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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格的电影不是9小时而是9个半小时

时间：2011年3月13日下午 地点：北京大学伟利楼德国研究中心   施鲁赫特教授（Wolfgang Schluchter）简介：1938年出生，在柏林自由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任曼海姆大学教授，后长期在德国海德堡大学任社会学教授（1976-2006），曾在德国、美国、意大利、新加坡、日本、香港等地大学以及南开大学客座讲学。施鲁赫特教授长期从事马克斯·韦伯研究，对韦伯的学术思想有精辟的理解和批判性的发展，世界上几乎所有韦伯的研究者均受惠于施鲁赫特教授的研究，被誉为天下韦伯第一专家。他的研究领域涉及社会学、历史学、宗教研究等领域，著述极丰，代表性著作有《现代理性主义的产生——韦伯关于西方发展史的分析》、《世界的祛魅——韦伯研究六论》、《宗教与生活：韦伯的文化与价值理论研究》、《宗教与生活：韦伯的宗教与统治社会学研究》、《韦伯关于儒教和道教的研究：评述与批判》等。 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邀请施鲁赫特教授来京讲学，并2011年3月13日下午与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航天工业大学和《中国图书评论》等机构的学者座谈。   潘璐：很高兴，我们读书会大家能够抽出时间来，今天又有一个难得的机会，请来海德堡大学的施鲁赫特教授跟我们座谈一次，北大德国研究中心请他来举办了一系列的讲座，我们这个学期一起读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所以我想今天就以这本书以核心谈一下，与韦伯专家做一次对话，并借此机会对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   施鲁赫特：我首先要讲的一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不是一本书，首先这是两篇文章，在1904和1905年先后发表。这中间有一个的停顿，韦伯曾于1904年到美国参加世界博览会，他急于把第一篇文章在赴美之前赶出来，这就是为什么第一篇文章里有很多错误的原因。当时排字工在许多英文段落里排版出现了问题，最后成书时，尤其在脚注部分，错误很多。后来再版时，包括翻译版本，这些错误不断被重复。1920年，韦伯写第二稿时，有些错误他也没再改。第一篇文章里，他先提出问题，在第二篇文章，他试图解决问题。第一篇文章中韦伯沿袭了桑巴特的观点：桑巴特在他两卷本的《现代资本主义》里面也提出这个问题，人的哪些精神状态对于加强现代资本主义的某些发展，尤其是制度层面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文章一开始他写到，我目前不想关注现代资本主义的结构，我关注的就是人的这种精神的状态，精神怎样跟结构一起来构成一种新的经济形式。 在第一篇文章里,他强调即使没有资本主义形式，也可能存在资本主义精神。而反过来，即使没有资本主义精神，也可能会有资本主义形式。第一种情况发生在新英格兰，那里现有了这种精神，却还没有相应的形式；第二种情况发生在意大利，那里已有资本主义形式，但还没有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历史上的不同时代早已存在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新教精神加入以后，便促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另外,韦伯在方法论上的兴趣点在于分析精神和形式之间的关系，并证明精神和形式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他把这种关系称为亲和力的关系。 在1904年底、1905年初撰写第二篇文章时，韦伯想要阐释基督教义的哪些前提发展成内心禁欲或者职业禁欲。这部分比较复杂，使韦伯深陷神学界的争论，因为他不是专家，对情况的复杂性并不是很了解，因此对问题的分析也不很透彻。他试图提出这样的论点，即宗教作为职业禁欲的基础。在第二篇文章的结尾处，韦伯给出一个晦暗的前景：以职业作为生活的意义，意义的重要性会渐渐丧失，甚至被工具化，这最终会导致意义的缺失，让人放弃个人的自由。   王炎：我有个问题，针对韦伯研究的方法。他研究精神与现实、或曰观念与历史的关系，基本上采用这样一种模式：选取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像富兰克林、路德、加尔文或一些教士，引用他们著名的论断或言论，然后再做一些资本主义生产的案例分析，比如计件工资对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不同的激励作用，或分析一些新教国家（如荷兰、美国）企业家与雇员的工作表现，最后把二者联系起来，以此证明新教伦理对现代资本主义形式的塑造，虽然很有启发性和创见，但这样研究方式在学理上是否有效？   施鲁赫特：再强调一下，我一开始指出了一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不是一本书，而是两篇文章，两篇文章是有区别的。第一篇文章只是提出了问题，指出这个问题为什么存在，第二篇文章里面才给予解释，韦伯在给予解释的时候对当时经济的状况并没有做太多的关注，主要是关注宗教信仰及其对某些团体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以及他们如何在宗教信仰的影响下进行经济活动。第一篇文章里只提出了问题。他提到富兰克林，并不是把富兰克林作为一种解释性的例子，而只是把他拿出来跟福格相比较，指出他们两者的理念之间有什么不同。他只是把富兰克林作为一个形象的例子，比较形象的给我们展示有这么一个问题。     当然我们仍然可以问，新教教派的那些教义到底是不是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与他们的经济行为是不是有因果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韦伯在这个论证中并没有把这种关系建构的那么严密，或者说实际的过程与他想象的不一样。对韦伯的论证，确实也有不少批评，一种说事情并不像韦伯说的那样，我们可以找到历史上的证据表明，那些教派里的情况和韦伯描述的不一样。    另一种批评说，韦伯认为禁欲是新教的特点，其实天主教、犹太教里也有，并不像韦伯说的，是新教专有的。第三种批评就像布里塔诺等人的批评，认为所谓的精神因素实际对经济的发展无关紧要，经济发展根本不需要精神这种东西。   王炎：这就是说，虽然韦伯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我们仍面临知识上一个巨大的困难，就是如何证明观念与现实和历史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知识界，像一个谜。这样一个艰巨的工作，韦伯尚未完成。   施鲁赫特：你刚才提到的这点很有意思。韦伯是想通过对于理念在历史中的有效性的研究来，给社会学的这种关于理念的研究做出一种示范的效果。在他的研究里面，韦伯并没有说教义是直接作用于信仰人群的，他指出，如果教众逐字逐句地接受这些教义、遵从这些教义的话，那他们根本没法活下去。因为信徒没法通过这些教义知道他在尘世生活结束之后是不是能够得到救赎，不管他们到底怎么做，他们也不会了解到他到底是不是会被救赎。他们不能忍受这种情况，就会寻找一个答案。他们就会向神职人员询问，怎么样让自己摆脱这种困境。这时候就会发生对原本的教义进行重新阐释的过程。这样，尘世中职业的成功就会被阐释成为一个能够获得救赎的信号，这个加强了人们对经济成功的兴趣。     所以，按照韦伯的观点，进行社会学研究的人，应该不仅仅关注所谓的抽象的教义本身，而应该关注当时给教徒看的一些书籍，比如怎样解救灵魂等等这样的书籍，在这样的书籍里会更多地找到他们想要的答案。实际上韦伯想用他的文章、他的研究作为一个给社会学、历史学研究的范例。所以，韦伯的这个研究，实际上对我们来说，它的意义也就是在于方法论上面，至于历史学上的论证，可能只有了解17世纪的学者才能够判断。   孙飞宇：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想要理解马克斯.韦伯，我们要把他放在当时的文化传统、社会和政治背景里面理解这样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能够让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时代里面，来写这样一本书，讨论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或者说讨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     我自己的理解，这里当然有很多的方面。比如首先有可能是他个人生活，他与父亲之间的关系，比如另外一个原因要回答在他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精神危机的问题，马克斯.韦伯认为，只有通过这样一个回答，才有可能理解当时的时代精神危机，并且理解自我。等等，但是我想听一下施鲁赫特教授的回答。   施鲁赫特：您刚才提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在分析之中，有好几条线索都要顾及到，一条是生平的线索，第二是时代的线索，有哪些重要的事件、当时的气氛如何，牵扯到德国、尤其是威廉时期的德国。还有另外一个线索，即当时科学和学术发展的线索，如果我们试图对韦伯的研究进行一个概括性的描述的话，既要把这些线索分开来看，又要避免用因果论的视角来把它们统合到一起，否则我们就会犯简单化的错误。     我举一个典型的简单化的例子，大家都知道阿图尔·米茨曼的《铁笼》（The Iron Cage）这本书，书的核心内容是韦伯跟他父亲以及父母之间的冲突，他为了保护母亲杀死了父亲，这使他心怀愧疚，健康恶化，而后他出于罪责感在研究工作中强调禁欲方面，又说打破禁欲要通过神秘的东西，然后这个神秘的东西又从某个女性产生，整本书都是以此为线索的，我认为这种阐释毫无道理，犯了简单化的错误。把韦伯的生平跟他的著作之间解释为一种因果关系，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因为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我认为问题的提出并不完全是受个人因素影响的，而是更多跟他当时的时代、科学研究发展的状况相关，研究是为了用更好地方法解决问题，这和个人的生平之间只有间接的关系。即使在科学研究中个人的某些因素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来解答科学研究中的问题，答案正确与否，其衡量标准并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是不是由此得到了解决。 韦伯生活的时代确实是一个文化悲观主义盛行的时代，当时人们的想象不是人类的、社会的发展会向更高、更好、更让人喜悦的目标前进，而是前途一片暗淡，最终可能是意义缺失，自由受到限制、甚至丧失自由。当时的时代精神很大程度上受到三个人物的影响，一个是马克思，在经济问题方面；一个是尼采，在道德问题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弗洛伊德，他把非理性渐渐引入了学术讨论之中。同样的还有帕雷托，在他的巨著里他把行为中的非理性因素和“经济人”的理性行为相对，把非理性的因素作为核心问题来讨论。所以当时是一个文化悲观主义和非理性大发现的时代，如果是强调或者是为理性进行辩护，其实是对当时文化悲观主义的批判、反驳的一种态度。从这点来看，韦伯既受到当时文化悲观主义时代精神的影响，他又是为理性来辩护的反潮流运动的一个追随者。   王炎：您提到为“理性”辩护，在中文里“理性”对应着两个英文词“rationality”和“reason”。我想澄清一下，您这里用“理性”对应的是哪个词的含义？   施鲁赫特：在德语中，也有两个词对应，一个是“合理性”（rationalitat）, 一个是“理性”（vernunft），在德国历史上，合理性与理性有一个阶段通用，但是韦伯提出的理性是哲学范畴，对社会学来说，讨论的是合理性，是实践的过程。当然一直也有一个大家都在提的问题：韦伯区分的合理性不同的层面，如果能够把它合在一起的话，是不是最终会达到理性？这个有不同的答案。哈贝马斯有一篇文章《理性的同一性与它的不同声音》，人们可以会倾向于把韦伯说的不同的合理性——目的理性、价值理性、形式理性、物资理性、理论理性、实践理性等等，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解释，那就是理性不同的声音。这里面，每种内容可能都包含理性的成分，但是没有一个可以被称理性。但我认为，韦伯没有关注过他说的这些合理性跟理性之间有什么关系。他一直竭力强调的是自我决定的生活，这种生活应该是由内心的冲动来决定的，而不只是对外界环境的反应。自我决定，一方面意味着自主，一方面意味着自由，人需要自由，也需要某些条件才能在自由中生活，我们可以把韦伯整个的社会学称之为自由的社会学。    韦伯生活的时代，从政治体制上来讲跟英国和美国有区别，德国的政治制度是权威性的、受限制的，并不是一种民主结构的政治。人们为解放而斗争。解放从德文意义上来说，就是获得更多自由的过程。对韦伯来说，解放对于他自己所属的市民阶级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韦伯在当时帝国时代希望市民阶级能够执掌政权，而不是再受到封建的统治。另外，他很强调工人阶级应该有自主的权利，虽然他理解的并不是在社会主义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作为社会力量工人阶级应该有自己的代表，比如工会。尤其在一战中，他看到受到伤害的并不是封建主，而是工人和所谓的小人物，因此他一直竭力争取，工人阶级在社会上、在一个政治秩序中要有自己的声音。     韦伯一直主张建立资本主义民主，这是他想象的国家形式。当时他生活的时代还是帝国时代，资本主义民主要通过斗争才能实现。如果要跟学生解释韦伯的政治倾向，可以引用他自己的一句话，他自己说“我是市民阶级的儿子。我为市民阶级的自由而战，这个自由应该得到实现。”他认为，在英国、美国，市民阶级要比在德国拥有更多的自由。     所以，如果我们面对一个学者的这么多的研究成果，我们既要把不同的线索分开，对每个单独的进行描述，又要把它合在一块，让大家知道一个概貌，要避免简单化确确实实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可能有一点能够说明韦伯跟马克思、尼采不同的地方，就是他看到官僚化的威胁，他认为普遍的官僚化会对自由产生威胁，人们会被过于强大的行政力量所左右。这种情况他认为是无论如何必须避免的。他看到了经济方面可能官僚化，资本主义最后会变成垄断资本主义，政治生活也可能会官僚化，社会生活也可能官僚化，他认为普遍的官僚化是一种很可怕的前景。   孙飞宇：我个人理解，在形式化跟所谓的生命实质、精神之间有一个二元区分。   施鲁赫特：“铁笼”在韦伯的原文里应该是“像钢一样坚硬的外壳”，人们一方面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又感到满意、很满足。不是要超越当前的生活状态，追求新的东西。人们在壳里面感到满足，视野受到了限制，不去追求新的东西，这是一种巨大的危险。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结尾处韦伯引用了尼采的话，人如果自我满足，就成了自我发明幸福的最后的一群人，他们失去了对新生活追求的力量，不会超越自己了。   孙飞宇：这个形式化是一种所谓的倾向于官僚体系的形式化，官僚化的一种形式化。   施鲁赫特：官僚化也有它的精神——臣仆精神，适应外界环境，使得生活无忧，但也忘记了人的使命——自主地生活。   王炎：一般大家都认为韦伯与马克思之间形成一种对话。他们同样研究现代资本主义，但却从完全不同的角度。马克思的研究注重阶级斗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毕竟马克思曾在巴黎见证了1848年无产阶级革命，后来又生活在英国，目睹了英国资本主义赤裸裸的剥削，所以他的研究注重从物的层面切入，以经济基础为前提分析上层建筑。 而马克斯·韦伯却颠倒过来，从精神、信仰出发，研究资本主义形式如何被清教伦理塑造，这是不是因为他身处的历史环境已与马克思非常不同？二十世纪初，德国资本主义要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法国，可以说当时的资本主义方兴未艾，德国市民阶级刚刚兴起。德国社会普遍出现了乡土怀旧情绪，一度兴起”乡土艺术”（Heimat Art）和文学，对往昔田园牧歌的生活憧憬，对德国文化身份怀旧，而对新生的资本主义有某种拒斥。在这样一种氛围中，韦伯才从文化、信仰入手研究资本主义，而不像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方法。   施鲁赫特：我们又遇到了刚才的问题，即非学术的语境因素对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所起的作用，这包括生平的、政治的，还有您现在提到的文化上的语境因素。当然这些语境因素会发生一定的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理论的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能得到好的还是差的解决。一个理论上的问题是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问题，那我就要问了，到底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还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到底哪个理论更好？这个问题是要从理论方面回答的，和上面提到的语境因素没有直接关系。     这让我又想起《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文章的最后，韦伯说到，不管是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也好，两者都有其常识性的正当性。但是如果在研究中只是追随其中的一种，那就不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要超越它们两个之上才可能有有趣的结果。所以，韦伯并不是想把马克思反过来，不是说头在上面，脚在下面，或者头在下面，脚在上面，而是既不给头、也不给脚一个优先权。     第二个问题仍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我们仍不去管刚才所说的语境因素：一个阶级的理论，如果只从跟生产资料的关系这一点来定义一个阶级的话，那么这个阶级理论是不是一种好的理论呢？韦伯当然没有完全批驳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而是把他的阶级理论做了扩展和细化，而且在韦伯的所有分析里面，都有阶级分析的成分，但是他又做了一些区分，比如按照劳动技能，一个有劳动技能的人在劳动力市场上是不是应该得到更高的收入，他把有劳动技能的人称为谋生阶级，以区别于有产阶级。韦伯这么做是有历史依据的，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设想的资本主义必然导致的阶级的对立并没有发生，而是产生了阶级的分化。所以韦伯没有抛弃阶级理论，而是将其细化，因为现实的情况需要一个更精细的概念工具来描述。        这里又出现了另外一个概念，必须要和阶级的概念结合起来考虑，那就是等级的概念。在马克思的理论里面，等级和阶级是不同历史阶段的产物，但是对于韦伯来说，在同一个社会里、甚至在现代社会里，阶级和等级都是同时存在的，比如职业等级。对韦伯来说，等级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不是首先按照收入划分的，而是按照社会荣誉，按照社会上其他成员对他们的认可，因为人们会辨别这个等级为社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对韦伯来说，所有的现代社会，不管英国、法国、德国，都是阶级社会。但是这些社会是由多个阶级组成的，它们之间有差别，其中之一就是社会荣誉的差别。如果他今天到中国的话，他也会把中国社会称为一个阶级社会。因为在中国社会里面，也存在着阶级的形态，这些形态一部分是以经济进程为前提的， 一部分是以教育制度为前提的。这里有不平等、有差别的地方，不管这种区分、差别是不是有道理，但是中国目前社会肯定不是一个均质的，也更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当前中国社会有很多冲突，但是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公开地讨论、解决这些冲突。   邓明艳：我的问题有关于韦伯的方法论。我认为韦伯的方法论不同于他此前的整个近代西方思想传统。近代西方思想从文艺复兴开始，经历中间的浪漫主义，直到韦伯生前依然方兴未艾的实证主义。尽管这三种思想运动从方法论到形而上设定都各自不同，但其中仍然有一个基本线索贯穿始终，揭示出三者彼此的延续性。粗略地说，它们对于人关于世界及人本身的知识都有某种预设。这种预设就是所有的知识都遵循同样的原则或形式，我们只能以这样的原则或形式去理解和认识对象。又或者对象本身有某种普遍的本质，我们对于对象的认识以对本质的理解为基础。这些原则、形式或本质是我们认识和理解的前提，它支撑着或足以解释整个现象，包括自然界的现象和人类世界的现象。一旦我们找到这样的前提，我们就可以解释一切。并且这一前提决定我们由此获得的知识是具有普遍有效性性的知识。尽管实证主义不再坚持经验知识的绝对真或普遍有效，它依然坚持某一类经验知识的绝对确定性，并把它作为其它经验知识相对确定性的基础。但是在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里，你很难看到从一个普遍预设开始，去寻找那个通向本质或绝对真的思辨或抽象论述。你更多地看到他对于具体的生活群体中具体的生活经验的关注。因此在他的方法论中似乎没有从普遍到特殊的这样一种论述方式。相反我们更多地看到它对于证据的展示，而不是论述。这是韦伯方法论中具有革命性的地方。他回避哲学的、形而上思辨的方式，转而关注现实。但现实是特殊的、充满差异的，因此又是不能被普遍化的。您认为韦伯的方法论中有某种普遍预设吗？又或者他通过对特殊现象的研究，最终能够带给我们某些普遍的规律？     施鲁赫特：我想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回答这个问题。第一、韦伯的理论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人的行动都是具有意义的，这也是行动和自然现象的本质区别。因此社会科学或社会学应该是一种理解的、解释的科学。而对于自然现象，我们只能够解释，不能理解。我们能够理解人的行动，因为行动总是有动机的。舒茨、韦伯还对行为和行动做了一个区分。他们认为行为是没有意义的，而行动是有意义的。当然，我们不能由此就认为，关于行动的社会学理论，从逻辑上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理论。行动理论同样也是想解释、也想能够发现一些普遍性的规律，韦伯甚至把它称为社会学规律。 在《经济与社会》这本书里面，韦伯首先定义什么是行动、什么是行动的意义；然后给出各种各样的行动，研究这些行动之间的相互影响；接下来研究社会行动组织。他从最小的行动开始一步一步展开。这是一个逻辑性的过程。当然这不是从一个很高的理念推下来的东西；而是从客观的事实开始，慢慢往上推的过程。     所以按照韦伯的观点，科学工作者作为某种社会现象和社会情况的观察者，他不能只是作为一个局外人来进行观察，而应该从社会成员从一开始对意义进行建构、设计的时候就深入其中。比如说我观察到一个人，他在街上飞奔。这是作为局外人观察到的结果。而社会学研究者则要身入其中，进一步挖掘这一行动的动机。比如我会想他跑是为了赶上汽车，或者有人在追他，或者他正在锻炼身体。但无论如何，这个行动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不能仅凭对行动的观察来断定。 所以我必须先要考察他到底有什么动因，才在街上奔跑。也就是说，我一定要跟他主观的所谓理解的意义发生联系，我才能理解他。所以，韦伯就把他的社会学称之为理解的社会学。这个理解的社会学是为解释的社会学服务。在解释的时候我可以有一个形式化的结构、一个普遍规律性的东西，还需要有初始的条件，这是解释。但理解的社会学不能这样，因为它以被研究者作为主体的特殊性为基础。 第二、在韦伯的方法论中我们还需要指出，他不以“绝对真”或“客观正确”作为意义理解的标准或目的。因此他反复地强调对于行动的理解不可能有绝对有效或最有效的一种理解。相反，每一种理解可能都各有侧重（比如更合理性的理解或更情感化的理解），同时又都有尚未被理解的地方。不仅如此，韦伯认为甚至我们的自然科学理论也没有一个是最终确证的。我们的所有理论都是时间中的存在，都需要通过未来的经验对它的有效性做进一步的证明。   潘璐：在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一些价值观念上的困惑，比如拜金主义、对物质的极端追求等。您站在韦伯的立场上如何评价这些现象，对于克服这些问题有何建议？   施鲁赫特：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很难回答，我觉得从韦伯的分析来看，资本主义本身不会产生出一种限制获利贪欲的精神，尤其是对金钱的贪欲，如果有一种精神能限制这种贪欲的话，这种精神也不会来自资本主义，而应该有其他的来源。     如果我们拿《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进行对照的话，这种精神必须是一种很强大的文化力量，必须是震动人们内心的力量。当然，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这种文化力量到底是什么，哪种传承下来的文化因素会起作用？我猜想，社会主义不应该是这种强大的文化因素，因为社会主义是一种西方的传统，而且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后果，儒家的思想是不是可以成为这种文化因素？这是一种很有趣的思考方向。我们在新加坡生活过一段时间，我们观察到，在新加坡，人们试图复兴儒家的思想，给人提供一种新的方向，用文化的力量束缚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些问题。随着东欧的解体，资本主义取得了所谓的全面的胜利，当时人们对于束缚资本主义发展的思路并不感兴趣；而目前，西方在进行一场很广泛的讨论，人们怎么样能够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重新引入道德的原则。引发这种讨论的一个原因就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不仅是金融系统内部的变化所导致的后果，而且是一种短视经济行为的后果，就是说要尽快的挣钱，不管后果是什么。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的关键问题就是可持续性，可持续性就是说要克服这种短视的缺点，放弃短期的效益，更多考虑未来和今后的发展。     我们相信，要想达到这种效果，恐怕还是要通过调控、国家的调控，尤其在金融行业，应该有一个全世界都能够认可、都能够通行的规则，才能激励人、甚至迫使人避免只重视短期的效益；因为从今天来看，道德的力量确确实实已经太弱了。   王炎：在中国学界，对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了新的理解，与1980年代的解读不同，有观点认为，既然现代资本主义是新教伦理的产物，而中国没有基督教信仰，因此我们不可能学习或照搬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而必须寻找不同的道路。但与此同时在现象层面，韦伯所描述的经典现代资本主义商人，无论在大陆、台湾，还是香港，我们都能够看到。中国商人也非常努力工作，花钱节制，把赚取的利润统统投入再生产，他们是经典的韦伯式的禁欲商人。这似乎出现了理论与经验的悖论，我想问问施鲁赫特先生的看法。   施鲁赫特：如果以为必须先有新教伦理才能产生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对韦伯的误解，用韦伯的话说，他只是做了一项史学的研究，他认为，他的观点只能用于17、18世纪西欧的情况之下，而且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和中期确实是按照他描述的那样：有那么一群企业家，他们实践禁欲的生活，将利润投入再生产中；但很快这个阶段就过去了，资本主义本身的机制替代了新教的伦理，就是它对利润纯粹的追求。     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如果文化的力量已经不具备束缚不良后果的能力的话，那我们应该在社会中进行争论、进行广泛的讨论，搞清楚我们在经济活动中应该采取何种态度，搞清楚腐败是一种不道德的、应该受到惩罚的行为，剥削和极端的分配不公不应该得到姑息。要搞清这些问题需要一个讨论的社会，这种社会要能够承受各种冲突，也能够接受不同的意见。   潘璐：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感谢施鲁赫特教授，谢谢各位。  

