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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叶自乾隆六年（1741）到咸丰元年（1851）的111年间，是清代有比较完全意义上的人口统计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人口空前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对于近代人口史的研究来说，无疑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不仅因为近代以来中国人口发展规模的基础以及人口分布的基本态势，都在此时得以确立，还因为这一时期不断增长的巨大人口本身，业已成为影响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然而，由于人们迄今对这一时期人口增长的实际状况仍有不少误解和歧见，因此有必要结合当时的人口统计制度加以进一步的申论和辨析。本文的考察即由此入手。 一、言人人殊的清代人口统计 清代是离我们时代最近的一个封建专制朝代，保存至今的人口统计资料也远比此前的朝代为多。但这为数众多的统计资料，向我们展示的却是一幅不可思议的人口增长画面：根据《清实录》的记载，顺治八年（1651）时，全国统计的“人丁户口”为1063万余，以后虽迭有增加，但在顺治、康熙两朝的大部分时间内，人数增长极为有限，几呈零增长的状态（一度还出现负增长），直到80余年后的雍正十二年（1734），统计的“人丁户口”仅增至2641万余，即使加上所谓“永不加赋滋生人丁”仍只有2735万余。但再过7年后的乾隆六年（1741），所统计的“民数”便一举突破1亿大关，达到14341万人，为1734年统计数的5倍多。乾隆末年（18世纪末）的“民数”更高达3亿以上，为康熙年间统计数的10余倍。 不少人据此认为，乾隆朝，亦即18世纪的中后叶，是清代人口飞速增长的时期。而最初得出这一结论的，正是乾隆皇帝本人。1793年，已入耄耋之年的皇帝在一份“上谕”中说： 朕恭阅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四十九年（1710）民数二千三百三十一万二千二百余名口，因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共三万七百四十六万七千二百余名口，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五倍有奇……[①]。 乾隆帝为人口不断的增长而忧心忡忡，但他的上述结论却是错误的。虽然从统计数字本身来看，1792年的“民数”是1710年的“人丁户口”的13.19倍，但这只是将不同的统计对象作比较而产生的一种假象。可是，皇帝“金口”一开，清人不便再作辨析，后人亦以讹传讹。时至今日，竟仍有人用乾、嘉、道时期的“民数”与顺、康、雍时期的“人丁户口”相较，以印证其有关清代人口增长过速的结论[②]。 也有人因此而对清代人口统计抱彻底否定的态度。王亚南就曾把包括清代在内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都讥为“一笔糊涂帐”，并断言不能从这些具体的数字中去发现中国的人口问题[③]。 其实，只要我们略加分辨就可发现，清代前期的“人丁户口”的统计与清中叶以后的“民数”统计，已分属两种统计册报体系，其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尤应注意的是，近年的一些研究指出：所谓的“人丁户口”并不是“成丁”，即十六岁到六十岁的男性人口的统计，而是一种纳税“法人”单位的汇总。由于它的总数往往是预定的，所以区别于正常的人口统计；又由于它必须转化为具体的人户姓名，即落实到具体人头，所以又不是丁赋本身。清代前期对“人丁户口”的编审，实质上就是由州县地方政府核准、登记或变更这种纳税“法人”单位的过程。“人丁户口”的统计，与人口的实际增长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不能按一定的比例（即所谓“丁口比”）折合成人口[④]。 乾隆六年（1741）以后的“民数”统计，按《清实录》的用语是“会计天下民数，各省通共大小男妇若干名口”，从原则上说，已属于人口统计的范围。所谓“天下民数”，实际上只是指各直省的汉族人口以及部分已入编氓的少数民族人口，但由于这部分人口已占全国人口的绝对多数，将其近似地看作全国人口的统计还是可以的。 即便如此，对1741—1851年间人口统计做进一步辨析，仍很有必要。这是因为，在这一时期的“民数”统计中，也存在一些按正常的人口发展规律所无法解释的现象。根据《清实录》的原有记载和户部《汇奏各省民数谷数清册》[⑤]所作的补充、修正，我们可以把1741一1851年历年的民数统计（参见文后的“附录”。利用这一统计，可以很容易地制成人口变动曲线）分为四个阶段进行考察： 1．1741一1774年（乾隆六年一三十九年），民数由14341万人增加到22103万人。这一阶段中，1742年比1741年增加1600余万人，造成人口增幅过大（增长率高达114‰），其后则大体以较为平缓的速率逐年增长。平均年增长率为10.2‰，或每年增加190多万人。 2．1775—1794年（乾隆四十年一五十九年），民数由26456万人增加到31328万人。这一阶段因1775年比1774年猛增4000多万人口（年增长率高达197‰）而与第一阶段形成一个“陡坎”。但本阶段其后各年的增长也相当平缓，即大体保持在年增长率8．9‰，或每年增加250多万人的势头（唯一的例外是1778年，因比上年少2790万人而形成一个明显的统计“缺口”）。 3．1794—1812年（乾隆五十九年一嘉庆十七年），民数由31328万人增加到36169万人。这一阶段的统计“缺口”较多。由于这一期间的户部《清册》现已大部缺失，《清实录》的记载又过于简略，我们无法准确判断造成这些统计“缺口”的具体原因。据现存的道光朝的《清册》推断，不外乎由于灾荒或战事而影响到有关地区未能及时将人口查报（这也可以解释第二阶段中1778年的统计“缺口”）。如果排除这些缺口的干扰，则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的民数的变动基本上仍是平滑上升的增长曲线：平均年增长率约为8‰，或每年增加近270万人。 4．1812—1851年（嘉庆十七年一咸丰元年），民数由36169万人增加到43189万人。这一阶段增长速率已明显减缓。由于鸦片战争和灾荒，部分地区民数缺报。虽然按规定，这些地区事后都必须补造（补造民数附于上报之年的《清册》之中，而不再对原《清册》进行订正），但因《清册》的残缺，我们无法将缺失的统计一一修订补全。根据业经修补校正的数据来看，这一阶段大体仍呈上升的趋势，但平均年增长率已下降到4.6‰，或每年仅递增180万人。 曾对近代中国人口研究作出重大努力的美国人柔克义（Rockhill, William Woodwille, 1854—1914，美国外交家、汉学家，曾任驻华公使），考察过这一时期的人口资料，并计算了1743—1783年间的人口平均增长率。由于统计数据不全、不准，加之计算中的一些错误，各相邻年代组的增长率表现为无规则的大幅度上下波动。柔克义对此困惑不解，从而对整个这一时期的人口统计报告的价值感到“完全失望”。他最后是只取1741年的数据，而将后继各年的数据全部割弃了。其理由是，1741年前的中国政府“强大而明智，它的政令比其后任何时候都得到更为忠实准确的执行。且帝国享受着完全的和平”[⑥]。其实这一理由同样适用于1741年后乾隆治下的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柔克义采用这一数据的真实原因不过在于清政府于此年第一次借编审之机清查了全国人口。 然而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地区都已在1741年查报了自己的全部“土著”人口。方志材料向我们显示，一些县分是在1741年以后的几年中，如江苏省震泽县就是直到乾隆九年（1744）才逐户清查人口并有准确数字上报的[⑦]。这一事实表明：1741年后的几年间人口统计数据的大幅度上升，并不是实际人口突然飞跃增长，而是各地陆续清查人口并将其上报的结果。柔克义彻底否定1741年后的民数统计的做法显然不妥。 一些研究中国近代人口的学者把注意力集中于1775年统计人口的大增长之上。 俄国人杂哈劳（Zakharov, Ivan Illich, 1814—1885，俄国领事官，汉学家）于1848年指出：1775年人口大增长，是疆吏们为迎合皇帝的意愿故意多报四千万人口，在随后历年编造的户口统计中，可能也未及时将这些虚报数字删去。民国时期的中国人口学者陈长蘅对杂氏之说深信不疑。在他所作的关于近代人口的估计中，对1775年以后历年的人口数都向下作了大幅度调整[⑧]。 罗尔纲和何炳棣等人的意见正好与此相反。罗尔纲援引乾隆皇帝1775年批评湖北应山等地不以实际人数上报的“上谕”，认为1776年人口数字（引者按：实为1775年统计数字，展期到第二年上报）是可靠的，因为这是皇帝加以“严切的整顿”的结果[⑨]。何炳棣则进一步指出：1741—1775年间的人口统计是不完全的；而1776年以后，因为保甲功能的健全，统计数字相对来说要可靠得多[⑩]。可是仍有人对何炳棣的结论性意见表示怀疑。因为就在他所认为的统计数据可靠的1775一1851年期问（按何的分期是1776—1850年），统计报告中人为编造的现象极为严重。对这一时期，特别是期末的人口总数，也有人认为偏高，而予以删削[11]。 无论肯定或否定的意见，都为问题的最终解决作出了贡献。为使有关的研究能进一步深化，对乾隆年间所确立的“民数”统计制度进行一番动态的考察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二、乾隆初年对人口统计制度的变革 18世纪初，康熙皇帝在多次巡视南方以后，觉察到所谓“人丁户口”的统计不能反映实际的人口，并感到有必要对“人丁”的实数加以确查，这导致了康熙五十一年二月（1712年4月）有关“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上谕”的发布。为贯彻这一“上谕”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并没有使皇帝达到其了解“人丁”实数的初衷，但促进了丁赋征收制度的变革，为雍正年间的“摊丁入地”准备了条件。这一发展变化又导致了沿袭已久的人丁编审制度与赋税征收的分离，终于为乾隆年间人口统计制度的根本变革打下了基础。 与康熙皇帝强调了解“人丁”实数的意愿不同，乾隆皇帝上台伊始就下决心掌握全体“民数”。《清实录》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末，第一次没有按惯例登载是年的“人丁户口”及“永不加赋滋生人丁”。这一状况持续了6年。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第7年即乾隆六年，正届五年一举的人丁编审之期，年轻的皇帝提前于乾隆五年冬正式下令清查全国户口。为了顺利完成由清查“人手”（人丁）到清查“人口”（民数）的转变，皇帝看来很费了一番脑筋。他援引早已成为经典的“周官之法”，并特地选定在冬至月的朔日发布了“上谕”，从而使得这一变革显得极其庄严神圣，符合古制而无可非议。“上谕”指出： 周官之法，岁祭司民司禄，而献民数谷数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非独冢宰据之以制国用之通，凡授田兴锄，赒急平兴，以及岁有灾祲，移民通财，薄征散利，皆必于民数谷数若烛照数计，而后可斟酌调剂焉。 “上谕”抨击了秦汉以降的户口统计，唯对唐代贞观之初评价甚高。在回顾了康熙、雍正时“新增人户，不另加丁赋”，“勤恤民隐，广储仓谷”等周渥德意之后，又痛斥各省虽有五年编审之规，州县常平仓亦有岁终稽核之法，而奉行者仅“于登耗散敛之间，循职式之旧，殊不知政治之施设，实本于此”。“上谕”要求“自今以后，每岁仲冬，该督抚将各府州县户口减增、仓谷存用，一一详悉奏闻”，“各省具奏户口数目，著于编审后举行”。具体措施，则由户部议奏[12]。 17天后，户部提出了原则方案： 查定例，五年编审人丁，每年奏销仓谷。今特降谕旨，欲周知其数，以通计熟筹而为之备。请嗣后编审奏销仍照旧办理外，应令各督抚，即于辛酉年（1741）编审后，将各府州县人丁，按户清查，及户内大小各口，一并造报，……俱于每岁十一月缮写黄册奏闻。[13] 何炳棣对户部的方案极为赞赏，评论说：“如果户部的建议能毫无保留地被采用的话，中国很可能从1741年起就有了人口普查制度了。”[14]其实，户部的规定有其含混和不切实际的地方，如五年编审之外每年再清查户口的规定，实际上就是行不通的。以农立国的中国似乎也注定了自己不能成为近代第一个实施人口普查的国家[15]。户部的方案虽得到乾隆帝批准，但出台后不久就遭到了强有力的反对。御史苏霖渤在奏疏中明确指出： 户部议行岁查民数一事，止可验生息之蕃，难据作施行之用。盖向例五年编审，只系按户定丁。其借粜散赈，皆临时清查，无从据此民数办理。且小民散处乡僻，若令赴署听点，则民不能堪；若官自下乡查验，则官不能堪；仍不过委之吏胥而已。况商旅往来莫定．流民工役，聚散不常，以及番疆苗界，多未便清查之处，请降旨即行停止。[16] 除了技术上的困难外，他特别强调了吏胥借清查而扰民的可能严重后果： 事本烦重，则借口之需索多端；地复辽阔，则乘便之贪求无厌。重则入室搜查，生端挟诈；轻则册费路费．坐索无休。至敛钱之乡保人等，就中分肥，皆属情所不免……是小民未及沾惠，先已耗财不赀矣。 而且从编查的结果看，似乎也不值得为此大动干戈： 迨至汇册奏闻，仍仅得其大略，究非确数。而小民滋累业不可以数计也。[17] 标榜爱民的皇帝对此意见自然十分重视，他下令大学士与九卿会议。讨论的结果是： 查各省户口殷繁，若每岁清查，诚多纷扰。应俟辛酉年编审后，户口业有成数，令各督抚于每岁仲冬，除去流寓人等，及番苗处所，将该省户口总数与谷数一并造报，毋庸逐户挨查。 皇帝对此又“从之”。[18] 户部的方案被否决了。这既有技术上的困难，更有政治上的考虑。最主要的，还是由于廷臣们并不认为实施人口普查对维护统治有什么实际意义。 我们所见到的户部的最后规定是这样的： 造报民数，每岁举行，为时既近，而自通都大邑以及穷乡僻壤，户口殷繁。若每年皆照编审造报，诚恐纷烦滋扰。直省各州县设立保甲门牌，土著流寓，一切胪列，原有册籍可稽。若除去流寓，将土著造报，即可得其数目。令该督抚于每年仲冬将户口实数与谷数一并造报，以免纷扰。至番疆苗界，向来不入编审，不必造报。[19] 这一规定说明了三个问题： 第一，清政府无意利用五年一举的人丁编审制度为清查全体人口服务； 第二，人口造报不是在重新确查人口实数的基础上进行，而只是利用现成的保甲册籍； 第三，实际造报的人口，不仅不包括向来不入编审的“番疆苗界”，甚至也不是保甲册籍上的全部人口，而仅是将“流寓”（即外来的移民人口）除外的所谓“土著”人口。 可见这一规定本身缺陷不少。只报“土著”不报“流寓”的规定，必然使上报人口大大低于实际人口，有违皇帝要求掌握民数的初衷。不仅如此，当时的保甲制度还远没有完善到足以承担全国户口查报的任务，原本为丁赋征收服务的人丁编审也仍照旧如期举行。但新的原则既已确立，两者的最终命运也就因此而被决定了。 三、保甲制度的完善与人丁编审的废止 和以往历代的统治者一样，清政府很重视作为人口管理的重要设施的保甲组织。顺治元年（1644），清廷入关伊始，即下令“制编置户口保甲之法”[20]。康熙四十七年（1708），再次令部臣议奏，“申行保甲之法”。具体规定是： 一州一县城关各若干户，四乡村落各若干户，给印信纸牌一张，书写姓名丁男口数于上，出则注明所往，入则稽其所来。……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若村庄人少，户不及数，即就其少数编之。……客店立簿稽查，寺庙亦给纸牌。 雍正四年（1726），鉴于人丁编审制度在户口清查职能上的名不副实，直隶总督李绂提议以严密的保甲制度取而代之。但在当时，摊丁入地尚未全面摊开，李绂建议的重点也只在编查实在人丁（即成年男子），人丁编审并未因此而废除。廷臣们议定，由户部重新议定保甲条例，经批准后“严饬立行”。 同年，定棚民、寮民照保甲之例，对江西、浙江、福建等省棚民、广东省寮民加强了管理。七年，准广东疍民登岸居住，“与齐民一同编列甲户”；八年，准江南常、昭丐户削除丐籍，“同列编氓”；九年，令甘肃回民“通编保甲”；十一年，又对台湾府流寓人口编排保甲作了具体规定。 总之，雍正一朝对人口的管理加强了，保甲制度更完善了。这就为乾隆年间利用保甲清查户口创造了条件。 但乾隆初年对保甲的设置比雍正时的雷厉风行有所倒退。乾隆元年（1736），江西省一些“穷乡僻处”尚未编设保甲。清廷对该省的指示是“令州县官详酌形势，妥善办理，勿任吏胥夤缘为奸，扰累户民。”至于其他各省，“均听各省督抚自行酌量办理”。 直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廷臣们议准保甲条例15条，开始对人口管理全面立法。条例对“绅衿之家”、“旗民杂处”、“吏民杂处”、“客民在内地贸易，或置有产业者”，都强调与齐民“一体编列”。对“边外蒙古地方种地民人”，对盐厂井灶、矿厂、煤窑乃至山居棚民、寮民、商船、渔只、寺观僧道、流丐等，也都有具体的编查规定。四川迁入人口最多，条例于此还特别强调“川省客民，同土著一例编查”。