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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文的后一半,更令人惊异。原文说:“周公秉爵未饮,蟋蟀造降于堂”,蟋蟀即促织,周公见蟋蟀在堂,作了《蟋蟀》一诗。上海博物馆战国竹简《诗论》讲“《蟋蟀》知难”,正与此相应。《诗序》虽然说《蟋蟀》是刺西周晚期晋僖公(厘侯)的诗,所云“欲其及时以礼自虞乐也。此晋也而谓之唐,本其风俗,忧深思远,俭而用礼,乃有尧之遗风焉”,对于诗意的体会还是不错的。

先秦两汉的古书都是写在竹简和缣帛上，墨子叫“书于竹帛”（《墨子》的《兼爱下》、《天志中》）。汉以后，魏晋时期，纸书才逐渐取代竹书和帛书。班志中的古书是简帛时代的古书。当时的书，都是写在简帛上，有些还有图（插图或附图），也是画在帛上（当时的地图也多半画在帛上）。今天，我们的图书馆还是图、书并称。所谓“图书”这个词，既包括图，也包括书。班志中的书是以竹书为主，帛书贵，比较少。但什么书用竹，什么书用帛，分布规律如何，太值得研究。

 一年前，在上海大学那间时常令人觉得过于堂皇的圆形会议厅里，有一场以“共和国文学”为总题的讨论会。其中一节的标题是：“重建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这个标题起得好，切中要害。说“重建”，自然是因为不满意文学和社会的现有的关系。可是，“重建”并非易事，那个标题里的两个关键词：“文学”和“社会”，今天都不再是约定俗成、一目了然的了。以“社会”来说，中国今天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各方人士的判断差异之大，是自193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可以说，中国知识界二十年来的几乎所有重要的论争，焦点都落在这个问题上。同样，什么是今天中国的“文学”？也是歧异丛生、很不容易论断的。为什么不容易？这里且说两点。一，从互联网、手机、电子阅读器等等的情形可以看出，与二十年前相比，今天经常阅读文字——或者缩小范围，经常阅读文学——的人，并没有大幅度减少，甚至可能还在增加。最近十年，“文学类”图书的出版量，总体是增加的。上海的大学里，十年前只有4个中文系，现在增到了7个。可是，二十年前大家共认的“文学”，我指的是以譬如莫言、王安忆为代表的那种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却持续减弱，最近十年，减弱得还很明显。[1]与此同时，在我们共认的这个“文学”之外，新出了大量别样的“文学”，和同样大量的别样的作家，其中有韩寒这样颇具特色的，更多郭敬明[2]一类互相模仿的。他们的读者数量，明显超过了莫言，刊登他们作品的杂志的销量，譬如《最小说》，也明显超过了《收获》。他们在网上称雄，也在纸面横行。“青春”、“侦探”、“历史”、“穿越”、“耽美”、“武侠”、“惊悚”…… 他们掀起的追捧之潮，一路飙升。和二十年前相比，中国大陆的文学世界真是面目全非了。怎么看这个新世界？你可以说：“莫言是纯文学，郭敬明是通俗文学，莫言是文学研究的对象，郭敬明则是——呃，文化研究——的对象……”你更可以说：“莫言是一种文学，郭敬明也是一种文学，多元化，很好嘛！”但是，这么顺当地说下去的时候，莫言和郭敬明的一个极大的差别，却不知不觉就模糊掉了。这个差别，说得粗糙一点，就是：“谁是作者”？读莫言的小说，你不会有这个疑问，尽管有时候，你会从字里行间读出一点国际文学奖的影响，从书名、篇幅和若干情节，你也会感觉到出版社的参与，但是，莫言无疑是小说的主宰，没有他，就没有这样的小说。读郭敬明就不同了，你很快就会疑惑：这些虽是郭敬明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但他那双敲字的手，怎么好像受着另外的手的指挥？读得越多，你越会发现，郭敬明其实是一个复合体，有作家的一面，也有经纪人的一面，更有出版商的一面，他的作品的文本内容和形式，常常是生于对这作品的营销的内容和形式。因此，不但是郭敬明自己的好几双手一起敲字，更是他背后的那些分别支配了他这些不同的手的更大的社会势力，一齐牵引着敲字的方向。有时候，你甚至会觉得，他就像一具提线木偶，咋一看是他在台前蹦跶，实际一切都在幕后操纵，日渐庞大的中国特色的文化工业[3]，才是郭敬明式的“文学”的真正作者。顺着这个作者的差别往下捋，可以牵出一系列更大的差别。其中之一，就是文学与现实秩序的关系的差别。至少到目前为止，大家一般都还觉得，我们共认的那个文学，是如三国时的西蜀名将魏延那样，再怎么低首诺诺，脑后也是长了一块反骨的。它一面激发读者对美妙或悲惨人事的感动，一面也以这感动，触发对僵硬、死板和蛮横之物的怀疑，对不公和压迫的嫌恶。远的不说，最近三十年，读着这样的文学长大的“文学青年”，尽管形形色色，代际、性别、阶层和地域差异极多，依然大体表现出多情、善感和反叛的共性，以至在许多场合，“文学青年”和“愤青”，成了可以互换的词。郭敬明式的文学却不同了，它看上去非常“青春”，也多“幻想”，但它引人沉溺其中的方式，却极为老练而实际：营造一个虚拟的天外世界，引你以体验梦想的方式，寄托种种日常的欲念；描摹若干负面、但是一定琐碎的人事，供你咀嚼怨哀之情，在不知不觉中，烧掉青春期的不满；将“成功”的“作家”包装成偶像，毫不掩饰地向你炫示，“写作”如何可以被铺成一条快速通向版税、出镜费和其他明星效应的红地毯；用种种时髦的纸面设计、网络宣传和集会造势，持续煽动你的兴奋，让你在自以为与其共鸣的同时，体会中国特色的商业系统的巨大力量……不必惊讶于这文学的老练，它与另外几种新媒介——例如网络游戏、肥皂剧和视屏广告——的老练一样，都是同一个作者的专长。中国特色的文化工业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它在社会的支配性结构中的位置，也越来越移向中心，因此，它势必要更大范围地参与社会的再生产，更有效地地发挥自己的功能。社会再生产的关键环节，是人的再生产，用鲁迅的话来说，只要能一批批生产出睁着眼睛的昏睡者，铁屋子就可以万世长存。现代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大家其实都已经睁开了眼睛，但因为各种原因，觉得还是继续装睡为好。这“各种原因”当中，当然包括暴力和贫困之类的硬的压制，但那种如无味的缓释毒气般四处蔓延、大面积浸润年轻人的身心的软弱和无力感，作用却似乎越来越大。而培育这样的软弱和无力感，正是文化工业的拿手活计，[4]当《最小说》和《梦幻西游》招呼你一起梦游、哭泣、怨忿，甚至尖叫的时候，这些“过把瘾”式的兴奋，恰恰又令你一旦合上杂志、离开网吧，就不知不觉地无精打采起来：在满地垃圾的现实面前，自己其实多么渺小，除了无聊和搞笑，还有什么可干？二，文学世界的构成之物变了，文学的现身之地，也就自然与过去大不相同。单看莫言、王安忆式的文学，它现身的范围还和过去差不多：小说、诗、散文、话剧剧本，偶尔加几部电影和电视剧的脚本，此外就没别的了。可是，如果眼光放开一点，看看其他类型的文学，你就会发现，今日中国，举凡电视剧、商业广告、娱乐新闻报道、旅游指南、网络游戏，更不要说短信、博客之类层出不穷的网络空间了，几乎到处都有文学，当然，是莫言、王安忆之外的文学。举个纸面的例子：许多大型企业，都定期出版印刷精美的“内部”报刊，这些报刊，几乎无一例外，都留出不小的篇幅，刊登散文、诗，甚至短篇小说，其中有的还是出自文学名家之手。当这些“作品”被仔细安插在总经理讲话、员工决心书和广告之间，彼此妥帖配合的时候，你是不是看到了“文学”和“企业文化”——乃至“商业推广”——的多面互动？至于《我的团长我的团》那样风靡一时的长篇电视剧里的文学味十足的对白，或如某个冠名“普罗旺斯”的房产项目介绍书那样的对彼得·梅尔式散文的大段摘引，再如网络游戏对古典小说名著及其意象的越来越广泛的“开发”，是不是也都清楚显示了，文学正如何被各方神圣大量地使用？不要小看了这些“使用”，它们的规模正不断扩大，它们对于被用之物的改变，也就愈益深刻。现今十来岁的城市少年，很少有不玩网络游戏的，当他们从电脑边起身、抓过一本小说杂志乱翻的时候，那在玩网游时养成的感应和理解习惯，势必在暗中影响他们的阅读体验；如果他们当中有谁提笔写作了，网游教给他的节奏感、想象方式和结构能力，更会潜移默化，在下意识的层面就介入他的文学构思。在今天，网络游戏对文学新人的写作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十年二十年之后，这影响大到什么程度，更是难以估量的吧？网游只是一个例子，相类的事情更有很多。文学的活动和应用越是以如此方式扩大范围，今后文学的骨架和面貌，就越多是要由这些新领域里的支配力量来塑造。批评家、文学教师甚至作家自己，大概都会被逐渐挤到边上，出版商、广告商、网游开发商、其他形形色色的资本家和商业策划人：他们将占据文学舞台的中心。整个文学的生产机制，已经发生很大的改变了。我们过去习惯的各种文学的定义：从“创作”、“作家”、“文学体裁”，到“文学青年”、“审美”、“读者和文学作品的关系”…… 现在都一一在被涂改。可以预料，其中大部分涂改的力度，以后还会更大。老话说，人是环境的产物，如果也这么来看文学，那就不由得要相信，今后的文学的面目，可能会更没意思。倒不一定是鼻子耳朵本身怎么大变，而是鼻耳之间的关系、或者鼻耳与手脚的关系，都大变了，以至鼻耳的轮廓虽还如旧，功能却大不同。譬如 “文学性”[5]，过去一直是被看做文学反抗现实的利器的，可你仔细看看，不说将来，就在现在，情形已经不对头了，还是这个“文学性”，却与“反抗”若即若离，有时候，反倒像是“现实”在握着它，而且挥舞得更为利索！[6]朝着这个方向往将来看，情形是很让人泄气的：不用太长的时间，像今天的莫言、王安忆这样的文学，就会连社会和人生的边缘位置都守不住，而被径直让进博物馆；注目于这种文学的“文学研究”，也会更远地飘离现实，被关进少数大学的研究室。博物馆和研究室门外，则是新的主流文学，一手遮天。它紧随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主流，虽然有时也要发发牢骚，大方向却一定是循规蹈矩、与政治和经济主流利益均沾。它当然不是我们今天共认的文学了，但你也很难说，它就一定不是文学。当然，这只是现实的一个方向，而现实不会只有一个方向。越是不能接受上面这乌鸦嘴般的暗淡想象，就越要往相反的方向狠狠地用力。说实话，我是压根儿就不接受那套现代社会文学理当边缘化的说法的，世界这么大，各地的历史和现实都不同，文学的过去和将来，怎么可能都一样？也许在美国那样的社会里，文学可能逐渐式微，但在中国这样的地方，文学势当扮演重要的历史角色，过去如此，将来还当如此！事实上，今天的文学世界里，清新的气象远未绝迹。就拿杂志来说吧，似乎是《最小说》甚嚣尘上，连《收获》都被它占去一块了，斜角里却出来一本《独唱团》，使局势一下子现了转机。[7]因此，文学和社会的关系，并不是必然如目前大家担心的那样，一路消极和负面下去的。中国的文学，绝不该只是坠着社会往下堕落，一定要有新的文学，像契科夫笔下的夏日草原上的暴风雨那样，猛烈地刺激人心，催人奋起。事情是不容易，但应该赶紧做。1980年代教给我们的那些感应和理解文学的思路，许多已经不够用了，必须要发展新的思路。不用说，这发展的第一步，不是到书架上翻书——哪怕是新出的洋文书，而是推开门窗，直面现实：今天中国的文学世界，究竟是怎么构成的？有哪些新的力量，深刻介入了文学的创造、生产和传布？是不是有新的主流文学正在形成？如果是，那是怎样的东西？在管制机构和文化工业的强力作用下，是不是已经有某种新的“文学性”，正在覆盖文学世界、吸聚文学青年？一句话，今天中国的文学生产机制，正在往什么方向变化？这个文学的生产机制，和整个社会的支配性文化——当然，不能忘了别的支配性力量——的生产机制，正在形成怎样的新的互动？我们能毫不含糊地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大概也就是富于创造性的文学创作和批评，能有力地、针锋相对地回敬现实的时候。[8]2010年8月 上海

