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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5月，六卷本《读书精选》出版不久，我们试图联络《读书》的两位主编，请他们回顾《读书》杂志十余年来的成绩、不足和持续不断的争议，但因汪晖先生出国，采访被搁置。等我们重新拾起这个计划，却出乎意料地赶上了一场热闹———上周，北京某报刊发了“《读书》杂志酝酿换帅”的“传言”，激起了围绕《读书》的又一轮争议和对峙。
在这次采访中，汪晖先生既对我们原来的采访计划做出了回应，也谈及了《读书》的发行量、读者群以及“换帅”等问题。他希望人们能够珍视《读书》的思想空间，理解它的存在价值，参与讨论它关注的问题，而不是总拿一些陈旧的说辞，针对一本作为载体的刊物炒来炒去。
遗憾的是，因黄平先生不在北京，我们同时采访《读书》两位主编的愿望终究没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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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治文明不跟进，社会发展不协调，环境保护不落实，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将更大。某些人的先富牺牲了多数人的环境，某些地区的先富牺牲了其他地区的环境。环境不公加重了社会不公。环境文化是生产力布局与资源配置的调节器，是协调社会关系的新杠杆，是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是文明转型的更高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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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还要回到格瓦拉。数十年过去了﹐祇能承认﹐还是格瓦拉的语言最传神。他说﹕他一族的血统记号﹐是每逢出现不义就愤慨得发抖 －－在某种意义上﹐格瓦拉的话是萨依德的先导。确实﹐民族和亲戚﹐就应该如此划分。我懂了格瓦拉的魅力为什么经久不衰﹐他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 －－ 留意着他人苦痛而生活的人。
其实这是一件简单的事。祇是由于精英们都选择了不吃亏的阳关大路﹐所以实践它﹐需要罕见的学识和勇气。在河这边﹐人们早就放弃了幻想和等待﹐已经很难看见谁还在翘首盼望。这时路上出现了人影 －－ 也许我看花了眼﹐但这确是王小强新着给人的印象。对岸突然亮起一道焰火﹐沉默的人感到了喜悦。那个影子的背后会有更多的人跟上来么﹖人们彼此问着﹐心里又点燃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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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先生主编的教材认为，“五四”新文学的多样化到了“延安讲话”后形成一个大断裂，导致了“一体化”。然后经历了从“文革”时的“高度一体化”再到80年代的“多样化”的过程。我的叙述与此不同。我认为中国新文学虽然道路曲折，但是一个连续的整体，而从“五四”到革命文学、到“讲话”，更深刻地展现了中国现代性发展的曲折历程，展现了中华民族现代复兴的深刻历程，更体现了这种连续性。
当代历史的叙述过去有一个缺点，看起来就好像是后一任总是看不起前一任，后人总是要通过否定前人来抬高自己，以为历史总是从自己、从当下才开始。不单作家是这样，甚至表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社会的普遍认识也是这样。就好像说孙中山排斥了孔夫子，毛泽东否定孙中山，1980年代开始就必须排斥毛泽东，一代一代下来都情不自禁要这样搞。我觉得这是一种很特殊的、乃至变态的当代历史叙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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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的进入，至少在两个方面会让当前的局面有所改观：1. 对基本史实、基本发展线索的爬梳，2. 为佛教史研究发现一些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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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http://www.engdahl.oilgeopolitics.net ... lu/Flu_Pope/flu_pope.htmlF. W．Engdahl 荷兰的调查记者发现，荷兰鹿特丹伊拉兹马斯大学(Erasmus)绰号为“流感博士”的艾尔伯特·欧斯特豪思教授（Albert Osterhaus），是全世界猪流感－—甲型H1N1流感大恐慌中的中心人物。