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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结合当代中国大陆有关朝鲜战争的最新研究，将抗美援朝战争置于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与战争的脉络中加以重新审视。 2013年6月至8月间草成并完稿,10月间定稿。

"复式小说"增添了"文本"的维度，并将《金瓶梅词话》视为"书写"的产物，凸显它对前代和当代众多文本和文体的移置、替代、戏仿、改写和重组，尤其强调了"编织"的手法在复式小说建构中所起的作用。本文借助这一观念，旨在揭示《金瓶梅词话》在中国章回小说史上范式转型的特殊意义，同时也讨论与互文性密切相关的一系列小说研究的重要问题，界定寓言说或象喻说与索隐论的分野，并探讨从象喻性 和"补作"的虚拟叙述等不同角度解读《金瓶梅词话》的多种可能性。

这篇文章的早期版本是2012年间的访谈整理稿，此后经过两次综合与修订。这里刊载的是第二次修订后、发表于《开放时代》2014年第2期上的版本。文章从三个不同方面论述当代世界和中国的代表性危机。第一，代表性断裂是当代世界的普遍政治危机，其核心是政党政治的危机；第二，代表性危机是中国社会主义体制危机的政治后果，其核心是阶级政治的衰落；第三，现代中国革命中的理论辩论和群众路线既是中国代表性政治的历史前提，又包含了超越这种代表制的要素。在思考"后政党政治"的语境中，重新思考这一政治传统有助于探索政治的未来。

林冠夫先生，一九三六年出生，浙江永嘉人。一九五七年就读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一九六六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研究生班，师从刘大杰、朱东润、蒋天枢等先生。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二零一六年11月因病在北京辞世。

选刊曹天予教授新书《权力与理性 – 世界史中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第五章及答问部分。价值继承，即一方面承认自由主义文化有内生批判、内在超越的潜能，另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的思想斗争，夺取和守卫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领导权。布莱希特、本雅明对现代主义的革命解读，正是这两个方面交界地带的实践。文化具有连续性，是历史延续的一部分。

选刊曹天予新书《权力与理性 – 世界史中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序言及第一章。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及其关联只有放在世界史的语境中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为什么？

2016年5月中旬，我和鄢一龙所著《中国国情与发展》一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是我十多年来为清华大学本科生开设"中国国情与发展"课程的教材，这门课是让他们认识中国、分析中国的入门之课，也是引导他们与中国兴盛同行、终身受益之课。我以"毛泽东"为关键词检索了这部70余万字的书稿，获得了345条记录反馈（包括正文、引注和附录）。

