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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首语】 五四之未来           又一个五四运动纪念日正在到来，与往常一样，我们听到的是众声纷纭，反映出现阶段知识界历史共识的稀薄。         五四运动启动的是一个大破大立的历史进程。它对列强主导的国际秩序发出了反抗的吼声，同时也对传统的礼法秩序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它所开启的历史进程究竟"立"了什么，在共和国前三十年原本是有一套成熟的、一度具有很强说服力的解释。但在近三十多年来，由于秩序的大变动，所"立"者究竟为何物，反而变得模糊了。 如果五四所"立"的东西说不清楚，凝聚不了认同，人们自然就会将目光聚焦到五四所"破"的事物上面来了，惋惜那些事物的丧失。这些丧失的事物中包括传统文化，据说还包括个人自由。而五四所启动的历史进程还在进行之中，尚未给出结构性的答案，因此，对五四的评价也不可能盖棺定论。 然而，五四所"立"者究竟为何，难道真的没法论述么？单从现象上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在五四之后，中国两度震撼世界。第一是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经过革命的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国率领的是所谓"联合国军"打成平手，可谓一扫晚清以来的颓废之气。中国革命更以其道义感召力与战略战术方面的成就，大大支持了世界被压迫民族与人民的解放事业。第二则是近三十年来，中国以惊人的商品生产与工业制造能力震撼世界。2010年中国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家，2013年成为货物贸易第一大国，2014年，世界银行发布报告称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GDP将在年内超过美国（致力于"韬光养晦"的中国政府实际上并不欢迎这一报告）。这两个时刻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第一是领导主体一直是脱胎于五四的强大政党；第二是，革命打破了传统政治秩序中层层代理的链条，扫荡了以食利为生的利益集团，让底层工农民众与中央政府发生了直接的关联，中央政府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同时也没有强大的既得利益阻碍执政党在政策上的自我纠错，而这就为工业化和经济腾飞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基础。 毋庸讳言，工商中国与革命中国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精神张力，这种张力使得关于五四的传统官方论述的说服力大大下降。但是，如果我们回到陈独秀的《敬告青年》的论述，也许就能对这种张力背后的共性看得更清楚一些。陈独秀倡导的新文化，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无论是革命中国还是工商中国，都充溢着一种质野、乐观而充满活力的精神，一种"有条件就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在晚清和民初是很难看到的。 当然，质野也意味着缺乏优雅的形式，缺乏系统的体系，经常是焦躁的，甚至是幼稚的。而这正是青年的特征。五四启动的历史进程让一个熟透的古老文明回到了某种青年状态。很多宝贵的东西被遗忘了。但我们很难否认，这个新生的青年具有很强的生存和学习能力，经常在崎岖险要之处摸出独特的道路。只是作为青年，他还没有能力将探路的新成果充分理论化，解释给别人听，因此很少有人意识到，他正在创造新的中国文明形态。 五四期间不乏"全盘西化"之论，但以此来概括五四全貌，却是偏颇的。五四提出的许多问题，实际上并不只是针对中国，更是针对全世界，已非当时欧美现成模式可以回答。真正需要关注的是这个提问的主体--他一旦将自己从虚文与习惯中解放出来，就能够根据实践的需要来选择自己所学习的榜样，哪怕一时有所迷失，也能很快自我纠正。而随着他的探索有所成就，获得更大的自信，古老的文明也会在他的脑海中复活。但被回忆起来的古老文明和最初作为习惯而存在的古代遗产是两回事，前者在他的实践中是活的、有力量的东西，后者也许会使得他看上去雍容华贵，但并不给他带来生命的活力。 将"老大帝国"变为"少年中国"，这也许就是我们可以尝试给出的对五四所启动的历史进程的评价。"少年中国"仍在成长之中，他的步伐是否稳健，他的未来究竟能开出一番什么样的天地，都关系到世人对于五四这个开端性事件的感知。    目录   【刊首语】... 1 【专题：五四之未来】... 3 从两个三十年到三个三十年. 3 丁耘 五四运动与立宪政治. 7 唐棣 全球化时代的青年政治运动. 16 萧武 【特稿】... 23 新版独家网发刊词：新青年 新视觉 新世界观. 23 王惕若、潘瑞可 【编译】... 25 阿富汗：伊朗与沙特利益角逐的疆场. 25 斯特拉福战略预测公司 俄国入侵乌克兰：美国的机会？. 28 约翰·艾伦·盖伊 葛兰西与真理政治学. 32 墨兹班·贾尔 【时评】... 41 "太阳花"学运背后：台湾"民主化"困境与统独意识变迁. 41 吕正惠   迟来的索赔. 46 半分忠义与一寸江山 "临时工"困境. 69 吕德文 【读评】... 74 民国的内政与外事. 74 周绍纲 美国绅士衰亡录. 78 纪武 【研究】... 82 南非二十年. 82 橡树村     【图志】... 127 图解历史：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流散、回归和自治运动. 127 孙力舟 【写意】... 134 无竟寓书画艺术欣赏. 134      

2012年2月23日英国各大媒体报道玛丽•科尔文在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临时媒体中心遭迫击炮袭击身亡后，西方主流媒体哗然。美、法、英领导人借此要求武力干涉叙利亚内乱。该事件为24日在突尼斯举行的"叙利亚之友"大会造成了更大规模舆论影响。

鲁迅先生在他为叶紫的《丰收》所作的序文中曾经这样赞誉《儒林外史》："《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我们不必强做解人，自称懂得鲁迅心目中《儒林外史》的伟大之处，而无妨把这个判断当作一个问题提出来：这部乾隆中期的章回小说究竟因为什么而堪称是一部"伟大"的作品？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说服你相信，大众的民主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可能的。

难以启齿的事实是，在12月16日遭到侵害的这名年轻女性，比许多其他强奸受害者都要幸运。她属于极少数得到些微司法公正的女性之一。她被送进医院治疗，她的陈述被记录在案，数日之内全部六名强奸嫌疑犯悉数被捕，而且现在就以故意杀人罪被起诉。如此之高的效率在印度可说是闻所未闻。