伯尔特·奥尔曼（Bertell Ollman）是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纽约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自1970年以来，他先后在十几个国家做了数百场学术讲座，从不同视角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诸多问题。他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领域出版了15本著作，其中，《异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和《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已有中译本。他的大部分研究成果载于其个人网站：www.dialecticalmarxism.com。近期，受中央编译局《国外理论动态》杂志委托，武汉大学颜鹏飞、石云霞、孙来斌、邵秋芬等四位教授在访美期间对奥尔曼教授进行了学术专访。本文为专访实录译文。 原文地址：http://www.cctb.net/xszm/200911200020.htm　颜鹏飞：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市场经济必然带来异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市场经济，如何克服异化现象，是一个非常艰难但也非常重要的问题。美国学者劳勒强调市场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发展六大阶段中的一个“长期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并认为马克思本人实际上承认“一个处于中间的市场方向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存在。穆尔则把马克思说成是半截子市场社会主义者，即在《共产党宣言》中是赞成市场社会主义的，但后来在《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非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在您看来，马克思是市场社会主义者或者半个市场社会主义者吗？　　奥尔曼：马克思从来都不是一个市场社会主义者。我们从他提出的“生产方式”概念就足以得出这一结论。根据这个概念，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是内在地相互关联的，这意味着它们以各种方式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在这些过程尚未实现社会主义的平等要求之前，它们都不可能表现为社会主义的形式，更不用说共产主义的形式了。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分配和交换关系结合起来是可能的。然而，在把市场社会主义付诸实践的种种努力当中，出现了我们熟知的各种社会、经济以及心理的问题。中国的读者如果对此感兴趣，可以阅读《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一书中我对劳勒的批评部分。事实上，大部分市场社会主义者都不太能理解辩证法以及它的真正含义。对马克思而言，经济的主要过程都是内在地互相关联的。我在《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一书中对此有比较集中的论述。　　孙来斌：多年来，国际学术界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一直存有不同的解读倾向。在您看来，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否意味着他对市场经济的认可？列宁是市场社会主义者吗？　　奥尔曼：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一次实用主义的行动，目的是为了重新启动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内战摧毁的俄罗斯经济。换言之，在当时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看起来是不可能的。列宁从来也没有把新经济政策看成是市场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　　颜鹏飞：市场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到底能不能结合，这个问题被称为“斯芬克斯”之谜。关于这个问题，近期有三个新动态。（1）美国主流派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总结了市场社会主义六大缺陷即六大神话，即定价神话、社会化工业神话、计划神话、集中化神话、产权神话以及两条道路的神话。（2）著名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科奈指出，“实现市场社会主义的企图产生出一种不自治的体制：公有制的统治与市场的运作是不兼容的”，并在《大路与小路》一书中明确宣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水火不能相容的。（3）必须看到市场社会主义者的一个新的动向——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有一个从注重公有制到淡化乃至否定公有制的衰变过程，不仅把公有制从社会主义本质中剔除出来（罗默把社会主义的本质视为平等），甚至把公有制视为“阿喀琉斯（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踵”，因而现阶段市场社会主义被称为“修正的市场社会主义”。如何评价上述三大动态？市场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究竟能不能结合？　　奥尔曼：对于这个问题，我不能谈得很具体。不过我很想说，确实存在一种所谓“大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改良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总是试图把社会主义的“最好的一面”和资本主义“最好的一面”结合起来，它往往在资本主义体系看起来运行良好的时候出现。它最早由19世纪晚期的爱德华·伯恩斯坦提出，市场社会主义不过是它的最近版本。在资本主义出现危机、整个经济体系处于崩溃的过程之中时，各种形式的“大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便开始消退。　　颜鹏飞：美国市场社会主义者施韦卡特是“特色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他不仅认为东欧各国而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也力图建立本国特色的市场社会主义，并认为：“如果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胆创新实验是成功的，那么21世纪必将是中国的世纪”。您同意这种观点吗？中国是在搞市场社会主义大实验吗？　　奥尔曼：如果资本主义的竞赛永远持续下去的话，中国是有可能在这场竞赛中获胜的。毫无疑问，中国人非常擅长把他们决定要做的事情做好。　　邵秋芬：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异化理论，但是在《资本论》中只有个别地方使用“异化”这个名词，马克思有没有摒弃异化理论？在您看来，市场社会主义有无可能避免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现象呢？　　奥尔曼：查阅一下三卷本的《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以及《经济学手稿》中有关异化的主题，您将会发现有几十处提及了“异化”概念，虽然它们大多数的含义都要比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使用这个概念时更加狭窄，但是，他所关注的核心意思仍然保留着。例如，创造价值的劳动是异化劳动，这层含义一直没有变。马克思通常把它看作“抽象劳动”，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其异化特性与他在政治经济学中所要解决的问题关系最大。　　市场社会主义几乎复制了与资本主义相关的一切异化现象。您上面已提及的大卫·施韦卡特版的市场社会主义，包含着由工人来经营他们的企业的思路，这也许有可能产生较少的异化现象。然而在中国版的市场社会主义中，工人并没有经营企业的权力，则很有可能产生更多的异化。　　关于这个重要问题的更多细节，可以阅读我的著作《异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以及我的文章《资本主义以及市场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迷惑》，见于我主编的《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　　石云霞：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道路、体系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存在不同看法，诸如有人说中国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等。您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何看法？　　奥尔曼：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比较复杂。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改革在当时是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经济基础的需要（我对此并不是非常确信，但是，一旦事实确会如此的话，我还是愿意这样理解），然而它和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况且与现在更为相关的是，造成利大于弊的阶段也已经过去。中国现在面临许多问题，包括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就业状况恶化，糟糕的教育和卫生设施，大范围的环境破坏，制造大量多数中国人并不想要或需要的“垃圾”商品（同时无法提供许多必需的商品），经济危机的不断威胁和周期性的发作，贪婪心理的扩散和随之产生的腐败现象，社会不稳定现象的增加，对世道和政治不满者人数的增长，以及以其他方式出现的普遍性的异化现象等。必须强调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出现在当前发生了危机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在这个体系中，中国已成为一个主要的并且完全一体化的成员——危机必定会像潮汐一样冲击中国。　　作为一个大师级的务实主义者，邓小平如果健在的话，他将会第一个认识到这种可怕的形势，并为之作出大的改变（近年来的经济发展能够为这种改变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作出这种改变提供了组织机制和官方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我唯一的希望是邓小平在党内的继承者能够在时机不算太晚的时候作出这种改变。　　孙来斌：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多数正在进行改革。随着改革的推进，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不断被突破。在您看来，哪些东西是社会主义必须始终坚守的基本原则？　　奥尔曼：简单地说，就是目标，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1）（通过制度、规章以及使其发挥作用的实践来实现）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平等；（2）公有制以及对一切生产和分配手段实行国家控制；（3）在一切层面上通过民主计划来进行物品和服务的生产和分配——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允许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能力作贡献，并且根据自己的需要向社会索取，同时开展各种必要的活动来保护环境（这一点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4）为每一个人提供最好的教育和现代科学能够实现的卫生保健；（5）依据法律平等的原则对待所有公民，包括那些现在占据执法地位的人（任何人都不应长期占据执法者的地位）；（6）提供必要的组织服务工作，以使每个人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去发挥他们在各个方面的兴趣和才能；（7）给予人民个人生活上最大的自由。与这个计划相应的是，首先得让人民享有参与制定和执行计划的自由。例如，社会主义民主应该包括人民在决定各种层面上的经济计划的优先顺序的投票权，甚至还应该包括决定由谁来执行这些经济计划的投票权。　　此外，还有一些方面也必须做到。简单说来，应该终止异化很可能就是对其最好的概括。要把这个问题阐述清楚，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我的专著《异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对此有更为深入的讨论。　　颜鹏飞：国际学术界对市场配置与政府调控两者的关系争论由来已久。您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　　奥尔曼：政府调控当然能够对市场配置产生一些影响，但是留给我们的问题是：产生的影响到底能有多大？这些影响是在什么条件之下产生的？最重要的问题是：能够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您前面提到的那些与市场资本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有关的可怕问题？　　颜鹏飞：您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危机的历史走向和资本主义死亡问题？　　奥尔曼：在世界历史当中，资本主义是一个相当近期的发展，尽管它的一些星星之火在以前就已经出现。它已经历了几个阶段，并且注定会消亡。资本主义此前也遇到过其他经济危机，迄今为止它还总能从中摆脱出来。但这一次危机不同于以前，原因不仅在于它的全球性特点，也不仅在于它很快会比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来得更为严重，而且还在于那些曾使资本主义从它以前的那些危机中恢复过来的机制不再有效。　　简单地说，以前资本主义衰退达到一定程度时，机器和劳动力的成本就会降到一个足够低的水平，从而使得新的投资变得有利可图。这些投资能够雇用新的工人，而这些人又能成为更好的消费者，而这也会导致更多的投资。然后，整个经济状况开始好转。然而，当第一组新投资出现在高技术领域时，投资者即使不增加工人或者说只增加少量的工人（并且这些工人大多数生活在那些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也能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在这种情况下将发生什么现象呢？其结果就是，投资者将不能够销售足够的商品来实现扩张，甚至会使生意停滞不前。过去资本家用来填补价值“实现”缺口的各种“神奇”手段，诸如帝国主义、战争、信用卡等等，已不再有效，或者说不足以解决当前如此规模的危机。　　孙来斌：我注意到，美国有一些学者认为，如果美国按照市场社会主义的框架设计不断进行改革的话，它将超越资本主义。您认为这有可能吗？　　奥尔曼：就这种观点而言，最好的陈述可参见戈·艾尔坡罗维兹的《超越资本主义的美国》。我曾经在《超越资本主义的美国：一道为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准备的社会主义炖菜》一文中对此作过批评。这篇文章在我的网站上可以看到。在这里我只想说，我不相信任何形式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能够带领美国超越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不会通过引入连续性的改革而逐渐离去，尽管未来的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社会的许多基本因素（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叫“种子”）都能够在资本主义当中找到它们的起源，例如，工人的合作、“社会化医疗制度”、公共教育、特殊行业的国家所有制等。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下，它们只能够以一种极度扭曲的形式存在，并不能获得长远的发展，而且通常将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置于首要地位。　　石云霞：据说，当前的经济危机使很多西方人对《资本论》重新产生了兴趣，马克思正在复归。您能简要介绍美国这方面的情况吗？　　奥尔曼：总的来看情况的确如此，不仅仅在美国，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以至于现在还难以判断结果将会怎样。可以明确的是，尽管西方的主流媒体继续它们的一贯做法，拒斥我们为这个主题撰写的专栏文章或从这个视角给当前经济危机所写的文章，但是，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现在能够享受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获得的机会来谈论马克思主义。　　孙来斌：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唤醒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在当前西方，这个任务还有无实现的可能？这里讲的工人阶级包括“蓝领”，但是，包括“白领”吗？　　奥尔曼：工人阶级由那些只有靠出卖劳动力才能生存下去的人组成，这决定了他们同其他处于同样位置的人以及另外一些人即资产阶级（工人阶级被迫出卖劳动力给他们）之间的特定关系。这些关系导致了特定的客观利益、特定的需求或者压力，使得他们的思考和行动能够促进本阶级的利益。所有这些，既适用于蓝领，也适用于白领，仅仅在形式上稍有不同。然而，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包括它的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等，都是用来对抗这些需求的，并且迫使工人以其他的方式即有利于资产阶级利益的方式去思考和行动。在经济危机期间，所有的压力都因工人作为被雇佣者的状况——包括工作节奏加快、工资下降、工作不安定以及失业——而加剧。同时，危机也造成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更加透明，使资本家为隐藏和掩盖而作的努力难以见效。　　这些方面造成的显而易见的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工人特别是那些尚未完全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灌输的年轻工人，更容易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虽然这种变化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是它正在发生。马克思主义者的作用就是尽其所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场合，通过教育、组织和政治活动来推动这个过程。　　石云霞：现在美国大学教授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的情况如何？据我们所知，您开设的有关课程很受人欢迎，您在保持这些课程对年轻学生的吸引力方面有哪些经验？　　奥尔曼：思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特别是对于我们现在讨论的、涉及改变一个人根本观念的问题来说，更是如此。马克思主义教授开设的课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在当前资本主义危机条件下更为明显。美国大学中的绝大多数学生，要么现在就是工人，要么来自工人家庭，要么毕业之后会成为工人。然而，由于已经习惯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生活，他们当中很少有人把自己视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能够弄清楚阶级含义的人则更少。　　因此，马克思主义教授的首要工作是帮助学生理解他们是“谁”或者说他们是“什么”（最好是让他们弄明白自己属于前面我们定义的工人阶级）。确切地说，就是帮助他们根据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位置和功能来准确理解它的含义，以及属于一个阶级之后会带来什么——特别是有关阶级斗争和他们自身的阶级利益。一般情况下，学生们对他们是谁以及他们在社会中处于何种位置很感兴趣，在当前社会出现极不确定情况下更是如此。如果教授以讨论他的学生（或者大部分学生）的工人阶级成员的身份（当然，并不否认他们具有其他身份，比如男性、美国人、天主教徒等）的形式来开始课程，并且确保把他们的阶级身份和后面课程的主题联系起来，那么就很有可能让学生在课程中始终保持兴趣。　　如何向学生讲解社会主义的概念，是我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一个主要的关注点。我关于这个主题的研究著述，主要参见《如何参加考试和如何改造世界》、《社会主义教学法研究》（合编）、《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棋盘游戏）以及我的个人网站中关于教育问题的文章。　　孙来斌：我对前不久在纽约召开的2009年左翼论坛很感兴趣，论坛规模较大，议题设计也很有意思。您能简单介绍一下纽约地区马克思主义论坛的活动情况吗？　　奥尔曼：如果你只是问它是什么，那么它就是一个在每年春季举行的参加者大部分为社会主义学者的、有不同的名义和发起人、差不多有40年历史的年度学术会议。出席人数一般在1500到2000人之间，其中包括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这么多年以来，这个会议为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机会，使其得以超越学科、党派、地位和年龄的界限来互相讨论各种重要的话题。近年来，附近地区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如《反思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组织了类似的但规模较小、重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会议，基本上每两年举办一次，其中，前者地点设在马萨诸塞州的阿姆赫斯特，后者设在多伦多。　　颜鹏飞：当前，探讨资本主义发展前景问题，已经成了一个国际热门话题。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奥尔曼：这个问题可以参考我前面的回答。如果将我所说的内容用更加马克思主义化的语言来表述，即全球化资本主义已经不能再生产出必要的条件来实现其发展，因而也不能再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来发挥作用。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它已经死亡，但是，它已经走上死亡之路。这很可能是一种缓慢的、拖延的死亡过程（这里或者那里会偶尔表现出短暂的恢复迹象），然而，没有什么能够拯救它。当然，那些管理这个制度并且从中获利的人是看不到这一点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并不想看到。同时，他们中的很多人会不择手段地阻止我们看到这一切和为之采取行动。事实上，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生产，只会使我们遭受“连带的祸害”，从而使生活在地球上的所有人都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　　颜鹏飞：与此相联系，您能简单描述一下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吗？　　奥尔曼：遗憾的是，资本主义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实际的转型过程要复杂得多。即便就马克思而言，尽管他曾经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非常乐观（可能是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也意识到存在着另一种非常暗淡的可能。后来罗莎·卢森堡将其表述为：人类面对“社会主义或者野蛮时代”之间的一个选择。这里的“野蛮时代”，并非某些人所认为的法西斯主义，而是指高度文明的中断（没有学校、医院、电力、道路、政府，还有饥荒、疾病和内战的扩散），就像一些非洲国家已经经历过的状况。　　简单说来，我的观点如下。　　（1）资本主义已开始死亡。对于这一点，我确信无疑。　　（2）但是，社会主义如果要替代资本主义，就必须发动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这场革命只能由工人阶级领导，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场革命——在某些条件允许的地方可以以民主的方式进行——一定要快速地扩散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所有的一切必须在资本主义崩溃后进入“野蛮时代”之前发生。显而易见，当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人阶级距离承担这个任务的要求还很遥远，尽管在未来的几年中，由于最近的危机和萧条，这种状况可能很快得以改变。　　此外，尽管资本主义会出现快速崩溃，但工人阶级能否在“野蛮时代”开始之前形成发动革命所必需的一定程度的阶级意识，对此我们还不能确定。因此，尽管我认为资本主义的崩溃具有确定性，然而却只把社会主义革命（它是社会主义到来的一个绝对的先决条件）当作一种可能性（这使得我们这些理解其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工作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　　（3）然后，即使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也不能确定工人阶级和它的同盟一定能获胜。总而言之，可能要经过多次的社会主义革命努力，要经历多次的失败。由于资产阶级拥有政治、军事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力量，工人阶级获胜只是一种“可能”。当然，我们在人数上的优势使得资产阶级很难用其传统的统治工具在革命中进行对抗，因此使得我们“很有可能”获胜。　　（4）最后，假设资本主义已经崩溃，社会主义革命也已经发生，并且工人阶级也已经获胜，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新的统治阶级是否能够建立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且最终建立起共产主义社会呢？我的回答是“能”，对此我毫不怀疑。主要原因在于：首先，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最重要的产业、科学、组织、教育以及其他条件都已经由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尽管被现在的统治阶级扭曲和滥用）。换言之，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客观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具备。　　其次，就客观阶级利益（如实质性的社会和经济平等）而言，工人阶级是唯一与整个人类的长期利益相一致的阶级。在历史上，每一个统治阶级所做的一切，莫不是为其最重要的阶级利益服务的。当工人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时候，同样也会这么做。然而，与此前不同的是，作为统治阶级，它代表的是绝大多数人而不是极少数人的利益，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如果不能为人类的每一成员的利益服务，工人阶级就无法为其自己的成员的利益服务。　　再次，参与到一场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之中的工人，将能够以多种方式来改变自身，将会显示出比我们当前更大的优势（事实上我们现在全都陷在全球资本主义文明的泥潭中），将使社会主义的建立变得容易。例如，如果工人阶级能够赢得这场革命，他们将变得更加具有合作精神，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更加富有组织性，对不同的种族、性别、国家和宗教信仰等更加宽容。他们还将因此变得更加自立、更加强大、更加勇敢和自信。此外，相对于当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部分工人而言，他们将变得更有责任感、更有能力去执行他们给自己设定的任务。　　马克思很早就形成了一种认识：参加到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中去，是一个人能够接受的最伟大的教育。当然，工人阶级的这些品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能得到更大的发展。通过参加一场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大多数工人已经将其变成了自己个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只有借助于这些品质的发展，工人阶级的革命才能最终获得成功。　　前途到底是社会主义还是野蛮时代？站在当前世界历史的节点，从我前面所讲的一切来看，未来似乎将属于野蛮时代。然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同时考虑到它关涉我们的阶级、我们的人类、我们的世界以及我们自身的利害关系，这只会激发我们，无论身处何地，都要尽其所能地去为之奋斗。

