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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尼采本打算写自传。“自传”就是谈论自己。如果扎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是尼采“自言自语”，何需再写自传？写自传的愿望，表明尼采在“隐身手段”中说话感到憋气不能畅言。然而，尼采放弃了写自传，代之以《善恶的彼岸》、《道德的谱系》、《偶像的黄昏》……《敌基督者》，然后才作了自述（《瞧这个人！》），然后才“惨死在思想的十字架上”（托马斯·曼）。

今天在鲁迅纪念馆讲话，心里紧张--老先生就住在隔壁，讲到一半，他要是走进来怎么办？其实，我非常巴望老先生真的会走进来，因为我知道，我们根本别想见到鲁迅先生了。 鲁迅先生被过度谈论了。其实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尺度中，鲁迅是最不该被谈论的人。按照胡塞尔的定义："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是个坏公民。"鲁迅的性格、脾气，不管哪个朝代，恐怕都是"坏公民"。好在今天对鲁迅感兴趣的年轻人，恐怕不多了吧？ 然而全中国专门研究鲁迅、吃鲁迅饭的专家，据说仍有两万人。所以要想比较认真地谈论鲁迅，先得穿越两万多专家的几万万文字，这段文字路线实在太长了，每次我读到这类文章，总是弄得很茫然，好像走丢了一样。可是翻出鲁迅先生随便哪本小册子，一读下去，就看见老先生坐在那里抽烟，和我面对面！ 我不是鲁迅研究者，没有专门谈论鲁迅的资格。今天晚上孙郁先生给我大面子，叫到这里来，怎么办呢，自己想个话题讲讲？想不出来，就算有什么意思要来讲，一到鲁迅家，就吓得不敢讲；讲鲁迅先生？那么多人已经说过他了，还有什么可讲？ 所以你在鲁迅纪念馆不谈鲁迅、谈鲁迅，我觉得都不恭敬，都为难。 我知道自己是属于在"鲁迅"这两个字上"落了枕"的人，我得找到一种十分私人的关系，才好开口谈鲁迅。可是我和老先生能有什么私人关系呢？说是读者，鲁迅读者太多了；说是喜欢他，喜欢鲁迅的人也太多了；天底下多少好作者都有读者，都有人喜欢，那都不是谈论鲁迅的理由。最后我只能说，鲁迅是我几十年来不断想念的一个人。 注意，我指的不是"想到"（ｔｈｉｎｋｉｎｇ），而是"想念"（ｍｉｓｓ），这是有区别的。譬如鲁迅研究者可能每天想到鲁迅，但我不确定他们是否想念他--我们会想念一位亲人、恋人、老朋友，可是几十年想念一位你根本不认识的人，是怎样一回事？出于什么理由？ 在我私人的"想念名单"中，绝大部份都是老早老早就死掉的人，譬如伟大的画家、音乐家、作家。在这些人中间，不知为什么，鲁迅先生差不多是我顶顶熟悉的一位，并不完全因为他的文学，而是因为他这个人。我曾经假想自己跟这个人要好极了，所以我常会嫉妒那些真的和鲁迅先生认识的人，同时又讨厌他们，因为他们的回忆文字很少描述关于鲁迅的细节，或者描述得一点都不好--除了极稀罕的几篇，譬如萧红女士的回忆。 可是你看鲁迅先生描述他那些死掉的朋友：范爱农、韦素园、柔石、刘半农等等，就比别人回忆鲁迅的文字，不知道精彩多少。每次读鲁迅先生的回忆文字，我立刻变成鲁迅本人，开始活生生回想那些死掉的老朋友。他那篇《范爱农》，我不晓得读过多少遍，每次读，都会讨厌这个家伙，然后渐渐爱他，然后读到他死掉--尸体找到了，在河水中"直立着"--心里难过起来。 我们这代人欢喜鲁迅，其实是大有问题的。我小学毕业，文革开始，市面上能够出售、准许阅读的书，只有《毛泽东选集》和鲁迅的书。从五十年代开始，鲁迅在中国被弄成一尊神，一块大牌坊。这是另一个大话题，今天不说。反正我后来读到王朔同志批评鲁迅的文章，读到不少撩拨鲁迅的文字，我猜，他们讨厌的大概是那块牌坊。其实，民国年间鲁迅先生还没变牌坊，住在弄堂里，"一声不响，浑身痱子"，也有许多人讨厌他。我就问自己：为什么我这样子喜欢鲁迅呢？今天我来试着以一种私人的方式，谈论鲁迅先生。 第一，我喜欢看他的照片，他的样子，我以为鲁迅先生长得真好看。 文革中间我弄到一本日记本，里面每隔几页就印着一位中国五四以来大作家的照片，当然是按照四九年后官方钦定的顺序排列："鲁、郭、茅，巴、老、曹"之类，我记得最后还有赵树理的照片--平心而论，郭沫若、茅盾、老舍、冰心的样子，各有各的性情与份量。近二十多年，胡适之、梁实秋、沈从文、张爱玲的照片，也公开发布了，也都各有各的可圈可点，尤其胡适同志，真是相貌堂堂。反正现在男男女女作家群，恐怕是排不出这样的脸谱了。 可是我看来看去，看来看去，还是鲁迅先生样子最好看。 五四那一两代人，单是模样摆在那里，就使今天中国的文艺家不好比。前些日子，我在三联买到两册抗战照片集，发布了陈公博、林伯生、丁墨村、诸民谊押赴公堂，负罪临刑的照片，即便在丧尽颜面的时刻，他们一个个都还是书生文人的本色。他们丢了民族的脸，照片上却是没有丢书生相貌的脸。我斗胆以画家的立场对自己说：不论有罪无罪，一个人的相貌是无辜的。我们可能有资格看不起汉奸，却不见得有资格看不起他们的样子。其中还有一幅珍贵的照片，就是周作人被押赴法庭，他穿件干净的长衫，瘦得一点点小，可是那样的置之度外、斯文通脱。你会说那种神色态度是强作镇定，装出来的，好的，咱们请今天哪位被双规被审判的大人物在镜头前面装装看，看能装得出那样的斯文从容么？ 我这是第一次看见周作人这幅照片，一看之下，真是叹他们周家人气质非凡。 到了１９７９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脸出现了：胡风、聂甘弩、丁玲、肖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模样全都坍塌了，无一例外地被扭曲了。忍心说句不敬的话，那种模样，还不如丑陋，还不如法庭刑场上的汉奸们，至少保留了相貌上一点最后的尊严。这批文代会代表索性不是文艺家，不是名人，倒也罢了，现在你看看，长期的侮辱已经和他们的模样长在一起了--再忍心说句不敬的话：他们带着自己受尽侮辱的面相，还居然愿意去参加文代会，本身就是再次确认侮辱。我想，鲁迅先生不会去参加那样的会议的。 这时我就想到鲁迅先生。老先生的相貌先就长得和他们不一样，这张脸非常不卖帐，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可是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么表情，就那么对着镜头，意思是说：怎么样！我就是这样！ 所以鲁迅先生的模样真是非常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学，配他的脾气，配他的命运，配他的地位与声名。我们说起五四新文学，都承认他是头一块大牌子，可他要是长得不像我们见到的这付样子，你能想象么？ 鲁迅的时代，中国的文艺差不多勉强衔接着西方十八、九世纪末。人家西方十八、九世纪文学史，法国人摆得出斯汤达、巴尔扎克的好样子，英国人摆得出哈代、狄更斯的好样子，德国人摆得出哥德、席勒的好样子，俄国人摆得出托尔斯泰或者妥斯托也夫斯基的好样子，印度还有个泰戈尔，也是好样子- -现代中国呢，谢天谢地，总算五四运动闹过后，留下鲁迅先生这张脸摆在世界文豪群像中，不丢我们的脸--大家想想看，上面提到的中国文学家，除了鲁迅先生，哪一张脸摆出去，要比他更有份量？更有泰斗相？更有民族性？更有象征性？更有历史性？ 而且鲁迅先生非得那么矮小，那么瘦弱，穿件长衫，一付无所谓的样子站在那里。他要是长得跟肖伯纳一般高大，跟巴尔扎克那么壮硕，便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可他要是也留着于右任那把长胡子，或者象沈君儒那样光脑袋，古风是有了，毕竟还是不像他。他长得非常像他自己，非常地"五四"；非常地" 中国"，又其实非常地摩登......我记得那年联合国秘书长见周恩来，叹其风貌，说是在你面前，我们西方人还是野蛮人。这话不管是真心还是辞令，确是说出一种真实。西洋人因为西洋的强大，固然在模样上占了便宜，可是真要遇见优异的中国人，那种骨子里的儒雅凝炼，脱略虚空，那种被彼得·卢齐准确形容为"高贵的消极"的气质，实在是西方人所不及。好比中国画的墨色，可以将西洋的五彩缤纷比下去；你将鲁迅先生的相貌去和西方文豪比比看，真是文气逼人，然而一点不嚣张。 有人会说，这是因为历史已经给了鲁迅伟大地位，他的模样已经被印刷媒体塑造了七十多年，已经先入为主成为我们的视觉记忆。是的，很可能是的，但我以为模样是一种宿命，宿命会刻印在模样上--托尔斯泰那部大胡子，是应该写写《战争与和平》；鲁迅那笔小胡子，是应该写写《阿Ｑ正传》。当托尔斯泰借耶稣的话对沙皇说，"你悔改吧"，这句话与托尔斯泰的模样很配；当鲁迅随口给西洋文人看相，说是"妥斯托耶夫斯基一付苦相、尼采一付凶相、高尔基简直像个流氓"......这些话，与鲁迅的模样也很配--大家要知道，托尔斯泰和鲁迅这样子说法，骄傲得很呢！他们都晓得自己伟大，也晓得自己长得有样子。那年肖伯纳在上海见鲁迅，即称赞他好样子，据说老先生应声答道：早年的样子还要好。这不是鲁迅会讲话，而是他看得起肖伯纳，也看得起他自己。 我这不是以貌取人么？是的，在最高意义上，一个人的相貌，便是他的人。