我曾经是对苏联持批判态度的新左翼成员之一,但当它崩溃之际,却产生了复杂的心情。那时,我发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左翼依存的正是苏联的存在。它的倒塌不仅使旧左翼难以生存了,更使得以为只要批判苏联就可以了事的新左翼感到了窒息。

2013年伊始，《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在三联书店出版，这本研究中国最古老经典《周易》的作品，标志着李零"我们的经典"系列正式收尾。自2007年起，他在三联书店陆续出版《去圣乃得真孔子：〈论语〉纵横读》、《人往低处走：〈老子〉天下第一》、《唯一的规则：〈孙子〉的斗争哲学》等。这一系列的源起，恰好涵盖了李零多年来几个主要研究方向，简帛文献和学术源流，《孙子兵法》研究，中国方术研究，海外汉学研究与中国古代兵法等多方面。他从古代学术思想的源头开始梳理，正本清源，发悟今日之学术，以启未来之思想。尽管，学术之辩常新，难有定论，但李零深知，比结论更为重要的是学术讨论的气氛和环境。他在"我们的经典"总序中，借胡适和冯友兰对待中国哲学史的不同态度表示，复兴子学，才是重归古典。让儒家由学术史上一家独大的地位，回归百家争鸣的环境。由此观之，由其多年的学术追求观之，这就是"另类"李零的态度。重解经典 先去魅后读书始自2007年底，李零以在北大讲课的笔记为基础，撰述"我们的经典"系列。对中国古代四大典籍《论语》《老子》《孙子》《周易》进行了解读。他认为，这四本书"年代早，篇幅小，比其他古书更能代表中国文化，也更容易融入世界文化。"《论语》和《老子》讲人文，《孙子》和《周易》讲技术，最能体现中国文化中的世俗性与人文性。同时，李零表示，"我们的经典"，并非古圣人经典，而是自己心目中的经典。他还将一种世界性的比较眼光，引入选择标准--自己选择的"经典"也是西方汉学家选择的四大经典，"他们挑选的，是和中国人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关系最为密切的书。"而对于四部典籍的解读切入，李零的做法是先去魅，再读书。在《丧家狗》以及续篇《去圣乃得真孔子》中，他拿孔圣人开"敲"，反对对论语的意识形态解读，他认为，历史上捧孔子，汉儒讲治统；宋儒讲道统；而拿儒学当宗教的，是近代受洋教刺激的救世说。由此，他看出了两个孔子，一个死孔子，是圣人；一个活孔子，是普通人。他主张将孔子还原为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去儒学的宗教化、道德化。李零表示，分20个主题解读论语，不是跟风而是逆流，是要泼冷水，把儒学拉回到子学的地位。由此态度延展至《老子》、《孙子》、《周易》，他在古代典籍中，看出了可以启迪今人的普世智慧，"是研究思想史和古人思维方式的工具"。例如《老子》之逃遁，他以为是回到自然或人性。同时，他反对今人对古代典籍急功近利的态度，"讲《易经》就是算命，讲《孙子兵法》就是商战"，直接将矛头指向了当时盲目的国学热。而对于这种治学态度中的经世致用，北京大学教授唐晓峰这样评价，"李零恰恰不是埋头读古书的人，他的现实感受力极强，每次大潮起来，他都能意识到其中的问题，非常清醒，也敢于对潮流说'不'。"李零说自己是读书人，将"我们的经典"和其他著作看作读书笔记，表示"读书就是长知识、解闷寻开心，和普通读者其实是一样的。"并引用孔子"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说法，再次表明何为"先去魅，后读书"。三年磨一剑 考据义理释易经在李零口中，文化是一个大课题"我们的经典"四部作品没有优劣高下之分，同样重要。不过，作为最古老经典，《周易》的重释意义重大。传说中，人文初祖伏羲画卦，而文献考古显示，商周便已出现雏形。其后，从孔子口中得以佐证，"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可见，《周易》已经是当时的经典。到了汉代，《周易》居群经之首。后世九经、十三经也保持了这个排列顺序。《周易》在西方世界被公认为东方古老智慧的代表。但多年来少见深入浅出的译本，导致其变为一本人人爱谈论但无人能看懂的经典。简帛文献和学术源流，中国方术研究是李零的学术方向之一。在此研究基础上，他著有《中国方术考》《中国方术续考》。如果说，"我们的经典"中前三本，李零基本保持一年一本的从容，到了《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他则耗费了三年时间。依据传世文献，将《周易》的渊源和基本思想置于学术史、思想史的框架下，做了提纲挈领的分析。书中用400多页，20个占卜术语，逐句对《周易》进行解读，不能不说是下了一番考据工夫。他在《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参考书目中，细数了从汉魏唐宋旧注，到清人著述、近人著述、出土文本研究、易学史及其他共5部分的40部参考书目。同时，在前言中，提供了读周易的方法，即"先读原书，次读易史，最后读出土本。"又开出了14本书目。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出身的李零一直从事先秦典籍研究，李零式解读所强调的，恰恰是基于严谨考据，尊重原书词章，还原当时的历史情境，从而上升到义理。力求避免对古代学术的误读和时髦曲解。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赵超说："不用现代人的想法去解读古人，这是真正的学术与政治宣传、时髦看客之间的本质区别。"周易--这本被世人视为"算命书"的古老经典，李零的态度是"世皆迷其占，我独爱其辞"。他表示，说周易不能不从占卜开始说，占卜体现出古人的思维方式。但也要看到，占卜只是概率，更为重要的是《周易》经传中蕴含的阴阳对立、五行循环的自然哲学。他戏谑地在文中说道："看病，算命，谁也拦不住，世界杯，看台上全是迷信鬼，贝利的预言总是落空。你问《周易》灵不灵？最好去问章鱼保罗。"看似难讲话讲的全是大白话作为群经之首，《周易》也是最难读懂的古书之一。李零亦坦言，只要读一读就知道，《周易》是本十分枯燥的书。而他在《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中，对《周易》正文加以全新的整理和疏解，破解了许多疑点，并用简要的语言贯通大义、白话译注。翻开本书目录，可见"六龙天上飞""母马地上跑"这样口语化的句子，它们注释的恰恰是古代朴素辩证哲学中最严肃的二元起源：天与地--"乾"卦与"坤"卦。而"小肥猪，真可爱""老公羊，脾气坏"这样的句子分明充满了童谣般的鲜活趣味。《周易》中充满了极为艰深的术语和古文，经此注释，顿时拉近了生活。曾有网友这样评价李零。看似难讲话，但讲的全是大白话，十分浅显易懂。在圈子化课题化的当代学术界，李零"不入基金账目陷阱，不搞集团攻势"，也极少主动介入公众舆论中，作为用脚投票的人，他在自己的研究方向上用力，写"自己的书"。而他的写作之所以出名，并不完全因为其学术专著的"难"。更在于他系列普及类作品中的"易"，无论多么晦涩艰难的概念，李零总能解说得明白晓畅。他的大白话，也体现在说话的直来直去。这些年，他研究海外汉学有些心得。