唐以来汉藏文化交流的历史为目前学术界研究的重点。

英国前首相Tony Blair十月九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中国的新文化革命」(China's New Cultural Revolution)一文。

儒学为中华帝国提供了一个同质性的文化和认同感基础，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古代帝国控制能力有限这一局限。儒学的存在使得帝国这一国家形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展出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古代中国有着强有力的国家，发达的官僚体制和精英层面上的认同感。除了当时的百姓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感外，中华帝国在很大程度上犹如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维摩诘所说经》是一部重要的大乘佛经。它富有思想创造性和艺术想象力，思辨恢宏深邃，议论机智诙谐，叙事生动活泼，堪称佛经中的一部佳构杰作。早在二世纪，它就传入中国。据唐智昇《开元释教录》记载，前后共有七译

概述

台湾原住民属南岛语系民族，迥异于中国大陆其他分属汉藏语系、印欧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的诸民族。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对传统部落经济的吞噬，使得原住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在雷蒙德·威廉斯的小说《第三代》（伦敦，1964年）中，有一个非洲人物这样说：“因此民族主义就像阶级。拥有它，感觉它，是结束它的惟一办法。如果你不要求得到它，或者过早地放弃它，你只能受其他阶级和其他民族的欺负。”

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李學勤的"走出疑古時代"，都是在堅實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來的。近年學生受到[对中国学术传统批评否定]的影響，也喜歡寫考古學方法的文章，本科生、研究生都有。談方法，批評中國同行，津津樂道，讓他們讀典籍，則坐不住，是誰之過歟？

环境污染问题需要很多部门环节的协调工作来解决。明显些的比如工厂生产、污水处理。不那么明显的，比如景观设计。不得踩踏的整齐人工草坪现在是主流了，然而在干旱的北方，生命力强的野草实在不应当都被需要大量水灌溉的进口草种取代，这不仅是出于环保的考虑，也是保护物种多样化与地方景观特色。－－人文与社会