作者原为民主党议员Alan Grayson高级政策顾问，从劳工运动角度分析埃及运动，指出维基解密显示埃及前总统的小儿子在美国银行接受培训后成为埃及遵循鲁宾风格经济政策的关键人物，穆巴拉克家族在新自由主义市场化中大量获利，而工厂中的辛苦劳作的青年和女性是运动主力。

随着化工厂污染的逐渐减少直至消失，农业污染正逐步成为仇岗最大的污染源。

弗罗伊德说，作家真正的灵感一生只有一次。作家作品等身，总有一本是代表作。亨廷顿的代表作公认是《变迁社会的政治秩序》，出版于1968年，1996年重版，2006年又由耶鲁大学再版，自由主义大师福山写序，称这部书是20世纪下半世纪的政治学经典，研究的广度和分析深度少有匹敌。福山认为此书一出，斩杀了西方战后的现代化理论, 现代化的研究失去主心骨，至今乱成一团。本文选介作者对美国政制来源和性质的看法，不仅是因为美国学者论美国有趣味，   而且是因为什么是现代化的问题原来如此一言难尽。　　   1        美国与西方现代化的不同道路　　   50年代兴起的现代化理论试图总结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经验，这些理论家认为英美优先成为现代强国，英美历史经验是现代化的榜样，成为现代化理论的基础.。 亨廷顿认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误解，英，美和欧洲大陆国家由于前提不同，现代化过程走的是三类不同的道路。　   欧洲大陆国家以法国为典型，首先通过君主制中央集权来使国家权力合理化，合理化的标志是国家统一，行政效率，机构简化。由于大陆国家在农业时代封建割据，教会和贵族掌握地方权力，分散的权力保护多元的既得利益，自然不利工业，国防和制度的现代化。只有国家权力集中后才能压制教会，贵族和地主的分散抵抗，推行统一的政策，推进现代化。法皇路易十三在1630年宣布，在教会和国家之间，”我更加对国家负责”，被后人认为是欧洲现代国家的诞生日。以后普鲁士，瑞典，西班牙等等大陆国家都开始君主集权，依靠中央权力才能建立常备军，限制教会贵族的权力，推行法律改革，建立现代国家行政机构。英国的斯图亚特王朝起初也像大陆一样君主集权改革，但受到议会的抵制，最后国家权力集中到议会手里，从此议会便高于国王，国家集权和现代化主要由议会推动。　　   美国并没有经历同类的政治制度现代化。17世纪的清教徒移民将当时英国都铎王朝的制度带到北美殖民地，主要特征是：地方政府权重，依赖民兵，行政与立法和司法职能的混合，国王和议会的互相制衡，代议制，政府和社会结合的观念等等。此时英国本土却经历了“光荣的革命”，修改了旧宪法，产生新宪法。美国爆发独立战争，是因为北美殖民地坚持都铎时代的宪法体制，与建立集权宪法的英国议会发生冲突。独立后的美国宪法保留了都铎制度的框架，并一直延续至今，“今日美国政治制度的独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古老。”　 2  现代化并非整体和同步　　   战后现代化理论的要点是认为国家现代化是一个同步过程，经济，教育，政治，国防等一齐推进才有现代化。 亨廷顿解剖了欧美各地现代化的过程，指出现代化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分为权力建立，机能区分，和扩大参与的不同领域，欧美社会不同，在这些领域的改革大不相同。　　　  如前所述， 欧洲大陆国家由于封建割据是现代化的主要阻力，现代化首先是中央集权化，宣传君权神授，以从教会和贵主手里夺权。英国也是由下到上集权，但国家权力集中于议会，英国议会本身的改革也表现了权力国家化的过程。英国原来国王代表全国，议员代表地方利益，议员被要求住在所代表的地区，并由地区支付议员薪俸。而在集权过程中，议会修改了法律，不再要求议员住在选区，薪俸也与地方脱钩，议员职业化，形成议会式中央集权。而美国则将英国改革前的旧制度写进1787年宪法，固定下来。类似都铎时代，美国政制至今实行双重代议制，总统代表国家利益，议会则代表地方利益。美国议员必须居住在选区是政治和法律规定。　   3 欧洲的分权和美国的混权　　 在中世纪的欧洲，对应于分散的社会，国家的权利和机能也是分散和混合的，例如都铎王朝的政治机能架构是混合的，一个机构可能承担几种职能   一种职能可能又分散在几个机构中，制衡有余，分权则不足。向工业社会过渡的17-18世纪，以国家主权建设为标志，英国权力向中央集中，而政府职能机构则进行专业化区分，以提高行政效率为。　　　　 美国则保持了都铎旧制，国家大权分散，而具体行政职能则由几个机构分享而不是区分，这是美国式制衡的含义。美国宪法强调分权制衡，却带来影响政府效率的代价。亨廷顿引用Pollord话来证明：“美国私人企业的效率高，而政府效率低，原因就是制衡理论；这使美国政制对许多美国精英也是没有吸引力的。”　 美国的司法复核制度，也是起源于都铎王朝，当时英国司法和立法的职能在法院和议会是混合状态，旧时议会又是法院，同时兼有立法，司法，和行政功能。法国议会也类似，而西班牙则是法院兼立法功能。英国光荣的革命之后，议会集权建立，司法和立法混合功能消除，司法不得干预立法决定，所谓三权分立，实际是议会的行政权力为主，即所谓行政吸纳。　　 而美国则保持了都铎时代的混合状态，法院一再通过司法复核手段否定立法，干预立法过程。欧洲人对美国法院和律师地位之高，难以理解。而大法官又是由总统提名，而总统府又有相当多司法，立法和否定立法的功能，美国行政，立法和司法之间的关系用三权分立来形容是不准确的，实际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前现代政治。如Dowse所言：“英国封建国王和议会之间的关系，比现代英国制度更像美国总统和议会的关系。” 美国总统被称为民选皇帝，也是这个道理。 4 群众参与的差别　　   在大众参与方面，美国走在西欧前面。欧洲是先有权力改革，政府机能专门化分工，改造社会后，才逐步扩大人民参与。　　　   欧美现代化道路区别一个原因是军事压力和社会冲突情况的不同。16-17世纪，欧洲大陆最长的和平只有三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内战和国际冲突中度过。战争刺激了国家建设的必要。统一权力，压制地方和宗教势力，提高行动效率，增加税收，这些需求使欧洲各国优先开展权力集中和提高政府职能效率的工作。　　　  英国的权力国家化起初也是由于海上备战的需要，以便增加税收，提高对外战争能力。由于英吉利海峡的保护，英国军事压力较小，最终国王与议会在主权问题妥协。而北美殖民地主要治安威胁是当地印地安人，加上殖民点分散，当地居民的民兵就足以应付，所以美国很晚才建立常备军，也无建立中央集权的政府的动力。 另一个原因是社会关系的差别。16世纪的欧洲大陆国家充满内部冲突，法国30年内发生三次内战，西班牙，日尔曼也是宗教和诸侯斗争不停。而英国都铎时代由于玫瑰战争削弱了贵族势力，王朝和贵族通过联姻等手段改善关系，社会比较和谐，为成为英国历史的黄金时代。直到17世纪发生清教徒与国教之间冲突，出亡到北美的清教徒将都铎时代的政制带到北美，由于宗教，阶层和社会地位的大致平等，美国人采用了英国的旧制，“分裂的社会没有中央集权无法生存，而共识社会无法生存在中央集权下。”（P125）弱势的中央，自然地方坐大，给予基层更多参与机会。反之，由于社会分裂，欧洲必须先解决内部矛盾，压制冲突， 所以大众参与程度是长期渐进的过程。　   现代化不是一个整体。美国的例子可以说明一个社会可以一方面很现代，一方面很保守。政体与社会的关系是辩证的，而不是互补的。 一方面的稳定反而可以是促进另一方面的变化的前提。（P132）　　 美国的现代社会和都铎式政体的结合，使欧美的自由和保守概念的内容完全相反。欧洲自由主义支持中央集权，先是君主，然后是人民，认为政府是推动社会改革的中坚力量，而美国自由主义则支持一种古老的权力分散制度。这是基于社会较平等和外部安全压力低的殖民地社会的惯性。亨廷顿指出，今天美国外部安全变得脆弱，而内部的种族和阶级分化加剧，也许美国要学习17世纪的欧洲，补上中央集权和职能专门化的课，来应付国家安全和社会改造的任务。保尔，肯尼迪也提出美国要考虑修改建国早期的制度，以适应变动中的社会。软实力推手奈依也感到美国两年一次的大选， 影响美国外交战略的执行。果如此，美国模式就要大变了。     5  独孤的美国模式　　 美国被认为是现代革命的开创者，认为法国革命直到十月革命都是她的连锁反应，亚，非，拉的现代化斗争也被认为是继承美国革命。但美国革命性质是独立战争，而且是脱离母体的国内战争，而不是社会革命。独立战争时的美国与面临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和经济革命的新兴国家差别很大，亨廷顿认为两者相关性很小，可借鉴的作用自然少。　　 美国又被认为是“第一个新民族国家”，因此值得新兴国家学习。但如前述，美国是个“新社会，旧国家”。而大多数新兴国家面临“旧社会，新国家”的环境，与美国建国时条件不同。例如拉丁美洲各国，独立后大部分仍然继承了旧时代的封建社会制度，美国政府在那里推行选举，代议制，多元宪制主义等等目标，结果造成弱势政府，不能胜任改造旧社会的任务，反而造成独裁的军政府上台。至今，美式民主在拉美大部分地区都不成功，反而滋生反美情绪。亨廷顿对欧美比较研究的结论是，现代国家的历程，议会制和一党制国家很多，美国式国家其实很少，欧洲人一直觉得美国的企业模式很吸引，但政治模式则少人羡慕；新兴国家更值得值得借鉴的是欧洲大陆模式，先政府现代化，然后扩大大众参与；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不是同步对应关系，政治改革和革命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现代化各领域有先有后， 没有统一模式。　　 响应亨氏的结论，可以联想很多，例如“范式改革”理论认为，变革也可能是旧范式的复兴，就如文艺复兴，新柏拉图主义，和新托马斯主义等等思潮，美国政治的旧瓶装新酒，可以说是“吾道不孤。” 

罗森善于针对某部作品在音乐语言上最突出的个性方面——可以是和声－调性的、动机－主题的、对位－复调的、织体的、曲体的、体裁的、音响的、材料的以及所有上述范畴的自由组合或叠加，不一而足——进行“有话则说，无话则短”的鞭辟入里、专业内行的分析评论，从而打开了极其多样、多元的音乐分析批评空间，并从中体现出深厚的音乐学养与知识储备。

1977年傅柯为 L'Anti-Oedipe 美国版写序。由此展开了德勒兹著作在美的系列翻译。

如果这是“新中东的分娩阵痛”，那么它们也完全不同于康多莉扎·赖斯辩称在2006年夏天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战争期间看到的那种。

“埃及不是突尼斯”，在Zine Abedine本·阿里逃离突尼斯去沙特阿拉伯后，权威人士在电视节目上反复说。

巴迪乌2011年1月19日讲座 “‘改变世界’意味着什么”记录稿，他借用列宁1917语称突尼斯为“最薄弱的环节”，以布莱希特《母亲》的结尾结束演讲。

西方自由主义者对于埃及和突尼斯起义的反应，屡屡表现出虚伪和犬儒主义。

本期提示：韩少功、张炜、李锐等--纪念史铁生小辑
2010年12月31日凌晨三点，作家史铁生因突发脑溢血逝世。2011年1月2日，《天涯》杂志发出公告，倡议1月6日晚8点在全国各地同时举行“铁生之夜”追思活动，随即得到近二十个省市作家、网友的响应。