他直截了当地表示，要给国学热降温，也要给港台学术和海外汉学去魅，李零认为，1949年以来，大陆的人文学术，通过学术机构的建立与完善，文物、文献的科学发掘与整理、研究，并非产生了断层，相反，他以为，"传统文化在这儿，文物在这儿，学者也在这儿。"不能盲目迷信港台学术。 让经典回归诸子百家的讨论中选择我们的经典的标准是什么？李零：我所选择的四大经典，和中国人的思想方法有关系。也是西方汉学家选择的四大经典。因为西方人很重视思想史，比如他们讲到希腊经典，一定会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思想家的东西，所以他们在中国古籍寻找的也是最有思想和智慧的作品。我们研究西方要读圣经，他们研究中国，在道教里找本书，当做宗教经典也可以理解。而且传统所说的经典从来都不是固定的，比如《论语》，无论在战国还是汉代，都不会算作经，它在汉代曾被视为传记，后来也恢复成经，所以经典的概念一直在发生变化，我讲的"冯胡异同"里，胡适先生一个重要的贡献是，讲思想史不独尊儒家，重新拉回到诸子百家的范围内来讨论，所以儒家经典也是诸子文化所依托的一个经典，其实它还在子学的范围内，而非经学。《易经》被《易传》阐释为自然哲学《易传》用以阐释《易经》，为什么被称为易学革命？李零：说到《易传》和《易经》的关系，我们回过头看《汉书艺文志》就知道，在当时，选择术影响最大，所谓周易之学，虽然因为经学的作用，日渐被重视其思想内涵，但和今天一样，大家对它的兴趣主要在算命，所以仍作为一种术书在传播，在术书列里面，一方面，易学借助经学的力量，另一方面，用顾颉刚先生的说法，汉代的学术中，儒学本身就大讲阴阳五行，知识阶层和统治阶层也重视。阴阳五行，原本跟天文历算选择之书关系更大，但当时《周易》的地位已经改变了。从术书演变的历史来看，周易在战国秦汉时发生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跟我们自然科学史研究最密切的，是古代阴阳五行学说到底怎么形成，在《易传》的阐释下，《易经》获得了新生命--它变成阴阳五行学说的一个经典。而且，中国的数术方技无所不在，本身却没有一个经典，大家要研究阴阳五行学说，只好将《周易》作为经典。中国思想史中，关系到宇宙论和中国古代自然哲学，《周易》有独特的力量。所以一方面，我们是在讲一个孔子的时代就在读的最古老的经典，也要看到它在战国秦汉所发生的后续转变。这就是我理解的易学革命。占卜是统计学，体现投机心理《左传》中可读到古人会进行多次占卜，为什么？李零：《周易》一直被用于占卜，而扑克和占卜相似，都是概率统计学，占卜里体现的投机心理是特别普世的，就像现在人们算命，求医问药一样。希腊人不管干什么都要去神庙里去找神谕。但时常又要走后门，不断贿赂神庙的祭司，最终是想贿赂神改变结果。《左传》里也记载了人类这种相似的原始思维，一方面要卜筮，一方面对结果不满，会多次占卜，还会故意做相反解释。情况很复杂，经过多种解释和占筮，有一定的随意性，根据自己的意愿，这需要去研究占卜的心理学。周易与《老子》同样讨论终极问题周易所说的"道"和老子所说的"道"有何关联？李零：《老子》说的"道"也是在探讨终极问题，虽然《周易》对"道"的理解对和老子的未必一样，但是他们所关涉的对象是完全一样的。中国自然哲学传统一直在延续中国自然哲学还存在吗？李零：不能把中国当怪物，觉得外国有的中国就没有，比如，自然哲学是西方概念，我们过去想到自然起源问题，在西方宗教中，首先有创世纪。那么，中国创世纪在哪儿？中国人对宇宙怎么看？对这点来说，中国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但是不代表没有自然哲学观。中国的宇宙论和自然秩序，集中起来就是阴阳五行学说。虽然，阴阳五行学说并没有一本专著，而是散见在相关的自然科学分支里。在科学昌明的现代，也未必能有人专门对其进行科学研究，通常放在哲学系里，被搞思想史的人研究一下，但是中国毕竟是有这种传统的，在当代，对具体学说而言，它对中医理论的支配性较强。港台学术也有政治背景你作为传统文化研究者，怎么看海外新儒家？李零：讲新儒家需要注意港台学术的政治背景。即使在台湾，文化也与政治运动相关。1966年，大陆在搞文化革命，台湾搞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其内资源就是新儒家和其理解的传统道，外部与美国当时一个基督教组织相关，这个组织在搞世界道德重整运动--要以基督教的道德来统一其他道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也是以儒家为核心。希望建立儒教，领导四大宗教。新儒家宣言，基本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非常相似，近年来大陆很多非常响亮的政治口号，是从台湾来的，比如大爱无疆就是台湾的净空法师提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后来也歇了，原因就是李登辉上台。但是他们那边歇了，我们这里兴起了。要公允评价两岸传统文化近年来谈传统文化必谈台湾学术界，你怎么看？李零：台湾学术这些年在中国放大，和中国现代思想界的生存状态有关系，历史基本都是吃后悔药的，都爱往以前看。离我们最近的后悔药就是台湾，现在台湾有一种神话，说传统文化都在那里。比如1948年底，蒋介石发动抢救大陆学院文化计划，台湾本地不知什么叫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国民党带去的。台湾学者有个比较好的优势，就是没有太多的政治运动，但学术也并非脱离政治。同样大陆学者也没有中断传统文化，中国文物也没有全跑到台湾去，绝大多数在大陆。学者也在这儿。你去看看中华书局、三联、商务印书馆的书目。古典文献的出版都是很多的。对台湾和大陆的文化要做公允的评价。【书摘】古往今来，人类有两个兴奋点，一个是算命，一个是看病。这书跟算命有关。占卜的原理是什么？是投机。投者，下注也。机者，概率也。下注，冥冥之中，若有神助，最能体现随机性。"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据说是闻之夫子，夫子传易，至今已2500年。世皆迷其占，我独爱其辞。俗话说，尽人事，听天命，如此而已。人只能管人事，管不了天命。听者不过是姑妄听之，听之任之，爱怎么着怎么着，随它去吧。易学革命有两个层面，第一层是术，第二层是道，术是占卜，道是哲学。易学革命，占卜变哲学，是把《周易》改造，融入阴阳五行学说。阴阳五行学说，很早就萌芽，但系统化在战国时代。准确说，这是阴阳五行说的再创造。阴阳五行说，是讲天地造化的大道理。这种理论，用西方概念讲，只能叫宇宙论或自然哲学。它的根子是星历之学和与星历之学有关的占卜。它是一种哲学，准确说，是占卜哲学。《易经》是西周筮占的经典，《易传》是战国秦汉新旧占卜杂交的产物。在《易传》的阐释下，《易经》才成为中国自然哲学的源泉之一。阴阳讲世间万象的二元对立，五行讲世间万象的五位循环，它们一静一动，构成古人解释世界的两把钥匙。我说的自然哲学，就是指这两把钥匙。节选自李零《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治断代史的好处是能够深入，其拘限是不易贯通。

