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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十周年之际，全球局势中最能在将来的历史中大书一笔的是什么？恐怕首先得说是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实际上，9•11与欧债危机之间是有其关联的。9•11、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美债危机以及中东动荡，从全球大格局来看，都是十年来全球政治经济秩序蜕变的结果，只不过9•11与美债危机的关系（反恐战争•美国财政与货币•次贷危机）被讨论得多一些，而9•11与欧债危机的关系讨论得比较少，所以本文着重谈一点这方面情况。 2001年9月11日发生了9•11事件，2002年2月28日欧元完全取代欧元区各国原有货币，欧元区诞生。当然这两件事彼此无直接关系，但时间点接近，因此两件事的后续事件就进入了一个共同的大框架，就是近十年来全球政治经济变化的大框架。 9•11事件之后，美国启动了反恐战争。反恐战争主要打哪里呢？当然大方向就是中东地区（阿富汗也算泛中东地区）。而欧元诞生，则对美元的地位构成了巨大冲击。这种冲击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萨达姆宣布伊拉克的石油采用欧元结算，由此启发了委内瑞拉和俄罗斯，它们也宣布石油可以接受欧元结算。石油用欧元结算是美国绝对无法接受的，为什么呢？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黄金与美元脱钩之后，1974年美国与海湾国家间的"石油只用美元"结算的协议成为了世界货币秩序的基础，石油变相地成为了美元新的"锚"。如果这个基础动摇了，那么美国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就面临崩溃。 于是，欧元诞生仅仅一年之后，2003年3月，美国把"反恐战争"的矛头指向了伊拉克。伊拉克战争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看一下地图：只要把土耳其当作潜在的欧盟国家（土耳其一直在努力加入欧盟），就能看出来伊拉克是波斯湾与欧盟之间的"油路"。美国打伊拉克的主要目的就是扼制欧盟的"油喉"，借此控制新兴的欧元，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德国、法国激烈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原因。实际上我们看到，伊拉克战争很好地达到了战略目的：最近美国需要"敲打"欧元的时候，欧洲的汽油价格就会上涨。而欧元区国家的CPI构成中，燃油的比重是很大的，只要汽油一涨价，欧元区的CPI就会上升，于是欧元就会面临货币紧缩压力，就难以果断"放水"救援"起火"的"欧猪五国"（PIIGS）。 当然伊拉克战争不是欧债危机的原因，只是危机已经发生之后，为需要跟欧元"比烂"的美元提供了一个武器。欧债危机的发生另有其原因，不过这个原因也的确是跟9•11有点关系的。这就要从"欧洲美元"（Eurodollar）说起。 二战结束时，美元在战后国际秩序设计中被安排为世界货币，不过当时美元还只是美国国内货币，尚未"走出国门"。而世界货币必须各国都持有才行。美元是怎么"走出国门"的呢？第一个重大步伐是马歇尔计划，通过援助欧洲的项目，大量美元进入了欧洲的银行体系。1956年匈牙利事件时，当时苏联由于顾虑朝鲜战争时美国冻结中国在美资产先例，就把苏联的美元资产转移到了英国，由此产生了"Eurodollar"一词。 通过马歇尔计划，欧洲恢复和新建了一批先进的工厂，工业体系得以复兴，开始向美国大量出口产品。1958之后美国成为经常项目逆差国，并且进口胃口越来越大。欧洲等国的制造企业出口方向主要是美国。欧洲的银行以美元贷款给这些企业，这样企业能规避汇率风险。这就使得欧洲美元流动性极好。欧洲企业用这些美元在全世界（大部分是其殖民地）采购原材料，这样美元在全世界的循环就建立起来了。美国本土以外的美元统称"海外美元"。 不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一个根本矛盾：整个国际货币体系支付手段和储备手段的供给完全依赖于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若美国国际收支保持顺差，则国际市场美元短缺，势必影响国际贸易和金融的正常发展；若美国国际收逆差，美元流出美国，虽可满足国际市场对美元的需要，但却导致美元的泛滥，势必使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规则：1盎司黄金=35美元的固定比价无法维持。 随着美国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和持久的越南战争造成的美元发行压力，在1960-1968年间，竟连续爆发了11次"黄金危机"，并且发生了法国1967年宣布退出"黄金总库"的重大事件。最终，布雷顿森林体系无法维持，在1971年宣告崩溃。也就是这一年，美国为了改变国际秩序濒临崩溃的状况，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拉入了国际体系。 中国进入国际体系之后，世界制造业出现了一个很好的转移目的地。由此，欧美的制造业逐步开始向中国转移，一如马歇尔计划之后美国制造业开始向欧洲转移。中国从1980年代初开始了经济起飞。 欧洲在对美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年代，也开启了高福利社会的进程。如果顺差局面能够持续，则高福利社会也可以维持。然而2001年这个转折性的年份改变了一切。 先是2000年底到2001年初，互联网泡沫破灭，导致经济增长的真正"发动机"失速。然后是9•11事件。之后不久，2001年11月11日，中国加入WTO。2002年2月28日，欧元区诞生。 中国加入WTO使中国这个13亿人口的巨大经济体整体纳入国际经济大循环，欧盟很快就成为中国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也就是中国对欧出口高速增长--这背后当然是欧洲的制造业产能快速向中国转移（欧洲产能向中国转移的一个最明显例子就是曾经由欧洲主导的手机制造业在2005年左右就完全变成了中国主导）。这样，欧洲经济也出现了持续加重的"空心化"--而这竟是与欧元"一统化"进程同时的！ 欧洲经济要想从欧元中得利的话，就得把欧元推向世界，形成全球欧元循环圈才行。然而欧元区刚一诞生，就被美元在伊拉克狠狠狙击。于是欧元的扩张只能掉头向南，向欧洲的原殖民地非洲扩张。这就是2007年萨科齐推出"地中海联盟"深层次原因。 对于北非来说，进入欧元经济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们更容易（在手续方面更容易）买到欧洲的产品，这又说明什么呢？这就要联系北非国家能卖什么来想：北非国家主要卖的是石油、天然气、磷矿这样的资源性产品，大部分是以美元结算的（卖给欧洲的天然气是欧元结算，但北非天然气也大量出口东亚，是美元结算）。这样，卖出去的产品换回来的是美元，买东西要支付的却是欧元，尤其要考虑北非是几乎无法耕种而食用的粮食却是面食的地区，需要大量从法国意大利之类地方进口粮食。 9•11之后，由于美联储把资金引向房地产业，加之伊拉克造成的财政负担和美元印钞压力，造成国际美元泛滥。因此美元兑欧元呈现持续贬值趋势。这个对北非国家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当你卖出一桶油的时候，如果卖价是50美元，这时这笔钱相当于40欧元；而当你要买东西的时候，你手里的钱还是50美元没变，却由于美元贬值，只能买价值35欧元的东西了！这就造成北非国家实质收入越来越"毛"，而粮食之类需要进口的民生必需品却越来越贵！由此，当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欧美比着滥发钞票之时，北非民生维艰也就日甚一日，终于在2011年初爆发了大规模动荡，而示威民众最初的口号其实是抗议物价上涨。 对于欧洲来说，北非的动荡意味着欧元的输出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只能"倒逼"欧元区内部本已严重的积弊变成"火山喷发"。因此，与北非关系最为密切的南欧国家如西班牙、意大利，成为了最易被"倒逼"的国家，因此虽然在2010年就被列为"欧猪五国"，但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危机在2011年才真正爆发。下一步，欧元生死，关键就在意大利。 