当西方支持的暴君被赶走，政局长远地变化了。但革命到底能传播多远？With western-backed despots being turfed out politics has changed for ever. So just how far can the revolution spread?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加藤嘉一 我初到中国的时候，刘志军刚刚当上中国铁道部长。八年来，我无数次乘坐中国火车到各地旅行，既坐过又脏又乱的普通列车，也坐过现代化的“和谐号”，将来肯定还会坐世界领先的京沪高铁。不过，中国高铁之父刘志军却没有机会以铁道部长的身份看到京沪高铁的开通了。 根据报道，他因在铁路建设中的“严重违纪行为”而落马下台，有永远出不来的可能。一直对中国高铁寄予高度关注，也确实没少加以表扬的世界媒体，在这个爆炸性的消息面前多少有些震惊。不过，作为新干线旁边长大的日本人，我倒觉得此事不值得大惊小怪，它只是把日本的某段历史重演了一下而已。正如《国际歌》的第四段歌词，“矿井和铁路的帝王，在神坛上奇丑无比”，中国和日本都一样。 1955年，曾参加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十河信二被任命为日本国有铁道总裁，相当于铁道部长。当时日本的铁路和火车全是战前留下来的旧货，其水平连印度的都远远不如。国际上，铁路界因为受到汽车和飞机的竞争而越来越边缘化，成为典型的夕阳产业。但是71岁的十河信二从一上台就决定建造一条新的高速铁路，把东京和大阪之间的路程从8小时减少到3小时。这条铁路将采用电力作为动力，两条铁轨之间的距离也与之前的标准完全不同，因此被称为“新干线”。此前日本不但没有建设过这样的铁路，连试验都没搞过。再加上根本没有人投资，从总工程师以下的日本国铁所有职员都不相信新干线的可行性。 但十河还是决定一意孤行，他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赶跑了铁路总工程师，任命自己的亲信岛秀雄接任。面对国会议员的质疑，十河一面辩护说“只是在进行原有铁路的改造工作”，一面利用媒体大作广告，最终争取到了新干线项目。后面的事情更为惊人，根据岛秀雄的设计方案，会计师计算出新干线需要3800亿当时的日元才能建成，远远超过日本的承受力，国会不可能通过预算。 十河则命令会计师做一份假账交上去，欺骗国会说只需要1900亿，而且有办法借到世界银行的贷款。世界银行本来明确禁止投资新干线这种试验性项目，但十河把国铁在其他项目上的开支挪用过来秘密用于新干线项目，让世行相信新干线的修建异常顺利，于是贷款顺利到手。新线于1959年开工建设，建到一半时资金就用完了。正好此时十河信二的任期已满，他对首相池田勇人说：好了，世界银行的钱都借了，你看着办吧。 十河的行为有严重违法嫌疑，池田当然知道。不过由于借了世行的巨款，日本的面子问题让他别无选择，于是只好从国库中拿出巨额资金用于新干线。在进行了 3800亿日元的投资后，世界上第一条高速铁路——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线”于1964年10月1日通车。已经79岁的十河没有出席通车仪式，因为他已于此前被赶下了台。他的新干线和特有的“光”号列车却从此成了与富士山并提的国家象征，70年代从日本寄往欧洲的圣诞贺卡上，有一半都印着新干线的照片。 1978年，邓小平坐上了“光”号列车，他评论说：“速度很快，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需要跑。”但他并没有在中国引进这种技术，因为日本铁路正在亏本运营。1987年日本国铁民营化改革时，国铁负债已经高达2270亿美元，负责铁路建设的国企“日本铁道建设公团”也欠了410亿美元，两个公司的总负债超过全国GDP的7%。不过，政府未必为此感到后悔，因为便捷的交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目前，日本正在推动建设一条采用更先进的磁悬浮技术的“新新干线”，它将把东京到大阪的时间缩短到仅一个小时多一点。当然，5年建成新干线的奇迹是不会再有了，新新干线最早也要到2027年才能建成。 刘志军堪称中国的十河信二。2003年我第一次坐中国火车的时候，感到火车又脏又乱，十分落后，而且真正要坐车的时候总是买不到票，与新干线有几十年的差距。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媒体上不断展开宣传，我才开始注意到铁路的变化。2007年发生了中日关系中的大事，日本川崎重工的E2高速列车克服中国 “愤青”施加的强大压力，落户中国铁道，成为“和谐号”动车组CRH2型。按照媒体的宣传，“和谐号”都是由中国自行生产的，日方合作伙伴也没有表示反对。但我登上CRH2列车一看，发现洗脸盆上贴着塑胶纸，纸上写着“水”和“洗手液”。偷偷揭开，洗脸盆上原来的日文说明漏了出来，让我感到十分亲切。洗脸盆毕竟是一个简单的部件，从这个细节可以猜测，这列火车的国产化率不会很高。这个情况显然不是我一个人发现的，左派也把刘志军当做“汉奸”“买办”，把 CRH叫做“耻辱号”，指责刘不买中国研制的“中华之星”等高速列车而买日本货。现在刘倒台了，“乌有之乡”的左派们非常高兴。 川崎和西门子的股东们也有理由感到高兴。2004年中国引进第一批时速250公里的动车组之前，刘志军把全国铁路装备制造商召集到北京——铁道部保持了计划经济体制，这些人全是他的下属——并告诉他们，这次的谈判由我领导，你们谁敢跟外国人接触就不要干了。在谈判中，刘志军成功使供应商相信，自己手里将掌握全世界一半的铁路建设资金，能决定每一个的前途。 为了取得更多的订单，日本人、法国人、德国人和加拿大人在夏天的北京互相批斗，把几十年来互相搜集的情报提供给了铁道部，价格越降越低。最后，西门子公司的代表成了唯一不能与中方达成共识的人，而最终结果是——日法加三国各得一部分订单，德国人一点没有，于是西门子的代表回国后就遭到了解雇。三年后铁道部招标购买时速350公里的真正高速列车，西门子报出的价格竟比三年前的250公里列车还便宜，还承诺以8000万欧元的价格出售全车制造技术，这样刘志军就可以向媒体宣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了。刘志军还按西门子出的价格买了川崎的车，也买了全套制造技术。 2010年7月，铁道部下属的工厂推出了中国第三代动车组CRH380，世界上最快的有轮子的火车。这种车又分ABCD四种型号，其中A型来自川崎，B型和C型出自西门子的技术。