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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我们都知道有一场关于平等的危机，但是怎么去界定它？70年代末，中国的社会主义陷入危机，一些人由此攻击"平等"问题，通过提出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方案：私有化，产权问题等等，将矛头指向国有企业。与此同时，他们还提出了一种新的平等观，即所谓"机会均等"，随之而来的是法律建构。但它的结果却是将一个不公平的过程合法化了。

毛泽东在1966年在给江青的信中说:他“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冯雪峰在30年代就向毛介绍鲁迅的文章和为人，他也说过:“毛主席最理解鲁迅。”而鲁迅没说过类似的话,他应该也绝对不会说。这里收集一些毛泽东论鲁迅的文字。

我生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的台湾。到了世界冷战高峰的朝鲜战争，我正等小学毕业，报考初中。朝鲜战争引来美国大舰队封断了海峡，台北的国民党政权在对内残酷肃清"共党奸匪"和美国对中国内战的干涉后，正式成为了美国在东亚冷战的战略前线。

阿拉伯世界发生了被称之为“茉莉花革命”的一连串事件。西方世界在关切阿拉伯世界的同时，似乎并没有忘记中国。实际上，从媒体聚焦的深度和力度来看，对中国的关切甚至甚于对阿拉伯世界的关切。为什么会这样？ 　　人们那么关切中国，但没有一个一致的理由。不同的人对中国的关注出于不同的背景。一些人关注的是这样一种假设：阿拉伯世界所发生的事，已经对外在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中国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会产生怎样的外在影响呢？无疑，较之阿拉伯世界，中国在世界事务上的影响更大。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经济体的内在一部分，甚至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其中一个最大的驱动力。在中国事务上，外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利益相关者。出于对自己利益的关怀，他们来关心中国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人并不希望中国发生类似阿拉伯世界的事情。 　　不过，也的确有些人希望中国发生类似的事情，并且要尽力推动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剧变之后，很多人一直在关切中国，期待着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前些年，每当有国家发生“颜色革命”的时候，他们都会把中国带入其思考的空间。一些人甚至总是在预测中国什么时候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在这个群体中，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动机：一些人希望中国的政治变革和民主化，一些人对现状极度不满，一些人恐惧于中国的继续崛起。 中国有不同的制度背景 　　不过，中国不是阿拉伯世界。如果光从一些社会现象来看，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确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例如社会不公平问题、收入差异、腐败、大学生失业或就业不足等等。（应当说，所有这些现象都值得中国关注。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就会面临不稳定的严峻挑战。）但是，做这样简单的比较，并不能回答为什么中国不是阿拉伯世界。要回答“中国为什么不是”的问题，就要看中国本身所具有的制度性因素。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存在一些类似的社会现象，但因为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具有不同的制度背景，因此尽管有类似的社会现象，它们所能导向的结果是很不相同的。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那些相信中国会步阿拉伯世界后尘的人，大都是从简单的意识形态来看问题。这个意识形态的核心就是民主，并且是西方式的多党制民主。民主先发生在西方，也早就成为西方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西方社会在很多方面都特别强调“多元”，例如经济多元、社会多元、宗教多元和文化多元等等，但就是在政治制度问题上只容许“单元”，就是单线的历史发展观，即所有政治制度都必然走向西方式民主。早就有学者宣称西方式民主是“历史的终结”，尽管历史的现实并非如此。客观地看，现实世界上所存在的众多政治制度，并不能用简单的“民主”与“专制”或“非民主”所能概括的。那种把世界简单地划分为“民主”和“专制”，并且进一步简单地认为“专制”必然向“民主”发展的理论，已经远远不能解释现实世界了。 　　西方过度地从西方的观点来看中国，也希望中国朝着西方所期望的方向发展。这导致了很多人忽视中国本身到底在怎样发展，以及发展出了什么样的制度。决定中国命运的正是中国本身的发展，和其所发展出来的制度模式，而非外力。要理解中国为什么不是阿拉伯世界，就是要看这些方面，而不是从任何西方的概念和理论。 　　说到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不同，很多人都会强调中国在过去30多年的高速经济发展和其关联的社会发展。这些因素当然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制度因素。阿拉伯世界也曾经有很不错的经济发展成就，一些社会远较中国富裕，但是其政治制度僵硬不变，很难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最终导致今日的局面。一些相信中国会阿拉伯世界化的人，其错误也就在于把中国的政治制度，和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制度等同起来。这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上面提到的，这些人简单地把世界划分会（西方式）“民主”和“专制”两个阵营。实际上，正是中国的政治制度使得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区分开来，也使得中国不会出现阿拉伯世界所出现的情况。 　　很显然，如果从西方多党民主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政治制度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应当指出的是，正是从这一西方观点出发，很多观察家并不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过任何有意义的政治改革。 中国政治制度的巨大变化 　　事实上又怎样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只不过是这些变化并不是西方式的。不管人们评价如何，正是这些政治制度上的变化，使得中国有能力适应和消化社会经济变革，以及转型所带来的各种变化。 　　