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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开瑞:国家/民族与公共空间--(Chris Berry) 教授访谈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略有删节
裴开瑞关于中国电影研究从民族电影范式向国家/民族与电影的范式转移的观点,纪录片与公共空间的观点,以及和中国电影电视艺术与产业相关的诸多话题,如华语电影研究、中国电影研究中的代际划分、电影大片、新主流商业电影、中国纪录片、中国影视与文化软实力等话题的探讨。

访谈整理 张斌[②] 审校 裴开瑞

Z、让我们从你和中国的缘分谈起吧。你记得你第一次到中国是什么时候吗?因为什么到的中国?

 

C我第一次到中国是1985年。我是70年代开始在英国学习中文的。那时候,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国和外面的世界是隔离的。所以当我在本科阶段学习中文的时候,我没有机会去中国。本科毕业之后,我去美国读硕士和博士。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想研究中国电影,因此我需要去中国。幸运的是,我得到了一个在中国电影公司下属的一个分公司中国电影进出口公司(China Film Import and Export Corporation)工作的机会去了北京。这是一个垄断了中国电影进出口的一个公司。我在这里做我的博士论文研究。

 

Z、到现在为止,你记得去过中国多少次吗?

 

C我不知道具体有多少次。从1985年到1988年,我在北京呆了三年,之后因为天安门事件我并没有很快返回中国。那时我收到了一个在国外旅行的中国朋友的明信片。他可能是在1990年跟随代表团出国的。他告诉我,现在不是去中国的时候。以后,他再一次给我寄明星片的时候大概是1992年或者是1993年, 说现在可以回来了。所以,我是在1994年到1995年再次去中国的。到现在我不知道去过中国多少次,大概每年会去两到三次,大多数行程都比较短。我从80年代之后就没有在中国住过。

 

Z、是什么让你把研究中国电影作为自己一生的学术追求?

 

C当我本科阶段学习中文的时候,在英国很难找到说普通话的老师。当然英国也有中国人,但大多数都是从香港来的,他们都说广东话,所以也没有多少人能教好普通话。因此我没有足够的机会去练习、学习和说普通话。那时,我在利兹大学就读的系里面给我们放中国电影,因为里面有说普通话的中国人。我利用这个机会来学习中文。当我看了许多这种50年代到60年代的中国电影--这些电影在英国很少能看到--之后,我决定写一篇有关中国电影的本科论文。那是我研究中国电影的开始。81年我当交流学生去洛杉矶加州大学,以后留在那儿读硕士博士。很多人都建议我研究中国电影,因为我本科的专业就是中国研究。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这样打算。我在硕士阶段研究的东西和中国并没有关系。在我读博士的时候,我才再次回过头来进行中国电影研究。

 

Z、在最近十几二十年里,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电影和电视?

 

C我想这有几个原因。首先,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国感兴趣,是因为中国在世界上越来越重要。在我开始研究中国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理解你为什么要研究中国。他们觉得这很疯狂。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中文,因为中国与世界的贸易越来越紧密。另外,我想很重要的一点是人们认识到,在世界电影版图中,中国电影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在1970年代,你很难在电影节等场合看到中国电影的影子。现在,中国电影不仅出现在各种电影节,而且也是除好莱坞电影之外仅有的一种全球性的电影。如果你在巴西、罗马尼亚、俄罗斯、澳大利亚,除了好莱坞电影之外,你还可以看到中国的大片(blockbusters),如《英雄》、《卧虎藏龙》等,但是就看不到很多其它国家的电影。这意味着人们对中国电影本身很有兴趣,中国电影变得比以前更重要了。另外还有一些实用性的原因。对那些在大学里的中国研究系所的人来说,他们发现与别的课程相比,学生更愿意学习中国电影相关的课程。因此,中国电影是吸引学生更好地学习的一个方法。上述这些原因造成了现在所有的大学中国研究系所都开设有中国电影课程,许多电影系所也开设有中国电影课程。

 

Z、西方的中国电影电视研究一般都聚焦于什么样的主题上?

 

C现在有成百上千的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电影,真的非常多。他们几乎研究中国电影的所有方面。他们研究中国大陆电影、香港电影、台湾电影;他们研究现在的中国电影,也研究历史上的中国电影;他们研究某些部分电影,研究电影受众,研究电影类型......。我不太清楚,确实非常多。我猜,中国电影研究的某些话题逐渐和中国研究的某些话题相似。我想有越来越多的有关电影的话题成为原初性的话题。

 

Z、你在研究中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C早期的时候,我在利兹大学读本科。在英国,利兹大学对1949年之后的中国研究很强。他们教普通话,也教简体字。当我开始中国电影研究的时候,我也从1949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我不打算研究香港电影、台湾电影或者是中国早期电影。所以在我早期的研究中,我主要集中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电影。在我进行博士论文研究的时候,我决定研究文化大革命之后1976年到1981年这一段时间的中国电影。这时距文革结束不久,但这一段时间的电影好多是关于文革的。开始这个研究之前,我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东西。比如在苏联,斯大林去世之后就不再被认为是一个好人,但直到1998年之前,苏联很少有拍摄表现斯大林时期的电影。德国在纳粹统治结束之后,也就是二战后直到60年代之前,也没有出现过真正关于那一时期的电影。只有在中国,文革结束后就立刻出现了反映文革的电影。对我而言,那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Z、对文革的反映首先出现在文学中。

 

C几乎同时在电影和小说中出现。1976年在文革结束几周后,就已经开始拍摄关于文革的电影了。你也许想到了"伤痕文学"(scar literature)。但电影也出现得非常迅速。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博士论文就做了这个研究。另外我也对性别(gender)问题很感兴趣。诸如对女性的电影呈现模式等等。当然,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我也开始对香港电影、台湾电影和中国早期电影产生了兴趣。但是即使是现在,我也避免研究很多中国香港电影,因为我不会说广东话。所以我认为我不可能真正理解粤语电影中的人物和别的东西。有别的学者能说广东话的话,那么就能够专门去做这方面的研究了。同样的原因,我也不太会研究台语片(Taiwanese-language film),也就是闽南话电影。有时候,台湾和香港的学者问我,你为什么不多做点香港电影和台湾电影的研究?事实上,我比较少研究香港电影不是因为我不喜欢香港电影,我比较少研究台湾电影也不是因为我不喜欢台湾电影。我认为我没有资格,因为我不懂他们的语言。当我开始研究1949年以前中国早期电影的时候,我逐渐对国家/民族电影(national cinema)产生了兴趣。所以,我和法夸尔合作的那本书里面就从整个中国电影的历史层面集中讨论了这个问题。[③]我的意思是在中国电影各个不同时期都讨论了这个话题。现在,我的工作主要不是电影研究,而更多地集中在屏幕(screen)[④],集中在公共空间(public space)。我想这个研究结束后我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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