对于南海的战略重要性，国人及媒体的关注焦点大多集中在马六甲海峡的"世界第一黄金水道"及号称"第二波斯湾"的巨大油气资源储量。这方面既有的阐述已车载斗量，本文不打算再把大多数笔墨花费于此。实际上，在我看来，"第一黄金水道"与"第二波斯湾"固然重要，但把南海问题的着眼点集中在此处，就显得比较"局限"于"表层"了，从更广的视野来看，这两层都是更为广域、深层的格局的局部与表象。 南海问题是一个局部问题，但需要放到全球视野中去看，才能对这个局部问题有正确的理解和判断。并且有些根本性的问题，不从全球视野去观察，根本就无法得出有助益的判断，如：美国为什么要在声称"不介入"的同时持续介入南海？南海周边的国家格局是怎么形成的？南海对于中国的长远发展战略重要性何在（仅仅是航道与资源吗）？当我们把整个地球看成一个人类展开活动的场域，全球化时代的重大问题才会呈现出其真实面目。 一、美国战略视野中的南海 具有全球视野的战略观最早产生于18世纪中期的英国，当时英国纵横海上，初步建立起一个遍布全球的殖民贸易网。而英国的全球战略观的发展成熟，则以20世纪初麦金德提出地缘政治论为标志。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麦金德把世界表述成如下图这个样子：   麦金德认为，图中的"枢纽地区"是整个世界的"心脏"，如果有一支强大的力量以这个地区为大本营向外扩张，能够控制其外围的"内新月形地区"从而得到参与制海权争夺的机会的话，它就能建立一个足以统治全球的"世界帝国"。 "内新月形地区"的东部--也就是从日本经中国东部到东南亚和印度这片区域，是世界上大部分人口的所在地（麦金德时代占全球三分之二人口），谁控制了这片地区，谁就控制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而控制这片地区的关键，从作为海权国家的英国看来，就是控制以马六甲海峡和南海为中心的海路。 二战后，英国的全球战略为美国所继承。麦金德的学生、曾任卡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波兰裔犹太人布热津斯基是当前美国战略界的元老，他的著作被认为是白宫和五角大楼的行为框架。在布热津斯基1986年出版的《竞赛方案--进行美苏竞争的地缘战略纲领》（1988年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中译本）一书中，把麦金德的理论发展成"三条中心战略战线"的蓝图--   在这幅图中，布热津斯基阐述了三条围绕"内新月形地区"形成的中心战略战线，从日本到马六甲海峡的是第二条中心战略战线，对此，布热津斯基写到： 杜鲁门关于在军事上做出反应的决定使美苏斗争又出现第二条中心战略线，这一次是在欧亚大陆远东一端。通过三年的朝鲜战争，美国守住了南朝鲜，从而扩大了它的战略利益范围，使之包括日本、南朝鲜、台湾和菲律宾。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它还曾包括对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存在予以支持以及在法国撤出之后对印度支那的独立国家予以支持。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期间，华盛顿认为它所承担的上述义务不仅是针对苏联的，而且至少也是同样针对共产党中国的。 可以看出，美国的三条中心战略战线是一种"全面包围"欧亚大陆、围堵苏俄、中国这样的"欧亚地缘战略中心"国家的"冷战"思路。这种思路并未随着苏东解体而结束。进入21世纪之后，在第三条中心战略线及第一条中心战略线南段的一系列"颜色革命"，正是这种大战略框架下的具体行动。而美国在第二条中心战略线东侧拉拢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直到澳大利亚等"盟友"企图打造的"亚洲版北约"，也是在这种蓝图下展开的。 了解了上述背景，也就不难明白美国在南海的介入其实是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而白宫多次声明和表态的"不介入"和"没有立场"，其实是指"在南海主权归属方面不打算偏向中国，但也不想直接得罪中国"而不是说在战略上不掺和。实际上对美国而言，南海主权不论明确给谁都不会多得到什么好处，反而是由于主权归属而纷争不断的状态对美国最有好处，因为这就意味着有机会插手。 如果布热津斯基1986年描绘那幅图之时，第二条中心战略还只是三条战线之中相对次要的一条，那现在，可以说，它变成了最重要的一条。为什么呢？ 需知美国对南海的介入，是真正的战略行动，是有真正重大战略考量在内的，绝不是随意而为或者为了选举周期之类的短期目的。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从第三条中心战略线上的伊拉克、阿富汗收缩的同时，奥巴马宣称："我要做第一个'太平洋时代'的美国总统" 要理解美国重大战略方向的用意，就必须先理解美国赖以生存的支柱是什么。西方国家近代以来的崛起，是依靠率先开发出了现代科技、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这样他们就能跑到技术落后国家的家门口打仗、把它们变为供给工业原材料和倾销工业制成品的殖民地。美国在二战后能成为超级大国，是因为它有最为庞大、最高系统化程度的工业体系。然而，现今世界的情况却是：最大规模、最完备的工业体系已经转移到了中国，中国成了"世界工厂"。在大多数工业产品的竞争力方面，美国已竞争不过中国。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工业这个支柱，已不复存在。那它现在依靠什么呢？依靠作为全球资本流动"总蓄水池"的金融地位以及对全球货物流通体系的控制。 正是由于美国的工业"实体经济"无力背负庞大的金融"虚拟经济"大山，发生了"山体滑坡"，才导致了金融危机。在金融危机中上台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是喊着"变革"口号登台的。奥巴马的"变革"，真正核心有二，其一是"再工业化"，这是奥巴马为美国经济找的根本性出路，这是"里"；其二是"从大西洋为中心转向太平洋为中心"，奥巴马宣称"我要做第一个'太平洋时代'的美国总统"，这是"表"，一里一表，内圣外王。这个"表里"的含义，需做一说明。 关键在于，"再工业化"并不是仅限于美国本土的。因为美国工业体系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工业体系中大部分劳动密集的部分美国已经失去，并且不仅是短期内，甚至可能是永远都恢复不了。所以，美国的"再工业化"真实含义是：在美国本土巩固高端制造业（现在面临逐步被中国赶上的局面，J-20即是中国工业水平提高的例证），在全球范围重新分配工业体系的布局（即：不要过于集中在中国）。美国不断施压人民币升值，是无助于促进美国本国出口的--这一点美国甚至比中国更清楚。人民币升值所能改变的，只是工厂在发展中国家间的布局--这正是美国想要的。 2011年6月28日报道的一则新闻是：美国运动鞋厂商耐克公司宣布，2010年度，越南制造的耐克鞋在全球的份额已经超过中国，以37%对36%跃居第一。这是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升高（显然与人民币升值不无关系），耐克鞋加工厂从中国转移到越南造成的。 这个例子虽然小，却能说明美国想要达到的战略目标：削弱中国工业体系，同时使美国资本进入新的可以建工厂的地区。世界上能够新建工厂的地区，除了中国以外，最合适的是哪里呢？当然是南海周边！因为这里有高度密集的人口和一定的工业基础。而任何一个工厂的兴建，都需要资金，这就为美国的资金提供了机会。当然，美国的资金要想获得机会，挤出竞争对手是必须的。而人民币国际化使人民币成为了东南亚地区最具竞争力的资金来源，这就成为了美元的对手。 所以，"太平洋时代的美国总统"真实含义正是：把美国的产业扩张方向重新定位在西太平洋！ 二、大国角力的中心角斗场 地球上哪个区域集中了所有大国在那里"下棋"？是南海及其周边，而不是其他地方。中东可以说没有中国，中亚不曾有过法国，非洲则难觅美国。唯独南海周边，从历史到现今，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中美英俄法，都有着或有过实实在在的力量存在。加上一心想成为大国的日本和自封为大国的印度，可以说，地球上凡是有资格争取布成为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所定义的"棋手"的国家，都在这里聚齐了。 诸多大国势力在这里的"纠缠态"存在，才是南海问题复杂性的关键。 南海周边区域中，菲律宾曾经是美国殖民地，越南曾经是法国殖民地，前苏联曾经在越南金兰湾驻军。不过它们都是配角，真正的主角只有两个：中国和英国。 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关系，相信不需做要过多介绍。这里只特别提一件可能往往被忽略的重要事实：南海四周"洪门社会"的存在。提这个是由于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意义何在将在本文第三节阐述，这里只讲清楚这个背景： "洪门"是清初兴起于福建，后来在中国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广泛发展的一个民间会社--尽管可能经常被称为"黑社会"，但实际上民间结社的因素更强一些。在中国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洪门影响很大，太平天国起义的主力部队--杨秀清属下的队伍，起初即为洪门一个不甚重要的堂口。随着17世纪之后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扩大（部分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有关），大量洪门弟子移居现在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柬埔寨、泰国等地，成为这些地方的华侨。在这些华侨当中，洪门成为重要的组织资源，为当地华侨社会的形成做出了最重要的历史性贡献。清代中期，正是这些洪门的华侨首次为贸易组织起了一个现在无人不知的名字--"公司"。道光年间，罗芳伯等洪门领袖人物还曾在婆罗洲建立了"兰芳共和国"。洪门弟子也对当地社会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有据可查的材料表明，菲律宾"国父"黎刹、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泰国前总理阿披实及现总理英拉等人，其先祖都是洪门炎黄子孙。目前，生活在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华侨约有600-700万人，台湾洪门"官网"上的材料称他们"90%名列洪门会籍"。他们在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也非常重要，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外号"虎妈"的美籍菲律宾华裔学者Amy Chua（蔡美儿）在其著作《起火的世界》中，把华人称为主导了东南亚经济的少数族群。 出于强调的必要，这里专门写一下：东南亚华人虽然并不居住在中国，但他们与中国的亲戚（福建、广东、广西居多）仍然是亲戚，通过包括洪门在内的多种纽带的联结，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在同一个社会共同体（跨越国界的社会共同体）。这个强调看似多余，但有特殊的重要性。后文会展示出来。 除了华人及身后的中国之外，南海周边地区还有一个深深嵌入其中的大国：英国。英国在这里作为"主角"的"范儿"，甚至强于中国。 18世纪起，印尼沦为荷兰殖民地--要注意，荷兰与英国虽不是同一个国家，但胜似同一个国家，19世纪，马来亚、北婆罗洲等地逐步沦为英国殖民地。同样在19世纪，南海北端的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英国给这些地方带来了英国的统治方式：英国人管他们擅长的贸易和金融，地方事务"委任"给本地人去负责。英国人与洪门的关系是怎样的呢？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吉隆坡开埠之父"叶亚来。叶亚来(1837-1885)是广东惠州客家人，因太平天国战乱缘故流落到马六甲做苦工。在马六甲华人帮派内斗中，叶亚来成为属于洪门系统的"海山党"首领，后被英国人委任为吉隆坡的"甲必丹"（实为"Captain"的音译），成为替英国人领导当地华人社会的中介。 二战后，英国实际设计了南海周边区域的版图秩序。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的独立都不是赶走殖民者的民族革命，而是在英国安排下的"被独立"，其版图怎么划分、政治秩序怎么安排，都出自英国的设计。1957年马来亚独立之前，当时寻求民族解放的力量的政治主张是"加入印度尼西亚"而不是独立。1963年与马来亚相隔400多海里，民族、语言皆不相同，历史上也无关的英殖民地沙捞越和沙巴被安排与马来亚合成"马来西亚联邦"，也是英国的有意设计。当时《人民日报》1964年3月27日曾发表文章《反对新殖民主义的产物"马来西亚" 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的斗争》指出： 去年九月间强行成立的"马来西亚"联邦，是英帝国主义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一手导演的新殖民主义产物。 ...... 美帝国主义从头到尾一直积极插手"马来西亚"这个肮脏的计划，并且扮演着非常阴险和凶恶的角色。在"马亚西亚"强行成立之前，它伪装支持这个地区人民实行"民族自决"，派遣美国人劳伦斯•米切尔莫尔率领"联合国小组"前往调查。这个小组拒绝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观察员参加，一手包办了所谓"联合国调查"，实际上是强奸北婆罗洲和沙捞越的民意，帮助英帝国主义掩饰"马来西亚独立"的欺骗性质，借以和缓当地人民和世界舆论的反对。 无论你对那个年代的文字风格和意识形态色彩持什么态度，总应该承认：这段引文传递出"马来西亚联邦"出自英国策划而非自主成立这一事实。 由此不难理解：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这样的一些"被独立"的国家，英国势力显然不会随着你的建国而退出，它仍然在那里，只是可能表现形式与时俱进了。那么，英国这样的前殖民宗主国势力，如今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呢？请看下面这幅"全球离岸金融中心分布图"-- 从图中可见：全球离岸金融中心最集中的区域就是两个：加勒比海和南海周边。实际上这些地方绝大多数是英国海外领土和前英国殖民地，少数不在此列的地方（如日本、菲律宾、巴拿马），则大多为美国势力范围，而在全球金融势力格局中，美国和英国的金融势力集团属于同一伙人。 事实上，全球最重要的离岸金融中心是新加坡和香港，位于南海最南和最北，地位重于加勒比海上那一堆。这就是大英帝国在南海周边的现今的存在方式。 说到这里，可能会产生两个问题：1.离岸金融中心是干吗的？2.说这些跟南海争端有什么关系呢？ 第一个问题简要回答：离岸金融中心是全世界觉得大多数的"钱"的所在，这些地方不受各国法律管辖，各国都不能去查这些钱有多少、是谁的、合法不合法。全球各地的"钱"都会聚集到离岸金融中心，在离岸金融中心之间快速流动、组织、调动，然后形成资本或者以"热钱"形式去涌入各国寻找赚钱更多钱的机会，赚到之后再汇聚到离岸金融中心开始进入下一轮循环......这就是全球离岸金融体系！如果说全球真实货物流通的核心是海运航线，那么全球"钱"的流通的核心就是离岸金融网络。 而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国际金融中心与国际航运中心都是共生关系：航运中心会成为金融中心，金融中心都是从航运中心而来。 现在回答第二个问题，这是本节的关键：这些跟南海争端有什么关系？ 实际上，只有在累述了这么多背景材料的情况下，才能真正看清：南海争端其实是谁在争，争的是什么。 南海争端并非个别小国在企图挑衅中国，而是背后的大国在上下其手。其主要目的也不是夺取那片海域（尽管不排除个别小国是以夺取海域为意图的），而是有其更深的意图在内：争夺这一区域的金融主导权，进而也就是维持其全球金融霸权地位不动摇。 请把本节的主要内容联系起来看：华人社会的存在、英国的"嵌入"、新加坡香港两个全球最大离岸金融中心。再加上第一节已经阐述的：这里有世界上尚可进一步进行产业转移的区域中最密集的人口。加在一起会产生什么意味呢？随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国的工业体系势必会向南海周边国家扩展，而与此相伴的，是人民币在东南亚开展的跨境贸易结算，这相当于中国在工业和货币方面推进的区域整合。而这正与美国的"再工业化"要选择的产业转移区域形成正面冲突，也直接在全球最重要的离岸金融中心动摇美元和英镑的地位。照此发展下去，影响的实际上不仅仅是某些大国在这个区域的利益。 为此，什么是美国（以及英国，他们往往是"绑在一起"的）的战略对策呢？那就是：在第二条中心战略线上，把自己的盟友纠合成一团，给对方制造持续不断的"麻烦"，从而把"中国系统"和人民币挤出这一区域，为"美国系统"腾出空间。 三、中国走向世界的跳板 世界近代史一再表明，大国真正"崛起"的首要标准是必须"走向世界"。什么是"走向世界"？不是说你的人到世界各地去转悠了或者产品卖到世界各地了就叫走向世界了，人出国转悠跟你这个国家在海外有利益是两回事，产品卖到世界各地也可能是被外国人贩卖的，不在你的控制之下。真正的"走向世界"必须是你这个国家的工业体系走出国门，你的人要能在海外控制工厂和贸易线路，并使用你的货币结算，从而形成你的国民主导的资本-贸易循环，也就是把你的经济体系从国界之内扩大到全球范围。 英国在全球崛起始于殖民印度之后控制了从印度到英国之间经中东和经南非两条贸易路线。美国在全球崛起的过程比较漫长，1853培里舰队打通美日之间海上贸易之后，美国开始走向西太平洋，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美国在菲律宾等西太平洋地区有了根据地，1916年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美国开始向中国和日本输出资本。直到一战之后，美国有机会通过道威斯计划把资本和"美国系统"输出到欧洲，美国才真正从一个地区性大国成为全球大国。 对于中国来说，让"中国系统"和人民币走向世界，是未来发展的不二选择，也是必将经历的过程。而南海将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特殊角色。由于南海的特殊性质，对中国来说实际上只要走出南海，就将意味着直接走向世界。 中国东面面对的贸易航道目的地是美国，由于"中国系统"不可能向美国扩张，因此东面不会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主要出路。而南海则意义重大，从马六甲海峡向西，就将直接进入全球的枢纽--北印度洋，全球人口最密集的区域和石油最富集的地方（波斯湾），北印度洋是全球地缘政治的中心。而从南海向南，则是除了石油之外最重要的原材料--铁矿石的主要产地--西澳大利亚。目前，全世界最重要的铁矿石贸易路线是中国到西澳的"内航线"，即北仑港--台湾以东洋面--中国南海--民都洛海峡--苏禄海--爪哇海--龙目-望加锡海峡--西澳港口，航程3179海里。很显然，这条航道上大部分区域被英国和美国所主宰。 南海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扮演过超乎人们想象的角色。改革开放之前，香港就是中国与世界沟通的"窗口"。而改革开放之所以发生，根据何建明在《破天荒：中国对外开放的划时代事件》一书中披露，与南海石油有莫大之关系。而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引进外资的最主要来源是"侨资"，即来自南海周边地区的华人华侨。 而南海周边区域能够接纳"中国系统"和人民币结算的性质及其地理位置，决定了这里必将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跳板。转载务请注明《经略》网刊http://www.aetas.cn/read