裴开瑞关于中国电影研究从民族电影范式向国家/民族与电影的范式转移的观点，纪录片与公共空间的观点，以及和中国电影电视艺术与产业相关的诸多话题，如华语电影研究、中国电影研究中的代际划分、电影大片、新主流商业电影、中国纪录片、中国影视与文化软实力等话题的探讨。

华东师范大学著名教授、杰出学者许纪霖最近在台湾杂志《思想》上发表了一篇《近十年来中国国家主义思潮之批判》。这篇妙文从若干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只言片语中抽象出一个叫作“国家主义”的东西来，宣布跟它誓不两立。文章体现了作者鲜明的敌友区分意识，是作者向卡尔－施密特献上的最高致敬。但可惜的是，如果把本文当作一篇思想史论文来看，它的史料基础和概念功夫都是很不牢靠的。下面试选若干例子评析之。

将来的历史学家或许会把1978-1980这几年视为世界社会史和经济史的革命性转折点。1978年，在一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由共产党管制的经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朝向自由化的转变道路上迈出了重要步伐。邓小平规定的道路是： 以史上罕有的持续发展速度，在二十年之内把中国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国家转变成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活力中心。而在太平洋彼岸与中国完全不同的环境下，一个相对陌生的人物(现在是众所周知了)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于1979年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局(US Federal Reserve)主席，并在数月内彻底改变了货币政策。美联储此后不计后果地(尤其是失业问题)遏制通货膨胀。大西洋对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在1979年5月当选英国首相，下令限制工会力量并终止国家持续十年之久的滞胀惨状。接着，1980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当选美国总统，以其待人接物的个人魅力，将美国带上了一条复苏经济的道路其手段则是通过支持沃尔克在美联储的行动，加之一系列特殊的政策配合，以限制劳工力量，为工业、农业和能源开采业松绑，并在国内和国际两方面解放金融能量。上述震源产生了革命性的推动力，而这些推动力的传播和反响看来要使周遭世界的面貌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    这些广泛而深远的转变并非偶然。因此，我们需要考察的是，这种新的经济结构通常被归在"全球化"一词下借助什么手段方式从旧的结构内部迸发出来。沃尔克、里根、撒切尔和邓小平所采用的理论都是长期存在于话语流通中的非主流部分，他们把这些非主流理论变成了主流理论(尽管无一不经历了漫长的努力)。里根复苏的共和党内非主流传统要回溯到1960年代初的贝利·高华德(Barry Goldwater)。邓小平看到了日本、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新加坡和韩国经济和影响力的高涨，力图调动市场社会主义而非中央计划来保护并促进国家利益。沃尔克和撒切尔均以一种名为"新自由主义"的特殊学说而受人瞩目，他们把这种学说转化为指导经济思想和经济管理的核心原则。我在这里主要关注的就是这种学说其起源、兴起和意义。    新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即认为通过在一个制度框架内此制度框架的特点是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人的幸福。国家的角色是创造并维持一种适合于此类实践的制度框架。例如，国家要确保货币的质量和信誉(integrity)，还必须建立必要的军事、国防、治安和法律组织和职能以确保个人财产权，并在需要时用武力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转。除此之外，在那些不存在市场的领域(土地、水、教育、医疗保健、社会安全或环境污染等领域)，如果有必要的话，国家也要着手建立市场。政府在市场(一旦建立起来)中的干预必须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因为根据这种理论，政府不可能获得足够的信息以预期市场信号(价格)，同时也因为庞大的利益集团终将为自己的利润而扭曲和妨碍政府干预(特别是在民主制国家中)。    自1970年代以来，在政治经济的实践和思考上随处可见朝向新自由主义的急剧转变。松绑、私有化、国家从许多社会供给领域中退出，这些变得司空见惯。从前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国家到老牌社会民主制和福利国家(诸如新西兰和瑞典)，几乎所有国家都接受了某种形式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有时出于自愿，但有时是为了回应外界压力并至少对一些政策和实践做出了相应调整。后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迅速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甚至当代中国(如下文所示)似乎也在这一方向上奋力前进。此外，支持新自由主义的人们如今都身居要位，影响遍及教育(大学和许多"智囊团")、媒体、公司董事会会议室和财政机构、政府核心机构(财政部、央行)，以及那些管理全球财政和贸易的国际性机构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WTO)。简言之，新自由主义作为话语模式已居霸权地位。它对各种思考方式的广泛影响到了这种程度： 它已成为我们许多人解释和理解世界的常识的一部分。    然而，新自由主义化的进程带来了非常大的"创造性毁灭"，不仅摧毁了先前的制度框架和力量(甚至挑战了传统的国家主权形式)，而且摧毁了劳动分工、社会关系、福利供给、技术混合、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再生产活动、土地归属和情感习性。