与前面两代，这种车理论上是中国自行研制出来的，川崎和西门子除了出售中国还不能自制的一些零件之外，不能获取任何收入。高铁的技术转让世界上有很多先例，但出现这样的结果却是从来没有过的。FT中文网已经发表了7篇分析和12篇专栏文章来讨论这一现象。 出人意料的是，川崎和西门子不但放弃了在中国起诉铁道部的努力，甚至当中国向国外销售CRH380的时候他们也不准备这样做。这不仅是因为双方已经签署过了技术转让协议，还因为中国对许多关键的技术进行了改造，比如说日本列车的车头是用许多块钢板拼起来的，中国则依靠上海郊区的一台世界最大的水压机直接压出来；中国还利用秦岭的风洞测试了车头受到的空气阻力，并对其形状进行了修改。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修改后的设计允许山寨的列车比原型车运行的更快，因此即使告到美国、英国的法庭去，法庭也未必判中国侵权。 光是列车速度提高这一点还不足以使中国高铁受到太多关注，高铁的精髓还在路本身。其实中国早就决定在北京和上海之间修建高铁，只是在是否采用磁悬浮技术的问题上争论了二十年而已。刘志军绕开了问题，他既不建“高铁”也不提京沪线，而是利用每年春运人们抱怨买票难的时机，在其他地方开工修建所谓“客运专线”、“城际铁路”、“第二双线”，建造完了之后再宣布其为高铁。北京到广州的“客专”几乎建在一座从北京延伸到广州的没有弯曲的大桥上，CRH列车可以用380公里的速度跑完全程而无需减速，石家庄和太原之间的客专更是用一个隧道穿过了整座太行山。 相比之下，日本的“东海线”有许多转弯，列车必须减速才能通过，它的真实速度只有刘氏“客专”的一半多一点。刘的手法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功，为数众多的反高铁派很少注意到客专和城际铁路的开工，只有在“高铁”二字出来的时候才会表达自己的观点，那时高铁已经接近通车，说什么都晚了。 “客专”本身才是中国优于日本和欧洲的地方，但它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刘氏客专在最便宜的地方也要7000万元才能造1公里，到了山区和地价高的地方，造价达到每公里1.3亿元以上。为了建设规划的1.8万公里客专，刘至少要两三万亿元的投资，而2004年的铁路投资仅有可怜的516亿。刘可能不太擅长作假帐，所以他把手头的所有项目集中起来，用老办法威胁银行——要么多借给我点，要么我就从别处借。2007年，刘在银行的支持下把投资增加到 2000亿元，但好戏还没开始。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中国政府提出了4万亿救市计划，刘的高铁蓝图获得中央认可，得到了1.5万亿额外支持。于是从 2009年开始，铁路投资超过了7000亿元，超过了军费，超过了刘上台前十五年的总和，刘终于实现了自己“控制世界上一半铁路投资”的预言。此时刘志军的谈判艺术又有了进步，他把钢铁公司和水泥公司的代表叫来投标，失败者不仅一份钱拿不到，还将无法再用火车运输自己的产品。 刘在8年里一共修建了1.8万公里铁路，相当于原有线路的四分之一，其中客专有7000公里。现在正在建设的铁路长度为3万公里，其中客专1.3万公里，大部分将在2011年通车。以后，从北京出发，8小时就能到除了海口、拉萨和乌鲁木齐之外的任何一个省会。由于已经开工，这些铁路没办法停下来，今年的铁路投资仍将达到历史最高的8500亿元。刘志军唯一没能开工建设的高铁是从兰州到乌鲁木齐的“兰新第二双线”。但就在昨天，哈萨克斯塔总统在北京签署了协议，由中方负责修建阿拉木图到阿斯塔纳的高铁。据说这条铁路将采用中国的标准，可以连新疆却不能连俄罗斯，这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很大，可能促使中方再花钱把兰新第二双线也修起来。未来，越南、蒙古和巴基斯坦也都有可能通过改造自己的铁路来加强与中国的联系，中国肯定会一一满足他们的要求。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铁道部还将得到更多的投资。 可惜的是，铁道部并没有像石油企业一样，把巨额投资用在改善员工的收入上。我做了这么多年火车，没见一个列车员说过领导的好话，大家都对低水平的工资非常不满。一位列车长对我说，他原来是首钢的职工，首钢搬走时为了离家近而调到了北京铁路局，现在的工资只有原来同事的四分之一。他认为，刘“跨越”——刘志军因为经常说铁路要实现“跨越式发展”而得的外号——眼里只有铁路，从不考虑职工的感受。在刘的领导下，铁路职工的生活水平降到了1923年二七大罢工以来的最低点，经常连续一两个月在列车上度过，连饭都吃不好。更糟糕的是，刘志军在人事上也是雄心壮志，说撤铁路分局就撤铁路分局，谁要是对领导不满意，就会马上失去体制内的铁饭碗。 “刘跨越”的政治生命结束了，铁路的难题却刚刚开始。铁道部和铁路网如何处理？在日本，新干线修建完成之后一直亏损，直到日本经济起飞后的八十年代才开始盈利，于是政府就在1987年对国有铁道实施了民营化改革。按经济规律说，中国铁路迟早也应该民营化。但刘志军造成的局面比十河信二要复杂得多，因为他的高铁网太超前，对经济规律缺乏尊重，难以实现盈利。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如果中国的铁道部改制的话，改造出来的新铁道公司可以破产吗？如果它被禁止破产，那它就还是铁道部；如果可以破产，这个负债率为 70%的公司离破产就没多远了；如果把“坏的”资产拿走，只让“好的”资产上市，那中央政府通过银行借给铁道部的2万亿元资金就收不回来了。此外，铁道部还凭借着自己的“永远不会破产”的形象获得了大量商业银行投资，如果这个条件消失，投资的资金链也将断裂，政府可能需要花更多的钱来救市。在中国，欠人家两万元会带来很大的压力，欠两个亿就要轻松得多，欠两万亿根本就等于绑架了债主。接替刘志军的新部长，其实一点压力都不用有。 撤销铁道部还将面临政治上的挑战。日本国铁民营化运动的裁员人数是44万人，而且国铁本来就是企业，中国的铁道部则是政企合一的“铁道省”，拥有自己的警察、法庭和检察院，其职员们普遍认为自己不但不应该被裁员，反而应该为八年来的辛苦获得补偿。民营化，这一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将带来社会的动荡，甚至可能发生那位列车长所想象的“全路大罢工”，或局部的混乱。中国准备好了走过这个痛苦的过程吗？ 或许，解除铁道部对中国的“绑架”，要比铁道部“绑架”中国困难十倍。  

