥淖。因而他反對兩岸經貿交流。在這個邏輯下,由於任何外資都可能造成上述的削價競爭問題,而公共服務項目商品化,更牽涉到政府的自由化政策,因此,從「反服貿」延伸至「反新自由主義」,進而反對任何一種「自由貿易」,這是第一種立場,也是在3月以來加入反服貿行列的社運、工運團體所持的立場。

陳柏謙的〈從對台資「登陸」史的重訪透視服貿協議〉考察二十年來「中國的資本主義化」過程中台資、台商所扮演的角色,並認為,包含台資、港資在內的外資,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僱傭關係、管理模式帶入中國大陸,引入作為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下,以僱傭勞動為核心的生產關係。這樣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進而與中國大陸地方政府、黨官僚層接合,聯手剝削、壓迫中國大陸工人。林柏儀的〈從兩岸工人階級視角看「讓利」政策下的服貿協議〉則從「讓利」的角度切入,論證中國政府對港台的自由貿易協定,的確維持一貫的讓利措施。林柏儀認為,雖然服貿實際上並不會對台灣受薪階層造成直接損害,但「讓利」的得利主體,顯然是得以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的台灣金融資本與大型服務業資本,而兩岸資本自由流動的效應,實際上在於台資登陸,而非陸資來台,而這或許將促進中國大陸的資本主義化,因此必須將大陸的廣大民眾的生活權,與勞工的勞動條件納入考量。林柏儀認為,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究竟是有限度利用資本主義,或是逐步走向資本主義化、私有化,仍須觀察;然而,乘著自由貿易之浪,陸方的「統一」策略若是以拉攏港台資產階級、維護中共官僚層利益、犧牲兩岸工人階級利益的「親資促統讓利」,這是站在兩岸工人階級立場所不能接受的──這是陳柏謙、林柏儀的文章所呈現出的第二種立場。

陳書涵的〈服貿的問題,是自由貿易嗎?〉則將「自由貿易」問題化。陳書涵認為,過去社運批判「自由貿易」,是從第三世界後發國家的視角,反對被先進霸權國家所壟斷、不平等的國際貿易,例如美國透過自由貿易,強逼台灣開放美牛。但是兩岸經貿談判,正因為存在著「讓利」,使它不同於過往這種具有剝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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