世界铁路发展史始于1822年5月23日的英国，这一天从斯托克顿至达灵顿的铁路动工兴建，1825年9月27日建成通车。建设这条铁路的资金，绝大部分来自沿线的教友派信徒，这说明该铁路本身是地区利益的产物--这正是英国社会"地区为中心"性质的写照。这条铁路出现后，英国多个地方提出铁路修建计划，而金融资本也参与到了铁路融资当中，从资金到管理都以近代的方式代替了传统的地区关系网为中心的运作方式。

薠望：为咱网站做点贡献。边听边打字做的笔记，有点乱，大家包涵，好在这两位说话都比较平缓，所以大意都在了。以为是胶片，结果是放碟，原来胶片给电影局没收了。
人文与社会：贾樟柯叙述了他创作《小武》的背景和动机，主要提到对中国社会生活变化的感受，一个通过学习获得自我的过程，还有对电影中虚伪现实的愤怒。陈丹青谈了他与贾樟柯以及小武的共鸣。

近期，在由帕米尔文化艺术研究院（中坤文化发展基金支持）和清华大学人文和社会高等研究中心、《中国学术》杂志社联合主办的“帕米尔文化周”上，放映和研讨了贾樟柯的新作《二十四城记》，参加文化周的另两个单元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与政治”国际论坛（清华大学汪晖教授主持）与“世界的中国”国际系列讲演（北京大学刘东教授主持）的中外学者观看了影片，多有好评。这里刊登10月28日研讨会的部分发言。当天的研讨由著名诗人欧阳江河主持。