我更看重现实问题剧所存在的问题。现实问题剧所存在的问题。它们并非真正的现实主义，而是“挪用现实主义”。这些具有强烈批判初衷的电视剧，不得不在观众与体制、大众审美习惯与艺术创新、流行元素与艺术选择、现实追问与乌托邦冲动之间走钢丝。

纪录片从创世纪以来的80多年间一直笼罩在大师的光辉里，那些卓然独立的先行者命名纪录片、创作方法、美学流派、美学运动甚至某一段电影时间，他们为纪录片立法，确立新的标杆；他们扭转历史的航向，创造新的美学；他们担当时代的良心，留下不朽的经典。一部纪录电影史就是大师与大师交替的历史。然而，大师时代无可挽回地终结了。

 2010年11月16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中国申报的京剧与“中医针灸”经审议通过，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对于京剧和中国民族文化都是一件大事。这说明，京剧也与此前已列入名录的昆曲、藏剧、粤剧等戏曲剧种一样，受到了世界文化界的重视。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与昆曲等被列入相同，这并不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到中国来遴选的，而首先是中国自己重视，中国提出申报的。当年昆曲入选代表作项目后，我在回答记者提问“昆曲为什么能入选”的问题时说，昆曲的入选有三个条件，第一是昆曲本身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第二是由于国家重视和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昆曲现在还在舞台上传承，还焕发着光彩；第三是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文化才能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我认为今天京剧能入选也基本上是由于有这三个条件。当然，入选以后，我们的责任更沉重，必须更好地研究京剧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科学地予以保护。 一、京剧产生“危机”的原因 “文革”十年，京剧与其他戏曲剧种一样，遭受严重摧残。“文革”之后，传统戏恢复，京剧经过一个短暂的繁荣期，随后，则由于观众的减少而出现了“危机”。这是与国内、国际的大环境密不可分的。改革开放之后，外国文化涌入，流行文化盛行，以其流行性、现代性而受到青年观众的青睐，民族的传统文化必然地受到挤压。不独中国，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甚至包括欧洲国家，都感到“好莱坞”等强势文化的冲击。世界各地很多种民族文化濒临消亡的危险，有些已迅速消亡。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有识之士提出要保护文化的多样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动。 有的论者完全忽略这种客观环境，认为京剧的衰落是由于“传统剧目大量流失”，“而传统剧目的大量失传始于‘戏改’。”[1]这是不符合实际的。首先，传统剧目的失传不是始于戏改，戏曲剧目总是不断生产，又不断失传，这是一条艺术规律。傅谨先生说，京剧的鼎盛时期“只能首推清末民初从伶界大王谭鑫培到余叔岩、杨小楼、梅兰芳这‘三大贤’执剧坛牛耳的年代”。又举出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京剧汇编》收入了400多个剧目（以及北京市艺术研究所收藏的1000多个传统剧本）和《京剧剧目初探》收了1200多个剧目，而音配像工程只占传统戏的十分之一，以此说明传统剧目的大量流失始于“戏改”。实际上上述资料所收的这些剧目只是包括几代京剧演员曾经演出的剧目，而在余叔岩、杨小楼、梅兰芳等“执牛耳”时，也只是演出其中很少一部分剧目。梅兰芳、周信芳等早年演出的许多剧目，到中年以后也不再演。再往前说，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传统剧目是数不清的。傅惜华编辑的《元代杂剧全目》收元人杂剧作品550种，《明代杂剧全目》收明杂剧523种，《清代传奇全目》收剧目1600余种，《清代杂剧全目》收剧目1300种。庄一拂《古代戏曲存目汇考》收各类剧目4750种。在清代能演出其中的多少部？传统剧目早已不断“流失”，那时并没有“戏改”。 由于社会环境和人们的审美爱好不断变化，所以过一段时间人们就对某些传统剧目失去兴趣，以及演员条件等原因，舞台上就不再演出了。也许再过一段时间，人们又发现其中某个剧目还是有价值的，于是又“挖掘”出来。上世纪50年代的“戏改”存在一些缺点和片面性，但它对于戏曲发展的作用应该说是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必然要对以前时代的作品进行新的审视，要求文艺作品适应新的时代；同时要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这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戏改”是解决这一矛盾的重要方法。许多作品经过整理改编，出现了新的面貌，在舞台上流传了下来，甚至成为保留剧目。2010年国家院团优秀剧目展演和全国京剧优秀剧目展演中的许多传统剧目如《满江红》、《九江口》、《霸王别姬》、《杨门女将》、《柳荫记》等，就是五六十年代经过“戏改”保留下来的。当然，当时标准过严，否定的过多，这些经验教训应该汲取，对传统剧目的价值应该用今天的思想高度重新审视。 重视继承传统，努力恢复有价值的传统剧目，这对于京剧的保护传承是非常重要的，但不是做了这一项工作就可以解决根本问题的。 二、重建保护民族文化的生态环境 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是一项系统工程。京剧的保护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人才是传承的主体，所以首先要重视培养人才。观众是戏剧生存的条件，所以还必须努力“培养”观众，增强观众对传统戏剧的欣赏兴趣和欣赏水平。剧目建设是核心环节。要用优秀的剧目来培养演员，吸引观众。同时要有一些社会活动和理论研讨来做舆论宣传，形成重视传统的文化氛围。 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部和戏剧界人士就开始采取措施保护和发展戏曲艺术。对京剧重视程度应该说是很高的。1990年，文化部艺术局、北京市文化局、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戏曲学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纪念徽班进京200周年振兴京剧观摩研讨大会。1994年底到1995年初文化部与中国文联又在北京和上海联合举办了纪念梅兰芳、周信芳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两次活动都不仅有几十台戏参加演出，而且都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讲话。自1994年起，每年新年都要举行新年京剧晚会，中央领导出席观摩。这些活动意在表明党和政府对京剧的重视。具体举措包括成立文化部振兴京剧指导委员会，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专家和有关各方面负责人及社会各界热心京剧事业的知名人士组成，以具体指导京剧的振兴工作；委托中国戏曲学院承办中国优秀青年京剧演员研究生班；组织实施中国京剧音配像工程；组织京剧进校园、下基层和开展京剧常识讲座活动；举办京剧艺术节；对重点京剧院团给予保护和扶持等等。 这些举措产生了实际的效果。重点的京剧院团有了更好的发展；一些在艰苦的条件下奋斗的院团生存了下来，条件逐步有所改善。一批优秀的青年演员培养了起来，呈现出京剧表演艺术后继有人的态势。一批有价值的传统剧目得到抢救和传承，逐步积累了一批新的优秀剧目。总体上看民族文化的生态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这种变化不只是由于京剧本身的原因，是与整个社会舆论联系在一起的。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之后，国家又启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到今年，已评出了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戏曲一百几十项。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就是保护我们的精神家园，已逐步成为大家的共识。前些年，一些青年学生说，昆曲、京剧是爷爷奶奶的艺术，他们不要看；而现在，以传统为时尚已在一部分大学生中成为风气。一些十来岁的小学生也能唱上几句《红灯记》的选段。 但是文化生态环境依然严峻。如果以市场来衡量，戏曲的、京剧的市场是很脆弱的。文化市场以娱乐性的产品占大份额，以前我们提倡“寓教于乐”，现在或者说要“寓文于乐”，做起来都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娱乐市场以青年为主体，有人认为多演传统戏就能开拓市场，实际并非如此。上海京剧院院长孙重亮说：京剧原本有传播知识的功能，有宣泄的功能，但是今天青年可以从各种渠道得到知识，可以到足球场、演唱会、迪斯科舞厅宣泄，因此“戏曲剧场的观众产生大分流”、“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戏曲院团很无奈”、“修复生态，重建民族文化是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2] 三、当前京剧创作的态势 如上所述，对于京剧的传承发展已做了很多工作，那么当前它在全国戏曲创作和演出中居于怎样的地位呢？应该说京剧是居于领先水平的。在全国有影响的、获得过国家级奖励的演员也以京剧为最多。在文化部评选的优秀保留剧目、文华大奖剧目中都有京剧。《曹操与杨修》、《徐九经升官记》、《骆驼祥子》、《膏药章》、《华子良》、《廉吏于成龙》等京剧优秀剧目在各戏曲剧种中也居于标志性的作品之列。2010年底，文化部举行了全国优秀剧目展演，参加展演的有38个京剧院团，演出了36台大戏和9台折子戏。这次活动通知较晚，不可能现做准备，因此所演剧目应能反映各院团日常演出剧目的情况。从这些剧目可以看到如下一些特点： 首先，在剧目上还是传统戏、历史剧、现代戏三者并举。在传统戏中，折子戏数量较多，同时也有《四郎探母》、《野猪林》、《霸王别姬》、《九江口》等传统保留剧目。折子戏是从传统大戏中筛选出来的，其中有精彩的表演，因此可能较多按传统的样子演出；而大戏则多是经过改编加工的。传统戏如果完全不做加工，多数是很难演出的。有些剧目如《满江红》、《孙安动本》是介于传统戏和新编历史戏之间的。历史剧有上世纪80年代创作的《曹操与杨修》、《徐九经升官记》，实践证明，它们已成为新的保留剧目。也有近年创作的《卢沟晓月》、《北风紧》、《辛弃疾》、《下鲁城》等，证明这些新作品也没有被丢掉。现代戏则题材多样，并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其中有些作品如天津京剧院的《华子良》以其现代生活的京剧化的成就获得了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的“突出贡献奖”。山东省京剧院的《石龙湾》已演出了十五年，通过这个剧目培养和造就了许多青年演员。这说明“三并举”仍然是合理的剧目布局；而三类剧目都需要进行新的创造。 第二，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京剧艺术在做拓宽题材领域和表现能力的努力。比如甘肃省京剧团的《丝路花雨》融入了许多舞剧的因素，创作者力求用京剧诠释敦煌文化，反过来敦煌文化又丰富了京剧的舞台色彩。陕西省京剧院的《风雨老腔》反映老腔艺人的风雨人生和老腔艺术的艰难传承历程，请老腔艺人与京剧演员同台演出，并在京剧的唱腔中融入了老腔的特点。青海艺术剧院京剧团和浙江京剧团演出的《藏羚羊》演绎一个美丽的童话故事，拟人化的羚羊表演融入了一些新的武功和舞蹈。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上海青年京昆剧团的《死水微澜》移植于同名川剧，它实现了京剧化，但因为吸收了四川的生活素材和川剧的表演因素，而使作品具有了更丰富的色彩和韵味。 这些特点应该说都不是为了迎合评奖而做的，而是院团的艺术工作者出于对京剧发展需要的理解，出于对观众需要的理解而做的探索。在探索阶段，艺术上可能还不完整，但这一阶段和过程是无法越过的。 四、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京剧应该如何保护 京剧早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现在它又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对它如何保护更该郑重思考。前面讲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要重视营造有利于传统艺术生产的生态环境，这方面的工作必须进一步加强。有些举措，如节庆活动，评奖等，应总结经验，加以改进。剧目建设是保护京剧的根本工作，必须更加重视传统，对一些濒临失传的有特色的剧目，对老艺人的表演，要抓紧抢救，这都是紧迫的工作。但我们同时要考虑使京剧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第一，京剧是活的艺术，它还在舞台上和观众中流传，所以必须适应观众的审美需要，与时俱进。第二，从京剧艺术本身的特点看，它与昆曲不同，没有昆曲那么严格的规范。同一个剧目，同一段唱腔，不同的演员可以有不同的演法，不同的唱法。因此才有不同的流派。流派是艺术家发挥创造性的结果。所以流派的创始人都是革新家。人们经常议论的一个话题是，新中国成立后，为什么京剧很少有新的流派产生？这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绝不是由于革新太多，而是由于我们的演员缺少新的创造。所以保护京剧，一定要重视保护流派；但这种保护一方面是要继承前辈的创造成果，同时更要弘扬流派创始人的创造精神。 继承和革新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京剧艺术不断有新的积累，有新的发展。传统戏剧是一条流动的河，我们必须不断向它注入活水。因此我认为，对京剧科学的保护应是更好地把传承和革新结合起来，从而增加它的有效积累，使它能够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   注释： [1]  傅谨：《深耕传统  开拓市场——京剧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后的省思》，《中国文化报》。 [2]  孙重亮：《多元文化格局下的京剧突围》，《艺术通讯》2010年第九期。 王安葵：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