那么，中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呢？官方的意识形态，并不能帮助人们获得有关中国政治制度实质性的知识，一切要从中国政治制度的实际行为出发。因为政党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人们又进而要从认识这一政党制度入手。 　　简单地说，中国已经演变成为一个一党主导下的开放型政党制度。 　　第一是开放。开放最重要。任何一个政治制度，如果不开放，就必然表现为排他性和封闭性。只有开放，政治才具有包容性。政治上的开放性，在西方是通过外部多元主义，即多党政治来实现。理论上说，每一种利益都能够找到能够代表其利益的政党。在中国，因为没有多党政治，依靠的是内部多元主义来实现。内部多元主义表明政党的开放性。社会上产生了不同的利益，执政党就向它们开放，把他们吸纳到政权里面，通过利益的协调来实现利益代表。 　　中共多年来致力于从一个革命性政党转型成为执政党。在革命期间，政党要强调依靠一些特定的阶级和阶层，但作为执政党，其必须依靠所有的阶级和阶层，才能拥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共的转型不可说不快。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民营企业的崛起，成功地解决了民营企业家加入执政党、进入政治过程的问题。面临迅速崛起的社会组织和新兴社会力量，执政党现在又开始强调社会管理，致力于通过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来扩展执政的基础。随着社会基础的扩大，党内民主的需求也日益增长。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执政党在不断强调党内民主重要性，并寻找多种形式的党内民主的原因。 　　这种内部多元主义基础上的政治开放性，其有效性并不比其它任何制度低。阿拉伯世界基本上既无外部多元主义，也无内部多元主义，多数政权表现为封闭性，有一个家族（君主政权）或者少数几个家族长期垄断政权，统治国家。即使在民主国家，例如英国、美国和日本，国家政权也经常被几个政治大家族所垄断。从统计学角度来看，从社会底层进入政治领域的人数，中国远远超过民主国家。共产党统治不是家族统治，这使得共产党更具有群众性。 　　第二，同样重要的是中国解决了精英阶层更替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说，西方民主的本质是通过定期的选举，解决政治精英的变更。在民主政治产生之前，暴力往往在政权更替过程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这种情形也在中国传统社会存在数千年，所谓的“革命”就是“改朝换代”的意思。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拒绝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但已经发展出非常有效的精英更替制度。 　　这要归功于邓小平。邓小平确立了两种相关的制度，一是领导人退出制度，即退休制度；二是人才录用制度，从社会的各个领域录用人才。现在这个制度从基层到最高领导层已经高度制度化。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年龄的限制（即任何一个领导人一旦到了规定的年龄，就必须从相应的职位上退下来），各个阶层精英更替的速度，是没有其它任何一个制度所能比拟的，包括民主制度。尽管年龄规定的“一刀切”制度在外界看来，甚至已经到了不合情理的程度，但的确产生了诸多积极的政治效果。 　　这个体制的优势是很显然的。首先，它避免了个人专制。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内部多元主义所形成的“党内民主”，或者党内集体领导制度。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制衡，远比民主国家的多。例如在美国，一旦当选总统，其经常拥有“帝王般”的权力。而中国领导层中，在强人政治时代过去之后，再也难出现这种“帝王般”的权力者了。二是限任制。现在一般上，领导层包括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和其它重要职位，至多是两个任期，即十年。这和西方的总统制并没有什么区别。很显然，限任制是对个人专制的一种有效制度制约。就是说，中国尽管没有西方式民主，但也找到了同样的甚至更有效的方式，来保证不会出现个人专制。但在阿拉伯世界，普遍的现象就是个人专制，无论是君主制国家还是具有现代政党制度的国家。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统治一个国家数十年的时候，就会弊端丛生，令社会不可忍受。 中国政治制度具强大动员能力 　　其次，中国的政治体制使得政治更新异常地迅速，政治能够有效反映代际变化，因此也是利益的变化。较之其它任何政体，中国政治体系的一个显著现象就是官员流动速度非常之快。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官员离开其任职的岗位，也有同样多的官员进入这些岗位。这种快速的流动尽管也出现了一些弊端，但不可否认的是它能够更加有效地反映时代的变化。 　　第三，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的政策动员能力，从而促成政策的及时变化。从理论上说，多党制国家的政策变化的阻力应当比一党制的为少，因为政策可以随着政党的轮替而变化。但事实上则不然。越来越多的民主国家，无论是西方发达的民主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反对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忠诚”的反对党，而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在这样的情况下，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政策变化变得非常困难。 　　中国则不然。如果西方式民主更多地表现为政权轮替，中国更多地表现为政策“轮替”。尽管中国社会经常抱怨执政党政策变化缓慢，但较之其它政体，中国的政策变革速度还是相当地快。只不过，在民主国家，人们可以互相推卸责任，而在中国，执政党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再到本世纪，中国实现了数次重大的政策转型。看不到执政党的政策动员能力，就很难理解中国这些年来的巨大变化。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制度不存在问题。相反，中国的制度面临很多非常严峻的挑战。想说明的一点是，包括西方式民主制度在内，所有制度都在面临挑战。任何一个制度，如果不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而变化，就会发生危机。没有一个制度是终极的，可以终结世界历史。所有制度都要在变化中求生存和发展。 　　尽管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在很多方面仍然有巨大的改进和改善空间。但是要认识中国，并不能用任何西方的或者其它别的概念和理论来理解中国，用西方或者其它的价值来评判中国。如果这样，既无助于理解已经发生的变化，更无助于看到所存在问题的本质，要谈解决问题更不可能了。这一最简单不过的道理，却往往被人们有意无意地漠视。 　　作者为国大东亚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看法