欧斯特豪思不仅是被称为“制药业黑手党”网络中的核心人物，还是世卫组织（WHO）大流感事务的首席顾问，他和“H1N1疫苗”的生产体系有极密切的私人关系，并从价值数十亿欧元的疫苗产销利润里获利。 今年早些时候，荷兰议会的上议院就展开了对大名鼎鼎的欧斯特豪思的调查，追究其严重违背公众利益的行为和资金使用不当。在荷兰本国和荷兰媒体之外，只有在权威的英国《科学》杂志上，简短地提到了这项对欧斯特豪思商业行为的轰动性调查。欧斯特豪思在自己专业范围里的知识和经验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出在，他和那些大公司利益上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些公司从猪流感大流行中获取暴利。在2009年10月16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刊登了这样一段简短的文字：“六个月以来，在荷兰只要打开电视，人们就一定能看见大名鼎鼎的病毒猎手——艾尔伯特.欧斯特豪思的面孔，他大谈特谈猪流感流行这个问题。欧斯特豪思在伊拉兹马斯大学医药中心主持一个病毒实验室，他是流感博士。不过从上周以来，他的名声一落千丈，他被指控爆炒流行病恐慌，目的是让他自己经营的疫苗买卖更加赚钱。《科学》杂志的文章流传到媒体后，荷兰的众议院甚至为此事召开过紧急会议。”（注1）2009年11月3日， 《科学》杂志网站更新过的博客文章中说，“荷兰众议院今日拒绝了一项动议，即切断政府与鹿特丹伊拉兹马斯大学医药中心的病毒学家艾尔伯特.欧斯特豪思的一切关系，他是政府顾问，目前受到违反公众利益的指控。荷兰卫生大臣艾伯·科林克同时宣布了一项‘阳光法案’，强制科学家们公布他们与公司之间的金钱关系。”（注2）卫生大臣艾伯·科林克被指为艾尔伯特·欧斯特豪思的私人朋友（注3），他随后在卫生部网站发布了一项声明，称欧斯特豪思只不过是众多科学顾问之一，卫生部对欧斯特豪思的商业利益是“知情”的（注4）。所以呢，这里只有科学的追求和公共健康，没有发生什么出格的事件。 只要再仔细研究一下欧斯特豪思事件，我们就能看到，这位全球知名的荷兰病毒学家大概是站在一个数十亿欧元之巨的流行病欺诈事件的中心，人类被当作试验室里的小白鼠，未经彻底检验的疫苗注射到大批人身上，目前已经出现了死亡、严重的麻痹和其他伤害事件。 鸟粪大骗局艾尔伯特.欧斯特豪思决不是一条小鱼。十年以来，在每一场重大的全球病毒性疾病发生的时候，他都站在枢纽中心，其中包括神秘的香港“非典”，陈冯富珍正是从那次事件中开始了她从地方卫生官员走向WHO总干事的仕途。从欧盟的欧斯特豪思官方简历上看，他从2003年4月“非典”流行期间开始介入，调查香港呼吸道传染病的爆发。欧盟的报告说：“他再一次表现出快速行动、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在三周之内就发现了一种新的寄生于灵猫类及其他肉食与鼠类动物体内的冠状病毒。”（注5）当“非典”病例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后，欧斯特豪思的工作是向公众散布被他称为H5N1的“禽流感”的危险性。从1997年以来，欧斯特豪思一直在用一个三岁男孩的死亡病例发出警报，他说他了解到这个孩子和鸟类有过直接的接触。欧斯特豪思在荷兰和欧盟大力游说，高调宣称禽流感病毒发生了变异，并且传染到人类，因此必须采取重大行动。他声称自己是证明了H5N1能够转移到人类身上的第一个科学家。（注6）2005年在一次英国广播公司（BBS）关于禽流感的危险性的采访中，欧斯特豪思宣布，“假如病毒确实发生这样的变异，即能够实现人际传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一场大流行也许已经开始了。” 他还说，“有这样一种真实的可能性：这种病毒被飞鸟一直带到欧洲去。这是非常危险的，但是现在无法估计其中的风险，因为我们还没有做过实验。”（注7）变异还未出现，但是他已经准备好“做实验”了，想来必定要有大笔的研究经费才能做吧。为了铺垫他恐怖的流行病大爆发图景、建构起更加科学的观点，欧斯特豪思和他在鹿特丹的实验室助手开始不辞辛苦地收集和冷冻样本——鸟粪！他宣布，在某个时刻，欧洲所有的鸟类中有30%以上携带着致命的禽流感病毒：H5N1。他还说，饲养肉鸡和雏鸡的农民都暴露在病毒面前了。很负责任的记者把欧斯特豪思的警告认真记录下来。政治家们也警觉起来。欧斯特豪思写文章，指出由他定名的H5N1致命病毒虽远在亚洲，但是会随着染病肉鸡的鸡翅或者内脏来到欧洲。他宣称，在德国最大的岛屿Rügen和乌克兰一带的候鸟，也携带这种致命的病毒。（注8）但是他很轻易地忽略掉了一个事实：候鸟迁徙的路线不是东西向，而是南北向的。2003年当一位荷兰兽医生病死亡后，欧斯特豪思的禽流感游说活动开始升级。欧斯特豪思说那位兽医死于H5N1病毒。他说服了荷兰政府扑杀成百万只家禽。可是我们没有发现过第二个同样感染所谓的H5N1死亡的病例。欧斯特豪思说，这正好证明了提前扑杀家禽是有效的。（注9）欧斯特豪思说鸟粪是传染源，而且是空降下来落到人身上、落到其他禽类身上进行传染的。他坚持说致命的新的亚洲禽流感H5N1病毒就是这样传播的。在欧斯特豪思的研究所里，从欧斯特豪思和他的同事们收集和冰冻的巨量鸟类排泄物中，至今没有分离出任何一例H5N1病毒——这是他们面临的唯一的麻烦。在世界动物卫生协会（OIE）2006年5月的大会上，欧斯特豪思和他的伊拉兹马斯大学的同事们被迫承认，他们在检验过的10万份样本中没有发现任何一份中存在H5N1病毒。（注10）在维也纳召开的2008年WHO“人－动物界面上的禽流感”大会上，欧斯特豪思的发言承认，“在现有的信息基础上，要对H5N1病毒做恰当的风险评估是做不到的。”他的面前是科学界的同行，而不是易受恐慌情绪感染的普通大众。