这才真正为全面推行保甲制度，并以此查报人口提供了决定性的保证。而此时上距各直省初次查报民数已有16年之久了。 从1741年第一次查报“民数”，到1772年“永停编审”之前，由于保甲制度的不健全，一些地区的人口造报，是利用编审的机会进行的。从表面上看，自从康熙末年“永不加赋”及雍正年间推行“摊丁入地”以后，五年一举的人丁编审已渐失其为征收丁赋服务的职能，似已无存在的必要。而实际上，正因为丁赋征收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才使得编审有可能彻底摆脱赋税的影响，真正做到“与一定之丁银全无关涉”（李绂语），从而发挥其应有的人口统计的职能。如据湖北襄阳府的记载：“乾隆二十一年编审，一州六县民户共106 334，口431 382，内随粮成丁26 134，滋生不加赋成丁6 371，土著不成丁大男女264 670，小男女134 207。”[21]显然，这届编审查造了除“流寓”外的全部“土著”的大小男女人口。另有一些地区，如前引江苏省震泽县，虽未利用五年编审之期，却也是由知县“逐户清查”才得人口实数。可见，编审的形式对查报人口来说，是有生命力的。 然而，随着赋税制度的改革，五年编审人丁之举渐失其财政意义，因而最终还是遭到了“永行停止”的厄运。 乾隆十一年（1746），皇帝首先下令停止了江西省对妇女的编审。谕令指出： 向来江西省每逢编审之年，丁男之外，又有妇女。盖缘从前有盐钞一项，分给小户计口纳钞。既有妇女应征之项，则不得不稽其存亡增减，是以入于编审之内也。……今盐钞既已摊入地粮之内，则是妇女已无可征之项。何必存此编审虚名，徒滋扰累！嗣后编审，妇女著停止。[22] 乾隆三十七年（1772），由于摊丁入地的基本实现，皇帝下。令永停编审： 编审人口旧例，原因生齿繁滋，恐有漏户避差之弊，是以每届五年查编造册，以备考核。今丁银既皆摊入地粮，而滋生人户，又钦遵康熙五十二年皇祖恩旨，永不加赋。则五年编审，不过沿袭虚文，无裨实政。况各省民谷细数，俱经该督抚于年底专折奏报，户部核实具题，付之史馆记载。是户口之岁增繁盛，俱可按籍而稽，而无藉五年一次，另行查办。嗣后编审之例，著永行停止。[23] 编审在乾隆六年（1741）以后，又举行过六屈，即“永行停止”了。此后的人口查报便走上了专倚保甲册籍的道路。后人对这一转变褒贬不一。光绪《畿辅通志》的编者认为： 旧志止载丁数，所以重编审，亦以稽徭银也。自雍正二年丁银摊入地粮，而雍正志仍载人丁，不计户口，于义为疏。至乾隆二［三］十六年停止编审，清查户口，实合古者民数为重之意。[24] 这看来是就编审只载人丁，不以实际户口统计上报的这一面讲的。而湖北《襄阳府志》的编者却认为： 自停止编审后，州县户口不足为据……若胥吏以意增减之为，固无取焉。[25] 这却是对编审停止后，胥吏得“以意增减”，造成州县户口册籍“不足为据”进行了抨击。 两种看法正好反映了乾隆时期新的人口统计制度在确立过程中的两重性发展：一方面，由编审人丁到清查民数，统计上报的对象扩大（或更确切地说，是转变）为全体人口，使人口统计更接近于实际，这是它肯定的、进步的一面；另一方面，由直接的面对面的“按户定丁”改为间接的按册籍上报，不仅在统计对象的准确性上打了折扣，也为吏胥的任意编造提供了可能，这又是它消极、落后的一面。而这一面很快就得到了暴露。 四、全面清查及补苴罅漏 乾隆四十年（1775），亦即下令停止编审刚刚3年之后，皇帝就因地方州县人口造报的不实而大感震怒。事情是由湖北巡抚陈辉祖的奏报而引起的。奏报提及一些州县的民数册籍中，每年滋生人口过少而与实际情形不符的现象。如应城一县，每年止报滋生8口。应山、枣阳止报20余口或数口，而且每年滋生数目，一律雷同，等等。乾隆帝认为此事“实属荒唐可笑”。他指出： 各省岁报民数，用以验盛世闾阎繁庶之征，自当按年确核。岂有一县之大，每岁仅报滋生数口之理？可见地方有司向竟视为具文，而历任督抚，亦任其随意填造，不复加察，似此率略相沿，成何事体！[26] 措辞严厉的“上谕”对“率略相沿”的各省督抚无疑是极大的震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乾隆帝废止了“编审”这一清查形式，但各地为了贯彻谕旨，还是不得不展开了对人口的全面清查。我们在江苏《溧水县志》中找到了有关在乾隆四十年（1775）“奉旨饬查确实民数上之于朝”的记载[27]。而这次全面清查的结果，便是1775年全国民数统计的猛增。从绝对数看，该年的民数比上年增加4000多万，增长率高达20％。 能否因为统计数字的猛增便断言各省疆吏“多报人数迎合上意”呢？不能。事实上，所谓的“上意”只是要求各地造报人口实数，而不允许“约略开造”。1775年的民数（展期到次年造报）是建立在全面清查的基础之上，应是可信的。但为什么各地“奉旨饬查确实民数”的结果竟造成了统计数字的猛增且增幅如此之大呢？内中的原因必须认真探究。 皇帝所指摘的“约略开造”现象，应是造成统计偏差的原因之一，但并非主要原因。所谓“约略开造”实际是地方当局对当地人口状况的一种估计，一般必须建立在某次编审或其他形式的人口清查的基础之上（即所谓“户口业有成数”）。因此它所产生的误差，主要是人口绝对数的不准确。除非完全是闭门造车，它所反映的人口大致规模，不可能有太大出入。但1775年统计数如此大幅度的猛增，却不是用所谓“约略开造”就能解释得了的。“约略开造”不可能产生在全国范围内平均高达20％的统计偏差。 表1 1771—1776年各直省统计人口的增长 地 区 1771年人口 a 1776年人口 b 增长人口 c =b－a 增长率 d =c／a ×% 总 计 214 647 251 268 238 182 53 590 931 24.97 奉天（含吉林） 750 896 839 071 88 175 11.74 直 隶 16 770 283 20 567 175 3 796 892 22.64 安 徽 23 683 500 27 566 929 3 883 429 16.40 江 苏 24 277 755 28 807 628 4 529 873 18.66 江 西 11 745 196 16 848 905 5 103 709 43.45 浙 江 17 092 323 19 364 620 2 272 297 13.29 福 建 8 170 630 11 219 887 3 049 257 37.32 湖 北 8 532 187 14 815 128 6 282 941 73.64 湖 南 9 082 046 14 989 777 5 907 731 65.05 山 东 25 999 599 21 497 430 －4 502 169 －17.32 河 南 16 678 506 19 858 053 3 179 547 19.06 山 西 10 626 448 12 503 415 1 876 967 17.66 陕 西 7 425 445 8 193 059 767 614 10.34 甘 肃 13 215 891 15 068 473 1 852 582 14.02 四 川 3 068 199 7 789 791 4 721 592 153.89 广 东 7 068 191 14 820 732 7 752 533 109.68 广 西 4 794 493 5 381 984 587 491 12.25 云 南 2 207 650 3 102 948 895 298 40.55 贵 州 3 458 005 5 003 177 1 545 172 44.68 资料来源：《清朝文献通考》卷19《户口一》。 利用表1的分省统计（因无1774、75两年的分省统计，改用1771、76两年的数据），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统计人口大幅度增长的原因。 首先，不难发现，各省的增幅是很不相同的。增长幅度最大的是四川省，从307万人增加到779万人，增长率高达154％，其次为广东、湖北、湖南等省。增长幅度最小的是陕西省，从743万人增加到819万人，增长率为10％，其次为奉天（含吉林）、广西、浙江等省或地方。甚至还有出现负增长的：山东省由2600万人降到2150万人，增长率为-17％。值得指出的是，各省人口增幅的大小，与各省移民人口（即“流寓”）的多少密切相关：人口增幅最大的几省，都是清初以来有大量移民迁入的省份；而出现负增长的山东，恰正是一个移民人口迁出大省。 其次，再考查乾隆皇帝的“上谕”（参见下文所引的同年的另一“上谕”及第二年编纂的《户部则例》条文），可发现与1741年的规定有很大差异：1741年的规定明确要求各地上报民数时将“流寓”人口除外，1775年的谕旨却强调必须将“实在民数”通核上报。显然，这种由“本籍主义”向“现住主义”指导原则的改变，才是造成1775年统计人口大幅度增长的主要原因。或者换一角度，我们毋宁说：正是1741年将“流寓”人口除外的所谓“本籍主义”的规定，造成了1741—1775年间统计人口对实际人口的较大幅度的偏低。 像1775年这样的全国规模的人口清查，直到1851年没再举行过。乾隆帝寄希望于地方官员平日对保甲编查的尽心职守之上。仍是在1775年，他在另一份“上谕”中指出： 现今直省通查保甲所在户口人数，俱稽考成编，无难按籍而计。嗣后各督抚饬所属，具实在民数上之督抚，督抚汇折上之于朝。朕以时披览，即可悉亿兆阜成之概，而直省编查保甲之尽心与否，即于此可察焉。其敬体而力行之，毋忽！[28] 这真是一个妙想。在他看来也许是一举两得：因为若要上报准确的人口数字，必须尽心编查保甲册籍；而保甲编查的尽心与否，又可根据上报数字的准确程度来检验。可是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怎样才能得知上报民数的准确性呢？显然应该有一个参照系，即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制度——对人口的普查。不过，要求一个刚因“扰民”而废除了五年一举的编审的皇帝这样做，是不可能的。1776年编纂的《户部则例》的有关条款，集中体现了皇帝的这一指导思想： 令督抚统饬所属各州县查具实在民数，于每岁十月内同谷数一并造册咨部汇题。若造报不实，予以议处。凡州县造报每岁民数，令各按现行保甲门牌底册核计汇总，无庸挨户细查花名。若藉端滋扰或科派者参究，若奏报逾限者即行查参。至从前五年一次编审增益人丁造册奏报之处，永行停止。[29] 在乾隆帝治下的最后二十年间，清廷未再对保甲查报人口的制度作任何实质性的变动。一些新规定则进一步完善了这一制度。 乾隆四十九年（1784）规定： 各州县编查保甲，即注明每户口数。每年造册送臬司查核。至外来雇工杂项人等姓名，各胪列本户之下……[30] 这一规定的贯彻也在地方志中得到了反映。据陕西《洛川县志》，该县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共18 605户，90 293口。记载说明： 此据保甲册。流寓、客商、兵丁、军流、雇工、僧道等，一例编入。实在土著、寄籍为87 510口，往来无常者2 783口。较上届民数减2户，添男妇大小4口。[31] 不仅定居的全部土著、寄籍人口，连短期逗留的所谓“往来无常者”也在统计之列了。 乾隆五十九年（1794）的谕令则对统计人口的截止时限作了规定： 各省年终汇奏事件毋庸陆续具奏，著于每年十月内截数，咨报军机处，仍交部分别核议、具题。[32] 至此，乾隆初年开始形成的建立在保甲体系基础上的人口统计制度，在形式上已臻于完备，以致乾隆帝的后继者们，没有对此作任何进一步的规定。 几十年后，当西方人的足迹越来越多地印上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的时候，他们起先是为中国的众多人口而震惊，并怀疑人口统计的正确性。但当他们在对中国的人口统计制度作了进一步了解后，认识到：中国在人口统计方面享有西方所没有的种种方便，而最主要的就是利用了组织严密的保甲制度。中国人是完全可以得到可靠的人口数字的[33]。当时中国自己的政论家们也认为“理户口之法，莫善于保甲”[34]。然而，这里存在的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官员们是否还力行保甲，并据以上报民数。因为“法久必怠，怠久必弊”。 事实上，嘉庆、道光两朝的统治者把相当多的精力花在对保甲制度的整顿上。这首先当然是社会治安的需要，但同样也反映了统治者要求掌握人口实数的愿望。如嘉庆十五年（1810）的一份“上谕”指出： 每岁编户审丁汇册报部，间遇水旱偏灾，发帑赈恤，按册而稽，自不至于浮冒，立法最为详密。乃奉行既久，竟同具文。……偶遇偏灾散赈，则奸吏蠹胥浮开户口，较岁报丁册往往增多，任意弊混，殊不成事体。[35] 嘉庆十四年（1809），皇帝曾亲自过问发生在江苏省淮安府的一起地方官员乘赈灾多报户口，并毒害察访委员的案件。谋杀委员的山阳县令被处斩，包庇他的知府被处绞，两江总督以下多位要员被革职[36]。 道光皇帝即位之初，也曾着力抓过保甲户口的编查工作。[37]道光十二年（1832），皇帝过问了一起地方官员上报户口失实的案件。凑巧，这事也发生在江苏省淮安府。不过这次的当事者，盐城县知县孔昭杰被指控故意少报户口。道光帝下令两江总督陶澍等人查明有无情弊。经江宁布政使等实地调查证明，这位知县并不是故意少报人口，而是因为县境被灾甚重，下乡挨查时，“必须见户见人始行入册”。而当时全县逃荒在外人口太多，“是以造册时每一户一、二口者居多，每户数口者较少。”陶澍等人的结论是：“该县孔昭杰办理稍涉拘泥，系为预防冒混起见，尚非故意从刻，不能认真之比。”原来是这位知县办事太认真了。皇帝对此自然无话可说，朱批“知道了”完事[38]。 此事说明，迟至道光中叶，像江苏这样的人口大省，对人口的统计和管理还是相当严密的（尤其是因天灾人祸需要重新清理以便赈济的地区）。此时的户部《清册》中，凡因战乱灾荒等天灾人祸而缺报的地区，基本上都在事后作了补造，亦可为之佐证。 五、统计人口与实际人口 在上述对人口统计制度考察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就1741—1851年间，即乾、嘉、道三朝的统计人口对实际人口的偏离程度作一大概的估量，并依此估算当时实际应有的人口规模。 对于1741—1774年间的统计人口，我们不难作出判别。因其不包括所谓“流寓”人口在内，很显然，是一个比实际人口有较大幅度偏低的不完全统计。 但对1775—1851年间的统计人口，作出一个明确的判断却要困难得多。根据笔者所掌握的材料看，这一时期的统计人口仍较实际人口有一定程度的偏离，而越到后期，偏离的程度可能更大些。总的趋向则是偏低，这和迄今的一些研究者认为这一时期的统计人口偏高的印象正好相反。 首先，统计报告中“人为编造”现象愈益严重，是造成统计人口愈益偏差的主要原因。人口统计中所谓“人为编造”的现象，亦即乾隆帝在1775年所批评过的“约略开造”。正如前文所述，这其实是州县地方当局对本地人口的一种估计。这种估计一般必须建立在某次对保甲人口编查的基础之上。由于这种编查（亦即对人口的清查）实际上不可能每年举行，由地方官员或吏胥对当地人口及其变动状况进行估计后上报，就成了经常的、普遍的现象。人口运动有一定的规律性，只要没有突发性事件，如天灾人祸等造成较大的人口变动，由地方当局作出的这种估计一般不会偏离实际太远。而一旦有较大的变动时，对人口的重新清查、册籍的重造、核实等工作也就开始了。因此，册报人口对实际人口的偏离程度，取决于各地方当局对人口清查的频度和认真程度：如两次清查间隔时间短，州县工作认真，其偏离程度就要相应小一些；反之，就要大一些。如清查的时间间隔过大，或干脆无清查，就会造成统计人口失实。从各地册报的情形看，统计失实大体有两种表现形式；一、长期沿袭同一册报数字。如四川省泸州，嘉庆十六年（1811）上报户口为148 470户，446 055口，而道光三年（1823）该州册报数据竟与此完全一样。与沪州情形相同的还有石砫、太平二直隶厅。而四川其余府州统计人口在这12年间都有程度不等的增长，增幅大者可达40％[39]。不过这种表现形式较为少见，更多的是二、长期沿袭同一（或保持大体相同的）增长数字，其结果造成平均增长率的下降趋势。这在道光年间表现得尤为突出（当然，道光年间人口平均增长率的下降，首先仍是建立在道光初年对保甲编查的整顿清理之上，即建立在一定的事实依据之上的）。 其次，统计报告中少报、漏报、缺报等现象相当严重。 一些边远省份存在着大批保甲编查未到的地方。西南诸省，如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省，有大量的少数民族居住或与汉族混居。这些人口，或是完全没有上报，或是严重缺报。据美籍学者李中清的估计，1850年前后，仅云南、贵州及四川南部地区，至少有500万以上的人口没有登记造报[40]。东三省是满族发祥之地，曾严禁汉人移居，但“禁之亦不能止”，“以至每查办一次，辄增出新来流民数千户之多。”[41]大量汉族人口，因系非法移居，也无法以正常渠道清查上报。另外，一些省份的边远山区，如广东、福建、江西、浙江、安徽以及湖北、陕西，四川等省边界毗邻山区，都有大批棚民、寮民居住，对这些人口的查报，也有相当的困难。 即使人口比较稠密，保甲编查较严的地区，缺户、漏口（尤其是妇女、儿童）也是常事。乾隆时代的官僚陈宏谋曾经建议：保甲编查可将妇女、儿童排除在外[42]。这一建议遭到清廷否决。但各地的人口造报中，实际注重的，往往仍是成年男子。江苏各地在乾隆以后编纂的方志中，很多仍只载男丁数。《嘉庆一统志》中，江苏宁属4府2州的所谓人口数，实际只是男丁的统计。有些地方人口虽然男女并造，但妇女、儿童遗漏很多。如广州府新宁县1828年人口统计，男子为128 863人，女子仅为68 109人，性比例高达189[43]。江苏如皋县自1775年到1804年的人口统计中，性比例竟持续30年高达145左右[44]。