但以上说法只是我对老先生的一厢情愿，单相思，并不能证得大家同意的。好在私人意见不必证得同意，不过是自己说说而已。 我喜欢鲁迅的第二个理由，是老先生好玩，就文学论，就人物论，他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 "好玩"这个词，说来有点轻佻，这是现在小青年随口说的话，形容鲁迅先生，对不对呢？我想来想去，还是选了这个词。这个词用来指鲁迅，什么意思呢？我只好试着说下去，看看能不能说出意思来。 老先生去世，到明年整七十年了。七十年来，崇拜鲁迅的人说他是位斗士、勇士、先驱、导师、革命家，说他是愤怒激烈、疾恶如仇、"没有半点媚骨的人"；厌恶鲁迅的人，则说他心胸狭窄、不知宽容、睚眦必报、有失温柔敦厚的人。总之，这些正反两面的印象与评价，都仿佛鲁迅是个很凶、很严厉、不通人情的人。 鲁迅先生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最近二十多年，"鲁迅研究"总算比较地能够将鲁迅放回他生存的时代和 "语境"中去，不再像过去那样，给他涂上厚厚的意识形态涂料，比较平实地看待他。那么，平心而论，在他先后、周围，可以称作斗士、先驱、导师、革命家的人，实在很不少。譬如章太炎敢于斗袁世凯，鲁迅就很欣赏；创建民国的辛亥烈士，更是不计其数；梁启超鼓吹共和、孙中山订立三民主义、陈独秀创建共产党，蔡元培首倡学术自由、胡适宣扬民主理念、梁漱溟亲力乡村建设 ......这些人物不论成功失败，在中国近代史都称得起先驱和导师，他们的事功，可以说均在鲁迅之上。 当年中间偏左的一路，譬如七君子，譬如杨杏佛、李公仆和闻一多，更别说真正造反的大批左翼人士与共产党人，则要论胆量，论行动力，论献身的大勇，论牺牲的壮烈，更在鲁迅之上。即便在右翼阵营，或者以今天的说法，在民国"体制"内敢于和最高当局持续斗争、不假辞色的人，就有廖仲凯、傅斯年、雷震等等一长串名单。据说傅斯年单独扳倒了民国年间两任财政部长，他与蒋介石同桌吃饭，总裁打招呼，他也不相让，居然以自己的脑袋来要挟，总裁也拿他无奈何--这种事，鲁迅先生一件也没干过，也不会去干，我们就从来没听说鲁迅和哪位民国高干吃过饭。 或者说，以上人物多是政治家，鲁迅先生是文人、作家、思想家--这说法也对也不对。须知民国是个"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书生问政，书生干政，多得是，譬如傅斯年本职就是教授。和民国许多文人一样，鲁迅一辈子叫喊国事天下事，可是你说他热衷政治，他既不入国共两党，也不做官；你说他是个文人，他却私下和当时的乱党交接甚密，还入过左联。就拿他常被通缉这件事来说，将鲁迅和政治家比较，也不算怎样地不恰当。 要说斗士，我们先得假定鲁迅斗争的对象，并不一定就是错的，而鲁迅也并不全部是对的。这样看来，当年和鲁迅先生斗过较量过的大小"匹夫"，数也数不过来，他们也是"斗士"，也凶得很呀。我看过一本鲁迅研究专著叫做《鲁迅：最被诬蔑的人》，全是报告人家怎样对鲁迅咒骂批判吐口水。然而这本书的观点，仍设定鲁迅"政治上正确"，仍然没有将鲁迅放在当时的语境中看待--长期以来，我们不是总在猜测鲁迅先生要是活在今天会怎样么？阿弥陀佛，还是将鲁迅放回他的时代吧。在他的时代，他可以做胡塞尔所谓的"坏公民"--据说，白色恐怖时期，鲁迅曾经认真地向革命者打听严刑拷打究竟怎样滋味，可见他是准备吃苦头的。最著名的例子，是他出门不带钥匙，意思是横竖死了算了。然而他到底从未挨过整，挨过打，没蹲过一天班房。我们渲染他怎样地避难、逃亡，其实那正是鲁迅的奢侈与风流，鲁迅属蛇，蛇最会逃，而且逃到租界去。 总之，鲁迅的时代，爱国志士与英雄豪杰，多了去了，只不过五十多年来，许多民国人被我们抹掉了、贬低了、歪曲了、遗忘了......在我们几代人接受的教育中，万恶的"旧社会"与"解放前"，除了伟大的共产党人，好像只有鲁迅一个人在那里左右开弓跟黑暗势力斗。鲁迅一再说，他只有一枝笔，可是我们偏要给他弄得很凶，给他背后插许多军旗，像个在舞台上唱独角戏的老武生。 现在我这样子单挑个所谓"好玩"的说法来说鲁迅，大有"以偏盖全"之嫌，但我不管它，因为我不可能因此贬低鲁迅，不可能抹煞喜欢鲁迅或讨厌鲁迅的人对他的种种评价。我不过是在众人的话语缝隙中，捡我自己的心得，描一幅我以为"好玩"的鲁迅图像。 什么叫做"好玩"？"好玩"有什么好？"好玩"跟道德文章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我要强调鲁迅先生的"好玩"？以我私人的心得，所谓"好玩"一词，能够超越意义、是非，超越各种大字眼，超越层层叠叠仿佛油垢一般的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直接感知那个人--当我在少年时代阅读鲁迅，我就会不断不断发笑。成年以后，我知道这发笑有无数秘密的理由，但我说不出来，而且幸亏说不出来--这样一种阅读的快乐，在现代中国的作家中，读来读去，读来读去，只有鲁迅能够给予我，我相信，他这样写，知道有人会发笑。 随便举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子吧，在《看萧与看萧的人们》中，记录宋庆龄通知鲁迅说，萧伯纳到了上海了，正在哪里吃饭，问他愿不愿意去见见。鲁迅于是写道：有这样的要去见一见，那就见一见吧。 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但这里面有一层需要说却又不好说、说不好就很不好玩的意思。什么意思呢--萧是大人物，鲁迅知道自己也是大人物，不去见，或赶紧去见，看得很重，或存心看轻，都没必要，都不恰当，都不大方。其实鲁迅是想要见见的，又其实不见也无所谓。现在人家来了，邀请也来了，那么：有这样的要去见一见，那就见一见吧。 这意思很深，也很浅，很率性，也很得体，他当时那么想了一想，事后这么写了一笔，很轻，很随便，用了心思，又看不出怎样地用心思，然而有这么一笔在--后来便写他去了，居然坐在那里看萧和众人吃饭，等等等等--这就是我所谓的好玩，很不起眼的两句话，我年轻时读到，不注意，中年后读到，心里笑起来。 太多了。鲁迅先生的文句中，布满这类不起眼的好玩，轻轻地，或者放纵地，故意的，或不是故意的，随时想到，随时好玩，随手写下来，因他是通体的、彻头彻尾的好玩，所以他知道自己好玩，不放过一行文字，在那里独自" 玩"。所以除了"好玩"，鲁迅先生另一个偶尔被提到的特质，就是非常寂寞，因为他好玩了一生一世，结果大家把他看成个很凶很苦、一天到晚发脾气的人。这一层，鲁迅真是很失败，他害了好多读者，也被读者所害。 诸位可能知道：我常会提起胡兰成。他是个彻底的失败者，因此他成为一个旁观者。他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他在鲁迅的年代，是个小辈，没有五四同人对鲁迅的种种情结与偏颇。四九年以后，他的流亡身份，也使他没有国共两党在评价鲁迅、看待鲁迅时那种政治意图或党派意气。所以他点评鲁迅，我以为倒是最中肯。他说，鲁迅先生经常在文字里装得"呆头呆脑"，其实很" 刁"，鲁迅真正的可爱处，是他的"迭宕自喜"。 "迭宕自喜"什么意思呢？也不好说，这句话我们早就遗忘了，我只能粗暴而庸俗地翻译成"好玩"。然而"迭宕自喜"也罢、"好玩"也罢，都属于点到为止的说法，领会者自去领会，不领会，或不愿接受的，便说了也白说。我今天要来强说鲁迅的"好玩"，先已经不好玩，怎么办呢，既是已经在这里装成讲演的样子，只好继续做这吃力不讨好的事。我们先从鲁迅的性格说起。 最近我弄到一份四十多年前的内部文件，是当年中宣部为了拍摄电影《鲁迅传》，邀请好些文化人的谈话录，当然，全是文艺高官，但都和老先生认识，打过交道。我看了有两点感慨。一是鲁迅死了，怎样塑造他，修改他，全给捏在官家手里。什么要重点写，什么不可以写，谁必须出现，谁的名字就不必点了，等等等等，这就可见我们知道的鲁迅，是硬生生给一小群人捏造出来的。第二个感触就比较好玩了：几乎每个人都提到鲁迅先生并不是一天到晚板面孔，而是非常诙谐、幽默、随便、喜欢开玩笑。夏衍是老先生讨厌责骂的四条汉子之一，他也说：老先生"幽默的要命"。 我有一位上海老朋友，他的亲舅舅，就是当年和鲁迅先生玩的小青年，名叫唐弢。唐弢五六十年代看见世面上把鲁迅弄成那幅凶相、苦相，就私下里对他外甥说，哎呀鲁迅不是那个样子的（谈细节），还说，譬如老先生夜里写了骂人的文章，隔天和那被骂的朋友酒席上见面，互相问起，照样谈笑。除了鲁迅深恶痛绝的一些论敌，他与许多朋友的关系，绝不是那样子黑白分明（谈他与郑振铎的关系）。 这样子听下来，不但鲁迅好玩，而且我们看到了民国时期的文人、社会、气氛，都蛮好玩，并不全是凶险，全是暗杀，并不成天价你死我活、我活你死。我们的历史教育是严重失实的，我们的历史记忆是缺乏质感的，历史的某一面被夸张变形，历史的另一面却是给藏起来，总是不在场的。我们要还原鲁迅，先得尽可能还原历史的情境。我说"尽可能"，因为历史经常是哈哈镜，变了形的。我们要学会在"变形"中去找那可能准确的"形"。 在回忆老先生的文字中，似乎女性比较地能够把握老先生"好玩"的一面。近年的出版物，密集呈现了相对真实的鲁迅，看下来，鲁迅简直随时随地对身边人、身边事在那里开玩笑。江南的说法，他是个极喜欢讲"戏话"的人，连送本书给年轻朋友，也要顺便开个玩笑（给刚结婚的川岛的书：我亲爱的一撮毛哥哥呀，请你从爱人的怀抱中汇出一只手来，接受这枯燥乏味的《中国文学史略》）。