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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以来，“官场小说”颇为兴盛，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影响，但在文学界却很少被纳入研究的视野，

2011年以来，苏格兰独立运动势头高涨，英国政府不得不作出回应甚至让步。2012年10月15日，英国首相卡梅伦与苏格兰首席大臣签署了关于苏格兰举行独立公投的《爱丁堡协议》。该协议的签署意味着公投已获准正式启动，苏格兰将迎来半个世纪以来的第三次全民公投。

对山东枣庄市土地资本化试验的质疑

工党是当代英国政坛上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其价值观念、组织制度、执政策略等方面进行的系统调整，对其三次竞选连胜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也对欧美中左翼政党产生了重要影响。

焦裕禄到兰考后，并没有向上级和国家要求补贴或特殊政策，而是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和集体讨论，自己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改变当地的面貌。而要改变当地的面貌，首要的是改善自然环境，也就是治三害，改良土壤。最后终于想到了用广泛种植泡桐来改变当地自然条件的办法。

中国政府就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线发表声明，称"钓鱼岛、黄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南屿、北屿、飞屿的领海基线为下列各相邻基点之间的直线连线"、"赤尾屿的领海基线为下列各相邻基点之间的直线连线"。领海基线在国际法中有什么样的地位作用？

当讨论国有企业问题的时候，许多人经常不言自明地假设私有企业被他们的所有者很好地控制着，而不讨论私有企业的代理问题。如果我们将理想化的私营经济部门与现实中的国有企业作比较，毫不惊讶，前者会优于后者。但现实世界中，并没有清晰、系统的证据表明国有企业是经济的负担。私有化不是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出路。

重新审读一封"南方"来信，重新讲述一个中国文化内部的拉美故事，就不仅仅是翻译史、汉译史的简单勾勒，亦是政治文化实践的意味深长之举。

蔡翔《劳动或者劳动乌托邦的叙述》系列第一篇

至于我为什么要将地震之类的大灾害与国家主义的异常凸显联系起来，那是因为我联想到发生于1923年的震度为六级的关东大地震中，发生了屠杀朝鲜人事件、龟户事件、甘粕事件等，以及其后十年、二十年在这个国家出现的超国家主义的历史。 至于战后长达六十三年的日本的民主主义，我所寄予希望的，惟有反复强调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国家以及国人的新一代。

巴勒斯坦官方决定9月20日向联合国提交入联申请，此举将产生什么影响呢？ 程序上还存在一定问题。巴解组织执委会成员阿什拉维表示巴勒斯坦已经争取到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122个国家的支持，最终有望拿下130票，获得通过提案所必需的三分之二多数赞同。然而，入联申请的审批，是从安理会开始的，而美国已经扬言要否决提案，庇护以色列。美国去年二月曾否决过谴责以色列的提案，此外，美国国会停止对巴勒斯坦的援助也不是不可能。 以色列方面对巴勒斯坦可能加入联合国感到忧虑。长期担任以方和谈代表的国际法专家丹尼尔•雷斯纳认为，巴勒斯坦入联会引起混乱，因为奥斯陆协定后巴以双方签署的所有法律文件都将失效。但阿什拉维反驳道，以色列人在危言耸听，1988年巴勒斯坦就已经建国，并且获得了全世界的承认。入联不会否定已经签署的协议，反而会增强其效力。 依照巴勒斯坦官员的说法，巴勒斯坦在约旦河西岸驱除以色列势力的斗争，将因入联获得重要支持。犹太人国家在外交上将遭受明显的损失，而且各种各样的国际正义机制将被引入巴以冲突之中。7月份进行的一次民调显示，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支持入联申请。四分之三的巴勒斯坦人要求政府说到做到，九月之后就向被以色列军队占据的区域派遣警察，并开始建设机场，无论这些举动会造成何种后果。（南渝霜华　编译）

干涉主义在阿拉伯世界的表现，不仅仅在于直接的武力存在，更在于以金融和宗教甚至是文化力量介入的干涉方式。这种干涉主义，不能以简单的西方/东方，或者是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文明冲突的二元对立方式区分双方。泛伊斯兰主义本身，便是在穆斯林世界内部所产生的干涉主义形式。另外，资本市场标准的单一化也是这种干涉主义在新时期的表现。

中国农业发展正面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是面临着国际国内农产品价格倒挂的压力。二是面临着农业生产成本上升的挑战。三是农业支持保护制度面临新挑战。四是农业生态环境难以承受当前的农业生产方式，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前所未有。五是农业科技实力不强。六是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和市场化程度比较低，还面临着很多现实的困难和问题。

《内藤湖南汉诗文集》书评。内藤对中国古籍文物的爱好近乎偏执，例如，1905年，内藤通过日本军方施压，强行压价购下藏在奉天的《蒙文大藏经》和《满文大藏经》。后来这两部极为珍贵的古籍竟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时被烧毁了。

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对未来道路的选择上，几乎难以找到可以被共享的思想资源。本文试图以新启蒙思想为坐标，对当下的诸种理念做一个简要的梳理和剖析。

比起污染、资源浪费之类问题来，放生、流浪猫救护似乎是小事，但因为牵涉到情感问题，在它们还只是刚露苗头的时候就应该加以重视，因为一旦这些不利于野保工作的习惯流传开来，成了一大群人的情感需求，再规范就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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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w peoples have had to undergo the variety of successive shocks – liberation, depression, expropriation, attrition, demotion – that Russians have endured in the last decade and a half. Even if these, historically considered, are so far only a brief aftermath of the much vaster turbulences of the 20th century, it is no surprise that the masses are ‘profoundly tired and resistant to any public mobilising’. What they will eventually make of the new experiences remains to be seen. For the moment, the people are silent: Pushkin’s closing line applies – ‘narod bezmolvstvuet.’（人文与社会按：即“人民是沉默的”，普希金戏剧《鲍利斯·戈都诺夫Boris Godunov 》末行，穆索斯基据该剧改编成歌剧，1955、1986两次拍成电影。）"