近来在两岸艺坛上有一件盛事，那就是在中国艺术史上极为著名的元代大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点击观看： 剩山 无用师】，在经历了巧取豪夺以及焚烧和断裂的种种劫难后，其分别存放在浙江省博物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两截幸存的部分，目前正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联合展出。关于黄氏绘画的成就，在中国艺术史中早有定评，当然无需我在此更为辞费。我现在所要写的，只是由黄氏这一幅名画《富春山居图》后面的一段跋文所引起的感慨。 黄氏本姓陆，生于南宋度宗咸淳五年（1269），南宋覆亡时，他只有十岁左右，而他的父母却都早已先后亡殁，当时有一位居住在浙江永嘉名叫黄乐的老人，遂认养了他作为嗣子。据说，这位老人对他极为赏爱，一见面就曾经欣喜地说“黄公望子久矣”，而这也就是他后来何以被名为“黄公望”而字“子久”的缘故。黄氏天资聪颖，十二三岁时曾应神童之试，其后也曾一度进入仕途，但因性情不适于官场生活，遂弃官而去，遨游于山水之间。与他同时的夏文彦（也就是他在跋文所提到的云间夏氏）在《图绘宝鉴》中，称述他的山水画之精妙，曾经说他在虞山居住时，“探阅虞山朝暮之变幻，四时阴霁之气运，得之于心而形之于画，故所画千丘万壑，愈出愈奇，重峦叠嶂，越深越妙”。他也曾与当时的杨维桢、张雨、方从义、倪瓒等避俗之士，先后加入过新道教。他曾经为倪瓒所绘的《六君子图》题写过一首诗，说“远望云山隔秋水，近看古木拥坡陀。居然相对六君子，正直特立无偏颇”，可见其品格修养之一斑。当他79岁那年，与他的师弟无用一起来到了富春山。此山面临富春江，江边有世所称仰的高士严子陵的钓台，他与师弟无用一同住在附近的南楼之上，于是这里的江山人物之胜遂引起了他的画兴，开始了他的《富春山居图》的创作。而每日与他生活在一起的师弟无用，既赏爱他的画作，也被他作画的投入之精神所感动，又担心这一幅画之不能长保，于是就请求黄氏在此一画卷之末，题写了一篇跋文。原文是“至正七年，仆泊富春山居，无用师偕往。暇日于南楼援笔，写成此卷。兴之所至，不觉亹亹布置如许。逐旋填剳。阅三四载，未得完备。盖因留在山中而云游在外故尔。今特取回行囊中。早晚得暇，当为着笔。无用过虑有巧取豪敚（通夺）者，俾先识卷末。庶使知其成就之难也”。跋文后记有年月及署名，云“十年青龙在庚寅歜节前一日。大痴学人书于云间夏氏知止堂”。“十年”指的是元顺帝至正十年，以干支计为庚寅年，是西历的1350年。“歜节”指的是端午节。当黄氏题写此一跋文时，他已经是82岁高龄了。其后八年黄氏逝世，此一画卷遂为他的师弟无用所保有。无用本名郑樗。在经历了元代灭亡的世变以后，郑樗也于不久逝世，于是他所宝爱的此一画卷，遂辗转流传于不同的收藏家手中。其间当然有巧取，也有豪夺。直到清顺治七年，那一年恰好也是庚寅年，是西历的1650年。距离黄氏跋文已有300年之久的时候，这幅画卷遭遇了一场劫难，因被火焚而断裂为两截。这期间当然有许多故事。我们现在能对此一画卷之辗转流传略知一二者，则是因为幸而有一些赏爱此一画卷的人，曾经为之写下了一些题跋的记述。 原来，在明代成化以前，此一画卷曾为当时的大画家沈周所保有，其后被人诈骗而去，转卖给了苏州的一位名叫樊舜举的节推。沈氏后来在樊氏家中曾经又见到了此一画卷，但已无力购回。沈氏在感慨之余，遂在卷末题写了一段跋记。其后，此一画卷于明代隆庆年间又流入到了无锡谈志伊手中，谈氏曾经邀集了当时的一些文士如文彭、周天球、王穉登等人一同观赏，诸人也曾分别写有题识。其后至万历年间，此一画卷又流入另一位大画家董其昌之手。董氏晚年家境困窘，遂将此一画卷典质给了吴达可，吴氏之子吴正志与董其昌为同榜进士，雅爱书画，曾经在此一画卷的骑缝之处都盖上了自己的收藏之印。及至吴氏殁后，此一画卷遂传入了其幼子吴德裕的手中。吴氏友人邹之麟曾在吴氏处见到此一画卷，并为之写有题识，曾叙及明代覆亡之际，“问卿（按：吴德裕字问卿）一无所问，独徒跣而携此卷，嗟呼！此不第情好寄之，直性命殉之矣”。而也就正是这一位欲以性命殉此画卷之人，乃于其面临殁世之际，竟欲以此一画卷为殉，将之投入了一炉烈火之中，视火盛乃转入卧内。幸而问卿之从子吴子文，“疾趋焚所”，将此一画卷自火中救出，于是此一画卷遂在劫火之后断裂为二。孰知，那位将此一画卷自火中救出的吴子文乃于不久之后竟将画卷转售他人，而以前曾为此一画卷写有题识的邹之麟，即亲见此画之流转无常，所以在其题识之后乃曾为之加一转语，云“东坡不云乎‘冰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按：东坡诗原句应是“泥上偶然留指爪”）。夫人世之间本来一切无常，连自我一身尚且不能长保，更何况是身外之物呢。