广东东莞县1786—1796年间的人口统计，性比例更持续高达令人无法置信的190左右[45]。 江苏青浦县地处江南，“女子城中勤针黹然脂夜作，村居则芸耨纺绩，靡事不为”[46]，妇女因劳动创收多，社会地位较高。据表2显示，成人的性比例尚属正常，但女性儿童所占比例太低，显然是少报了。如儿童性比例也按成人的114计，仅少报的幼女人口一项，即可达总人口的10％以上。 表2 嘉庆二十一年（1816）青浦县人口、性比例及儿童占总人口比重 大小男妇 男丁 妇女 幼童 幼女 209 094 82 898 72 854 40 456 12 886 性比例 成人 114 儿童 314 儿童占总人口比重（%） 25.3 资料来源：光绪《青浦县志》卷6。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清政府对人口统计数字进行汇总的过程中，常有部分地区人口缺报。虽然在户部《清册》中这些缺报地区都有明确记载，但在《清实录》等文献中却往往得不到反映，一般研究者也往往忽略。如福建台湾府，自嘉庆十七年（1812）起，一直未造报人口。而该府嘉庆十六年（1811）时，汉族人口即已超过200万人，光绪十三年建省时更高达320余万人[47]。可见这种因地区缺报而造成的人口统计上的短缺，数目也相当可观。 最后，我们不可忘记，不在民数统计之中的满清宗室贵族、八旗、绿营兵籍人口、蒙、藏等少数民族人口，总数虽然不多，但始终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定的比例。 将上述各因素都考虑在内，我们可以得出1850年前后统计人口的偏低程度，取一保守的估计，不妨定为5％左右。如此，则1850年前后的实际人口至少应达到4.5亿左右。 至于1741—1774年间的统计人口，则应先将“流寓”人口所占的比例考虑在内。这可按1775年统计人口的增长幅度即约20％进行推导。如此，则期初，即1740年前后包括“流寓”人口在内的民数，应不少于1.9亿（这里不取1741年过于偏低的数据，而按1742年的1.6亿进行推计）。再加上5％的误差修正，则1740年前后全国实际人口，可能已达2亿左右。 罗尔纲先生曾判断，1680年代平定三藩之乱之后，到1730年代，是清代人口发展最快亦即人口增长率最高的时期。这一判断是有说服力的[48]。而本文的考察，则从根本上否定了所谓18世纪中后叶，即乾隆年间人口增长最速的错误印象。 六、简短的结论 清中叶所确立的建立在保甲编查基础之上的人口统计制度，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它对于清代前期实行的人丁编审制度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从名不副实的所谓“人丁户口”的统计，发展到对全体“民数”的统计，是一根本性的转变。它使得中国的人口统计第一次彻底地摆脱了赋税的束缚，从而能够较为真确地反映人口变动的实际。以组织严密的保甲制度作为人口造报的基础，是清代统治者对人口统计的一大贡献。它使得地方政府部门可以得到相当准确的分门别类的人口统计，也使得一个数亿人口大国（有人认为占当时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的统治者可随时对全国的人口规模和分布做到胸中有数。这在世界人口统计史上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但由于统计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首先是缺乏定期人口普查的制度上的保证）以及其他种种原因，统计人口与实际人口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离，而从总体上说，是偏低而不是偏高。这可以修正我们既有的对清代人口发展的错误印象。 附录 1741—1851年历年人口统计 年 度 公元（年） 民 数 校 正 数 乾隆六年 1741 143 411 559 乾隆七年 1742 159 801 551 乾隆八年 1743 164 454 416 乾隆九年 1744 166 808 604 乾隆十年 1745 169 922 127 乾隆十一年 1746 171 896 773 乾隆十二年 1747 171 896 773 乾隆十三年 1748 177 495 039 乾隆十四年 1749 177 495 039 177 538 796 乾隆十五年 1750 179 538 540 乾隆十六年 1751 181 811 359 乾隆十七年 1752 182 857 277 乾隆十八年 1753 183 678 259 乾隆十九年 1754 184 504 493 乾隆二十年 1755 185 612 881 乾隆二十一年 1756 186 615 514 乾隆二十二年 1757 190 348 328 乾隆二十三年 1758 191 672 808 乾隆二十四年 1759 194 791 859 乾隆二十五年 1760 196 837 977 乾隆二十六年 1761 198 214 555 198 214 553 乾隆二十七年 1762 200 472 461 201 013 344 乾隆二十八年 1763 204 299 828 乾隆二十九年 1764 205 591 017 乾隆三十年 1765 206 993 224 乾隆三十一年 1766 208 095 796 乾隆三十二年 1767 209 839 546 209 749 547 乾隆三十三年 1768 210 837 502 乾隆三十四年 1769 212 023 042 乾隆三十五年 1770 213 613 163 乾隆三十六年 1771 214 600 356 214 647 251 乾隆三十七年 1772 216 467 258 乾隆三十八年 1773 218 743 315 乾隆三十九年 1774 221 027 224 乾隆四十年 1775 264 561 355 乾隆四十一年 1776 268 238 181 268 238 182 乾隆四十二年 1777 270 863 760 乾隆四十三年 1778 242 965 618 乾隆四十四年 1779 275 042 916 乾隆四十五年 1780 277 554 431 乾隆四十六年 1781 279 816 070 乾隆四十七年 1782 281 822 675 乾隆四十八年 1783 284 033 785 284 033 805 乾隆四十九年 1784 286 331 307 乾隆五十年 1785 288 863 974 乾隆五十一年 1786 291 102 486 乾隆五十二年 1787 292 429 018 乾隆五十三年 1788 294 852 089 294 852 189 乾隆五十四年 1789 297 717 496 乾隆五十五年 1790 301 487 115 301 487 114 乾隆五十六年 1791 304 354 110 304 354 160 乾隆五十七年 1792 307 467 279 乾隆五十八年 1793 310 497 210 乾隆五十九年 1794 313 281 795 313 281 295 乾隆六十年 1795 296 968 968 嘉庆元年 1796 275 662 044 嘉庆二年 1797 271 333 544 嘉庆三年 1798 290 982 980 嘉庆四年 1799 293 283 179 嘉庆五年 1800 295 237 311 嘉庆六年 1801 297 501 548 嘉庆七年 1802 299 749 770 嘉庆八年 1803 302 250 673 嘉庆九年 1804 304 461 284 嘉庆十年 1805 332 181 403 嘉庆十一年 1806 335 369 469 嘉庆十二年 1807 338 062 439 嘉庆十三年 1808 350 291 724 嘉庆十四年 1809 352 900 024 嘉庆十五年 1810 345 717 214 嘉庆十六年 1811 358 610 039 嘉庆十七年 1812 333 700 560 363 695 492 嘉庆十八年 1813 336 451 672 嘉庆十九年 1814 316 574 895 嘉庆二十年 1815 326 574 895 嘉庆二十一年 1816 328 814 957 嘉庆二十二年 1817 331 330 433 嘉庆二十三年 1818 348 20 037 嘉庆二十四年 1819 301 260 545 371 580 173 嘉庆二十五年 1820 353 377 694 373 773 394 道光元年 1821 355 540 258 道光二年 1822 372 457 539 道光三年 1823 375 153 122 380 619 569 道光四年 1824 374 601 132 382 439 631 道光五年 1825 379 885 340 387 026 888 道光六年 1826 380 287 007 386 081 958 道光七年 1827 383 696 095 388 608 215 道光八年 1828 386 531 513 390 755 718 道光九年 1829 390 500 650 道光十年 1830 394 784 681 道光十一年 1831 395 821 092 道光十二年 1832 397 132 659 道光十三年 1833 398 924 036 道光十四年 1834 401 008 574 道光十五年 1835 401 767 053 403 052 086 道光十六年 1836 404 901 448 道光十七年 1837 405 923 174 406 984 114 道光十八年 1838 409 038 799 道光十九年 1839 410 850 639 道光二十年 1840 412 814 828 道光二十一年 1841 413 457 311 道光二十二年 1842 414 686 994 416 118 189 道光二十三年 1843 417 239 097 道光二十四年 1844 419 441 336 道光二十五年 1845 421 342 730 道光二十六年 1846 423 121 129 道光二十七年 1847 424 938 009 425 106 201 道光二十八年 1848 426 737 016 426 928 854 道光二十九年 1849 412 986 649 428 420 667 道光三十年 1850 414 493 899 429 931 034 咸丰元年 1851 432 164 047 431 894 047 资料来源：民数据《清实录》历年有关各卷卷末。“校正数”据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汇奏各省民数谷数清册》。 （原载《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5期，经作者校订） --------------------------------------------------------------------------------[①] 《清高宗实录》卷1441，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戊午。[②] 参见《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序言中有关闽、粤二省人口增长的论述，中华书局，1985年版。[③] 王亚南：《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与中国人口问题》，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4页。[④] 参见Pingti Ho，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Cambridge, 1959，Chap. Ⅱ；潘喆等《论清代的人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1期；姜涛《1741年前的清代人口》．《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0年2期。[⑤] 按：此类《清册》按年编纂，一式二份，是《清实录》民数统计的依据。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1787—1898年间较为完整的《清册》。[⑥] W. W. Rockhill, An Inquiry into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Annual Report of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05, pp. 665, 673. [⑦] 参见乾隆《震泽县志》（光绪重刊本），卷4。[⑧] 陈长蘅：《三民主义与人口政策》，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55、81页。[⑨] 罗尔纲：《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8卷1期，1949年，第26—29页。[⑩] Pingti Ho，前引书，第三、四章。[11] 参见Irene B. Taeuber and Nai-Chi Wang, Population Reports in the Ch’ing Dynast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 No. 4 (August) pp. 403-417；［美］德·希·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中译本），附录1，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8页。[12] 《清高宗实录》卷130，乾隆五年十一月戊辰朔。[13] 《清高宗实录》卷131，乾隆五年十一月乙酉。[14] Pingti Ho, 前引书，第37页。[15] 按：现在国际上公认，1790年美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是近代人口普查的开端。[16] 《清高宗实录》卷133，乾隆五年十二月丙辰。[17] 苏霖渤：《请编审仍照旧规疏》，《皇朝经世文编》卷30。[18] 《清高宗实录》卷133，乾隆五年十二月丙辰。[19] 《皇朝政典类纂》，席裕福等辑，光绪二十九年，上海图书集成局，第5册《户役》，第5页。[20] 《皇朝政典类纂》第5册，《户役》。以下有关保甲制度的材料源于此者，即不再注明。[21] 光绪《襄阳府志》，卷10。[22] 《皇朝政典类纂》第5册，第17-18页。[23] 《皇朝政典类纂》第5册，第6页。[24] 光绪《畿辅通志》卷96。[25] 光绪《襄阳府志》卷10。[26] 《清高宗实录》卷995，乾隆四十年闰十月丙寅。[27] 光绪《溧水县志》卷6。[28] 《皇朝政典类纂》第5册，第6页。[29] 《户部则例》，乾隆四十一年编，卷3，第1页。[30] 《皇朝政典类纂》第5册，第33页。[31] 民国《洛川县志》卷6。[32] 据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户部历年《汇造各省民数谷数清册》卷首。[33] 参见王士达《近代中国人口的估计》（抽印合订本）上，第75—78，80—86，122—125页。[34] 见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87页。[35] 《皇朝政典类纂》第5册，第8、34页。[36] 《清仁宗实录》卷215—217，嘉庆十四年七—八月。[37] 参见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内政保警类；《清宣宗实录》卷11，等。[38] 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赈济类；并参见《清宣宗实录》卷204，道光十二年正月甲寅。[39] 参见《嘉庆重修一统志·四川统部》与嘉庆《四川通志》卷65。[40] 李中清：《明清时期中国西南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清史论丛》第5辑（1984），第70—71页。参见嘉庆《四川通志》卷65；Pingti Ho，前引书，第51页。[41] 《清高宗圣训》卷82，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壬子谕；《清仁宗实录》卷236，嘉庆十五年十一月壬子朔谕。[42] 《皇清奏议》卷51。[43] 光绪《广州府志》，第70页。[44] 嘉庆《如皋县志》，卷2。[45] 宣统《东莞县志》，第22页。[46] 光绪《青浦县志》卷2《风俗》。[47] 参见连横：《台湾通史·户役志》，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48] 详见罗尔纲《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