我讲三个问题：一是司法纠纷解决的机制；二是现代社会中司法制度的变迁引起了哪些变化；三是中国当代有哪些司法工作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陈庭诗是台湾抽象艺术之先驱旗手。其生平事件有两个特异点：自幼失聪；因政治因素而从左翼写实版画转向抽象版画。本文企图探讨陈之「失聪听障状态」与其「抽象艺术创作」之内在关联与时代文化意义。我们发现它反显出康定斯基的《点线面》所描述的「内在沉默」，它已非「技法」问题，而是抽象艺术之「心法」

法律移植是法学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目前主要依赖两个历史现象：一是伴随着12世纪开始的"罗马法复兴"，整个欧洲出现了"罗马法继受运动"，由此引发法律移植中的经典问题：为什么英国人没有移植罗马法，而保持自己的普通法传统呢？我的老师、著名法学家梁治平先生的硕士论文就讨论这个问题。二是19世纪以来欧洲列强入侵东方之后，引发日本和中国这样拥有发达文明的东方国家全面移植欧洲法，由此引发西方现代法与东方古典传统之间的持久地张力。我的老师、著名法学家季卫东教授持续关注这个问题，他刚才的精彩演讲也以这个问题为轴心。但在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中，我们普遍忽略了我们中国内部三个法系之间的互动。如果说台湾和香港地区保留的清代习惯法曾引发比较法学者的关注，那澳门法律移植问题却几乎没有人关注。谢耿亮的这篇文章研究澳门的法律移植问题，填补了空白，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这篇论文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填补空白，而在于他潜在地提出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法律文化"？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研究"法律移植"？事实上，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法学界的主流思想意识主要围绕"法律文化"和"法律移植"这些概念展开。"法律文化"概念的提出本身意味着对法条主义的反叛，即法律不是简单的法律条文，更不是法典本身，而是一种文化观念。但是，这种文化观念往往附着在法律文本或者其他思想文本中，以至于法律文化和法律条文一样，依然是存在于"那儿"的有待于我们去发掘的一套固定不变的东西。这种客观主义的思路始终左右着法律文化的讨论，以至于梁治平先生后来不再使用"法律文化"概念，而代之以"法律的文化解释"。在这篇论文中，作者借鉴了一位芬兰学者的法律概念，把法律的语义规范结构分为表层结构、中层解构和深层结构，其中"中层结构"就是法律文化，就是围绕法律规范所形成的一套文化思想观念。这样一种理解无疑也是一种客观主义的思路。尽管如此，作者在研究中实际上背叛了他所借鉴的法律文化概念。说到底澳门法律移植面临的问题既不是法律规范结构的问题，也不是法律文化的问题。而是澳门95%左右的人口是华人，而96.6%的人口（包括华人和其他族裔人口）不懂葡文。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换句话说，如果说存在什么"法律文化"概念，那么这些概念不过是问题的表象，真正的问题是居民、人口流动以及其背后所代表的政治经济力量和文化思想观念。而这篇论文真正有贡献的地方就在于讨论澳门居民和澳门流动人口的族裔结构。由于不同族裔及其所代表的政治经济力量，使得澳门成为这种力量之间角力的场所。因此，澳门法律移植的难题与其说是"法律本地化"的语言翻译问题，不如说是华人已经在澳门政治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力量，可是澳门司法活动依然掌握在少数懂葡文的法律阶层手中。这样一种问题意识的转换就意味着"法律文化"和法律条文一样，都属于法律的表象，法律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较量，是人所代表的政治经济力量之间的较量。法律移植不过是以法律条文的方式记载了这场较量的结果而已。而"法律文化"概念的提出恰恰遮蔽了这种生死搏斗的较量，仿佛是一种文化观念传播的结果。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澳门与香港，就会看出从法律文化角度比较香港普通法与澳门葡萄牙法之间的优劣没有实质意义。只要看一看内地居民向香港和澳门流动，就可以明白内地流入香港的大多属于雄心勃勃准备创造世界的商业精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而内地流入澳门的人口中，大多数属于准备享受生活的休闲者，无论少数的文化人士还是大规模的赌客，他们不准备创造，而仅仅等待消费和消耗。我想在座的青年法律学子毕业之后想去的是香港，而不是澳门。如果再比较英国人的帝国雄心及其在香港的作为和葡萄牙帝国的衰落及其在澳门的腐败，就能够明白香港的普通法与澳门的葡萄牙法之间的区别根本不是所谓"法律文化"的问题。由此，我们就需要对论文中提出的"葡萄牙法律文化是欧洲后进的法律文化"这个判断进行重新阐释。法律文化的"先进"与"后进"的标准是什么呢？这绝非法律或法律文化自身所能提供的，而必须在法律"外面"的世界中去寻找。葡萄牙法律文化的"后进"不在于其法律概念或法律文化，无非意味着与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相比较，葡萄牙人在近代兴起过程中属于后来被战败的民族。可我们不要忘记，在地理大发现的最初岁月中，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及其背后的罗马天主教会的法学家最先奠定了地理大发现的法律规则，这些法律背后可倚凭的是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法律文化"。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再回到中国，那么对"法律移植"问题的研究就应当避开"法律文化"的概念陷阱，关注于"人的具体活动"，尤其是创造性的活动，而不是"抽象的文化"。就中国的法律发展而言，也许我们不应象以前那样过分关注如何移植"先进的法律"，而应当关注我们中国人的所思、所想、所恨和所爱。如何把我们中国人的希望、理想和追求转化成法律，无疑应成为我们法律人当下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