第二期目录 特别策划·中国京剧 本刊编辑部：名剧荟萃 好戏连台——“2010年全国京剧优秀剧目展演”汇编 王安葵：传承 革新 积累 发展——京剧列入人类“非遗”代表作后的思考 周传家：古典美与现代性的兼容并重   关注·舞剧《千手观音》 唐 凌：“我看见大地的纯净”——深度访谈舞剧《千手观音》编剧、编导张继钢 张继钢：舞剧《千手观音》导演手记 于 平：大爱无疆 大爱无终 大爱无痕——张继钢与大型舞剧《千手观音》 张 华：莲花绽开 直指人心——舞剧《千手观音》断想   观察·民谣文化 金兆钧：让音乐回到现场 李 皖：听，这些吉他的孩子 刘 斐：日久他乡是故乡：“新民谣”的历史记忆 陈建华：“狼爱上羊”和全球化都市寓言   解 读 张同道：大师的终结——纪录电影的历史命运和时代选择 霍俊明：被“征用”和“消费”的新世纪诗歌 师力斌：“问题剧”：被挪用的现实主义 杨 晨：从《含泪活着》看电视纪录片的社会功能和煽情叙事   戏 曲 田建伟：中国戏曲脸谱对民族动画造型设计的影响 杨 洋：网络时代戏曲艺术的传播 王 琼：中国戏曲艺术的几种来源 汤 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河阳花鼓戏传承 汪晓万 陈晓芳：弋阳腔流播过程中的演变特征   艺术教育 娄雪玢：燕京大学的音乐教育及其启示（下） 李凯煌：水彩艺术与人文教育问题——对当前美术教学状况的反思 李晓燕：论音乐的教育功能   消息： 2011年全国艺术创作工作会议在海口召开