进入21世纪，唐宋史学界不约而同的认识到，打通唐宋断代界限，是提高唐、宋史研究的重要途径，而要打通唐宋研究，在20世纪有影响的"唐宋变革"论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故受到国内学者们的关注。但是，何谓唐宋变革？唐宋变革论的首倡者是谁？唐宋变革期的起始如何界定？如何看待唐宋社会性质等等，迄今仍有很大争议。纵观20世纪以来发表的一系列相关论著，就会发现有很多问题是因缺乏学术史的梳理，才导致众说纷纭现象的出现。所以搞清唐宋变革论的由来和发展对于打通唐宋断代界限，提高唐宋史研究水平，乃至客观评价唐宋之际社会变革的历史意义很有必要。实际上对于唐宋之际社会变革的讨论有两条主线索，一是从南宋以来迄20世纪中国本土学者对唐宋之际或之间社会变动的认识；一是20世纪初叶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先生提出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始而后演化成为"唐宋变革论"。这两条线索在20世纪国内唐宋史研究领域基本是泾渭分明，只是进入20世纪后"唐宋变革"才与唐宋变动或变化相混淆，两条线索才绾结在一起出现泛化的倾向。下面就这两条线索的由来和发展变化分成四个方面进行简要梳理。一、南宋以来中国学者对唐宋之际历史变动的认识依据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划分历史阶段是历史学科的一项重要任务。台湾《中国通史论文选》的编辑者说的好"历史的最大特性就是'变'，研究历史就是要明了它的变化情形，若不分期，就不易说明其变化真相。历史分期的目的即在于帮助我们找出历史的变点，进一步观察它的质变和量变，从而了解各时代的特性。"[1]"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唐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动时期。对于这种变动从南宋初期就已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并提出了很有见地的看法。郑樵《通志》卷二十五《氏族略》称："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这段名言言简意赅，不是枝枝节节的史料，而是高屋建瓴的史论。[2]南宋末年文天祥亦曾感概："自魏晋以来至唐最尚门阀，故以谱牒为重，近世此事寝废，予每为之浩叹。""族谱昉于欧阳，继之者不一而足，而求其凿凿精实，百无二三。原其所以，盖由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捐亲戚，弃坟墓，往往而是，虽坡公（苏轼）不免焉。此昌黎公所以有不去其乡之说也。"[3]从文天祥的语气来看，在这里所讲的"中世"显系指的即是唐中叶时社会发生了巨变。明朝人陈邦瞻更是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来看待唐宋之际的大变动，而且把中国历史分作三个阶段。他在《宋史纪事本末·序》中说"然而未暇考其世已，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覩其极也。变未极，则治不得不相为因。"[4]不论是南宋学者敏锐的观察到唐宋之际的大变动，还是明代陈邦瞻的中国历史三阶段说都是"本土"学者的独立思考，或者说是地道的中国式的"历史分期"。1840年以后随着西学东渐，对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分期则不能不打上西学的"历史分期"方法的烙印。西学的历史分期方法对中国历史学的影响较大的有两种。一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按"上古（或上世）"、"中古（中世）"、"近古（近世）"划分历史的方法。1917年，傅斯年先生说："西洋历史之分期，所谓'上世'、'中世'、'近世'者，与夫三世者，所谓（Subdivisions）在今日已为定论。虽史家著书，小有出入，大体固无殊也。......日本桑原骘藏《东洋史要》（后改名《支那史要》），始取西洋上古中古近古之说以分中国历史为四期。近年出版历史教科书，概以桑原氏为准，未见有变更其纲者。" 可见20世纪初期西学分期方法在国内影响甚巨。但对于照搬西洋历史分期法而不顾中国历史发展实际的做法，也引起有识之士的批评而提出新的分期方案。首先，傅斯年不同意桑原骘藏以汉族盛衰对中国历史的分期。桑原骘藏分中国历史为四期："一曰上古，断至秦皇一统，称之为汉族缔造时代。二曰中古，自秦皇一统至唐亡，称之为汉族极盛时代。三曰近古，自五季至明亡，称之为汉族渐衰，蒙古族代兴时代。四曰近世，括满清一代为言，称之为欧人东渐时代。"傅斯年以为"所谓汉族最盛时代、蒙古族最盛时代，欧人东渐时代者，皆远东历史之分期法，非中国历史之分期法。"因而他以汉族之变化与升降为上世中世近世分期之标准，将中国历史分为四期。上世：从周平王元年以前至南北朝陈祯明三年，其间又分为四期；中世：起隋开皇九年至南宋祥兴二年，其间又分为二期；近世：起南宋祥兴二年至晚清宣统三年，其间又分为三期；现世：民国建元以来。傅斯年先生在"宜知唐宋两代有汉胡消长之迹南宋之亡又为中国历史一大关键"一节中论唐宋历史特点时指出，自隋迄宋，为第二中国，"此八百年中，虽为一线相承，而风俗未尝无变。自隋至于唐季，胡运方盛，当时风俗政教，汉胡相杂，虽年世愈后，胡气愈少，要之胡气未能尽灭。读唐世文家所载，说部所传，当知愚言之不妄也。至于周宋，胡气渐消，以至于无有。宋三百年间，尽是汉风。此其所以异于前代者也。就统绪相承为言，则唐宋为一贯，就风气异同以立论，则唐宋有殊别，然唐宋之间，既有相接不能相隔之势，斯惟有取而合之，说明之曰'第二中国'，上与周汉魏晋江右之中国，对待分别可也。此'第二中国'者，至于靖康而丧其中原，犹晋之永嘉，至于祥兴而丧其江表，犹陈之祯明。祥兴之亡，第二中国随之俱亡，自此以后全为胡虏之运，虽其间明代光复故物，而为运终不长矣。祥兴于中国历史位置，尤重于祯明。诚汉族升降一大关键也。"[5]以种族、民族盛衰、升降作为划分中国历史阶段的标准是20世纪初期历史分期的一大特色。雷海宗先生把中国历史分作两大周："第一周，由最初至西元三八三年的淝水之战，大致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外来的血统与文化没有重要的地位。第一周的中国可称为古典的中国。第二周，由西元三八三年至今，是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的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无论在血统上或文化上，都起了大的变化。第二周的中国已不是当初华夏族的古典中国，而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一个综合的中国。虽然无论在民族血统上或文化意识上，都可说中国的个性并没有丧失，外来的成分却占很重要的地位。"[6]显然雷海宗先生是以文化史观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力图打破欧洲人的传统分期法。在雷先生看来，唐宋处在第二周，南北朝隋唐五代（西元383-959）是一个大的过渡，综合与创造的时代，宋代的三百年间是一个整理清算的时代。二是以斯大林五个社会形态理论划分中国历史。20世纪50-80年代初，历史分期曾是中国史学界一个热门话题，但多集中在讨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起始（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间），形成十数种说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而对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也有多种标准和划分方法。分期标准：以生产关系的变化和发展作为分期标准；以阶级斗争的发展作为分期的标准；以封建国家政权的发展变化作为分期标准；以生产方式的变化作为基础、以阶级斗争为线索作为分期的标准；以综合考察历史的多方面因素作为分期的标准；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发展作为分期的标准。具体划分：由于分期标准认识不同，也由于对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上意见分歧，因而对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具体划分，主张很不一致，大约有五种划分。二分法：隋唐五代以前为上行阶段，北宋以后为下行阶段，或称作上升期和下降期，或称作前后期），此说以战国封建说为主，西周封建说则主张西周至战国为一期，战国至鸦片战争前为一期；三分法：西周说将西周至秦统一为前一阶段，或称前期，中期为秦统一至元末，明清为封建社会后期。战国说，以黄巾、黄巢起义划分为三阶段，战国、秦汉为封建制度确立、封建依附关系发展阶段，魏晋隋唐是庄园农奴制阶段，宋元明清是封建租佃制占主导地位的阶段。朱绍侯主编大学历史教科书《中国古代史》分作三个时期，一是确立时期，从战国到西汉以前，发展时期是西汉到唐以前，三是繁荣时期，从唐至清，民族进一步融合，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元的大统一、明代专制主义、资本主义萌芽，清代统一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四分法：早期、成长期、发展期和晚期，或称作形成期、发展时期、螺旋式发展时期和逐步解体时期，也有乘坐一二三四阶段的。战国、秦、西汉，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初，明末清初到鸦片战争前。五分法：《中国历史》初中课本，战国秦汉，形成和初步发展，三国魏晋南北朝分裂和民族融合；隋唐封建繁荣；辽宋夏金元封建继续发展民族融合；明清封建制度逐渐衰落；六分法：《中国史纲要》西周秦汉封建开端；秦汉封建同一国家形成；三国魏晋南北朝北方封建割据南方封建经济反展；封建向上、重建时期隋唐；封建经济继续发展民族矛盾扩大，五代十国宋辽金元；封建经济高度发展专制主义进一步强化及其走向衰败时期，明清。[7]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与中国古代史分期略有不同的是，以20世纪八十年代为中轴，此前一般认为宋朝处在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时代，或称为下行阶段、下降期的开始，为大多数学者及教科书所认同。[8]也就是说宋代是封建社会走下坡路的的开始，是当时学界的主流看法。同时还认为唐朝和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两个重要朝代，在社会性质上没有发生什么根本变化，但放眼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全过程，就会发现，从唐中叶到宋代确实发生了一些重要而显著的变化。除此外在封建社会的后期起始上有不同的看法，即有以隋朝建立、安史之乱、两税法颁行、唐末农民战争、北宋建立等断限。[9]此后随着对于宋代历史地位的评价的渐次展开，对过去的成说予以矫正，学者们认为宋代不仅不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的开始，而是封建社会高度发展的历史阶段。如邓广铭先生把宋代称为"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时期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10]朱瑞熙认为从唐代中叶开始，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我们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它经历五代十国、两宋、元代直到明代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以前，共约八百年时间。由唐代中叶开始的社会发展变化，到宋代几乎完全定型，从而呈现出不同于过去的社会新面貌。[11]叶坦认为"宋代是中国封建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时期"，并简要地论述了两宋的时代特征。[12] 漆侠先生《宋代经济史》首章即以《关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发展的阶段问题》，作为本书的代绪论。在这篇代绪论中，漆侠先生将中国封建时代划分为三个时期。"二、战国秦汉时期(前476-184)：封建制度建立、封建依附化关系发展阶段""三、魏晋隋唐时期(184年～884)：庄园农奴制阶段""四、宋元明清时期(公元884年～1840年)：封建租佃制占主导地位的阶段"[13]并认为宋代封建租佃制关系取代农奴制而逐步居于支配地位。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而成为主要的税法。这种经济关系的变革推动了经济的发展。[14]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分期的大框架内，学者们对唐宋之间的社会变迁和变化有种种不尽相同的看法。胡如雷认为，从北宋开始，农民起义的纲领性口号发生了显著变化。王小波，李顺起义首次明确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南宋钟相、杨么起义继之以"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明末农民战争中李自成更把传统的"均贫富"发展为"均田免粮"，为清代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开了先河。这些口号说明，虽然多数农民起义仍然打击封建王朝，有些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且取得了改朝换代的成果，但作为时代特点，这些纲领性口号都把打击地主经济、地主土地所有制本身明确地写在了斗争旗帜上，正是这一点显示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新的时代特点。这个特点就是，首先公元十世纪末发生的王小波、李顺起义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均贫富"的纲领性口号，这件事集中反映了两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变革，反映了农民阶级社会地位的变化。其次，唐代虽有客户，但系土、客相对，土户与宋代的主户还有区别。只有到北宋建立以后，主客户制度才正式确立，这件事中反映了土地制度，佃客地位的变化，所以北宋的建立并非一般的革代易性，而是标志着历史时代的转折，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15]漆侠先生认为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是一个比较烦杂的问题，须要进行多方面的探索，他指出"这个时期的变革虽然是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内部的推移演化，但值得客观注意的是，它是唐代农奴制向宋代封建租佃制转化的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并进一步从各个方面加以论证：（1）唐中叶以来各种形式的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衰落，土地私有制在宋居于绝对的优势地位。（2）在土地私有制居于压倒的优势地位的同时，土地占有诸阶级阶层也发生显著变化，从而使土地占有关系出现了新的格局。这个土地占有新格局之一就是，新兴的土地兼并势力取代了以山东士族为代表的旧的土地兼并势力，逐步爬上社会的极峰。（3）封建租佃制关系取代农奴制而逐步居于支配地位。（4）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而成为主要的税法。（5）经济关系的变革推动了经济的发展。（6）经济领域里的变革对文化思想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山东士族及其所代表的礼学的衰亡，数百年来社会压迫气氛一朝消散，人们的思想，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在相应程度上得到解脱，这对于一代新人及其所代表的新思想，新学风的形成，是完全有利的，说到底，经济领域里的变革，为文化思想领域的发展，带来一个较为良好的社会环境，这是值得认真研究和阐明的。唐中叶文化思想领域发生变革，其主要变革是（1）儒佛道三家矛盾斗争及其相互渗透。（2）儒家思想遇到佛道两家的严重挑战。（3）宋儒从宏观上把握经学，而不是从章句上理解经学要旨，使经学研究达到新阶段。宋学不仅与汉学并驾齐驱，而且浸浸乎超而过之。[16]王曾瑜先生认为"从中唐至明清的情况看来，最基本的阶级关系变化是否有两条。一是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驰，农民与地主的身份性差别有所缩小。二是雇佣制逐步有所发展。[17]张邦炜先生在评论王曾瑜先生的《宋朝阶级结构》时说：作者并不一定属于唐宋变革论者，可是书中依据大量史实所作出的不少结论，恰恰起到了为唐宋变革论张目的作用。在地主阶级内部的变动方面，作者论述了客户，形势户正式作为法定户名以及非官僚地主法定户名的出现这三大历史现象。在非主体阶级方面着重探讨了坊郭户的形成与某些法定贱民的消亡这两大历史过程。表明了唐宋变革时期阶级状况的变动及其变化的时代进步意义。[18]朱瑞熙先生指出从唐代中叶开始，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我们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它经历五代十国、两宋、元代直到明代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以前，共约八百年时间。由唐代中叶开始的社会发展变化，到宋代几乎完全定型，从而呈现出不同于过去的社会新面貌。宋代社会的新面貌表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首先是物质生产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新的土地占有制度和租佃制度，从而形成了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其次是以新的社会经济结构为政治和精神的基础，整个上层建筑包括政治、军事、教育、法律等制度，乃至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学术等意识形态以及风俗习惯都出现了相应的变革。再其次是人民群众在新的历史环境里，以不同于以往革命目标和方式进行阶级斗争，奏响了新的战斗乐章。这一切因素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影响，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宋代社会面貌的生动图画。[19]张邦炜先生从婚姻的角度"家之婚姻由于谱系"到"不问阀阅"演变的角度，以为唐宋之际确实发生了一场具有划阶段意义的变革，除婚姻制度的变革是明证外，还可以举出若干。诸如科举方面的"取士不问家世"、教育方面的"广开来学之路" 、社交方面的"所交不限士庶" 、学术方面的从汉学到宋学、文学方面的从"雅"到"俗" 、书法方面的从碑书为主到帖书为主、绘画方面的从宗教画、政治画为主到山水画、花鸟画为主等等。这些极富于时代感的变化尽管形形色色、多种多样,但其基本精神竟如此惊人地相似和一致。他们通通是随着"田制"经济解体之后经济结构的变化、门阀政治崩溃之后等级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并且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谐地构成了一幅丰富多采的宋代社会生活画卷。所有这些,一概表明，宋代是一个与魏晋南北朝乃至唐代不尽相同的历史时期。同时他还认为这场变革的性质无疑属于封建社会内部的变革,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标志着宋代进入了中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新阶段。[20]除以上的历史分期外， 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21]钱穆先生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蒙古满州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22]他在1942年出版的《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中，更是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先秦以上可说是第一期，秦汉、隋唐是第二期，以下宋、元、明、清四代，是第三期。"并称：第三期"可说是中国的近代史"[23]傅乐成在《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中论述了唐朝与宋朝学术文化的不同"大体说来，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唐代文化，上承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化对唐代文化直接发生影响的重要因素，不外三端；即老庄思想、佛教、和胡人习俗。其中后两种因素自外族传入，而且是经历数百年的流播而形成的。唐代对这三种文化因素的承袭，也以后两种为主，在有唐三百年的大半时间中，它们是文化的主流，造成唐代文化的异彩特色。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从魏晋开始，即受这三种文化因素的压制，日渐衰微，在唐代大半时间的情形，仍是如此。直到唐代后期，儒学始开启复兴的机运，""在当时并没有多大作用。到宋，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诸家，已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学的产生，其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转趋单纯与收敛。南宋时，道统的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强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日益加深。宋代对外交通，甚为发达，但其各项学术，都不脱中国本位文化的范围；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几达停滞状态。这是中国本位文化建立后的最显著的现象，也是宋型文化与唐型文化最大的不同点"。[24]几位前贤虽然没有从历史分期的角度划分唐宋时代的社会变迁，但他们从不同角度敏锐的观察到唐宋之际显著的社会变化。二、日、美"唐宋变革"论的提出与发展如前揭，虽然20世纪初期中国历史教科书按西方历史分期法划分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主要受日本桑原骘藏的影响，但是桑原骘藏对唐宋历史并没有给以特别的关注，或者说没有把唐宋之际发生的巨大变化作为中国历史划时代的重要性来看待。因而从历史分期的角度，日本的另外一位学者内藤虎次郎提出宋代是中国近世开端的假说，对20世纪国际宋史研究产生十分巨大的影响。内藤虎次郎，号湖南，1866-1934）。日本秋田县人，40岁以前从事新闻记者工作，1907年以后转任京都大学教授、学术带头人，是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的创始人。过去一般以为内滕湖南是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25]首次提出唐宋变革论；实际上根据内藤的长子内藤干吉的考证，内藤的唐宋变革和宋代近世说最早形诸文字是在1909年，见于内藤1909年讲授中国近世史的讲义的绪言:"近世史应从什么时代开始，当说是宋代以后。"[26]。其后在1914年出版的《支那论》、1920年讲授《中国近世史》的讲义、1922年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逐步系统阐述了他的宋代近世说。[27]内藤湖南认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他的这种新观点是建立在新的历史分期方法基础之上的。他说"由于过去的历史家大多以朝代区划时代，所以唐宋和元明清等都成为通用语，但从学术上来说这样的区划法有更改的必要。不过，为了便于讨论，在这里暂且按照普通的历史区划法，使用唐宋时代一词，尝试综合说明从中世转移到近世的变化情形"。内藤湖南先生所说的"从学术上"重新划分中国从中世转移到近世的变化，实际上即是受了欧洲人的传统分期法的影响，即所谓"西洋史上古，中古，近代的正统分期法，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而日本史学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一直墨守着"三分法"即分为"古代"、"中世"及"近世"（或称为"上古"、"中古"及"近代"）三段。内藤湖南对中国历史的时代划分是"上古（至后汉中叶）；中世（中古，从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近世（前期：宋元；后期：明清）。内藤湖南认为唐宋变革或者说是从中世向近世的转移，应根据"贵族政治的衰颓和独裁的兴起"这一点，而从贵族政治进入君主独裁政治则是任何国家都能看到的自然顺序，是世界史的普遍现象。在中国唐宋时期"贵族的失势的结果，使君主的地位和人民较为接近，任何人要担任高职，亦不能靠世袭的特权，而是由天子的权力来决定和任命"，"君主在中世虽然居于代表贵族的位置，但到了近世贵族没落，君主再不是贵族团体的私有物，他直接而对臣民，是他们的公有物"，"与此同时，人民的地位亦有显著变化。中国本来不是以法治国，不承认人民的权力，但近世人民的地位和财产私有权，与贵族政治时代大异其趣。贵族时代，人民在整体贵族眼中视若奴隶，隋唐时代开始，人民从贵族手中得到解放"；"中国虽然完全不承认人民的参政权，但贵族阶级消灭后，君主和人民直接相对，亦是进入近世政治以后的事情"，具体的说"唐代租庸调制，意味着人民向政府纳地租，服力役和提供生产成果。唐代中叶开始，这个制度自然崩坏，改为两税制，人民从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自由解放"；"到了宋代经王安石的新法，人民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意义更加确实"，"另一方面，君主和人民中间等级的官吏亦改为选举"，"官吏从君主独裁时代的配合庶民方式变为容许机会均等"。朋党的性质亦有所改变"唐代朋党以贵族为主，专事权力斗争，宋代朋党则明显地反映了当时政治上的不同主义"；经济亦有显著变化，唐宋之交为实物经济之终结，货币经济之开始。"学术文艺的性质亦有明显变化，经学由重师法、疏不破注变为疑古，以已意解经；文学由注重形式的四六体演变为自由表现的散文体，诗、词、曲等亦都由注重形式转为自己发挥，总而言之，贵族式的文学一变而为庶民式的文学，音乐、艺术等亦莫不如此。[28]内藤湖南的关于宋代是中国历史近世开端的假说，经他的学生宫崎市定等人的发挥和展开，至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后，中国近世说在国际唐宋史领域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是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可举出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至今仍然是考察这一时代的坐标轴。"[29]内藤湖南的学生和后继者在两个方面大大发展了他的假说。一是后继者们把他的假说概括为"唐宋变革"。"1945年以前，在这一阶段,内藤自己并没有直接归纳出"唐宋变革论"这个专门的术语。这一提法，实际是后来的研究者归纳的。也就是说,虽然内藤的时代分期说、他的一些论说中包含有"唐宋变革论"的内容，但是,这一专门的学术术语并不是他亲自提出的。池田诚发表了《关于唐宋变革的再检讨》[30]，这或是当时比较早归纳出"唐宋变革"这一术语的论文。" [31]"必须注意的是，通篇论文都没有'唐宋变革'一语，把它用来简称'中国历史从中古过渡为近世是发生在唐宋之交'的时代观，是后来的事。把这个时代观发扬光大，并正式接受'唐宋变革'之名作为京都学派的一个主要学说的，当推内藤的弟子宫崎市定（1901-1995）。内藤专攻的断代史其实是清代，宫崎才是宋代，'最早对于内藤湖南的历史分期并不相信，而是从数十年的研究中，达到了和内藤一样的见解，... 宋代是和唐代完全不同的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属于近世。'尽管两人的重点略有不同，内藤强调唐宋的分野，宫崎进一步阐释宋代所具备的'近世'特征。"[32]二是宫崎市定把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指向由内藤湖南偏重讨论其所处的中国现实社会状况的起始，转向侧重讨论按西方近代社会发展模式比附中国历史近代的起始。换句话说，内藤湖南虽然使用西方通行的分期方法划分中国历史，但他与当时"将所有的东西全都归结到西洋的'近代'这一单线的历史观相比，在本质上全然不同。""'近世'论的特征在于，并非只重视西洋'近世'，对日本、中国也设定了这一有着共通时代面貌的'近世'。"根据多位研究内藤湖南学者的观点可知，"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进行观察的方法才是内藤史学的活力所在"内藤的近世说不仅仅是就中国历史分期的学术问题展开讨论的，而是与他关注当时中国政治走向以及日本对华政策分不开。即为处在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政治走向开出的"贵族政治→君主独裁政治→共和政治的社会发展趋势"方案服务的。中国的辛亥革命不是从旧体制、落后社会到新体制、先进社会的转换，而是"可以追溯到从唐代中叶到五代、北宋亦即离现在约一千年前到八百年前之间，已逐渐形成了我们所说的近世纪。"如何保障这种缘于历史"早熟"必然出现的"共和制"呢？内藤提出"中日共存的方向：即以先进国家日本的经验输入激活中国社会，由此达到国家自立的进程。"[33]可见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不能简单的从学术层面来理解。对此，研究内藤湖南的专家钱婉约指出"这里提出两个问题，对于唐宋变革论。无论是宋代近世说还是文化中心移动说，都说明内藤学术的社会关注程度和现实干预感相当强烈。......进一步说，内滕湖南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出发点及终极目标，始终在于对日本民族及日本文化之命运和前途的深切关怀，这是牵动他情感至深处的毕生理想。研究中国，喜爱中国文化，但这一切都是为了日本！因此，我们最终看到，这样一个理解并喜爱中国文化的人，却终于在日本国权扩张主义的时代思潮中，走上了在本质上背叛中国文化的道路。"宋代近世说"貌似一个赞美中国文化光辉灿烂、发达领先的历史理论，但它却是内滕湖南现实的中国观"国际共管说"的思想依据，是与一个明显具有殖民色彩的对华设想联系在一起。内滕湖南通过宋代近世说"向读者说明，中国文化在进入近代以后已是高度发达的文化，但是正是这个'早熟'的、高度发达的辉煌文明，导致了当前衰老的、政治经济困难重重，急待寻求出路的现实中国，对此内滕提出了所谓'国际共管'的理论。"[34]但不管怎样说，内藤湖南并没有完全把宋以后的中国"近世"视作与西方雷同的近世社会。而他的后继者们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内藤湖南"近世"说则如包弼德所说是"断言西方影响中国之前，中国就按照与西方相同的演进阶段在发展，而且这些演进阶段是普遍的。"宫崎市定在《东洋的近世 》[35]绪论中说："一般而言，欧洲的近世史是指文艺复兴以后；但试图否定东洋近代性的论者，却将近世特别严密界定于工业革命以后的欧洲、或资本主义隆盛时的欧洲。假如将公元一三〇〇年定为文艺复兴的开始，其后经二百余年，发生宗教改革运动，欧洲变得更加富有近世色彩。制纸、印刷业大盛，火药开始输入，航海术发达，国民主义勃兴，以法国为首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成立。这期间的欧洲肯定不是中世而是近世。把这个时期的社会状态和宋、元、明、清比较，共同称为近世，我不以为是失诸比例。""欧洲以公元一七五〇年为中心，发生了工业革命，继而出现以一八〇〇年为中心的法国革命。从此，欧洲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到目前为止在所有地域的历史上均未见过的新时代。欧洲的近世清楚的跳过了文艺复兴阶段，飞跃至更高的一个层次。这个讯息的意义与其由欧洲的立场看，反不如由东洋的立场去观察更为清楚。东洋也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但没有这两个革命。从这个立场来说，我主张把工业革命以后的欧洲作为最近世史，文艺复兴阶段则作为近世史，以资区别。由文艺复兴至工业革命只有四、五百年，西洋史家往往容易疏忽这个阶段历史的独自性。但欧洲以外的东洋诸国很早便到达了这个阶段，只是其后一千多年不停的苦于原地踏步，一直未能飞跃到下一个阶段。""我们在上面以西洋的文艺复兴探讨东洋的文艺复兴现象，认定宋代以后近世史的发展，现在已经到了以东洋近世史的发展去探讨西洋近世史的时候。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史一般习惯称为近世史，但若按我们的说法，工业革命以后的欧洲和以前的欧洲应有重要的区别。"接着宫崎市定从"世界和东洋交通的概观""中国近世的社会经济""中国近世的政治""东洋近世的国民主义""近世的文化""东洋的近世和西洋的近世"等六个方面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内藤的宋代近世说。其中最重要的贡献有二项，一是通过对《九品官人法研究》为内藤湖南的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转变提供坚实的佐证："从三国到唐朝的中国社会，大体上可以称为贵族制度时代"，并认为隋唐的科举制度是从汉代的秀孝制度发展而来，"汉代的秀孝制度是随后兴起的贵族式选举的前奏。果然，九品官人法一出现，它就被吸收在内，与九品官人法一起做贵族式运作，有时甚至完全被忽视。南朝梁的秀孝制度已经脱离了贵族主义，并开始显现出与之对立的性格，在北朝就表现得越发显著，经过北朝到隋朝，随着科举制度的成立，它遂成为取代中正制度的制度出现。"[36]从而为君主独裁政治的转变奠定了基础。二是添加了社会经济方面诸特征的内容。这是因为二战以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日本史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正在于强调经济发展模式是区分社会形态或者是历史分期的基础。宫崎市定也确实在"中国近世的社会经济"着力描述了宋代社会经济发展所展现诸项近世特征："总而言之，由隋炀帝开始的大运河，一出现便带有振兴中国内陆交通机能的使命。不过，后来世界的交通渐渐由内陆时代进展至海洋时代。天津、上海、广东（当作广州--译者）等海港因外国贸易变得繁荣，中国的人口和财力亦集中于沿海地区。天津和上海或许不能说是纯海港，但如果从船舶的出入要利用潮汐涨退一点来说，也带有海港的性质。""从经济上纵观中国的历史，由古代至中世是内陆地区中心的时代，而由宋以后至近世变为运河地带中心的时代，再降至晚晴开始，则是海岸中心的时代。这个海岸中心现象由于是欧洲影响下发生的新事态，所以或当视为最近世史发展的开始。""大运河的机能是交通运输，所谓运河时代就是商业时代。事实上由中世进入近世后，中国的商业发展得面目一新。""到了这时，都市内官设的市场已经失去意义，都市几乎全区商业化。这就是商业兴旺随之而来的必然结果，官厅住宅群的中世都市到了这时变为近世的商业交通都市。