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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加藤嘉一 我初到中国的时候，刘志军刚刚当上中国铁道部长。八年来，我无数次乘坐中国火车到各地旅行，既坐过又脏又乱的普通列车，也坐过现代化的“和谐号”，将来肯定还会坐世界领先的京沪高铁。不过，中国高铁之父刘志军却没有机会以铁道部长的身份看到京沪高铁的开通了。 根据报道，他因在铁路建设中的“严重违纪行为”而落马下台，有永远出不来的可能。一直对中国高铁寄予高度关注，也确实没少加以表扬的世界媒体，在这个爆炸性的消息面前多少有些震惊。不过，作为新干线旁边长大的日本人，我倒觉得此事不值得大惊小怪，它只是把日本的某段历史重演了一下而已。正如《国际歌》的第四段歌词，“矿井和铁路的帝王，在神坛上奇丑无比”，中国和日本都一样。 1955年，曾参加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十河信二被任命为日本国有铁道总裁，相当于铁道部长。当时日本的铁路和火车全是战前留下来的旧货，其水平连印度的都远远不如。国际上，铁路界因为受到汽车和飞机的竞争而越来越边缘化，成为典型的夕阳产业。但是71岁的十河信二从一上台就决定建造一条新的高速铁路，把东京和大阪之间的路程从8小时减少到3小时。这条铁路将采用电力作为动力，两条铁轨之间的距离也与之前的标准完全不同，因此被称为“新干线”。此前日本不但没有建设过这样的铁路，连试验都没搞过。再加上根本没有人投资，从总工程师以下的日本国铁所有职员都不相信新干线的可行性。 但十河还是决定一意孤行，他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赶跑了铁路总工程师，任命自己的亲信岛秀雄接任。面对国会议员的质疑，十河一面辩护说“只是在进行原有铁路的改造工作”，一面利用媒体大作广告，最终争取到了新干线项目。后面的事情更为惊人，根据岛秀雄的设计方案，会计师计算出新干线需要3800亿当时的日元才能建成，远远超过日本的承受力，国会不可能通过预算。 十河则命令会计师做一份假账交上去，欺骗国会说只需要1900亿，而且有办法借到世界银行的贷款。世界银行本来明确禁止投资新干线这种试验性项目，但十河把国铁在其他项目上的开支挪用过来秘密用于新干线项目，让世行相信新干线的修建异常顺利，于是贷款顺利到手。新线于1959年开工建设，建到一半时资金就用完了。正好此时十河信二的任期已满，他对首相池田勇人说：好了，世界银行的钱都借了，你看着办吧。 十河的行为有严重违法嫌疑，池田当然知道。不过由于借了世行的巨款，日本的面子问题让他别无选择，于是只好从国库中拿出巨额资金用于新干线。在进行了 3800亿日元的投资后，世界上第一条高速铁路——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线”于1964年10月1日通车。已经79岁的十河没有出席通车仪式，因为他已于此前被赶下了台。他的新干线和特有的“光”号列车却从此成了与富士山并提的国家象征，70年代从日本寄往欧洲的圣诞贺卡上，有一半都印着新干线的照片。 1978年，邓小平坐上了“光”号列车，他评论说：“速度很快，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需要跑。”但他并没有在中国引进这种技术，因为日本铁路正在亏本运营。1987年日本国铁民营化改革时，国铁负债已经高达2270亿美元，负责铁路建设的国企“日本铁道建设公团”也欠了410亿美元，两个公司的总负债超过全国GDP的7%。不过，政府未必为此感到后悔，因为便捷的交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目前，日本正在推动建设一条采用更先进的磁悬浮技术的“新新干线”，它将把东京到大阪的时间缩短到仅一个小时多一点。当然，5年建成新干线的奇迹是不会再有了，新新干线最早也要到2027年才能建成。 刘志军堪称中国的十河信二。2003年我第一次坐中国火车的时候，感到火车又脏又乱，十分落后，而且真正要坐车的时候总是买不到票，与新干线有几十年的差距。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媒体上不断展开宣传，我才开始注意到铁路的变化。2007年发生了中日关系中的大事，日本川崎重工的E2高速列车克服中国 “愤青”施加的强大压力，落户中国铁道，成为“和谐号”动车组CRH2型。按照媒体的宣传，“和谐号”都是由中国自行生产的，日方合作伙伴也没有表示反对。但我登上CRH2列车一看，发现洗脸盆上贴着塑胶纸，纸上写着“水”和“洗手液”。偷偷揭开，洗脸盆上原来的日文说明漏了出来，让我感到十分亲切。洗脸盆毕竟是一个简单的部件，从这个细节可以猜测，这列火车的国产化率不会很高。这个情况显然不是我一个人发现的，左派也把刘志军当做“汉奸”“买办”，把 CRH叫做“耻辱号”，指责刘不买中国研制的“中华之星”等高速列车而买日本货。现在刘倒台了，“乌有之乡”的左派们非常高兴。 川崎和西门子的股东们也有理由感到高兴。2004年中国引进第一批时速250公里的动车组之前，刘志军把全国铁路装备制造商召集到北京——铁道部保持了计划经济体制，这些人全是他的下属——并告诉他们，这次的谈判由我领导，你们谁敢跟外国人接触就不要干了。在谈判中，刘志军成功使供应商相信，自己手里将掌握全世界一半的铁路建设资金，能决定每一个的前途。 为了取得更多的订单，日本人、法国人、德国人和加拿大人在夏天的北京互相批斗，把几十年来互相搜集的情报提供给了铁道部，价格越降越低。最后，西门子公司的代表成了唯一不能与中方达成共识的人，而最终结果是——日法加三国各得一部分订单，德国人一点没有，于是西门子的代表回国后就遭到了解雇。三年后铁道部招标购买时速350公里的真正高速列车，西门子报出的价格竟比三年前的250公里列车还便宜，还承诺以8000万欧元的价格出售全车制造技术，这样刘志军就可以向媒体宣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了。刘志军还按西门子出的价格买了川崎的车，也买了全套制造技术。 2010年7月，铁道部下属的工厂推出了中国第三代动车组CRH380，世界上最快的有轮子的火车。这种车又分ABCD四种型号，其中A型来自川崎，B型和C型出自西门子的技术。与前面两代，这种车理论上是中国自行研制出来的，川崎和西门子除了出售中国还不能自制的一些零件之外，不能获取任何收入。高铁的技术转让世界上有很多先例，但出现这样的结果却是从来没有过的。FT中文网已经发表了7篇分析和12篇专栏文章来讨论这一现象。 出人意料的是，川崎和西门子不但放弃了在中国起诉铁道部的努力，甚至当中国向国外销售CRH380的时候他们也不准备这样做。这不仅是因为双方已经签署过了技术转让协议，还因为中国对许多关键的技术进行了改造，比如说日本列车的车头是用许多块钢板拼起来的，中国则依靠上海郊区的一台世界最大的水压机直接压出来；中国还利用秦岭的风洞测试了车头受到的空气阻力，并对其形状进行了修改。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修改后的设计允许山寨的列车比原型车运行的更快，因此即使告到美国、英国的法庭去，法庭也未必判中国侵权。 光是列车速度提高这一点还不足以使中国高铁受到太多关注，高铁的精髓还在路本身。其实中国早就决定在北京和上海之间修建高铁，只是在是否采用磁悬浮技术的问题上争论了二十年而已。刘志军绕开了问题，他既不建“高铁”也不提京沪线，而是利用每年春运人们抱怨买票难的时机，在其他地方开工修建所谓“客运专线”、“城际铁路”、“第二双线”，建造完了之后再宣布其为高铁。北京到广州的“客专”几乎建在一座从北京延伸到广州的没有弯曲的大桥上，CRH列车可以用380公里的速度跑完全程而无需减速，石家庄和太原之间的客专更是用一个隧道穿过了整座太行山。 相比之下，日本的“东海线”有许多转弯，列车必须减速才能通过，它的真实速度只有刘氏“客专”的一半多一点。刘的手法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功，为数众多的反高铁派很少注意到客专和城际铁路的开工，只有在“高铁”二字出来的时候才会表达自己的观点，那时高铁已经接近通车，说什么都晚了。 “客专”本身才是中国优于日本和欧洲的地方，但它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刘氏客专在最便宜的地方也要7000万元才能造1公里，到了山区和地价高的地方，造价达到每公里1.3亿元以上。为了建设规划的1.8万公里客专，刘至少要两三万亿元的投资，而2004年的铁路投资仅有可怜的516亿。刘可能不太擅长作假帐，所以他把手头的所有项目集中起来，用老办法威胁银行——要么多借给我点，要么我就从别处借。2007年，刘在银行的支持下把投资增加到 2000亿元，但好戏还没开始。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中国政府提出了4万亿救市计划，刘的高铁蓝图获得中央认可，得到了1.5万亿额外支持。于是从 2009年开始，铁路投资超过了7000亿元，超过了军费，超过了刘上台前十五年的总和，刘终于实现了自己“控制世界上一半铁路投资”的预言。此时刘志军的谈判艺术又有了进步，他把钢铁公司和水泥公司的代表叫来投标，失败者不仅一份钱拿不到，还将无法再用火车运输自己的产品。 刘在8年里一共修建了1.8万公里铁路，相当于原有线路的四分之一，其中客专有7000公里。现在正在建设的铁路长度为3万公里，其中客专1.3万公里，大部分将在2011年通车。以后，从北京出发，8小时就能到除了海口、拉萨和乌鲁木齐之外的任何一个省会。由于已经开工，这些铁路没办法停下来，今年的铁路投资仍将达到历史最高的8500亿元。刘志军唯一没能开工建设的高铁是从兰州到乌鲁木齐的“兰新第二双线”。但就在昨天，哈萨克斯塔总统在北京签署了协议，由中方负责修建阿拉木图到阿斯塔纳的高铁。据说这条铁路将采用中国的标准，可以连新疆却不能连俄罗斯，这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很大，可能促使中方再花钱把兰新第二双线也修起来。未来，越南、蒙古和巴基斯坦也都有可能通过改造自己的铁路来加强与中国的联系，中国肯定会一一满足他们的要求。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铁道部还将得到更多的投资。 可惜的是，铁道部并没有像石油企业一样，把巨额投资用在改善员工的收入上。我做了这么多年火车，没见一个列车员说过领导的好话，大家都对低水平的工资非常不满。一位列车长对我说，他原来是首钢的职工，首钢搬走时为了离家近而调到了北京铁路局，现在的工资只有原来同事的四分之一。他认为，刘“跨越”——刘志军因为经常说铁路要实现“跨越式发展”而得的外号——眼里只有铁路，从不考虑职工的感受。在刘的领导下，铁路职工的生活水平降到了1923年二七大罢工以来的最低点，经常连续一两个月在列车上度过，连饭都吃不好。更糟糕的是，刘志军在人事上也是雄心壮志，说撤铁路分局就撤铁路分局，谁要是对领导不满意，就会马上失去体制内的铁饭碗。 “刘跨越”的政治生命结束了，铁路的难题却刚刚开始。铁道部和铁路网如何处理？在日本，新干线修建完成之后一直亏损，直到日本经济起飞后的八十年代才开始盈利，于是政府就在1987年对国有铁道实施了民营化改革。按经济规律说，中国铁路迟早也应该民营化。但刘志军造成的局面比十河信二要复杂得多，因为他的高铁网太超前，对经济规律缺乏尊重，难以实现盈利。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如果中国的铁道部改制的话，改造出来的新铁道公司可以破产吗？如果它被禁止破产，那它就还是铁道部；如果可以破产，这个负债率为 70%的公司离破产就没多远了；如果把“坏的”资产拿走，只让“好的”资产上市，那中央政府通过银行借给铁道部的2万亿元资金就收不回来了。此外，铁道部还凭借着自己的“永远不会破产”的形象获得了大量商业银行投资，如果这个条件消失，投资的资金链也将断裂，政府可能需要花更多的钱来救市。在中国，欠人家两万元会带来很大的压力，欠两个亿就要轻松得多，欠两万亿根本就等于绑架了债主。接替刘志军的新部长，其实一点压力都不用有。 撤销铁道部还将面临政治上的挑战。日本国铁民营化运动的裁员人数是44万人，而且国铁本来就是企业，中国的铁道部则是政企合一的“铁道省”，拥有自己的警察、法庭和检察院，其职员们普遍认为自己不但不应该被裁员，反而应该为八年来的辛苦获得补偿。民营化，这一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将带来社会的动荡，甚至可能发生那位列车长所想象的“全路大罢工”，或局部的混乱。中国准备好了走过这个痛苦的过程吗？ 或许，解除铁道部对中国的“绑架”，要比铁道部“绑架”中国困难十倍。  

探讨元代前期统治者(成吉思汗、窝阔台、蒙哥、忽必烈 ) 对道 教所采取政策。根据大量的历史资料分析认为，成吉思汗起，道教就受到尊崇，而忽必烈则把成吉思汗所奠定的崇道政策作了全面发展。从宗教政策方面，忽必烈堪称立了“一代之制”