汉墓画像中多有孔子见老子图。学界的解释往往执著于历史上关于孔子见老子的故事文本，忽略了汉代道教经典和仪式文本的存在及其直接解释意义。汉代道教文献直称“老子者，道也”，而“道甚大，教孔丘为知”。汉墓中孔子见老子画像，须于宗教视野获得合理解释。

随着一个国家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人口的数量将自动减少，因此虽然过去50年中国人口翻番，但是未来50年中国人口不会再度成倍增长，中国不需要转基因生物来解决人口的吃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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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威廉·舒尔曼[William E. Scheuerman]〈卡尔·施米特：法律的终结〉[Carl Schmitt: The End of Law，Rowman & Littlefied Publishers 1999年出版]

冲绳原本不属于日本。在政治上曾与清朝及日本保持着对等关系的琉球，在一八七九年的四月四日变成了日本的冲绳县。冲绳不仅在日本帝国的地理面，甚至在政治面也处于边陲地带。冲绳自一九四五年至今，一直都是美军在东亚最重要的军事据点。从冲绳这个视点来解读战后的日本，也带有解读现今“帝国”化世界的意涵吧。

“ 游离政治的文学，不是文学。文学在政治中发观自己的影子，又把这影子破弃在政治里。换句话说，通过自觉到无力，文学才得以成为文学。”　　真正的文学并不反对政治，但唾弃靠政治来支撑的文学。(竹内好《鲁迅》)　　换言之，所谓近代主义在其思考的理路中没有包含民族这个问题。(竹内好《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　　一、并非“竹内好论”　　本文并非竹内好论。所谓“竹内好问题”并不是以竹内好为主题展开论述。有谁这样做竹内好论，这本身才是“竹内好问题”。为什么呢?我想通过竹内好的《鲁迅》来试做思考。人们通过竹内好的名著《鲁迅》可以了解到鲁迅吗?应该说借《鲁迅》理解了由竹内好所解读的鲁迅，但并非理解了鲁迅本身。假如说这样也未尝不可的话，那是因人们认为只有经由竹内好的解读，鲁迅才具有了意义。　　竹内要读鲁迅，或者在鲁迅那里要追究的是，在那时的中国即孙文的国民革命发生发展而挫折、分裂，而陷入混乱的时候，鲁迅何以成了文学者。正是中国的那个时刻为什么会是文学呢?然而，竹内好的这个追问应该是他在1940年前期面临应征人伍的命运之时，针对自己所发出的追问。从“鲁迅是文学家，首先是一个文学家”这一竹内好的话语中，我们应当像武田泰淳那样去“理解当时他的苦衷和决意”。　　以上所言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这样讲并不是要贬低《鲁迅》这部著作的价值。相反，是因为我知道由竹内好的解读所引发的“鲁迅问题”之重大。我们在《鲁迅》中读到的既不是鲁迅的评传，也非作品的解释，而是竹内好读取的“文学家鲁迅”这一问题。我认为，正是这个问题催生了战后竹内好的言论活动，使其成为真正的竹内好自己的东西，并作为确定其方向的核心而存在着的。在竹内好的话语中它构成了“竹内好问题”。而且在其后来的追随者的话语中这个问题又被重新构建起来。　　二、鲁迅问题　　关于鲁迅，竹内好说“他要理解其某种根源性的东西”，即“并非思想、作品、行动、日常生活、美学价值等本身，而是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某种本源性的东西”。追问“本源性”乃是竹内好所特有的倾向，他就是这样一位追究“本源”的话语叙事者。事物的“本源”即存在的“根本”，亦是“原始”。在近代以追究“本源”为志向的，有海德格尔那样的存在论哲学家，还有文学上的浪漫主义者们。这里，我有意将竹内好追问“本源”的话语普遍化乃至类型化，是因为当我面对竹内好的文章时感到，它拒绝同样拥有追究“本源”倾向以外的人的理解。追究“本源”者的话语只容许其共鸣者的再构筑。这在《鲁迅》中便是这样一些叙述：　　如果绝望也是虚妄，那么人们该做什么好呢?对绝望感到绝望的人；只能成为文学者。不靠天也不靠地，不以任何东西来支撑自己，因此也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于自己一身。　　鲁迅是文学者，首先是一个文学他是启蒙者，是学者，是政治家，但因为他是文学者，放弃了启蒙者、学者、政治家等，这些才会作为表象显现出来。　　鲁迅在孙文身上看到了“永远的革命者”，而又在“永远的革命者”那里看到了自己。……没有失败的革命不是真正的革命。革命的成功，不是大叫“革命成功了”，而是坚信永远革命，以“革命尚未成功”来破弃现在。　　游离政治的文学，不是文学。文学在政治中发现自己的影子，又把这影子破弃在政治里。换句话说，通过自觉到无力，文学才得以成为文学。　　这里所引用的，都是同义反复式的解释性文章，有一种拒绝被简单阐释的性格。这些同义反复式的解释多种多样，或者通过“绝望”、“革命”或者“政治”来叙述，但都来自具有同样性格的文章，即反讽的或否定性的文章，以反讽的语词进行否定性叙述。那么，话语叙事者针对什么而反讽呢?竹内好与鲁迅一道，是针对革命在进行中遭到挫折而失败的世界，人们大喊“成功啦”“失败啦”那样的世界，以及依然被这样的世界所吸引的自我之影子，发出反讽式的话语。以反讽来对待这个世界，是要在把与世界之一切有价值的联系都虚化掉的境地中，找到作为“无用者”自己的位置。这是反讽的“文学”或“文学者”的位置。然而，面对现实政治世界而发出反讽的“文学”或“文学者”，却反转其身在这个政治世界里发现了与其彻底而绝对相联的“文学”。从而，这个“文学”是“永远革命”，是真的“政治”，同时也是真的“文学”。竹内好说，于是这个“文学”也就成了绝对的政治性语言。　　真正的文学并不反对政治，但唾弃靠政治来支撑的文学。它所唾弃的文学，在孙文身上看不到“永远的革命者”，而只看到了革命的成功者或革命的失败者。为什么说唾弃呢?因为这种相对的世界，是个“凝固了的世界”，没有自我生成的运作，因而文学只会死亡。文学诞生的本源之场，总要被政治所包围。　　这里，存在着竹内好所解读的，或者说由他所构筑的“文学者?鲁迅问题”。这也正是所谓“竹内好问题”。　　三、日本浪漫派问题　　竹内好以写遗书的心境所作《鲁迅》问世于1944年，而声言“我们民族定能化不可能为可能，把终极之绝望转化为希望”的保田与重郎，其《近代的终结》出版于日本对英美宣战的1941年。战后日本的言论界，对几乎是日本法西斯文学之同义词的保田与重郎等日本浪漫派，不用说一直是持否定态度的。而最初对此予以重新估价的是竹内好。他在《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1951)一文中首先提出重估日本浪漫派的问题，稍后则在著名文论《近代的超克》中又于更广阔的历史问题阐述中论及此事。我讲这一情况，当然目的不在于批判竹内好或列举他的罪状。我只想阐明，所谓“竹内好问题”是和“日本浪漫派问题”重叠在一起的。　　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近代主义者们绕开血淋淋的民族主义者问题。他们把自己规定为被害者，把民族主义的过激化视为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他们认为默杀“日本浪漫派”是正确的。然而，真正把“日本浪漫派”打倒在地的不是这些近代主义者，而是外来的力量。(《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　　竹内好就是以这样的思考方式把日本浪漫派再评价问题在此问题化的。这里，我想考察一下使日本浪漫派和竹内好得以重叠在一起的“文学”，以及有关这个“文学”之根本政治性的话语构成。从彻底虚化与现实政治世界之关联的位置，或者作为封闭的历史状态之“时代”的完全否定者的位置反转其身，变成与此世界的根本变革和再生相关联的“诗人”，日本浪漫派的人们所寻找到的正是这样一种“诗人”。下面是保田与重郎对作为“同时确保了破坏与建设自由的日本之反讽”的日本浪漫派，所给出的解释：　　日本的浪漫派运动，始于对正在走向崩溃的日本体系之咏叹。因此，至今站在真正国粹的立场，站在我国文艺真正所处的位置上来思考文艺，把自己的生命寄托在文艺中表现出来的千古悲情的，正是这一派的人们。(《近代的终结》)　　所谓“正在走向崩溃的日本体系”，也就是“近代主义”即被“文明开化文化”所侵蚀所蹂躏而濒临崩溃的“日本之体系”。不久之后，保田与重郎又将这侵犯了日本的文化称之为“试图把亚洲整个殖民地化的西洋式文化”。他认为，自然主义文学家曾经将此“日本社会的悲痛”作为“半封建式的生活”来接受并在文学上试图予以表现。只有日本浪漫派的作家们，直面走向崩溃的日本之体系，背负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试图在自己的咏叹中再生其日本的千古悲愿。这个正欲再生的日本要求“诗”的出现。　　人们大声呼唤：今天需要诗!不用说，这是日本要创造一个新日本国之时代精神的反映。正是这样一种国家的命运，要求诗的创造。(《时代与诗之精神》)　　所谓“日本浪漫派问题”其根本正在于：从对日本近代的整体否定出发，作为针对日本的反讽性语言的“诗”，和于传统中重新呼唤出日本彻底再生的语言，而使其具有国粹化日本的理想这一绝对的政治性。　　四、作为“反”近代主义的日本浪漫派　　“日本浪漫派问题”和“竹内好问题”为什么是重叠在一起的?它们又是如何重叠在一起的呢?我已经指出，构成“竹内好问题”的是存在竹内话语核心的“鲁迅问题”。竹内构筑的“鲁迅问题”是这样的：在虚化与现实政治世界的所有有效关系之后作为无用者的“文学者”那里，建立具有绝对政治性的“文学”。那么，战争期间的“日本浪漫派问题”是怎样变成“竹内好问题”的呢?　　我想在此考察一下作为“日本之反讽”的保田与重郎和竹内好，他们是怎样构筑起“作为反讽之日本”的。这便是他们共同与之斗争并加以否定的“近代主义”问题。可以说，这个应当否定的斗争对象之“近代主义”构成了从50年代到今天的“竹内好问题”。上面已经提到，保田是把这个应该否定的日本称之为“文明开化文化”之日本的。战后日本最优秀的日本浪漫派或保田与重郎的批判性理解者桥川文三，把日本浪漫派与农本主义放在一起讨论，认为两者共通的反近代主义“是对明治以后新国家建设原理予以一贯批判的”(《日本浪漫派绪论(增补)》，未来社，1965)。例如，保田的反近代反文明开化文化的立场是以下面这样的话语来表述的：　　这些文化主义乃至思想性的东西，如今只不过变成了满洲首都女子们单纯的装饰品之文物。这些女孩子作为知识的装饰品带着岩波书店版的思想介绍书籍来到满洲，这本身证明文明开化之文化已经走到了尽头。我们与其到农村或工场去向人们灌输来自奇异的都市艺术感觉的用于农村的文艺或娱乐作品等的模仿，不如给他们提供创造的源泉。这创造的源泉便是民族生活的源泉。(《文化的创建与学生》)　　由于在保田与重郎那里把文明开化文化视为“服务于西洋殖民地政策的东西”，日本浪漫派的反近代主义也就成了构成“竹内好问题”的东西。他们主张彻底超克“近代”的理由也正在于这个反近代主义。　　(所谓文明开化的文化)便是要将整个亚洲殖民地化的西洋文化。他们西洋人认为，应当把日本看作欧美的一个经济地域单位，文化上也是一样。而接受这种文化并服务于西洋殖民地政策的，正是现在这个文明开化派的党徒们。　　五、50年代的“反”近代主义　　竹内好于1951年公开发表了战后日本最初的重估日本浪漫派的文章，其题目为《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在他那里，近代主义批判是与民族问题关联在一起的。写作此文的1951年乃是标志着战后日本最初的转折点的年份。一年前朝鲜战争爆发，同年9月召开旧金山媾和会议。针对日本的和平条约是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配套签署的。而在这前一年，日后成为自卫队的警察预备队已经成立。日本回归冷战下之国际关系中来是以承担起美国对亚洲军事战略之一翼的形式而实现的。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上大学的(1951年4月)。记得要参加反战反美运动，这在我入学前就决定了。不光是我，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是这样的。那时，“民族的独立”是反战、反美军基地斗争的口号。而作为世界第三种势力的亚洲民族运动的结果有了1955年的万隆会议。的确，在那个时代里曾有过民族问题。然而，竹内好的特别处在于，民族问题当成了对近代主义的批判而作为“反近代”被构筑起来。在他那里，民族问题是在重估日本浪漫派时提出来的，可是，他的反近代却否认了作为政治口号的“民族”。　　世间有“民族的独立”这样一种口号，但这个口号是先验的，属于近代主义的一个范畴，而不是从自然的生活感情产生出来的。那是一种以亚洲特别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为模式来适应日本的一个尝试。因此，缺乏与现实的有效结合。　　竹内好把1950年代的政治口号“民族的独立”视为并非来自日本人的“自然生活感情”的“一种近代主义”予以排斥，这种话语使我们再次对他的“反”近代主义引起了注意。在他那里，反／近代主义乃是自生的民族主义之否定项。　　虽然我们承认战后近代主义的复活乃是“日本浪漫派”的反题，但不能忘记“日本浪漫派”本身最初是作为近代主义的反题被提出来的。这是怎样一个反题呢?就是要把民族当作一个要素予以承认。　　我的判断是，近代主义在日本文学中是一种传统性的倾向。换句话说，近代主义即在其思考理路中没有民族的问题，或者将其排除在思考之外的。　　为了进一步理解“反近代主义者”竹内好，其在重估“日本浪漫派”时所提出的民族主义话语，我们有必要再一次完整引用上面所引的那段话：“然而，真正把‘日本浪漫派’打倒在地的不是这些(包活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近代主义者，而是外来的力量。把这个由外来的力量所打倒的当成自己打倒的，他们难道没有如此过分地相信自己的力量吗?”这段话是对始于1945年的日本之新生乃至革新与解放的根本怀疑，他强调多数日本人并没有自觉到这是依靠“外来的力量”之解放和革新。因此，他所谓的“近代主义”便成了把本质上自我期满的“外来的力量”当作自己的东样一种虚假解放和革新的立场。这就与桥川文三所说的作为“对明治以后新国家建设原理予以一贯批判的”日本浪漫派“之反近代主义”完全重合在一起了。或者不如说，竹内好的反近代主义乃是日本浪漫派之反近代主义在1950年代的重构。　　在竹内好那里，近代主义者已然成了来自外部的压抑者。而倾听被他们所压迫所默杀的内部之痛苦呐喊的，正是竹内好所谓的真正的文学者。是他给被遗忘了的那个暗淡角落投去了光明。竹内好写道，“民族，就植根于这个暗淡角落里”。1950年代的浪漫主义者竹内好，其“反”近代主义正是作为要使“民族”再生的政治性语言而展开的。　　六、战争的两个侧面　　我们读下面的一段文字可以知道，竹内好于1950年代的战后日本其复兴“民族”的反近代主义话语是怎样一种政治性的话语。　　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权力统治把这个民族意意从沉睡中唤醒，并将其提升到超民族主义的高度而加以利用。对此，我们有必要去指控权力统治机构，但因此而压抑朴素民族主义的心情则并不正确。后者有其正当的发言权(存在理由)。这是一种从要把近代主义所扭曲了的人间像还其本来面目的持久欲望所发出的呼喊。这样的民族心情才是与日本以外的亚洲各国之“正当”的民族主义相联结的东西。就连美国学者欧文?拉迪门(0wen．Lattimore)也承认，太平洋战争刺激了亚洲的复兴，虽是一种反讽，依然产生了正面影响。　　竹内好一边把被近代主义所压抑的人性之解放的要求，解释为欧美帝国主义压抑下的亚洲民众的解放要求一边把自己的反近代主义作为重估历史的话语而展开论述。被近代主义所压抑的亚洲民众的解放要求，即大东亚战争所曾具有的解放要求。到此，我们终于找到了解读“近代的超克”论中竹内好下面这段文章的历史脉络：　　龟井排除了一般的战争观念，从战争中只抽取出对于中国(以及亚洲)的侵略战争这一侧面，而试图单就这一侧面或者部分承担责任。仅就这一点来说，我愿意支持龟井的观点。大东亚战争既是对殖民地的侵略战争，同时亦是帝国主义的战争。这两个方面事实上是一体化的，但在逻辑上必须加以区分。(《近代的超克》)　　这是强调太平洋战争(大东亚战争)具有肯定和否定两个侧面的历史重估论，也是构成今天日本的历史重估论之最重要的论点。关于将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和对英美的战争分离开来的这种观点，应该另外加以论述。我只想在这里指出，对于“事实上是一体化的”战争，通过“在逻辑上加以区分”，其历史重估论在做出此区分的议论者那里得以确立起来。重估论试图对无法区分的东西做出区别。进而我想补充说，发动对中国战争的日本军部和日本政府，也都是把这两个侧面区分开来的。他们始终没有把对中国的战争看作战争而称其为“支那事变”。日本的战争具有两个侧面，这是日本帝国曾经有的认识，那么，大东亚战争重估论除了是帝国认识的继承以外，还能是什么呢?　　龟井胜一郎强调只对侵略中国的战争负有责任，然而，我们观当下有关“历史问题”的发展变化就会清楚，正是那些历史重估论者才是战争责任的回避者。对本国的历史特别是战争的历史要求重估，只要这种要求以根底上的民族情感为契机，那么，针对历史的自我反省就无法超越民族主义。我甚至想指出，竹内好“反”近代主义之“民族”的问题，在战后60年来的日本所构成的便是“靖国神社问题”。祭祀着民族英灵的靖国神社就是由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进而由竹内好所说的“朴素的民族主义心情”所支撑着的，它在不断要求日本的首相去正式参拜靖国神社。