这个变化，始于唐末，经过五代，到宋初完成。""在制陶过程中，由采土开始，簸土、造形、赋彩、上釉、以至烧成，各有专门的职工分担每一道工序。这已经脱离家庭工业的阶段，属于甚至可称为近世资本主义的大企业。""在这种商业达至极其隆盛的社会情势下，政府的财政政策亦不得不由中世的政策变为近世的政策。""租庸调法变为两税，承认人民的土地私有，租税也不单以农地作为赋课对象，而是凡是资产皆课。""宋代的财政分为向土地课两税和对商品的课利。两税征榖粟绢布，课利征铜钱。所谓课利，除了盐利以外，尚包括酒、矾、茶、香孳等专卖所得的利益，及向其他一般商品所课的商税（通过税与所得税）。课利虽然最终是消费税，负担及于包括农民在内的所有消费者，也就是全国人民，但直接把这个税纳给政府的却是商人。由于两税和课利在国家的收入上不相伯仲，商人的集税能力纵或是在特别的保护下，仍然与州县官相等。从这点来看，也可见宋以后的中国社会实拥有不能简单视为农业国的特质。农民在数目上无疑占压倒的多数，但资本却集中在工商阶级的手中。从这一点来说，宋代也有非常近世的性质。"宫崎市定在另一篇重要论文《从部曲走向佃户》[37]中又从贵族社会瓦解后社会阶层变动的角度进一步丰富了宋代近世说，他的新贡献主要表现在四点，（1）贵族所有庄园的农奴部分被解放，以自由平等为原则的新社会的出现。（2）过去门阀贵族独占的政治特权不被承认，官吏地位的取得以科举制向万民开放。（3）由于贵族制被打倒而发生了新的资本主义潮流，财阀、地主阶级取代旧贵族，因而产生了教育权、参政权被他们独占的倾向。（4）既然佃户变成了独立的自由民，佃户在完成地租契约义务后有转移的自由，就不受地主的人格束缚。地主利用佃户的弱点进行残酷压榨，这并非法制上的权利，而是资本主义的淫威。所以他否定了土地束缚，地主的恣意压榨和佃户身份的隶属性等事实。同时他认为，宋代以后确定了个人对土地的所有权，土地买卖即是出让具有决定性的所有权，这是尊重契约的表现。以上这些便是近世社会发展的特征。[38]经过宫崎市定的发展，唐宋之间发生的诸多社会变化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它不再仅仅是晚清中国社会制度、风俗、思想形成的源头，而是开启近代社会的大变革。遂成为"今天日本学界的定论，而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唐宋变革"论："即从唐朝衰亡期经五代至宋朝建立之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性质变化的观点。"[39]"根据宫崎市定的考察，在把中国宋元时代认作近世社会的场合，中国近世社会被认为与西亚、南亚或者欧洲近世社会共同的时代特征；简而言之，即可以说是由农村时代向城市时代推进的社会构造的变化，和由宗教时代向学问时代演变的文化形态的变化。""如果从中国史的立场来定位宋元时代史的话，首先即可定义，这是从五代分裂时代经过宋朝的中国本土农耕地带的统一，以达到包括游牧狩猎地带在内的，由元朝完成的大统一的时期。如果重述一遍，这一时期是宫崎市定主张的，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伊斯兰教期的西亚平行的中国的近世社会形成期"。[40]"八世纪中叶到一四世纪中叶，以王朝来说，自唐朝中期到元朝的灭亡，大约只有六00年的时间。但其间中国的政治形态、社会经济结构以及文化的性格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尤其在八世纪到十一世纪之间的时代有显著的变革，因此这个时期被称作唐宋变革期，受到研究者的关心。"[41]三、对唐宋变革论（宋代近世说）的质疑和修正1、日本学者的宋代中世说与祖述内藤湖南学说的京都学派观点不同的是，二战以后日本"历史学研究会"主张唐宋变革是延续古代社会的唐代向宋代中世封建社会的转化。据谷川道雄先生介绍"战后，由于思想上的自由，马克思主义又重新脱颖而出。1946年，马克思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历史学家们重建了历史学研究会。历史学研究会是战前设在东京的学会。当时虽然各个大学都有与历史有关的学会，但是年轻的研究者们不能满足于那种类似讲坛上课的活动，他们越过学校，也越过日本史、东洋史、西洋史之别而走到一起，成立了上述研究会。那时发行的杂志虽然名为《历史学研究》，但对社会史、民众史也显示出了极大关心。""新生的历史学研究会急速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主张中国历史是生产形态的发展史。站在这一立场上，他们围绕着奴隶制、封建农奴制、近代资本制的社会结构分别相当于中国的哪个时代这一问题而展开了讨论。""历史学研究会所要批判的正是湖南的这一时代区分论。不过那时湖南早已去世，他的理论在其学生那里得到了继承，因此批判的矛头就指向了这些学生。前田直典的《在东亚的古代终结》（1948）是这类批判的先锋。前田把内藤湖南的学生宫崎市定、宇都宫清吉称为京都学派，对他们的六朝隋唐中世论进行了如下批判。首先，六朝时代大土地经营的主要耕作者为奴隶，而唐代以后的大土地所有制使用的主要是小作人。其次，由于均田农民以徭役为首的租赋过重，所以可以将其等同于奴隶。基于这种观点，前田认为应该把到唐末为止划为古代，宋代以后划为中世。以前田的论文为基础，形成了历史学研究会（也称历研派）的时代区分论，其特点是，对内藤湖南所倡导的唐宋变革给予承认，但却把它理解为是从古代奴隶制向中世封建农奴制过渡的变革。前田论文在实证方面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但其理论在以后却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其中之一为西岛定生的理论。西岛把秦汉时代划为奴隶制的时代，并认为这一时代一直延续到六朝隋唐。"[42]这一说其后为仁井田陞、石母田正、池田诚、堀敏一、柳田节子、渡辺信一郎等学者所承袭。概括地讲宋代中世说的核心观点是：1、中唐以前的大土地所有为古罗马的奴隶制大土地所有制，中唐以后形成的庄园制是隶属性的佃户制，亦即中国的地主由于生产手段的贷给是通过债务关系，佃户置于家长制的严格统治之下，因此随着地主寄生性的加强，佃户的奴隶性质也很顽强，即是所谓古罗马的无迁居自由的耕佃制关系。2、中国中世纪封建制为农奴制，把农奴制作为地主佃户关系，确定唐宋变革为从唐代奴隶社会（奴婢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豪门大族的大土地所有）转变为宋代农奴制社会（佃户作为直接生产者的新官僚阶层的大土地所有）。3、宋代地主制是封建制，即自给自足经济、拥有土地以外的生产工具而独立经营以及经济外强制的存在，因此，宋代仍为封建社会，唐宋变革是封建制的再组成，4、唐中叶以后，两税法是把实现了事实上的私人土地所有，通过把主客户、五等户放在政治性的臣属关系之中征收地租的体制。宋代负担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核心地位的农民是中户中产阶层。他们作为典型，编成的主户阶层被理解为典型的国家农奴，故唐宋变革是从国家奴隶制向国家农奴制的转变。宋代中世说虽然论证互有差异，但在两点上是相通的：1唐末是"古代"（奴隶社会）的终结。2、从宋代开始进入封建制（农奴制）。[43]2、国内唐史学者的回应国内唐史研究者的回应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唐朝士族门阀是否仍占统治地位？隋唐、尤其是唐前期，是否仍是贵族政治？二是唐宋间农民人身自由问题是否发生重大变化？部曲制到佃户制的转型发生于何时？日本学者沿袭内藤湖南之说，习称贵族，谷川道雄曾解释，他们这里所说的贵族，就是中国学者所说的门阀士族。国内学者八十年代以前两种观点，少数主张士族在唐代始终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隋唐之际的政权是士族政权。多数学者认为从南北朝后期以来，旧门阀的衰弱是一种历史倾向，尽管有的已经衰弱，有的正在衰弱。 "魏晋以来的大族豪强地主，由于日益腐朽和农民斗争的打击，已趋衰弱。""门阀士族在隋唐之际衰落。""从南朝开始，士族地主势力已逐渐衰落。唐代士族与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有根本的区别。"八十年代以后，形成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唐代士族仍有很强的势力。第二种观点唐代士族在政治、经济方面势力已经衰微，但其影响在社会方面或意识形态方面仍有威力；第三种观点认为，唐代士庶已经合流，不存在魏晋南北朝那样的士族地主，只存在具有士族血统的人。第四种观点反对用"士族"与"庶族"来划分唐代地主阶级。[44]对于唐宋变革的时间、阶级关系变动质疑最具代表性的论文可推张泽咸《"唐宋变革论"若干问题的质疑》："'唐宋变革论'者主张唐宋之际的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就阶级关系的变动而言，诸家意见各不相同，大致似可归纳为以下三类：一、唐代门阀士族地主仍占统治地位，推行部曲佃客生产制，唐宋之际，衍变为官户统治和客户佃农生产制。二、唐代是中世封建社会，佃户被束缚在土地上，是典型的农奴，宋代开始'近世'，佃户与地主是平等的经济关系。三、汉唐间是奴隶生产制，宋代开始确立中世庄园农奴制。由此可见，唐宋变革论的观点涉及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说唐代是古代奴隶制一条，本文略而不论。""总之，唐、宋变革论者认为唐、宋之际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内部发生了巨大变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观点，在我看来，还不如唐中叶变革说有力，因为旧门阀士族地主的退出历史舞台，衣冠户的登场，体现了地主阶级上层的重大变化，至于地主阶级中数量最多的庶民地主在均田制崩坏以后，人数已显著增多，在唐、宋之际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变更。农民阶级方面，广大民众贫困破产。日趋沦落为佃食客户，也是肇始于唐代中叶。手工业者的服役。也是由唐初的番役制逐渐衍变为中唐以后日趋广泛的纳资代役及和雇制（同时也有现役制并存）。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婢，同样是在中唐时开始出现了雇佣现象。往后的历史发展，北宋时，官户取代衣冠户，佃农客户广泛取代了唐代土客对称的客户。北宋中叶以后，农业与手工业中的雇佣现象更为广泛。这些当然也是变化，但唐、宋之际并不是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动时期。阶级关系而外，诸如府兵制和均田制的破坏，租庸调制衍变为两税法，募兵制的全面确立，官制中使职差遣的盛行，科举制逐渐成为人仕主要途径，如此等等，其重大变革都发生于唐代中叶。唐、宋之际虽然继续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但其性质也都不如中唐变革那么深刻而有重大意义。"[45]3、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端吗？对于日本学界宋代是中国近世开端观点较早提出质疑和商榷意见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刘子健先生。1963年全汉升先生邀请台、港和海外八位学者在台湾宋史座谈会上讨论宋代的经济地位，刘子健先生指出："宋代的中国已经不是中古，因为它已超过了欧洲中古的发展。那末它是不是已经变成一个近代的社会呢？说宋代的中国还属于中古时期，这是不正确的。普通因为贸然借用了西洋史的分期，不仔细去分析实际的史实，才发生这种不正确的毛病。相反的。内滕虎次郎和其他许多学者主张说，从宋代开始，中国已经步入近代时期了。证据不少：例如商业的发达，阶级区分远不像唐代以前那样严格，那样硬性，阶级之间的流动性比较大，世族没落，平民式的家族抬头，因印刷术发达而知识流于四方，讲唱文学，通俗戏曲和小说，都应运而兴，等等方面，都和近代社会相像或接近。这些说法是比较正确的，如果我们用'近代'这名词来别于中古，但不包括'工业革命'，而用'现代'这名词来指工业革命以后的工业化社会。可是我觉得这说法这一类分期法，还是不太清楚。这是机械的借用或沿用西洋史的分期，上古、中古、近代、现代。这是机械的在时间上切成段落。而并不能够画龙点睛的，直接了当的指出每一个段落的主要特色。所以还应当另辟途径来讨论。""英国经济史家R.H. Tawney说：宋代以后的中国，不是中古式，而是新传统式的启发。这话启发我这样一个建议。从宋代起，中国走入了新传统时期。中国历史的浩劫延续性，是世界史上所没有的。所以要用"传统"这两个字。但是"新传统"怎样讲呢？这名词可以有四层意义。（甲）旧传统有改变，但一般说来，还很强。（乙）从旧传统之中推演出新生的改变。（丙）这新旧交织的文化自己又成了一个传统，一直到二十世纪都还存在。（丁）这新传统主义，用英文来说，Neo-tradionalism，它本身也不是硬化的，死板的而是继续沿着这新旧交织的方式与途径在渐渐改变。另一方面它也是拒绝和反对突变，急遽的变，极端的变，和希望根本推翻传统的变。此外，在人类整个历史上，它的意义是远超欧洲中古，达到农业社会的最高峰。可是因为许多原因，这最高峰的光荣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它本身不但自己不能发展成为一个工业社会，而且在不得不走向工业化的时代，一定会遭逢到比其他社会更艰巨、更复杂，和需要更长时期才能解决的痛苦。"[46]近年随着世纪之交"唐宋变革"的讨论在大陆唐宋史学界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葛兆光说：与宋学概念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宋代近世说"与"唐宋变革论"。现在学术界已经普遍以"宋代近世说"或"唐宋变革论"为基础讨论宋代问题，我觉得如果能够明确内滕湖南当时提出"宋代近世说"的来源与背景，对我们把握宋学的概念是很有帮助的。据我了解，"宋代近世说"来源有三方面。首先，内滕湖南的近世概念受到了同时代的日本近世史研究、尤其是内田银藏和原胜郎的影响，而日本史学界提出的"近世"概念，又取自欧洲历史学。其次，明清之际三大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都曾明确提出了宋代的问题和意义，包括封建与郡县、中央与地方、君主与宰相，等等，他们的论述也影响了内滕湖南。再次，"近世说"的提法，与内滕湖南对当时中国的态度关系很大，内滕湖南的《支那论》与当时对熊希龄内阁的期待关系很大。从这三个来源我们可以看到，内滕的"近世"（Kinsei)概念，背后是欧洲以民族国家形成为标志，结束了中世纪（medieval）的"近代"（Modern Are）,又有日本自己的历史标尺，还有对现实中国的政治思考，那么在中国史中用这个概念去分期是否妥当？譬如，我们要问一下，宋代中国有没有发生类似欧洲民族国家成熟这样的转型？如果一定要用"近世"来理解中国史，那么，到底是在一般意义上来使用呢，还是作为特例处理？[47]勿庸讳言，唐宋变革论是按西方分期法划分中国历史，又按西方的话语来诠释中国历史的文献资料，把中国的发展列入西方文明发展的大链条中，以为西方的近代化是人类世界共同的发展道路。必须指出，当西方近代化成功并成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模式以后，世界各国因模仿学习或被迫而走上西方式近代化道路，与在西方近代化之前世界各国各自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是不能混淆的。也就是说世界文明史的发展是多元的，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文明和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明，在西方文明确立霸权地位的300年前都是按照自己的不同发展道路发展着。所谓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或宋朝近世化都是按西方模式来诠释中国历史。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一生致力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著作等身。他对1840年以后的中国近代化的三点认识对于我们反思唐宋变革论的近世说也许会有所帮助。一、他把中国近代看做是中国从传统走向近代化的过程；自欧人东渐，中国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技术改变，及其伴随而来的制度、社会与思想的变迁，费氏称此大变化为"近代化"；二、他把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主要看成是对西方刺激的反应，因为此一过程即因西方的刺激而引起，以后中国并观察、学习了西方的经验，因而中国的近代化乃不同于西方；三、他认为影响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因素是中国传统社会，次要因素为帝国主义；如比较中、日近代史，两国最初虽都受外力侵略，然日本反应快而致强，中国反应慢而变弱，因此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因素（如文化的自傲、人口的剧增、蛮人的统治）的重要性。[48]综合费正清的三点认识，不难看出他实际上是说明中国走上西方式的近代化道路是在1840年以后受西方经济文化冲击下才开始的，而且中国近代化因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仍保留者十分鲜明的中国特色--并不因日本、欧美的侵略而改变。再把费正清的三点认识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化对照，也还有几许仿佛，现今的西方仍然感到中国与他们格格不入。所以不能简单的将历史悠久的中国文明比附在西方文明卵翼之下。4、欧美"唐宋变革"论的新阐释英美学者对于日本唐宋变革论的认识不尽相同。英国学者崔瑞德（Denis Twitehett）说："内滕只是很笼统地阐述了他的理论，他原来不使搞学术的历史学家，而是一位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和时事评论员。另外，他写作时近代西方科学才刚刚开始应用于中国的过去。他的观点已被后来的学者作了许多修正和提高。我们现在对唐代社会的组成和对政治、制度变化的确切性质方面的了解，远比他的时代详细。我们知道'贵族'是一个比内藤想象的复杂得多的社会阶层，他简略地谈到的各种变化是逐步实现的，它们的最后结果要到十一世纪才变得明显起来。但是，内藤勾划的总的轮廓，虽然主要凭直觉了解，对近代研究的发展来说却仍然是站得住脚的一家之言。"[49]美国学界起初也受日本学者唐宋变革观的影响，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的宋史学者研究的重点转向士大夫和学术文化思想，受当时西方流行的社会学中精英与分层理论的影他们以唐宋时代士人的变化为切入点，重新思考唐宋变革，进而否定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观，包弼德（Peter K. Bol）认为，"应当对内藤说的传统理解进行更新，即认同内藤的时代分期，但要抛弃内藤说以宋代与西方近世相比拟，以欧美式近代为趋归的目的论""在社会史方面，我们现在可以把唐宋的社会转型定义为士或士大夫(他们是政治和文化精英)之身份的重新界定，以及他们逐渐变为'地方精英'的过程，以此来取代以往把这一转型定义为门阀制的终结和'平民'的兴起。" 而这种大的时代变化发生在北南宋之际。[50]包弼德指出有关唐宋转型的传统阐释，其问题是，在某些方面它是错误的，或者是误导的，因此它会阻碍人们理解宋代对于中国史的历史重要性。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研究"中叶史"(middle-period)的史学家的著作，总起来提出了一个新的阐释。在社会史方面，我们现在可以把唐宋的社会转型定义为士或士大夫(他们是政治和文化精英)之身份的重新界定，以及他们逐渐变为"地方精英"的过程，以此来取代以往把这一转型定义为门阀制的终结和"平民"的兴起。[51]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转型》第二章《士的转型》"作为一个描述社会成分的术语""士"在唐代的多数时间里可以被译为"世家大族"，在北宋可以译为"文官家族"，在南宋时期可以译为"地方精英"。[52]士的转型&nbsp;朝代唐代北宋南宋精英的身份属性门阀（出身）学者-官员（政事）文人（文化）社会成分世家大族文官家族地方精英&nbsp;根据罗祎楠的研究， 美国学者对唐宋变革观的修正有两个来源：其一， 美国学者之所以要证明宋代官僚贵族阶层的流动性恐怕是和西方有关精英论研究的背景有关。西方对所谓精英（elite）的社会学研究是19世纪末伴随着社会分层理论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其产生之初的代表人物是意大利社会学家帕雷托（Vilfredo Pareto），在帕雷托及其后来的社会学家所构造的社会模型中，一般的社会群体可分为两个主要集团，一是精英集团，一是普通大众集团。精英集团最重要的特点是需要不断设法吸平民阶层中的卓越人才，而精英阶层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很大流动性的阶层。这就是所谓"精英循环"理论模式。[53]实际上，柯睿格在研究中国宋代的官僚贵族问题时，是在以西方社会学中的精英这一理论模型进行诠释的。在尽管我们并没有在柯睿格的论著中找到精英（elite）与精英循环这样的提法，但可以看出，美国学者从他们开始就关注宋代科举造成的社会流动性问题，这应当是受到了西方社会学中的精英与社会分层理论的影响。柯睿格的研究直接启示了他后来的学者赫若贝（Robert M. Hartwell）。赫若贝改变了他只把注意力集中到父系直系上的狭隘，而充分考虑了婚姻关系以及世族甚至兄弟姐妹和叔伯等重要因素对于官僚贵族地位的影响。由此论证出在北宋的大部分时间内财政机构甚至整个政府是被所谓的"职业精英"阶层控制着的。这一阶层凭借最适当的利用科举与荫补，凭借婚姻关系以及凭借可以控制官僚升迁的党派关系关系来维持其地位。这一观点也成为他后来提出的一个完整的唐宋变革模式的一部分。这就是郝若贝唐宋变革问题讨论模式的来源之一。[54]1982年郝若贝发表《750-1550年中国的人口、政治、社会转型》一文，可以说是美国唐宋变革论的奠基之作。郝若贝的文章指出，在750-1550年间，中国的人口、政治、社会面貌发生了绝大变化。在这一时段的前五百年内，亦即晚唐五代和北宋时期，人口和农业的变动显著，乃至被有的学者形容为一次经济上的革命。 "在区域发展的四个不同的阶段--开拓期、快速发展期、系统性衰落期和平衡期，不同的人口绝对和相对密度，以及这些密度升降的不同速度，与该地区内的公共行政、经济专门化、地方社会结构等性质密切相关。从750年到1550年，中国各大区域之间相对地位的主要变化应该归因于灾难（瘟疫、唐末动乱、1194年黄河改道引发的洪灾、蒙古的入侵等），政治决策（如定都在洛阳、长安、开封、杭州、南京或者北京），运输和联络方式的改进（大运河的开通）以及农业新技术的引进（唐末宋初的新稻种，12、13世纪南方低地沼泽的广泛开垦圩田）。区域相对优势的变化和整体上财富及人口的增长，不仅导致了区域内发展进程的变化，而且对全国范围内的政治社会结构也产生了综合性影响。帝国内部人口稠密地区的增多]引发了行政上的困难，从而导致中央职权的地方化，具体表现在省的出现和县独立性的增强。与此同时，中央政府的官僚化进程却趋于停滞，如果不是倒退的话。这些政治经济面貌的变迁还致使一个过去垄断着国家高级职位的半世袭性职业官僚缙绅的消亡，及其在宋代被多种多样的地方缙绅家族所取代。""从中唐到晚明，在构成中华帝国社会的各地区和人类生活的各方面，历史发展以不同的方向、不同的速度进行着。伴随着一个地区人口增长的，是另一个地区的人口衰减；许多地区人们生活发生了飞速变化，而在其他地区人们的生活可能几个世纪都大致维持原样。有些地方经济增长了，但社会结构仍然保持着相对的稳定；也有的地方，物质发展放慢了，而政府机构和社会结构的主要变化却完成了。这些变化之间的累积性影响和连续的相互作用导致了社会几乎所有方面的根本性变化，也塑造了随后晚期中华帝国的特质。"[55]第二个来源是1974年,刘子健出版了他的最为著名的《中国转向内在》一书。该书集中讨论了南北宋之间的转型。他从文学，经学，政治团体等领域进行研究，从而提出了中国在南宋开始逐步转向内在。士大夫对自身的关注成为主题。这一研究奠定了美国讨论唐宋变革问题的基本领域在研究社会，思想等方面，而这些研究都是围绕士人群体进行的。此外，他第一次将南宋与北宋作为两个时期进行研究。认为唐宋变革的划分线在南北宋之间。这一转变的原因，在于他的观念和日本学者的根本不同，他认为不应当将宋代作为"近代初期"，因为近代后期并没有出现。而相反，他更认为，应当将宋代作为中国官僚社会最为发达的时代。这奠定了后来的Hartwell唐宋变革理论模式中的唐--北宋--南宋的时段划分格局。[56]韩明士（Robert P. Hymes）《政治家与绅士：两宋江西抚州的精英》在绪论中开宗明义，表明他的研究是对郝若贝（Hartwell）关于中国帝制中后期社会转轨理论的一个实证与深化。共分8章讨论科举与士的起家、婚姻模式的变化、精英们的家族策略开始从全国转向地方，地方防务、社会救济以及宗教生活等事例说明精英地方化，地方政府职能的权威的衰落等。最后总结其主题是精英的延续性问题，地方性对精英生活越来越大的重要性以及他们对此的自我意识，以及精英与国家的分离。他说："地方性被认为是南宋的新特征。精英们将他们的关注点从此前的全国权力中心以及追求高官位置，转向了巩固他们的地方基地，一个精英的'地方主义'在社会观念领域也开始显现。"该书出版后在美国得到好评，倍受赞赏。而且成为美国学者"一致的看法"。[57]尽管欧美学者对日本唐宋变革论有不尽相同的认识，但是"对于中国古代史许多问题持不同见解的西方学者们在一个问题上比较一致即公认自晚唐至宋末，中国农业生产达到较高水平，城市革命相继发生于北宋的洛阳、开封和南宋长江三角洲一带，南宋时期上层阶级的中国人大概享有当时全球范围最高水平的生活。宋代成为西方学者关注的中心，还由于印刷术的传播使宋代农村社会的详细情况和数字资料大大多于以往的朝代，可以对宋进行以前的朝代不可能做的分析研究。中国的农业和整个社会经济在宋朝的显著发展使英国的伊懋可(Mark Elvin)和美国的郝若贝称宋代为经济革命时期，法国学者白乐日和中国学者束世澂则把宋代视为资本主义早期。伊懋可的代表作《中国历史的模式》(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详细研究了13世纪中国农业达到的水平，包括工具、肥料、农作物的品种及引进和改良、灌溉体系、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等。伊懋可认为宋代中国已经发生了农业革命，南方成为全国的粮仓，大运河犹如一道商业通道，中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农业生产率，并由此在交通运输、金融、信贷、城市化与市场系统各个领域都出现了革命性变革。伊懋可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具两个特点：第一，改变了因袭几十年的侧重研究土地制度与生产关系的倾向，直接研究生产力水平，展示中国历史动态的发展；第二，作为欧洲学者仍不可避免地把中国与欧洲进行比较。他认为中国在地主庄园里发展起来的先进的农业生产与欧洲早期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拜占庭帝国封邑内的农业发展模式比较接近，在8至12世纪达到最高水平，移民、自耕农和总人口的增多、依附农的减少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但是由于技术相对滞后，到一定阶段，劳动力投人多，但收获却不能成比例地上升，以致收获物只够劳动人口食用，庄园被迫分割为小块，出租给无地农民，抱残守缺，无力进行规模经营，到14世纪时，经济陷入一种高水平的平衡圈，几乎无法通过内部力量产生变化。伊懋可认为西方国家的贡献在于19世纪中期迫使中国向世界市场开放，从而使中国经济有可能沿着几个世纪前已中止的道路发展下去。"[58]世纪之交美国学者的唐宋变革说成为国内宋史界青年学者热捧的对象。以从士大夫身份地位的重新定义出发来看待当时社会变革的观点，为多篇博士学位论文所征引。由此从以士人为中心的精英阶层，探讨宋代国家与社会之间地方秩序的控制和变动成为青年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但是近几年美国学者的观点受到学界的批评，余英时先生在讲述写作《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的动机之一，即是为了从正面回应美国学者的观点，"近年美国研究宋史的学人曾提出一种见解，即南北宋之际中国史上发生了划时代的大变化，其中主要论据之一便是士大夫阶层心态的转变，从关心全国性事务和朝廷中央的政策，转为关心所居州县的地方利益""由于作者的观点在美国宋史研究的小圈子中逐渐受到重视。我才特别提出'后王安石时代'这个概念，旨在说明：两宋士大夫的政治文化虽略有变异，但王安石时代重建秩序的精神在南宋已由理学家集体承担了下来。"[59]台湾学者黄宽重也指出"如果从更宽广的视角以及地方社会长期演变，来观察江南士族的发展，可以发现南北宋之间有很强的延续性。显示宋代的士人或家族，不管以什么方式结盟，他们关怀的目标是朝政，抱负的展现也在外族。然而，一旦因政治环境转变，这些政治人物在中央的发展受挫，或届年退休时，回到家乡，成为地方耆老。他们与地方士人结合，以文会友结成社团，郊游玩赏，既排遣岁月，也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60]包伟民在《精英们"地方化"了吗？--试论韩明士，〈政治家与绅士〉与"地方史"研究方法》的书评中论道："说到最后，南宋的精英们究竟有没有'地方化'呢？坦率地讲，尽管到宋代儒学开始呈现'为己之学'的新特征，但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特征并未变化，所以要 '居庙堂之髙，则忧其民；处江湖之逺，则忧其君。'（范文正集巻七宋范仲淹撰记）参与国家政治，应举出仕，正是精英们主要人身价值之所体现。如果以为以儒生为主题的中国传统社会精英阶层可能与国家'分道扬镳'，转向'地方化'，实在是本人所难以想象的。"[61]台湾学者柳立言引述学界的讨论指出"另一个方法，是把研究向上延伸，将唐宋与汉魏晋南北朝比较，一方面突显唐宋变革的特点，另方面可能发现有不少的连续。例如风靡一时由Robert Hartwell启发并由Robert Hymes发扬光大的'南宋精英地方化'的说法，就可以找到从汉末开始的源流。刘增贵指出，汉代的豪族（旧豪强和新官吏的宗族组织）把持地方，后来受到中央的打击与妥协，部分成功转型为注重儒术（以经学取官）与教化的士族，'常出现一个豪族不但是世学之家，也是官吏、地主兼商人。'他们在地方上协助政府推动政令、建设地方，开启了'官绅合治'的模式，一直延续到清末，部分解释了为何地方官员人数不多，经费有限，却仍然能够管理愈来愈多的人口，和从事地方建设，因为官员始终可以依靠地方士绅的合作。刘增贵又看到后汉'清议'内容的窄化，指出'汉末的变乱使大群体意识逐渐消失，魏晋以下，士人退缩于地域与家族观念之中。'故此，所谓南宋精英的地方化，有一部分实在是中国历史上士人徘徊于仕进与退隐之间的传统，也可说是对个人和家族都较为有利的选择，恐怕是历朝常有，并非南宋独有的现象。另一部分则可能是宋代较新颖的，就是当统治阶级是较为封闭时，社会资源（如商业财富、婚姻关系和教育知识等）不易转化为政治资本，所以晚唐出现'陪门财'，庶族以'物质财'（经济资源）交换士族的「地位财」（门户名望），但入宋以后，统治阶级因科举取仕而开放，社会资源很易转化为政治资本，甚至决定了后者的多寡。清代的沈垚说：'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所以，精英在地方厚植根基，无宁就是争取社会资源来获得政治资本。科举制度对各种资源竞争和分配的影响，不容少覷。"[62]四、日本"唐宋变革"论对国内宋史研究的影响1、改革开放前"唐宋变革"论对国内宋史研究之影响日本学界提出的唐宋变革论大致从二战以后对国际宋史研究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63]然而，这个关于中国历史研究的"假说"，从其问世直到改革开放前，却在中国遭到冷遇，竟很少有人过问，对中国的唐宋史研究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64]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唐宋变革"一说向来不被我国老一辈历史学家认同。长期以来，中国历史学界的确很少有人谈论"唐宋变革"，但这并不说明老一辈历史学家不了解内藤虎次郎其人及其学说。但是后来的事实，却是包括陈（寅恪）先生在内的中国学者长期对"唐宋变革"论保持沉默。所以如此，完全是因为经过长期探索之后，他们已经形成了关于唐宋历史的更精确、更完备的论点，即唐中叶变革说。[65]这种解释有一定道理，但恐怕还有更多的原因。首先，内藤湖南的中国近世说，虽然提出甚早，但如前所示对国际学术界（包括日本）产生重大影响是在他的弟子宫崎市定等人从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展开全面论证之后。"内藤说之受到重视，尚有待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形势的配合。"[66]其次，20世纪前半叶的宋史研究在中国古代断代史研究中是起步较晚的，当时中国正处在积弱受侮之际，史学界学者大都把关注点投向能使民族引以自豪的汉唐盛世，和新发现的考古文物资料上。翻检20世纪前半叶的宋史研究论著，不论是数量还是涉及的讨论问题都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有限的讨论又多集中在以抗侮图强的史实上，因而王安石变法、岳飞抗金、宋与辽夏金和战等成为讨论的重点，在20世纪宋史研究开创者的论著中几乎不涉及分期问题。换言之，中国学者从现实问题考察宋代历史史实是着眼于民族救亡，邓广铭先生说："把两宋政权从其邻邦那里所受到的政治和军事的欺压，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华民族从东西方诸列强所蒙受的日益加剧的政治欺压和军事侵略相比拟，在今天看来，尽管是不够恰当的，但在当时，人们却大都是如此看待的。"[67]而内藤湖南从现实问题的考察而提出中国近世说，与其为日本军国主义涂脂抹粉，有助于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辩解有着很深的内在联系。[68]由此可见，两国研究宋史的出发点和着眼点迥异，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所以中国的宋史论者自然不会对中国近世说感兴趣。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唐宋变革论未能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其原因很简单，即在长时间内中国处在与西方冷战，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国际大背景下，当时连外交关系都没有建立，更遑论进行正常的学术交流。所以唐宋变革论没有得到国内学者的回应，乃是人为的政治对立之使然。另外，有学者总结20世纪唐代经济史研究发展历程时说得好："20世纪的唐代经济史研究，先由社会史论战引出唐朝社会性质的讨论；再由唯物史观的初学引出封建土地制度的讨论；再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引出唐代社会经济形态的整合研究，这一历程也大致反映了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一般特点。"[69]20世纪宋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亦可作如是观。这也是唐宋变革说没有得到国内宋史研究者回应的一个重要原因。2、改革开放后至世纪末唐宋变革论对国内宋史研究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与日本、美国关系的正常化，学术交流逐步步入正轨，唐宋变革论也开始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但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对国内宋史研究影响依然很有限，[70]为什么和者寡呢？