那种亲昵！那种仁厚与得意！一个智力与感受力过剩的人，大概才会这样的随时随地讲"戏话"。我猜，除了老先生遇见什么真的愤怒的事，他醒着的每一刻，都在寻求这种自己制造的快感。 但我们并非没有机会遇见类似的滑稽人，平民百姓中就多有这样可爱的无名智者。我相信，在严重变形的民国人物中，一定也有不少诙谐幽默之徒。然而我所谓的"好玩"是一种活泼而罕见的人格，我不知道用什么词语定义它，它的效果，决不只是滑稽、好笑、可爱，它的内在的力量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好玩，不好玩，甚至有致命的力量--希特勒终于败给丘吉尔，因为希特勒一点不懂得"好玩"；蒋介石败给毛泽东，因为蒋介石不懂得"好玩"--好玩的人懂得自嘲，懂得进退，他总是放松的，豁达的，游戏的。"好玩"，是人格乃至命运的庞大的余地、丰富的侧面、宽厚的背景，好玩的人一旦端正严肃，一旦愤怒激烈，一旦发起威来，不懂得好玩的对手，可就遭殃了。 我们再回头看看清末民初及五四英雄们--康有为算得是雄辩滔滔，可是不好玩；陈独秀算得鲜明锋利，可是不好玩；胡适算得开明绅士，也嫌不好玩；郭沫若算得风流盖世，他好玩吗？好笑倒是有一点；茅盾则一点好玩的基因也没有；郁达夫算是性情中人，然而性情并不就是好玩；再说周作人，他的人品文章淡归淡，总还缺一点好玩，论境界，我以为比他哥哥的纵横交错有声色，到底窄了好几圈，虽然这样说法不免有偏爱之嫌。最可喜是林语堂，他在当年乱世提倡英国式的幽默，给鲁迅好生骂了好几回--顺便说一句，鲁迅批判林语堂，可就脸色端正，将自己的"好玩"暂时收起来--可是林语堂自己平时并不真好玩，他或许幽默的吧，但毕竟偏于西化之后的种种自我教养，与鲁迅那种天性里骨子里的大好玩，哪里比得过。这样地比下来，我们就可以从鲁迅日常的滑稽好玩寻开心，进入他的文章与思想。 然而鲁迅先生的文章与思想，已经被长期困在一种模式里，我来插一脚，又是不好玩。倒是胡兰成接着说，后来那些研究鲁迅的人，"斤斤计较"，一天到晚根据鲁迅的著作"核对"鲁迅的思想，我以为也是中肯的话。 依我看，历来推崇鲁迅那些批判性的、匕首式的、战斗性的革命文章，今天看来，大多数是鲁迅先生只当好玩写写的，以中国的说法，叫做"游戏文章 "，以后现代的说法，就叫做"写作的愉悦"--所谓"游戏"，所谓"愉悦 "，直白的说法，可不就是"好玩"--譬如鲁迅书写的种种事物，反礼教、解剖国民性、鼓吹白话、反对强权等等，前面说了，当时也有许多人在写，其激烈深刻，并不在鲁迅之下，时或犹有过之。然而九十多年过去，我们今天翻出来看看，五四众人的批判文章总归及不过鲁迅，不是主张和道理不及他，而是鲁迅懂得写作的愉悦，懂得调度词语的快感，懂得文章的游戏性。 可是我们看他的文字，通常只看到犀利与深刻，不看到老先生的得意，因为老先生不流露。这不流露，也是一种得意，一种"玩"的姿态，就像他讲笑话，自己不笑的。 我们单是看鲁迅各种集子的题目，就不过是捡别人的讥嘲拿来耍着玩，什么《而已集》啊、《三闲集》啊，《准风月谈》啊、《南腔北调集》啊，真是顺手玩玩，一派游戏态度，结果字面、意思又好看，又高明。他给文章起的题目，也都好玩，一看之下就想读，譬如《论他妈的》、《一思而行》、《人心很古》、《马上支日记》等等等等，数也数不过来。想必老先生一起这题目，就在八字胡底下笑笑，自己得意起来。《花边文学》中有两篇著名的文章：《京派与海派》、《南人与北人》，竟是同一天写的，显然老人家半夜里写得兴起，实在得意，烟抽得一塌糊涂，索性再写一篇。 譬如《论他妈的》，我们读着，以为是在批判国民性，其实语气把握的好极了，写到结尾，我猜老先生写到这里，一定得意极了。 中国散文中这样子到末尾一笔宕开，宕得这么恳切，又这么漂亮，真是只有鲁迅。大家不要小看这结尾：它不单是为了话说回来，不单是为了文章的层次与收笔。我以为更深的意思是，老先生看事情非常体贴，他既是犀利的，又是厚道的，既是猛烈的，又是清醒的，不会将自己的观点与态度推到极端，弄得像在发高烧--一个愤怒的人同时是个智者，他的愤怒，便是漂亮的文学。 有这样浑身好玩的态度，鲁迅的文章便可以尽管严肃、尽管深刻，然后套个好玩的题目，自己笑笑--他晓得自己的文章站得比别人高，更晓得他自己站得比他的文章还要高--站得高，看得开，所以他好玩得起，游戏得起。所谓"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其实古今中外，没几个人可以做到的。 文章的张力，是人格的张力，写作的维度，也是人格的维度--愤怒、但是同时好玩；深刻、然而精通游戏；挑衅、却随时自嘲，批判、却忽然话说回来......鲁迅作文，就是这样地在玩自己人格的维度与张力。他的语气和风调，哪里只是激愤犀利这一路，他会忽儿深沉厚道，如他的回忆文字；忽儿辛辣调皮，如中年以后的杂文；忽儿平实郑重，如涉及学问或翻译；忽儿精深苍老，如《故事新编》；忽儿温柔伤感，如《朝华夕拾》；而有一种非常绝望、空虚的况味，几乎出现在他各个时期的文字中--尤其在他的序、跋、题记、后记中，以上那些反差极大的品质，会出人意料地揉杂在一起，难分难解。 譬如鲁迅一篇序言的结尾，佩服黄升的拖刀计，但宁可喜欢张飞的鲁莽，偷了头去，讨厌李逵的不问青红皂白排头砍去，因此喜欢张顺的好水性，淹得两眼发白--这一段，其实就是鲁迅天性的自白，他自己同时就可以是黄升、张飞、李逵、张顺。 许多意见以为鲁迅先生后期的杂文没有文学价值。我的意见正好相反，老先生越到后来，越是深味"写作的愉悦"。有些绝妙的文章，我们在《古文观止》中也不容易找到相似而相应的例。雄辩如韩愈，变幻如苏轼，读到鲁迅的杂文，都会惊异赞赏，因鲁迅触及的主题与问题，远比古人杂异；与西人比，要论好玩，乔叟、塞万提斯、蒙田、伏尔泰，似乎都能找见鲁迅人格的影子，当然，鲁迅直接的影响来自尼采，凭他对世界与学问的直觉，他也如尼采一样，早就是"伟大的反系统论者"。只是尼采的德国性格太认真，也缺鲁迅的好玩，结果发疯，虽然这发疯也叫人起敬意。 将鲁迅与今人比，又是一大话题。譬如鲁迅的《花边文学》，几乎每篇都是游戏文章的妙品，此后报纸上的专栏文章，再也不可能请到这样的笔杆子。鲁迅晚期杂文，尤其是《且介亭》系列，我借桑塔格形容巴特尔的词语，则老先生七十多年前就半自觉地倾心于"写作本身"--当鲁迅闷在上海独自玩耍时，本雅明、萨特、巴特尔、德里达等等，都还是小青年或高中生。当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还是最前卫最时髦的思想体系时，当生于光绪年间的鲁迅也自认是唯物主义初学者时，他凭自己的笔力与洞察力，单独一人，大胆地、自说自话地，异常敏锐而前卫地，触及了二战以后现代写作的种种问题与方式。他完全不是靠讯息、靠学习获知并实践这类新的文学观念，而是凭借他自己内在的天性，即我所谓的"好玩"，玩弄文学，玩弄时代，玩弄他自己。 再借桑塔格对巴特尔的描述--所谓"修辞策略"、所谓"散文与反散文的实践"、所谓"写作变成了冲动与制约的记录"、所谓"思想的艺术变成一种公开的表演"、所谓"让散文公开宣称自己是小说"、所谓"短文的复合体 "与"跨范畴的写作"，这些后现代写作特质不论是否能够或有必要挪回去比照鲁迅，然而在鲁迅晚期的杂文中，早已无所不在。 而鲁迅大气，根本不在乎这类建树，根本不给出说法，只管自己玩。即便他得知后来的种种西洋理论与流派，他仍然会做他自己--他活在一个奉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为最正确的时代，但是今天看来，他的许多见解和预测，比马克思主义者更深刻、更真实、更高明－－他早就警告，什么主义进了中国的酱缸，就会变；他也早就直觉到，未来中国不知要出多大的灾难－－因为他更懂得中国与中国人。他要是活在今天这个笼统被称作后现代文化的时期，他也仍然知道自己相信什么，怀疑什么。他会是后现代文化研究极度清醒的认识者与批判者。诚如巴特尔论及纪德的说法，鲁迅"博览群书，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 是的，我非常钦佩后现代文本，我们已经没有思想家了，只好借借别人的思想。但我觉得他们似乎还是没有鲁迅"好玩"--我们中国幸亏有过一个鲁迅，幸亏鲁迅好玩。为什么呢，因为鲁迅先生还有另一层最迷人的底色，就是他一早就提醒我们的话。他说：他内心从来是绝望的、黑暗的、有毒的。 他说的是实话。 好玩，然而绝望，绝望，然而好玩，这是一对高贵的、不可或缺的品质。由于鲁迅其他深厚的品质--热情、正直、近于妇人之仁的同情心--他曾经一再欣然上当：上进化论的当、上革命的当、上年轻人的当、上左翼联盟的当，许多聪明的、右翼的正人君子因为他上这些当而指责他，贬损他--可是鲁迅都能跳脱，都曾经随即看破而道破，因为他内心克制不住地敏感到黑暗与虚空，因为他克制不住地好玩。 这就是鲁迅为什么至今远远高于他的五四同志们，为什么至今没有人能够掩盖他，企及他，超越他。 鲁迅的话题，说不完的。我关于鲁迅先生的两点私人意见--他好看、他好玩--就这么勉强说到这里。有朋友会问：鲁迅怎么算好看呢？怎能用好玩来谈论鲁迅呢？这是难以反驳的问题，这也是因此吸引我的问题。这问题的可能的答案之一，恐怕因为我们这个世代，我们的文学，越来越不好玩了。 当然，这也是我的私人意见，无法征得大家同意的。我的话说完了。  