大约，是十来年前的一个下午，秋高气爽，初次看到《教父》（《教父》第一部，下文不标注希腊文序列）这部电影，颇为惊艳。马龙·白兰度扮演的维托·克里昂（Don Vito Corleone）与及艾尔·帕西诺扮演的迈克尔·克里昂（Michael Corleone）给人的印象，至为深刻。往后几年，陆陆续续看完了《教父》三部曲，又找来了马里奥·佐普（Mario Puzo）的原著对读。 2006年，与朋友谈论《教父》这部电影，我们不约而同想起了维托·克里昂在纽约五大家族谈判时发表的那段经典演讲的演说词：   但是，让我再补充一点，我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这是一个可笑的毛病，我必须在这儿交代清楚。因此，如果有什么不幸发生在我的幺儿身上，如果有哪个警官偶然开枪打死了他，如果他被抓进牢房后寻了自尽，如果另有新的见证人出庭证明他是罪犯，那么我的疑心就会使我党得，那就是在座的某些人仍然对我怀着恶意造成的结果。如果我儿子遭雷击了，那么我也会把责任推到某些人身上。如果他坐的飞机坠毁到海里去了，如果他搭的轮船沉没于波涛汹涌的大洋里，如果他染上了致命的热病，如果他坐的汽车给火车撞了，那么我也会责怪在座的人心怀恶意。我的疑心就是这个样子。先生们，这样的恶意所造成的不幸，我是绝对不能宽容的。但是，除此而外，让我发誓，我绝不会破坏咱们所建立的和平。同那些政坛上的风云人物比较起来，咱们这些人到底是比他们好还是不比他们好？   这段从容不迫的台词，从马龙·白兰度低沉、含混不清的嗓子里说出来，一字一句，铿锵有力，一切都恰到好处。这是老教父维托·克里昂的力量。熟悉电影与小说背景的读者应该知道这段台词背后的威慑与沉痛。教父的长子——脾气暴躁、容易冲动的桑尼已经死于巴茨尼与塔塔里亚家族所设下的埋伏，性格软弱的二儿子费多尔正在加州避难，教父最挚爱的幺儿子，此时也因为袭警而流亡西西里。“幺儿子”所指的，即是未来的第二代教父“迈克尔”。 这是《教父》中最震撼人心的一出谈判。 关于维托·克里昂（Vito Corleone）的经典谈判词，在《教父》这本小说中，马里奥·普佐说，他喜欢这样开始谈判：“我和他们讲道理，我提出的条件他不可能拒绝”。如果不是过分的愚蠢，他的对手应该明白，这其实是最后通牒。战争总是政治的延续，同样，黑社会也遵循着这个逻辑。如果不接受维托·克里昂的“道理”，就意味着彬彬有礼的说辞只能由暴力来接管。 在《教父》开场的婚礼上，迈克尔就对他的女友凯·亚当姆斯讲了维托·克里昂是如何通过“谈判”来拯救其教子、歌唱家约翰尼·方丹（Johnny Fontane）的。约翰尼·方丹初出茅庐，才华横溢，前途不可限量，却被一个合约所限，得不到发展机会。维托·克里昂第一次见方丹的经纪人，带上了一万美金，维托·克里昂彬彬有礼，希望能“讲道理”让方丹的经纪人同意解约，结果“道理”没有被听取。第二天，他带上了路卡·布拉齐。结果对方很快同意解约。迈克尔·克里昂解释说，经纪人之所以同意，是因为路卡·布拉齐用枪指着对方的头，并且把赎金从一万美金降低到一千美金。路卡·布拉齐这个人物，在电影中一闪而过，很快就教父的敌对家族被杀死了，我们难以知道他真实的姿态。在原著小说中，彪悍与残暴集于一身的路卡·布拉齐一辈子只干一件事，用枪指着别人的头，或者开枪，或者不开枪。 以习以为常的视角来观察的话，大多数黑社会影片中，黑社会代表的，是一种对秩序的否定与反叛，甚至是低级的青春躁动，例如在九十年代末期受到大陆青少年欢迎的《古惑仔》。高级一点的，如杜琪峰的《黑社会》，为反叛和对抗提供了历史渊源，他将黑社会的根源追溯到反清复明的天地会。黑社会被赋予了历史的合法性，其成员被称为“义人”。但是黑社会不仅需要“历史”，同样也需要生存的“技术”。这是杜琪峰在《黑社会》中讨论的秩序，他相信在黑社会体系中，有一种类似于民主的选举制度。这一点上，我多少认为杜琪峰的黑社会民主是一种虚构的假设，而影片对于民主制的破坏，也是杜琪峰对黑社会民主的嘲讽。而在科波拉与马里奥·佐普的《教父》世界中，民主并不存在，更不存在“民主选举”，当黑社会秩序无法以原有状态维持下去的时候，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两种，一是战争，即我们通常在黑帮片中所见识的暴力，二是通过理性的谈判与互相之间的让步，达到妥协性的“和平”。无论暴力与谈判，其根源，恰恰是对于秩序的需求，黑社会甚至比正常社会更要强烈的多。秩序，才是统治的基础。没有秩序，一切统治都是空中阁楼。 如果追溯黑社会的根源的话，我们会发现，对于秩序的渴求，归根结底来自于黑社会面对的生存压力。在与外部社会的对抗中，无论这个外部社会是其他黑帮，还是合法政府，只有有序的组织，才能保证这种对抗的有效性，散兵游勇、缺乏指挥是难以成气候的。比如，维托·克里昂划定了他与下级之间的层级联系方式。克里昂手下的两员大将克莱门扎和忒希奥直接对他负责，这两位再设置下一层的管理者，从而实现层级管理。这从层级管理方式有效地保证了权力与意志的传达，同时也阻隔了被追究责任的范围。 暴力，是对于秩序的维护，但绝不是常态。对于第一代教父来说，他愿意谈判而不是愿意诉诸无休无止的暴力，恰恰是对于秩序的需求，“打仗打的是钱”，黑社会世界战争，同样没有赢家。但是维托·克里昂将要面对的，是新一代的秩序破坏者。土耳其毒贩索龙索在二战之后到达了纽约，他要求与维托·克里昂家族共同经营纽约的毒品生意，并且允诺分给克里昂家族三成的收益。维托·克里昂拒绝索龙索的倡议，从而引发了克里昂家族与纽约五大家族的战争。而维托克里昂对于毒品的拒绝，恰恰是他对于旧秩序的尊重。 在纽约五大家族中最有实力的巴茨尼家族、掌管娱乐世界的塔塔利亚家族与索龙索的观点是一致的，毒品是黑社会走向未来世界的源泉。谁摒弃了未来，谁就走向覆灭。维托·克里昂的观点则相反，毒品生意进入黑社会，意味着政府对于黑社会打击力度加大，意味着持“保守主义”观点的政客们不可能支持“毒贩”维托·克里昂。毒贩索龙索尽管可能带来巨大的财富，但同样可能是对这个黑社会世界的毁灭。但在财富面前，清明审慎者永远是少数。参与贩毒与否，这是《教父》中，克里昂家族与纽约五大家族开战的根源，仅此一点，维托·克里昂这个角色也赢得了众多观众与读者的同情。 有趣的是，在另一位以导演黑社会电影著称的马丁·西科塞斯的影片《好家伙》中，同样出现了黑手党对于毒品的排除。《好家伙》一片中的黑手党认为，毒贩是不被认同的，是“低贱的”，他们是没有任何责任感的社会“渣滓”，更不用提毒贩可能对秩序有任何尊重。