（注11）不过在那个时刻，他的思路已经牢牢地盯住别的流行病触发点，他要在流行病大流行的时候做疫苗。 猪流感和世卫组织的腐败 禽流感并没有造成人类的大量死亡。全世界各国的政府储存了大量“达菲”等被报告没有效果但是有危险的副作用的抗病毒药物。生产“达菲”的罗氏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公司等获取了几十亿美元的利润之后，欧斯特豪思和WHO的其他顾问们现在把眼光投向了“水草肥美的牧场”——更加有利可图的地方和事件。2009年4月，他们的研究由于一个很小的墨西哥村庄，位于佛拉克鲁兹的拉格洛里亚村发生的疫情而“获奖”。那个地方报告说，一个小男孩被诊断染上了“猪流感”，或者叫H1N1。日内瓦的WHO的宣传机构连面子都不顾上了，他们匆忙披挂上阵，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宣布，一场全球性大流行即将发生。陈冯富珍如此不负责任地宣布“全球可能进入一场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注12）。在一个网络媒体上，对拉格洛里亚村后来发生的病情是这样描述的：“急性呼吸道感染‘奇怪’地发生，随后一些儿科病人可能导致支气管肺炎。根据一位当地居民所说，症状是发烧、剧咳、多痰。”（注13）必须注意的是，对于这些症状的描述，必须同拉格洛里亚村旁边一个世界上最大的生猪饲养场这一点联系起来，才能让人理解。这个养猪工厂是美国史密斯菲尔德公司的，当地居民盯住这个史密斯菲尔德农场在墨西哥的生产点，抗议由于村边巨大的猪粪便泻湖引发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已经有好几个月了。但是很显然，欧斯特豪思和世卫组织对这个小村庄拉格洛里亚发生疫病的真正原因并没有什么兴趣。自从欧斯特豪思2003年介入了中国广东的“非典”以来，他们一直在寻找、等待已久的“大流行病”，终于被他们找到了。世卫组织的陈冯富珍总干事于2009年6月11日宣布了最高级——第六级“流行病紧急状态”，原因是H1N1流感的扩散。让人很好奇的是，当她宣布六级警报的时候，她说，“目前的证据表明，绝大多数病人的症状很温和，通常在没有治疗的条件下可以迅速彻底康复。” 她还说，“在全世界范围内死亡的人数很少。我们并不预期重症或者致命病例数量会突然大量增加。”我们事后得知，世卫组织内部对此有白热化的争论。陈冯富珍是根据“圣贤”（SAGE）“战略咨询专家小组”的建议而行动的，组里当时有一位专家，正是“流感博士”欧斯特豪思医生，现在他还是。诱导了恐慌的世卫组织在宣布 “流行病紧急状态”时，欧斯特豪思是它的最关键的推手。不仅如此，他还是最重要的那个私人的“欧洲流感科学工作小组”（ESWI）的主席，那个小组给自己的定位是“对流感提供多学科的关键性评价”的领导者，以“抗击传染病和大流行性感冒为目标”。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这个由欧斯特豪思领导的“欧洲流感科学工作小组”是一个连接枢纽，把“在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在柏林的罗伯特·科赫的研究所和美国的康涅狄格大学”连接在一起。更重要的是，这个“欧洲流感科学工作小组”（ESWI）的全部经费，都来自制药业黑手党——制药巨头公司，全球各国政府在世卫组织宣布进入“流行病紧急状态”时，不得不大批购买和储藏它们生产的疫苗，因此正是它们在紧急状态中闷声大发横财。在“欧洲流感科学工作小组”（ESWI）的资金资助者中，包括H1N1疫苗的生产者诺华制药，“达菲”的销售商霍夫曼－勒－罗氏公司、百特疫苗（厂）、MedImmune、葛兰素史克、赛诺菲巴斯德（Sanofi Pasteur），等等。 我们必须看清，就是这个领衔全球的病毒学家、英国和荷兰的政府顾问、鹿特丹伊拉兹马斯医学院的欧斯特豪思博士，同时还当着世卫组织的专家咨询小组专家，还是制药公司全额资助的ESWI的主席，就是他力主采取巨大的行动，给全世界都注射疫苗，抵抗他们所说的和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同样凶险的大流感。 华尔街银行——JP摩根，是这样估计的：世卫组织决定宣布流行病紧急状态的最大的结果是，赞助欧斯特豪思的那些制药巨头的利润，规模可以达到75～100亿欧元（注14）。世卫组织的“圣贤”专家咨询小组还有一位成员是弗里德里希·海顿博士，他同时服务于英国的“服务者信托基金”（Wellcom Trust）。据传说，他是欧斯特豪思的密友，他同时也为罗氏公司、葛兰素史克公司提供有偿的“咨询服务”，那不就是生产H1N1疫苗的公司吗？任世卫组织“圣贤”专家咨询小组成员的是另一位英国科学家、英国卫生部的大卫·萨力斯伯里教授，他同时还领导着世卫组织的甲流咨询小组。萨力斯伯里是制药业的坚定的捍卫者。英国健康市民组织“点击”（One Click）曾经指责他掩盖疫苗接种和婴儿自闭症发生率急剧上升之间的关联，还指责他掩盖疫苗“Gardasil”导致瘫痪甚至死亡的事情。（注15）在这一切发生后，2009年9月28日，这位萨力斯伯里说，“科学界的观点非常明确，添加硫柳汞没有任何风险。”在英国用于H1N1流感的疫苗绝大部分是葛兰素史克生产的，其中起保鲜作用的汞制剂，正是硫柳汞。在美国，由于发现硫柳汞可能导致儿童自闭症，美国儿科学会和美国公共卫生署在1999年已经提出，把这种成分从疫苗中剔除掉。（注16）在世卫组织中还有一位“圣贤”专家咨询组成员，阿诺德.芒托博士，他也是疫苗生产者MedImmune、葛兰素史克和ViroPharma公司付费的咨询专家，所以他也在从自己为世卫组织提出的建议中赚钱。