新自由主义赋予市场交换以如下地位： 市场交换"本质上具有伦理性，能够指导一切人类行为，代替所有先前的伦理信念"；就此而言，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中契约关系的重要性。新自由主义认为通过将市场交易的达成率和频率最大化，社会公益会因此最大化；新自由主义试图把一切人类行为都纳入市场领域。这需要种种信息创造技术和能力，积累、储存、传递、分析，使用庞大的数据库，用以在全球市场指导决策。因此，新自由主义对于信息技术便有着强烈的兴趣和追4求(致使有些人声称诞生了一种新的"信息社会")。这些技术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压缩了市场交易的不断增加的密度，它们制造出一种特别强烈的、我在别处称为"时空压缩"的迸发。地理跨度越大越好(由此是对"全球化"的强调)、市场契约期限越短越好。后一方面对应了利奥塔的著名描述，即把后现代状况描述为"在职业、情感、性、文化、家庭和国际领域，以及在政治事务上"，"临时契约"取代了"长期制度"。这样一种市场伦理统治在文化上的后果不计其数，我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已有探讨。    虽然如今对于全球性转型及其后果已经能给出多种总体解释，但人们在总体上却疏忽了一点(这也是本书想要填补的漏洞)： 新自由主义打哪儿来，它又是如何在世界舞台上泛滥，这个政治经济学的故事无人问津。此外，批判性地考察这个故事将给出一种框架，用以确认和建构替代性的政治和经济安排。  《新自由主义简史》（美）大卫·哈维 著王钦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12月版作者简介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1935年生于英国肯特郡。1957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学士学位，1961年获该校博士学位。曾任教于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美国宾州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现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和伦敦经济学院。哈维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批判性知识分子和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至今已经出版了十部著作。其中包括《地理学中的解释》《社会正义与城市》《资本的限度》《资本的都市化》《后现代的状况》，以及《资本的空间》和《新帝国主义》等。目录图表与表格列表致谢导论第一章　自由只是个代名词第二章　建立赞同第三章　新自由主义国家第四章　不均衡地理发展第五章　"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第六章　试验中的新自由主义第七章　自由的前景参考文献索引译后记 内容简介 1978年，中国经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向自由化的转变道路上迈出了重要步伐。 1979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下令限制工会力量并终止国家持续十年之久的滞胀惨状。 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通过一系列特殊政策为金融和产业松绑，将美国带上了一条复苏经济的道路。或许在未来的历史学家看来，1978年至1980年这几年是世界社会史和经济史的革命性转折点，因为正是在这几年中，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开始占据主流地位。 新自由主义认为，通过建立一个以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以及自由贸易为特征的制度框架，能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从而最大程度上促进人的幸福。 自1970年代以来，松绑、私有化、国家从许多社会供给领域中退出，开始变得司空见惯。从前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国家到老牌社会民主制和福利国家，几乎所有国家都接受了某种形式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另外，支持新自由主义的人们如今都身居要位，影响遍及教育、媒体、公司董事会和财政机构、政府核心机构以及那些管理全球财政和贸易的国际性机构。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作为话语模式已居霸权地位，它成为我们许多人解释和理解世界的常识的一部分。 那么，新自由主义打哪儿来？它又是如何在世界舞台上泛滥的？对这个政治经济学故事的批判性考察，将为我们确认和建构另一种未来政治和经济安排的可能，提供一个框架。 

随着美国电影在世界电影产业地位的上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影片已经取代法国影片，占据了中国电影输入的头把交椅,成为影院放映最多的外国影片。

陳先生談話第二個重要的地方，是有關台獨運動的定性。在我看來，有兩點都是言人之所未言。第一，台獨運動是被剝奪了土地的台灣地主階級的運動。第二，國民黨只殺"紅帽子"，不殺"台獨分子"，因為台獨派受到美國的保護。

《七十年代》（北岛李陀编）中的一篇：我安心于在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这个工作让自己、让周围的人、让台下的观众都感到快乐，我觉得自己的工作有意义。这大概是我对那段岁月缺乏痛苦记忆的原因。

主觀而主動地創造克服人的疏離的偉大的作品……這就不單只要求這個作家把他抵抗人的疏離的意念結晶於作品的內容，他還須要充份地認識到藝術品在工商社會中受制約於市場法則的整個生產到消費的行程，積極地掌握現有的藝術表達形式，寫出現代人生的破碎、不連續、庸俗化和失去動能的條件；鼓勵人和社會、人和歷史，從而人和人之間生動活潑的關係的偉大的、這個時代的、這個民族的現實主義之藝術。