从技术、制度和思想等方面谈中国电影问题。

贾樟柯说用《二十四城记》记录的主题是变迁。

带着电影《海上传奇》走入今年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的贾樟柯，原本以为拍这部电影很简单，是写一篇关于上海的精致散文，但没有想到写成了长篇小说。影片概括了上世纪30年代到2010年的"上海经验"，这种经验可以看作是由私人讲述来构筑的中国近现代史，因此他决定把最初的《上海传奇》更名为《海上传奇》，虽一字之差，但突破了地域限制，有更丰富的历史感。或许是拍《海上传奇》让贾樟柯元气大伤，也可能是连续4年拍纪录片导致"审美疲劳"，他说，"《海上传奇》后我现在该换换口味，该回归剧情片了。"漂过了，海上改掉了片名"《上海传奇》感觉有些局限了，似乎讲的只是上海，其实不是，它是中国近现代生存经验的一种描述。"《海上传奇》的背景是上海，对白也多用方言完成。影片在戛纳的首映现场，上海记者感受最深，一位女记者听到主创说出上海话落了泪，"想家了。"不过，影片将面对的绝大部分观众不在上海话这个语境内，那为什么还要用方言拍摄？贾樟柯表示，自己在拍摄初期也不懂上海话，但发现很多上海人都喜欢用上海话聊天。用方言接受采访，对他们来讲更自然。到影片拍摄一个月后，贾樟柯已能大致听懂七成上海话。影片最初名叫《上海传奇》，但在剪辑过程里，贾樟柯的想法变了。"原本是想讲述上海的历史，但最后保留在电影里的18个人物，他们的讲述从上世纪30年代一直到2010年，内容不仅包括个人历史，也包括了这个城市的历史，也可以算中国的历史。《上海传奇》感觉有些局限了，似乎讲的只是上海，其实不是，它是中国近现代生存经验的一种描述。改成《海上传奇》，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信息量也更大。"对于影片由世博局协助拍摄，贾樟柯表示："这是贾樟柯作品，不是世博会宣传片，而是在世博会上向世界呈现的一件展品。"感动了自己"我不需要理论的阐述，寻找的是当事人鲜活、珍贵的个人回忆，从历史事件中看到个人命运。"拍《海上传奇》对贾樟柯而言是一次特殊的经历。他随时随地准备飞往某处采访某位传奇人物，每采访完一位人物，他都会陷入其中，感慨好几天。贾樟柯说，以前自己的电影拍的都是普通人，而这次几乎每一个都是传奇人物。他为自己选择采访对象时定了个规矩：不找专家学者，直接找历史当事人、有故事的人。因为"我不需要理论的阐述，寻找的是当事人鲜活、珍贵的个人回忆，从历史事件中看到个人命运。"他还把一些珍贵的影像资料与采访对象结合起来使用。贾樟柯一共访问了88位和上海发展有着紧密关系的人物及他们的后代。"许多人实在不好找。这一年里，我连睡觉都不敢关手机，生怕错过了哪个大人物。"他说，最终影片选择了杨杏佛之子杨小佛、杜月笙的小女儿杜美如、曾国藩的曾外孙女张心漪、费穆的女儿费明仪、上官云珠的儿子韦然，还有陈图画、陈丹青、韩寒等人物，讲述百年的"海上传奇"。影片长达138分钟，贾樟柯依然意犹未尽，他准备制作电视版本，此外还将出版同名图书。"你听她的语言，就感觉是在读张爱玲的小说。"最终选择的18位讲述人里，曾国藩的曾外孙女张心漪是让贾樟柯印象最深的一位。他感慨说，自己经常在采访当事人时，被他们的只言片语感动。张心漪教授对贾樟柯讲述了自己的爱情故事。贾樟柯说："她保留了旧上海的语言，她的上海话与现在年轻人的上海话完全不一样，非常优雅。你听她的语言，就感觉是在读张爱玲的小说。我问她这么多年没回上海有什么感受，她说，'女人嘛，跟着丈夫到处跑，对我来说，这样一种流浪是一种浪漫。'我觉得很感动，感觉就像小说一样。"累坏了助手"在上海这个城市，小楼背后有大楼，大街上到处都是高架桥，开车很容易就错过了。""《海上传奇》是我当导演以来拍得最辛苦的一部电影，光是为拍电影所翻阅的资料和书籍就可以堆起一人多高。在拍摄前，整整一个月，我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背包出去走路，一直走到晚上才回来。"贾樟柯的"暴走"不是为了健身，而是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寻找合适的拍摄外景，"在其他城市我都可以开个车慢慢找，但在上海这个城市，小楼背后有大楼，大街上到处都是高架桥，开车很容易就错过了。走到最后，我的两个20多岁的助手全都累趴下了。"贾樟柯以前烟瘾不小，但拍完《海上传奇》后，居然神奇地戒了烟，"我生了场大病，之后就再也没抽过了。"当然，他吃的苦远不止这些，还有他长期伏案剪片子，左眼突然彻底失明，后来两周眼睛只有光感，医生说大概要1年才能恢复，现在他随身都带眼药水。贾樟柯的海上梦想在戛纳得个奖《海上传奇》6月将于上海电影节期间在国内首映，并于6月底全国公映。贾樟柯说："我很希望得到上海观众的认可。但我是个山西人，我怕自己对上海的理解和认识有所偏差，所以有点紧张。"说起受邀进入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向来低调的贾樟柯一反常态地表示，很想拿个奖，"被邀请去参加竞赛，是一个很好的礼遇，如果能获得认可就更完美了。"下一站，武侠不想再拍纪录片从《二十四城记》到《海上传奇》，贾樟柯似乎和纪录片结了缘。这次和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合作长达1年多，充裕的资金和时间，让贾樟柯得以慢慢进入上海，慢慢追寻自己想要的东西，"可以说，这是我迄今为止质量最好的一部影片。"贾樟柯透露说，原先他的构思是一个背行囊的旅人，从重庆登船，经过武汉，一路到上海，带着所有内地人对上海的感情和记忆，"不过后来，我发现既然有时间，不如硬碰硬地触摸这座城市，确实很累，但很过瘾。"按他的话说就是，原本以为是在写一篇关于上海的精致散文，但没有想到写成了长篇小说。拍完《海上传奇》的贾樟柯不想再拍纪录片了，"前几天还有人打电话问我，可不可以拍《南京传奇》、《天津传奇》......我不想再拍了，我现在正在筹备我的两部剧情片。"拉杜琪峰拍武侠从《小武》到《三峡好人》，贾樟柯的作品无不是文艺片，但他现在想挑战自己驾驭市场的能力。新片《在清朝》讲述的是在1905年清末年间，在一个山西县城里发生的爱情武侠故事。贾樟柯苦笑说："这部戏必须马上拍了。我和片方4年前签约，一些片商又提前买了它的发行权，看到我一直不拍，纷纷要退款，片方都把钱还给别人了。"对于自己的首部商业片，贾樟柯有两个梦想：一是要在银幕再现萦绕在自己心中多年的武侠梦；二是要给中国观众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清朝。为拍这部商业大片，贾樟柯起用了香港制作班底，包括《无间道》的摄影黎耀辉，杜琪峰更是担任监制。虽然一直拍文艺片，但贾樟柯非常喜欢杜琪峰的作品，此次合作，他把后者比作"教授"，"他把商业电影从最基本的东西一点点教给我。记得第一次见面他问我，你这个电影的追踪性是什么？后来我才明白，他是指叙事动力。他经常提醒我，你是要拍一个作者电影，还是一个商业片？"（信报记者唐雪薇） 

记录员有点错误括号里改了

我自己不知道所谓"第六代"是按什么来划分的。从年龄上来说，我比1990年就拍出《妈妈》的张元导演要小七岁，比认为自己是"第七代"导演的陆川大半年。我二十八岁拍出《小武》，从1998年起人们就把我归入"第六代"的行列了。我一直觉得，过分地强调自己是第几代，或者过分地排斥自己是第几代，本质上是一样的。不想把自己归为一个群体，某种程度上是想强调个人的独特性，或者想回避"某代"所具有的负面影响。比如，一说"第六代"，就说票房差，这反而让我觉得，如果别人愿意，那好吧，我就是"第六代"。我第一次知道"第六代"这个称呼，大概是1992年，在我投考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有一天考完专业课，去美术馆看展览，顺便在那里买了一张新出的《中国美术报》，上面有一篇文章是介绍"第六代"导演的，当时，张元拍出了《妈妈》，王小帅正在拍《冬春的日子》，吴文光也拍出了他的纪录片《流浪北京：最后的理想主义者》，娄烨的《周末情人》即将完成。也是从这些电影开始，开始了中国的独立电影运动。那是90年代初，整个国家刚刚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动荡。在创伤之后，沉闷之中，当时所谓的"第六代"导演们用电影挑战威权。"独立"两个字，让我异常兴奋。过去挑战威权在那张报纸里，有一段描述让我至今难忘。里面写到王小帅为了拍《冬春的日子》，趴着拉煤的火车，去出产地保定买便宜的乐凯黑白胶片。我常想象，今天已经发福的王小帅，那时侯一定青春年少，身手矫健。河北大地繁忙交错，呼啸而过的无数列车上，原来还搭乘过一个青年的电影梦。但，这何尝不是一个自由梦。在当时的环境下，国人还没有普遍的意识，知道原来我们每个个人，也可以用一己之力，拍电影去表达自己独立的感受。当时只有国营的16个制片厂，才有财力、有权利去拍电影，其余都被视为"非法"。跟那个时候离开国家单位下海做生意的人一样，那些离开体制、独立制作电影的导演，很多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自觉的意识，就是我们个人要争取表达的权利，这延续了他们在那场运动里面的诺言，他们开始从别的角度扩展中国人的言语空间和社会的自由。因此，我一直把那场风波看作是我最早的民主启蒙。当时，我是21岁的山西青年，读过几本小说，散碎的有一些美术基础，我是"第六代"的追随者，我一直以他们为师。我知道他们在对抗威权，争取自由表达。若干年后，当人们把"第六代"当做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群体，不知深浅的堂吉诃德，看做是这个时代不合时宜的怪物的时候，我茫然地笑了。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有一首诗：大海没有时间和沙子交谈，它永远忙于谱写浪涛。诗人看事豁达，值得"第六代"学习。但，我还是想说，难道都忘记了吗？从90年代开始，是谁用自己独立的精神撕开了铁幕，用怎样的努力在密不通风的官方话语空间之外,开始有了个人的诉说。今天，整个社会可以讨论普通人的尊严。这些是不是得益于一大批"第六代"导演持之以恒地关注中国底层社会，呈现被社会变革抛到边缘的人群，而呼唤给这样的人群以基本的权利？对，电影当然不是社会进步力量的全部，但回望90年代，电影是文化领域中和旧体制旧思维战斗最短兵相接的部分。很多人被禁止在他的祖国拍片，有的人的护照被没收。很多人依旧在拍片,很多观望的人和权力站在一起,对此冷嘲热讽刺。我们看今天的年轻人，染着头发，在城市里穿梭，可以自由选择并公开自己的性取向的时候，是不是得益于张元导演的触禁之作《东宫西宫》？对，是王小波的著作，李银河的学术，各个社会组织奔走呼吁，他们的合力带来的自由。但，张元导演呢？变革的时代,还有更多的人被权力和经济利益抛向边缘，是哪些电影一直注视着这样的人群？最终在全社会形成共识--去关注弱势群体。这种力量部分来自"第六代"导演的作品。在我看来，"第六代"电影是中国文化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最光彩的部分。这样的电影现在看起来无法产生利润，但是为什么不能够去帮助这些电影更好的被公众接受？这样的处境本质上不是市场的选择，这样的局面是我们的电影长达十几年无法跟观众见面的结果。如果没有被意识形态控制的十几年，我们的电影会有同步十几年成长起来的观众，我们背后会有一个巨大的群体。而不是当我们拿着自己的电影，终于可以出现在市场的时候，迎接我们的是那些已经被好莱坞电影完美征收的青年。很多导演都会有无力感，但是延续中国电影文脉的，是那些真正坚持下来、不合时宜的人。1997年，经济变革加速，这一年，娄烨开始筹拍《苏州河》，王小帅推出《极度寒冷》，张元在筹备《过年回家》，章明刚刚完成《巫山云雨》，这一年，我开始拍《小武》，我很荣幸我被称为"第六代"。作为一个电影运动，"第六代"导演今天已经分化，他们已经走向各自不同的领域，在这不算太长的电影生涯里，我们每个人都呈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缺点，以及电影能力方面的弱点。但可以欣慰的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的电影，选择跟现实有关系，选择跟真实有关系。这些影片，相互补充，相互串联，隐约勾勒出了一条中国变革的影像之线，不至于让中国人的真实遭遇在物欲的喧嚣泡沫中无迹可寻。这是一条划痕，刺痛时代，也刺痛我们自己。现在挑战市场我最难忘的是在2003年，在北京电影学院，那天大部分所谓"第六代"导演被宣布解禁。有一位政府官员说，今天我们给你们解禁，但你们要明白，你们马上就会变成市场经济中的地下电影。随后将近六年的时间，我亲身经历了新的、来自市场的专制。但需要指出的是，事实上，我们都不是市场的敌人，自由经济是诸多自由梦中的一种，我们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虽然知道市场有时候会跟权力勾肩搭背，但我们也愿意拥抱市场，并为此付出全部的精力和财力。最讽刺的是每一次发片，媒体异常关心此类电影的票房数字，并喜欢提前宣判"第六代"电影的死刑。文艺片需要有相对长的市场培育时间，甚至头一两个月都只是它的酝酿阶段，但在发片前就宣布这些电影票房惨败，作为导演，会觉得是釜底抽薪。连观望三天的耐心都没有，观众自然散去，没有人愿意看死尸，只有人愿意看奇迹。在市场的战斗里，硝烟滚滚，但我们依然存活了下来。这样一群打不死的"第六代"，我愿意属于它。虽然这场运动或许已经终结，但我们各自的电影生涯还会很漫长，就好象新浪潮之后，特吕弗变成了伟大的商业电影导演，拥有广泛的票房，戈达尔变成更加自我的电影作者，而更多的人在走中间路线。个人的电影得失，不能代表群体。因而也不能再以对群体的否定，来否定个人。这，过时了。无论如何，我们都是一批忠实于电影的人，我们无论在与意识形态的对抗，还是商业经济的对抗中，都呈现出超凡的毅力。如果我们愿意承认一个国家的电影应该有文化的成分，我会告诉大家，在这十几年里，最具文化努力的电影大都来自"第六代"导演，而且很难想象如果失去这些导演的作品，我们气若游丝的文化，还有怎样的传接，我们还能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作品来告诉世界：中国电影文化还活着。而对观众，对市场，最起码我对它依旧有激情。有另一首诗歌，来自拉托维亚诗人贝尔社维卡：        你如披上群星欢叫的天空        我在你身上点燃我的爱        每次你伤害我        你只熄灭一颗星星        那么,我又为什么要悲声长叹?未来挑战自己跟任何一代导演一样，我们都会衰老，都会或早或迟失去创造力。生命中引诱自己下沉，游说自己放弃的另一个自己，日渐强大，青春岁月里从未有过的身的疲惫和心的厌倦，也不时会袭来，而私欲也准备好它的理由，笑眯眯来到我们身边。但对我来说，只要看到满街如织的人群，我还有动心的刹那，这让我想起最初拍电影的理由。学会将滚烫的生命和真实的自我投放在自己的作品中，是我们的电影走向未来的理由。很多人熟悉革命文艺并且至今被这种美学影响。这种文艺的原则是用最通俗的形式，将执政者的声音传达给大众，整个传达过程不需要也不允许自我的存在。一些人在第六代导演的电影里，突然遭遇了"自我"，因为不熟悉便错将"自我"当"自恋"。而如果一部影片没有至上而下的"精神"传达，便说：这电影没有主题。可是，即使是幼稚的自我认识，传达出来的仍然是尊贵的个人感受。反过来，即使是真理的传播，也不应该夹杂权力的语气。不要担心我们的偏执，电影应该是一种娱乐，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过去，现在都在捍卫电影作为娱乐的权利。但是，多元的态度不应该是专属于娱乐的专利，文化失去最后的栖身之地，大众的狂欢便开始成就新的专制。我们中的人，还会拍出各种各样的佳作，也会拍各种各样的烂片。但，我相信只要自我尚在，就能保留灵魂。只要对现实尚有知觉，就代表我们还有充沛的创造力。对不起，我说了太多的"我们"，因为一种电影精神不是由一个人构成的。结束文章之前，我想用老文艺青年的方法，来几句北岛的诗：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我加一句：我不相信，你能猜对我们的结局。