事情到这里还没有完，“圣贤”专家咨询组的“独立”科学家们开会时，到会的还有“观察员”，这些观察员都是疫苗生产者：葛兰素史克公司、诺华制药公司、百特公司的人！我们是否应该问一下，“圣贤”专家咨询组是否是流感的真正的全球领军科学家，他们开会为何要请疫苗生产者前来？十年来，世卫组织为了自己手中有更多可用的钱，开创了一种“公－私伙伴”新关系。世卫组织现在不仅从联合国会员国得到会费——这是最初的安排，这个机构今天还收取各种研究资助和资金支持，其数量是联合国拨的常规经费的两倍还要多，全是来自私营企业。什么企业呢？就是那些能够从2009年H1N1流行病紧急状态决定中受益的那些企业。作为世卫组织的资助者，这些制药业黑手党在日内瓦可以享受到“开放式红地毯的待遇”。（注17） 流行病学家汤姆·杰弗逊博士（服务于对流感研究进行独立的科学评估的“柯克兰协会”），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的时候指出，世卫组织私营化和卫生事业商业化的真实含义：“此次流感最大特征之一，同时也是整个大流感传奇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有人在年复一年地做出预测，而且预测一年比一年更严重。可是至今什么也没有发生，但是那些人还是在那里发布他们的预测。比如说，可能会让一切人都致命的那个禽流感，到底带来了什么？什么也没有。可是这还不能让那些发布预测的人罢手。有时候你会感觉到，整个行业在那里等着流行病爆发。”《明镜》：你指的是谁？是世界卫生组织吗？杰弗逊：世界卫生组织和公共卫生官员、病毒学家和制药公司。他们围绕所谓正在迫近的流行病，把一台机器开动起来。在这里要涉及好多的金钱，名望，个人仕途，还有整个体系！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种病毒发生变异，机器马上就可以启动和运转……”（注18）当被问到世界卫生组织是否为了创造出一个巨大的H1N1疫苗市场，而刻意宣布流行病紧急状态时，杰弗逊回答说：难道你不认为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事实上WHO改变了它对流行病的定义？过去的定义是出现一种新的病毒，发生了迅速的传播，人体还没有免疫力，并且造成了大量发病和大量死亡。现在后面的两条被去掉了，猪流感就这么变成了大流行病了。（注19）世界卫生组织不早不晚，恰好在2009年4月发布了新的“疾病大流行”定义，刚好能够让它的“圣贤”专家咨询组以及“流感博士”欧斯特豪斯和大卫·萨力斯伯里他们，非常方便地利用本质上很温和的猪流感——甲型H1N1流感，宣布了大流感紧急状态。（注20）《华盛顿邮报》12月8日在一篇文章中，对全世界H1N1甲型流感的严重性（或者说缺失的严重性）的一个注脚中这样报告：“美国H1N1传染的第二波过去了，著名流行病学家们正在预测，这次大流行最终可能被列为自从现代医学开始记录流感以来最温和的一次爆发。”(注21) 俄罗斯议员、国家杜马主席伊戈尔·巴林诺向俄罗斯驻世界卫生组织的代表发出指示，要求对越来越明显的世卫组织和制药巨头之间的大规模腐败提起一项正式调查。巴林诺说：“对世卫组织内部的严重腐败提出了大量严重的指控。需要立即组成国际性的调查委员会。”（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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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网络阅读本站方法+常见问题：什么是ipv6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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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在本站发了篇中国艾滋患儿题材记录片得奥斯卡奖的消息，感觉需要平衡一下观点，故而找出这篇文章。高建平在文中提出了“复数的‘世界文学’观念之间的对话和互动”，世界电影当然也是如此。－－人文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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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散阶的进化在南朝停滞不前，在北朝却迅速推进。其原因在于，北朝曾向将士普授文散官从而使之进化为位阶，南朝的"文清武浊"观念却阻碍了类似现象的普遍化。魏晋南北朝有两种"品位分等"，一种是以门第、中正品和"清浊"构成的"门品秩序"，它是士族政治的产物；另一种则是由军阶代表的"官品秩序"，它更富功绩制色彩。北朝文散阶的进化得益于军阶的"拉动"，这就为唐代文武散阶制向官僚政治的回归，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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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历史的研究多偏重理论、表达或制度，而我近20年的研究则一贯强调从诉讼档案出发，亦即从法律实践的记录出发，由此来提炼分析概念。