这与八九十年代国内宋史学者还主要受五六十年代形成的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影响分不开，如关履权认为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的宋代近世说，钱穆先生提出的宋代开始了平民社会和巴拉兹（即白乐日）声言要研究宋代比西方更早地成为"现代的拂晓时辰"等都是"对宋代的历史地位估计过高。""宋代仍然属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71]王曾瑜先生认为"自秦汉至明清，社会也有不少变动，例如自唐迄宋，日本学者称之为唐宋变革期，他们围绕这个命题，提出各种不同的见解。的确，人们可对比唐宋时代，从阶级状况，到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文化等，列举出不少变化的史实。然而若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则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小变革期。"[72]先师漆侠先生说"最先提出唐宋之际社会变革的是日本内藤湖南先生的宋代近世说。是说曾风靡一时，可是近世说的涵义是什么，却说不清楚。欧洲诸国自产业革命后社会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而自中世纪走上近代，有了近世说。如果同欧洲近代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宋代与之差距甚大，很难具有近世的涵义。"因此"认为这个时期的变革是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内部的推移演化"，具体地说"它是从唐代农奴制向宋代封建租佃制转化的全局性的重大问题。"[73]基于这样的认识，自然唐宋变革论不会受到重视。即使是隋唐史研究者在回应、反驳唐宋变革论时，也是从封建社会分期的理论加以阐发。[74]必须指出，国内宋史学者虽然不同意或者说不回应日本唐宋变革论对宋代社会性质的定性，但是由于宫崎市定等人发展内藤湖南的学说，添加了社会经济史方面的研究，其讨论的问题和范畴实际上与国内学者讨论封建社会经济的问题和范畴很相近，如佃户身份、土地所有制、主客户制、货币、城市等，所以这些具体问题的讨论在两国宋代社会经济史领域有较多的互动。而且日本学者的优秀成果也多被国内学者所吸纳。3、世纪之交以来唐宋变革论对国内宋史研究的影响唐宋变革论对国内宋史研究真正产生较大影响是从世纪之交开始的。那么为何在世纪之交唐宋变革说又成为热点话题呢？笔者以为首先与世纪之交对宋代历史的重新定位分不开。改革开放以前，对宋代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估计偏低，建国以后所确立的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研究范式，把宋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亡的开始，即唐宋时期处在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时代，为大多数学者及教科书所认同。一般提到宋朝历史总是与政治上腐朽、学术上反动、经济上积贫、军事上积弱划等号。八十年代以后，国内宋史研究取得巨大进步，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其成就与其它断代史相比，已从落后跃居前列。[75]对宋代历史地位的评价随着研究的深入也得到新的评价，如漆侠先生认为宋代经济处于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两个马鞍型中的最高峰。[76]邓广铭先生把宋代称为"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时期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77]这种评价仍然是从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角度而言，只不过是纠正了这种范式下的不同认识。随着中国与世界列强并驾齐驱进入21世纪，国际上重新认识明清以来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78]使得中青年学者不满足于只把宋代的高度发展定位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认识，而是希望把宋代置于当时的世界历史背景下给以新的评价。而日美欧唐宋变革论者高度评价宋代历史地位的观点正适应了这种要求。于是宋代经济革命说[79]，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端，宋代是中国古代的文艺复兴时期等观点充斥着各类评价宋代历史地位的论著中。这是唐宋变革论在世纪之交又重新成为国内宋史研究热点话题的一个背景。其次，大陆研究宋史的理论范式在五六十年代基础上一直没有新的发展，虽然八十年代中后期对中国史坛占居中心地位的古史分期及相关问题开始受到质疑，但是如前揭宋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和骨干都秉持这个理论，理论危机被暂时的掩盖了。而到了世纪之交，随着前辈学者或谢世，或退休，旧的范式危机开始显露出来--土地制度、租佃制、地租形态、封建社会、农民起义、阶级关系等以往讨论的问题和理论范畴大都被中青年学者刻意回避，而新的分期理论没有产生。这是唐宋变革论在世纪之交成为热点话题的又一个大背景。进入21世纪以来，唐宋变革说对国内宋史研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全面介绍唐宋变革说的观点和理论，国内宋史学界第一个较全面介绍日本唐宋变革论的是张其凡《关于"唐宋变革期"学说的介绍和思考》，[80]其后有罗祎楠《模式及其变迁--史学史视野中的唐宋变革问题》、李华瑞《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张广达《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等文章从不同角度总结中国学者、日本学者和美国学者的唐宋变革说的不同特点。[81]另外，专门研究内藤湖南生平及学术思想的论著和译著也相继出版。[82]二是美国学者的唐宋变革说成为大陆宋史青年学者热捧的对象。以士大夫身份地位的重新定义出发来看待当时社会变革的观点，[83]为多篇博士学位论文所征引。由此从以士人为中心的精英阶层，探讨宋代国家与社会之间地方秩序的控制和变动成为青年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三是在日、美唐宋变革论的冲击下，出现泛化的唐宋变革研究倾向，亦即把所有唐宋时期出现的历史变化现象都冠以唐宋变革。这可从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中的"唐宋变革问题"栏目所收集到的七十余篇论文管窥一斑。以致于有学者专门撰写文章以明确唐宋变革说的定义。[84]四是重申中国学者自南宋以来迄今关于唐宋之际社会变迁的主张。五、扬弃与继承从上述简要的叙述可以归纳几点认识：1、对于唐宋之际中国历史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历史学者和域外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的认识有两条不尽相同的主线索。而且在相当长时间内两条主线索各自呈现出独立发展的态势。2、从范式的角度而言，日本学界的唐宋变革论经过几代人的建构，有较为严格的分期标准、变革范围、变革时期，变革走向和影响，从而形成对唐宋以后中国历史发展脉络基本估价的理论体系，亦即一种特定的史观。美国学界对日本唐宋变革论的修正大致也可作如是观。中国学界认识唐宋之际社会变动甚早，更不乏真知灼见，但始终没有从范式的角度特别关注唐宋的社会变革，即便是有也是从五个社会形态理论出发把宋代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阶段加以认识的。从某种程度讲，"唐宋变革"一词也是沿用日本学界的说法。3、日本学界的宋代近世说，是站在世界史的范围，认为中国的宋元时期与西亚、南亚、东亚及欧州的近世化过程相同步，或者说是世界近代化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中国学者，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大陆学者的讨论，虽然也比照西欧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历史，但多强调中国的独特性，并显现出就中国论中国的"闭关自守"式的研究倾向。因而中国学者对唐宋变革的观点在世界范围内未产生多少回应和反响，但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论却产生了极大反响。4、日本学界的唐宋变革论从假说到形成理论体系的模式，无疑对认识中国唐宋以后历史发展脉络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但必须强调它只是一种理论，或是一种观察视角，或是一种方法，或者是一家之言，并不具有普世或"四海之内皆准"的意义，也就是说唐宋变革论仅仅预设和解释了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一种走向，并不能说这就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走向。它与实际走向有多大层面的吻合，还需要经过多方面的检验。目前国际学界普遍对唐宋变革论"断言在西方影响中国之前，中国就按照与西方相同的演进阶段在发展，而且这些演进阶段是普遍的"观点提出质疑和否定，本身就说明日本唐宋变革论所揭示的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与中国历史的实际发展道路存在着相当大的偏差。所以要得出接近唐宋以后中国历史的实际发展道路的史观，还有待于学界用更缜密的理论和方法以及更广泛的视角去揭示。5、尽管日本学界的唐宋变革论并不能完全揭示唐宋以后中国历史的实际发展道路，但是它在方法论上所展现的意义对我们今后探讨唐宋以后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这种启迪意义即在于讨论"唐宋变革"具有严格的科学界定。柳立言先生在这方面的意见值得重视："当'唐宋变革'的时代观由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提出时，它有着特定的含意。'变革'不是指一般的改变，而是指根本或革命性的改变，可说是一种脱胎换骨。'唐宋变革'不是单指唐和宋两代发生了一些转变，而是指中国从中古变为近世这个根本或革命性的转变，它把唐宋断裂为两个性质不同的时代，唐是中古之末，宋是近世之始。'唐宋变革期'不是指整个唐宋两代，而是指中国从中古变为近世这个变革所经历的过渡期或转型期，始于八世纪的中唐，终于十世纪的宋初，它一方面结束了一个旧的文化型态，另方面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化型态。换句话说，就是唐代的历史一直在变，但从中唐八世纪开始，陆续发生了一些根本或革命性的巨变，它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最后在宋初十世纪固定下来，所产生的后果，是结束了中唐以前的旧文化型态，开启了宋初以后的新文化型态。京都学派把那个旧的文化型态称为中古，把新的文化型态称为近世，因为后者符合西方近世的一些特征。界定近世，只是针对历史发展的某些重要特征，不是全部。我们不要枉费力气，去找一些无足轻重的转变来印证唐宋变革，也不要找一些不曾转变的东西来反驳唐宋变革。......目前的研究已发现，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变革起点和终点，而学人为了把它们塞进'唐宋'两朝，便把唐宋变革期一再延长，从原来的中唐到宋初，一延至中唐到北宋中叶，再延至中唐到南宋初，甚至出现了'唐宋变革-宋元明过渡-明清变革'这种一直在变（'变革-变-变革'）的说法，将来说不定要再往后延至南宋末，或向前提早至隋初。"是故柳先生建议，"先找出各个领域的变革期，然后迭在一起，看看它们重复的时间点座落在那里，再加以分析。在寻找各个领域的变革期时，需选择较重要的问题，清楚界定主要的概念和论点、作全面性的探讨和深入的分析。......谈唐宋变革而不理会其中的史观（中古文化型态→近世文化型态），已是夺其魂魄，再不针对其中的史实（根本或革命性的巨变），简直是尸骨无全，徒具空名。我们固然可以不谈'变革'，只谈'转变'，但历史不断在变，唐宋两代有着六百六十二年，不用说都知道有各种转变，所以只说'唐宋转变'或'唐宋演变'，其实跟说'唐宋两代'并无多大分别。问题不在有没有变，而在变的重要性和对后世的影响。"[85]6、中国学界虽然没有象日本学界对唐宋变革提出系统的理论范式，但是中国学者从自身所处时代反省唐宋变革而塑造的"近世"形象的思考方式尤值得重视。南宋初期郑樵所言"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86] 是从自身所处时代敏锐的观察到当时与隋唐社会的不同。明代陈邦瞻在指出唐宋巨大变革后同样关怀的是"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87]而近代思想家严复在给熊纯如的信里说："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88]近代学术大师王国维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89]著名历史学家金毓黻《宋辽金史》总论说"宋代膺古今最剧之变局，为划时代之一段""凡近代之民族文化，政治制度，几乎无一不与之相缘，而莫能外，是宜大可注意者也。治宋辽金史，实为治近代史之始基。"美籍华人学者刘子健也提出"为什么在此后的若干世纪中，许多中国人所珍视的传统都以南宋的方式延续着？12世纪前、中期在政治上的决定性变化，这种变化的影响甚至覆盖了此后的中国。 "[90]这些先贤的论述有三点启示：第一，中国学者提出中国近世（明、清）的文化主流源头起自宋，虽然与日本学界的宋代近世说在时间概念上有相似处，但是与日本学界将中国近世的发展比附西方文明进程有本质的不同。第二，自宋代以降，从明代到晚清，宋代文化模式影响着或者说主导着中国历史发展的走向，但是宋代文化模式是怎样影响的？这种走向又是如何行进的，这无疑为今后讨论唐宋变革提出了艰巨而重大的课题。第三，研讨唐宋变革首先要"以中国人的眼光，来发现中国史自身内在之精神，而认识其以往之进程与动向。"始终把握"中国史之变动，即中国史之精神所在。"[91]当然我们也赞成张广达先生总结内藤湖南治学方法时所说的："内藤说的启发和近年海外研究模式的连续提出，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的内在精神的演变和趋向做出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无待赘言，比较中外的差异，'局外人(outsider)的视角'有其优势或长处，比较中外，也有助于了解自我。但是，比较中外不能取代研究中国自身发展脉络的前后差异。因此，在异说纷陈的今天，更须要借鉴内藤的经验，博采众说，做出独断。"[92]只有将中外方法互为表里，相得益彰，庶几才可使唐宋变革的研究推向新阶段。注释：[1] 中国通史教学研讨会编《中国通史论文选》第62页，台北华世出版社1979年版。[2] 参见张邦炜《"唐宋变革论"的首倡及其它》，《中国史研究》2010年1期。[3] 文天祥《文山集》卷十四，《跋吴氏族谱》《跋李氏谱》。[4] 从分期角度引述这段序言的似首见于张其凡《关于"唐宋变革期"学说的介绍与思考》，《暨南学报》2001年第1期，124-131页。[5] 傅斯年《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1918年），《史学方法导论》第52-6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6] 雷海宗《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第2卷第1期（1936年）。[7] 瞿林东《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不同见解》，肖黎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重大问题论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8] 比较有代表性的以侯外庐在1959年接连发表两篇论文：一篇是《中国封建制社会的发展及其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特征》，作为第一章刊载于他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另一篇是《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可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唐代则以建中两税法为转折点，处在由前期到后期的转变过程中"。[9] 胡如雷《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革》，《史学月刊》1960年7期。收入《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10]《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11]《宋代社会研究》，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年出版。[12]《宋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江海学刊》，1990年第5期。[13]《宋代经济史》（上册）《漆侠全集》第三卷，第6页、第14页、第24页，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14] 漆侠《唐宋之际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及其对文化思想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1期。[15] 胡如雷《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革》《史学月刊》1960年7期。[16] 漆侠《唐宋之际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及其对文化思想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1期。[17] 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第52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18] 张邦炜《著之即久，其发必厚--读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宋史研究通讯》（总第29期），1997年1期。[19]《宋代社会研究》前言，中州书画社1983年出版；周宝珠、陈振《简明宋史》绪言亦有相类的论述，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20]《婚姻与社会：宋代》，第182-183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1]《历史研究》1954年2期。参见胡戟《汉魏隋唐历史底蕴的初探-历史大势,礼仪制度与士人的追求》载《1997年中国唐史高级研究班,唐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汇编》。[22] 钱穆《理学与艺术》《宋史研究集》第七辑，台湾书局1974年版。[23]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第17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24] 中国通史教学研讨会编《中国通史论文选》，第314、350页，台北，华世出版社1979年版。[25]《历史与地理》第九卷第五号，一九二二年，5200多字。[26]《内藤湖南全集》第10卷,《后记》,527-530页。[27] 详见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唐研究》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后收入氏着《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第64-6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中华书局200年；另外，内藤湖南先生的宋代近世说大致受到京都大学教授内田银藏在《日本近世史》（1903年）一书中所提出的"宋、元、明的文化是近世中国文化"观点的影响。详见（日）葭森健介《唐宋变革论于日本成立的背景》《史学月刊》2005年5期。[28] （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译文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着选译》第11-18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目前对唐宋变革说的形成、特点、理论发展及定义的阐发最全面和最确切的文章有两篇，一是张广达《内滕湖南的唐宋变革说》；二是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总81期）收入氏著《宋代的家庭和法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7月。[29] 引自张光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第94页。[30]《唐宋の变革についての再检讨》,载《日本史研究》24,1954。[31] 李庆《关于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学术月刊》2006年10月第38卷　10月号。[32] 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总81期）收入氏著《宋代的家庭和法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7月。[33] 以上引文分见（日）内藤湖南研究会编著，马彪、胡宝华、张学锋、李济沧译《内藤湖南的世界》第139页、157页、166页、29页，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34] 钱婉约著《从汉学到中国学》，第171页，第239-24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35] 全文55600多字。《宫崎市定全集》第二卷，一九九二年，岩波书店。中译本选自《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着选译》第一卷通论，中华书局1993年。[36] 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中译本，第329、34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37]《宫崎市定全集》第十一卷，已久九二年，岩波书店，中译本选自《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着选译》第五卷五代宋元，中华书局1993年。[38] （日）鹤见尚私《日本史学界的中国封建论》，《中国史研究动态》1986年7期。详见（日）宫崎市定《从部曲到佃户》上、下，《东洋史研究》1971年3月、6月。译文见中文译文《日本学者研究中国论着选译》第五卷宋·元，中华书局1993年。[39] 谷川道雄《内藤湖南的世界》序说，第26页，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40] （日）佐竹靖彦《宋代时代史基本问题总论》，译文载《宋史研究通讯》1997年2期（总第30期）。[41] （日）竺沙雅章著，吴密国译《征服王朝的时代》（宋·元），第1页，台北稻香出版社2005年。[42] （日）谷川道雄《战后日本中国史研究的动态与特点》，译文见《江汉论坛》2009年4期。[43]宫泽知之《唐宋社会变革论》《中国史研究动态　》1999年6期；鹤见尚弘《日本史学界的中国封建论》《中国史研究动态》1986年7期。[44] 详见胡戟、张弓、李斌城、葛承雍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第一章 社会阶层，第799-82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45] 《中国唐学史会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年出版。[46] 全汉升《中国经济史研究》（二），第78-82页，台北，稻香出版社2003年。[47]《宋学漫谈》《宋学研究集刊》第一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48] 参见郝延平《学人简介：John King Fairbank》，中研院近史所《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1987年第四期。[49]《剑桥中国隋唐史·导言》，中译本，第1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50] 包弼德（Peter Bol）《唐宋变迁重探》，北京：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包弼德（Peter Bol）《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中国学术》第1卷第3期，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罗祎楠《模式及其变迁--史学史视野中的唐宋变革问题》《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第2期。[51]《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中国学术》第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52] 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53] 中文译本《精英的兴衰》刘北成译，第1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54]罗祎楠《模式及其变迁--史学史视野中的唐宋变革问题》有较为详细的描述，《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第2期。[55] 选自2001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宋史方向研究生集体翻译的译本。[56] 有关郝若贝Hartwell唐宋变革问题讨论模式，罗祎楠《模式及其变迁--史学史视野中的唐宋变革问题》有较为详细的描述，《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第2期。亦可参见田浩主编《宋代思想史论》是一部收录美国学者（包括华裔学者）论宋代思想史的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57] 详见包伟民：《精英们"地方化"了吗？--试论韩明士<政治家绅士）与"地方史"研究方法》，《唐研究》第ll卷，第653-67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8] 胡志宏《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导论》第六章 西方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之三：宋代的发展。第306-313页，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年。[59] 余英时《我摧毁了朱熹的价值世界吗？--答杨儒宾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附录，北京：三联出版社2003年。[60] 黄宽重《宋代的家族与社会》结论第二部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6年。[61]《唐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62] 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63] 可参见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及其影响》。[64] 这里主要指我国大陆地区。2002年出版的《二十世纪唐研究》在经济卷概论中单列"外国学界的唐代社会经济改观研究"一节，较全面的介绍了日本"唐宋变革"讨论和唐代经济概观研究。但未见国内学者接受日本唐宋变革说所作的讨论论着。而出版于2006年的《二十世纪宋史研究论着目录》未见大陆地区论着索引中有唐宋变革的条目。20世纪60年代以后，台湾学者开始关注唐宋变革。高明士《唐宋间历史变革之时代性质的论战》，《大陆杂志》第52卷第2期，1976年；邱添生《论唐宋变革期的历史意义--以政治、社会、经济之演变为中心》，《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7期，1979年。[65] 李锡厚《"唐宋变革"，还是唐中期变革》，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cass.net.cn，2007年1月31日。[66] 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第99页。[67] 《邓广铭学术论着自选集》自序，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68] 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第119-122页。又见氏着《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239-243页，中华书局2007年。近期日本学者谷川道雄先生对这种观点有不赞同的回应，（日）内藤湖南研究会编《内藤湖南的世界》中译本，第372-375页，三秦出版社2005年。[69]《二十世纪唐研究》，第30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70] 20世纪末以前讨论问题直接与唐宋变革论联系并加以肯定的学术论着，大致只有张邦炜先生的《婚姻与社会--以宋代为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葛金芳于2004年出版的个人论集《唐宋变革期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虽冠以唐宋变革期，然从收录作者自八十年代以来迄2004年以前关于唐宋时期社会经济变化的论文14篇来看，其论文主旨没有超出唐宋作为封建社会内部前后期转变的讨论范围。[71] 关履权《两宋史论》第7页，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72] 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第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73] 漆侠《唐宋之际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及其对文化思想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1期。[74] 张泽咸《"唐宋变革论"若干问题的质疑》载《中国唐学史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出版。[75] 参见拙稿《建国以来的宋史研究》《中国史研究》2005年增刊。[76]《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77] 《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78] 尤以美国加州学派（California School）为突出，如李中清(James Lee)、王丰(Wang Fong)的《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王国斌(R.Bin Wong)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弗兰克(Andre Guander Frank)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等。[79] 宋代经济革命，一般是指农业革命、水运革命、货币与信贷革命、科学技术革命、交通革命、商业革命、市场结构以及都市化方面的重大变化。参见胡志宏《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导论宋代的发展》大象出版社2002年。[80] 《暨南学报》2001年1期。[81] 《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夏之卷；《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4期；《唐研究》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后收入氏着《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第64-6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82] 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日）内滕湖南研究会编著《内藤湖南的世界》。[83] 包弼德（Peter Bol）《唐宋变迁重探》，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包弼德（Peter Bol）《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中国学术》第1卷第3期，商务印书馆2000年。[84] 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85] 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86] 郑樵《通典》序。[87]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序。[88]《学衡杂志》第13期《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39）[89]《静安文集续编·宋代之金石家》。[90] 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James T.C.Liu&nbsp; China Turning Inward赵冬梅译、柳立言校《中国转向内在》，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91] 钱穆《略论治史方法》，收于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56页、160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92] 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及其影响》。