《三峡好人》在首映以后就从国人面前销声匿迹，如今终于姗姗来迟地要在祖国放映了，贾樟柯也终于有底气对最近的商业片大潮出言不逊了，看来《三峡好人》在国外兜了一圈，票房也不错。大导演有没有才华其实也没关系，会听取意见善于用人也就可以。前两天看亚运会开幕，导演的设计框架利用了世界史学研究最新的概念和史料发现，其宏观历史叙述方式看得人叹为观止。这个开幕式的具体故事、点火方式、舞台仪器相比之下都是仅仅是次要的。而如果把女子十二乐坊拿来相比，那么这些女孩子被摆弄得实在略有点像搔首弄姿的小猴子。－－人文与社会按语

洞澈力意味着世界主义的认定与归属，世界主义不同于当今实存的全球化。旧时代的世界主义(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以及其他)曾经伴随着部族帝国主义而存在，这与我们现在强调的世界主义也大相迳庭。我们的世界主义是现代的(人创造历史)，也是社会主义的(人类的进步必须建立在合作和团结之上，而不是竞争)。

这是赵毅衡最近的一篇书评，谈法国汉学家Jean-François Billeter（中文名：毕来德）的书作，书名为 Contre François Jullien，《 反对佛朗索瓦·于连》。于连也叫朱利安，哲学兼汉学家，现任教于巴黎第七大学，当代思潮研究中心(Centre de la pensée contemporaine)主任、葛兰言研究中心(Centre Marcel-Granet)主任。高等师范学院毕业(1972-1977)，曾于北京和上海大学(1975-1977)留学、资历丰厚，著作等身，是在西方普及中国哲学的重要角色。 毕来德的书中提出了对于连把中国哲学思想作为优越于西方的本质他者的批评。赵对于两者争论的主要观点是“于连把中国哲学非政治化，毕莱德把中国哲学政治化，恐怕都是基于普世化的西方原则。毕莱德的立足点是现代自由主义立场，这是近现代欧洲的产物，很难说是希腊思想。但是问题并不在于中国思想究竟是特殊的还是普世的-----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两者兼有。问题在于：一再向中国人重复，说中国文化曾经是今日依然是如此绝妙，可以治疗西方患上的的要命疾病，这种说法对中国人没有好处。这种说法对伏尔泰时代的欧洲有用，可能对于连的欧洲也有用，只是对于中国无益。”原载《新左翼评论》第44期 New Left Review 44, March-April 2007，中英文。最近增加中文稿，为赵毅衡本人译稿。