“实践”在这里表述的是三个交搭而又不完全相同的含义：相对理论而言的实践、相对表达而言的实践、以及相对制度结构而言的实践（或实际运作）。“实践历史”则不仅包含这三种实践的历史，也包含它们经过与理论、表达和制度之间的互动而体现于实践的历史。此讲首先将分别以 中外法律史实例说明实践历史的含义。然后，用作者自己的一些分析为例，说明从实践历 史提炼分析概念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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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一九七八年底，诗刊《今天》诞生在北京郊区一间狭小的农舍。《今天》在中国出现，无疑与文化革命中成长的那代人有关。他们在迷失中寻找出路，在下沉中获得力量，在集体失语的沉默中吶喊，《今天》的影响远远超出文学以外。在《今天》创刊三十周年之际，记者采访了创办者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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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一起，则仿佛好大一片天空都被毒魔吞噬笼罩，毒气四溢之际，人人惶惶自危，常常闹得昏云惨雾，天地玄黄，为之色变。正因如此，近代以来的防疫行为从来都不是以个体活动的形式出现的，每当毒雾弥散之际，四处剿杀追逐病毒，强行区隔正常与非常之人的宏大场面，就极易演变成一种相当壮观而又规训严整的医疗群体行动。“防疫”与“避疫”也就不可能单纯作为一种医疗手段仅仅与局部的个体病人发生关系，而是与各种复杂的社会生活形态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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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席卷东起泰晤士河西到日本海的广袤疆域。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政治生态各不相同，东西欧各国采取的经济拯救措施也不尽相同。欧洲各国又一次因为世界性经济危机，站在了社会、政治发展道路的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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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莱多在穆斯林手中治理了近4个世纪之后，基督徒于1085年重新夺取了这座城市，而这座古代西哥特人的都城，不久就成为欧洲人翻译穆斯林科学，并且将科学向北方传播的理想之地。整个12世纪早期托莱多都是当时科学的热点，吸引着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学者与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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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byan war: Unconstitutional and illegitimate--Michael L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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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高等研究”的理解是既立足于现存学科而又超越之。当今的社会科学各学科固然都是西方的舶来品，但它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在今天的全球化世界现实之下，中国学者和学生们必须了解并掌握其已有成果。在这方面，我们的观点和现存院系是基本一致的。 但我们还有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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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文章，参加讨论者包括德里达、米勒、克里格等人，贝乐发挥了一下他在文章中提到的观点。参见《当代的和遗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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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加科夫一九三○年三月二十八日，贫困潦倒的布尔加科夫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莫斯科艺术剧院一个助理导演的职位，"如果不能任命我为助理导演......"他说，"请求当个在编的普通配角演员；如果当普通配角也不行，我就请求当个管剧务的工人；如果连工人也不能当，那就请求苏联政府以它认为必要的任何方式尽快处置我，只要处置就行......"