《21世纪》：最近，克鲁格曼、鲁比尼等人提出中国经济有硬着陆风险。克鲁格曼近日在《纽约时报》的文章说，中国目前的情况与以往的经济危机发生前夕非常相似，中国经济濒临崩溃。"末日博士"鲁比尼在2011年6月的文章中也指出，中国大陆经济恐怕会在两年后"硬着陆"。如何认识中国经济的硬着陆风险及其对中国中长期发展的影响？ 崔之元：目前对于这个问题的最好分析，是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在最近出版的《黯然失色：在中国经济主导地位的阴影下生活（Eclipse：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一书。作者在该书中预测，即使中国在2012年到2013年间遭遇了经济衰退，她也可以恢复增长的动力，在2020年前后在世界经济中取得了主导地位： 根据萨勃拉曼尼亚的测算，到2020年中国的贸易和GDP总量将增长为美国的1.5倍，并保持着世界最大的资金提供者的地位，美国依旧是其最大的提供对象。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而美元却光彩渐失。 萨勃拉曼尼亚建立了衡量经济主导能力的三个主要决定因素，即资源和财富（以国民生产总值GDP为衡量指标）、贸易（出口商品与进口商品之总和）和外部金融关系（是债务人还是债权人），而对一个国家做出的有关这三个决定因素的衡量，是以这个国家占世界的总量的多少来表示的：一个国家所占的份额越大，其它国家，包括其竞争对手的份额就越小。 萨勃拉曼尼亚还对1900年以来影响储备货币地位的决定因素进行了一种全新的分析，认为上述三个方面的规模，即GDP、贸易和对外资本净输出的规模，是储备货币地位的根本决定因素。这些变量能够解释在过去的110年间，主要货币的储备货币地位出现变化的70%的原因。也就是说，货币主导的决定因素与经济主导的决定因素很相似。基于这一分析框架，他预测了到2030年时的世界经济和货币的主导，认为随着人民币开始与美元竞争储备货币地位，中国在经济上的主导同样也会延伸到货币领域。储备货币不仅仅是由收入决定，更重要的决定因素是贸易和外部金融关系，后者将影响储备货币对外部经济体的吸引力。 萨勃拉曼尼亚分析了在中国经济遭遇衰退（即假定中国经济在2012-2013年"硬着陆"）和没有遭遇衰退这两种情况下，位列全球前三甲的强国的经济主导指数（从1870年到2030年）：图一为中国遭遇衰退的全球前三甲对比图，图二为中国未遭遇衰退的全球前三甲对比图。 以下为图一：（竖轴："指数"；图中标注的文字：UK：英国；France：法国；Germany：德国；US：美国；Russia：俄罗斯；Japan：日本；India 印度）   以下为图2：   从这两个图可以看出，即使中国经济在2012-2013年遭遇衰退，到2020年中国的GDP，贸易，和对外净资本输出在世界总量中所占的份额将超过美国。而如果中国经济在2012-2013年实现了"软着陆"，中国经济主导指数超过美国的程度将更高。 萨勃拉曼尼亚在全书的开头设想了2021年2月的一天的情景，美国总统跑去距离白宫不远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签署一份与该组织的中国籍总裁商讨达成的救助贷款一揽子协议，这一协议类似于最近希腊的救助借款协议。中国主导的IMF开出的条件是美国从西太平洋撤军。1956年12月13日，英国在美国的经济压力之下从苏伊士运河地区撤出了她的部队。当时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兰对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说："英国在苏伊士运河的行动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帝国的最后的一搏。......也许美国在200年之后会了解我们的感受。"根据萨勃拉曼尼亚的设想，美国将提前重演英国在苏伊士运河的命运。 《21世纪》：曾写有《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弗朗西斯•福山这样评论《黯然失色》，认为此书对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主导经济力量的情境不仅进行了生动的想象，而且提供了颇为合理的论证，有力突出了美国政府采取协调行动的必要性。看来这本书的分析的确值得重视。福山最近在英国《金融时报》上的文章也指出，现在的美国奉行的是"否决政治"(vetocracy)，当这种体制遇上被意识形态化了的两个政党（其中一个政党甚至把堵住税收漏洞视作增税，因而不可接受）时，就会导致政治瘫痪。福山认为必须通过广泛的基层动员来推动美国的政治改革，减少动用"否决票"的机会和简化决策程序。他在今年出版的《政治秩序诸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以相当的篇幅分析中国政权的历史发展，并认为未来一段时期哪种制度会运行得更好--是高质量的威权制度，还是一个陷入僵局的、瘫痪的、有许多制约与平衡的民主制度，这是个有待讨论的问题。相对于二十年前对"历史的终结"的看法，福山的思想变化似乎在"与时俱进"。我们自己是否也需要重新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   崔之元：福山的思想的确有重要的很有意思的转变。不过也要指出，他对美国"否决政治"的反思和对中国所谓"威权制度"的有效性的认识，只是从防止互相制肘、提高行政效率的角度来说的。另一位美国作家，《世界是平的》以及《世界又热又平又挤》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也有类似的观点。弗里德曼在《世界又热又平又挤》中调整了此前在《世界是平的》中的看法，认为中国领导人的政治魄力很重要，如果需要的话，中国领导人可以改革规章制度、标准，改善基础设施，以维护国家长期战略发展的利益。这些议题若换在西方国家讨论和执行，恐怕要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他因而希望"美国能做一天中国（仅仅一天）--在这一天里，我们可以制定所有正确的法律规章，以及一切有利于建立清洁能源系统的标准。一旦上级颁布命令，我们就克服了民主制度最差的部分（难以迅速作出重大决策）。" 福山、弗里德曼这些西方观察家认识到中国的政治制度有其行政效率等方面优势，这是进步。但他们对中国政治体制的独特性，缺乏深刻的认识，没有深刻理解中国的政党体制。 中国的政党体制并不是一党制而是多党合作制，不是西方所理解的一党专制。即使就一党制而言，在世界政治学范围内缺乏对全球一党制的比较研究。不同国家的一党制形成的历史原因、机制，特别是政党与群众的关系是很不一样的。 从历史来看，政党与群众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简单。近代英国的托利党和辉格党，不能申请入党，只能被邀请（By Invitation）入党。直到现在，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仍然不能申请入党。一般民众能申请入党的历史性开端，是1891年俾斯麦将德国社会民主党合法化。在此之后，所有人都可以申请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众所周知，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倍倍尔领导创立的社会主义政党，她的建立和发展都得到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与指导。