文革已经过去30年了，35岁以下的年轻一代对文革不再有由于亲身经历而产生的预设观点，如果他们对这个问题产生兴趣的话，那么他们更加愿意看到从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角度对这个事件进行的尽量全面的分析。

沙雷是一个被强烈痛恨的政体之首脑，其政体与美国同盟，沙雷并已掌权33年。他于1978年成为北也门的领导人，并且在1990年南北也门统一成立也门共和国后，继续执政。

乾嘉时期（1736-1820年）学者好言"实事求是"，钱大昕尤为突出。这在中国史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史学上的所谓实事求是，仅是指考证方法，还是言史学思想？以往学者常常提到这个词，但并没有深究其底细。

009年对于社会保障体制建设又是不平凡的一年，新年伊始，保险法草案、新医改方案、事业单位养老保障改革、农村新型养老保险试点酝酿出台。

新发现《天圣令》有关令文，反映了北宋还存在良贱制度，南宋时才完全消亡。雇主侵害雇佣奴婢依常人法处置，雇佣奴婢侵害雇主，则依家族同居法加重惩处。即使主雇关系已解除，"主仆名分"影响仍存。

日本藏学始于行脚僧河口慧海，收集资料文物的探险队和军部出身或派出“特殊任务”者，后有经济复苏后对西方文化的反省，及洛克菲勒财团对流亡藏人和各国藏学支持等原因促进

内容提要：中国模式从其定义特点上应该是一种规范模式。尽管中国的现状尚不能给在危机和人类自然环境的毁灭中不断丧失合法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带来真正挑战，但中国模式还是被期望成为一种社会主义的选择。在中国，三个连续的运动历史性地为这一模式的形成作好了准备：反殖民主义的国家解放与社会革命，反斯大林主义中央集权官僚模式的群众路线式的社会动员，以及反资本主义一体化的社会主义市场探索。毛泽东时代和改革时期共同得到的一个基本历史经验就是，如何在不失去人民和人民利益的同时将权力集中于政府和政策决策。因此，中国模式将成为一个与过去决裂的革命的代表：一个高度自主并且民主的发展型国家；一个由需求而非利润驱动并因此远离依附与发展主义、地方自决与国家协调相统一的政治经济体；一个由全面社会保障与社会自我管理所支撑的参与型社会。这一模式的理论前提之一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并非是普世的，而是具有特异性。然而，中国模式并不是一个与西方相对的文化概念，而是一项在战胜全球化的资本主义规则中具有国际意义的政治建设。 一、“北京共识？”“中国模式？” 近几年来国际上的热门议题之一是“中国崛起”。但从民间中国的以及世界史常识的角度， 如果要说到“崛起”，中国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意义上的巨人崛起是1949年，而不是今天。 当然，按物质财富的总量计算，中国已今非昔比。即使在科技、管理等方面仍然落后，即使诟病 于阶级、城乡、地区等差别，即使丢弃了不少独立自主另类现代的雄心，农村贫困的大幅减少、 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乃至基于经济实力的“大国心态”的膨胀，都是不争的事实。 迄今讨论得比较多的是意在与“华盛顿共识”相匹敌的所谓“北京共识”。提出“北京共识” 本来是一个积极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尝试，尤其着眼于自主创新和重整国际秩序，是很有道理的。但这个提法显然过于乐观，实际上也并未形成。它至少回避了以下的现实障碍：国内， 以GDP增长为目标和出口为导向的战略，造成可见的短期利益与长远代价之间的巨大落差，从 社会人文到生态环境都不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公共政策中的偏差还导致社会危机，从而此起彼 伏的群体抗议。国外，美国霸权之下严酷的国际制约不仅见于“中国威胁论”一类的敌对宣传和 各种经济压力，而且包括直接的政治、军事挑衅，当下就有近海军演。由于中国加入世界市场上 的能源竞争，使其外部条件更加险恶。廉价劳动的“优势”不但使中国经济苦于内部的过度竞 争，还加剧了穷国之间在全球市场中的零和博弈。发达国家更以流失就业机会为由，用劳工权 利的旗帜置中国于道义劣势。 在这样的冲突格局中，共识如何可能？谈论“北京共识”避开这些障碍，即落入掩饰矛盾的 幻想。毕竟，任何容忍强度剥削、两极分化、腐败不公，高消耗、高污染、高度外部依赖的发展方 式，都缺乏形成共识的正义性基础和吸引力。因此，只有反思改革以来的经验教训，拨乱反正， 才能有效应对挑战，找到一条中国真正能够造福人民、鼓舞世界、引以自豪的道路，成为发展的 榜样；继而得到全球南方及北方进步力量的支持和认同，形成真正的共识。 相比于未来时态的“北京共识”，“中国模式”进行时是个适当的选择。它概念空间更大，由 自我定义而留有广阔的创新和调整余地。尽管中国特殊的传承和经验从在中国革命基础上形 成的社会理想到小城镇等非经典城市化、工业化的实践，恐怕都无法在目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 大潮中求取“共识”，但它们却是中国自主改革设计和推进的历史基础和宝贵资源。这当然不等 于说“中国模式”面向过去和自我封闭缺少世界意义；相反，正是因为它既有和潜在的超越国境 的深远影响，才谈得上模式，才能与国际比较和对话，从中探索具有普遍价值的取向或方法。此 外，一个重要的澄清是“中国模式”灵活性与原则性的统一。与“中国特色”蜕变成杂烩集装和自 嘲辩辞全然不同，“中国模式”要求规范性的解读和定义。 二、讨论的前提 一个是历史视角。“中国模式”来自近现代中国人民追求独立解放和繁荣富强的艰险历程， 有深刻的时代渊源和路径依赖，是一部不应也无法割断的历史的一部分。由此上溯，又因为今 日中国延续着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生成流变，就同时也需要更长远的观察视野。比如阿瑞基等 讨论东亚复兴采用了500年，1500年和50年的比较尺度。[1]我们未尝不可再加上5000年的文 明史，以便在历史长时段中把握中国物质生产和精神发展的多元轨迹，以及其在世界和周边位 置的沿革。不过最重要的，还是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和前后30年间各自的不同阶段。其 中的功过得失都需要逐一检讨，诚实面对。 另一个是中国立场。中国立场是历史视角的题中应有之义。既然是“中国模式”，就注定 依靠中国本土的追求、知识和资源。这样的立场也是扭转改革年代流行起来的媚外风气。后 者言必称美国，行必求接轨，以霸权主宰的全球化为普适的标准和目标。就连历史制度学派 的追随者们，宣扬的竟然也是过继人家的制度传统。即使左翼，讲社会公正离不开罗尔斯，两性平等离不开西方女权，好像本土全无与之相通甚或更先进的思想和实践。然而缺乏自 信、一厢情愿的结果打造不出正品，最多不过是中国版的欧美模式或新日韩模式，幻想中国 能亦步亦趋。 再就是国际眼界。中国立场针对强势全球化而言，与狭隘地方民族主义不可同日而语。它 不仅有“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胸怀和积累，而且对诸如卢梭的契约共 和、斯密的伦理市场、康德的启蒙理性、穆勒的自由主义、韦伯的组织治理等西学传统采取去粗 取精和拿来主义的态度。在经济社会层面，则是联合发展中国家，力求改变现存少数富国执掌 的游戏规则，退出“逐底赛”的中国立场，同时也是久违了的国际主义立场。国际眼界并且是“中 国模式”的认识论前提：后者要厘清的正是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即中国在资本主义全 球化时代别样出路的可能性。 最后，是对“中国模式”内延、外涵界定中的规范要求。“中国模式”不应该只是一个经济增长 模式或政府治理模式。因为或专制或民主、或集权或分权、或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从历史资本 主义到历史社会主义，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条件下使用不同的办法，都可能维持统治并成就 某种增长。如果“中国模式”不过是其中之一，就没有特殊价值，也没有示范价值。“中国模式”应 该是超越一般增长和治理的，关于中国现代转型的总体概括，也是对其中包括思想文化、制度 组织等在内的经验的总结。它不仅是描述性的，也应该成为规范性、有普遍应用意义的模式。换 句话说，中国的探索之路和当前充满矛盾的现实，绝非“中国模式”的直接体现或演绎，并不能 通过模式构建一概加以肯定。在中国的发展中，究竟什么是成功而能够正面肯定的经验，什么 又是负面而必须否定的失误，什么又是需要澄清和解决的问题，都要梳理。负面的东西显然不 能视为“中国模式”的合理成分。例如就国家能力而言，对经济社会的高效组织和政策的“公善 政权”为正，对公民个人空间的全能渗透或权钱联手、资本专政为负。又如与劳工神圣相抵触的 “廉价劳动”观念，非但不能代表“中国模式”，还是对它的极大曲解。通过人力资本的大量投入 而不断提高劳动的教育程度和健康水平，才是“中国模式”里的普适因素。再如发展与发展主义 的本质区分：后者因其对社会、环境的破坏而不可持续，与“中国模式”背道而驰。 说到底，“中国模式”的规范性在于它的社会主义取向，志在最终取代一个危机重重的全球 资本主义整合模式。从南北分化到资源掠夺，从赌博经济到战争机器，资本主义已经证明不能 解决世界的问题，也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常用的说法，它不是问题的解决，而正是问题本身。 尽管中国现状并不对资本主义制度形成挑战，“中国模式”却有远大的前瞻。这也是“北京共识” 的解释框架所难以包容的。 三、历史准备和教训 “中国模式”的历史准备可以追溯到中国革命建党建军、以农村包围城市而夺取政权的浴 血征程，之后新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直至改革开放实行自我改进式 的社会经济转型。三者相继，使百年积弱的中国走上了一条利用后发优势实现独特现代化的民族道路，向第三世界昭示了以己之长打翻身仗的可能。尽管充满矛盾的实际历史运动要复杂得 多，这一粗线条的历史轨迹还是清晰可辨的，依序为以民族解放和社会革命对抗殖民，以群众 路线动员参与对抗苏式官僚国家主义，再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抗资本主义整合。其间变革 的断裂、现象的混杂都不曾掩盖历史的连续，从“中国模式”继往开来的角度，可以说它一以贯 之。也就是说“，中国模式”非自今日始———今天的难题反而造成它的反复；“中国模式”也有很 多不确定的国际国内因素，它任重道远，还有待步步摸索，锤炼成形。 以史为鉴，毛泽东时代的经验教训择其要者不外两点：第一，一个人民主权的国家是国民 经济健康运行的首要条件，路线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这个国家的目标是中华民族各地区 各民族的兴旺发达和全体城乡国民的福利；它必须有能力、财力、公信力和号召力来支持这些 目标，鼓励广泛参与，实行群众监督。第二，公民意识的张扬和健全有效的法制是人民主权的文 化和制度保障；否则，人民意志架空，公众意愿误导，使以“人民”的名义压制少数、迫害无辜、侵 犯人权成为可能。一方面，政府工作责任重大；另一方面又不能管死，以致窒息个人自由和创造 力，挤压民间智慧和批判反馈的空间。 同理，改革时代的经验教训也可以概括为两条：通过选择性地引进市场机制和“浅度”全 球化，以加入国际市场换取先进的管理手段和技术升级是改革开放的本意。由此顾名思义，所 谓“改革”，正在于其方向与苏东向资本主义全面转轨的“革命”不同。在这个大前提下，第一， 国家的关键角色不仅是计划经济的逻辑，也是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早期资本主义在欧洲的 兴起就是明证，近年遍及发展中世界的市场化过程更无例外。把现存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市 场化未彻底或私有制不到位，而以私有产权的确立来定义一个万能、完善的市场完全是一厢 情愿。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信奉市场自发力量的人往往又同时力主政府强制推行私有化，正与 官僚权贵资本主义合拍，自相矛盾的背后自有既得利益集团的驱动。第二，改革的成功取决于 民主决策。因缺少民众建言和透明度而导致的政策失败，在发展方向、分配格局和资源环境等 方面已经造成一些重大乃至不可逆的损失。例如医疗改革，把中国的有关指标改到全世界191 个国家中的倒数第四位（2000年国际健康组织报告），使许多人看不起病、人民健康水平整体下 降。这样事关百姓身受其益害的大事，怎么决定的？普通民众有没有知情权和决策参与权？接 受教训，正在开展的第二轮改革终于定位以人为本，并开展了集思广益的政策论证。 改革前后两个时期的共同启发是，万勿淡忘人民至上是新中国的为政之道、立国之本。人 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不但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其实也是效率的源泉。理论上，社会主义的生产 关系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正是因为它克服了剥削压迫和不公不义，从而解 放了劳动者及其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很难想象一个劳资对抗、官民对立的社会能有多少效率。 中国的经济增长曾经以超高投资和超廉劳动来维持，但以“效率”压“公平”有目共睹的后果是 不但效率少有提升，而且导致社会冲突、拜金横行、环境恶变；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全盘资化 （不是西化），成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当中国的出口产品在一些地方遭到工人和学 生团体的抵制（与“反倾销”无关），而“中国制造”暗示着血汗工厂、明示着利润外流时；当骇人 听闻的工伤数字、矿难内幕、迫于工资拖欠或改制下岗或超强加班压力而自杀或杀人的劳工遭遇、各种污染及伪劣商品造成公共健康危机、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勾结强拆民宅强占农地等 事件一再被国内外媒体曝光时，“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就几成自欺欺人的奢谈。 