新世纪以来民族电影的忧郁书写，真切地体现了电影创作者的这种对策--建构一种有关特定民族文化的回忆，以这种挽歌式的回忆表现对于片面性发展模式的不满。它们不仅通过影像改变了对于民族文化过去的陈述，同时也眺望了将来的民族文化存亡绝续

可能，耶稣竭力清除神殿以钱货赎罪的行径（那种行径已接近于亵渎），仅此一点就足以让他的对手钉死他。对庙宇的敬畏是犹太教的本质特征之一，对它的冲击就是冲击以色列本身。此外，耶稣所反对的买卖也是维持神庙仪式所必需的，是上帝所授意的，所以干涉这些交易就会被认为是对信仰的冒犯。

我们在前言后附了李锐与格非的对话，记者给这段对话加上了一个从对话中截取的句子作为标题：“拒绝对农村诗意化的描写”。这个对话谈的是创作问题，李锐反对喝茉莉花茶的文人摇着扇子写出的歌颂太平的世外桃源田园诗，他支持悯农，要写“锄禾日当午”、“路有冻死骨”。但他也承认，一个诗人同时可以写出优美的田园诗，也可以写出尖锐的悯农诗。 格非强调关注真正的农村现实，不要只用悲悯的态度居高临下地看待所谓“底层”。应该说，李锐和格非力图拒绝的，不是所有的田园诗本身，而是那些从高高在上、疏离农村的角度，或者从歌功颂德以牟取私利之动机出发而写的或者幼稚、或者阿谀的虚假田园诗。--Humanities.cn (我们增加了一个便于记忆的首页别名：http://wen.org.cn)