徘徊在“人民”和“人口”两个不同的概念中*——最低生活保障的实地调查研究 一、引言 2006年8月，我第一次去哈东，那里曾经是中国东北部城市哈尔滨的一个工人村。社区（Community）{1}主任红梅{2}给我看了一份厚厚的关于最低生活保障（以下简称“低保”）文件的卷宗。其中一份是享受政府低保福利家庭的名单。名单上附有一些照片，全都是严重残障人士。红梅称这些人为“典型的低保户”。照片中那些手捧政府供应的大米或穿着政府发放的夹克的“典型低保户”，或是聋哑人，或是先天残障人士。我问红梅：“这些低保户里，应该有不少下岗工人吧？”我满以为会得到一个肯定的回答，因为我看到哈东的大街小巷里，到处都是从附近一家工厂下岗的工人。然而，红梅的回答却出乎我的意料。她说：“没有。我们社区几乎没有还能工作的低保户。” 　　之后，我从统计数据{3}中得知，自1997年低保政策在哈尔滨实施以来，哈东的低保人数曾在2001年急剧增加，而到了2003年之后则出现大幅的减少（见图1和图2）。{4} 　　现在，哈东80%的低保户都是因残障或疾病无法工作的人。而大多数被拒的申请人都是还未到退休年龄的下岗工人。居民们常常抱怨说：“如果你不是残疾或得了癌症，去申请低保肯定没戏。” 　　这种情况令人匪夷所思，因为政府官员早就将城市下岗工人视作低保的主要对象。而且，考虑到政府长期以来强调对扶贫工作进行“动态管理”，因此，将下岗工人排除在低保体系之外也不合乎情理。政府强调监管部门应对领取低保福利的家庭进行追踪调查，因为他们的收入状况会不断变化。假如低保是一个“动态”体系，受助对象因其收入情况的变化而变化，那么就很难解释为何下岗工人这一特定人群中的绝大多数会被拒于低保门外。2003年申请低保被拒的城市下岗工人在其后的几年里，很少有重新申请成功的。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因此放弃了重新申请低保的机会，用他们中一位的话来说，“除非（他们）得了癌症，否则当官的根本不会管（他们）”。我遇见的许多政府官员和学者将哈东低保人口减少——尤其是下岗工人接受低保福利的人数下降——视作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通过这样的发展，国家的政策将逐步走向“规范化”，即逐步制定更为统一协调的全国性低保分配标准和分配程序。然而，如果当地居民关于低保的所言（若非残障人士或癌症病患者则无法申请到低保）属实，那么靠强调“规范化”来解决低保问题是值得商榷的。 　　本文根据我在2006年至2008年间所做的实地调查研究，主要探讨了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作为党和政府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主要政策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低保制度是如何实际运作的。我主要在哈东进行调查研究。哈东地处中国东北部城市哈尔滨的边缘地带，是原凤凰工厂几个破败的家属区中的一个。{5}凤凰工厂在经历了长达10年的业绩下滑后，于2005年12月正式宣布破产。从此，哈东不再是一个“工人村”，而变成了一个“贫民窟”。在这里生活的两万多依靠微薄退休金、临时工作或政府救济勉强度日的人中，大多数是退休人员、下岗工人和他们的家人。本文旨在通过对哈东城市贫困救助管理的观察，探究造成上述困境的原因：为何低保制度的主要扶助对象——城市下岗工人—— 一步步地被排除在哈东的低保项目之外？{6}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近一步讨论当地贫困居民反对政府试图将贫困问题弱化为技术问题来处理的做法，如何适得其反地恶化了他们的处境。 　　我们可以通过先前大量的关于低保和其他扶贫政策的研究，了解到一些中国在制定和实施这些政策过程中所出现的纰漏、弊端和矛盾。{7}这些研究所揭示的问题包括：政策目标的界定含糊不清、救助活动的戏剧化和碎片化、中央统一政策和地方实施过程中所作调整之间的差距，等等。先前的研究和数据主要来自于官方文件或正式采访，而本文的调查则重在了解基层干部与当地居民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为了揭示低保发放的实际运作状况，本文的研究也触及到了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管理背后所存在的一些矛盾。就本文涉及的范围而言，矛盾的实质在于究竟该把城市贫困群体作为“人民”来对待，还是作为“统计人口”来对待。{8}提倡应该从“人民”的角度考虑解决贫困人口问题的观点基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它既表明工人享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观念，同时也突出了国家与人民之间的紧密关系（常常为家长式的），显示国家在解决曾经是社会主义代表的工人所遭遇的贫困问题上所起的主导作用。与之相反，主张采用“人口”视角的论点则通过种种计算手段把这些工人“转换”成脱离了历史条件的各种“数据”。这样的做法既强调了贫困的普遍性，又由于将下岗工人与其他贫困人口相提并论，而抹杀了城市工人的历史性和他们的政治立场。 　　低保实际上来回摇摆于两种不同的理论中，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关于“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的术语来说，即徘徊在含有政治理念的“人民”和只具有数学意义的“人口”概念之间。{9}但“人民”的理念并没有完全被“人口”的理念所取代，而是与之糅合在了一起。在下文我将通过分析低保政策的起源、各级政府官员之间的分歧以及地方居民的反对等问题来说明这一点。对于低保新方案，贫困居民表示反对，声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们是“人民”，即国家的主人，并表示政府的做法可能会引发动乱，就像计划经济时代发生的那样。然而，他们的反对却最终加剧了自身处境的艰难。借鉴治理方面探讨主体形成内在分歧的研究{10}，本文得以进一步研究在当代中国，在治理者和被治理者错综复杂关系的影响下，治理是如何得到实施的。本文认为，这种治理既不是仅仅通过把被管理者塑造成便于管理的群体，也不是仅仅透过他们对管理机制、手段的反对来实现的。只有了解实际的运作情况和管理过程，才可能了解中国的行政管理最终是如何“作用”的。{11} 　　本文探讨哈东低保运作实况的同时，也常常会涉及中国的整体情况。文章的第一部分简要地分析了作为中国解决城市贫困问题而制定的新政策——低保，为何最初针对的是城市下岗工人，而非泛义上的贫民。第二部分分析了在低保政策中把下岗工人从工人阶级划归到贫困群体的原因。接下来的一部分详细讨论了困扰低保申请人和低保户的问题所在，并对下岗工人和制定实施低保的机构这两方面对社会问题看法上的差异作了深入的分析。最后一部分分析了不满低保实施方式的当地居民如何通过打出“人民”的口号来对此进行反对，以及这一做法如何导致了他们中的很多人被拒于哈东低保门外这样始料未及的后果。   二、贫困问题何时引起注意？   　　低保制度产生于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那时，国家实行了许多强硬的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大量出售国有企业和国企裁员而造成大批工人下岗，并随之而来日益严重的城市居民间的贫富分化。这种情况在1997年十五大召开之后变得更为严重。低保制度早在1993年由上海率先实施，但直到90年代末才成为全国范围的城市扶贫重点计划。1997年2月（时间应为1997年9月——译注），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关于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随后于1999年9月颁布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计划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全国符合低保条件的人数从1996年的85万猛增至1999年的266万。到2008年，这一数字已达2330万。{12} 　　值得注意的是，低保人数的猛增并不一定表示一般性的城市贫困人口突然激增，而是贫困人口当中的特定部分，即城市下岗工人人数剧增。事实上，主流历史研究显示，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中国城市之中始终存在着大量的弱势群体。在计划经济时代，很多季节工、临时工和合同工都不能像国企正式职工那样充分享受劳动保护待遇。{13}他们大多是农村户口，在城市无稳定生活，并且没有保障。此外，城市里还有很多无依无靠的孤寡残障人士。他们中一些靠政府发放有限的救济金生活，是所谓的城市“三无”人群。{14}更为严重的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至少有1亿民工涌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他们中一些人的生活条件还远远不如城市的贫困居民。虽然多种类别的城镇贫困问题长期存在，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了国企大量裁员的问题，低保计划才得以全面成型。 　　1997年国务院发布的《通知》把低保对象确定为“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的非农村户口城（镇）居民”，并进一步规定了3个方面的获保条件：一是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或抚养人的居民；二是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间或失业救济期满仍未能重新就业，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三是在职人员和下岗人员在领取工资或最低工资、基本生活费后，以及退休人员领取退休金后，其家庭人均收入仍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15}以上人群中的第一类是计划经济时代社会救助的主要对象，其他两类是政府救济方案中的新增人群。这反映了国家对于城市下岗工人以及其他在市场转型时期“掉队”人群的高度重视。    　　这一点充分体现在本世纪头几年政府低保预算的大幅增加方面。当时，因大量裁员而不断引发的劳资纠纷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最大隐患之一。{16}政府低保预算总额从2000年的22亿人民币{17}猛增至2001年的42亿人民币，2002年又大幅度提高到109亿人民币{18}。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贫困问题研究员是这样分析背后的原因的：       　　政治因素毋庸置疑对2001年和2002年增加低保预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时，政府高级官员感到社会的压力——人们期待失业和下岗问题可以，并且应该在几个月内得到解决。他们对保持城市社会稳定高度重视。{19}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其他类型的贫困人口，城市下岗工人不仅曾经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代表，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受益者。自1949年建立社会主义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宣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人和农民都处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代表“人民”的位置。然而事实上，由于政府过分重视城市重工业，因此只有工人享受到了社会经济利益。从事中国劳工研究的学者指出，城市下岗工人正是通过引述党和政府当年颂扬工人阶级的语言反对地方政府和他们所在单位的做法。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当年计划经济的东北老工业区，工人们搬出了有关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20}这一概念的论述及实践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对处于贫困中的城市下岗工人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以便加强社会主义政权的合理性和稳定性。然而，低保政策的历史起源与它在设计上忽略历史造成了明显的不协调。低保的设计基于一种新的理念，那就是从一般的“人口”意义上来定义从前的这些工人，而不是按我的一些访谈对象所指出的，要考虑他们作为社会主义的工人所做出的贡献。     三、从“工人阶级”到“城市贫困居民”   　　低保制度的构想有赖于一种新的理念，下岗工人据此被重新定义为米歇尔·福柯所称的“人口”。{21}在福柯看来，“人口”是“生命权力”（bio-power）的一种形式，意即“一整套将具有基本生物特性的人类变为政治策略实施对象的机制”。用他的话来说，“人口”指的不是个人，而是类总体。这种有机体“充满了生命机理，并在生物进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22}因此，要将人民作为“人口”来管理，就意味着不能采用管理许许多多个体的方式，而要通过对大量尚未经区分的人群进行分类和量化处理的方式来管理。 　　在计划经济时代，把贫困人口作为特殊群体进行区别对待既不必要，也不妥当。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普遍经济困难的背景下，“贫困人口”对大家而言几乎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大多数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的老哈东人都把“贫民”和“老百姓”这两个词作为可以互换的同义词。社会救助的对象都有特定的名称，比如，按照中央政府的说法叫“救济户”，按照工作单位的说法叫“困难户”或者“特困户”。然而，居民们很少注意到这些名称，这不仅是因为受助人数和受助金额极为有限，也是因为受助者和其他工人之间的生活水平鲜有差别。 　　市场经济时代的城市扶贫政策促生了一个新的管理体制，按照这一体制，贫困成为一种社会“问题”，而“城市贫困人口”不仅成为政策实施，而且也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也就是说，贫困已成为一个“新问题化的对象”{23}，意即贫困问题以具有可知性和可管理性的新形式呈现，便于政府进行程序管理。在这样的体系下，城市下岗工人成为落实低保政策的首要对象。这与从前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对于应受到爱护的“人民”给予特殊照顾。然而，按照这一套新的体系，作为“人民”的一员，其含义已不再相同。成为一名低保户就意味着成为了贫困人口的一部分——它不再代表政治身份，而代表了维护社会稳定需要管理的某一类别的人。与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救助不同，在改革之后的中国，低保是以“贫困人口”这样的概念来对待下岗工人的贫困问题的。而这种新的“贫困”概念包括以下4个层面。 　　第一，低保对贫困的定义从一种对历史的诠释变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界定，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将其涉及到的群体仅仅看作一系列的变量。其中，收入是决定低保分配的最重要的变量，即家庭人均收入是否低于当地最低生活标准（见《条例》第2条）。依据这一政策，先前未曾就职于任何单位的人与曾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过“无私奉献”的下岗工人之间没有任何差别。决定一个人是否享受低保和享受多少完全取决于家庭总收入、病残程度、子女人数和现有住房面积。{24}因此，低保体制实际上引入了贫困可以量化这一概念。 　　第二，低保制度不仅使下岗工人的贫困问题变为冷冰冰的数字，而且还促成了所谓“值得救助的贫民”的提法，即指那些遵纪守法且生活节俭的人。根据哈尔滨政府出台的一项地方性条例，即使人均（月）收入低于城市低保标准的家庭，只要不符合其中规定的条件之一，仍无法享受低保待遇，如：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却未缴纳罚款的；家庭成员中有吸毒、赌博、酗酒且不悔改的；家庭成员自费择校的；两年内购置或装修过住房的；拥有汽车、摩托车、空调等非必需生活消费品或房子有高档装修的；有投资股票等行为的。{26}此项条例使官员有权审查受保对象的行为，并决定哪些要求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对于贫困户来说，不但他们的消费能力，他们的消费要求也受到调查。虽然各地情况不尽相同，但是这种地方性限制在中国其他城市也非常普遍。如多萝西·索林格（Dorothy Solinger）指出，对低保户的这些限制使得他们难以改变“边缘化”的状态，因为束缚了那些可能有助于他们走出贫困和愿望的行为。{26} 　　第三，低保在执行上摒弃我称之为“戏剧化”的方式，即面对面的具体接触，而是强调在操作中实行规范化和标准化。与实行这些低保政策形成对照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家长式管理，那时地方政府官员或单位干部会经常探望贫困家庭，和他们促膝谈心。在中国，现有低保制度因从原先单一化且非专业的道义性救助形式转变为目前更加制度化、全面化以及科学化的形式而受到广大知识分子及专业阶层的欢迎。除了在健康、教育和住房方面对低保户进行救助{27}，低保制度同时也对生物属性的生命，即福柯所说的“生命权力”{28}行使着管理权。鉴于有了细致的救助分类体系，给予者和接受者之间的感情联系变得不再那么重要。 　　最后，低保制度既萌生于又反过来促进了人们对如何消除危险型贫困、维护社会安定以及使之“适应市场经济”{29}的认识。近几年关于低保的研究深深地受到国际组织在这方面的经验和做法的影响。研究人员通过联合国、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这样的机构学到全球普遍采纳的“科学”方法。{30}对就业危机和养老金危机的研究已被纳入“全球共同”探讨的大环境，在这样的情况下，甚至“社会主义”这样的词汇都不再出现。如今的讨论已不再引发为什么在中国“失业”一词对人们来说相当陌生，为什么当年社会主义制度下工资极其微薄的工人所得的养老金是一种公平的补偿这一类的争议。 　　至此，我对低保制度如何从概念上把贫困工人转化为“人口”进行了分析。然而，那些直接受影响的人是如何看待这一制度的？低保制度所采取的历史的、可量化的新方法对贫困的劳动者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虽然低保政策使用了“科学”和“客观”的语言，使社会主义的过去，特别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隐入背景，但地方的官员和老百姓不但熟悉用以界定“人口”的种种数字指标，而且了解“人民”所生活的政治舞台。当基层干部直接面对贫困居民时，这种矛盾常常会激发双方产生冲突。接下来我将通过哈东说明为什么对低保的实施来说，将“人民”转化为通用的“人口”概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管理方式改变了，但变成了“数字”的下岗工人仍然在街头巷尾发表观点，以此让人们听到他们的心声。     四、“量化机制”所面临的困境   　　在哈东，我发现低保户最难接受的是叫做“动态管理”的新型管理模式。如果说贫困是可以被量化的，那么它同样也是可变的。所有我遇到的政府官员都强调，因为受保对象的收入是会变动的，所以低保并非永久性福利。当被问及低保制度与先前的社会救助系统有何不同时，一位原黑龙江省民政厅的官员强调了低保制度在新的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低保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学会适应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下，频繁的失业与再就业十分常见。今天你失业了，就成了低保户。而一旦你找到了新的工作，也就是你适应了市场经济，适应了这种变化之后，你甚至可能作公司的老板！{31}   　　对贫困的动态管理是低保制度的一个关键因素，而动态管理的合理化是基于以下的理由：贫困是暂时性的，风雨过后是阳光。的确，每个人生活都可能会起起落落，然而，由于低保所预设的极大的灵活性与现实生活中贫困相对长时间持续之间存在着无法消弭的差距，不可避免会出现矛盾。哈东地区李梅一家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 　　2006年9月，我第一次见到李梅，当时她24岁。她家从2004年起接受低保救济。李梅的父亲由于所在的凤凰工厂不景气，没活儿干，所以“放了长假”一样被迫休息了快十年。李梅的母亲在不同季节从事不同的工作。从春天到秋天，她作为城郊农民在地里种菜。到了冬天，她每天会去离家不远的一个小型塑料厂打12个小时的工。李梅因为患有过敏性哮喘，10年前便已辍学在家。她有时会把母亲种的菜拿出去卖，有时会在附近的网吧做兼职收银员，但这些都因为她哮喘而干不长。李梅和父母的大部分收入都用在供弟弟读书上，他当时正在准备高考。2006年，李梅家每月能得到哈尔滨政府发放的160元低保金。其中包括：从800元的最低生活保障费（人均200元的低保费 × 4人）中扣除700元家庭总收入（此数据由政府计算所得）后所得的100元，以及用于教育、供暖和医疗方面的60元额外补助。 　　然而2007年1月，政府开展了新一轮“动态管理”落实行动，这使李梅一家突然失去了受保资格。一位社区干部告诉我：“李梅的父亲又回凤凰工厂工作了。他现在每月有500多元的收入。而李梅也已过了18岁（18岁为法定最低工作年龄）。她的那份假定收入{32}早就应该计算进去了，不过我知道她有病在身。”因为失去了低保福利，尽管李梅父亲的收入有所增加，但她家的贫困状况却并未改变。而且，由于工厂的效益时好时坏，李梅父亲也并不总能拿到超过500元的工资。按说李梅是应该参加工作，但因为哮喘反复发作，一直无法找到固定的工作。不仅如此，李梅的弟弟因为要参加高考补习班，需要花更多的钱交学费，这让原本困难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由此可见，“灵活”变动的并非这个家庭的贫困状况，而是政府的管理手段。政府的贫困动态解决方案与当地居民所经历的相当长时期无法摆脱的贫困是相矛盾的。 　　然而，由于当地居民和低保运作各自的不同环境，缺乏共同语言，双方不能有效沟通，所以当地居民很难搞清楚到底是什么造成他们对低保越来越不满。如前文所述，低保制度引进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即贫困是可以被量化的。也就是说，低保制度像一个超精密“量化机制”{33}，而低保户的家庭收入通过它所进行的大量精细、神秘莫测的计算，即便当地居民对其结果感到不公，也无法对这个操作过程进行干预。居民们通常无法理解官方的术语，而作为“量化机制”的低保制度却对贫困家庭关于自身状况的描述置若罔闻，比如昂贵的学费、破旧的住房、身体的疾患，甚至饥饿。 　　超精密量化机制甚至也给当地的政府官员，特别是社区干部，造成了困扰。{34}哈东地区的社区干部大都是中年下岗女工。他们中除了正副主任是由地方选举产生的以外，其余的都是依照国家有关填补“公益性岗位”{35}的政策聘用的。 　　在我参加的所有有关低保制度的会议上，每场都能听到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批评那些与当地居民一样面临着各种经济困难的社区干部，指责他们在描述住户的贫困状况时，没有使用官方用语。2007年1月，新上任的哈东地区街道办事处低保负责人于建华通知社区干部，日后必须严格参照《非正规工作收入指南》来进行收入计算。之前，社区干部只知道有这份文件，几乎没有读过，更不用说具体应用在工作中。她说：“如果低保申请人拿不出工资证明，那你就应该参考这份指南{36}。你必须记住这份指南里的每一个细节！”社区干部戴洪华对于建华强烈的口气没有在意，开始讲述一位居民的情况：“我们管辖区有个住户，有两个患重病的孩子。丈夫过世以后，就一直靠捡破烂维生。”于建华颇为恼火地回应道：“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啊？你知不知道收废品的收入有多高啊（依据指南所列标准）？人均800到2500元啊！没人能改变这个标准。这是国家规定的！”戴洪华不停地嘟哝着：“800到2500元！怎么可能！”从理发业（人均收入500至1500元）到路边小吃摊（人均收入500至2000元），该表格囊括了70类非正规工作的收入预测。这些预测的上限，甚至有时候下限，其实成为了政府减少开支的借口。常常有居民因为申请遭到拒绝或救济福利被降低而去找社区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甚至区政府，要求他们帮助解决问题。政府官员总是搬出法律和政策，来证明他们计算所得的贫困程度的公正性，希望以此平息事态。如此，政府通过数字化使一个概念变得无可争议和拥有权威性，同时也使居民的不满和要求成为没有结果的诉求。一位名叫孙红的低保户告诉我：“为什么保费数目差别那么大？凤凰工厂破产之后，大家的生活都一样困难。为什么我的邻居能拿200元的低保费，而我却只有120元？”当年，她所在工厂的工人如果遇到困难，都会直接找厂里的干部沟通解决，因而照她看来，用低保这样的量化办法是莫名其妙的，因为“神秘莫测”的数字造成了普通居民与党和国家之间的距离。 　　如果量化机制妨碍了贫困居民表达他们的真实想法，那么他们是否还有别的途径可以用来表达心声？他们如何摆脱这一困境？贫困居民试图通过重申人所皆知的毛泽东思想中关于“人民”的论述来帮助他们摆脱这一困境。     