今天的欧美政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也很不同，例如，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只是在选举时临时注册党员，不需要申请，不需要缴纳党费，也没有长期的、固定的党员身份，实际上并没有组织化的群众基础；而欧洲国家如德国、法国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均有党证，并需要交党费。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是开放的，党员来自社会各阶层，因而有群众基础。 因此，社会主义政党的基本特点是开放的、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有群众基础的政党，并且坚持群众路线，对人民的呼声与诉求有本能的回应，有对"为人民服务"的本能诉求。这也是同其他类型政党的关键不同，因此对应的政治体制会有所不同，福山、弗里德曼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一点。 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是个例外，他对政党体制有着极为深刻的研究。他在《转变参与》中深刻地分析了选票政治的弊端。在他看来，1848年普选权的建立实际上是保守措施，选票可以分散、转移、转化很多社会矛盾，对国家统治更有利。有一幅画非常形象，画的是"有了选票就可以不扔石块"。然而，"选票会使那些直接的、强烈的、'刺眼'的政治行为失去合法性，而这些行为实际上却行之有效并符合人们心愿"，造成带来政治推诿与行政低效。更重要的是，普选权建立后，选举制度从公开投票转变为秘密投票，以避免弱势选民被收买或被强权挟持，而这意味着普选的建立以"损失公开表达公共精神及参与热情的机会"为代价。沿用赫希曼的另一套术语，这意味着政治上极大地强化了退出机制，极大地弱化了呼吁机制，这一弊端也为当时的主流进步人物如斯图亚特·穆勒所诟病。 赫希曼的《退出、呼吁与忠诚》一书尤其重视呼吁机制。在竞争与市场中，退出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措施，是竞争抑制垄断的有效手段。不过，"竞争也不一定抑制垄断，反而因为摆脱爱找麻烦的消费者让垄断更舒服"，在政治上，某些选民改入他党（退出），让大党可以"屏蔽"很多呼声，因而更舒服，实际上不利于大党的进步。 考虑到这一点，并加上忠诚因素，会发现呼吁往往更重要。呼吁的强度因忠诚度而不同，也因政党政治表现和问题严重性而不同，但可以增加政党与群众之间长期性的实践互动（不仅仅表现在选举期间），往往会取得比简单退出更好的效果。呼吁与忠诚可以构建政治与社会的互动机制，是协商民主或慎议民主发挥作用的重要机制。社会主义政党因其群众路线，在实践中与人民联系紧密，有可能建立更有效的呼吁机制，因而协商民主在社会主义国家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呼吁机制，可能是社会主义民主优越性的重要实现机制。 也正由于此，对社会主义政党而言，最大的危险是偏离群众路线，对人民的呼吁不能有效回应，失去其群众基础，也就失去执政之基。 可以拿重庆和广东作为例子，来看政党与群众的关系。重庆干部"大下访"、与群众"三进三同"等方面的实践，以及广东的干部驻村调研扶贫，也许还可以从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1891～1937年）的不同于"支配权"（domination）的"领导权"（hegemony）理论来加以阐释。 在墨索里尼的监狱中渡过漫长岁月的葛兰西写下了著名的《狱中札记》。借用恩格斯的话，葛兰西说："共产党在目前是唯一可以严肃地同原始基督教时期的教会相比拟的机构。"他同意他的意大利知识界的对手克罗齐所说的"文艺复兴仍然是精英圈子内的贵族运动，而宗教改革则深入了普通人民"，但他批评克罗齐，因为克罗齐不理解"实践哲学及其广泛的群众运动过去和现在都真正代表一种与宗教改革相类似的历史过程，而自由主义则不然，它只是再生着局限于狭隘知识分子集团的文艺复兴"。葛兰西要求意大利共产党进行"第二次宗教改革"以赢得民心。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正是重庆和广东通过干部"大下访"，驻村调研，与农民群众"三进三同"所要做的。 重庆干部的 "大下访"、"结穷亲"活动和广东干部的驻村调研制度，使人想起法国哲学家巴丢（Alain Badiou）所说的"圣保罗的群众路线"。在引用了圣保罗的话"虽然我独立于所有人，我使自己成为所有人的奴隶。对犹太人来说，我变成了犹太人；对法律治下的人来说，我变成了法律治下的人"之后，巴丢说道："这不是圣保罗的机会主义文本，而是被中国共产党人称之为'群众路线'的极致发挥--为人民服务。" 要理解前面引述的恩格斯和葛兰西的说法"共产党在目前是唯一可以严肃地同原始基督教时期的教会相比拟的机构"，英国基督教学者查斯特顿（G. K. Chesterton，1874～1936年）的如下一段话可做参考：   当基督在一个象征时刻建立他的伟大社会时，他既没有选择智慧过人的保罗也没有选择神秘的约翰作为这个社会的基石，而是选择了普普通通甚至有些胆小的彼得......所有的帝国和王国都失败了，因为它们为强人所建立并依赖于强人。只有历史上的基督教会，是建立于弱者基础上的，因此它是不可摧毁的。因为没有链条比它最弱的环节更强。         《21世纪》：看来今天与历史真还有深刻的关联。多年以来常见的一个说法是，中国现在还没有完成现代化的进程，还处于前现代阶段，因而首先的任务是补现代化的课，还远远不到反思现代发展进程带来的弊病的时候。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在世界历史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崔之元：如果按照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的界定，特别是美国著名诗人查尔斯·奥尔森的看法，1949年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之后人民解放军进军北京，标志着世界进入"后现代"阶段，同样中国在那个时候就进入"后现代"了。 汤因比在1954年出版的《历史研究》第8卷里说，"后现代"作为一个时代，起始于1871年的普法战争。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认为，当西方国家产生了一个在数量上足够大也足够有能力的资产阶级的时候，西方就变成"现代"了。但他进一步指出，普法战争以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方文明已经没有在数量上，也更没有在能力上产生一个足够的资产阶级，因此西方就进入"后现代"了。汤因比强调，"后现代"的两个标志是：（1）西方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2）非西方知识分子开始了解西方现代性的秘密并"以夷制夷"。汤因比虽然没有明确提到李鸿章，但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是受到"普法战争"的启示，从德国引入克虏伯大炮装备他的淮军开始的。更不用说，"普法战争"直接导致了"巴黎公社"，最终影响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把中国带入"解放全人类"的"普遍历史"的组织的建立。 