作为一位作品被禁的大师，布尔加科夫在骄傲与克服饥饿之间显得困难重重，最终他两者都选择了，他在"请求"的后面没有丝毫的乞讨，当他请求做一个管剧务的工人时，依然骄傲地说："只要处置就行。"同年四月十八日，斯大林拨通了布尔加科夫家的电话，与布尔加科夫进行了简短的交谈，然后布尔加科夫成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一名助理导演。他重新开始写作《大师和玛格丽特》，一部在那个时代不可能获得发表的作品。布尔加科夫深知这一点，因此他的写作就更为突出地表达了内心的需要，也就是说他的写作失去了实际的意义，与发表、收入、名誉等等毫无关系，写作成为了纯粹的自我表达，成为了市尔加科夫对自己的纪念。这位来自基辅的神学教授的儿子，自幼腼腆、斯文、安静，他认为："作家不论遇到多大困难都应该坚贞不屈......如果使文学去适应把个人生活安排得更为舒适、更富有的需要，这样的文学便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勾当了。"他说到做到。无论是来自政治的斯大林的意见，还是来自艺术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压力，都不能使他改变自己的主张，于是他生活贫困，朋友疏远，人格遭受侮辱，然而布尔加科夫"微笑着接受厄运的挑战"，就像一首牙买加民歌里的奴隶的歌唱："你们有权利，我们有道德。"在这种情况下，布尔加科夫的写作只能是内心独白，于是在愤怒、仇恨和绝望之后，他突然幸福地回到了写作，就像疾病使普鲁斯特回到写作，孤独使卡夫卡回到写作那样，厄运将布尔加科夫与荣誉、富贵分开了，同时又将真正的写作赋于了他，给了他另一种欢乐，也给了他另一种痛苦。回到了写作的布尔加科夫，没有了出版，没有了读者，没有了评论，与此同时他也没有了虚荣，没有了毫无意义的期待。他获得了宁静，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写作。他用不着去和自己的盛名斗争；用不着一方面和报纸、杂志夸夸其谈，另一方面独自一人时又要反省自己的言行。最重要的是，他不需要迫使自己从世俗的荣耀里脱身而出，从而使自己回到写作，因为他没有机会离开写作了，他将自己的人生掌握在叙述的虚构里，他已经消失在自己的写作之中，而且无影无踪，就像博尔赫斯写到佩德罗-达米安生命消失时的比喻："仿佛水消失在水中"。在生命的最后十二年里，布尔加科夫失去一切之后，《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写作又使他得到了一切；他虚构了撒旦对莫斯科的访问，也虚构了自己；或者说他将自己的生活进行了重新的安排，他扩张了想象，缩小了现实。因此在最后的十二年里，很难说布尔加科夫是贫困的？还是富有的？是软弱的？还是强大的？是走投无路？还是左右逢源？大师和玛格丽特在这部作品中，有两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就是大师和玛格丽特，他们第一次的出现，是在书的封面上，可是以书名的身份出现了一次以后，他们的第二次出现却被叙述一再推迟，直到二八四页，大师才悄然而来，紧接着在三一四页的时候，美丽的玛格丽特也接踵而至了。在这部五八○页的作品里，大师和玛格丽特真正的出现正是在叙述最为舒展的部分，也就是一部作品中间的部分。这时候，读者已经忘记了书名，忘记了曾经在书的封面上看到过他们的名字。在此之前，化名沃兰德的撒旦以叙述里最为有力的声音，改变了莫斯科的现实。虽然撒旦的声音极其低沉，低到泥土之下，但是它建立了叙述的基础，然后就像是地震一样，在其之上，我们看到了莫斯科如何紧张了起来，并且惊恐不安。显然，布尔加科夫的天才得到了魔鬼的帮助，他饱尝痛苦和耻辱的内心，使他在有生之年就远离了人世，当他发现自己讨厌的不是几个人，而是所有的人时，他的内心逐渐地成为了传说，在传说中与撒旦相遇，然后和撒旦重叠。因此可以这样说，《大师和玛格丽特》里的撒旦，就是布尔加科夫自己，而大师--这个试图重写本丢·彼拉多的历史的作家，则是布尔加科夫留在现实里的残缺不全的影子。从钱诚先生的汉语翻译来看，《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叙述具备了十九世纪式的耐心，尤其是开始的几章，牧首湖畔的冗长的交谈，本丢·彼拉多对耶稣的审训，然后又回到牧首湖畔的谈话，五十一页过去了，布尔加科夫才让那位诗人疯跑起来，当诗人无家汉开始其丧失理智的疯狂奔跑，布尔加科夫叙述的速度也跑动起来了，一直到二八三页，也就是大师出现之前，布尔加科夫让笔下的人物像是传递接力棒似的，把叙述中的不安和恐惧迅速弥漫开去。我们读到的篇章越来越辉煌，叙述逐渐地成为了集会，莫斯科众多的声音一个接着一个地汇入红场。在魔鬼的游戏的上面，所有的人都在惊慌失措的摇晃，而且都是不由自主。所发生的一切事都丧失了现实的原则，人们目瞪口呆、浑身发抖、莫名其妙和心惊胆战。就这样，当所有的不安、所有的恐惧、所有的虚张声势都聚集起来时，也就是说当叙述开始显示出无边无际的前景时，叙述断了。这时候大师和玛格丽特的爱情开始了，强劲有力的叙述一瞬间就转换成柔情似水，中间没有任何过渡，就是片刻的沉默也没有，仿佛是突然伸过来一双纤细的手，"咔嚓"一声扭断了一根铁管。这时候二八三页过去了，这往往是一部作品找到方向的时候，最起码也是方向逐渐清晰起来的时候，因此在这样的时候再让两个崭新的人物出现，叙述的危险也随之诞生，因为这时候读者开始了解叙述中的人物了，叙述中的各种关系也正是在这时候得到全部的呈现。叙述在经历了此刻的复杂以后，接下去应该是逐渐单纯地走向结尾。