世间上有很多事情非常奇怪，整天地挂在人们的嘴上，也许太熟悉了，人们反道不在意它到底是什么了，比如经济、政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等。本文要讲述的则是另外一个例子，即国际妇女节的起源。这似乎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人们都知道它起源于1909年3月8日。在这天，美国芝加哥市的女工为了争取政治、经济上的平等权利而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示威。第二年，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上，被中国人誉为“国际妇女运动之母”的克拉拉•蔡特金提出建议，把这一天作为国际妇女的节日。这项建议被一致通过，于是，国际劳动妇女节（也被称为三八节）就诞生了。我国的史书中，文章里，甚至台历上，总之凡有文字记载的地方都这样写着的。     然而，我说这种讲法的每一句都是错的，您信吗？不信，那您就听我从头道来。          三个疑问          十多年前，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时选定的论文题目是克拉拉•蔡特金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发现国际妇女节起源的这种说法至少有三个疑点。     首先，为什么最早庆祝国际妇女节的时间并不是在3月8日？     世界上第一次庆祝国际妇女节发生在欧洲。1911年3月19日这天，欧洲一些国家的劳动妇女举行庆祝活动。在德国，各地的劳动妇女举行争取选举权的集会，仅柏林一地就有5000多名男女工人参加。其它国家，如丹麦、奥地利、瑞士等国也有近百万劳动妇女举行了集会和游行。1912～1915年间，每逢3月19日这一天，蔡特金都在国际妇女书记处的机关刊物--《平等报》上发表文章，纪念国际妇女节。国际妇女节的庆祝活动之所以选在这一天，是为了纪念1871年3月18日法国巴黎劳动妇女和工人反对梯也尔反动军队偷袭蒙马特尔高地国民自卫军大炮阵地而举行的武装起义，这一起义导致巴黎公社的诞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1919～1921年的国际妇女节的庆祝日子都选在3月5日这一天。列宁于1920年和1921年发表的《迎接国际妇女节》和《国际劳动妇女节》两篇纪念文章都是在3月4日。选在这一天庆祝国际妇女节，是为了纪念被列宁称为“始终是一只鹰”的罗莎•卢森堡。卢森堡1871年3月5日出生于波兰，后来成为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之后，被德国反动派杀害。1922年蔡特金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表的《国际共产主义妇女节》一文中说，“国际共产主义妇女节开始于3月5日卢森堡生日这一天，她无畏和天才的生命被凶手残害了，但她的精神永驻我们心间。她的工作和战斗永远激励我们。”蔡特金所讲的国际共产主义妇女节，指的就是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纪念国际妇女节的活动。     其次，为什么国外对国际妇女节的起源还有其它不同的说法？     前民主德国学者路易丝•多尔纳曼在其1957年出版的《蔡特金传》中说，“美国社会主义妇女1910年2月举行了一次争取平等权的社会主义妇女日。由于受这一事件的鼓舞，克拉拉想到确定一个日子，每年在这一天团结一致地反对压迫者和战争挑拨者各国妇女，为争取和平而举行游行。她同凯尔•敦克尔一起向大会提出了世界闻名的决议案，建议制定国际妇女节，作为争取平等和和平的斗争节日。”不过，在该书1989年第五版中，多尔纳曼则完全改变了说法，只写蔡特金和敦克尔提出的决议案本身的内容，不再提与美国的妇女运动有什么关系了。     另一名民主德国学者卡林•鲍威尔在《克拉拉•蔡特金与无产阶级妇女运动》一书说，“人们从哥本哈根妇女会议关于国际妇女节的讨论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蔡特金把妇女节理解为反对日益增长的修正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特别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影响的一种手段。”     洛塔尔•贝托尔特等民主德国学者1965年在《德国工人运动大事记》中写道，“克拉拉•蔡特金和其他妇女代表建议各国学习美国社会主义妇女，每年举行一次妇女日。这一天主要应该用来进行争取选举权的鼓动工作，并应具有国际性质。”     美国学者菲力普•方纳则提出，“国际妇女节之所以选择在3月8日，是因为在1908年星期日这天，在多数都是社会主义者的纽约市纺织工会的女工领导下，纽约劳动妇女举行了一次示威游行。几百人聚集在曼哈顿东部低地中心的卢特格尔斯广场，要求选举权和建立织工工会。这次示威进行得非常成功，引起了海外社会主义妇女的注意。蔡特金早已获悉此事，于是在哥本哈根大会上建议，把这一天作为妇女节。”     前苏联学者祖波克在其主编的《第二国际史》中指出，“蔡特金和德累斯顿左翼社会党人代表凯尔•敦克尔提出的第二个决议案获得一致通过……决议案最后部分建议各国妇女社会党人按照同各国社会党和各工会组织达成的协议，每年庆祝特定的妇女节，其目的应是争取妇女选举权而斗争。”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参加哥本哈根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在报告美国妇女运动发展时讲，“美国女工在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中第一次度过了妇女节—1909年最后一个星期日。”     上述关于国际妇女节起源的种种观点是否正确暂且不去管它，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它们与中国所熟悉的那种说法大相径庭。     最后，为什么在中外有关美国历史的书籍中并没有1909年3月8日芝加哥女工举行游行示威这一事件的记载？     在这方面，美国人写的书自不必提，最奇怪的还是中国学者写的书，由著名美国史专家写的《美国通史简编》就是一例。该书虽然在附录的大事记中记载1909年3月8日是国际妇女节，可是在正文中却只字未提。这绝不是偶而的遗漏，因为有些意义远不如国际妇女节的事件在书中都被提及了。     看来，要紧的还是搞清楚国际妇女节到底是为什么而设立的。          克拉拉·蔡特金          蔡特金在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都知道她是国际妇女节的倡导者，称她为“国际妇女运动之母”。她的著作和中外有关她的传记、文章非常多，邮电部还先后于1960年和1980年两次发行纪念她的邮票。可是，这一切都是表面上的。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一位朋友在为我与导师合著的《克拉拉•蔡特金年谱》写的书评中说，“就像一块祖宗牌位，晚辈们知道她的名字，却不一定了解她的生平，更不敢斗胆去评论她的是非，尊敬和崇拜已经足够了。而我国后生甚至……完全没有弄清楚蔡特金是她娘家姓还是婆家姓。”这并非言过其辞，事实也真地是如此。     所以，要弄真正弄清楚国际妇女节的来历，有必须先了解一下克拉拉•蔡特金其人。     克拉拉•蔡特金原名叫克拉拉•艾斯内，1857年7月5日出生于德国莱比锡附近的一个叫维德劳的小山村。她父亲叫哥特弗里德•艾斯内，是一名乡村小学教师并兼作教堂的风琴师，笃信基督教。她母亲叫约塞芬•维塔勒，其父是德国和意大利混血商人的后裔，曾作为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的侍卫官。特殊的家庭环境不仅使约塞芬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而且继承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思想，成为德国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哥特弗里德和约塞芬于1855年结婚，此前他们各有一次婚姻经历，克拉拉是他们所生的三个孩子中的老大，她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打小时候起，克拉拉从父亲那儿接受了良好的文化和艺术教育，但在政治信仰方面却受母亲的女权主义思想影响很深。1872年，为了使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哥特弗里德和约塞芬决定举家迁往莱比锡市。当时，莱比锡不仅是德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而且也是女权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中心。克拉拉进入了由德国女权运动领导人施密特夫人创办的女子师范学校。在这所学校中，克拉拉不仅受到了良好的教师职业教育、积极参加妇权主义运动，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接触了社会主义运动。而引导克拉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正是后来成为她丈夫的奥西普•蔡特金。奥西普•蔡特金，1852年生于俄国敖德萨的一个富人家庭。但是，在民粹派运动的影响下，奥西普在大学期间就参加了反沙皇专制统治的活动，受到当局的追捕，流亡到德国，在莱比锡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建立了联系，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克拉拉读书期间通过俄籍同学与奥西普相识的，很快地被他的博学和革命经历所吸引。通过奥西普的引荐，克拉拉开始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活动并且大量地接触马克思主义，“到了1878年毕业时，克拉拉已经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了”。于是，她不顾一心想将她培养成教师和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的母亲和师长的反对，毅然地走上了革命道路。1878年10月，被称为“铁血宰相”俾斯麦颁布了迫害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非常法令”，奥西普被德国当局驱逐出境。已经与奥西普建立起深厚感情的克拉拉先是在国内坚持革命活动并于1881年正式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接着在1882年离开德国去找奥西普。她先后到了奥地利、意大利、瑞士，最后在法国蒙马特尔的贫民区的一间破旧房屋里找到了奥西普。     就这样，一对为了追求革命理想、献身社会主义事业而背井离乡的恋人，结成了异国伉俪。重新想见之时就是克拉拉和奥西普结结婚之日。没有任何装饰，没有任何仪式，没有喜庆宴会，也没有亲朋好权参加。他们的爱情是建立在对共同事业的追求的基础之上，用物质是无法衡量的。克拉拉和奥西普抛弃了一切形式上的东西，为了保留克拉拉的德国国籍，以便将来能顺利回到德国进行革命工作，他们甚至连正式结婚手续都没有办理。因为按着古老的罗马法，一个女人要与外国人结婚就得必须改变自己的国籍。尽管如此，克拉拉还是采用了奥西普的姓，从此称克拉拉•蔡特金。1889年1月，奥西普去世后，人们就把克拉拉直接称为蔡特金。蔡特金—这个对全世界来说都不朽的名字，实际上是一位俄国革命者奥西普、也是克拉拉•艾斯内丈夫的姓！          设立国际妇女节是争取妇女选举权的一项措施          1889年盛夏，国际社会主义者齐聚巴黎，建立了第二国际。还没有完全从失去亲人的悲痛中摆脱出来的克拉拉不仅被选入筹备大会的组织委员会，而且在大会的第六天以柏林女工代表的身份走上讲台，就《妇女劳动问题》发言。针对当时国际工人运动以男性为主，并且主要是为了男性这种排斥女性的特点，蔡特金在发言中指出，妇女的解放同全人类的解放一样，最终必将是劳动从资本中解放出来的事业，各国社会民主党人要把无产阶级妇女作为战友接纳到自己的战斗队伍当中。大会根据她的发言，通过了《关于劳工立法的决议》。     1890年“非常法令”废除后，蔡特金携带两个孩子返回了德国，先在德国社会民主的狄茨出版社工作，1892年受该党委托主编妇女双周刊《平等报—为维护妇女权益的杂志》（简称《平等报》）。这个刊物实际上是德国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领导中心，而蔡特金无疑是重要的领袖。为了从组织上将各国无产阶级妇女团结起来，1907年8月，在蔡特金等人的倡导下，第一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在德国的斯图加特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15个国家的59名代表。会议根据蔡特金提出的关于加强各国有组织的妇女之间联系的建议，决定成立从属于第二国际的国际妇女书记处，并选举蔡特金为书记，《平等报》被定为国际妇女书记处的机关报。蔡特金在会上发言指出，如果没有妇女的积极参加，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就难以实现。因此，妇女代表会议应当建议即将召开的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责成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在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中，也提出妇女选举权的要求，以便吸引广大劳动妇女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会议接受了蔡特金的建议，并且委托她把这些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大会上提出来。     在随后召开的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蔡特金作了《妇女选举权》的报告。