五、“人民”的威慑力   　　民间和官方话语之间不同的表述，削弱了政府官员与当地居民的沟通。交流上的障碍导致愤怒的居民开始抨击社区干部的道德作风。他们对低保制度的抱怨声变成了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传言，诸如“低保福利给了那些偷偷在外赚大钱的人”，“某某拿到低保是因为她（他）跟社区干部关系好”，“我没拿到低保是因为我朝中无人”的传言不绝于耳。不论这些传言是否属实，它们都给社区干部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尽管低保制度强调严格执行法律法规，进行标准化、规范化管理，但社会救助应该接受群众监督的社会主义原则并没有完全被摒弃。一位名叫蒋俊的退休工人强调，在计划经济时代，群众的意见在评定他家成为厂里“特困户”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单位过去会张贴我家的生活情况，并且内容很详细，包括我有6个孩子，我父亲得了癌症。每个人都有权审核我的情况是否属实。我从不敢撒谎，因为撒谎会被扣工资，甚至可能会被永远开除。那个时候，即使你只养了1只鸡，都会被扣上有资本思想的帽子。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这种用于单位同事之间的监督系统，在低保制度下以“张榜公布”的形式被保留了下来。政府采用公示的办法表明在低保量化的实施中并没有完全脱离“人民”路线。《条例》第9条规定：对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由政府机关以户为单位张榜公布，以接受群众监督。事实上，张榜公布不仅意味着人民群众被赋予了监督政府决策的权利，而且有权利反映低保分配中出现的任何问题。社区干部必须以户为单位，张榜公布所管辖范围内各小区低保申请家庭的详细资料，内容包括受保人姓名、受保金额以及受保原因，而且张榜日期不得少于7天。政府通过让群众介入审议各项福利决议，使他们就周围邻居是否符合低保条件做出判断。如有不符合法定条件者，一经群众举报，政府工作人员将重新予以核查。 　　张榜公布政策引起了地方干部的担忧，他们担心居民的举报会使他们受到上级领导的批评，甚至会因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纰漏而受到纪律处分。2006年12月18日，街道办事处就是否张榜公布低保申请人情况召开会议。会议一开始，于建华就批评了一些没有张榜公布低保户资料的社区干部：“你们不知道张榜公布有多重要吗？必须把公告张贴出来。如果群众对某个决定有异议，这不关你们的事。但如果因为没有公示而出了麻烦，你们该怎么办？张榜公布本身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接着，年纪最大的社区干部徐英对制度提出意见：“你知道，我们社区有个住户，都不能动了，完全瘫痪，也没有任何生活来源。我是不是应该因为群众反对，取消他的申请资格？”于建华强烈反对这样做，她说：“我知道你说的是老廖。当然，我承认他日子过得很苦。但如果得不到别人同意，他又怎么能够成为低保户呢？低保的经费是共产党给的，不是你想给谁就给谁的。要记住，当你想去救助某个人的时候，还有其他4到5个有类似情况的人等着你去救助。他们可能会造反的！”{37} 　　“造反”一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流行语。当时，和工人阶级一样，红卫兵之间也普遍存在着“左”“右”两派的斗争。通常来说，“左派”是由新中国成立后被剥夺原权益的阶层所组成，而“右派”则由维护政治现状的较特权阶层组成。{38}然而，这种对立并非只局限于意识形态领域，它有着更为广泛的现实基础。{39}“文革”时期的哈东，常常在同一学校、同一工厂甚至同一家庭里，人们会为了是不是该支持政府，谁会保卫凤凰工厂，或者谁才是毛主席的真正拥护者分成两派。而“造反派”一词被广泛地用来指称任何挑战权威的人，并非与派系斗争直接有关。蒋俊在指责当前一些官员贪污腐败时这样对我说：“在计划经济时代，哪有干部敢挪用即便是100元公款的？谁敢在众目睽睽之下贪污腐败？人民会反你！‘我们人民群众’会贴你‘大字报’，对你进行批斗。”蒋俊所言，与其说是对“事实”的陈述，不如说是一种“历史的共识”{40}。 　　尽管“文革”时期的大字报和普遍的批斗早已不复存在，低保制度也有严格的规定，但“造反”一词仍然阴魂不散，时时困扰着基层官员和社区干部。如果在甄选受保对象的过程中出现问题，比如有人去区政府或市政府举报甄选过程存在不公平现象，那么这将间接导致地方官员被上级政府革职，因为上级政府非常关注社会稳定。在我实地调查的这段时间里，很少见到当地居民通过有组织的行动表达他们对低保的不满。尽管如此，不少居民会单独或相约几个人一起去找地方官员，令他们难堪，甚至感到不安。例如，曾经有个醉酒的下岗工人突然闯入街道办事处的会场，高声叫骂道：“你们是在为人民服务吗？根本不是，你们只是在为人民币服务！”一名申请低保被拒的中年男子对声称自己无权做主的社区主任威胁道：“如果你不负责，那到底谁负责？难道要我去找 × × × （领导人）不成吗？”这位男子难平怒气，又继续上街叫骂起来：“如果在毛泽东执政那会儿，不知道已经有多少当官的被拉去批斗了！”虽然他和许多像他这样的居民跟人们通常说的“反民”不沾边，然而与“造反”有关的集体记忆造成了地方官员和居民之间的一种紧张关系。低保制度也因此被视为酿成愤怒和恐惧的温床，而非“最后一道安全网”。这样，基于收入水平的量化管理方法也就问题重重。任何一个基层官员也许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我怎样做才能安抚民众对低保制度的不满，从而保住自己的饭碗？ 　　在哈东，因为受到来自贫困人群以及媒体和学界的普遍指责，地方政府官员逐渐开始强调将“劳动”作为受保资格的重要标准。相比官方标准，以“劳动能力”为依据的评判标准更容易为地方官员和居民所接受。热爱劳动是计划经济时代无产阶级首要的道德准则。{41}哈东大多数成年人至今还记得诸如《劳动最光荣》这样的老歌或“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样的口号。毛泽东本人也从不掩饰他对贫困群众产生依赖心理的担忧：“不要提‘开仓济贫’这样的口号。不要让他们养成依赖政府救济的心理。”{42}逐渐，“劳动能力”取代了“收入”成为实施低保的实际标准，得到原本熟悉社会主义重视“劳动者”这一原则的居民的认同。在执行假定收入标准方面，地方官员对尚在工作年龄范围内的群众（女性45岁为上限，男性55岁为上限）较为严格。此外，地方官员甚至经常劝阻他们申请低保，告诉他们“低保不是为尚处于工作年龄范围的人设的”。{43}因此在地方上，身处工作年龄范围内的人很少获得低保待遇，除非是身有残疾或患重病。在哈东，低保家庭的数量从2001年的1100户减少到了2006年的796户，那些被排除在外的大都来自下岗工人中相对较年轻的家庭。地方官员对此的解释是“动态管理的正常结果”。     六、结束语   　　本文旨在通过调查，探究为何当地贫困居民反对政府试图将贫困问题量化的做法，却适得其反地恶化了他们的处境。新的城市扶贫政策忽视了贫困问题的历史发展，仅仅将贫困问题作为随市场经济“起起落落”而变化的问题对待，成为了一种引入新式管理概念的量化机制。贫困居民试图与这一令人费解的机制进行沟通，却最终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失去了扶贫政策的保护。换言之，中国新的扶贫管理模式，实际上形成于贫困居民与各级政府官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而非把贫困居民视作“贫困人口”的机制之上。 　　在结束这篇文章之前，我想要提一个重要的问题：低保制度的初衷在于通过对城市下岗工人这一特定贫困居民的保护，缓解因其收入减少而给社会稳定造成的潜在威胁，但实际上这些人中的很大一部分却最终被排除在这一制度之外，那么政府将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并如何避免他们成为危害社会稳定的群体？在这种情况下，“舞台化”，即视特殊情况而定的、面对面的一种可见辅助手段被作为解决贫困问题的手法沿用至今。尽管这种手法被广泛地批评为一种既“不科学”又“不严谨”的毛泽东时代的产物{44}，但在计划经济时代，通过党和政府与工人以家长式的方式进行面对面交流，舞台化形式的应用使双方的考虑、意见都得到公开表达。与计划经济时代不同的是，目前采用舞台化形式解决问题时，是把下岗工人看作“弱势群体”——政府用来定义这一群体的新名词——来考虑问题的。这个词剥夺了这些工人作为“人民”曾拥有的政治权力，并因其“临时性”救助无保障可言而不受居民欢迎。综上所述，下述例子揭示了舞台化是如何作为政府低保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补充而被继续沿用。 　　2006年秋，哈东一名年近五十的男子自杀身亡。自被凤凰工厂解雇之后，该男子终日饮酒，并与妻子离了婚。他16岁的女儿在他死后来到街道办事处，哭着对一名政府官员说：“我爸爸因为被政府取消了低保资格而上吊自杀了。”这位官员却强调说：“并不是所有的贫困居民都符合低保要求。低保制度有它自己的硬性规定。”尽管刚开始的时候，政府官员还为自己的“客观公正”行为进行辩护，然而，当这件事被传播出去，并最终引起了市政府的注意之后，事情便开始变得复杂了。事发1周以后，听闻此事的哈尔滨市负责低保工作的官员立即造访了当地政府机构。这位负责人极为恼怒，下令将此事作为紧急情况处理。他的到访以及随后其他几个上级领导的来电，使得哈东地方机构的态度突然发生了180度的转变。要考虑的已不再是合法性的问题了。除了捐赠现金，哈东的地方官员还自掏腰包给死者的女儿买了衣服，甚至承担了死者的丧葬费用。街道办事处的一位官员在与社区干部的周例会上宣布该事件结束时是这样说的：    　　我们在此事件上做出的巨大努力，大家都有目共睹。上级领导也对我们的工作予以了肯定……她（死者的女儿）对我们的努力深表感谢。我告诉她的爷爷，我们对她的帮助，全是出于同情。因此就这次事件而言，政府不会再采取进一步措施了。尽管有了这次突发事件，但你们要记住，我们必须依照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来执行低保政策。   　　事实上，此类“紧急措施”已经变得十分常见，因为每当出现低保制度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的时候，“舞台化”的措施便会被用作应急之法。     　　*感谢哈东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和居民一直以来对我的热情招待。感谢James Ferguson， Li Zhang， Matthew Kohrman， Sylvia Yanagisako， Haijie Yin， Kevin O’Neill， Tania Ahmad 和Ju Hyung Shim敏锐的指导。本文源自2006年至2008年我对哈尔滨实地调查研究的学位论文。本研究得到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温纳·格伦基金会以及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东亚研究中心、人文研究中心和弗里曼·斯波利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支持。本文原载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01（2010）， pp. 20-37。   　　（陈达微 / 译） 【注释】  {1}当代中国，社区（Community）一词既指城市地方政府的最低划分级别，也指行政当局管辖下的地理区域或居民区。文中大写的字母“C”表示社区一级的行政机关，以此与居民区的社区概念相区分。 {2}文中出现的地名，除哈尔滨、哈东这样较大的区域，其余均用假名。 {3}取自哈东街道办事处和派出所的内部材料。 {4}虽然哈尔滨早在1997年就已启动低保制度，但其真正全面推行始于2001年。哈尔滨的低保人数在2002年达到了顶峰（307003人），随后逐年减少，到2006年时，人数减至202556人。全国的低保人数统计却并未显示出类似人数急剧减少的情况。21世纪初，全国性失业危机的到来使得全国的低保人数从1997年的87.9万人大幅增加到了2001年的1170万人。2002年以来，低保人数维持在2200万人左右。然而，2002年至2005年间，城市下岗职工的人数（失业和下岗人数的统计数字总和）减少了8.6%，即从913万人减至841万人。但在同一时间，收益于低保政策的“三无”人员（无家庭、无工作、无生活来源。这些人在计划经济时代是社会救济的唯一目标人群）数量却上升了4.2%，从92万人增至95.8万人。参见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1998 ~ 2006），http：//www.stats.gov.cn。本文无意于依据哈东地区的数据资料来推断全国层面上的减贫模式。文章集中通过地方关于贫困管理的实际运作，来揭示国家与城市下岗职工之间的关系。 {5}出于对被调查对象的尊重，文章避免提及此工厂的产品。 {6}其他一些非哈东自身的因素，也可能是导致许多潜在低保对象被拒的原因。一些政府官员曾告诉我主要原因在于财政预算的限制。在哈尔滨，市政府和区政府分别承担低保开支的60%和40%。这意味着当地政府的财政状况将会影响低保户的选择。然而，这一推测无法解释为何相对年轻的下岗工人成为了第一批被低保计划拒之门外的人。 {7}关于这些研究，仅举如下几例：Antoine Kernen and Jean-Louis Rocca， “Social Responses to Unemployment and the ‘New Urban Poor’： Case Study in Shenyang City and Liaoning Province，” China Perspectives，Vol. 27 （2000）， pp. 35-51；唐钧等：《中国城市贫困与反贫困报告》，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洪大用：《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救助》，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Dorothy J. Solinger， “The Dibao Recipients：Mollified Anti-emblem of Urban Modernization，” China Perspectives，No. 4 （2008）， pp. 36-46； Dorothy J. Solinger， “A Question of Confidence： State Legitimacy and the New Urban Poor，” in Peter H. Gries and Stanley Rosen（eds.）， State and Society in 21st Century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Dorothy J. Solinger， “The Phase-out of the Unfit： Keeping the Unworthy out of Work，” in Lisa A. Keister （ed.）， Work and Occupations in China：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Work （forthcoming）。 {8} Paul Rabinow， “Beyond Ethnography： Anthropology as Nominalism，” 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 3， No. 4 （1988）， p. 360. {9}Michel Foucault， “Governmentality，” in Graham Burchell， Colin Gordon and Peter Miller （eds.），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p. 87-104. {10}关于这些研究，仅举如下几例：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8；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0。基于中国历史的奖学金例子引自Li Zhang and Aihwa Ong （eds.）， Privatizing China： Socialism from Afar，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11}James Ferguson， The Anti-Politics Machine： “Development，”Depolitic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Power in Lesotho，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p. 13. {12}取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http：//www.stats.gov.cn。 {13}Martin King Whyte and William L. Parish， 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Andrew G.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Xiaobo Lü and Elizabeth J. Perry （eds.）， Danwei： The Changing Chinese Workplac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M. E. Sharpe， 1997. {14}Linda J. Wong， Marginalization and Social Welfare in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 113. {15}唐均等所著《中国城市贫困与反贫困报告》关于“《通知》”的英文版本，见 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Vol. 36， Nos. 2-3 （2003-2004）， pp. 115-16. {16}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eds.）， Chinese Society：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Routledge： New York， 2nd ed. 2003. {17}2009年1月，100元人民币约合14.60美元。 {18}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主编）：《中国民政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版。 {19}采访日期为2008年2月19日。 {20}Ching Kwan Lee， “The ‘Revenge of History’： Collective Memories and Labor Protests in Northeastern China，” Ethnography， Vol. 1， No. 2 （2000）， pp. 217-237； William Hurst， “Understanding Contentious Collective Action by Chinese Laid-off Workers： the Importance of Regional Political Economy，”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39， No. 2 （2004）， pp. 94-120； Ching Kwan Lee，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William Hurst， The Chinese Worker after Soci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21}Michel Foucault，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New York： Palgrave， 2007， p. 1. {22}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p. 139. {23}Arturo Escobar，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4. {24}取自《哈东低保户统计表》（街道办事处内部资料）。此表中，除了收入的标准是由国家制定的，其余项目均以哈尔滨地方官员修订的内容为基础。 {25}哈尔滨市政府2007年7月11日第161号文件《关于城镇居民最低生活标准计划的方案》。 {26}Dorothy J. Solinger， “The Dibao Recipients： Mollified Anti-emblem of Urban Modernization，” China Perspectives， No. 4 （2008），p. 44. {27}有关哈尔滨的具体事例，参见哈尔滨市民政局官网，http：//www.hrbmzj.gov.cn。 {28}同注{21}，第140 ～ 145页。 {29}唐钧等：《中国城市贫困与反贫困报告》，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 {30}关信平：《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Shi Li， “Urban Poverty Research in China： Poverty Lines and Methodology，” World Economy & China， Vol. 4 （2000）， pp. 50-58；Aiguo Lu and Manuel F. Montes， Poverty，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Well-being in Asia during the Transi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2；唐钧等：《中国城市贫困与反贫困报告》，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31}采访时间为2007年7月18日。 {32}假定收入是基于假定尚在工作年龄内的人，在拥有一份全职工作时所能获得收入的标准。尽管假定收入遭到了学者们的批评，被认为是与中央政府用于实际收入计算要求相悖的计算方式，但大多数的地方政府却一直使用这种收入计算方式用以评定受保资格。洪大用所著的《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救助》一书第123页中提到，2007年7月哈尔滨市的假定收入为人民币439元。 {33}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Capitalism & Schizophreni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34}社区以及它的前身居民委员会被政府部门归为自治基层实体。虽然在原文中，作者将社区干部归为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社区事实上已成为了真正的最底层的国家机构。尽管政府官员和学者都越来越关注社区的自治能力，但执行国家政策仍是社区的首要职责。 {35}史卫民：《社区建设的规范性文件》，载白钢（主编）：《城市基层权力重组：社区建设探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6年版，第109页。 {36}2004年3月15日哈尔滨市民政局第29号文件《个体工商户或流动工作者收入标准》。 {37}此处对话表明了当地机关在管理居民贫困问题方面，经常徘徊于“人民”和“人口”的边缘。 {38}Stanley Rosen， 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2； Jonathan Unger，Education under Mao： Class and Competition in Canton Schools， 1960-198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39}Elizabeth J. Perry and Xun Li，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7， p. 64. {40}Ching Kwan Lee， “The ‘Revenge of History’： Collective Memories and Labor Protests in Northeastern China，” Ethnography， Vol. 1， No. 2 （2000）， p. 228. {41}John E. Dixon， The Chinese Welfare System， 1949-1979， New York：Praeger， 1981， p. 12. {42}毛泽东： 《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1948年4月8日），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http：//www.marxists.org。 {43}索林格也在他的A Question of Confidence一书中提及过类似的内容，他指出个人是如何被假定在其工作年龄内拥有一份固定的工作。 {44}洪大用：《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救助》，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4 ～ 78页。  