四、反思不是反对 事实上，公权私有问题、国企改制问题、公共政策问题、三农问题、民族问题、金融问题、环 境问题等等，都已对20 世纪90 年代的改革“激进化”提出质疑：如果连最基本的社会公正都 不能保障，“社会主义”不是徒有其名吗？如果改革改成了最落后方式的原始积累和官资合流 的抢劫型资本主义，当初为什么革命？又为什么改革？然而反对意见在官方渠道发不出来或听 不进去，主流媒体宣传的多是盲目接轨、市场迷信。改革于是在不知不觉中失去自我，变成他 人模式的劣质翻版。 改变这种情况的出发点是在坚持把改革定位为一场社会主义自我调节运动的前提下对其 路线政策的得失进行清理。反思改革不等于反对改革，而是通过反省批评来推进改革，拉车看 路。30年来，它成功在哪里，失败又在哪里？赢得了哪些机遇，又失去了哪些机会？改革初期的 两大成果是对外冲垮帝国主义的封锁，对内打破封闭的一统制度。但之后对原有体制改什么， 不改什么，向什么方向改？对外来推销引进什么，不引进什么，支持哪些创新？却一直未能通过 广泛的民主讨论来澄清。比如中国国力增强，在国际双边、多边事务中举足轻重，同时却又高度 依赖外部资金和市场，甚至不得不承担美元风险和非理性的、以穷国资助富国的“双顺差”代 价。又如反贫困工程，中国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使数亿人脱贫的成就举世瞩目，但也出现城市 贫困和底层聚居，以及农村大量因病等致贫返贫的倒退现象。还有如火如荼的乡镇工业，本来 并未以产权明晰为先决条件，后来却一阵风被要求私有转轨，使一场潜力极大的民间创举半途 而废。这些内生矛盾的实例都值得反思。 至于错过的机会，虽有争议，但明显的一次是未能抵抗上马汽车工业的诱惑，代之以扩展 公共交通，恢复鼓励自行车，从而为全球的后工业转向开路。结果现在以汽车为支柱产业已经形 成深度路径依赖，再有多少堵路、污染、能源、油价等天大问题改也难了。倒是因有自主自强的动 力，如今有的汽车制造集团渐成声势，究竟是祸是福，还有一辩。另一次是WTO谈判中令对手都 吃惊的过度退让，以致整体陷入人家的规则陷阱，痛失一次以大国经济规模的强势迫使国际分工 和贸易开始转向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良机。此外，在许多合资企业向外资拒绝转让核心技术让 步，致使自己停留在低端的“世界工厂”，有些地方甚至接收发达国家的生产性“污染转移”。尤其 放弃一些重要民族工业的中国战略主导地位，允许外资长驱直入，更是极为短视的政策。 那些不顾漫延的社会危机和生态困境，以买办身段继续鼓动单向“接轨”的政治和知识 精英，要么排斥“中国模式”的概念本身，要么垄断对其内容的取舍解读。这场讨论因此是一场 思想路线之争，核心是“中国模式”的目标模式。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在特定层面保持高度的文 化认同也许并不困难，更难的是找到社会主义的本土认同和形式，找到多元社会主义的“中国 模式”。 五、什么是“中国模式”？ 沿着历史承启和超越创新这两条逻辑线索，以下尝试对“中国模式”给出一个初步、粗疏的 正面描述。 1“援中国模式”以中国民主革命的成功为前提 民族独立和人民主权结束了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封建王朝的皇权，自主的公民取代了帝国的 臣民或半殖民地的属民。这个兼有象征意义的开天辟地的成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根基 和政权合法性的历史基础，随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则为探讨中国模式提供了直接的经验 借鉴。时值世界范围社会主义的低潮，更要为中国革命现代这段传奇的历史性、正当性和未来 可能性正名。新中国的确走过许多弯路，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但也通过有效提供公共产品和以 阶级、性别、民族和地区平等为目标的激进政策和社会运动，取得了被多数不发达国家所望尘 莫及的发展，创造出自食其力养活庞大人口和满足基本需要等奇迹。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尤使国 人在平均寿命、婴儿死亡率、初等教育程度、两性平等等指标上在第三世界遥遥领先。引用主要 来自中国的强有力证据，许多权威性研究指出，相对而言，革命后国家有着很大的潜力改造前 殖民地的、落后和文盲的穷国。 其中一个关键是革命解决了土地问题。土地问题也是基层政权问题。土改不但摧毁了旧的 地租及高利贷等剥削形式，并削弱了传统的宗族依从关系，而且消灭了它们所赖以生存的经济 组织和政治势力。即使从人民公社到联产承包的过渡，也绝不是恢复旧中国的土地制度。近年 的研究在中国的土地关系演变、地主阶级的定义和定量，以及土改背景中对形势的估计和推行 中的得失等方面有所突破，但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能否定土地革命的根本成就。土地公有、长 期承包、扶持小城镇等政策，至少使中国避免了城市失业和贫民窟蔓的常规景观。大量对乡镇 企业的实证研究和有关政府行为的理论分析也指出，没有土地公有的因素包括对公共基础设 施建设的重视，农村和众多相关改革都不可能施行。事实上，拒绝土地私有化的陷阱，坚持对土 地使用和流转的公有管理，至今仍然是农民生存、农村中兴、农业规模发展和城镇工业增长、工 业布局调整、城市建设以及城乡各项公益事业发达的基本制度和资源保障；最终也是遏止土地 财政流弊、房地产开发失控和农村衰败与城市化压力两难选择的中心环节。“耕者有其田”的土 地政策对于后发展的必要，也在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墨西哥的原住民起义、印度未完成的绿 色革命以及经久不息的那克萨尔武装反抗中得到反证。 注重“中国模式”的历史前提是要重申改革与其历史准备的连续性，捍卫最基本的革命成 果，从而消除在任何新生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再次发生革命的社会条件。也因为革命和社会主 义的遗产属于中国现代性首要的本土组织和文化资源；尤其“中国模式”的目标建构急需一个 后资本主义的想象。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的理念和价值，诸如平等原则、公仆原则、参与原 则和自治原则才应该成为中国进路最大的“软实力”。 2“援中国模式”依赖于一个特殊的发展型国家 中国革命对后发展的另一个突出贡献即是造就了这样一个国家，它有决心和力量全盘统筹，调动一切人财物力来发展和协调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实现赶超；它在被不平等交换和对 社会主义政权威胁封锁的冷战秩序中为中国赢得了自主发展的空间。中国因此不是像多数非 西方国家那样，仅仅作为欧洲历史的延伸而被动地进入世界史，而是主动地改变历史、创造历 史，把握住难得实现的“落后的特权”，跳跃前进。 需要强调的是，既然“中国模式”有赖于中国人民经由民族解放和社会革命作为历史主体 的崛起，“中国模式”所规范的国家就必然是一个人民的国家，以中国人民的意志为基准。它要 求发扬中国革命（包括三民主义）以来人民主权的伟大传统，以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为立法、政策 的依据和政府行为的准则。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集体认同的人民主权和作为个人权利的 自由公民，在哪个时期和什么意义上是真实的，或只是名义上的，甚或被限制剥夺，之后资本神 话又怎样取代人民神话，都要重新审视和评价。今天的资本优先劳动、权贵统治民众、富人压制 穷人等现象，确实从反面演绎着“人民”地位的失落。 然而“人民主权”不一定也不应该是抽象的概念。历史上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最重要 的经验之一就是人民战争，依靠群众。今后人民主权的根本制度和政策体现至少要包括： （1）国际社会里中国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不受侵犯。 （圆）国际市场里中国的国民经济独立和财政金融安全。 （猿）国内通过政府注资、企业重组等而重振国有经济，使全民所有的国有资产和国有土地 收益全面增值，用以支持可持续发展和公共、民生建设，并致力于把民企税率控制在较低水平 和直接资助微型企业（如重庆）。 （源）政治和社会民主，选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参与渠道、监督机构对各级政府形成 压力。 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精英不乏“民主”、“宪政”的高调话语里，“人民”往往在“民粹”的释义 里成了反义词。漠视人民，何谈民主？即使确有过去群专哄起或现时公德沦丧的悲哀，中国的普 通百姓却始终肩负着民族的希望，在对地震、洪水的奋勇救灾中尤其表现了同甘共苦的毅力和 情怀。也只有他们才能在实践中发现和发明新的民主形式。法制即民主是个误解；民主的标志 是人民成为法律的制定者和社会的主人。 3.衡量“中国模式”以民众的需要、社会和集体的富足和每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而不是企 业核算中的利润）作为经济增长的目标和尺度 改革初期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至今仍有重大启发。这样的增长意味着摆脱发展主 义，弃绝工业主义、城市化和消费主义流行模式的痼疾，探寻适合本土风格和需求的别样发 展，也意味着克服“廉价劳动”、解决“剩余自留”（surplus retention）这个不发达世界的老问题， 而以非异化劳动且利润自享为长远的抱负；这也是因为道义上社会主义的规定性和现实中铁 血的国际制约两者都使中国不能也不可能像老牌资本主义那样，靠对外扩张来转移生态“瓶 颈”、摄取原料和其他资源。 具体举措有的已经起步，包括： （1）把GDP 速度指标替换为生产和生活质量指标；用信息化等技术升级和节能、防污、尚俭的企业文化和社会风气取代高耗生产和过度消费。 （2）由依赖外资外贸和所谓全球标准转为依托国内市场的内向型经济———不关门、不脱 钩，但保护民族产业和本国的技术开发及资本市场，取消对外资的各种优惠而实现平等竞争、 并通过向落后地区和贫困人口投资，人为提高一般工资水平和农村购买力，从而抑制产能过 剩，达到部类平衡、供需平衡。 （3）追求经济民主，开辟劳资共决等民主管理和劳动产权的各种形式，以便最终既消除作 为剥削源泉的剩余价值，也减少交由政府机构分配的剩余劳动。 （4）改变现代化过程挤压相对分散的“小生产”的常规，鼓励扶持民营经济特别是小企业和 各类个体经营、草根合作及社区网络，在大资本和官僚制之间开拓城乡结合、自治互助、绿色志 愿、市场与非市场机制灵活互补的共享经济。 （5）控制与国际接轨的消费方式和类比，培育优越于市场操纵的商业拜金和消费主义的、 有中国自己地方传统和民间特色的“国民快乐总值”。 4.中国模式是一个参与模式 以大众参与来阐释社会主义，是从革命后国家主义的历史局限回返社会主义的本来含义。 而社会崛起与人民主权是同义同源的。参与模式意在创造新的认识和实践主体，进而新的生 产、交换和生活方式也是对我们时代生态威胁和发展困境的回应。它主张各尽所能，极大地扩 展不同地区不同层面多头并进的参与渠道，实现每个人都有机会也有义务的充分参与；它也推 崇知识自由、资源共享、管理公开、信息透明、交流畅通。在一个以直接生产者为主体的新的生 态经济和社会形态里，实现更人性（即不仅仅是生产线上活的机械部件）、更机动也更能开启个 体和集体创造潜能的生产和流通过程。可借鉴的先例是那些强调软化等级、激励工人参加管 理、重视技术多能和角色多重的团队精神与合作性竞争，它们不但促进劳动的解放，也提高不 同性质和层次的组织效益。 诚然，全方位参与社会的“自由人共同体”还只是远期纲领。但着眼于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和 参与意识，就能在生产力进步的基础上尽快实行社保全面覆盖，进而公民基本收入，并以此为 后援而赢得政治参与的可能和时间。民主问题本质上也是时间问题，是让人们从疲于奔命的生 存困境中解脱出来、参加自治管理的问题。劳动者只有成为共同体的平等一员，只有摆脱了对 缺乏基本生活保障的恐惧，才能成为自由、自立、自主的公民。时间因此经由人民的普遍参与而 转化成民主的力量。 六、中国道路再出发 最后，“中国模式”在理论上要推倒的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目的论，是现代与传统、西方与 东方、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的泾渭分割。它从区别工业化与现代化进而现代性与资本主义 入手，得出现代转型未必要以资本主义工业化为基准的结论。挑战工业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和普 遍性，让需要的逻辑对利润的逻辑取得优先权，使全球化过程从属于本土多民族、地方的文化资源和真实需要，是建设“中国模式”的本意。 1949 年以后的中国道路，在一种分类中在不同时期综合了革命、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范式， 在另一种分类中又融汇了后发展、边缘发展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模式。而面向将来的“中国模式” 非由广泛的民主讨论得到澄清而不可及。这里，它的中国认同不是一个文化概念，不是对西方 的挑战，而是对资本主义的挑战；它的社会主义取向也不是对未来的许诺，而是试图结合市场 经济与社会主义理想的划时代创新。 同时，既然资本主义的全球性质决定了其替代模式的普遍性，那么“中国模式”的国际意义 就是不言自明的，与发展中世界和反对霸权的跨国社会运动有天然的联系。面对严峻的国内外 形势，它的功败垂成取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者能不能重整旗鼓再出发。 参考文献： Giovanni Arrighi,Takeshi Hamashita and Mark Selden. The resurgence of East Asia :500, 150 and 50 year perspectives [M]. London : Routledge, 2003.  