她提出，“无产阶级迫切需要为妇女获得充分公民权而斗争，女性在政治上的平等地位符合无产阶级的切身利益……妇女获得选举权是无产阶级妇女目标明确地参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先决条件。同时，它能大大促使人们如同对男性无产者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那样去热情地唤醒、联合和教育女性无产者。”斯图加特大会在根据蔡特金的报告通过的决议中，宣布支持妇女代表会议提出的各项要求，表示“各国社会党人有责任为妇女选举权的实现而坚决地斗争。”     在把妇女选举权的要求写入第二国际代表大会的文件中之后，蔡特金进一步提出，更为重要的是无产阶级，特别是是无产阶级妇女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具体行动实现妇女的选举权。所以，1910年8月在第二国际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召开前夕，蔡特金以国际妇女书记处书记的名义在哥本哈根主持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来自17个国家的10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无产阶级妇女如何争取选举权的问题。会上，蔡特金起草了一份《关于争取妇女选举权基本原则的决议案》，并希望能以德国代表团的名义提交给会议。但是，德国代表团在讨论它的时候发生了分岐。齐茨夫人等主张用温和的言辞，在决议案中不要锋芒毕露，以免招致资产阶级的镇压。蔡特金和敦克尔等人则认为这是改良主义主张。结果，齐茨夫人等拒绝在决议案上签名，提交给会议的决议案上署名是“克拉拉•蔡特金、凯尔•敦克尔及其同志们”。在表决时，英国代表主张不提妇女的普选权，只要求妇女有限的选举权。最后，会议以90票赞成、10票反对通过了这个决议案。     这个决议重申了上届妇女代表会议提出的关于妇女选举权的基本要求，为此还规定了若干争取妇女社会平等和政治解放的实际宣传鼓动的措施，要求各国社会主义妇女要充分利用在本国已经取得的各种选举权利，如地方自治机关的选举权、伤病互助会的选举权利等等。然而，其中最重要的、也是直到今天仍在起作用的一项措施，就是国际妇女节的确立。决议说，“各国无产阶级有觉悟的政治组织和工会一致同意，各国社会主义妇女每年要有一个自己的节日，其目的必须是帮助妇女获得选举权，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并连同整个妇女问题一起对待妇女选举权的要求。妇女节必须具有国际性和认真地筹备。”     国际妇女节就这样出现了。不难看出，它是作为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若干措施之一提出并确定下来的，与特定的历史事件，尤其是与所谓的美国芝加哥女工1909年3月8日的游行示威并没直接联系。          把国际妇妇节定在3月8日是为了纪念俄国妇女在二月革命中的斗争               前边已讲过，最初庆祝国际妇女节的日子并不是3月8日。那么，到底什么时间和为什么将国际妇女节定在每年3月8日呢？在用了很长时间查找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之后，我发现，将国际妇女节最终定在每年的3月8日，并不是纪念美国芝加哥女工1909年的斗争，而是为了纪念俄国劳动妇女1917年在二月革命中的斗争；提出这个建议的也不是蔡特金，而保加利亚女共产党人。     1917年3月8日（俄历2月23日），彼得格勒女工响应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的号召，举行庆祝国际妇女节的示威游行，并且参加了有9万男女工人进行了罢工，为支援女工的斗争，彼得格勒全市工人举行了政治总罢工，接着转变成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沙皇专制制度的武装起义。二月革命因此爆发，统治俄国长达300年的罗曼诺夫王朝被推翻，俄国近代史上新的一页开始了。     1921年9月9～15日，第二届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28个国家的82名代表出席。蔡特金出席并主持了这次会议。会上，保加利亚代表提出，为了纪念俄国女工在1917年二月革命中的英勇斗争，把每年的3月8日定为国家劳动妇女节。会议采纳了保加利亚代表的建议，一致通过决议，将3月8日这天定为国际妇女节。从此，各国无产阶级妇女每年在这天都以不同形式庆祝自己的节日，只是由于时代的发展和变化，其目的不仅仅是争取妇女选举权了。     从1922年开始，苏联的《真理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国际新闻通讯》在3月都开辟专栏，介绍国际劳动妇女节和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以及生活与工作情况。比如，《真理报》1922年3月8日这一天出版的国际妇女节专栏，刊登了一些著名的工人运动活动家的文章，其中除了蔡特金的《国际妇女节》之外，还有柯伦泰的《保护女工的统一战线》，文科索娃的《共产党和国际妇女节》，洛佐夫斯基的《西方女工和工会》等。     关于国际妇女节，蔡特金在她晚年的著作《列宁给全世界妇女的遗教》中写道：“国际共产主义妇女节是团结劳动妇女的革命力量来争取保卫她们的日常利益、通过社会主义而获得自由的一个重要因素。1910年在第二国际的哥本哈根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会议上决定每年举行国际无产阶级妇女节。这个决议是在1905年沙皇俄国的卓有成效的伟大革命运动的影响下、特别是在莫斯科群众性罢工和街垒战的自发力量的影响下提出的。……1917年3月8日，彼得格勒在“面包、和平和自由！”的口号下在巷战中举行了忠实于自己的革命本质的国际妇女节。由于布尔什维克在企业、工人区和兵营里的耐心细致的准备工作，群众在同沙皇武装力量的斗争中得胜了。可见，国际妇女节在俄国已经成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出发点，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来就发展成为向自己提出更高得无比的目的和具有更重大得多的世界历史意义的十月革命。”          国际妇女节与中国的妇女运动          在我国流行甚久的关于国际妇女节起源的这种说法，又是从何而来呢？实际上，国际妇女节的传入与中国妇女运动的广泛开展是联在一起的。     国际妇女节1924年首次从苏联传到了中国。这年3月5日，广州《民国日报》刊登了一篇社论，题目是《庆祝国际妇女日》。社论中全文引用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社论“庆祝国际妇女节”，转引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传单“三月八日国际妇女日”。这份传单说，“妇女日是由一千九百0九年美国社会主义妇女团体发起，倡之者为女国际共产党领袖栉琼，一千九百0十年，妇女社会主义第二次国际会议开于丹麦京城，决议为世界的令节，广为遵守。”这是我国最早关于妇女节起源的说法，这对后来有相当大的影响。     1925年3月8日，北京的《晨报》在一篇关于国际妇女节纠偏活动的报道中说，“今日之国际劳动妇女节，系一九0     九年美国妇女共产党领袖紫芝根女士（Clare     Jeitlin)所创一九一0年在丹麦京城开会，就决定以三月八日为国际妇女节。”这与广州《民国日报》的说法是一致的。在1927年国际妇女节之际，全国各地许多报刊都开辟专栏，登载介绍国际妇女节的文章。广州《民国日报》3月8日的“妇女节特号”发表了古有成的《三八纪念与妇女界应有的努力》，洽光的《“三八”节的意义和应有的工作》。《妇女之友》第29期刊登了《国际妇女节宣言》等等。     上述这些文章虽然正确地指出了国际妇女节是蔡特金在哥本哈根第二届妇女代表会议上倡导的，但是，没有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且还认为这次会议直接就将国际妇女节定在每年的3月8日。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出，蔡特金的名字也是随着国际妇女节一起传入中国，不过译得很不规范，如栉琼、紫芝根、紫根托、紫根特等。不仅如此，人们还把她当成了美国人，使用女士这种称谓。中国人虽然知道蔡特金是国际妇女节的首倡者，实际上对她并不了解。     30年代之后，中国人民对国际妇女节起源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突出地表现在提出了设立它的原因上面。1938年3月8日，《新华日报》出版了“三八节特刊”，发表了史良、邓颖超、卢竟如、杨朔、杨慧琳等人的文章。史良在文章中写道，“我们想起革命巨人蔡特金女士所以提倡的‘三八’作为国际劳动妇女节，是因为一九0九年美国有一大批劳动妇女，曾经举行过自由平等的示威游行。她认为，这是妇女大众空前的解放运动，不但有着历史上的价值，同时也可以把这个节日当作激励全世界各国妇女走上民族解放道路的巨浪。”史良的观点奠定了确立国际妇女节是为了美国劳动妇女争取自由平等斗争这种说法的基础。以后人们对此又不断地补充，1948年，胡耐秋在纪念蔡特金诞辰90周年写的小册子《蔡特金》中，就比较详细地说，“一九0九年三月八日，美国劳动妇女在芝加哥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所以一九一0年在丹麦京城哥本哈根举行的第二国际社会主义妇女大会中，蔡特金即建议：规定三月八日为国际妇女节，得到大会一致通过。因此，蔡特金的名字就和三八国际妇女节分不开了，她被称为‘国际妇女运动之母’。”     对于国际妇女节的这种不准确的说法一直延续至今。人们重视的只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怎样纪念国际妇女节，却不在乎它的来龙去脉是否正确。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从1928年开始，中国人民对蔡特金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其表现，把她的名字译成蔡特金，其它不规范的译名逐渐消失；明确地指出她是德国人；把她誉为“全世界劳动妇女底伟大领袖”、“革命巨人”，称她是“同志”等。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比较重要的，一是1927年苏联为纪念蔡特金70寿辰举行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出版了许多关于蔡特金生平事业的传记文章；二是1928年7月，邓颖超参加完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去看望了蔡特金并与她进行了交谈。所有这些，都是有助于中国人民对蔡特金的了解，加深对蔡特金的认识。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国际妇女节起源看法上的偏颇丝毫没有影响中国广大妇女利用纪念这个节日来开展妇女运动。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代表大会的宣言还规定了“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孙中山还对民权主义中包括男女平权做了明确的说明。为了开展妇女运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设立了妇女部。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妇女运动在国共两党的联合领导下拉开了帷幕，最初的舞台是当时中国国民革命的发源地－－广州，纪念国际妇女节就是重要的表现形式。     为了引导妇女投身国民革命，国民党妇女部决定1924年首次在中国公开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事前，国民党妇女部发布通告：“公启者，三月八日为国际妇女日，全世界妇女咸于是日举行大团结示威运动。中国妇女界久受压迫，在此日自当应声而起，以图解放。广州妇女界在此日应有所表示，以警醒妇女群众，使同趋于联合奋斗之一途。本会妇女部有鉴于是，谨召集广州市妇女各团体，于此日举行热烈示威运动……”     3月5日下午，各女校及女界团体代表在执信学校大礼堂召开了庆祝“三八”节筹备会，会议商定了游行办法、时间及路线、并决定3月7日品2人在广州市内乘汽车散发传单，向市民做广泛宣传。为了保证女学生届时能够参加大会，妇女部请教育厅向所属各校发了通知，并通知市内军警保护。     经过周密的准备，3月8日上午10时，广州各办妇女在第一公园举行了盛大的国际妇女节的纪念会。各女校学生、各界妇女团体共计2,000多人参加。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何香凝主持了大会并且作了精彩的演讲。她讲述了“三八”妇女节的重要意义，号召广大妇女们团结起来，投身国民革命，争取解放。何香凝的演说深入浅出，充满激情，对听众产生了极大的感染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廖仲恺先生也发表了《国际妇女日的性质》的演说。大会期间，会场上嘹亮的口号此起彼伏，“打倒外国帝国主义！”“解放中国半殖民地之地位！”“解放妇女所受资本主义制度的压迫！”“要求妇女劳动权、平等教育权、平等工价权、女子参政权及一切妇女应得之权！”“排除纳妾和一夫多妻制度！”“要求女工保护、生育保护、儿童保护的立法！”“八小时工作！”等等。与会妇女群情激昂。    会后，按原计划，与会的女学生和各界妇女高举国旗、校旗游行。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从第一公园正门出发，经省长公署、财政厅，惠爱东路、越秀路、东堤、西堤、丰宁路、惠爱西路，回到第一公园。与此同时，上海丝纱女工协会也召开了庆祝会。     第一次庆祝“三八”妇女节的活动，提出了反帝反封建和妇女解放的口号，表明了中国妇女运动已经成为中国社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此，蔡特金和“三八”妇女节就与中国妇女运动紧密相连，中国妇女每年都要隆重庆祝国际妇女节，以不同历史阶段的革命任务为中心来推动妇女运动的向前发展。