今天，为纪念先父逝世20周年，素书楼举行这个研讨会，邀请我参加，并要我在开幕会上发言，我非常感谢，也非常惭愧。对先父的学术，我了解很少，更谈不上研究。只能说一些平时常在念中的粗浅想法。怎样看待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关注、讨论的大问题。特别在大陆，还经历了十年"文革"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破坏。经过这些，特别感受到先父在《国史大纲》全书最前面《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那段话的意义。他在那里面提出，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我觉得，这段话可以说反映了他全部学术的精神，也反映了他一生的活动。对中华文化的温情和敬意，是贯穿在他全部学术中的核心精神；他一生的活动，都是为了唤起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温情和敬意。怎样看待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时代的课题。尽管时间已经过去70多年，情况有了很大变化。文化上看，过去一个时期批判、否定中华文化的思潮占主导地位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现在肯定、弘扬中华文化的思想成为主流；经济上看，我们有了30年的快速发展，物质方面有了很多的改进。然而，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抱有温情和敬意的问题，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在肯定了弘扬中华文化的大方向的同时，仍有不少人对此满怀疑虑，对中华文化抱着鄙弃的态度；在经济得到一定发展的同时，又看到精英阶层中出现了移民潮等等。当时他讲道，如果国民的多数不能对自身的历史文化抱有温情和敬意的话，那么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此种改进，只能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是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而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展。现在我们在经济上有了一定的发展，回头再来看，更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岂不正是显示出了经济发展而文化萎缩以至趋于消灭的危险吗？这些现象的出现，应该说都与前一阶段否定传统文化，导致国民普遍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缺乏了解，更缺乏应有的温情和敬意有关。如何帮助人们建立起这种温情和敬意，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而又迫切的问题。从传承中华文化的目的出发，先父注重向社会大众普及中华传统文化的知识和精神；他毕生的著述，有相当一部分是对学生和社会民众的讲话。他曾说，在文化中不能没有读书做学问的人，然而若谈文化问题，连不读书人的一般生活趋向都须顾及；中国古人亦曾注意到这个问题，注意到不读书不做学问人如何做人和生活的问题。"今日谈文化问题，自亦该注意到此，不该以专家学者自限"(《中国学术通义·我对于中国文化的展望》)。近代以来，受西方学术体制和思想的影响，在国学的研究中发展了专业化、职业化的倾向。现在我们都在谈迎接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包括中华文化的复兴。此刻来重温这段话，注意不以专家学者自限，关注不读书不做学问人如何做人和生活的问题，是很有意义的。我个人缺乏学习和研究，不敢奢谈先父学术，以上所说只是读他书的一点感受。说这些，也是表达自己的心迹，要继承先父遗志，学习先父精神，为中华文化的复兴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钱逊编后：此文系作者于2010年10月22日在台北素书楼举行的纪念国学大师钱穆先生逝世20年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题目为编者所加。