在《教父III》中，文森特的邻居们恳请他除掉毒贩萨沙，因为他败坏道德，祸害了整个社区。在整部《教父》影片中，导演对于黑社会，或多或少，是持有部分同情态度的，但对于毒贩，充满蔑视。毒品生意，在黑手党看来，不仅仅是破坏了组织秩序，无论应对组织内部，还是应对政府压力，贩毒都将是一种巨大的挑战。更具有破坏性的，可能是贩毒生意，即将招致的是整个社会的仇恨与报复。 秩序根源于“道德”。在这里，一个组织的“道德”优劣，表现为整个社会对该组织的的评判。失去了道义支持，所有权力来源的合法性也就荡然无存了，更遑论维持稳定的秩序。非但来自内部的叛乱可能瓦解这个权力系统，来自外部世界的镇压同样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消灭它。 在维托·克里昂的发迹史中，他所经营的，是橄榄油垄断、走私酒、赌博业，在一定程度上，教父家族从事的，都是法律边缘可容忍的“不正当行业”。 同样，在《教父》中，塔塔利亚家族虽然名列纽约五大家族，但却被人瞧不起，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个家族操纵的，不过是掮客、老鸨、妓女，这些职业，在传统黑手党看来，最为卑贱，且道德败坏。“道德败坏”似乎是所有黑社会的共有罪名，但这里仍有一个等级区别，在公众普遍观点中，对于女性的性侵犯，甚至于以此牟利，这是不可容忍的，相反，经营地下赌博业，这看起来多少像是一桩不被法律认可的“正当买卖”。需要补充的一点是，赌博未必全然不被法律认可，在美国特定的州，赌博是合法的。 维托·克里昂的崛起，在于对于秩序的维护于悉心经营，在于不断得争取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支持。在佐普的小说中，作家一再强调，维托·克里昂有力量调动纽约的所有法官来掩护其地下贸易。而毒贩索龙索的出现打破了地下世界的平衡，这种破坏，犹如在现实世界中，战争贩子四处兜售核武器。无论买家为谁，胜者何人，赢得的都只是毁灭。维托·克里昂排斥索龙索，不是简单的放弃利益，而是审慎地远离对秩序的颠覆。 从小说元素的设置上来说，索龙索的出现，仅仅是一个偶然。如果没有这个尖刀人物来挑战地下世界的秩序，那么戏剧性的黑暗世界的社会道德冲突就也就无法构成。但是小说之与电影之所以大受关注，远不止于此，或者说，作者和导演讨论地下世界的道德问题，是要引出另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家庭伦理与社会伦理之间的冲突。 在影片的开场，家庭问题即被摆上了台面。对照小说，背后的问题，更为突出。 《教父》在宏大的康妮出嫁的家庭宴会中开场，一系列克里昂家族的人物纷纷登场。在这场戏中，有两句台词值得注意。一次是在迈克尔向凯介绍完凶神恶煞的路卡·布拉齐之后，说了一句：“这是我的家庭，凯，不是我”（That's my family, Kay. It's not me）。迈克尔的用意很明显，是要将他和他的“黑手党家庭”区隔开来。迈尔克从军归来，向往的是光明大道，区隔家庭，意味着迈克尔希望远离了罪恶，他仅仅是这个罪恶家族的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而另一处，则是维托·克里昂质问约翰尼·方丹，是否有时间照顾家人，并说，一个男人应该有家庭的责任感（Do you spend time with your family? Good. Because a man that doesn't spend time with his family can never be a real man.）。在小说中，维托·克里昂质问约翰尼·方丹的前提是后者已经离婚，这违背西西里人的家庭道德观念。在对家庭问题的发言中，迈克尔与其父维托一样，理直气壮。迈克尔的观念中，社会高于家庭，他必须遵从社会道德以远离这个家庭。相反的是，维托却认为，“家庭”是一切道德问题的最后根源，只有处理好家庭问题，才能解决社会问题。这是典型的保守主义式解决问题的办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颠覆迈克尔道德观念的，恰恰是这样一出戏剧性的情节：当维托·克里昂遇刺进医院之后，警官麦克隆斯基与毒贩索龙索相勾结，放任索龙索委派的杀手再次刺杀维托·克里昂。迈克尔恰好出现在这个时空空隙之上，阻止了索龙索的再次暗杀。警察，是代表社会秩序的符号，而毒贩，甚至在黑社会的地下秩序中都不能被容忍。社会对于“家庭”失职，使得迈克尔挑起了对于家庭的责任。迈克尔与维托一样，作为一个“家庭”的保护者的身份被迫进入黑暗世界。 从小说与影片本身需要的“醒世”角度来说，《教父》系列电影陈述了一个尽人皆知的哲理：报应不爽。不一样的是，这个故事的叙述以“家庭”始，以家庭终。当社会放弃对于“家庭”进行保护的义务之后，维托·克里昂出于对家庭的责任，走向犯罪，并建立起了黑暗帝国；当家庭再次失去保护的时候，迈克尔充当了这个保护人。在家族事业鼎盛之后，家庭内部的“价值纷争”，又往往表现社会主流道德观与狭隘与家庭责任伦理之间的冲突。社会主流价值的潜在压力终于引发迈克尔回归主流社会的努力（《教父II》、《教父III》）。维托·克里昂建构起“家庭”为中心的黑暗王国，在接任者手中，这种以家庭为中心的道德秩序却危机四伏，克里昂家族中的大将忒希奥（Sal Tessio）反叛家族、康妮的丈夫卡罗出卖桑尼都被处死，迈克尔的妹妹康妮对兄长失去了信任、凯·亚当姆斯也对迈克尔产生怀疑。《教父I》落幕处，众人前来向新一代教父——迈克尔表示忠心，凯却被拒之门外。大门合上，“家庭”不在。 在《教父III》中，迈克尔完成了家族事业的转型，而其结果仍不免爱女遇刺，“老无所依”，孤独地死在了庄园之中。这与维托·克里昂安享晚年，天壤有别。这一切，这应了《教父III》的主旨“All the power on earth can't change destiny”（世上的一切权力都无法改变命运）。当社会道德扩展至整个社会生活领域之后，封建领主、贵族与黑社会以家庭为中心的道德观，黯然退场了。任何个人乃至以家庭为组织的对抗，都化为抗拒命运的徒劳。   张晓波 2010年11月——12月8日 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