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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经济学第8界年会闭幕式上的发言

鲁迅在《写于深夜里》一文中说："这里面是穷困，疾病，饥饿，死亡......自然也有挣扎和争斗，但比较的少；这正如作者的自画像，脸上虽有憎恶和愤怒，而更多的是慈爱和悲悯的相同。这是一切'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的母亲的心的图像。"

由於大多數墓葬經過盜擾，所以新出土的文書比較零碎，無法和一九五九至一九七五年間出土的文書相比。這次的文書除了出自阿斯塔那墓地外，還有多處，也有一些文書從類型或內容方面和過去所見有所不同。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和《奏谳书》中保存了不少有关汉初女性犯罪及其处罚的材料。

在中国的某些城市，已经有这样的现象：企业的绝大部分不是外资就是私营。2000以后，在国有和集体企业私有化的过程中产生大量与地方政府官员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新私营企业主。这篇论文写于2003年左右。

斯拉沃热·齐泽克在《伦敦书评》第31卷第22期（2009年11月19日）发表文章，对柏林墙倒塌20年后的国际思潮变化进行了评论，认为某些前社会主义国家中新近出现的对过去的好日子的缅怀和另外一些国家中出现的反共思潮都是对现实不满的反应，不过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形式。

真正令我担心的是，美国公众并不理解这个世界。他们甚至不了解这个世界。

本文结合当代中国大陆有关朝鲜战争的最新研究，将抗美援朝战争置于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与战争的脉络中加以重新审视。所谓"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与战争的脉络"是一种"内部视野"，它为我们理解这一重大事件的政治决断及其形成提供了线索。这个"内部视野"与其他的"内部视野"在相互纠缠、并置和冲突中共同构成了那一时代政治生成的动力。

对“五四”的评价，有两种肤浅之论，一是轻易肯定，一是轻易否定。前者见诸以传统为历史包袱者，在现代思想史上广为流布，影响及于当下；后者见诸以传统为文化慧命者，新世纪以降随民族自信增强而屡闻其声。对历史事件的任何解释都可能意味着某种简化，然而，正因此，解释必须自觉承担最大可能的复杂性。文化保守主义者何以也认可“五四”？这样提出问题就是为了在可能的解释中保持必要的张力，以免过分简化而导致轻易的肯定或否定。  以牟宗三为例。在《关于历史哲学——酬答唐君毅先生》一文中，牟宗三谈到自己如何“深厌‘五四’运动后所带来之学风和时风”，以至及于地理：“上海之商业买办与北平之文化买办俱属可厌，而在吾人之分上，北平尤可厌。”牟宗三更从夷夏之辨的高度看待北平，认为那里“充满了夷狄的气息”，除提到北平作为辽、金、元、清之故都外，另一重要的因素恰恰是，“‘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亦在那里发祥，一直影响着今日知识分子之心灵”。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五四”运动所标举的两大精神旗帜——民主与科学，牟宗三终生念兹在兹。  何以故？且看牟宗三对“五四”的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出现是近时中国发展之一重要的关节。它的主要意向是反帝反封建，提倡科学与民主。这都是不错的。然而由此亦开出了意识的歧出。在这歧出中，最重要的民主政体之充分实现之政治意识反倒日趋暗淡，直不在人心中占地位；占地位的，倒是跟反封建而来的反中国文化，这已先动摇了自己的命根，已不是相应民主政体建国之健康的意识。”（《中国数十年来的政治意识——寿张君劢先生七十大庆》）可见，牟宗三明确区分了政治与文化的不同层面，而在政治层面上认可“五四”，在文化层面上反对“五四”。  这极易使人想起“五四”研究领域中常提到的一点，即企图区分两个“五四”，一个关联于1919年的政治事件，一个关联于1915年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就“反帝反封建”的著名评价而言，前者侧重反帝，因此表现为爱国主义；后者侧重反封建，因此发展成反传统主义。这种区分或许在阐明某些具体历史问题时有其意义，但也不宜过分夸大。新文化运动虽可追溯到1915年《青年》杂志的创办，但在1919年以后势头迅猛、影响剧增亦是事实。牟宗三多言“‘五四’后新文化运动”而少言“‘五四’新文化运动”，可见其心中之真实感受和真切印象。实际上，作为政治事件的“五四”与作为文化运动的“五四”是紧紧交织在一起的，二者之间决非只是时间上的相续或交替，而是涉及到文化与政治之间的紧密关联。  从政治层面看，“五四”直接产生于民国的共和危机，其显著表现即袁世凯的恢复帝制。牟宗三对此亦有非常明确的认识：“辛亥革命，改专制为共和，此为国体之一变。然民主共和国之国体之充分实现，不能不靠民主政治之政体之充分实现。……而袁氏之帝制自为实即恢复以前之君主专制，否认民主政治，不徒改变国体而已。”而在袁世凯垮台后，“政治仍未上轨道，民主政体仍未依法施行。纷纷攘攘，乃有‘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出现。”（同上引文）那么，共和政治的危机何以会引发一场最终以全盘性反传统主义为基本标识的新文化运动？要理解此问题的来龙去脉，必须从现代以来中国人国家建构行动的客观要求上来看。  国家作为一个垄断暴力和税收、以保护国民安全和提供公共产品为目的的现代政治制度设置，其建构过程有其复杂性和艰难性，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既有自身深厚的文化—政治传统而又在自身的文化—政治传统中对国家不甚措意（如梁启超所谓“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的族群而言。国家建构可从对外、对内两个角度来看。对外而言，主要是主权的确认和宣称。主权危机是国家建构危机中的重中之重。发生在1919年而以“五四”命名的政治事件，就是对主权危机的一种激烈反应。当然，从“反求诸己”的意义上来看，责任不可能被归于外部，而只能被归于自己的政府，于是，问题就被转向了内部。  对内而言，除了制度设置和政府行政上的要求外，还必须树立国家的权威。这就要求必须塑造出有国家意识的国民——这正是梁启超《新民说》孜孜以求的。国家在内部的权威树立不起来，可能会有许多原因，比如说外部环境太差、压力太大，或制度设置不合理、缺乏可操作性等等，但也可能是因为缺乏具有国家意识的国民。或可称之为国家建构中的国民危机。“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就是对国家建构中的国民危机的一种激烈反应。需要深思的是，何以当时国家建构中的一切危机，包括与外部客观环境有密切关系的主权危机，以及与制度设置及其可操作性直接相关的一切问题，在自我反思的层面被一股脑儿理解为国民危机？仅仅像林毓生那样从知识分子的主观思想倾向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将当时知识分子普遍的激进倾向归于所谓“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中国传统思维的影响更是荒唐。首先，“思想文化”对民族生活的笼罩性不独中国为然，其他民族也是一样。其次，如果说他这里的表述是引人误解的，更好的表达就是孔子所言“失之正鹄，反求诸其身”的话，那么，这一点根本不能解释“五四”新文化运动何以表现为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  就此而言，对“五四”的任何单纯的政治论述或文化论述都可能挠不着痒处。对“五四”的思考必须紧紧扣住如下这个问题：当时中国的政治现实和政治经验何以被知识分子认定应当在文化上提出那样激烈、苛刻的要求？联系到“五四”以后的政治和文化变迁，真正需要反思的其实是“五四”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全能主义的关系。换言之，如果说家庭、家族、以及包括宗教在内的各种社会团体都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洞穴”，那么，对何种政治经验、在何种意义上的反思会导致将这些大大小小的“洞穴”都看作是造成国家建构中的国民危机的罪魁祸首，从而企图在塑造国民的名义下彻底铲除这些“洞穴”？  牟宗三显然相信，文化保守主义可以作为政治自由主义的基础而实现双方的结合。这一信念造就了他既认可“五四”、又批判“五四”的双面立场。但是，如果“五四”的反传统主义在政治自由主义者的思想脉络中的确具有某种合理性，那么，对于文化保守主义者来说，“五四”能够给出的最大启示或许恰恰在于，像牟宗三那样企图以文化保守主义为政治自由主义奠基的思路，无异于与虎谋皮，不仅难逃“体用两橛”的命运，而且最终会使所保所守者也丧失殆尽。