目录

李白年表

对阿多诺来说，晚期是与超越了可以接受和常规之物而依然存留下来有关的理念；此外，晚期还包括这一理念：人们确实不可能完全超越晚期，不可能使自己脱离晚期，而只可能深化晚期。不存在任何超越性或统一性。在其《新音乐的哲学》一书中，阿多诺认为，勋伯格在实质上延续了晚期贝多芬的不可协调性、否定性和固定性。当然，晚期在其中也保留了一个人生命的晚期阶段。 于是出现了两个问题。贝多芬的晚期风格在阿多诺的整个著述中使其非常着迷的原因在于，贝多芬固定的和具有社会抵抗性的最后作品，以一种完全悖论性的方式，处在我们时代的现代音乐的新奇之处的核心。在贝多芬中期的歌剧《菲岱里奥》——典型的中期作品——里，人性的理念极为明显，而伴随它的则是一种更好的世界的理念。相似地，对黑格尔来说，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凭借辩证法，凭借对立面的和解这种宏大的综合，最终是可以和解的。晚期风格的贝多芬是不可协调性分离了，在这么做之时，“音乐从某种有意义之物越来越变成了某种晦涩之物——甚至对它本身来说也是这样”（阿多诺：《新音乐的哲学》）。因而，晚期风格的贝多芬控制着音乐对新的资产阶级秩序的拒绝，并且预示了勋伯格完全本真和新奇的艺术，那些“超前的音乐无所傍依，只坚持它自身的成规，不向它所识破了的自诩的博爱精神让步……在现存的境况之下，（音乐）被局限于明确的否定性”（阿多诺：《新音乐的哲学》）。其次，晚期风格的贝多芬远不是一种单纯的古怪的和不相干的现象，而是无情地异化和晦涩，变成了原型般的现代美学形式，由于与资产阶级社会疏离并拒绝它，乃至于宁静的死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获得了一种更大的意义和反抗性。 晚期的概念，以及在那些惊人地大胆和阴郁地反思一位正在变老的艺术家之地位时伴随它的东西，以如此众多的方式，对阿多诺来说似乎要成为美学的根本方面，并且要成为他自己作为批判理论家和哲学家的著作的根本方面。我对阿多诺的理解，并就他对音乐核心问题进行反思的理解，都把他看成是为马克思主义注射进了一种极为强有力的疫苗，以至于几乎彻底消解了它的煽动性的力量。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概念和顶点概念，在阿多诺严厉否定性的嘲弄之下不仅崩溃了，而且使人想起运动的一切东西也都崩溃了。就其面临的死亡和衰老而言，就其本身充满希望的开始岁月而言，阿多诺把晚期贝多芬的模式用来维系晚期形式中的终结，但仅仅是为了晚期本身，为了它自身的缘故，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东西做准备或者把它抹去。晚期最终是存在，是充分的意识，是充满着记忆，而且也是对现存的真正的（甚至超常的）意识。像贝多芬一样，阿多诺因而成立一个晚期形象本身，成了一个最终的、令人震惊的、甚至灾难性的对现存的批评者。 [美]爱德华•W. 萨义德（Edward W. Said，1935-2003）：《论晚期风格：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阎嘉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1-13页。     在哲学上，如果没有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所提供的宏伟灯塔，阿多诺就是匪夷所思的。但如果没有他对早期著作的必胜信念和暗含的超越性的拒绝，那么他也是匪夷所思的。对卢卡奇来说，如果说在小说和无产阶级意识这类重新书写的史诗的叙事形式中可以极大地看出、体现和达到主客体关系及其矛盾对立、碎裂与丧失、有关现代性的讽刺性的透视法学说的话，那么，对阿多诺来说——他在一篇反对卢卡奇的著名文章里曾经说到过——特别的选择就是一种在强迫之下的虚假和解。现代性是一种堕落的、尚未得到救赎的现实，而新音乐几乎就是阿多诺自己的哲学实践，它所承担的任务就是要成为对于那种现实的不停的、示范性的提示。 [……]阿多诺描述了勋伯格的十二音技法，使用的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出自卢卡奇有关主体与客体对峙的戏剧的术语，但每一次都有进行综合的机会，而阿多诺却让勋伯格将其拒绝了。我们所看见的是阿多诺建构了一个惊人的退化序列，一个最后阶段的程序，他借以是自己的道路沿着卢卡奇所走过的路线向后穿行；由卢卡奇自愿提供的、使他自己脱离现代绝望的泥沼、经过艰苦设计出来的所有解决办法，正像阿多诺对勋伯格真正关注的东西的说明一样，都是被艰苦拆解和放弃了的无用之物。阿多诺的言辞把焦点集中在新音乐对于商业领域的无条件拒绝之上，从艺术之下截取出社会原因。就与修辞音符、幻想、调和、交流、人本主义和成功作斗争而言，艺术变得难以维系。 同上，第16-17页。     阿多诺是从长期体验的观点而不是革命性的开端来写作的，他所要书写的东西浸淫在文化之中。阿多诺作为一个晚期风格和最后阶段的理论家的立足点，是一种非凡的见识，与卢梭的立足点完全相反。也存在着对财富和特权的推想（的确是设想），我们现在把它称为精英主义，[……]阿多诺的世界是魏玛的世界，现代主义盛期的世界，奢华趣味的世界，一个受到激励的、似乎有点厌腻的业余的世界。 [……]在一个层面上，他那精英主义的偏好，当然起着其阶级背景的作用。但是，在另一个层面上，在他背离了其等级之后，他在其中所喜好的东西就是其悠闲与奢侈的享受；他在《最低限度的道德》中暗示，这使他得以继续通晓那些伟大的作品、伟大的大师和伟大的理念，不是当作专业学科主题，而是作为一个俱乐部的常客所沉湎于其中的实践。然而，这成了阿多诺不可能被任何体系吸纳的另一个原因，哪怕是上流社会的感知体系：他确实藐视可预言性，把自己反叛的、却极为愤世嫉俗的眼光转向了范围之内的一切。 然而，像普鲁斯特一样，阿多诺使自己的整个一生都过得和劳作得接近于西方社会最根本的连续性，哪怕是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家庭，知识分子团体，音乐与音乐会的生活，哲学传统，以及一切学术机构。但是，他始终都倾向于一面，绝不是其中任何一种的完整部分。[……]他的著作像一种对位法的声音，与法西斯主义、资产阶级大众社会和共产主义纠缠在一起，如果没有它们就无法说明，对它们始终都是批判的和嘲讽的。 我认为，因而正确的是，把阿多诺毕生对第三个时期的贝多芬极为密切的关注，看成是小心保持着的对一种批判模式的选择，一种有利于他自己作为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之现状的利益建构活动，而他作为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则处于一种强迫的放逐之中，首先脱离了那个使他成为可能的社会。[……] 阿多诺是一个世俗的人，即法语“尘世”（mondain）意义上的世俗，他是都市的、有教养的和深思熟虑的，令人难以置信地能找到要说的有趣的事情，甚至在说起一个分号或惊叹号那样的事情时也能毫不装腔作势。这些特质——正在变老的、却在精神上敏捷的欧洲文化人的特质——与晚期风格相一致，他绝不习惯于苦行的平静或老练的成熟：没有多少线索可以作参考、作脚注或学究式的援引，但始终都有一种非常自信的和有良好教养的能力，非常胜任地去讨论巴赫以及爱好他的人，讨论社会和社会学。 阿多诺是一个非常晚期的人物，因为他所做的大多数事情都对他自己的时代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对他的读者来说，不存在任何让步、概要、闲聊、有用的路标或便利的简化，也不存在任何安慰或虚假的乐观。在阅读阿多诺时所获得的印象之一在于，他是一架将自身分解成越来越小的部分的兴奋机器。他具有微型图画画家那种对于无情的细节的偏好：他搜索出最后的瑕疵并将其悬挂出来，带着学究式的小小窃笑加以审视。 同上，第18-23页。 Edward W. Said. On Late Style: Music and Literature against the Grain. Random House Inc, 2007.

先把蛋糕做大，还是先解决蛋糕分配，孰先孰后？在理论上，当然可以说是辩证关系。光顾着分蛋糕，都不去做，最后的结果是大家都吃不上蛋糕；反过来，不解决分配的问题，也就没人愿意继续做蛋糕了，结果也一样是大家都没蛋糕吃。但在操作上，毕竟有哪个优先的问题。 "效率优先"的改革进行了三十年之后，这个问题再次浮上水面。 历史地看，这不是个新问题，由来已久。翻开史书看看就不难看出，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王朝周期律背后是人地矛盾，而人地矛盾实质上就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每个王朝都建立在长期或大规模战乱的基础上，所以立国之初最重要的问题往往不是要解决公平问题，而是要先解决效率问题，即吸取前朝的亡国之鉴，调整政策，恢复秩序，发展生产。而经过一段时间的和平和恢复之后，人口就会大量增加，而土地也逐步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公平问题凸显，遂引发农民起义，推翻既有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彻底重新洗牌，历史进入新一轮循环。所以，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基本诉求都是公平。 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不仅是为了挽救民族生存危机，公平也始终是题中应有之义。从太平天国未来得及付诸施行的《天朝田亩制度》到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主张，再到五四运动中出现的"劳工神圣"口号，到井冈山上的官兵平等实践，到延安的减租减息，到1949年之后的社会主义实践，分配上的公平与政治上的平等是始终贯穿的主线。可以说，没有对公平和平等的追求，也就没有中国革命。 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将效率置于优先地位，建立在一个前提上，即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实际上是公平优先，而忽视了效率。今天的人们大概都还知道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磨洋工"等说法实际上就是对前三十年的批判的通俗化。但这种批判实际上未必能站得住脚。 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良好基础设施、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基础教育普及、"两弹一星"等高精尖技术研发能力的生成等等成就，如果说还不能证明那个时代的效率，那就只能说是衡量效率高下的标准有问题。更何况，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工人、农民等最基层的劳动者的记忆里，即使是集体劳动，磨洋工的现象也是少见的，至少不会比今日私有企业里更多，效率并不低。 因此，从历史经验看，解决不好分蛋糕的问题，做蛋糕也谈不上。 按照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设想，改革开放要在效率优先的口号之下，"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动后富，最终目标仍然是共同富裕。邓小平还曾颇富先见之明地指出，如果改革开放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那就是走到邪路上去了。这话是说得很严重的，就是说，严重的贫富分化不仅不是社会主义，而且是"邪路"。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差距、区域发展水平差距、贫富差距均不断扩大。更为严重的是，实际上是让弱势群体承担了改革开放的代价。主要的是农民、工人和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农民以土地为自身提供社会保障，为经济增长提供廉价劳动力；上亿工人在国企改革过程中下岗失业，承受了改革的"阵痛"；欠发达地区以污染自己的环境、破坏自己的生态为代价，为沿海地区的发展提供廉价的能源、资源。可以说，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 不健忘的人应当都还记得，2000年前后，社会矛盾曾经激化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农民和下岗工人的反抗活动频频爆发。 因此，自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先后取消农业税和重建社会福利保障体系，20多年没有提高的工人工资也在2005年之后开始稳步提升，对中西部地区的生态补偿和恢复也得到国家的高度关注，社会矛盾才逐步缓和下来。即使如此，也仍然发生了富士康十三连跳、南海本田汽车工人"停工"这样严重的事件，2008年发生在西藏的"3•14事件"和2009年发生在新疆的"7•5事件"背后也有发展不平衡的原因。 近十年来的发展仍然存在的严重问题是，城市内部的贫富分化逐步扩大，房地产尤其成为"剥夺"中产阶级的利器。十年来，大中型城市的房价成倍增长，增幅和增速都远远超过了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速，致使房价成为城市里最受关注的话题，也成为政府高度关切的重大政治问题。中央又在2010年提出并实施保障房建设计划，为城市低收入群体提供保障性住房，以缓解社会矛盾。 在此背景下，重提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利用多种手段缩小贫富差距，这可以说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从这个角度说，无论"重庆模式"存在多大争议，至少在为城市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多福利、缩小贫富差距同时又能保证经济高速增长的方面探索出了一条值得借鉴的道路。 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虽然经济增长取得的成绩不俗，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已遇到了许多问题，可以说是全国最需要产业升级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地区。 20多年前，深圳的工人工资是800多元，20多年后仍然是这么多，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几千万外来务工人员在广东工作，除了维持劳动力再生产，基本生活几乎没有多少改变，能在广东当地取得平等的福利保障待遇的人寥寥无几；东莞出现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女孩子不敢晚上上街，成为全国灰色产业最发达的城市；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治理问题三十年来没有探索出一条可行之路，使农民工第二代成为"飞车党"、"砍手党"等等。这就是30年来广东只顾埋头做蛋糕、不管分蛋糕的恶果。 随着广东原有的竞争优势的逐步消失和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大幅提高，广东如果仍然坚持原有思路，不在产业转移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方面争取主动，不在探索社会管理方式创新上下功夫，就很可能在下一轮的改革和发展中落后于其他地区，而且会出现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富士康十三连跳、南海本田工人停工就是警钟。 为了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中央近年提出了收入倍增计划，各地也纷纷调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加上《劳动合同法》实施的影响，城乡居民收入近年来已经开始稳步提升，技术工人的收入甚至已经超过刚毕业的大学生。实践已经证明，适当提高工人薪酬不仅是应当的，而且也是可行的。 但近几年来也一直有人反对提高工人工资，认为目前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把蛋糕做大，还不能考虑分蛋糕的问题，尤其是不能提高工人工资和最低工资标准。这些人还做忧心忡忡状声称，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中国的比较优势也就是劳动力廉价的优势不再存在，从而迫使投资转向劳动力价格更低的区域，如东南亚等地。这种说法不能成立。 首先，中国的比较优势绝对不仅仅是劳动力价格低廉，更重要的是相对完整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体系和普及教育所带来的较高的劳动力质量，即使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增加，其它优势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会更加突出，更加有利于投资。其次，对中国应当有一个基本判断，即中国今天最缺乏的已经不是投资，而是国内市场的消费需求始终不足，出口依赖度过高，而提高劳动力水平正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再次，虽然近年来劳动力成本有比较明显的增加，但并没有出现大量失业的现象，反而频频出现劳动力不足的情况，用工企业在每年春节后为了招工要想尽办法。 总体而言，无论是客观条件，还是主观愿望，应当说今天的中国都已经到了必须解决更好地分配蛋糕的问题才能持续地把蛋糕做大的时候，仍然株守那种先把蛋糕做大的思路未免为资本考虑太多，为人考虑得太少了些。