回顾过去十年的工作，主要谈三峡好人及更早作品

时代周报的访谈，较详细。顺便提一句，近期报道称贾樟柯为《时尚先生》拍摄静态电影“时装大片”焚烧了一辆汽车，居民受惊报警，警察到场后发现是著名导演，饶有兴致地观看了拍摄过程，并与导演摄影留念。从环保和执法角度颇值深思。－－人文与社会

12月12日，是小津安二郎的生日也是忌日。生与死被安排在同一天，上天仿佛要为他的生命涂抹上浓重的东方色彩，一如佛教所说的轮回，一如小津电影中的宿命。这个圆圈的时间是60年，小津在他刚满60岁的那一天去世，正好一个甲子，刚满一辈子。生与死如此传奇，小津的电影却深深浸透在日常生活中。这个终生未婚的导演，却用一生的时间重复一个题材--家庭。在拍摄家长里短、婚丧嫁娶之余，小津始终讲述着一个主题--家庭关系的崩溃。小津找到了他观察日本人生活的最佳角度，家庭是东方人构筑社会关系的基础。在小津的53部长片中，崩溃中的日本家庭都是影片所要表现的主要部分。不要走太远，原来日本就在榻榻米上，世界也在榻榻米上。在这样的电影之旅中，小津用他连绵不断的讲述，创造了黑泽明所讲的日本电影之美，直到成为所谓东方电影美学的典范，让侯孝贤回味，让维姆·文德斯顶礼膜拜，让一代又一代导演获得精神力量。扎根世俗生活，表现普遍经验1903年12月12日，小津安二郎出生在东京深川一户中等人家，父亲是做肥料生意的商人，在10岁的时候小津随母亲搬到父亲遥远的故乡，在乡下接受教育。他的父亲却留在东京做生意。可以说，在小津10岁到20岁的成长中，父亲一直是缺席的。在母亲的袒护下他可以为所欲为，小津称自己的母亲为"理想的母亲"。但当他到了创作的成熟期又将父亲的形象理想化，如《晚春》、《东京物语》等。拍摄于1949年的《晚春》是我最喜欢的小津电影。故事讲述一个已经过了婚龄的老姑娘和年迈的父亲一起住在镰仓。她没有婚姻的打算，觉得能照顾孤苦的父亲，和他相依为命就好。父亲觉得自己耽误了女儿的青春，考虑要续弦。女儿知道父亲要再婚就决定嫁人离家。结婚后，家里只留下了根本没有打算要续弦的父亲。从这部影片开始，小津的作品表现出一种平衡的灵韵，极少的人物构成，简洁有力的场面调度，使小津的电影具有了某种抽象色彩，极度具体又极度抽象，这是小津电影的奇迹。公认最能完整表现小津电影美学的作品是拍摄于1953年的《东京物语》。故事讲一对住在外地的年迈的夫妇到东京看各自成家的儿女。孩子们太忙，没时间招待老人，就想了一个办法，将两位老人送到热海玩，表面上是在尽孝，实际上是打发老人。老母亲去世后，孩子们回来奔丧像是在完成任务，匆匆来匆匆去，只留下孤独的老父。小津在《东京物语》获得《电影旬报》10大佳片第二名后说："我试图通过孩子的变化来描绘日本家庭制度的崩溃"，接着他说这是他最通俗的一部作品。小津的影片扎根世俗生活，始终表现人的普遍经验。摄影小工出身的高产导演1921年，小津高中毕业后在乡下当了1年小学代教，然后回到东京。他的叔叔介绍他和松竹公司的经理认识，这样小津很快进了著名的松竹电影公司工作，一干就是45年。小津是典型的片厂培养的导演，他从搬器材的摄影小工干起，1年后就升为助理导演，又过了1年升为导演。这中间有他付出的努力，也可见他的编导才华。小津的处女作是1927年根据美国电影改编的1部古装戏《忏悔之剑》，事实上他并没有看过该片，只是在电影杂志上读到了这一故事。今天这部黑白默片的底片、拷贝和剧本都已不在，我们无法了解影片的具体情况。总之小津从此踏上了导演之路。不可想象，小津在1928年拍了5部电影，1929年拍了6部电影，1930年拍了7部电影。这比法斯宾德还要"猛"很多。从1929年的《突惯小僧》（《小顽童》）开始，小津已经找到了他日后一惯的主题--家庭，以及家庭的社会性延续，如学校、单位、公司等。从1930年开始，小津的电影语言越来越简朴，他放弃了当时默片惯用的技巧性剪接，如溶、淡等，在商业性的创作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电影方法。1932年，小津拍出了他的第一部杰作《我出生，但......》。这部黑白默片表现一个工薪阶层家庭中的两个八九岁的男孩，发现他们敬爱的父亲竟然在老板面前点头哈腰，但在学校里，老板的儿子在哥俩面前连鬼都不如。哥俩绝食抗议，但最终觉得老板好像真的很牛。这部影片结合了小津电影美学的各个要素，通过小孩子的视角阅读了日本社会森严的阶级结构。在两个小孩儿失去纯真的时候，电影不再是单纯的喜剧。这部电影获得了当年《电影旬报》10大佳片的第一名。1936年，小津拍摄了他的第一部有声片《独生子》；1958年，小津拍摄了他的第一部彩色片《彼岸花》。他是那种见证了电影技术成长的导演，在漫长的电影生涯中不会被技术征服，也不会被技术淘汰。他始终专注于自我电影世界的建立，他创造了一种电影，用以表达他对世人的看法。以极简模式成就东方电影之美小津电影的高贵品格在于他从不夸张和扭曲人物的处境，而扭曲和夸张人物的处境直到今天都是大多数电影的通病。和他的日本同行相比，他既不像老年的木下惠介那样对家庭抱有浪漫的幻想，也不像成濑已喜男那样毫无保留地批判家庭。小津始终保持着一种克制的观察而非简单的情绪性批判。小津的立场是审慎客观的，因此会有人不喜欢他的作品，说他太温和、太中产阶级。尽管日常生活中的日本并不是一个真正克制、真正宁静的民族，但这些美学品格依然是小津的诚实理想。小津在整个导演生涯中，都热衷于使用一种镜头--一个人坐在榻榻米上的高度所摄得的镜头。不论室内或室外，小津的摄影机总是离地高约3尺，很少移动。但他用很少的移动突然间穿过他在此之前营造好的静止世界，产生一种神秘不安的气息。这些都是小津招牌式的镜头语言，他的中国追随者侯孝贤其后也一样，两位大师的电影语言都来自他们的人生哲学--静止中的观察，实际上是一种倾听的态度，是一种尊重对象的态度。画框也是小津最重视的形式依托，他在拍片之前，都要用铅笔画出每一个分镜的草图。小津的机位很低，这些都显示小津想获得一种绘画意义上的平衡感。小津给他的电影方法以严格的自我限定，一种极简的模式。他绝不变化，坚定地重复着自己的主题和电影方法。这形成了小津电影的外观，成为人类学意义上的写作，成为日本民族的记忆，成为日本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他的克制、在形式上的自我限定却也是大多数东方人的生活态度，于是有了小津电影之美，有了东方电影之美。小津的电影方法不煽情，而是敏锐地捕捉感情，他限制他的视野，但能看得更多；他局限他的世界，以便超越。比起普通的电影，小津电影中的故事要少得多。而所谓故事，看起来往往只是一些闲情散景。小津的53部影片中有25部是著名编剧野田高悟和小津合作的，《早春》之后的8部作品都是在野田乡下的寓所里，在两人一起散步、喝酒、争论中完成的。小津的电影世界，给你极少，又给你极多。1963年12月12日，小津安二郎因癌症而死。他在去世后多年才获得了国际性的声誉。他当然不会在乎这些，他的墓碑上无名无姓，只刻有一个大大的"无"字，他早参透了人生。1999年我第一次到日本，我的监制市山尚三带我去镰仓丹觉寺看小津的墓。我们点了香，敬了酒，送上花。鞠躬的时候闻到淡淡的香味，我相信空中缭绕的一定是所谓小津的精神。  