原文内容提要：从总体上看，20世纪前半叶日本佛教的绝大部分宗派都积极追随军国主义政府，提倡迎合统治者需要的“忠皇爱国”思想，宣传“护国”精神，为政府推行军国主义政策、建立法西斯集权统治和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服务。它们用佛教思想美化法西斯统治，将侵略战争说成是“以大道征服不道”；随着日本对朝鲜、中国的侵略扩张，佛教各宗也加紧组织对出战人员的家庭、战死者亲属的慰问和援助，对伤残士兵进行救护。此外还向前线军队派遣随军僧，让他们在战地传教、慰问士兵，为死者安葬和举行法会等。本文介绍的正是日本佛教各宗派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所作所为。

本稿主要依据当时海关报告、英国领事报告及地方志中的稀见文献资料和统计数据，力图通过对20世纪以前40年间直鲁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曲折经历的展示来整合长期以来各家的纷执异说，并藉此说明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多岐遭遇和命运。

我不想追寻那些秘密，我想我已经领悟了他的遗嘱：不论世道如何，处境如何，都要坚持做正直的人、善良的人、能吃能喝的人、敢笑敢骂的人。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南北道绿洲诸国在多数情况下不是役属中原王朝，便是役属塞北游牧政权或帕米尔以西的强国。本文所谓"两属"乃指绿洲国同时役属于两个强大势力的现象。

就欧洲对中国的认识而言，18世纪上半叶可视为一个分水岭，也是一个过渡期，在此前后，欧洲分别处在两个不同的文化阶段，它看待中国的基本着眼点也因此有着显著的区别。

本文中将细致梳理1930年代以前民众心目中特殊性的新疆文化想象形成的历史之源，以及早期新疆游记在何条件下塑造了此种新疆形象。对此问题的梳理，有助于了解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现代文学领域里基本处于缺席状态的边疆话题，对于当下传播革命新形势下的国内边疆问题也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反思意义。

评新书：柯瑞·罗宾(Corey Robin)：《反动的心灵：从埃德蒙·柏克到萨拉·佩林》(The Reactionary Mind: Conservatism from Edmund Burke to Sarah Pali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90 pp., $29.95。中英文，译文未校

鲁迅亲自写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每幅画的注解。这书出版只印刷了103本，中国国内只有33本，30本在欧洲出售，其余在日本出售，书都有编号，现在已很难觅到这个珍贵的版本。鲁迅希望能够有人翻印此书，传播广泛，他在画册扉页上印着："有人翻印，功德无量"。

“2009·天津·中国音协西方音乐学会研究生培养工作研讨会”期间。

评介英国学者T.伊格尔顿2011新书《Why Marx was Right》

如果这是“新中东的分娩阵痛”，那么它们也完全不同于康多莉扎·赖斯辩称在2006年夏天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战争期间看到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