美国对运河的渴望来自其对太平洋的渴望。1852年，马修·佩里带领的舰船从大西洋沿岸的弗吉尼亚出发，打开了日本的大门。这是羽翼尚未丰满的新兴帝国的策略：不染指列强争夺最为炽热的大西洋以及非洲，以推行“门户开放”夺取对远东的控制权。然而，直到20世纪初，美国仍只是一支大西洋力量：其主要工业、经济中心、港口和主要军事力量都分布在大西洋沿岸。如何完成从大西洋国家到大西洋－太平洋两洋国家的转变？答案即是：巴拿马运河。

布尔加科夫一九三○年三月二十八日，贫困潦倒的布尔加科夫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莫斯科艺术剧院一个助理导演的职位，"如果不能任命我为助理导演......"他说，"请求当个在编的普通配角演员；如果当普通配角也不行，我就请求当个管剧务的工人；如果连工人也不能当，那就请求苏联政府以它认为必要的任何方式尽快处置我，只要处置就行......"作为一位作品被禁的大师，布尔加科夫在骄傲与克服饥饿之间显得困难重重，最终他两者都选择了，他在"请求"的后面没有丝毫的乞讨，当他请求做一个管剧务的工人时，依然骄傲地说："只要处置就行。"同年四月十八日，斯大林拨通了布尔加科夫家的电话，与布尔加科夫进行了简短的交谈，然后布尔加科夫成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一名助理导演。他重新开始写作《大师和玛格丽特》，一部在那个时代不可能获得发表的作品。布尔加科夫深知这一点，因此他的写作就更为突出地表达了内心的需要，也就是说他的写作失去了实际的意义，与发表、收入、名誉等等毫无关系，写作成为了纯粹的自我表达，成为了市尔加科夫对自己的纪念。这位来自基辅的神学教授的儿子，自幼腼腆、斯文、安静，他认为："作家不论遇到多大困难都应该坚贞不屈......如果使文学去适应把个人生活安排得更为舒适、更富有的需要，这样的文学便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勾当了。"他说到做到。无论是来自政治的斯大林的意见，还是来自艺术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压力，都不能使他改变自己的主张，于是他生活贫困，朋友疏远，人格遭受侮辱，然而布尔加科夫"微笑着接受厄运的挑战"，就像一首牙买加民歌里的奴隶的歌唱："你们有权利，我们有道德。"在这种情况下，布尔加科夫的写作只能是内心独白，于是在愤怒、仇恨和绝望之后，他突然幸福地回到了写作，就像疾病使普鲁斯特回到写作，孤独使卡夫卡回到写作那样，厄运将布尔加科夫与荣誉、富贵分开了，同时又将真正的写作赋于了他，给了他另一种欢乐，也给了他另一种痛苦。回到了写作的布尔加科夫，没有了出版，没有了读者，没有了评论，与此同时他也没有了虚荣，没有了毫无意义的期待。他获得了宁静，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写作。他用不着去和自己的盛名斗争；用不着一方面和报纸、杂志夸夸其谈，另一方面独自一人时又要反省自己的言行。最重要的是，他不需要迫使自己从世俗的荣耀里脱身而出，从而使自己回到写作，因为他没有机会离开写作了，他将自己的人生掌握在叙述的虚构里，他已经消失在自己的写作之中，而且无影无踪，就像博尔赫斯写到佩德罗-达米安生命消失时的比喻："仿佛水消失在水中"。在生命的最后十二年里，布尔加科夫失去一切之后，《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写作又使他得到了一切；他虚构了撒旦对莫斯科的访问，也虚构了自己；或者说他将自己的生活进行了重新的安排，他扩张了想象，缩小了现实。因此在最后的十二年里，很难说布尔加科夫是贫困的？还是富有的？是软弱的？还是强大的？是走投无路？还是左右逢源？大师和玛格丽特在这部作品中，有两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就是大师和玛格丽特，他们第一次的出现，是在书的封面上，可是以书名的身份出现了一次以后，他们的第二次出现却被叙述一再推迟，直到二八四页，大师才悄然而来，紧接着在三一四页的时候，美丽的玛格丽特也接踵而至了。在这部五八○页的作品里，大师和玛格丽特真正的出现正是在叙述最为舒展的部分，也就是一部作品中间的部分。这时候，读者已经忘记了书名，忘记了曾经在书的封面上看到过他们的名字。在此之前，化名沃兰德的撒旦以叙述里最为有力的声音，改变了莫斯科的现实。虽然撒旦的声音极其低沉，低到泥土之下，但是它建立了叙述的基础，然后就像是地震一样，在其之上，我们看到了莫斯科如何紧张了起来，并且惊恐不安。显然，布尔加科夫的天才得到了魔鬼的帮助，他饱尝痛苦和耻辱的内心，使他在有生之年就远离了人世，当他发现自己讨厌的不是几个人，而是所有的人时，他的内心逐渐地成为了传说，在传说中与撒旦相遇，然后和撒旦重叠。因此可以这样说，《大师和玛格丽特》里的撒旦，就是布尔加科夫自己，而大师--这个试图重写本丢·彼拉多的历史的作家，则是布尔加科夫留在现实里的残缺不全的影子。从钱诚先生的汉语翻译来看，《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叙述具备了十九世纪式的耐心，尤其是开始的几章，牧首湖畔的冗长的交谈，本丢·彼拉多对耶稣的审训，然后又回到牧首湖畔的谈话，五十一页过去了，布尔加科夫才让那位诗人疯跑起来，当诗人无家汉开始其丧失理智的疯狂奔跑，布尔加科夫叙述的速度也跑动起来了，一直到二八三页，也就是大师出现之前，布尔加科夫让笔下的人物像是传递接力棒似的，把叙述中的不安和恐惧迅速弥漫开去。我们读到的篇章越来越辉煌，叙述逐渐地成为了集会，莫斯科众多的声音一个接着一个地汇入红场。在魔鬼的游戏的上面，所有的人都在惊慌失措的摇晃，而且都是不由自主。所发生的一切事都丧失了现实的原则，人们目瞪口呆、浑身发抖、莫名其妙和心惊胆战。就这样，当所有的不安、所有的恐惧、所有的虚张声势都聚集起来时，也就是说当叙述开始显示出无边无际的前景时，叙述断了。这时候大师和玛格丽特的爱情开始了，强劲有力的叙述一瞬间就转换成柔情似水，中间没有任何过渡，就是片刻的沉默也没有，仿佛是突然伸过来一双纤细的手，"咔嚓"一声扭断了一根铁管。这时候二八三页过去了，这往往是一部作品找到方向的时候，最起码也是方向逐渐清晰起来的时候，因此在这样的时候再让两个崭新的人物出现，叙述的危险也随之诞生，因为这时候读者开始了解叙述中的人物了，叙述中的各种关系也正是在这时候得到全部的呈现。叙述在经历了此刻的复杂以后，接下去应该是逐渐单纯地走向结尾。所以，作家往往只有出于无奈，才会在这时候让新的人物出来，作家这样做是因为新的人物能够带来新的情节和新的细节，将它们带入停滞不前的叙述中，从而推动叙述。在这里，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出现显然不是出于布尔加科夫的无奈，他们虽然带来了新的情节和新的细节，但是他们不是推动，而是改变了叙述的方向。这样一来，就注定了这部作品在叙述上的多层选择，也就是说它不是一部结构严密的作品。事实也正是如此，人们在这部作品中读到的是一段又一段光彩夺目的篇章，而章节之间的必要连接却显得并不重要了，有时候甚至没有连接，直接就是中断。布尔加科夫在丰富的欲望和叙述的控制之间，作出了明智的选择，他要表达的事物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叙述的完美必然会破坏事实的丰富，他干脆放任自己的叙述，让自己的想象和感受尽情发挥，直到淋漓尽致之时，他才会做出结构上的考虑。这时候大师和玛格丽特的重要性显示出来了，正是他们的爱情，虚幻的和抽象的爱情使《大师和玛格丽特》有了结构，同时也正是这爱情篇章的简短，这样也就一目了然，使结构在叙述中浮现了出来，让叙述在快速奔跑的时候有了回首一望，这回首一望恰到好处地拉住了快要迷途不返的叙述。《大师和玛格丽特》似乎证明了这样的一种叙述，在一部五百页以上的长篇小说里，结构不应该是清晰可见的，它应该是时隐时现；它应该在叙述者训练有素的内心里，而不应该在急功近利的笔尖。只有这样，长篇小说里跌宕的幅度辽阔的叙述才不会受到伤害。大师和玛格丽特，这是两个雕像般的人物，他们具有不可思议的完美，布尔加科夫让他们来自现实，又不给予他们现实的性格。与柏辽兹、斯乔帕、瓦列奴哈和里姆斯基他们相比，大师和玛格丽特实在不像是莫斯科的居民。这并不是指他们身上没有莫斯科平庸和虚伪的时尚，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内心里我们读不到莫斯科的现实，而且他们的完美使他们更像是传说中的人物，让人们觉得他们和书中的撒旦、耶稣还有本丢·彼拉多一样古老，甚至还没有撒旦和耶稣身上的某些现实性，而大师笔下的犹太总督本丢·彼拉多，倒是和今天的政治家十分相近。布尔加科夫在描叙这两个人物时，显然是放弃了他们应该具有的现实性！因为在《大师和玛格丽特》里，我们已经读到了足够多的现实。在柏辽兹、里姆斯基这些莫斯科的平庸之辈那里，布尔加科夫已经显示出了其洞察现实的天才，可以说是我们要什么，布尔加科夫就给了我们什么。就是在撒旦，在耶稣，在本丢·彼拉多那里，我们也读到了来自人间的沉思默想，来自人间的对死亡的恐惧和来自人间的如何让阴谋得以实现。在长达十二年的写作里，布尔加科夫有足够多的时间来斟酌大师和玛格丽特，他不会因为疏忽而将他们写得像抒情诗那样与现实十分遥远。当然，他们也和现实格格不入。布尔加科夫之所以这样，就是要得到叙述上的不和谐，让大师和玛格丽特在整个叙述中突出起来，然后，正像前面所说的那样，使结构在叙述中得到浮现。在《大师和玛格丽特》里，作为一个作家，大师与现实之间唯一的联系，就是他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自由，这一点和布尔加科夫的现实境况完全一致，这也是布尔加科夫自身的现实与作品之间的唯一联系。这样的联系十分脆弱，正是因为其脆弱，大师这个人物在布尔加科夫的笔下才如此虚幻。在这里，布尔加科夫对自己的理解产生了虚幻，或者说他宁愿虚幻地去理解自己。现实的压制使他完全退回到了自己的内心，接着又使他重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他将自己的命运推入到想象之中。于是出现了玛格丽特，这个美丽超凡的女子，与大师一样，她也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之中。两个同样的人在莫斯科的某一个街角邂逅时，都是一眼就看出了对方的内心，爱情就这样开始了。玛格丽特的出现，不仅使大师的内心获得了宁静，也使布尔加科夫得到了无与伦比的安慰。这个虚幻的女子与其说是为了大师而来，还不如说是布尔加科夫为自己创造的。大师只是布尔加科夫在虚构世界里的一个代表：当布尔加科夫思想时，他成为了语言；当布尔加科夫说话时，他成为了声音；当布尔加科夫抚摸时，他成为了手。因此可以这样说，玛格丽特是布尔加科夫在另一条人生道路上的全部的幸福，也是布尔加科夫在现实与写作之间的唯一模糊之区。只有这样，布尔加科夫才能完好无损地保护住了自己的信念，就像人们常说的这是爱情的力量，并且将这样的信念继续下去，就是在自己生命结束以后，仍然让它向前延伸，因为他的另一条人生道路没有止境。所以当大师的完美因为抽象而显得苍白时，玛格丽特的完美则是楚楚动人。对布尔加科夫来说，《大师和玛格丽特》中的大师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结构的需要，玛格丽特就不仅仅是结构的需要了，她柔软的双肩同时还要挑起布尔加科夫内心沉重的爱情。于是她不可逃避地变得极其忧郁，她的忧郁正是大师--其实是布尔加科夫--给予的，是大师在镜中映出的另一个人的现实造成的。玛格丽特被撒旦选中，出来担当魔鬼晚会的女主人，这位一夜皇后在布尔加科夫笔下光彩照人。虽然在这辉煌的篇章里，有关玛格丽特最多的描绘是她的视线，让她的视线去勾勒晚会的全部，也就是说在这个篇章里主要出现的都是别人，玛格丽特出现的只是眼睛，然而这正是人们常说的烘云托月，布尔加科夫向我们证明了烘云托月是最能让女人美丽，而且也是女人最为乐意的。不久之后，玛格丽特开始在天空飞翔了，这又是一段美丽无比的描叙，让玛格丽特的身体在夜空的风中舒展开来，虚幻之后的美已经无法表达，只有几声叹息来滥竽充数。飞翔的最后是看到了一条月光铺成的道路，这条道路来自于遥远的月亮，在月光路上，玛格丽特看到本丢·彼拉多拼命地追赶着耶稣，大声喊叫着告诉耶稣：杀害他的不是本丢·彼拉多。作家就是这样，穷尽一生的写作，总会有那么一、两次出于某些隐秘的原因，将某一个叙述中的人物永远留给自己。这既是对自己的纪念，也是对自己的奖励。布尔加科夫同样如此，玛格丽特看上去是属于《大师和玛格丽特》的，是属于所有阅读者的，其实她只属于布尔加科夫。她是布尔加科夫内心的所有爱人，是布尔加科夫对美的所有的感受，也是布尔加科夫漫长的人生中的所有力量。在玛格丽特这里，布尔加科夫的内心得到了所有的美和所有的爱，同时也得到了所有的保护。玛格丽特在天空的飞翔曾经中断过一次，就是为了大师，也就是布尔加科夫，她在莫斯科的上空看到了伤害大师的批评家拉铜斯基的住所，于是她毅然中断了美丽的飞翔，降落到了拉铜斯基的家中，将所有的仇恨都发泄了出来。事实上她的仇恨正是布尔加科夫的仇恨，而她的发泄又正是布尔加科夫内心深处对自己的保护。有时候道理就是这样简单。幽默与现实可以说，《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写作，是布尔加科夫在生命最后岁月里最为真实的生活，这位几乎是与世隔绝的作家，就是通过写作，不停的写作使自己与现实之间继续着藕断丝连的联系。在卡夫卡之后，布尔加科夫成为二十世纪又一位现实的敌人，不同的是卡夫卡对现实的仇恨源自于自己的内心，而布尔加科夫则有切肤之痛，并且伤痕累累。因此，当他开始发出一生中最后的声音时，《大师和玛格丽特》就成为了道路，把他带到了现实面前，让他的遗嘱得到了发言的机会。这时候对布尔加科夫来说，与现实建立起什么样的关系就显得极其重要了，显然他绝不会和现实妥协，可是和现实剑拔弩张又会使他的声音失去力量，他的声音很可能会成为一堆谩骂，一堆哭叫。他两者都放弃了，他做出的选择是一个优秀作家应有的选择，最后他与现实建立了幽默的关系。他让魔鬼访问莫斯科，作品一开始他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那就是他要讲述的不是一个斤斤计较的故事，他要告诉我们的不是个人的恩怨，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这样的现实不是人们所认为的实在的现实，而是事实、想象、荒诞的现实，是过去、现在、将来的现实，是应有尽有的现实。同时他也表明了自己的内心在仇恨之后已经获得了宁静。所以，他把撒旦请来了。撒旦在作品中经常沉思默想，这样的品格正是布尔加科夫历尽艰难之后的安详。因此，布尔加科夫对幽默的选择不是出于修辞的需要，不是叙述中机智的讽刺和人物俏皮的发言。在这里，幽默成为了结构，成为了叙述中控制得恰如其分的态度，也就是说幽默使布尔加科夫找到了与世界打交道的最好方式。正是这样的方式，使布尔加科夫在其最后的写作里，没有被自己的仇恨淹没，也没有被贫穷拖垮，更没有被现实欺骗。同时，他的想象力，他的洞察力，他写作的激情开始茁壮成长了。就这样，在那最后的十二年里，布尔加科夫解放了《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叙述，也解放了自己越来越阴暗的内心。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日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研究《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国家。日本学界的研究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39～1965年的“《资本论》形成史中的《大纲》研究”，第二个时期是1966～1974年的“资本原始积累理论中的《大纲》研究”，第三个时期是1975年以后至今的“世界视野中的《大纲》研究”。从整体上看，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大纲》研究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