我过去重要的生命经验都是县城给我的，如果没有县城，可能就随波逐流了。

1908年11月14日傍晚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酉刻，38岁的光绪皇帝在幽禁中死于中南海瀛台涵元殿。1909年3月12日光绪梓宫出殡，从京城景山观德殿移至西陵梁各庄行宫"暂安"。当时，崇陵尚未建成。直到1913年11月，在行宫正殿停放了四年零八个月的光绪皇帝才入葬崇陵地宫，而大清王朝却已经灭亡。 倘若把光绪之死看作一个孤立的事件，那么，其结果似乎并不重要。但如果我们把光绪之死同当时的政治派系斗争联系起来，就会发现光绪之死的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东西。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再去反观光绪皇帝的死因时，就可能得出与以前完全不同的结论。 笔者在此想从病史医案、时人日记和政治斗争三个方面，透视光绪皇帝的死因，并对围绕光绪之死的清廷各势力的政治博弈做一简要分析。 一、从病史医案看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戊戌政变，慈禧再次临朝"训政"，光绪帝被幽禁于瀛台，七情郁结，遂成病势。慈禧征召各地名医为光绪诊病，并将诊病脉案交各衙门堂官阅看。 我们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根据内务府《奉宸苑值宿档》整理的《光绪帝被囚瀛台医案》可以看到，从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三到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八日（其中略缺数日）光绪帝的病症及诊治情况。现择取十月初四至十月十二日医案，摘要如下： "十月初四日，下部潮湿寒凉，时或滑精，不耐久坐久立，懒于步履。恶寒嗜卧，腿膝酸软。前半夜少眠，后半夜睡不解乏，醒后筋脉觉僵，两肩沉坠。今早大便一次溏稀，便前便后腹中作痛。小便频数时或艰涩不利等症。[1] "十月初五日，下部潮湿寒凉，时或滑精。不耐久坐久立，懒于步履。恶寒嗜卧，腿膝酸软。前半夜少眠，后半夜睡不解乏，醒后筋脉觉僵，两肩沉坠。今早大便二次，便前腹中作痛，先稠后稀。小便频数，时或艰涩不利。[2] "十月初六日，下部潮湿寒凉，时或滑精，不耐久坐久立，懒于步履。恶寒嗜卧，腿膝酸软。前半夜少眠，后半夜睡不解乏，醒后筋脉觉僵，便前腹痛。今早大便一次溏稀，小便频数时或艰涩不利。[3] "十月初七日，口渴心烦。身体懒倦，腰间作痛，牵引少腹作抽。谷食欠香，消化不快， 食后胸堵膨满胀闷。前半夜少眠，后半夜睡不解乏，醒后筋脉觉僵，两肩酸沉。便前腹痛，今早大便一次见溏，小便频数时或艰涩不利。"[4] （中缺十月初八日--十月十一日） 十月十二日，御医会诊，对光绪帝病情病因做了整体分析： "十月十二日，朱焜、门定鳌、范绍相请得皇上脉息。左寸关浮弦，重按无力，右寸关弦细而数，左尺细软，右尺细弱。外感头捅之症己除，惟鼻塞清涕尚未尽净，此乃风寒渐解之象。昨夜滑精旧症如前。谨按脉症之因，推详五行之理，缘由气血素弱，更兼调摄失宜，以致伤脾，中土不能健运，以交心肾，则夜间虚烦少眠，睡不解乏，醒后筋脉觉僵之症见矣。心火不下交则上炎而灼肺金，故呛咳无痰，牵引少腹作抽。心烦日渴，身体懒倦，时作太息。食后胸堵胀闷，恶寒嗜卧之症生矣。水不上济则下流，而伤阴液，乃有小便频数，时或艰涩不利，梦遗滑精，耳鸣腰捅，腿膝酸软之症出矣。金虚则木盛生火，故日赤干涩，视物若蒙之症作矣。肝木既盛则侮脾土，故四肢沉坠，酸软无力，不耐久坐久立，懒于步履。谷食欠香，消化不快，大便溏稀之症作矣。"[5] 从光绪二十四年的旧医案来看，光绪帝身体长期羸弱，病亡的可能性极大。这里之所以拈出这段陈年医案，就是想从较长时段把握光绪帝的病程状况。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光绪帝死前十年就已患有五脏、消化系统、分泌系统、生殖系统、排泄系统、呼吸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虽曰多为慢性，十年之光阴消磨，亦足以致如此孱弱之人于死地。 光绪三十四年春，光绪帝病情加重。宫中御医诊治无效，只得征召江苏名医陈秉钧、曹元恒等人进京诊脉。对此，刘声木记道:"光绪三十四年二三月间，德宗景皇帝久病未愈，早入膏肓。有时肝气大发，愤无所泄恨，以手扭断某太监顶戴，以足跌翻电气灯。情势日亟，遂有令各省督抚保荐名医之上谕。"[6] 光绪三十四年四月间，慈禧曾与光绪帝"初次同幸农事试验场......慈圣步履甚健，场中周围约十余里，尽皆步行。德宗则以两人小肩舆随后。"[7]此时光绪帝身体之弱，反不及年逾七旬的太后。 光绪帝的病情进一步加重，是在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底。《申报》报道，当时皇上已是"步履甚艰，上下殿阶须人扶掖。"[8]到九月底十月初，光绪帝行走已不便。 据杜钟骏从内务府大臣奎俊处得到的消息，"一日皇上在殿泣日：万寿在即，不能行礼，奈何？六军机同泣。"[9]十月初十是慈禧太后的生日，据恽毓鼎记:"皇太后万寿，升仪鸾殿。辰正，皇上（此处似缺"本应"二字--笔者注[10]）率王公百官在来燕门外行礼，臣毓鼎侍班，人宝光门后始知圣躬不豫，唯在内廷行礼，毓鼎乃随诸臣人班叩贺。"[11]此时的光绪帝已是"足难出户"了。 从以上记述中，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光绪帝病情的恶化有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或者说"发展脉络"。捕捉到这一"发展脉络"，有助于我们对光绪帝的死亡不至于因为感到太过突然而刻意去捕风捉影以至浮想联翩，成为某些另有所图的"野史"所俘获的代言者。 二、从时人日记看     与当时流传的诸多"野史"及其多远离内廷权力中枢的作者群体相较，有机会和权力出入内廷的机要人员和朝廷重臣的日记记载无疑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和正式性。特别通过这些日记记载，我们可以窥见围绕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的双双病危内廷的仓惶应对和匆忙的权力交接，以及笼罩在众臣心头的阴霾和对个人与国家前途的忧虑感和未知感。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两宫病皆亟"与其说是出于人为，不如说是出自"天意"（即所谓"历史的偶然性"所致）。 我们先看时任军机章京的许宝蘅日记中的记载：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四日六时入直。前二日两宫未御勤政服，以太后感冒伤风。十二日庆、醇两邸曾诣仪鸾殿问安。"[12]慈禧太后由于生日过劳致病。 "十月十五日入直。大风，甚冷。庆邸昨日请训赴东陵查看普陀峪工程，今日启程。"[13] "十月十八日六时入直值班。皇上以不能坐，未召军机。"[14] 这时的光绪帝坐起已是困难。 "十月十九日入直。太后圣躬不豫，梁监传谕周身痛，昨日至今未进食，停起。"[15]慈禧太后全身疼痛，无法起床，两天没有吃东西。 "十月二十日闻两宫病皆亟，军机巳刻入对于太后宫内，午刻又传入见，奉懿旨授醇亲王为摄政王，又奉懿旨醇亲王之子溥仪留宫内教养，在上书房读书，又闻传即夕还宫。二圣同病，殊可危虑。"[16] 再让我们看一看时任军机大臣的鹿传霖日记中的记载：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二日:"六钟入直，未召见。皇上八日未大便。"[17]中医讲大便久不通，由于三焦五脏不和，气血壅塞所致，严重者可致死。 "十月十九日六钟入直，两宫均欠安，未召见。发庆邸公函，促其速回。内府大臣及各医谈两宫病状，张仲元密告，慈脉气极弱，恐脱。"[18]这时慈禧太后病危，与许宝蘅所记慈禧太后"不豫"、"停起"等细节相合。 "十月二十日六钟入直，邸辰回，未上。午后上病危，报邸，申刻来，同赴仪鸾殿慈圣寝宫请召见。派醇邸为摄政王，醇王子入宫教养，代批折件。"[19]即许宝蘅所记"两宫"病皆亟及一系列仓促的政权交接。 "十月二十一日六钟入直，内大臣、各医均言上脉见败象，鼻煽唇缩，恐不起。未敢离直房，早晚回寓所，仍住宿公所。是夜丑初二刻始寝，即闻酉正二刻五分上宾。"[20] 十月二十二日记："由公所入直，辰刻入内，至乾清宫瞻仰遗容，痛哭。"[21]既是瞻仰光绪帝遗容，若为鸩杀自不难看出，然鹿传霖记述如常。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光绪帝死于人为鸩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三、从政治斗争看 杜钟骏曾撰《德宗请脉记》，该文系多年后回忆，虽有个别细节失实，但总体上仍可参考。书中记载，七月十六日，杜钟骏在仁寿殿给光绪帝请脉，当时慈禧也在座，似乎对皇帝的健康很关注。[22]后来慈禧还禁止朝臣私下向皇帝进呈丸药。[23] 慈禧太后生日临近时，"一日皇上在殿泣日:万寿在即，不能行礼，奈何？六军机同泣。" [24]其实，作为以"德"著称的光绪帝，对于慈禧太后，无论自己情愿还是被迫，名义上必须尊敬慈禧太后，无论是在她生前还是死后。这不仅仅是一种谋略需要，而且关系到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维系。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到光绪帝在抱病尤其在病笃这段时期，与慈禧太后的关系并不像外界传言的那样紧张，很有些同病相怜的意味。至于慈禧太后为什么对皇帝的健康那样关注，其背后则是慈禧太后对皇位继承的考虑。 当时的朝局是，"有八国列强支持"的奕劻为领衔军机大臣，其子载振为商部尚书，父子显赫不可一世。当袁世凯攀辕其下，与其结成同盟时，慈禧太后就警惕起来。 奕劻非皇室近支，又与列强友善，袁世凯身为汉族，又掌控北洋，结交洋人。"洋人"、"军队"，这两者都触及到慈禧太后敏感的神经。