当科斯设想的产权交易在自动运行的法律秩序之中自由进行的时候，这个自由主义的法律机器如何能够摆脱操纵法律机器的那个工程师的幽灵，这个从马基雅维里到卡尔•斯密特以来一直对自由主义法律秩序乃至新制度经济学所假定的自由主义社会秩序构成威胁的国家的幽灵？

国家人口和计生委主任李斌最近撰文称，我国人口的再生产类型已经实现了从"两高一低模式"（"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三低模式"（"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未来五年每年新增老龄人口接近800万，第一个老龄化高峰已经到来，而我国传统的家庭生产、婚姻、生育和养老等功能都有所弱化。 据此，我们可以初步判断，之前国内外经济学家普遍认可的人口红利期结束时间提前了九年：从2020年提前到了2011年。如是，则我们可能已经错过了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时机，未来五年、十年、二十年乃至三五十年，中国财政的养老金财政支出压力将大大增加。 目前的欧洲危机从转向"三低模式"开始 在很大程度上，欧洲今天的财政危机是从人口再生产模式向"三低模式"的历史性转变开始的。一方面，"三低模式"当然意味着社会安全程度更高，公共卫生水平更好，人民生活更有质量；另一方面，人均寿命大幅提高，生育率持续下降，低死亡与低出生叠加在一起，导致低增长甚至负增长。 养老、医疗、（鼓励父母们多生孩子的）正向生育补贴和教育补贴、失业救济、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开支的扩张，正是实现"三低模式"的财政后果。为了避免损失选票，西欧、中南欧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政治家们普遍选择"高福利、低税收"的财政政策，国家财政体系的赤字运行获得了持续的动力，公债比重随着老龄化程度提高而加重。 1980年，西方发达世界的人口再生产模式实现了向"三低模式"的历史性转变。在西方步入老龄社会的第一个十年，1980-1990年十年间，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公债均值增长了14%，达到60.4%。第二个十年，到1997年，OECD国家公债均值升至71%。此后十年，到2007年，OECD国家公债均值升至75%，其中日本、挪威、意大利、希腊、比利时均超过75%，整个欧元区均值为74%，美国73%。随后发生的事情，大家都比较清楚了。 从长时段的历史发展来看，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成为压垮美国和欧洲赤字财政体系的直接原因。美国一直没有从经济衰退中复苏，而欧洲之所以成为此次危机代价最为沉重的牺牲品，也是因为其内伤实在不轻。 而日本公债多为内债而非外债，北欧国家则奉行高福利、高税收政策，德国实为当今欧洲经济的动力引擎，尽管它们的公债比重也不低，但均没有出现美欧如此严重的财政债务危机和社会骚乱。 根据OECD 2011年9月发布的最新报告，我们可以将人口老龄化与欧洲财政危机关联在一起。经济放缓甚至停滞、失业率高企与"三低模式"相结合，持续拉高公债比重。根据这份报告，34个经济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有两个原因，一是低生育率，一是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2005-2010年间，34个国家中已经有29个属于"三低模式"，平均生育率只有1.69，即每个女性平均只生育1.69个孩子。只有以色列、墨西哥、爱尔兰、土耳其和美国的女性生育率处在临界点2.1或之上。所谓临界点，是指每个女性至少要生育2.1个孩子，才能逐步扭转"三低模式"，渐渐走出老龄社会。 西方公债危机的历史教训 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都是西方国家的休养生息期：1920-1929年是黄金十年；1945年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间，则堪称黄金三十年。这两个时期的人口平均增长率为3.9%。两个黄金年代经济繁荣，作为政治补偿，民主体制向农民、工人、穷人、女性、黑人等持续提供各种经济补贴，其结果是社会开支逐年递增，财政体系长期赤字运行。 实际上，早有学者指出，公债与民主在西方世界始终相伴而生。1870年，几个主要西方国家处于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转变的关键时期，当时这些国家公债占GDP的比重就已达到47.9%，其中财政高危国有两个：英属澳大利亚最严重为100.1%，意大利92%。此外，美国为43.9%，英国为40.2%。此时日本最健康，仅有0.6%。 1913年，西方世界公债比重已接近60%的危险值，达59.2%。西班牙、澳大利亚、法国都超过了66%，英国较好30.4%，美国最健康2.5%。1920年，各国公债比重均值上升至66.3%，大国中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均超过100%，分别为122.4%、132%、136.8%。1937年各国公债比重均值又飙至78.1%，英国为188.1%，澳大利亚153%，法国137.2%。和平终于没有维持多久，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最为残暴的自相残杀在西方世界拉开序幕。 从1870至1996年之间，美国在西方世界都是个特殊的例外，其财政状况相对而言最为健康。直到1997年婴儿潮一代开始大规模进入退休年龄，美国才步入公债危险地带，为61.5%。 扭转"三低模式"的困难 虽然西方国家已经意识到"三低模式"带来的严重问题，但悲剧的是，34个经济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率一直在逐次下降。从1975年算起，以每五年为一个阶段，从1975-80年的2.26这个恰当水平，下降到1985-90年的1.91、1995-2000年的1.68。经过二十年的老龄化折磨，这些国家也在想尽办法刺激生育，包括维持势必会带来诸多社会问题、颇受保守主义者批评的单身母亲政策。 然而，回头之路相当漫长，这34个国家的平均生育率在2005-2010年间才只增加到1.69，四十年后，预计只能增加到1.8，距离人口生育的最佳替代水平（2.1）还是很远。 与之相比，中国是在1995-2000年之间跌破最佳替代水平，为1.8。2005-2010年间继续下降至1.77。未来十年内会略有上升，2015-2020年间预计将升至1.84。此后五年只上升0.01，达到1.85；再往后的三十年，生育率将停止增长。 西方国家上述历史数据和未来趋势分析，对我们思考今天中国的问题颇有启发。我们可以发现，"三低模式"的历史性转变，的确意味着我国改善民生、改良社会的成就和速度绝不逊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同时，从"两高一低"模式向"三低模式"的转变，意味着人口红利期极有可能提前结束。留给我们做出适当调整的时间已经不多。 因此，我们现在需要反思我们的一系列财政、经济和社会政策，包括税收政策、生育政策、养老政策、适当调整退休年龄及其他福利政策。我们需要尽快做出决策、采取实际行动，扩展中国家庭传统的生产、生育和养老功能，为我们这个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人口大国和文明古国设计一个可持续的福利制度，让我们的老一辈、我们这代人、我们的下一代都能够拥有相对舒适的退休生活、稳定乐观的心理预期和达观从容的生存态度。

所以归根结蒂，知识积累学术训练之外，译经靠的是生活经验、想象力、技艺和灵感（《信与忘/马尿、理性与译经》）。而所谓生活经验、想象力，首先是对社会苦难的关注。

门宦和海乙制以家庭和社区为基础但又超越家庭和社区，形成穆斯林－清真寺－拱北和道堂－门宦，或穆斯林－稍麻寺－教坊－海乙寺之间的多重互动关系。门宦和海乙制比单一教坊制有更广阔的社会、经济关系网络和更强的资源整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