国家不应该进入市场盈利--这个基本认识前提在西方现代经济和政治思想中根深蒂固。本文将论证，它深深影响了人们对中国改革时期发展经验的理解，把其重要的动力解释为其严重的不足。它也排除了关于国营公司如何能够为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新思考。文章从一些关于中国政府（中央以及地方）在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基本事实的总结出发，回顾中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它们的理解，然后论证政府以及其属下的国营公司乃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7月20日，北岛在2011香港书展上作题为“古老的敌意”的演讲。他援引诗人里尔克《安魂曲》中的名句——“正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他认为一个好的写作者应该有意识地保持与所处时代、母语以及自身的某种紧张关系，并在演讲中批判“粉丝文化”。

英刊《社会主义评论》于2009年4月发表了对哈维题为《探索资本的逻辑》的访谈录，谈到了目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以及可能解决的途径，还谈到他组织的《资本论》在线阅读小组使越来越多的人对这本着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005年6月，罗伯特·布伦纳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上提交了题为《美国经济向何处去？》的论文，文中分析美国20世纪90年代后年期的经济过热、2000-2001年的股市泡沫、股价崩盘和随后的经济衰退，以及后来的房地产泡沫和步履蹒跚的经济复苏背后的大趋势：美国经济并非真的一枝独秀，而是危机重重。

近日在网上什么地方看到，电视主持人胡紫薇（胡紫微）女士为她的重庆同行欢呼：重庆卫视又重新播放商业广告了（鄙人不能微博，无法核实，如与事实不符，当向胡女士道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几年前利用职务之便、闯入电视直播间将自己男人有外遇那点私事广告天下的，也是这位胡女士。估计她一分钱广告费也没付，便又重新走上了主持人的岗位。电视是当今中国最大的教育家，很不幸，这位教育家又是最大的教唆犯，罪恶深重。为什么这样说呢，让我引两段自己的话：如今亿万魂灵时刻听从钱召唤、中国社会在价值观上危若累卵的局面，那些调戏正气、羞辱智商、不把高级动物改造成低级动物决不罢休的栏目节目，实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漫议国家与文化》，载《文化纵横》2011年8月号） 由亿万劳动者出资、由各级政府掌控、由各路文化精英伙同各色男女流氓操办的大众传媒，都争先恐后地讴歌财富，肆无忌惮地嘲笑劳动，针扎锥刺着底层民众逼仄而灰暗的人生视界…文化的恶之花像黑衣女巫摇荡在道路两侧，欢送中华复兴的列车从阶级分化的丘陵地带直奔社会分裂的大峡谷。（《灯都灭了》载《凤凰周刊》2010年19期） 电视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工具，工具而已，本来是不必非当教唆犯的。之所以成了教唆犯，其实也是被绑架的结果。谁是绑架犯呢？是公共电视业的产业化或商业化。再引段自己的话：不过电视台广大职工也有他们的苦衷：我们也不想下三滥，但上面定了产业化大方向，下了收视率、广告收入硬指标，不下三路，我们不得下岗么？（《漫议国家与文化》，载《文化纵横》2011年8月号）作为“重庆经验”的一部分，重庆卫视在全国率先取消电视广告插播及其收入，同时撤下那些垃圾节目。这在道理上，无论美国的理还是德国的理，都是站得住的，但在实践上却遇到了难题：除了胡子薇的当地同行收入会下降、积极性会下滑外，最难的还是在于国家文化这些年除了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的垃圾食品，基本就不生产别的食品了。还是引段自己的话。 前不久重庆地方电视台率先向窝藏这类节目的商业运营模式说不，代之以传统、红色的内容，这的确有点像当年解放军唱着军歌查封八大胡同，一时社会上议论纷纷。重庆市政府封文化发廊的门这并没错——政府再不去封门，人民有一天就会起来封政府的门。但封了文化发廊的门之后给人民提供什么样的文化食粮，这对整个国家体制真都是一个难题。革命文化那儿的《一条大河》肯定是不够用的，所以重庆方面把屈原、马丁路德金也都请了来。广结善缘无疑是对的——毛时代的革命文化之失，就在于不是积极扩编而是反复提纯，结果提得什么都不剩。但即使这样，恐怕也还是不够。《一条大河》《一条小路》固然是好东西，但都属过去时，与当代人的生活世界是有隔膜的，而且它只是遗赠而不是创造——创造即便不是人生的大部，起码也应是一半。可以说，由于这三十年国家（政府）没建设出任何称得上“文化”的文化来，这让国家中的有心之人、有志之士包括重庆方面难为无米之炊，只好拿过期食品去替换有毒食品。过期食品一般口感都嫌干硬，再加上政府的权力推广，这就极易凸出并放大国家机器强制的一面，甚至让人生妓院要改成经院的担忧。这样的担忧既包含误解，也可以理解。（《漫议国家与文化》）眼下，随着王立军事件的继续发酵，随着温家宝总理辞色的急转直下，随着重庆新领导 “不折腾”的就职宣示，“重庆经验”似乎戛然而止。但三十年发展所造成的全局性问题——让人无奈的物价、让人绝望的房价、让人咬牙切齿的官僚腐败、让人心惊目眩的贫富差距、让人废然兴叹的道德形势、让人都懒得再提公共影视垃圾——哪个也没跟着销声匿迹。而且，这些问题所合成的巨大危机正像深渊一样扩展，越来越逼近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未来命运。因此，包括重庆探索在内的、试图克服危机绕过深渊的各种有担当也有缺陷的努力，一天也不应停止，一刻也不能松懈。温总理那天说重庆方面需要反思，这很对。中国当代史的前、后三十年都走了弯路，都需要方方面面进行反思。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是对文革的反思，重庆探索是对改革开放的反思。今天，当众人举着帽子舞者棍子一拥而上对重庆探索进行“反思”的时候，请别忘了对反思——包括胡女士所代表的那种“反思”——也做点反思。在这个方生方死的时刻，在这个炸药催着导火索、导火索催着打火机的时刻，在这个春花盼着春雨、春雨盼着春风的时刻，在这个一失足便成千古恨的时刻，让我们静下心，一起反思吧。 于2012年3月18日