她曾试图先把奕劻开缺，却遭到英国驻北京的公使阻挠，只好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内调袁世凯为外务部尚书，参予军机。明是重用，实际是解除其兵权。但是袁世凯和奕劻的关系却不能马上斩断。光绪帝病势日渐恶化，自己又逐渐衰老，正当她筹划着下一个步骤时，自己却病倒了，这时又听到或者预感到：袁世凯准备废掉光绪，推戴奕劻之子载振为皇帝。 恽毓鼎在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十月十四日晴。圣躬不豫辍朝，唯庆亲王见慈圣于榻前。即退，即兼程赴普陀峪地宫。朝士惊惶，虑有非常之变。且闻枢臣讨论道光庚戌、咸丰辛酉故事。"[25] 道光庚戌故事，即1850年，皇四子奕詝（咸丰）与皇六子奕訢的皇位之争。咸丰辛酉故事，即慈禧太后亲身经历的诛杀辅命大臣，自己垂帘听政的政变。显然，这时的光绪帝显然不是自己的敌人，真正的威胁来自奕劻父子和袁世凯，他们才相当于道光庚戌的皇六子势力和咸丰辛酉的恭亲王及胜保势力。而自己恰恰是借助后者取得了政变的成功。 因此，奕劻及袁世凯势力集团才是慈禧太后临终前真正的忧虑所在。于是慈禧太后在光绪帝弥留之际，也感到自己身体不适时，开始了她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弄权：先把奕劻调开，让他去东陵查看工程，然后把北洋军段祺瑞的第六镇全部调出北京，开往涞水。为了稳定第六镇北洋军，开拔之先发给了每名士兵二两银子，一套新装和两双新鞋。同时把陆军部尚书铁良统辖的第一镇调进来接防。  "等到奕劻回来，这里一切大事已定：慈禧宣布了立我为嗣，封我父亲为摄政王。但是为了继续笼络住这位有八国朋友的庆王，给了他亲王世袭罔替的思荣。"[26]  "在她看来，她这个决定总算为保全爱新觉罗的宝座而尽了力。她甚至会认为，这个决定之正确，就在于她选定的摄政王是光绪的亲兄弟。因为按常情说，只有这样的人，才不至于上袁世凯的当。"[27] 后来的载沣罢黜袁世凯与其说是"为兄报仇"的意气用事，不如说是"按既定政策办"，连慈禧太后生前都奈何不了尾大不掉的袁世凯，一个年纪轻轻的摄政王又怎么可能伤到袁世凯而不为其所反噬呢？慈禧太后聪明一世，临终恐怕也有"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无奈与慨叹吧！ 至此，我们在回头反观光绪帝之死，恐怕再也没有十足的勇气说光绪帝死于慈禧太后或者其他什么人的之鸩杀了。 这里还想再就历史研究与仪器科学的联姻简单谈一下看法。笔者曾经受过四年的理工科训练，做了许多植物细胞分析、DNA基因提取等实验设计，深感基于实验（或者说经验）的定量分析必须和基于逻辑推理的定性分析结合，才有可能得出接近事实真相的数据和结论。如果过分依赖定量分析而不加以审慎质疑和思考，则得出的结论有时甚至不如定性分析接近事实的真相。换句话说，历史研究可以借助仪器科学,但不能迷信仪器科学,因为其中的不可控因素太多，单就测量误差来说，就有系统误差[28]、仪器误差[29] 、理论误差[30]、个人误差[31] 、环境误差[32]以及过失误差，[33]甚至还包括不为人知的人为的因素。[34]因此，对任何一个化学量进行的测量都不可能得出一个绝对准确的数值，即使用最精尖的测量仪器和最完善的测量方法，测出的数值也和真实值存在差异。 也许会有人担忧，"科学会因为不确定性而衰弱吗？"美国密歇根大学地质科学系教授，曾任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地球科学部顾问，美国地球物理学联合会委员的波拉克告诉人们不必担心，科学的不确定性不但不是止科学前行的障碍，恰恰相反，"许多科学的成功正是由于科学家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学会了利用不确定性。科学是靠不确定性而繁荣的。遗传性状如何被复制的不确定性，最终导致双螺旋分子结构的发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是科学工作者的那些人经常将科学等同于确定性，而不是等同于不确定性。"[35] 最后还有一点值得我们继续思考和探索的是：从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去世到1913年11月崇陵建成入葬, 光绪帝尸体在行宫正殿停放了近五年，这期间究竟如何保证尸体不腐烂，可以肯定对尸体做了某些防腐处理，而且极有可能采用西洋的化学方法处理（中国传统的防腐处理无论如何无法使尸体在地上留存五年），但具体如何操作，用何化学试剂，其中有没有砷化物。[36]倘若是因为采用了砷化防腐的方法对光绪帝的遗体进行了全身处理，从而导致了其身体各肢体器官及毛发甚至衣物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砷化"现象，那么即使测量出砷含量超出常规，恐怕无论如何也推不出"光绪帝死于砒霜中毒"这一结论吧！  注释：[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帝被囚瀛台医案》，《历史档案》2003年第2期，第69页。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帝被囚瀛台医案》，《历史档案》2003年第2期，第69页。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帝被囚瀛台医案》，《历史档案》2003年第2期，第69页。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帝被囚瀛台医案》，《历史档案》2003年第2期，第70页。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帝被囚瀛台医案》，《历史档案》2003年第2期，第70页。 [6] 刘声木：《苌楚斋随笔》（上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87页。 [7] 刘声木：《苌楚斋随笔》（下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950页。 [8] 《申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九日，第3版专电四。 [9] 杜钟骏：《德宗请脉记》，《近代史资料》（总56号），第50页。 [10] 根据后文"入宝光门后始知圣躬不豫，唯在内廷行礼"记载，光绪帝显然未能率王公百官在来燕门外行礼。恽毓鼎的此条记载多被后来的研究者短章取义，用以证明此时的光绪帝身体尚健，不久之后的"离奇"死亡是被人鸩杀。至于说此处缺省的原因，笔者认为可能是时任起居注官的恽毓鼎出于"为尊者讳"的有意缺省，毕竟光绪帝此举殊乖礼制。 [11] 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页。 [12] 许宝蘅：《巢云簃日记》1906-1911，《近代史资料》（总115号）2007年7月，第57页。[13] 同上，第57页。[14] 同上，第57页。[15] 同上，第57页。[16] 同上，第57页。 [17] 鹿传霖：《鹿传霖日记》，《文物春秋》1994年第3期，第65页。[18] 同上，第66页。[19] 同上，第66页。[20] 同上，第66页。[21] 同上，第66页。 [22] 杜钟骏：《德宗请脉记》，《近代史资料》（总56号），第45页。 [23] 杜钟骏：《德宗请脉记》，《近代史资料》（总56号），第52页。 [24] 杜钟骏：《德宗请脉记》，《近代史资料》（总56号），第50页。 [25] 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页。 [26]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3年9月，第20页。 [27]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3年9月，第20页。 [28] 系统误差又叫做规律误差。它是在一定的测量条件下，对同一个被测尺寸进行多次重复测量时，误差值的大小和符号（正值或负值）保持不变；或者在条件变化时，按一定规律变化的误差。 [29] 这是由于仪器本身的缺陷或没有按规定条件使用仪器而造成的。如仪器的零点不准，仪器未调整好，外界环境（光线、温度、湿度、电磁场等）对测量仪器的影响等所产生的误差。 [30] 又称方法误差，这是由于测量所依据的理论公式本身的近似性，或实验条件不能达到理论公式所规定的要求，或者是实验方法本身不完善所带来的误差。例如热学实验中没有考虑散热所导致的热量损失，伏安法测电阻时没有考虑电表内阻对实验结果的影响等。 [31] 这是由于观测者个人感官和运动器官的反应或习惯不同而产生的误差，它因人而异，并与观测者当时的精神状态有关。 [32] 也称外界误差，是由于实际环境条件不满足规定条件而产生的误差。环境条件包括温度、湿度、气压、振动、电磁场、光照度等以及这些因素的空间不均匀性和时间不稳定性等。 [33] 过失误差也称粗差，是指工作中的差错，是由于工作粗枝大叶，不按操作规程办事等原因造成的。过失误差主要是由于测量者的疏忽所造成。例如读数错误、记录错误、测量时发生未察觉的异常情况等等，这种误差是可以避免的。 [34] 如"意识形态的扭曲"，一个前苏联斯大林时期对孟德尔所谓"资产阶级遗传学"的颠覆和对米丘林所谓"无产阶级遗传学"的鼓吹经常采用政治对实验数据的导向性干预策略。参见美亨利·波拉克：《不确定的科学与不确定的世界》，李萍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0页。 [35] 美亨利·波拉克：《不确定的科学与不确定的世界》，李萍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页。 [36] 17世纪的英国，砷的多种化合物常被用来制取防腐剂；1909年发现的一种砷化合物--"砷凡纳明"因可杀灭细菌并抑制细菌生长，故而长期被用以治梅毒、雅司病及其他螺旋菌感染，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被青霉素所替代。（资料来源：由作者提供）