所以，作家往往只有出于无奈，才会在这时候让新的人物出来，作家这样做是因为新的人物能够带来新的情节和新的细节，将它们带入停滞不前的叙述中，从而推动叙述。在这里，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出现显然不是出于布尔加科夫的无奈，他们虽然带来了新的情节和新的细节，但是他们不是推动，而是改变了叙述的方向。这样一来，就注定了这部作品在叙述上的多层选择，也就是说它不是一部结构严密的作品。事实也正是如此，人们在这部作品中读到的是一段又一段光彩夺目的篇章，而章节之间的必要连接却显得并不重要了，有时候甚至没有连接，直接就是中断。布尔加科夫在丰富的欲望和叙述的控制之间，作出了明智的选择，他要表达的事物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叙述的完美必然会破坏事实的丰富，他干脆放任自己的叙述，让自己的想象和感受尽情发挥，直到淋漓尽致之时，他才会做出结构上的考虑。这时候大师和玛格丽特的重要性显示出来了，正是他们的爱情，虚幻的和抽象的爱情使《大师和玛格丽特》有了结构，同时也正是这爱情篇章的简短，这样也就一目了然，使结构在叙述中浮现了出来，让叙述在快速奔跑的时候有了回首一望，这回首一望恰到好处地拉住了快要迷途不返的叙述。《大师和玛格丽特》似乎证明了这样的一种叙述，在一部五百页以上的长篇小说里，结构不应该是清晰可见的，它应该是时隐时现；它应该在叙述者训练有素的内心里，而不应该在急功近利的笔尖。只有这样，长篇小说里跌宕的幅度辽阔的叙述才不会受到伤害。大师和玛格丽特，这是两个雕像般的人物，他们具有不可思议的完美，布尔加科夫让他们来自现实，又不给予他们现实的性格。与柏辽兹、斯乔帕、瓦列奴哈和里姆斯基他们相比，大师和玛格丽特实在不像是莫斯科的居民。这并不是指他们身上没有莫斯科平庸和虚伪的时尚，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内心里我们读不到莫斯科的现实，而且他们的完美使他们更像是传说中的人物，让人们觉得他们和书中的撒旦、耶稣还有本丢·彼拉多一样古老，甚至还没有撒旦和耶稣身上的某些现实性，而大师笔下的犹太总督本丢·彼拉多，倒是和今天的政治家十分相近。布尔加科夫在描叙这两个人物时，显然是放弃了他们应该具有的现实性！因为在《大师和玛格丽特》里，我们已经读到了足够多的现实。在柏辽兹、里姆斯基这些莫斯科的平庸之辈那里，布尔加科夫已经显示出了其洞察现实的天才，可以说是我们要什么，布尔加科夫就给了我们什么。就是在撒旦，在耶稣，在本丢·彼拉多那里，我们也读到了来自人间的沉思默想，来自人间的对死亡的恐惧和来自人间的如何让阴谋得以实现。在长达十二年的写作里，布尔加科夫有足够多的时间来斟酌大师和玛格丽特，他不会因为疏忽而将他们写得像抒情诗那样与现实十分遥远。当然，他们也和现实格格不入。布尔加科夫之所以这样，就是要得到叙述上的不和谐，让大师和玛格丽特在整个叙述中突出起来，然后，正像前面所说的那样，使结构在叙述中得到浮现。在《大师和玛格丽特》里，作为一个作家，大师与现实之间唯一的联系，就是他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自由，这一点和布尔加科夫的现实境况完全一致，这也是布尔加科夫自身的现实与作品之间的唯一联系。这样的联系十分脆弱，正是因为其脆弱，大师这个人物在布尔加科夫的笔下才如此虚幻。在这里，布尔加科夫对自己的理解产生了虚幻，或者说他宁愿虚幻地去理解自己。现实的压制使他完全退回到了自己的内心，接着又使他重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他将自己的命运推入到想象之中。于是出现了玛格丽特，这个美丽超凡的女子，与大师一样，她也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之中。两个同样的人在莫斯科的某一个街角邂逅时，都是一眼就看出了对方的内心，爱情就这样开始了。玛格丽特的出现，不仅使大师的内心获得了宁静，也使布尔加科夫得到了无与伦比的安慰。这个虚幻的女子与其说是为了大师而来，还不如说是布尔加科夫为自己创造的。大师只是布尔加科夫在虚构世界里的一个代表：当布尔加科夫思想时，他成为了语言；当布尔加科夫说话时，他成为了声音；当布尔加科夫抚摸时，他成为了手。因此可以这样说，玛格丽特是布尔加科夫在另一条人生道路上的全部的幸福，也是布尔加科夫在现实与写作之间的唯一模糊之区。只有这样，布尔加科夫才能完好无损地保护住了自己的信念，就像人们常说的这是爱情的力量，并且将这样的信念继续下去，就是在自己生命结束以后，仍然让它向前延伸，因为他的另一条人生道路没有止境。所以当大师的完美因为抽象而显得苍白时，玛格丽特的完美则是楚楚动人。对布尔加科夫来说，《大师和玛格丽特》中的大师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结构的需要，玛格丽特就不仅仅是结构的需要了，她柔软的双肩同时还要挑起布尔加科夫内心沉重的爱情。于是她不可逃避地变得极其忧郁，她的忧郁正是大师--其实是布尔加科夫--给予的，是大师在镜中映出的另一个人的现实造成的。玛格丽特被撒旦选中，出来担当魔鬼晚会的女主人，这位一夜皇后在布尔加科夫笔下光彩照人。虽然在这辉煌的篇章里，有关玛格丽特最多的描绘是她的视线，让她的视线去勾勒晚会的全部，也就是说在这个篇章里主要出现的都是别人，玛格丽特出现的只是眼睛，然而这正是人们常说的烘云托月，布尔加科夫向我们证明了烘云托月是最能让女人美丽，而且也是女人最为乐意的。不久之后，玛格丽特开始在天空飞翔了，这又是一段美丽无比的描叙，让玛格丽特的身体在夜空的风中舒展开来，虚幻之后的美已经无法表达，只有几声叹息来滥竽充数。