蒙古文字与蒙古文古籍文献的形成和发展，蒙古文古籍文献的收藏情况及研究利用情况

俄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中有过去完全被人忽略的藏传密教文献，将其与回鹘、西夏、蒙古文中的佛教文献相比较，则可重构11-14世纪西域佛教史。黑水城汉文佛教文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多部不见于现存各种汉文《大藏经》中的重要佛经，以及西夏和元朝时期翻译、流通的藏传密教仪轨手写本，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汉译藏传佛教文献。新发现材料表明，从高昌回鹘到西夏和蒙古时代，西域依然扮演着东西文明之熔炉这样一个角色，11-14世纪西域地区之佛教历史一脉相承，在高昌回鹘、西夏和蒙古的宗教信仰中均占主导地位的既不是汉传佛教，也不是印度佛教，而是藏传密教。 


《别求新声———汪晖访谈录》序言。

“丧家狗”的出典我已经写在这本书的正文里面了，我对它的一点发挥，就是上面这句“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我书题下面的话是夫子自嘲，不是骂孔子，我之所以笃定地、不愿放弃这个题目，是因为我觉得这三个字一是夫子之道，二是它最深刻地概括了孔子悲剧性的一生。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年代，制度和管理模式的选择所受现实的限制都是很“硬”的，本文集中关注了制度和管理模式受到劳动力相对价格低下，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矛盾对抗性和民众中间蕴藏的政治反抗能量之间的限制和因应关系，初步追溯了扁平化管理的现实基础。少数精英阶层与大众之间的矛盾性质以及制度稳定性问题，被毛泽东看成是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线索，革命年代的管理经验、现实的矛盾和和未来的制度演变趋势，都曾经是毛泽东作出重大决断的依据，本文把这三个时间段落结合起来，作了一个初步的梳理。