与好莱坞电影不同，中国武侠电影保持了主流电影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由于宗教的介入，中国武侠电影叙事体系中出现了“第三种力量”，改变了二元化叙事格局，也改变了武侠电影的精神模式。中国电影巧妙地将宗教伦理与影片叙事情节交融起来，宗教伦理在为正义力量提供合理道德依据的同时，通过皈依宗教流露出否定暴力的“出世情结”，使中国武侠电影的文化精神在世界动作影片的历史序列中独树一帜。

动作电影这种电影的独特品种决定了它永远无法回避暴力的手段，无法删除暴力的抗争，决定了它"动作叙事"的性质。从根本上讲，中国武侠电影的叙事策略，并不在于渲染暴力，而是在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消解暴力的残酷性

哈佛：100％供需 0％设奖 　　　　漫步哈佛校区，始建于1677年、重建于1766年、如今作为教室和讲座厅的哈佛堂，近300年的马萨诸塞学堂，200多年历史的新生宿舍霍里斯和斯托顿，上百年的用“哈佛砖”建筑的约翰斯通门，工业革命时期帕默天文台的馆所，泰坦尼克号遇难者遗赠的威德纳主图书馆，还有古老的教堂、纪念牌，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名字，记述着一段曾经的故事。 　　散步时我又看到哈佛的一组数据：哈佛学院建校时殖民政府年拨款400英镑，加上哈佛的捐赠，到独立战争时学院基金连同地产租金不足1700英镑；独立战争结束之后10年，哈佛大学的基金超过18.2万美元；至1800年达24.2万美元；1909年达2000万美元；1971年已超过10亿美元；今年哈佛管理公司管理的捐赠基金则在349亿美元左右；哈佛的校友捐款率达48％。　　“有界多口，外比内广”，是哈佛校园的特点，也适合哈佛的教育理念。哈佛是一个私立大学，也是一个非营利机构，它的学费非常高，但同时有一套发达的学费减免和经济资助制度。哈佛对学生的公开资助计划声称：100％满足必要资助需求，消除所有合格学生及其家庭的经济障碍。2004年，哈佛宣布家庭收入低于4万美元的学生一概免收学费；2006年这一标准提高到6万美元，并准备提高到8万美元。在此基础上，2007年哈佛开始加强对中到中上收入家庭的资助，标准是收入在6万美元至18万美元之间的学生学费负担不超过家庭收入的10％。这就是哈佛学费对家庭经济负担的“0～10％”标准。年收入18万以上的家庭，如有特殊情况，特别是供多个孩子读书，也有可能获得部分助学金。略须说明的是，2007年美国家庭年收入中位线50223美元，18万美元标准属于7％的高收入阶层。目前，约一半学生获得因需而获的助学金，大约70％的哈佛学生获得学校资助，总额接近1亿美元。2004年全年，学校10％的经费用于助学金或学生资助，共2.63亿美元。　　除学费减免和助学金作为主要途径以外，学校还提供工作机会。有专门的学生工作办公室（不是做学生工作的办公室，而是为学生提供工作机会的办公室）和咨询导师帮助学生寻找适宜的工作，补贴学费。学校保证提供与学期相符的工作机会，而且大多对其学习生涯有所助益，比如家教、研究助理、帮实验室、图书馆、校园、办公室或者老师工作等，学校导游也是其中一种。　　第三种经济帮助途径是在校期间的无息贷款。不过，贷款被归为“自助”资金部分，各学校竞相宣布努力减少贷款比例的目标。普林斯顿在2001年成为了全美第一所“无贷款”学校，哈佛也正努力实现不需要贷款。学校工作的这些“成绩”和声明对我听起来颇有意思，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助学贷款属于“国家资助”，提供贷款是重要的工作成绩。比如我们的教育部2008年9月10下发的《认真做好2008年高校新生资助有关工作通知》明确指出：国家助学贷款“仍然是主要的资助措施之一”，“是维护党和政府形象、维护广大学生和家长切身利益的具体体现；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教育公平，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基本要求；是保证我国高等教育持续、协调、健康发展，维护高校乃至社会稳定大局的重要措施”，目前“各高校要主动与经办银行密切配合，切实做好国家助学贷款的申请和发放工作，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贷尽贷”。　　我觉得以上两种思路里至少有三点不同：第一，贷款属于“国家资助”还是“学生自助”？美国的大学认为，贷款实际是学生预支自己未来的资金，所以它属于“自助”部分。第二，贷款是教育机制的目标还是其消除的目标？对于美国的大学，既然贷款属于“学生自助”部分，教育有责任减少学生未来的经济负担，所以各大学以消除贷款作为自己工作值得自豪的成绩。第三，作为一种目标，是通过“不许”还是“不需”来达成？我们常常看到政策会采取“不许”、“严禁”、“务必”等强调再强调的方法来落实目标，而对于美国有助学贷款的学校而言，“零贷款”的目标却不是“减少”、“不再发放”的结果，而被表述为“新助学计划成功减少了贷款需求”，也就是说，在他们的思路里，一种不满意的现象也是理性的选择，所以既不是因为它存在就肯定它好，也不是改变人的理性否认它存在，而是通过发展条件使它不再有存在的必要。　　在2005～2006学年，学费、租房、食宿、保险及其他个人开支，一年约需44350美元，一个国外学生的中等助学计划，大致有26500美元助学金、2000美元工作收入与1650美元贷款。哈佛不断发展的趋势是助学金覆盖面与额度的大幅度增加，而贷款逐渐消除。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哈佛不设奖学金。它坚持“经济状况盲取”和“入学后因需而定的经济资助”两条原则，从而认为：录取的学生都具有卓越的优异性，在这样情况下，以评优为基础的奖学金将有失公平。不过，哈佛学生常能获得外界各种奖项，据校长介绍，去年他们共计获得一千万美元的各种奖励金，加强了他们自己在校的资金支持。“助需不奖优”，倒令人想起中国教育古训：“有教无类。”　　现任校长佛斯特在今年的毕业典礼上说：“我们必须谨记，不最广泛地把人才吸收进来，就不再是一个优秀的大学。高等教育在一个自由民主社会必须扮演‘机会发动机’的角色，美国高等教育的特质在于将广泛可及和识别卓越智慧结合起来。”“这是为什么哈佛过去的五年都在大力改进学费和资助制度的原因，它要真正让来自经济收入光谱不同层次家庭的孩子都上得起，同样重要的是，哈佛教育应被理解为对任何有才华学生的现实的可能性，不论他的经济条件。”　　在消除经济障碍、开放教育机会方面，普林斯顿、耶鲁、斯坦福、芝加哥等很多学校都有类似计划，有些比哈佛做得更早、更完善。这种机制与事业性教育机构又不同，它是学费和资助分明的——高昂学费，是教育产品的价值；大量资助，是公平教育机会的理念。前者是市场自由的规律，后者是保障自由延续的制度。对于从计划事业转向市场经济的体系而言，用“可分性”与“排他性”来管理教育有偏颇。教育的“公共”价值，除了经济学家的计算，还含有一种人类的理念：人，生而平等。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责任编辑：田瑛)

赖声川，1954年出生在美国，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戏剧博士，现任台北艺术大学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及驻校艺术家、“表演工作坊”艺术总监。他29岁开始剧场创作，至今编导舞台剧27部、电视影集300集，另有剧场导演作品22部。

2003年自然之友报告，提及广东贵屿。“电子垃圾中的50%—80%要出口到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去。（其中80%出口到亚洲，其中又有90%进入到中国）。”2009年仍无改善。

贵屿处理的电子废物乃全球之冠。在2001年12月美国非官方媒体Basel Action Network 详细调查及记录当地情况，并制作科学报告和拍成纪录片Exporting Harm。之前，贵屿的电子废物污染仍然不为人知。事件曝光后，不但引起了绿色和平、联合国环境署及巴塞尔公约(Basel Convention)等组织的关注，也在国际社会引起对全球电子废物处理手法的讨论。 2008年6月14日，绿色和平行动人员冒险爬上香港葵涌货柜码头的YM Success号货柜船，并一直留守，以截停这艘来自美国、装有电子垃圾、打算借香港法规漏洞而辗转运往内地的货柜。7月4日，香港环保署终于和绿色和平的代表会面，讨论限制国外电子垃圾的进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