梁漱溟从小就体弱多病，脑子愚笨。他6岁了还不会系裤带，一天早上，母亲隔屋喊他，责问为何还不起床，他嚷道：“妹妹不帮我穿裤子呀！”

在鲍德里亚的众多著作中，尤以《象征交换与死亡》的哲学色彩最重。鲍德里亚在该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象征交换"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从"象征交换与死亡"这一独特的视角对当代资本主义文明社会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批判。其中，他对近代以来的西方人道主义的批判，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以往的《国闻报》研究还很不充分。诸如该报之创建过程，真正主人，严复的角色，为什么而后又挂上日本的旗号？

奥巴马大胜，还帮助民主党巩固国会多数，新兴网上媒体Politico的头条即以「奥巴马革命」来形容11月4日发生的一切。

中国在全球危机中的两难

过去一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中共文化和商品社会文化这三重压力造成了多数女性的家庭权利贫困。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主张女性要内外兼顾、工作家庭两不误。大部分女性除了必须在工作上努力与男性竞争外，在家庭里还要承担大部分家务劳动。尽管社会的半数成员是女性，而女性对社会和家庭的贡献可以说也超出男性，但女权主义等现代理论及相应的研究在中国一直未获得应有的重视，这更大程度上是社会文化观念的约束所致。