飞翔的最后是看到了一条月光铺成的道路，这条道路来自于遥远的月亮，在月光路上，玛格丽特看到本丢·彼拉多拼命地追赶着耶稣，大声喊叫着告诉耶稣：杀害他的不是本丢·彼拉多。作家就是这样，穷尽一生的写作，总会有那么一、两次出于某些隐秘的原因，将某一个叙述中的人物永远留给自己。这既是对自己的纪念，也是对自己的奖励。布尔加科夫同样如此，玛格丽特看上去是属于《大师和玛格丽特》的，是属于所有阅读者的，其实她只属于布尔加科夫。她是布尔加科夫内心的所有爱人，是布尔加科夫对美的所有的感受，也是布尔加科夫漫长的人生中的所有力量。在玛格丽特这里，布尔加科夫的内心得到了所有的美和所有的爱，同时也得到了所有的保护。玛格丽特在天空的飞翔曾经中断过一次，就是为了大师，也就是布尔加科夫，她在莫斯科的上空看到了伤害大师的批评家拉铜斯基的住所，于是她毅然中断了美丽的飞翔，降落到了拉铜斯基的家中，将所有的仇恨都发泄了出来。事实上她的仇恨正是布尔加科夫的仇恨，而她的发泄又正是布尔加科夫内心深处对自己的保护。有时候道理就是这样简单。幽默与现实可以说，《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写作，是布尔加科夫在生命最后岁月里最为真实的生活，这位几乎是与世隔绝的作家，就是通过写作，不停的写作使自己与现实之间继续着藕断丝连的联系。在卡夫卡之后，布尔加科夫成为二十世纪又一位现实的敌人，不同的是卡夫卡对现实的仇恨源自于自己的内心，而布尔加科夫则有切肤之痛，并且伤痕累累。因此，当他开始发出一生中最后的声音时，《大师和玛格丽特》就成为了道路，把他带到了现实面前，让他的遗嘱得到了发言的机会。这时候对布尔加科夫来说，与现实建立起什么样的关系就显得极其重要了，显然他绝不会和现实妥协，可是和现实剑拔弩张又会使他的声音失去力量，他的声音很可能会成为一堆谩骂，一堆哭叫。他两者都放弃了，他做出的选择是一个优秀作家应有的选择，最后他与现实建立了幽默的关系。他让魔鬼访问莫斯科，作品一开始他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那就是他要讲述的不是一个斤斤计较的故事，他要告诉我们的不是个人的恩怨，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这样的现实不是人们所认为的实在的现实，而是事实、想象、荒诞的现实，是过去、现在、将来的现实，是应有尽有的现实。同时他也表明了自己的内心在仇恨之后已经获得了宁静。所以，他把撒旦请来了。撒旦在作品中经常沉思默想，这样的品格正是布尔加科夫历尽艰难之后的安详。因此，布尔加科夫对幽默的选择不是出于修辞的需要，不是叙述中机智的讽刺和人物俏皮的发言。在这里，幽默成为了结构，成为了叙述中控制得恰如其分的态度，也就是说幽默使布尔加科夫找到了与世界打交道的最好方式。正是这样的方式，使布尔加科夫在其最后的写作里，没有被自己的仇恨淹没，也没有被贫穷拖垮，更没有被现实欺骗。同时，他的想象力，他的洞察力，他写作的激情开始茁壮成长了。就这样，在那最后的十二年里，布尔加科夫解放了《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叙述，也解放了自己越来越阴暗的内心。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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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大多数前苏联士兵已撤出前东德。这一群显得那样迷失在时间里。你能否感到那些大衣显得多么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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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德·加埃特纳1834年的画作《从弗里德希维尔德教堂屋顶的全景》，是柏林最为珍贵的绘画与教育遗产之一。如同维姆·文德斯电影作品《欲望之翼》中的天使，建筑师辛克尔、贝乌特和亚历山大·冯·洪堡从高处望向1830年的柏林新城，杂乱的房屋自他们脚下延展至城市远处的边缘，仿佛他们是柏林的守护天使。从加埃特纳的全景可以看出对摄影图像深景的渴望，事实上正是由于这种愿望，画面已经暗示了19世纪柏林正在发生的变化——这个大都会成了一望无际的城市风景。在工业化征兆之下，急速扩张的大城市变成了僵化的荒漠，房屋海洋的蔓延超出哪怕最广的视角。这幅绘画可以让人一次领会从绘画全景到摄影全景，再到电影镜头无限摇移的整个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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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自传《剥洋葱》06年8月16日发售前一周，格拉斯向《法兰克福汇报》记者坦承自己在二战结束前曾加入党卫军的经历。《剥洋葱》的第四章《我怎样学会了害怕》叙述了这段历史。此后各界议论纷纷，本文作者对这些评论作了综述之后表示，格拉斯的名誉不需要任何人来保卫，他少年时的错误不会累及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声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