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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
书评
2008/09/06
| 阅读: 1919
女权,似乎就是平等的同义。在西方的学术视野里,伊斯兰永远是穆斯林世界不平等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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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产兴学的始作俑者,是康有为和张之洞。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庙产兴学再起波澜。究其原因,与庙产管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有较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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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最近,我日常进出房内或屋外的背包里,仍然塞着一本薄薄的书。它的封面册页,从设计的眼光一瞧,就不难见出是过时的版型,不见光鲜更不见亮丽,至于创意,就更有待斟酌了…。的确,我总是提着一颗戒慎的心,盯着灯下这本看似单薄实则厚重有加的书,深怕自已的双眼,被仅仅是怀旧的情绪给整个地掠夺了去。这书是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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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宗教
2012/10/24
| 阅读: 1921
账本的作者为清初在中国江南地区传教的比利时耶稣会士,1658年7月到达澳门,随后前往江南传教,驻地常熟,主要活动于常熟、苏州、松江、上海等地。1676年11月在太仓去世,葬于常熟虞山北麓的天主教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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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专递
2013/05/23
| 阅读: 1921
《新诸子论坛》是大型人文社科综合期刊,目前主要采取网络发行的形式,将会在数量不断增加的学术论坛上设立专版,并在论坛及学术群提供文本下载,同时还会对一些著名学人进行点对点的推荐与赠阅,力争做到对活跃在网络上的广大学人及学术爱好者进行覆盖式的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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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日本思想的时候,仅仅以西方作为参照太过简单,应该和中国、朝鲜这些邻国、邻近的文化作比较。他认为,尽管人类分享着一些基本的价值观,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是很重要的,但现实的西方未必就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方向,人类的历史可以向任何一个方向发展,而且不一定是好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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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云南藏区的防疫-医疗-保健工作,主要是应立足于普通社区成员的健康,而不是他们的财富增长和他们所在社区的经济开发。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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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所面临的民族与宗教问题是其内部的问题,但同样也是一个具有国际性的问题。其解决不但是内政,也是外交。因此,尝试应对这类问题不应当仅仅停留在一国一族的框架内。如何积极参与到国际政治中,充分利用阿拉伯内部的矛盾与分裂,利用多种普世主义话语之间的紧张与冲突,在变动的碎片化格局中区别朋友与敌人,抑制瓦哈比主义,进一步缓解这种格局下的分裂倾向,则是未来意识形态与权力政治中一个不可忽略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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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从献公起秦国开始转弱为强,主要应该归功于墨者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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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死》最早出版于2009年12月,在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学术界引发了极大反响。肇始于明治时期的绝对天皇制早已于二战结束后被取代,然 而半个多世纪以来,以 “天皇陛下万岁” 为象征的昭和精神与其他各种时代 精神混糅于诸多日本人的精神底层,围绕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的较量近年来越发激烈。本文论述了大江健三郎对这些问题的思索和选择,尝试分析了大 江所追求的时代精神以及他与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进行对决的现实意义和历 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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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华西大学教授孙次舟提出“屈原是文学弄臣”的主张,即被批驳,在回应文章中孙称闻一多以屈原与梅兰芳相比,当同意他的观点,闻一多感到他“拖人下水”,特意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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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至今,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政治中一言九鼎,它议行合一、控制政府、主导议会、结盟工会、支配社会、统摄全局、长期执政。为什么它能够成为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典范:长期执政而不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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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到清华散步,站在王国维的纪念碑前,我常常想,陈寅恪说的"自由"到底是什么意思--"自由"不是白来的(The freedom is not free)。我请人刻过一方印,印文是"小字白劳"。"零"的意思就是"白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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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部分的剧本对我来说无所谓,我感到需要理解其歌词内容的歌剧为数甚少:我知道了故事情节,可我很快就抛置脑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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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的在天之灵对我们说,不要一看到"专制君主"这个语词就以为指的是统治者,所谓"为了压制自由的专制君主,人们牺牲掉自己的趣味",指的是有才华的少数人受"炫耀的趣味"这个"专制君主"的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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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史学家的资料,中国古典园林起源于房前屋后的果木蔬圃。园、囿这些文字由象形文字演化而来,外围的方框表示一定的边界或墙垣,方框内则表示栽培植物或蓄养动物。而在西方,景观设计师也主要来源农场主、牧场主。可以说,生产是景观的最早的功能。在中国,五、六十年代也曾出现过"园林结合生产"的运动。而在当今快速的城市化之下,大量的农田被蚕食,残存在城市中的农业也一度被认为是阻碍城市发展的隐患。当景观的生产性功能再一次被强调,为了避免重蹈历史的错误,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来看待生产性景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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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些不确定的张力之中,北京并没有像墨西哥城、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者南亚的诸多大城市那样,陷入某种发展的恐慌与无序。相反,北京的城市发展一直有着某种确定的未来——这个希望就是2008年奥运会。至少在眼下,一切都以此为临界点来运作,包括旧城改造、新项目的核准、政治与经济的运行指标……北京正在患上难以医治的2008临界症,仿佛把城市的未来仅仅设定在这个‘可见的节庆’,真正的未来被放逐了,‘漂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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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艺术
2012/07/03
| 阅读: 1927
大约因为长安城中皆是土道,扬尘严重,自中唐起,京城的士大夫便形成了一道规矩:只要出门,即使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在城中四处来往,一律须戴席帽。士大夫都要带"幞头",再于其上加席帽,等于戴了双重的帽具,于是出现了"重戴"这一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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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问涂尔干的社会理论对我们反思今天的现实问题有什么意义,我个人认为,首先,中国的现代化转换过程中出现的失范和信任危机等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审查这些问题,不能单纯把它们看作是一种负面和反常的现象,而应该切入问题本身,考察这些现象的历史机制和社会建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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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现存敦煌文献中王梵志诗的研读,认为王梵志诗作的独特意义之一,在其对底层生活经验的深刻揭示。细读今存全部王梵志诗作,可以发现,构成这种经验的,除了人们略有了解的经济生活的贫困,还有社会负担的沉重、社会公正的匮乏,以及生命意义的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