江苏教育出版社推出了一本法国朱莉亚·克里斯蒂瓦的《汉娜·阿伦特》（Génie Féminin—Hannah Arendt），该书似乎为许多青年读者所青睐，也是去年年底各地学术书店畅销书，网络上也不时读到不少青年写的“书评”。遗憾的是该书中文版存在一些明显影响根本上对原著理解的硬伤，没有为国内阿伦特爱好者、研究者门指出来，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本文限于篇幅，只列举该书的第5章《讲述21世纪》中一个单词的错译，顺便简单地谈谈阿伦特政治思想中的两个特定的用词。

乌克兰境内俄语区与乌克兰语区的纠纷的历史渊源可以上溯到18世纪末俄奥普3次瓜分波兰；而克里米亚鞑靼人与俄罗斯人的冲突可追溯到16世纪初莫斯科大公国时代。犹太人、德意志人等曾在乌克兰占相当比例的少数民族在今天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但他们的历史境遇对于理解当代乌克兰的民族问题仍能提供一些思考的角度

中国政府就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线发表声明，称"钓鱼岛、黄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南屿、北屿、飞屿的领海基线为下列各相邻基点之间的直线连线"、"赤尾屿的领海基线为下列各相邻基点之间的直线连线"。领海基线在国际法中有什么样的地位作用？

自从19世纪初埃及的默罕默德•阿里改革开始，各个阿拉伯国家现代化的"寻路"之旅已经持续了200多年。至今，整个阿拉伯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尚未找到既适合本国国情，又顺应世界大势，还能获得国内大多数人认同的现代化道路。

自从2011年2月15日利比亚反对派发难以来，利比亚内战已经持续了7个多月，北约的直接军事干涉也达6个月。利比亚反对派建立的"全国过渡委员会"官员9月8日称，内战和北约的轰炸已经造成约3万利比亚人死亡，超过5万人受伤，截止5月已经有超过70万人外逃。对于这个仅有600多万人口的国家来说，真是不折不扣的人道主义灾难了。 在这场局部战争中，中国再次置身事外，在两次关键性的联合国决议中投了一次赞成票一次弃权票，在战争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又成为安理会五强中最后一个承认反对派建立的"全国过渡委员会"为合法政府的国家。 但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海外经济利益的扩展，这场战争很难说是"事不关己"。那么，根据半年多来应对利比亚内战的经验教训，中国外交可能做出何种调整？这要先从对利比亚国内形势发展趋势和对国际形势整体影响的研判谈起。 利比亚乱局仍将持续 虽然反对派武装已经于8月21日攻占了首都的黎波里，但直到9月中旬，前政府军仍坚守卡扎菲的老家苏尔特和撒哈拉沙漠中的萨卜哈（Sabha）等中小城市，卡扎菲仍然下落不明。鉴于忠于卡扎菲的部队并未完全被消灭，北约对利比亚军事行动指挥官、美国海军上将塞缪尔•洛克利尔8月２９日说，北约对利比亚军事行动还将持续约一个月，北约军事力量将会在利比亚继续存在。 此外，反对派内部又包括立场自由派、宗教运动、部族势力代表等立场各异的力量，利比亚国内的武装冲突在卡扎菲政权被推翻之后，很可能将继续。7月28日反对派武装部队最高首领尤尼斯被刺杀后不久，代表过渡委员会执行政府职能的执行委员会宣布解散。中国社科院的中东问题专家殷罡表示，这表明在攻陷的黎波里时，反对派已经没有统一的领导。卡扎菲倒台后，反对派内部会生成很多派别，还要争夺战利品，彼此之间的矛盾将异常激烈。 此外，内战也激化了占人口多数的阿拉伯人与黑人之间的矛盾，种族冲突可能加剧。8月29日，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让•平在位于亚的斯亚贝巴的非盟总部举行新闻发布会时说，利比亚反对派政权"全国过渡委员会"可能正在不加区分地屠杀黑人，将无辜的移民工人误认为是卡扎菲政府的雇佣军："如果把所有黑人都当成雇佣军，那们利比亚有1/3的人口都成了雇佣军。反对派正在屠杀普通工人。"考虑到中世纪和近代阿拉伯人曾把大批黑人卖为奴隶的历史积怨，新政权在非洲被孤立。 由于反对派中不少人和卡扎菲政权早已结怨，在半年的鏖战中有重大伤亡（据CNN报道，截止8以上失踪月中旬，已经有3000多名反对派武装分子及其支持者战死，还有至少1000人失踪），反对派很可能对卡扎菲的支持者进行报复。反对派缺乏统一的指挥控制，增加了各派武装分别对仇敌进行血腥报复的可能性，这使得利比亚存在走上伊拉克老路的风险。在2003年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被美英联军打垮之后，由于占领当局采取了清算前执政党阿拉伯复兴党官员和解散原政府军的错误政策，将原来生活体制内的数百万人逼上绝路，反美反政府的袭击很快如火如荼。   利比亚战事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利比亚战事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所长李安山指出，利比亚战争产生的最明显的后果，就是联合国的作用被明显削弱，权力被劫持，合法性与公信力下降了，8月26日在尼日利亚阿布贾联合国机构大楼发生的爆炸就与此相关。 此外利比亚事件可能产生的直接后果还包括：西方公司在各自政府支持下对利比亚石油资源进行重新分配；美国非洲司令部在非洲的基地可能将得以落实；北非中东地区的剧变引发了西方对这一地区局势失控的担忧，西方希望通过控制利比亚重新实现对这一地区的掌控；西方的经济困境在国内一时难以解决，此次行动可能对其有所补偿。 此外，从国际力量对比的角度来看，利比亚战争的过程和结局也说明，尽管金砖五国正在集体崛起，它们对不少国际事务的看法与西方存在分歧，但是地缘上远离五国本土和主要利益区域的地方，进行干预的能力和意愿都相当有限。区域性国际组织非洲联盟和阿拉伯联盟，也因实力有限和内部分歧，在西方的压力面前难以成事。   海外国家利益的风险管理与有效保卫 利比亚内战，对中国利益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中国在利比亚的投资。2011年2月到3月中国政府在利比亚内战初起之时，果断首次出兵非洲，成功撤出了全部3万侨民，凸显了"以人为本"的外交理念和政府对本国人民的安危负责的精神。然而，利比亚内战也是中国"走出去"的对外经济战略实施以来，中国海外投资遭到的最大危险。先是中国公司正在进行的石油开发和工程项目因内战而陷于停顿，接着是公司财产被哄抢，最后是利比亚反对派攻入首都后宣布将给予此前支持他们的美国和欧洲各国特别的优惠,而且尚未提及卡扎菲时代与中国签署的合同是否全部继续有效,更没有说明能否给中国公司提供一定的赔偿. 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中国，正在通过经济崛起对国际社会产生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刻的影响。上海外国语大学学者张曙光认为，中国具有有形与无形的海外利益---如国际组织参与、外交代表、对外经济援助、国际军事与安全合作、国际贸易、直接投资、海外能源、国际航运、技术转让、国家形象、展现软实力的国际平台等。   随着中国海外利益规模的扩大和区域、领域的拓展，风险的存在是难免的，我的不少外国朋友称赞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大胆，能够适应西方公司难以忍受的艰苦和危险的条件。海外公民与法人的人身及财产安全问题也随之凸显。但是,中国目前的军事实力（特别是远距离力量投送能力）的局限性、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原则和不干涉内政的传统，使得中国在现在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都难以采用美国维护海外利益的方式。如果是美国的海外侨民和投资直接受到反政府武装的威胁，美军恐怕向该国政府提供军事援助，甚至直接派兵参战了。此外，很少发展中国家在中国拥有大量资产，中国也难以像美国欧盟那样，以冻结其财产作为中国海外公民和投资风险的应对措施。因此，中国现阶段仍只能主要依靠未雨绸缪的方式，有效应对、降低和排解海外利益风险。 单个企业的国际经验和研究力量总是有限的，中国需要在国家整体外交政策研究的层面，研判某个国家、某个地区的投资风险，其中包括政治稳定性、法律制度、国际关系、环境变化等多个方面。获得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学位、现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的印度学者高兴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人才过于集中于美国和欧洲方面，而中国的海外利益中的很大部分位于发展中国家。中国相对缺乏熟悉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南太平洋的法律、历史、政治、经济等方面情况的国别研究和地区研究人才，这对于中国在全球范围拓展和捍卫利益，是很大的制约。   急需对非整体战略 此次利比亚战争，中国在国际道义和物质利益两个层面都处于守势，一方面忙于应付西方国家要求中国和"国际社会"共同行动的压力，另一方面努力保住在利比亚的经济利益，这也暴露出中国缺乏对非战略谋划的情况。 2011年8月，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所长李安山应邀撰文谈中非关系时认为，中国在非洲什么都不缺，就缺战略。他认为，目前中非关系在快速发展，但由于各种客观情况，中国在非洲的政策是一种应付式的。其一应付自己。这体现在每三年一届的中非合作论坛，从会议准备、策划项目、开会安排到各项举措的最后落实，所有这些事必须在三年内通过与非洲的合作完成。其结果是，所涉及的部门颇有疲于奔命之感。其二，应付别人。西方大国和一些对中国有敌意之流对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寝食不安，不断攻击中国（如指责中国在非洲搞殖民主义）或造谣惑众（如造谣说中国派出的劳工是囚犯），中国不断处于应付这些攻击和指责的过程，不断为自己解释和辩护。其三，成长的烦恼。中国的发展正在加速，与此相适应的中非关系发展较快，这一过程中也确实存在不尽人意之处，中国处于不断调整之中，这也是一种积极应付。但丁早就说过：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本人希望，中国政府不要太在意人家说什么，而应安心策划自己做什么，在对非关系上逐渐形成短期、中期和长期战略，与非洲各国早日形成一种成熟的良性互动关系，这样双方关系的发展会顺利很多，双方也会轻松很多。   战略的制订和执行都需要人才，中国培养不仅熟练掌握英语、法语或阿拉伯语，又有广泛的国际视野，还能熟悉非洲具体情况的非洲研究人员和对非外交人员，将是形成高水平的对非战略的关键。 对外政策共识与国际话语权的争夺 在利比亚内战中，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仍然被西方掌控，世界主要媒体充斥着独裁者卡扎菲血腥镇压本国人民的新闻，其中不乏捏造。据英国《独立报》6月24日的报道，即使是被认为是亲西方的国际组织大赦国际，也称"从一开始，大部分西方媒体就对事件做了一边倒的报道，把抗议运动描绘成完全和平的，还反复宣称利比亚政府的安全部队向手无寸铁的、不构成安全威胁的示威者开火"。 中国政府和学术界早已提出争夺国际话语权的任务，并将其作为公共外交的一部分。2008年西藏拉萨"三一四事件"和奥运火炬遇袭，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的"七五"事件等问题上中国与西方的交锋，都可以看作是与中国领土主权直接相关的话语权争夺。清华大学学者徐进认为，中国总是在国际场合主动成为一个沉默寡言者、被动参与者或中立弃权者。我们的有所作为通常局限于与我切身利益高度相关的事务（主要是领土主权问题），在其他事务上少有高调介入之时。 中国在年初利比亚问题的两个安理会决议中的一个赞成票和一个弃权票，也正延续了这样的传统。 然而，随着中国的国家利益进一步国际化，中国需要在更大范围内争夺国际话语权，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威信。从国内层面看，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基础在于国际观念和对外政策共识的凝聚。 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及其盟友对弱小国家发动了4次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和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在这次的利比亚战争中，中国国内舆论表现得最为分裂。对于反对派武装，有人誉为"义军"，有人贬为"叛军"或"伪军"。对政府军的镇压，有人斥为"暴行"，有人赞为"维稳"。对于北约干涉的目的和正义性，更是众说纷纭。对于中国政府的弃权票和较晚承认"全国过渡委员会"的做法，国内的争论也不小，认为中国失掉支持第三世界反帝斗争立场者有之，认为中国"脚踏两只船"者有之。清华大学著名国际关系学者阎学通教授，也在大众传播工具"人人网"上发言，认为在联合国安理会3月17日利比亚禁飞区决议上，中国投赞成票或反对票的收益可能都大于投弃权票。 这种另人眼花缭乱的现象，和此次战争带有部分民众反抗家族统治式政府的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双重性质的特殊性有关，又和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中逐步显现的精英阶层的国际价值观多元化趋势及与其相伴的言论自由进一步扩展的进程密不可分。如何在中国迅速发展，中国社会迅速变化的时代，引导和凝聚民众的对外政策共识，形成比较稳定的国际观念，将是长时期的艰巨任务。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迅速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被置于全球舆论的聚光灯下，这出乎了几乎所有国家，包括中国自己的意料。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上的每一次重大事件，都对中国外交提出了挑战，又是中国外交的学习机会。在突发的"阿拉伯之春"和利比亚战争面前，准备不足在所难免，庚富有经验、更熟悉该地区的西方大国也曾表现的摇摆不定，甚至前后矛盾。关键是中国外交能够从每一次这样的变局中认真思考，总结经验，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