"9·11"改变了世界历史吗？这样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对于南海的战略重要性，国人及媒体的关注焦点大多集中在马六甲海峡的"世界第一黄金水道"及号称"第二波斯湾"的巨大油气资源储量。这方面既有的阐述已车载斗量，本文不打算再把大多数笔墨花费于此。实际上，在我看来，"第一黄金水道"与"第二波斯湾"固然重要，但把南海问题的着眼点集中在此处，就显得比较"局限"于"表层"了，从更广的视野来看，这两层都是更为广域、深层的格局的局部与表象。 南海问题是一个局部问题，但需要放到全球视野中去看，才能对这个局部问题有正确的理解和判断。并且有些根本性的问题，不从全球视野去观察，根本就无法得出有助益的判断，如：美国为什么要在声称"不介入"的同时持续介入南海？南海周边的国家格局是怎么形成的？南海对于中国的长远发展战略重要性何在（仅仅是航道与资源吗）？当我们把整个地球看成一个人类展开活动的场域，全球化时代的重大问题才会呈现出其真实面目。 一、美国战略视野中的南海 具有全球视野的战略观最早产生于18世纪中期的英国，当时英国纵横海上，初步建立起一个遍布全球的殖民贸易网。而英国的全球战略观的发展成熟，则以20世纪初麦金德提出地缘政治论为标志。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麦金德把世界表述成如下图这个样子：   麦金德认为，图中的"枢纽地区"是整个世界的"心脏"，如果有一支强大的力量以这个地区为大本营向外扩张，能够控制其外围的"内新月形地区"从而得到参与制海权争夺的机会的话，它就能建立一个足以统治全球的"世界帝国"。 "内新月形地区"的东部--也就是从日本经中国东部到东南亚和印度这片区域，是世界上大部分人口的所在地（麦金德时代占全球三分之二人口），谁控制了这片地区，谁就控制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而控制这片地区的关键，从作为海权国家的英国看来，就是控制以马六甲海峡和南海为中心的海路。 二战后，英国的全球战略为美国所继承。麦金德的学生、曾任卡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波兰裔犹太人布热津斯基是当前美国战略界的元老，他的著作被认为是白宫和五角大楼的行为框架。在布热津斯基1986年出版的《竞赛方案--进行美苏竞争的地缘战略纲领》（1988年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中译本）一书中，把麦金德的理论发展成"三条中心战略战线"的蓝图--   在这幅图中，布热津斯基阐述了三条围绕"内新月形地区"形成的中心战略战线，从日本到马六甲海峡的是第二条中心战略战线，对此，布热津斯基写到： 杜鲁门关于在军事上做出反应的决定使美苏斗争又出现第二条中心战略线，这一次是在欧亚大陆远东一端。通过三年的朝鲜战争，美国守住了南朝鲜，从而扩大了它的战略利益范围，使之包括日本、南朝鲜、台湾和菲律宾。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它还曾包括对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存在予以支持以及在法国撤出之后对印度支那的独立国家予以支持。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期间，华盛顿认为它所承担的上述义务不仅是针对苏联的，而且至少也是同样针对共产党中国的。 可以看出，美国的三条中心战略战线是一种"全面包围"欧亚大陆、围堵苏俄、中国这样的"欧亚地缘战略中心"国家的"冷战"思路。这种思路并未随着苏东解体而结束。进入21世纪之后，在第三条中心战略线及第一条中心战略线南段的一系列"颜色革命"，正是这种大战略框架下的具体行动。而美国在第二条中心战略线东侧拉拢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直到澳大利亚等"盟友"企图打造的"亚洲版北约"，也是在这种蓝图下展开的。 了解了上述背景，也就不难明白美国在南海的介入其实是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而白宫多次声明和表态的"不介入"和"没有立场"，其实是指"在南海主权归属方面不打算偏向中国，但也不想直接得罪中国"而不是说在战略上不掺和。实际上对美国而言，南海主权不论明确给谁都不会多得到什么好处，反而是由于主权归属而纷争不断的状态对美国最有好处，因为这就意味着有机会插手。 如果布热津斯基1986年描绘那幅图之时，第二条中心战略还只是三条战线之中相对次要的一条，那现在，可以说，它变成了最重要的一条。为什么呢？ 需知美国对南海的介入，是真正的战略行动，是有真正重大战略考量在内的，绝不是随意而为或者为了选举周期之类的短期目的。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从第三条中心战略线上的伊拉克、阿富汗收缩的同时，奥巴马宣称："我要做第一个'太平洋时代'的美国总统" 要理解美国重大战略方向的用意，就必须先理解美国赖以生存的支柱是什么。西方国家近代以来的崛起，是依靠率先开发出了现代科技、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这样他们就能跑到技术落后国家的家门口打仗、把它们变为供给工业原材料和倾销工业制成品的殖民地。美国在二战后能成为超级大国，是因为它有最为庞大、最高系统化程度的工业体系。然而，现今世界的情况却是：最大规模、最完备的工业体系已经转移到了中国，中国成了"世界工厂"。在大多数工业产品的竞争力方面，美国已竞争不过中国。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工业这个支柱，已不复存在。那它现在依靠什么呢？依靠作为全球资本流动"总蓄水池"的金融地位以及对全球货物流通体系的控制。 正是由于美国的工业"实体经济"无力背负庞大的金融"虚拟经济"大山，发生了"山体滑坡"，才导致了金融危机。在金融危机中上台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是喊着"变革"口号登台的。奥巴马的"变革"，真正核心有二，其一是"再工业化"，这是奥巴马为美国经济找的根本性出路，这是"里"；其二是"从大西洋为中心转向太平洋为中心"，奥巴马宣称"我要做第一个'太平洋时代'的美国总统"，这是"表"，一里一表，内圣外王。这个"表里"的含义，需做一说明。 关键在于，"再工业化"并不是仅限于美国本土的。因为美国工业体系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工业体系中大部分劳动密集的部分美国已经失去，并且不仅是短期内，甚至可能是永远都恢复不了。所以，美国的"再工业化"真实含义是：在美国本土巩固高端制造业（现在面临逐步被中国赶上的局面，J-20即是中国工业水平提高的例证），在全球范围重新分配工业体系的布局（即：不要过于集中在中国）。美国不断施压人民币升值，是无助于促进美国本国出口的--这一点美国甚至比中国更清楚。人民币升值所能改变的，只是工厂在发展中国家间的布局--这正是美国想要的。 2011年6月28日报道的一则新闻是：美国运动鞋厂商耐克公司宣布，2010年度，越南制造的耐克鞋在全球的份额已经超过中国，以37%对36%跃居第一。这是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升高（显然与人民币升值不无关系），耐克鞋加工厂从中国转移到越南造成的。 这个例子虽然小，却能说明美国想要达到的战略目标：削弱中国工业体系，同时使美国资本进入新的可以建工厂的地区。世界上能够新建工厂的地区，除了中国以外，最合适的是哪里呢？当然是南海周边！因为这里有高度密集的人口和一定的工业基础。而任何一个工厂的兴建，都需要资金，这就为美国的资金提供了机会。当然，美国的资金要想获得机会，挤出竞争对手是必须的。而人民币国际化使人民币成为了东南亚地区最具竞争力的资金来源，这就成为了美元的对手。 所以，"太平洋时代的美国总统"真实含义正是：把美国的产业扩张方向重新定位在西太平洋！ 二、大国角力的中心角斗场 地球上哪个区域集中了所有大国在那里"下棋"？是南海及其周边，而不是其他地方。中东可以说没有中国，中亚不曾有过法国，非洲则难觅美国。唯独南海周边，从历史到现今，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中美英俄法，都有着或有过实实在在的力量存在。加上一心想成为大国的日本和自封为大国的印度，可以说，地球上凡是有资格争取布成为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所定义的"棋手"的国家，都在这里聚齐了。 诸多大国势力在这里的"纠缠态"存在，才是南海问题复杂性的关键。 南海周边区域中，菲律宾曾经是美国殖民地，越南曾经是法国殖民地，前苏联曾经在越南金兰湾驻军。不过它们都是配角，真正的主角只有两个：中国和英国。 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关系，相信不需做要过多介绍。这里只特别提一件可能往往被忽略的重要事实：南海四周"洪门社会"的存在。提这个是由于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意义何在将在本文第三节阐述，这里只讲清楚这个背景： "洪门"是清初兴起于福建，后来在中国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广泛发展的一个民间会社--尽管可能经常被称为"黑社会"，但实际上民间结社的因素更强一些。在中国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洪门影响很大，太平天国起义的主力部队--杨秀清属下的队伍，起初即为洪门一个不甚重要的堂口。随着17世纪之后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扩大（部分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有关），大量洪门弟子移居现在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柬埔寨、泰国等地，成为这些地方的华侨。在这些华侨当中，洪门成为重要的组织资源，为当地华侨社会的形成做出了最重要的历史性贡献。清代中期，正是这些洪门的华侨首次为贸易组织起了一个现在无人不知的名字--"公司"。道光年间，罗芳伯等洪门领袖人物还曾在婆罗洲建立了"兰芳共和国"。洪门弟子也对当地社会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有据可查的材料表明，菲律宾"国父"黎刹、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泰国前总理阿披实及现总理英拉等人，其先祖都是洪门炎黄子孙。目前，生活在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华侨约有600-700万人，台湾洪门"官网"上的材料称他们"90%名列洪门会籍"。他们在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也非常重要，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外号"虎妈"的美籍菲律宾华裔学者Amy Chua（蔡美儿）在其著作《起火的世界》中，把华人称为主导了东南亚经济的少数族群。 出于强调的必要，这里专门写一下：东南亚华人虽然并不居住在中国，但他们与中国的亲戚（福建、广东、广西居多）仍然是亲戚，通过包括洪门在内的多种纽带的联结，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在同一个社会共同体（跨越国界的社会共同体）。这个强调看似多余，但有特殊的重要性。后文会展示出来。 除了华人及身后的中国之外，南海周边地区还有一个深深嵌入其中的大国：英国。英国在这里作为"主角"的"范儿"，甚至强于中国。 18世纪起，印尼沦为荷兰殖民地--要注意，荷兰与英国虽不是同一个国家，但胜似同一个国家，19世纪，马来亚、北婆罗洲等地逐步沦为英国殖民地。同样在19世纪，南海北端的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英国给这些地方带来了英国的统治方式：英国人管他们擅长的贸易和金融，地方事务"委任"给本地人去负责。英国人与洪门的关系是怎样的呢？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吉隆坡开埠之父"叶亚来。叶亚来(1837-1885)是广东惠州客家人，因太平天国战乱缘故流落到马六甲做苦工。在马六甲华人帮派内斗中，叶亚来成为属于洪门系统的"海山党"首领，后被英国人委任为吉隆坡的"甲必丹"（实为"Captain"的音译），成为替英国人领导当地华人社会的中介。 二战后，英国实际设计了南海周边区域的版图秩序。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的独立都不是赶走殖民者的民族革命，而是在英国安排下的"被独立"，其版图怎么划分、政治秩序怎么安排，都出自英国的设计。1957年马来亚独立之前，当时寻求民族解放的力量的政治主张是"加入印度尼西亚"而不是独立。1963年与马来亚相隔400多海里，民族、语言皆不相同，历史上也无关的英殖民地沙捞越和沙巴被安排与马来亚合成"马来西亚联邦"，也是英国的有意设计。当时《人民日报》1964年3月27日曾发表文章《反对新殖民主义的产物"马来西亚" 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的斗争》指出： 去年九月间强行成立的"马来西亚"联邦，是英帝国主义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一手导演的新殖民主义产物。 ...... 美帝国主义从头到尾一直积极插手"马来西亚"这个肮脏的计划，并且扮演着非常阴险和凶恶的角色。在"马亚西亚"强行成立之前，它伪装支持这个地区人民实行"民族自决"，派遣美国人劳伦斯•米切尔莫尔率领"联合国小组"前往调查。这个小组拒绝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观察员参加，一手包办了所谓"联合国调查"，实际上是强奸北婆罗洲和沙捞越的民意，帮助英帝国主义掩饰"马来西亚独立"的欺骗性质，借以和缓当地人民和世界舆论的反对。 无论你对那个年代的文字风格和意识形态色彩持什么态度，总应该承认：这段引文传递出"马来西亚联邦"出自英国策划而非自主成立这一事实。 由此不难理解：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这样的一些"被独立"的国家，英国势力显然不会随着你的建国而退出，它仍然在那里，只是可能表现形式与时俱进了。那么，英国这样的前殖民宗主国势力，如今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呢？请看下面这幅"全球离岸金融中心分布图"-- 从图中可见：全球离岸金融中心最集中的区域就是两个：加勒比海和南海周边。实际上这些地方绝大多数是英国海外领土和前英国殖民地，少数不在此列的地方（如日本、菲律宾、巴拿马），则大多为美国势力范围，而在全球金融势力格局中，美国和英国的金融势力集团属于同一伙人。 事实上，全球最重要的离岸金融中心是新加坡和香港，位于南海最南和最北，地位重于加勒比海上那一堆。这就是大英帝国在南海周边的现今的存在方式。 说到这里，可能会产生两个问题：1.离岸金融中心是干吗的？2.说这些跟南海争端有什么关系呢？ 第一个问题简要回答：离岸金融中心是全世界觉得大多数的"钱"的所在，这些地方不受各国法律管辖，各国都不能去查这些钱有多少、是谁的、合法不合法。全球各地的"钱"都会聚集到离岸金融中心，在离岸金融中心之间快速流动、组织、调动，然后形成资本或者以"热钱"形式去涌入各国寻找赚钱更多钱的机会，赚到之后再汇聚到离岸金融中心开始进入下一轮循环......这就是全球离岸金融体系！如果说全球真实货物流通的核心是海运航线，那么全球"钱"的流通的核心就是离岸金融网络。 而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国际金融中心与国际航运中心都是共生关系：航运中心会成为金融中心，金融中心都是从航运中心而来。 现在回答第二个问题，这是本节的关键：这些跟南海争端有什么关系？ 实际上，只有在累述了这么多背景材料的情况下，才能真正看清：南海争端其实是谁在争，争的是什么。 南海争端并非个别小国在企图挑衅中国，而是背后的大国在上下其手。其主要目的也不是夺取那片海域（尽管不排除个别小国是以夺取海域为意图的），而是有其更深的意图在内：争夺这一区域的金融主导权，进而也就是维持其全球金融霸权地位不动摇。 请把本节的主要内容联系起来看：华人社会的存在、英国的"嵌入"、新加坡香港两个全球最大离岸金融中心。再加上第一节已经阐述的：这里有世界上尚可进一步进行产业转移的区域中最密集的人口。加在一起会产生什么意味呢？随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国的工业体系势必会向南海周边国家扩展，而与此相伴的，是人民币在东南亚开展的跨境贸易结算，这相当于中国在工业和货币方面推进的区域整合。而这正与美国的"再工业化"要选择的产业转移区域形成正面冲突，也直接在全球最重要的离岸金融中心动摇美元和英镑的地位。照此发展下去，影响的实际上不仅仅是某些大国在这个区域的利益。 为此，什么是美国（以及英国，他们往往是"绑在一起"的）的战略对策呢？那就是：在第二条中心战略线上，把自己的盟友纠合成一团，给对方制造持续不断的"麻烦"，从而把"中国系统"和人民币挤出这一区域，为"美国系统"腾出空间。 三、中国走向世界的跳板 世界近代史一再表明，大国真正"崛起"的首要标准是必须"走向世界"。什么是"走向世界"？不是说你的人到世界各地去转悠了或者产品卖到世界各地了就叫走向世界了，人出国转悠跟你这个国家在海外有利益是两回事，产品卖到世界各地也可能是被外国人贩卖的，不在你的控制之下。真正的"走向世界"必须是你这个国家的工业体系走出国门，你的人要能在海外控制工厂和贸易线路，并使用你的货币结算，从而形成你的国民主导的资本-贸易循环，也就是把你的经济体系从国界之内扩大到全球范围。 英国在全球崛起始于殖民印度之后控制了从印度到英国之间经中东和经南非两条贸易路线。美国在全球崛起的过程比较漫长，1853培里舰队打通美日之间海上贸易之后，美国开始走向西太平洋，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美国在菲律宾等西太平洋地区有了根据地，1916年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美国开始向中国和日本输出资本。直到一战之后，美国有机会通过道威斯计划把资本和"美国系统"输出到欧洲，美国才真正从一个地区性大国成为全球大国。 对于中国来说，让"中国系统"和人民币走向世界，是未来发展的不二选择，也是必将经历的过程。而南海将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特殊角色。由于南海的特殊性质，对中国来说实际上只要走出南海，就将意味着直接走向世界。 中国东面面对的贸易航道目的地是美国，由于"中国系统"不可能向美国扩张，因此东面不会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主要出路。而南海则意义重大，从马六甲海峡向西，就将直接进入全球的枢纽--北印度洋，全球人口最密集的区域和石油最富集的地方（波斯湾），北印度洋是全球地缘政治的中心。而从南海向南，则是除了石油之外最重要的原材料--铁矿石的主要产地--西澳大利亚。目前，全世界最重要的铁矿石贸易路线是中国到西澳的"内航线"，即北仑港--台湾以东洋面--中国南海--民都洛海峡--苏禄海--爪哇海--龙目-望加锡海峡--西澳港口，航程3179海里。很显然，这条航道上大部分区域被英国和美国所主宰。 南海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扮演过超乎人们想象的角色。改革开放之前，香港就是中国与世界沟通的"窗口"。而改革开放之所以发生，根据何建明在《破天荒：中国对外开放的划时代事件》一书中披露，与南海石油有莫大之关系。而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引进外资的最主要来源是"侨资"，即来自南海周边地区的华人华侨。 而南海周边区域能够接纳"中国系统"和人民币结算的性质及其地理位置，决定了这里必将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跳板。转载务请注明《经略》网刊http://www.aetas.cn/read