我记得，[傅懋勣先生]身穿一件洗得发灰的中山装，像个烧锅炉的，说话非常客气，慈眉善目，和蔼可亲。每当我回忆起生活中的这一幕，常常会想起另一位老先生，邵循正先生。当年，我和张进京到他家做客，还是个中学生，他一点架子都没有，对我们这些毛头小子，和大人没两样，居然推心置腹，跟我们谈历史，还从书架上抽书，拿书给我们看。

《幌馬車之歌》中的很多素材出現在侯孝賢導演的台灣經典電影《悲情城市》之中，侯孝賢曾回憶："押房難友們唱的《幌馬車之歌》要有空間聲，所以特別開拔到金瓜石礦廢置的福利站空屋去唱

从所历所为讲述新疆和平解放过程

清代和1949年后中国法庭判决民事纠纷的实际，十分不同于我们根据儒家或毛泽东时代的表达、或者形式主义-现代主义的理论预设所得出的图景。清代法律确实将民间调解和“无讼”的道德观念置于最显要的位置，但事实上它随后又制定了许多与那些观念有分歧的实用性规范来指导判决。当代中国的法律也强调调解，并在改革时期从西方引进了形式主义权利原则，但事实上它同样规定了与它们有分歧的实用性判决规范。清代和当代的案件档案都表明法庭其实时常判决。中国的法律方法，可以称之为“实用的道德主义”，它既强调道德观念（后来又引进了外来抽象原则），又优先考虑事实情形和解决实际问题。它立足于一种从事实到原则再回到事实的认识方法，和现代西方大陆法的形式主义认识方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1582 年 ﹝明神宗万历十年﹞，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作“泰西字母”，以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这之后，有出于各种动机的多次罗马化努力。1957 年，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1958 年，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汉语拼音方案。1979 年，联合国决议以中国的汉语拼音作为中文译音标准。1982 年，中国汉语拼音通过 ISO 国际标准组织认定，成为汉语拼音的世界标准，但实际上WG拼法与汉语拼音同时使用。近年来，由于汉语拼音在文化社会各方面使用更为广泛，对懂得英语的人群来说，发音也和汉语普通话发音更为相近，世界各国纷纷放弃wade-giles拼法，使用汉语拼音，美国国家图书馆与各大学图书馆等主要研究机构都已经改用拼音。这篇文章讲述了50年代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过程，其核心问题是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人文与社会

如何来衡量集体农业的好坏？因果关系的问题更是棘手：是集体化本身制约了中国的农业发展，抑或是营运集体农业的方式存在问题？另外，是否集体农业被解散并不是因为本身不好，而是由于其它各种各样的原因？

本文考察1895 至1930年间，传统上被归结为文言文系统 的书面用语和以口头语或者白话文为基础的书面语之间的关系和互动，并讨论罗兰·巴特所提出的关于写作和文本的理论问题。

在利比亚战火蔓延之际，《新国际》特别翻译比利时合作媒体「调查行动」（Ivesstig'Action）网络的这篇访谈稿。本文受访者莫哈梅德．哈珊（Mohamed Hassan）生于非洲衣索比亚，是当今国际知名的阿拉伯世界地缘政治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