这是一篇特别的文章，并非通常发表的那种。我以为无法用任何一门西语在三千字以内写出概述西方艺术理论主要潮流的文章。一本叫做《简明艺术史导论》（Very Short Introduction to Art History）的书有三万字，还有一些艺术术语词典。在英语世界里，人们使用《艺术史关键词》（Critical Terms For Art History），即便它没有收录任何亚洲艺术批评的词条而受到日本学者Shigemi Inaga的批评。[2]学生们可以查阅几本词典，它们提供一些专有名词的释义，诸如符号学、精神分析批评和性别研究等，但并不是艺术史意义上的。[3]现如今没有这样一篇文章面世，其基本原因或许是，没有人会信任任何一个单独作者所写的东西。所以如果本文不够准确，请读者谅解。但我希望它至少有所帮助。     在这篇文章早一点的版本里，我把20以及21世纪的艺术理论分成8个运动。此次我选择了17个标题。我本无意写成名单的形式，但是事实上西方艺术理论像一棵树一样生长着：它有许多分支，所有的分支都延伸至当下。 因此以名单来介绍是一个好办法。除了前两个标题，15个标题并没有按照年代顺序排列，因为人们还在以不同的方式运用它们。     1. 现代主义：始于不同的欧洲国家而面貌各异。例如在英格兰，现代主义始于罗杰·弗莱、克莱夫·贝尔，以及围绕着弗吉妮亚·伍尔夫的圈子。在法国始于阿波利奈尔、雅克·里维特，以及其他了解立体派及达达派艺术家的作者。[4]现代主义不是艺术史上的一个理论，而是影响了盛期现代主义批评的一套概念。我列在这里，是因为它是盛期现代主义批评的背景，仍被艺术史沿用。[5]     2. 盛期现代主义批评：在西欧和北美艺术理论界，它与克莱门特·格林伯格有关，也经常与哈洛德·罗森伯格、托马斯·海斯及其他秉持格林伯格形式主义的批评家联系在一起。迈克尔·弗雷德在许多方面扩展了格林伯格的工作，尽管他更多地是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同时运用不同的后结构主义模式。（他的《库尔贝的现实主义》[Courbet's Realism]与《写实主义、写作及畸形》[Realism, Writing, and Disfiguration]对精神分析、文学批评及其他后结构主义思潮下了很深的功夫。）盛期现代主义批评家们对艺术作品的视觉效果以及它产生的迅疾而自发的视觉冲击感兴趣；一般来说他们较少着力于政治、性别、身份、社会背景以及许多作为对盛期现代主义的反应而涌现出来的关注。（这些关注在本文剩下的部分列出。）盛期现代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并不总是由盛期现代主义批评家构建出来--是它对清晰的论辩的承诺。弗雷德和格林伯格都善于发表可供争辩的言论，而早期现代主义批评家们却只能提供笼统的描述或暗示。需重点指出的是，格林伯格对世界范围的许多地方很少或没有影响力，包括中南美洲、南欧（西班牙、意大利、希腊），中东、俄罗斯和非洲。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弗雷德与艺术史是脱节的，他与这个学科内的许多潮流都没有关联。[6]     现代主义与盛期现代主义批评是近30年使用的艺术史理论的起点，因为许多理论都可以被理解为对现代主义的回应。然而我在下面率先列出的4种艺术史理论并不直接或专门针对现代主义或盛期现代主义批评。而之后到本文结束的理论按惯例都被理解为对现代主义或盛期现代主义批评的回应。     3. 女性主义（批评）经常被分为三波"浪潮"：第一波女性主义者是指最初那些想争取女性权利（包括投票权）的人。第二波女性主义始于1970年代早期，在艺术史中则包括琳达·诺克林和格丽塞尔达·波洛克。诺克林的文章《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在艺术史上经常被认为是第二波女性主义的起点。这篇文章指出整个社会系统地将女性排除在艺术训练和艺术事业之外；诺克林的文章之后，许多响应把她的抗辩延伸到了艺术史，它们诘问"为什么艺术史课堂里只有极少的女性艺术家"？第三波女性主义运动从1990年代开始，有两个与艺术史相关的趋势：艺术上的实践包括接受并赞颂从前被认为对女性的社会地位有害的女性画像（比如使用时尚摄影的艺术作品)；批评上的实践则包括接受矛盾复杂的关于女性的观念，作为对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中被察觉到的本质化倾向的规避方式。艺术史上第三波女性主义的影响已见于对各种表征（包括色情文学）的评论文章。[7]     4. "批判理论"的含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8]狭义上它表示由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发展而来的理论，它们因旨在人的"解放"而具有"批判性"：亦即，通过使民众对那些控制他们的思想获得更为清醒的觉悟，从而将他们从社会的支配中解放出来。在广义上，"批判理论"指的是那些有意识地引用法兰克福学派的概念并将它们运用到现代艺术中去的艺术史。在这个意义上，批判理论家们强调前卫艺术的持久的重要性；重视复杂大胆又具有野心的艺术作品，重视那些在艺术史中定位自己，因而能对其媒介的过去作出回应，且试图将过去推向未来的艺术作品。相反，批判理论家较少研究那些平凡的、一般的、大众化的、容易理解的或娱乐性的艺术作品。这些评价源自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作者们，但是有时也与他们保持相当的距离，因此批判理论家也关注通常意义上的现代主义以及我列于此的其他学派。     5. 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批评，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不同。大多数北美和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拥有大学教席，政治上并不特别积极。事实上有些人在事业上已经取得了很高的地位，住豪宅，拿丰厚的薪水，这使得美国艺术批评家达夫·海奇声称他要写一本叫做《马克思主义教授们的豪宅》（Fabulous Mansions of Marxist Professors）的书。马克思主义批评是艺术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在英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艺术史中仍被广泛地应用。马克思主义批评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并不热衷于一系列批评家（包括弗洛伊德、尼采、哈贝马斯及其他关注批判理论的人），而从批判理论中分离出来。一个意欲标识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艺术史家往往喜欢指出支撑艺术实践的社会结构，证明包含在艺术作品生产和接受当中的阶级构成，并揭示作品的政治背景如何助产其意义。在这种思维方式下，揭示社会形态表面上的"自然性"，便成了首要的关切，而在这样的作品里遭到驱逐的"幻象"之一，则这是样一个信念：艺术品拥有内在的审美品质。一个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优秀范例是卡尔·魏克迈斯特的《保罗·克利的画家生涯》。他还用德语写过一本书叫做《美学的终结》（1971）。     6. 社会艺术史于1940年代与现代主义一同兴起，但是"社会艺术史"这个概念的表述通常与1960年代开始做研究的一代艺术史家联系起来，特别是T·J·克拉克。社会艺术史有多种样式，而且没有一致的意见表明它们是相互关联的。大体上，一个社会艺术史学者认为艺术作品的社会环境给它提供了一个必要和充分的说明，因此不需要其他的批评标准，尤其是偏好古典艺术史的标准（不只是盛期现代主义，还有较早的艺术史学者如沃尔夫林式的风格分析、形式主义批评与鉴赏）。可以说社会艺术史有三种基本模式：（a）艺术作品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塑造，因此对其时代的政治和社会的研究可以阐明作品的意义；（b）艺术作品影响和塑造了社会环境，因而对追随（follow）作品的社会状况的研究，倒过来可以解释作品的含义；(c)艺术作品影响社会环境同时也受它影响，进而一个艺术史家的工作是致力于艺术、社会与政治之间丰富的交互作用的研究。从宽泛的意义上说，艺术史家研究艺术家的社会网络和政治现实的细节，这样的社会艺术史学或许是所有当代艺术史研究都默认的方法。当然，艺术史的解释无法达到精确的程度，除非艺术史家能够成功地获得对艺术家身处其中的社会的理解。这对于西方学者的中国艺术史研究也同样有效，比如谢柏柯对李华生的研究，或柯律格对文征明的研究。这两本可效仿的书值得像西方学界对西方艺术家的研究那样被翻译成中文。[9]     7. 后结构主义：1960年代与诸如德里达和罗兰·巴特这样的理论家一起兴起于法国。1970和80年代在艺术界散播开来；德里达从1970年代开始艺术方面的写作，还有其他一批法国哲学家及艺术史家。许多法国理论家还在继续从事视觉艺术方面的研究，比如凯瑟琳·马拉葆和海伦·西苏，两位都是德里达的学生。一些最好的代表有让-克劳德·莱贲茨津、路易·马林、让·路易·舍法尔和于伯特·达弥施。书写、声音、物质性以及对历史构架的认识都在这些浸淫于后结构主义思想的艺术史家的普遍关切之内。此外，许多人对德里达解构理论的发展感兴趣。马林对阅读绘画的欲求--好像画是书写形式一般--以及对绘画的"声音"或典故的类似兴趣做出了富有思想性的分析。舍法尔是一位独特的评论家和艺术史学家，他的著作有时充满试验性，以至不符合语法规则，几乎无法卒读：他的目的是要对视觉艺术作品的独特性--不可复制性--做出回应。达弥施就视觉艺术的结构与其材料性质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两者与其艺术史的地位之间的关系，写了一些复杂难懂的评论；他的研究方法融合了对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两方面的解构式批评。马拉葆眼下的兴趣是视觉的科学理论与艺术品的物质属性的整合。既然解构的意图是如此这般--大体上讲，是揭示使其他批评话语看似完整和有说服力的某些内在缺陷与盲点，对后结构主义感兴趣的艺术史家们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团体，这种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8. 符号学艺术史有过几次复兴，但也有几个被弃用的时期。1930年代它首先由布拉格学派创立，1970年代由迈耶·夏皮罗再次提起。第三和第四次符号学的复兴包含了从前两次符号学艺术史中多次被引用的语言学家索绪尔，向美国哲学家皮尔斯的转换。皮尔斯成为1980年代由诺曼·布列逊所领导的，以及2000年代由一批研究行为艺术和录像艺术的史学家所领导的符号学复兴的主要来源。一种普通的符号学在当下持续流行，主要在斯堪的纳维亚诸国、法国和拉丁美洲。但它并不专门针对艺术史，而是一种将所有经验理解为一个符号体系的科学的、系统的尝试。符号学的前两次复兴不是对现代主义或盛期现代主义批评的回应，然而第三和第四次却可以这样去理解。在艺术史中，对符号学的关注源于将艺术品视为一个符号系统，而对符号种类及其关系的阐明则建立起了一种关于艺术品的充分的解读方式。关注皮尔斯的艺术史家倾向于避免那种系统结构的分析，他们倾向于关注符号的易变性，以及它们那种根据观看的语境而改变意义的倾向性。布列逊特别运用皮尔士式符号的假定的易变性，作为追求艺术作品的政治阐释的通道。符号学在英语艺术史中并不纯粹，但在斯堪的纳维亚和法国有把艺术作品视为符号结构的纯粹分析。[10]     9. 反现代主义：我从《1900年以来的艺术》这本书里借用了这个术语，不过我并没有将它用于艺术实践，而是用它来指写那本书的作者的部分写作。罗莎琳·克劳斯、哈尔·福斯特和其他一些以特别方式反对格林伯格的一代人，某种意义上比后结构主义者更加反对现代主义。《十月》杂志和《艺术文本》两份期刊遭到了批评，因为它们似乎不追求原创性思路，相反却专门陈述早已存在于盛期现代主义中的概念的对立面--《十月》和格林伯格仿佛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哈尔·福斯特有部文选叫《反美学》（1980年出版），是一本批评著作。自此许多事情有了改变，但是美学实践（即现代主义与盛期现代主义批评）和反美学实践（包括极简主义、激浪派、反艺术、概念艺术）之间的基本选择，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部分反现代主义的研究对象包括故意胡闹的艺术作品，包含身体功能与感觉，而非视觉的作品（而视觉乃是格林伯格所特许的东西），从达达与超现实主义观念而来的艺术品（此为格林伯格所恶），以及运用摄影、电影和录像的作品（格林伯格不感兴趣的媒介）。[11]     10. 体制批评：它和马塞尔·布鲁泰尔斯、汉斯·哈克、丹尼尔·布伦、拉切尔·怀特里德和安德里亚·法拉斯尔等艺术家联系在一起。在艺术理论领域里，它主要以本雅明·布赫劳的著作，更多的是以包括托马斯·克洛这样致力于政治批评的批评家及史学家的著作为例证。（少有作家会称自己的著作为"体制批评"；那是给艺术实践的命名。）体制批评试图通过分析艺术体制赋予自身以意义：这个观念就是艺术的价值常常，或者主要地被体制构建起来，它在其中被生产、宣传和解释：博物馆（策展人、广告人、讲解员、赞助人、管理者、经纪人委员会），画廊（鉴定家、商人、投机资本家），画展（组织人、艺术明星、广告赞助人），以及大学（学者、管理人、教学委员会、学生）。艺术体制的批评对于某些人来说是一个已经过时的概念，不再有效，但它还没有遭到决定性的批判。（体制批评迥异于乔治·狄冀提出的艺术的惯例论，他可能是阿瑟·丹托之后最有影响的美学家。）     11. 社会学艺术史属于少数人的兴趣，不过已经吸引许多年轻艺术史学者的注意力。它与马克思主义批评和体制批评有关（三者相互重叠），不过社会学艺术史通常都会涉及布尔迪厄，他的主要观点是，艺术的价值是"文化资本"的一种效应，是一种在有教养的公众--包括我在上文中提到的艺术家、收藏家、画廊主人等等中--交易与积累的非金钱性的价值。文化资本可以包括"客观化的"资本，指的是艺术作品，还可以是知识资本--包括艺术作品的实际移位（策展人有权如是做），触摸作品（保管人有权如是做），或是在知识上拥有它们（艺术史家有权如是做）。社会学的艺术史学试图将艺术的意义理解为这类资本的运作的效应。     12. 经济学艺术史同样较少引起注意。有几十个关心艺术的微观经济交易的艺术史家在从事这种研究。例如汉斯·凡·梅格罗泰亚斯研究17世纪在尼德兰制作油画复制品，面向国内和国外销售的"工厂"。同样还有一定数量的人就当代艺术市场进行研究，也有一些对市场价值感兴趣的财经记者在作这方面的研究。     13. 一种更冷僻的艺术理论是利用自然科学来理解艺术。有接近一打艺术史家活动在这个领域且各不相同。约翰·奥涅斯是最突出的；他的书《神经艺术史》（Neuroarthistory）试图将艺术发展理解为一种基于艺术家经验之上的感知神经变化的结果。例如马萨乔的透视画，就可以归因于脑部的心理-神经变化。他童年时来到了矗立着石头建筑物的意大利小镇，那些石头形成了精确的平行水平线的"道路"，以至当年轻的马萨乔眺望街道时，可以看到线条都退向一个消失点。拉迪斯拉夫·凯斯纳尔以更先进的认知科学和神经学来更新贡布里希的理论；巴巴拉·史塔福德已经构建起的理论则认为当代艺术一定程度上是大脑"自动的"（自我运转的）神经功能的产物。其他关注这个领域的人包括沃姆伯格、凡·达姆、艾伦·狄莎那雅克和大卫·弗里德伯格。     14. 述行批评：这是我给这个理论取的名字。它关注两件事：一些视觉艺术，特别是行为艺术的短暂性；艺术家的身体在一些行为艺术中的重要性。述行批评可以被理解为试图通过写作来对某些艺术作出回应，这些艺术既能表达作品临时的、基于时间的短暂性（这是第一要点），也能表达作品主观的、身体的性质（第二要点）。因此，这样的写作不是一种单纯地解释艺术作品或对其作出断言的努力，而是一项实验，以一种临时的、主观的、讽刺的、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表现（performing）那些解释或断言。述行批评受到法国理论与写作中的某些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梅洛-庞蒂。写作中涉及这些观念的作者有艾米莉亚·琼斯、伊丽特·鲁格夫和盖文·巴特；这方面一本有趣的书是《批评之后》（After Criticism）。[12]     15. 关系美学：由尼古拉斯·鲍里德提出，它认为艺术并不是美学或反美学的东西，而是发掘新的关系、交往途径的方法。1990年代受关系美学影响的艺术家在人群与艺术，或艺术与社会之间建立起新的联系，例如通过把艺术画廊的后室（包括咖啡机和档案柜）移至展厅，而把艺术品移至其后室。这些关系本身就是艺术。鲍里德的理论已经在《十月》杂志及其他地方被完整地探讨过，目前他正做着其他项目。但是关系美学仍是当前艺术生产和艺术理论的一种策略。     16. 接受史由伊瑟尔（他以德语称之为"Rezeptionsästhetik"，意即"接受美学"）和姚斯（他发展了"Rezeptionsgeschichte"，即接受史）开创。它也被用于文学批评、考古学和其他领域。接受史致力于研究艺术品的理解方式，这种理解始于艺术家在创作中可能想象得到的第一批虚构的观看者，包括艺术作品所暗示的那种虚构的观看者；还有第一批实际的观看者，第一批评论家及其读者，然后是作品在其后的艺术史当中的接受过程。艺术史研究中的接受史局限在一个较小却颇具影响的艺术史家圈子，包括安妮·霍莉；在其更为笼统的意义上，艺术史总是关心作品的接受的，但在其最初的意义上（包括虚构的、投射的、理想的和实际的观看者），接受史却不是艺术史的中心部分。     17. 自从弗洛伊德写出论莱奥纳多和米开朗琪罗的文章以来，精神分析一直有一个延续不断的传统，但它现今的理论构架更多地归功于拉康，而不是弗洛伊德。运用精神分析模式的艺术理论家，其代表有哈尔·福斯特、米格农·尼克松、乔治·迪迪-于伯曼和米歇尔·莱雅--这个名单可以被轻易地加以扩充，把大多数北美艺术史家和理论家以及许多欧洲的理论家包括进去。精神分析批评可以被列在这份总名单的第一个或者中间任意处，因为精神分析模式如果不为大多数、也为许多美国及欧洲艺术史家所使用。要详细说明他们对精神分析的不同程度的效忠，以及他们所引用过的作者与概念，会大大超过这篇文章的规模。这样说就够了，对于相当比例的艺术史家来说，精神分析，或者也许只是它最基本的一个概念--无意识--位于阐释的最深层面，因而能够解读其他任何理论所无法解读的现象。[13]     在这份短名单里有许多东西都省去了。西方读者看到的话，会注意到我省去了后殖民理论、区域研究、性别理论和酷儿理论。我的排序和描述只是自己的看法：我怀疑有人会同意我写的东西的大部分，或者哪怕是一半。但我希望这份名单能有所帮助，而且，我已经暗示了几乎没有一个西方当代艺术史家不采用这种或那种艺术理论。   注释：[1] 这篇文章是写给沈语冰（Shen Yubing）的。基于2009年7月一个一千字的版本。眼下这个版本2010年1月22日完成于丹麦哥本哈根。 [2] 此批评见于《艺术史是全球性的吗？》（Is Art History Global?）。 [3] 还有关于单个艺术史家的参考书目的资源。一个是www.dictionaryofarthistorians.org，不过它会有一些异见，且参考书目不完整。Grove Art Online (www.oxfordartonline)是世界上最大的艺术百科全书，由超过7600名艺术史学者参与编写。（起初印刷版叫MacMillan Dictionary of Art，然后叫Grove Dictionary of Art，Oxford Dictionary of Art，现在则是Grove Art Online,收了Oxford Art Online上大量的文章在内。）但是它只有一些关于1970年以后艺术的理论文章，如"接受理论"。其他一般的资源有Encyclopedia of Aesthetics和Oxford Companion to Western Art。有关"女性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和像Erwin Panofsky这样的艺术史家的评论在两处都能找到，以及Oxford Art Online上。这三种资源都有"艺术理论"的文章，但指的是评论家撰写的从古希腊至今的理论，且非供艺术史家使用的理论。Grove Art Online 在介绍理论方面特别守旧：它大体上属于一种更陈旧的理解艺术史学科的方式，这种理解方式认为研究独特的理论概念的特别文章是没有必要的。所有这些资源都要付费。免费的在线资源里，最好的是德语维基百科，较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维基百科远为深入和广泛。研究生可以从以下几篇文章中查找搜寻近三十年的艺术理论：Donald Preziosi在《艺术史的艺术》（The Art of Art History: A Critical Anthology）中的介绍性文字，但是麻烦在于Preziosi 有一种基于1980年代解构主义的挑剔看法，而他对艺术史又有不同于多数艺术史家的个人感觉。同时研究生们还可查阅《1900年以来的艺术》（Art Since 1900）一书的导论，分别由四位与后现代主义有联系的主流艺术史家撰写。我想在下文讨论那本书。这四篇导论出名的难读：里面有两篇或三篇实际是写给了解并研究（艺术）理论的人看的，而所有四篇文章都有些偏颇和不全面处。 [4] 这方面一个不错的资源是哈里森编的《艺术理论1900-2000》（Art in Theory, 1900-2000）。 [5] 校译者注：现代主义理论与批评的经典文献，译成中文的有：罗杰·弗莱《视觉与设计》，易英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罗杰·弗莱《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沈语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罗杰·弗莱《弗莱艺术批评文选》，沈语冰译，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年，即将出版；克莱夫·贝尔：《艺术》，薛华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阿波利奈尔：《阿波利奈尔论艺术》，李玉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6] 校译者注：盛期现代主义理论与批评的经典文献，译成中文的有：格林伯格《艺术与文化》，沈语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迈克尔·弗雷德：《艺术与物性》，沈语冰、张晓剑译，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年，即将出版。 [7] 校译者注：女性主义艺术批评的经典文献，译成中文的有：琳达·诺克林《女性，艺术与权力》、《现代生活的英雄：论现实主义》、《视觉的政治：19世纪艺术与社会散论》，均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8] "狭义"的概念引自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里的条目，这是一个相当好的免费在线资源，plato.stanford.edu。"广义的理论"则没有按照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条目给出的意思。 [9] 校译者注：社会艺术史的经典文本，译成中文的有：T·J·克拉克《现代生活的画像：马奈及其追随者笔下的巴黎》、《告别现代性》、《死神的一瞥》，均收入沈语冰主编"艺术理论与批评译丛"，2010-11年，陆续出版。 [10] 校译者注：符号学艺术史的经典文本，译成中文的有诺曼•布列逊《语词与图像：旧王朝时期的法国绘画》，王之光译，浙江摄影出版社，2001年版；诺曼•布列逊《注视被忽视的事物（静物画四论）》，丁宁译，浙江摄影出版社，2000年版；诺曼•布列逊《视觉与绘画：注视的逻辑》，郭杨译，浙江摄影出版社，2004年版；诺曼•布列逊：《传统与欲望：从大卫到德拉克罗瓦》，丁宁译，浙江摄影出版社，2003年版。[11] 校译者注：反现代主义艺术批评代表作家为《1900年以来的艺术》一书所撰写的四篇导论，已全部译成中文，收入沈语冰主编《艺术学经典文献导读书系·美术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即将出版。 [12] 校译者注：述行批评代表性文献，盖文·巴特编《批评之后》，李龙等译，已由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年出版。 [13] 校译者注：精神分析的经典文献，我们已有弗洛伊德、荣格、拉康的译著。但采用精神分析作为艺术批评方法的批评家文献，中译本尚不多。一本值得参考的论文集是格里塞尔达·波洛克编《精神分析与图像》，赵泉泉译，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     詹姆斯·艾尔金斯（作者），芝加哥艺术学院教授     陶铮（译者），浙江大学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所研究生     沈语冰（校者），浙江大学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仅实现了筹资的市场化而医疗服务价格的市场化则严重滞后。基于一个简单的医生职业选择模型，本文发现，这种片面的市场化是造成医改过程中"看病难"与"看病贵"两大矛盾同时凸显的关键。政府不应当以片面市场化条件下的弊病来否定医改的市场化导向，下一步的医改恰恰应当进一步实现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只有这样，才能在彻底消除"以药养医"现象的同时缓解"看病难"与"看病贵"两大矛盾。本文为讨论政府补贴行为、药品流通体制和医疗服务定价等医改中的重大问题提供了一个简洁有力的分析框架。