汤因比的"后现代"定义非常有趣，是历史学上第一个"后现代"定义。英语文学中的"后现代"定义，则最早出现在美国著名诗人查尔斯·奥尔森(Charles Olson)的作品中。奥尔森可能也受到汤因比影响。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查尔斯·奥尔森1949年在第一时间听说了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重要会议，然后就进军北京，他说这就是"后现代"的开始。他在解放军渡过长江攻克南京前夕完成了他自称的"反荒原"（《荒原》是艾略特的现代主义诗歌代表作）的"后现代--中国革命"诗歌《翠鸟》（ Kingfisher）。查尔斯·奥尔森认为，西柏坡会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北京标志着"后现代"的开始--这会令很多人莫明奇妙，但如果了解前面提到的汤因比对"后现代"的定义及他所说的"后现代"的两个标志，查尔斯·奥尔森的"西柏坡后现代论"就不难理解了。查尔斯·奥尔森是罗斯福新政的积极参与者和罗斯福第4次竞选总统的外事负责人，也是波兰驻联合国大使兰格（"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早提出者）的密友，由此更容易理解他用诗歌形式表达西柏坡会议的世界历史意义的衷曲。 奥尔森的《翠鸟》（赵毅衡译）以吴哥窟翠鸟传说和古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的石头之谜开始，穿插毛泽东的讲话"曙光就在前头，我们应当努力"。他在1949年的"西柏坡后现代"论不是一种文字游戏，而是和他的实质关怀密切联系的。对奥尔森来说，"后现代"意味着"后西方"，他在和另一诗人罗伯特·科里(Robert Creeley)的通信中，明确地用了"后现代或后西方"的表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北京，建立新中国，是20世纪"非西方世界"对"多元现代性"的最重要探索，奥尔森说"西柏坡"是"后现代"的起源顺理成章。 《21世纪》：汤因比和奥尔森所说的"后现代"是否也是"多元现代"中的一种？ 崔之元："现代"、"后现代"和"多元现代性"之争，是和一个更深层的哲学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哲学问题就是"普遍"、"特殊"和"无限"的关系。我认为对这个哲学问题的最好研究仍然是黑格尔。他说，普遍必须寓于特殊之中，但任何"特殊"都无法穷尽"普遍"的"无限丰富的可能内涵"。例如，"民主"这个普遍性的理念必须寓于"美国的民主"或"中国的民主"的特殊之中，但任何"特殊"的民主都不能穷尽"民主"这一普遍理念的"无限丰富的可能内涵"。又如，市场经济的普遍理念寓于各种特殊的市场经济实践中，但任何一种"特殊"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可能穷尽人类不断试验、无限创新的可能性。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英美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等等，都属于"市场经济"普遍理念的特殊表现。 我觉得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过程非常有说服力地展示了"普遍"与"特殊"的关系。 联合国人权宣言的文本是如何起草的呢？罗斯福总统的夫人艾琳诺·罗斯福是起草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唯一的副主席是一位叫张彭春的中国人，张彭春曾是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教务长。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格林顿（Mary Ann Glendon）在她的研究中提到了这一信息。格林顿是在2007-2009年间担任美国驻梵蒂冈大使，她同时是世界范围反对使用避孕套运动的领袖，现兼任"梵蒂冈社会科学院"院长。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后有清政府的庚子赔款，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多要部分，资助中国学生留美，并建立留美预备学校，相当于一个中学。但是在1921年的时候，当时中国政府把这个中学提升为大学，第一任教务长就是张彭春。他那时候刚刚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师从著名的美国哲学家杜威。他的哥哥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现在很少有人提到他的弟弟张彭春。我两年前通过格林顿教授的英文书知道张彭春后，又去查了一些资料，了解到他也是中国京剧大师梅兰芳的艺术和政治顾问，梅兰芳1940年代访问美国，当时是非常轰动的文化事件，就是张彭春安排并陪他一起来的。联合国第一次旧金山会议的时候，张彭春是中国国民政府的代表团团长，后来被罗斯福夫人推荐为 "世界人权宣言起草委员会" 唯一的副主任。 最有意思的是张彭春在人权宣言起草中的贡献。张彭春认为，初稿中的"人被赋予理性"的表述，太受西方的"上帝"和"自然法"观念的影响，他建议加上"仁"，因为"仁"字里有"二""人"，反映一种"Two Man Mindedness"( 对他人的关心)，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最终文本部分采纳了张彭春的观点，把"理性和良心"（"reason"和 "conscience"）并列为人的基本特征。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精彩，生动地说明了特殊性、普遍性和无限性的关系。还值得一提的是，除张彭春之外，"世界人权宣言"起草过程中的另一个精神领袖，是黎巴嫩哲学家马利克（Charles Malik），他曾先后求学于怀特海和海德格尔,博士论文题目是"怀特海和海德格尔时间观的比较研究"，他也是阿拉伯世界在联合国反对以色列建国的主将。 亲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法国思想家阿隆曾写过《普遍历史的黎明》一文。在21世纪开端，我们可能正经历"普遍历史从黎明走向中午"。但如果"西柏坡后现代"和联合国人权宣言起草的故事有所启发的话，"普遍历史"不仅不排斥多样性，而且需要多样性来发挥自身无限的创造力。本报记者 吴铭 北京报道

从对中国社会影响至为深远的丧服制度出发，探讨中国古代婚姻、家庭及相关政治观念的真实情形。

把这一地区泛称为“阿拉伯世界”而无视各国客观条件的差异是非常不合适的。所以，我以下的思考主要针对埃及——不可否认，它一直都在该地区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目前世界上的宪政体制，大体分为三种模式：其一是超国家宪政模式，其二是神权宪政模式，其三是党国宪政模式。本文集中介绍了白轲对中国党国宪政体制的研究。

龚自珍不再专注于学术层面上的公羊学研究，转而致力于援公羊学说抨击时政，倡言变法，真正发挥了公羊学经世致用的学术特点，推动"公羊学理论从书斋走向社会，从论学转向议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