2013年6月29日，由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举办的"纪念《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发表二十周年暨《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召开。本文为王绍光和欧树军在会议期间的对话，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徐斌整理，经欧树军修正、王绍光审定。

看到书名--《马克思的生态学》，我们不禁要问：马克思与生态学有什么关系？作为启蒙运动后裔的马克思，他所信仰的进步观和科学世界图景难道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吗？马克思的未来世界难道不是以人类对自然的控制为基础的吗？用恩格斯的名言来说就是，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为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在我们的"常识"看来，在马克思所预言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自由必然要以对自然的奴役为前提。因此，自然在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中完全是一个被动的客体。 但是本书作者福斯特却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思想谱系。 福斯特的全名是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教授，《组织与环境》和《每月评论》的主编，当代生态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福斯特早期的研究对象是保罗·斯威奇（Paul Sweezy）和保罗·巴兰（Paul Baran）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就决定了其学术进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歧异，我们会在后面的论述中细细辨明。 福斯特在书中指出，除了我们所熟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之外，马克思还发展了唯物主义自然观，这种自然观来源于费尔巴哈。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不能提出一种真正的自然主义，因为他将外在自然视为理念的外化，人类与自然是分裂的；而费尔巴哈认为人的存在乃是基于自然，自然就寓于人的感性体验中，也正是在这种直接性的感性体验中，自然与人类是统一的。马克思通过费尔巴哈认识到，自然与人类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因此自然只有置于（人类）历史中才能得到理解，人类的欲望和思维在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得到了转化的同时，自然也经历了种种变迁，这变迁的过程就是"自然史"。 这里我们要搞清楚，自然并不是外在于我们的存在，并非当我们去"回归自然"时，我们才处身于自然之中。我们一直就在自然之中。在马克思那里，自然与历史这一对子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处于辨证的关系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认识到，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是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所以当人在进行再生产的时候，也就"再生产整个自然界"（第82页）。 自然史与人类史相辅相成。 以上所述的就是马克思生态学的哲学基础。正是在自然与历史的相互牵连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下生态危机就不单纯是自然环境问题，它与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构型为一种辩证的总体性，当务之急便是对这种总体性进行考察。这里福斯特引入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对生态问题进行总体性的分析。 福斯特从《资本论》中拈出了他的核心概念：新陈代谢断裂（metabolic rift）--这一概念是马克思对农业化学家李比希土壤退化理论的发展。这里所谓的新陈代谢不是我们生物体内物质和能量的转变过程，而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然而，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城乡差别，这种新陈代谢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裂缝。这种断裂的现实表征就是生态危机，其根本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土地的"剥削"。 马克思比较了小土地私有制和大土地私有制，前者对应的是前资本主义的小农社会，后者对应的则是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和工业社会，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一个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而在他们的对面，则造成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过程中造成了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李比希）"（第172页）。这种浪费不仅会耗费自然即土地的自然力，同时也会损害人类的自然力。劳动本来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是为了满足人发展的需要。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在交换价值取代使用价值的逻辑中，劳动破坏了让土地肥力得以持久的自然条件，从而最终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这不仅造成了劳动异化，而且也导致了土地或自然异化。 这与马克思所接受的达尔文进化论背道而驰。 马克思通过达尔文的进化论认识到，人与其它物种一样，同样来自自然，并不是什么"万物的灵长"。这里福斯特特别指出，《物种起源》第一版中并没有"进化论"和"适者生存"的概念。这种具有目的论意味的概念无疑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但福斯特却将达尔文与这种具有沙文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区别开来，从而也让马克思与其划清界限。在马克思看来，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以致命打击"（第220页）--拒绝了人类中心主义的马克思认识到，不光人要发展，要进步，自然也需要得到发展，要与时俱进。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不仅人作为劳动力被异化了，土地作为自然力也遭到了异化。于是，为了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问题，即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进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必然要被超越，我们必须走向生产者（自由人）的联合体。只有在这种联合体中，社会的物质发展才能和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发展联系在一起。 因此，在马克思那里，自然史与人类史是统一的，由此形成了历史的和自然的总体性，这意味着，马克思的生态学同时也是一种政治经济学，其生态批判最终就落实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从这个意义上，福斯特认为，真正继承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是列宁、考茨基、布哈林、卢森堡、莫里斯和考德威尔等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诸如法兰克福学派这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更像是韦伯主义者。正是基于此，福斯特与法兰克福学派在生态学上的分歧也彰显出来，前者的进路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旨在揭示生态危机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后者进路却是文化批判，旨在揭示生态危机背后的工具理性和征服自然的思想观念。 于是，按照福斯特的看法，我们就不可能在维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前提下，去进行生态保护--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对气候危机只能采取零敲碎打和算计式的策略，如碳配额、碳交易和碳关税等措施，《京都议定书》的几近破产就是明证。真正的解决之道只能是后资本主义的环保观，这就是马克思的生态学。 但海德格尔早在冷战之前就认识到：苏联与美国，一个共产主义，一个资本主义，但"这两个国家在形而上学上是相同的"，因为它们在形态和精神上，都为技术的"命运"所笼罩，处于沉沦之中。不论我们是处于后工业时代，意识形态终结的时候还是信息时代，技术无疑当下最为重要的中介，规定着我们的存在方式。也因此，即便二者在生产方式上存在根本性差异，共产主义的苏联却未必比资本主义的美国更加环保。 关于苏联，福斯特辩解说，斯大林偏离了列宁的生态思想，所以才会造成自然异化。但这种说辞与关于"真正存在的社会主义"所进行的辩解--苏东集团偏离了马克思思想，所以乌托邦才变成了异托邦--可谓"异曲同工"，并不那么令人信服。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怎样才能在利用技术的同时，不为技术所挟持，怎样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解，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或许是更为切近的问题。于是，为了解决生态问题，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外，我们可能还需要引入一种技术批判。 《马克思的生态学》，[美]福斯特著，刘仁胜、肖峰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2月，24元。 （责任编辑：夏永红）

21世纪的头十年，不同政治经济模式的相对声望戏剧性地颠倒过来。十年前，网络泡沫破灭前夕，占据优势地位的是美国。然而美国很快就将这些道德资本挥霍一空

魯迅曾在文章中說：「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夢醒來後，無路可走......。」不論所言的這夢，是美夢或噩夢，若用它來譬喻吳耀忠的人生，這噩夢就是 他因叛亂案而在獄中服刑7年。而在噩夢轉醒出獄後，卻發現前行無路可走......。我是這樣來瞭解掙扎於革命與虛無的岔路口，終而酗酒以終的這位前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