世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当代领导人会以几百年前的历史事件为基准发动一场倾全国之力的现代战争，而且那么自信他的同僚能够理解其中的战略意图和重要性。因为中国是一个传奇的国家，她有着几千年延绵不断的文化，里面蕴藏着丰富的战略和治国之策。

“民主化、社会公义、文化共存：这些理念，不管在任何社会里面，都会认为是应该建立的共识，可是在每一个个别的社会里面，因为它的国际角色、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的限制，在这些方面所能做的都有它的限制性。今天将大陆、新马、港澳、台湾各自拥有的片面经验并列、汇集在一起，则可望形成比较丰富的系统，作为在华文世界里追求一套超越价值的基础。”

事实也证明，在我们国家，法律人是全社会犯罪率最高的一个职业群，应该是最懂法的司法人员的犯罪率是普通老百姓的五倍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中断了新自由主义在西方盛行在全球扩张了20余年的进程，动摇了"美元霸权"保持了半个多世纪的地位，也使社会主义的道德价值和政策主张重新受到了重视。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接受法国《解放报》专访时所说：如今资本主义陷入危机，"人们不仅在重新找到马克思，而且还重新发现社会主义传统。"BBC在柏林墙倒塌20年之际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更是以具体的数据显示出，全球半数以上被调查者不满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制度，相反，社会主义思想愈来愈受欢迎。危机爆发后，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各国社会（民主）党试图以金融危机为契机重新创造昔日辉煌，提出了"用社会民主主义拯救自由资本主义"的口号。然而就在人们广泛关注左翼思潮，普遍看好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中左翼政党的时候，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却在200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普遍遭遇了挫败。在这一背景下，西方政界和思想理论界在对资本主义进行反思和质疑的同时，也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现实处境和发展前景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思考，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前景如何？社会民主主义当前的困境何在？它如何才能摆脱困境实现复兴？此类问题成为了西方思想界尤其是左翼理论家关注和讨论的焦点问题。综览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思想理论界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思考，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达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一、社会民主主义的前景：机遇与挑战并存众所周知，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民主主义不断调整其理论政策，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过短暂的"神奇回归"，但总体上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苏东剧变之后，新自由主义一直处于在西方盛行在全球扩张的态势，社会民主主义则遭遇了来自多方面的挑战，一直处于在困境中徘徊的态势。诚如有学者所言："过去20年，是左翼政党特别艰难的20年。虽然一些政党保住了自身在中央政府的执政地位，但其特有的社会观及其实践却遭到了抨击。......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政治和经济武库中的福利国家、经济干预和税收所发挥的作用遭到了质疑。"[1]金融危机的爆发，究竟将对社会民主主义产生怎样的影响呢？1.国际金融危机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初，在西方政界和思想理论界，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几乎都认为此次金融危机集中暴露了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政治经济秩序和制度的不合理，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弊端和矛盾，并把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看作新自由主义的终结，视为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的机会。对这一观点较早进行过系统阐述的当推德国著名学者、德国社民党重要理论家托马斯·迈尔（Thomas Meyer）。他指出：国际金融危机的出现及其对经济的破坏，使人们对奉行新自由主义的中右翼政党产生了不满，从而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提供了机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可以利用这一机会，重新确立左翼的路线，通过一系列能够拯救现有经济的理论原则和政策主张，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重新崛起。[2]捷克民主社会主义党的副主席吉瑞·胡德克认为，"目前的局势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清楚地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模式的局限性，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模式是多么无效率（以及长远看来的不可持续），最后提出我们自己关于经济和社会模式的替代方案。"[3]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明确指出：这是一场涉及体制、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它让人们开始质疑过去30年以来盛行的新自由经济理论--在此理论基础上建立的国家和全球监管框架是如此不堪一击，根本无法阻止经济重创造访全球。并进而提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应"将国家的重要性以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发展为一个面向未来的、全面的理论框架。"[4]德国左翼党人科特雅·凯平指出："经济危机爆发后，一些西方国家采取了国有化、限制高管薪酬以及扩大公共投入等方案，而这些措施都是以往左翼政党所主张但遭到右翼政党激烈反对的，因此，金融危机为左翼提供了实践社会民主的机会。"[5]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理查德·塞尼特（Richard Sennett）认为西方正在走向金融社会主义，主张把这种公有制从金融行业扩大到制造业和服务业。[6]甚至连一些右翼政党领袖，如法国总统萨科齐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开始严厉批判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认为"这场金融危机是资本帝国的终结"，并大力宣扬体现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的、以混合经济和社会福利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市场经济"发展模式。2.国际金融危机使社会民主主义充满困境和挑战在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给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发展转型和力量整合带来了机遇、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提供了契机的同时，西方思想理论界也深刻认识到了社会民主主义在金融危机背景下面临着种种挑战。尤其是欧洲议会选举后，一些人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前景持悲观态度，譬如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蒂莫西·加尔腾·艾西在分析了金融危机背景下各国社会民主党普遍失败的原因就悲观地指出："哪怕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工党领袖也不会赢得下一次选举。"[7]美国学者罗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则在其《欧洲社会民主党还有出路吗？》一文开篇指出："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前景不容乐观"，认为欧洲社民党在选举中的普遍失利，不是暂时的表面性的失败，而是当今全球化社会经济趋势造成的深刻影响的结果，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目前社会民主党在意识形态方面过分处于守势。更有许多学者对危机中社会民主主义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深入剖析：荷兰财政部长，工党领袖沃特·博斯（Wouter Bos）明确指出，由于全球化对日常生活造成的强有力的破坏性冲击，欧洲社会的分化和分裂日益加重，社会民主党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陆克文详细分析了社会民主主义面临的挑战：其一既要承认开放的、竞争的市场的巨大力量，又要摒弃极端资本主义和过度贪婪这些近代对全球金融体系造成重大危害的因素。其二是不仅要驳斥造成今天混乱局面的新自由极端主义，还要推进社会民主国家对保持恰当监管的竞争市场能够提供最好的保障这一理念。其三是把国家和与之配套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经济的角色，重新塑造成为一个既适应危机时期，也适应繁荣时代的全面哲学框架。其四是利用市场的力量促进创新、投资和提高生产力，同时又使之与一种能够管理风险，纠正市场问题，资助和提供公共产品，同时寻求实现社会平等的管理框架相结合。[8]艾伯特基金会驻尼泊尔办公室主任Dev Raj Dahal也把国际金融危机下的社会民主主义面临的挑战归结为四个方面：一是建立一个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妥善地平衡私人激励与公共责任之间的关系，并保持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平衡。二是要把危机对广大失业者的影响减小到最低限度。三是要把危机对贫穷、不平等以及对劳动标准减少，对发展中世界的政治稳定的影响减到最小。四是控制气候变化和寻找能够减少污染环境、掠夺自然的能源替代机制。[9]事实上，2009年6月欧洲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普遍失利，在某种程度上表明西方思想界对金融危机中社会民主主义充满困境和挑战的判断是非常客观的。二、金融危机背景下社会民主主义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各主要国家的社会党获得的席位均低于中右翼政的党，其中德国社民党、法国社会党、意大利民主党分别以17.5%、11.2%以及9%的得票率较大差距地输给了各自的对手。甚至连一向被称为福利国家橱窗的北欧国家，也陷入了经济下滑的泥沼。如欧洲议会议员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所说："欧洲的社会民主似乎正在经历一场危机。戈登·布朗在英国支持率的大幅下降；西班牙经济衰退的沉重打击；法国社会党领导地位的难以为继；意大利中左派联盟的土崩瓦解；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严重的勾心斗角：所有这些现象无一不在表明：社会民主力量似乎没有能力抓住目前金融危机带来的这次机会，扩大自身的影响力。"[10]尽管西方国家思想界在普遍认为国际金融危机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提供了契机的同时，也深刻认识到了社会民主主义在金融危机背景下面临着种种挑战。但是，金融危机环境下各国社会民主党普遍挫败的现实状况还是令西方国家思想界尤其是左翼学者始料不及。因为与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政党相比，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西方国家政治"光谱"中处于中间偏左的位置。此次由新自由主义政策直接导致的国际金融危机，本应顺理成章地使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成为受益者，但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非但未能显示优势、反而颓势更加明显、处境更加严峻，这不得不引起西方国家思想界的广泛关注。对于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社会民主主义遭遇困境的原因，西方思想界也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托马斯·迈尔结合德国社民党的情况分析了中左派政党失利的原因：第一，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民众的本能反应是维持现有秩序，因此，代表保守势力的右翼力量受到民众的信赖。第二，金融危机环境下中右翼政党尽可能地采取了能够挽救危机的政策手段，这些能够挽救危机的政策手段无疑是来自社会民主党。第三，德国左翼党的崛起及其在政策上的右转，使社会民主党受到了来自左右两翼的夹击，丧失了很多选民。俄罗斯学者 B.古谢列托夫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失败的原因是：第一，人民在危机时期只希望能保住自己现有的资产，左翼政党对现行经济模式的激烈抨击使选民们害怕可能发生的变革。与此同时，保守党盗用了社会主义者关于社会公正、加强大企业责任感的口号，因此得到了更多的支持。第二，右翼执政的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依靠政府的巨额援助侥幸度过了危机的初期阶段，增强了民众对他们的信任。第三，作为左翼力量传统支持者的工会、青年团体等组织为了获得政府的直接拨款，转而求助于自己在政府中的院外集团的力量。第四，右翼政府加强了对大众传媒的操控，使他们更能扮出代表广大民意的面孔。[11]蒂莫西·加尔腾·艾西认为金融危机环境下各国社会民主党普遍失败的原因在于：其一，选民们认为，保守党人更有能力制定合适的经济政策；其二，作为对大危机的回应，出现了向民族主义情绪倒退的情况。选民宁可向右转而不是向左转。其三，保守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执政理念出现趋同，彼此之间只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12]从西方思想界的分析中，可以把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社会民主主义不胜反败的原因归纳为以下三点：1.左翼的理论阵地和政策空间受到右翼挤占右翼政党借助自身的政治实力以及掌控传媒的优势地位，在应对此次金融危机中抢占先机，不断挤占左翼的理论阵地和政策空间。这一点从各国右翼政府采取的"救市"举措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发达国家右翼执政党在应对危机时，提出了一些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相似的主张，包括强调实体经济高于虚拟经济，强化国家对市场的调控，努力做到效率与公平、国家与市场、经济与社会的平衡发展等。譬如，德国总理默克尔就让其领导的保守派放弃了此前倡导的市场取向改革，逐步批准了一系列国家干预措施，这些措施从救助汽车生产商到向那些出口订单暴跌的企业提供用工补贴等等不一而足，而这些原本都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长期以来一直宣扬的经济政策。2.左翼的身份特征在全球化中不断丧失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指引下，程度不同地丧失了自己的身份特征，与保守党之间的执政理念出现趋同，彼此之间只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社会民主主义"越来越具有新自由主义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特征（尽管它们似乎仍然以社会民主主义向选民示好）"。金融危机后，由于原有的一些政策主张被右翼"盗取"，为显示与右翼的不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提出了一些比较偏激的政策主张，但迄今为止，多数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行动仅停留在抗议和简单批评阶段，很难为处于危机背景下的广大民众所接受。3.左翼政党长期以来内部缺乏团结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内部缺乏团结，与其他左翼政党之间在理论政策上存在分歧，这也是导致其选民分散和选举失败的重要原因。近年来许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一直处于分裂和矛盾状态，这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了党的团结。譬如，法国社会党中"党魁之争、新老派系之争"就非常严重，特别是党内在欧竞选策略和欧盟等问题上分歧严重，分散了左翼选票，这也是法国社会党多年来屡战屡败、很少赢得大选的重要原因。危机爆发后，出于对右派新自由主义的强烈反抗和对社会党无法招架右派攻势的极度不满，2008年2月法国又创立了"新反资本主义党"，这势必进一步缩小社民党的发展空间。德国社会党亦是如此，原本在德国只有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个左翼政党，20世纪80年代组建的绿党、90年代成立的德国左翼党，现在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共同拥有45%的选票，这也是目前形势下，德国社会民主党流失将近25%选票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左翼政党的支持率与原来相比并没太大变化，不同的是左翼阵营由一个政党变成了三个政党。因此，目前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处于一个左右夹击的尴尬境地，未能突破思想束缚，与其他左翼力量形成有效的联合之势，这也是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未能取胜的重要原因。三、社会民主主义必须摒弃"第三条道路"，重新回归或"左转"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西方思想界结合危机爆发的原因以及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面临的困境，提出了种种变革和复兴社会民主主义的改革方案。其中最为首要的一条就是，他们对"第三条道路"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应该突出左翼特色，超越"第三条道路"，重新回归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继续把自己定位在产业工人、失业者和一般职员，即社会中下层人群。1．"第三条道路"未能有效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大家知道， 冷战结束后，社会（民主）党为了应对西方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发生的剧烈变化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强烈攻势，对其理论政策进行了一系列重大调整，提出了一套全方位（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层次（即从微观公司改革到宏观福利改制）、多角度（即从公民社会到世界主义的民族国家）的改革方案和政治策略，即"超越左与右"的新激进政治框架[13]，也即介于传统自由主义和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新的第三条道路"。在政治上，明确以"中左"身份标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以一种超越阶级、"超然左右"的姿态出现在世人的面前；在经济方面：主张建立一种"新的混合经济"；在福利制度方面，主张变"消极的福利制度为积极的福利制度"，力图建立一个"社会投资国家"，以便有效地消除旧福利制度所存在的负面作用。[14]"第三条道路"其实就是指"在全球化时代使社会民主主义现代化的盎格鲁--萨克森式方案。"[15]"第三条道路"的提出和推行，对于推动欧洲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一度使欧洲出现了短暂的"粉红色欧洲"的盛况。但是，它并没有能够有效应对西方社会民主党面临的困境，实现其复兴社会民主主义的初衷。非但如此，其为应对全球化而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还导致各国社会（民主）党程度不同地丧失了自身特性，遭到了传统支持群体特别是党内左翼的强烈反对。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发生了多次上百万人的游行示威活动。在这一背景下，社会民主党人开始反思"第三条道路"，并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进行了重新定位，将其出路定格在超越和摒弃"第三条道路"、回归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政策上。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的于时语指出，"第三条道路"加速了左翼的分裂："过去十多年来，欧洲社会党盛行'第三条道路'，向中间靠拢，......这样固然一时获得了中间派选票，却开罪了铁杆左派，加速了左翼分裂。"[16]美国学者罗伯特·泰勒也明确提出：太多的欧洲左翼长期低估了现代化与其传统目标（收入再分配和劳工保护）之间的紧张关系，"以私有化和解除管制为特征的现代化将中左翼带进了死胡同。"[17]2．社会民主主义必须摒弃"第三条道路"德国社民党工会领袖马德赫斯·马林提出：一个新的左翼，需要在国家和市场、增长和公正互助、分工和个人负责、民族国家和世界的新平衡中采取新的政策。他明确提出：第三条道路是一种使社会民主主义与市场自由主义相互结合的尝试，是一种中间道路。如果社会民主主义要重新活跃，它就必须成为与左翼联盟的左翼政党，代替"第三条道路"重新确定左翼政治的新方向。[18]德国社民党副主席安德丽亚·纳勒斯和英国工党政治家乔恩·克鲁达斯于他们起草的共同战略纲领--《建设一个美好社会》中，毫不掩饰地亮明了其旨在替代"第三条道路"的目的和主张。他们认为：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不加批判地接受了新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低估了缺乏调控的市场的破坏潜力。在市场引导之下的全球化框架内，经济发展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繁荣和富裕，但是"第三条道路"政策却未能阻止社会的分化。经过为期10年的社会民主党的政府之后，阶级不平等依然是社会的决定性结构特征。[19]西方思想界能够及时反思"第三条道路"，把社会民主主义的出路定格在回归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政策上，这是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是西方思想界为社会民主主义如何实现复兴所做的理论反思。四、社会民主主义要更加强调"社会公正"、"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治理"西方思想界尤其是西方左翼人士围绕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推进改革、提高适应能力同时又坚守传统价值观、巩固基本支持力量等问题，对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目标和政策主张进行了认真思考。在把社会民主主义摆脱困境的改革方向定位于"左转"和回归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基础之上，他们还为社会民主主义设计了一系列回归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政策主张。1．更加重视"社会公正"西方思想界在对金融危机的思考中，进一步强调了"社会公正"的重要性，主张重新举起"社会公正"的旗帜，以彰显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特色。陆克文明确指出：社会公正也是社会民主主义工程的关键组成部分。社会民主主义对社会公正的诉求，建立在平等这一价值信念之上，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而言，对社会公正的诉求，基点在于相信人格尊严、机会均等和追求幸福生活的能力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20]安德丽亚·纳勒斯和乔恩·克鲁达斯指出："美好社会的主导原则是公正，公正的道德核心是平等。每一个人都是无可替代和具有同等价值的。在美好社会里，不论其背景如何，每一个人都得到同样的尊重和保障；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拥有同等的机会。我们要从法律上反对阶级歧视、种族主义、同性恋恐怖症以及对女性的偏见。并在文化、教育和工作领域对此进行坚决斗争。"[21]德国社民党在2007年的党代会中强调，要重视社会公正问题，甚至为此表示不再固守施罗德政府于2003年出台，解决就业问题的同时也加剧了德国的贫富分化，增强了中下层民众的不安定感的"2010议程"。多数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反思中更多强调国家干预、发展中小企业、改善民生、保障劳动者权益等主张。法国社会党制定了2008-2011年指导性政策文件，坚决捍卫劳动者就业权利，提出新的发展模式并制定出立足左翼的务实政策。2.强调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随着环境和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问题也日渐引起了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普遍重视。早在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前，社会（民主）党人就把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视为其工作重点，他们利用各种场合宣传社会党的立场和政策主张。譬如前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作为欧盟在气候问题上的特使，这几年一直致力于向世界不少大国特别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国家做工作。作为摆脱经济危机和实现政党振兴的战略选择和目标任务，"建设一个公正而可持续的经济"正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和认可。德英两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建设一个美好社会》的共同纲领中提出："我们要推动一种生态可持续的发展，它符合人类的公正需求并提高所有人的生活质量"，在他们看来，思考并实行一种新的繁荣模式的时刻已经到来，这种模式可以在全球实现，却不会引发生态灾难。质的增长、有意义的工作以及技术进步可以带来更加富足和更高质量的生活，而市场自身却不能实现这些目标。国家在将来要更加积极主动,参与构建长期经济计划和发展，以实现一种可持续的经济。[22]2008年6月30日至7月2日在希腊首都雅典召开的社会党国际23大，是社会党国际面对全球发展的新变化和新挑战做出政策调整的一次重要会议，大会的主题为"全球团结：变革的勇气"。会议强调强调面对全球共同面临的环境和资源危机，必须进行变革，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求各国社民党采取行动控制气候变化，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23]3.强调要加强对国际金融资本的监管，实现全球治理西方思想界在对金融危机的思考中，提出了社会民主主义要致力于实现全球治理，尤其是加强国际金融监管的战略主张。在他们看来，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在于长期缺乏对资本的监控和管制，导致利润至上和投机行为恶性膨胀。为有效应对金融危机，必须对不受控制的资本流动进行管制，对自由放任的全球化进行必要的调控，尤其要加快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和机制进行意义深远的改革，同时推动对联合国和八国集团等机构的改革，确立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国际金融框架与规制。包括奥巴马(Barack Obama)在内的西方国家众多政治家、金融家和经济学家，都倡议通过加强对全球金融市场的监管，从根本上控制危机的进一步蔓延，并防止此类危机再次发生。2008年10月，洛杉矶时报和彭博社共同发起的民意调查显示，有70%的参与调查者认为是由于缺乏政府监管导致了现在出现的经济问题。从美国民众和领导层来看，绝大多数人都支持金融监管。甚至之前一些曾表示不愿对金融行业进行干预的西方学者，也转而拥护加强金融监管的主张。譬如欧盟内部市场委员查理·麦克里维（Charlie McCreevy）就明确表示，是时候考虑对私募股权和对冲基金立法了。欧洲社会党主席波尔尼鲁普拉斯穆森(Poul Nyrup Rasmussen) 也支持奥巴马关于改革的倡议，他指出："人们担心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存款、他们的养老金和他们的工作。现在是民主党对市场进行管理的时候了。公共利益应该高于私有金融收益以及不合理投机买卖的收益。是时候推行我们对金融市场新的、先进的改革方案，以保证金融危机不会再次爆发。"[24]在"欧洲应该如何应对金融危机"一文中，进一步提出了包括加强国际金融监管等在内的实现"公正而可持续"发展的７条举措。并表示支持萨科奇和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提出的关于建立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议。陆克文明确指出：全球金融市场需要有效的全球性监管，因为全球性金融交易的庞大规模如今足以压倒大多数国家的自身经济规模。"世界上的社会民主政府还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应对危机，重振受损的经济增长，同时为未来的金融市场制定新的监管机制。""各个政府应该制定一致的全球金融管理制度，以避免经济急速触底，资本流入全球经济最缺乏管理的领域。我们必须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 建立更强的全球公开标准。还必须建立更强的监管框架，鼓励负责任的公司行为，包括监管管理层薪酬。"[25]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越来越多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也都深刻认识到了加强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提出：要在国际层面和欧洲层面对金融市场进行调控。通过引入雇员代表具有明确知情权、参与权和共决权的某种全球经济民主，把跨国公司置于民主的监管之下。总体上说，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思想界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认识和剖析是比较全面深刻的，他们提出的包括"重新左翼化"的改革方向以及强调"社会公正"、"可持续发展"以及"左翼联合"等具体策略也是比较合理可行的。从国际金融危机目前造成的后果看，它的确使世界范围内包括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内的各国左派又重新活跃起来，使强调国家作用、主张对市场加强监管并加强全球治理的左翼思潮逐渐占据上风。但我们不能由此断定凯恩斯主义以及建立在其上的社会民主主义能够根除资本主义的缺陷，更不能盲目遵循凯恩斯主义、简单照搬社会民主主义。金融危机背景下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无所作为和我国取得的辉煌成就所形成的强烈反差，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使人们更加坚定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因为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引导中国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作者吕薇洲，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1]斯图亚特·汤普森：《社会民主主义的困境：思想意识、治理与全球化》，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2]托马斯·迈尔： "社会民主主义的机会"，《新社会》2008年第11期。[3]吉瑞胡德克："左翼力量在欧洲--东西欧的不同经历对于合作与统一的挑战" 《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12期，[4] 陆克文："全球金融危机"，《月刊》2008年第2期。[5]"资本主义危机与世界历史的转折点--2009年全球左翼论坛综述"，《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12期。[6]理查德塞尼特："金融危机迫使西方学习中国式社会主义"， 2008年10月17日《环球时报》。[7]蒂莫西·加尔腾·艾西："金融危机环境下各国社会民主党普遍失败的原因"，《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11期。[8]陆克文："全球金融危机"，《月刊》2008年第2期。[9]Dev Raj Dahal："全球金融危机，社会民主和尼泊尔的选择"，《观察家杂志》2008年。[10]米歇尔·罗卡尔："欧洲社会民主的软弱权力"，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rocard22/Chinese[11]B.古谢列托夫："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负面影响"， 2009年11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报》。[12]蒂莫西·加尔腾·艾西："金融危机环境下各国社会民主党普遍失败的原因"，《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11期。[13]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9页。[14]参见吕薇洲："中左派及其第三条道路评析"，《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15]托马斯·迈尔："现代社会民主主义：共同的基础和争论的问题"，《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3年第1期。[16]于时语："欧洲社会党的困境"， 2009年10月7日《联合早报网》。[17]罗伯特·泰勒："欧洲社会民主党还有出路吗？"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08年第 11期。[18]参见马德赫斯·马林："代替中间的方向"，《新社会》2009年第6期。[19]参见张文红："德国社民党和英国工党超越'第三条道路'"，《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6期。[20]陆克文："全球金融危机"，《月刊》2008年第2期。[21]张文红："德国社民党和英国工党超越'第三条道路'"。[22]张文红："德国社民党和英国工党超越'第三条道路'"。[23]王继停、李元："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左翼：现状与趋势"，《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3期。[24]Melanie Wong："奥巴马悬念"，《投资与合作》2008年第12期。[25]陆克文："全球金融危机"。     

综述

自社会运动作为社会学重要分支领域的地位奠定以来,研究者就一直在思考以下关于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核心问题:在哪些因素的作用下,心理失衡的个体会大规模走上街头,或是揭竿而起? 掌握资源的精英在动员被剥夺群体参与抗争时扮演了何种角色? 哪些组织在社会运动的动员过程中会起到作用,而这些作用又如何随着组织形式的变迁而变化?

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穷兵黩武、债台高筑的美国越来越像古罗马帝国，欧洲也深陷史无前例的主权债务财政危机，我国人口的再生产则实现了从"两高一低"模式向"三低"模式的历史性转变，身处时局巨变之中的我们，是时候根据我们的人口模式转变和将来可能出现的财政压力，从长计议一种"家庭友好型"社会治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