不过物虽不能长保，而透过这些题跋的文字之记述，却使得千百年以下的观赏之人，对于千百年以上的那些爱赏者的一份情谊，仍然感动不已。 我最近恰好也经历了一次“物缘有尽”的失落，原来在我温哥华家中客厅和起居室所悬挂的几幅书画，竟于去岁（2010年）12月被盗窃一空。我个人本不是一个耽溺于物的人，所以，实在可以说是家无长物，更从来不会主动购藏什么古玩书画，就连一般妇女都对之极为喜爱的珍宝首饰，我对之也并无兴趣。这一次所失落的五幅字画都是师友所馈赠，所以对之颇为珍爱，我所珍爱的不是“物”的价值，而是当年师友馈赠给我时的一份情谊。因此，在读了有关《富春山居图》之得失流转的一些记述时，遂想到何不将当年师友馈赠这些书画时的一份情谊记写下来，如此则若干年后无论这些书画流转到何地何方，只要读到我这些记述的人，他们也必能在观览这些书画之时，联想起与这些书画相关的一份情谊。这或者也可以作为我对当年赠我以这些书画的师友们之高谊的一种感念之情，以及今日我竟使这些书画从我自家被盗的一种愧疚之意的一点表示吧。 我所失落的书画共有五幅，其中，我最为宝爱的是20世纪60年代台静农先生所书写的我于梦中得句的一幅联语。我于1954年经许诗英先生推介进入台湾大学教书。当时台先生是中文系主任，他身边常有一些弟子围绕左右，而我则是一个外来的中文系教师，所以颇存自外之心，何况我年轻时性情羞怯，因此从来不曾到台先生府上做过私人拜访。直到20世纪60年代，有一天台先生忽然打电话来，要我到他家中去一趟。原来，那是因为不久前，台大中文系郑骞教授的夫人逝世，郑先生是我的老师顾随先生的朋友，郑师母曾经在他们家中热情接待过我。当时郑先生的母亲还在，我尊称她为太师母，郑先生的女儿不过十余岁，就称我为叶大姐。所以当郑师母去世时，我就写了一副挽联，上联写的是“萱堂犹健，左女方娇，我来十四年前，初仰母仪接笑语”，下联写的是“潘鬓将衰，庄盆遽鼓，人去重阳节后，可知夫子倍伤神”。台先生见到这副联语后，认为我写得不错。不久后，台大中文系董作宾先生逝世，台先生就叫我代拟了两副联语，一副是代台大中文系全体师生拟写的挽联，上联写的是“简拾流沙，覆发汲冢，史历溯殷周，事业藏山应不朽”，下联写的是“节寒小雪，芹冷璧池，经师怀马郑，菁莪在沚有余哀”。还有一副是代台先生私人拟写的挽联，上联写的是“四十年驹隙水流，忆当时聚首燕台，同学少年，视予犹弟”，下联写的是“三千牍功成身逝，痛此日伤心海上，故人垂老，剩我哭君”。从此以后，台先生遂经常打电话来，要我替他写一些联语，有挽联也有贺联，前后约有十副以上之多。一般情况是他打电话把我叫去后，向我介绍一些与要写之联语相关的情况，我回来拟写好了以后，再送去听取他的意见。总体说来，他对我拟写的联语大多是奖勉有加，只有一次提出了一点小小的意见。那是于右任先生逝世时，台先生要我代他写一副挽联。我拟写的联语，上联是“生民国卅三年之前，掌柏署卅三年之久，开济著勲猷，朝野同悲国大老”，下联是“溯长流九万里之远，抟天风九万里之高，淋漓恣笔墨，须眉长忆旧诗人”。我曾与台先生商讨下一联的末一句是用“须髯”还是用“须眉”。于右任先生以美髯著称，所以本来我想用“须髯”，而台先生性格通脱，以为不必如此拘执，不如径用“须眉”似更为浑成。如此，我与台先生熟识了以后，就逐渐消除了羞怯之感。有一次和他谈起来我睡梦中的一些诗句和联语，台先生听了后，极感兴趣，而且告诉我说他早年也曾在梦中梦到过诗句。不过，台先生在生前从来不把他的诗作示人，所以他也未把他梦中的诗句告诉我，但却要我把梦中的诗句和联语告诉他。当时，我因为梦中的诗句只是断句，所以未曾写下来，但我梦中的联语则是完整的，于是我就在一张纸上写下了这一副梦中的联语。谁想到过了十来天，台先生竟然亲自把这一副联语写成了一幅书法，而且用压镜的方式把这一副联语镶嵌进了一个宽约35公分、长约75公分的美丽镜框之内送给了我。我的梦中联语，上联是“室迩人遐，杨柳多情偏怨别”，下联是“雨余春暮，海棠憔悴不成娇”。台先生在上款题写的是“嘉莹夫人梦中得句，命为书之”，下联落款写的是“静农于台北龙坡里之歇脚庵”。上联右下方钤有一方肖形图印，下联落款处则钤有一个阴文、一个阳文的上下两方台先生字号的小印。联语用金色细绫装裱，镜框则配用的是金漆而镶有一条黑色直线的边框，整体的色调显得珍贵而秀美。至于台先生的书法则写的是带有隶书风格的行楷，上下联左右之间留有约二公分的间距，至于字与字之间的行气，则写得神贯而形离。整体看来疏朗中有绵密之致，端秀中见英挺之姿，既有行楷之逸畅，又兼隶体之端凝，与台先生平日常以行草书写的风格颇有不同，是一幅极见用心之作，是我平生所收受的友人馈赠之书法中最为喜爱的一幅作品。 如我在前文所言，我对台先生既颇存有“自外”之意，而且性情羞怯，所以我虽对台先生的书法极为喜爱，却从来不曾开口向他索要过任何作品。台先生在联语上款所题的“命为书之”，只是他的自谦之辞。收到台先生所馈赠的这幅书法后，我也曾对台先生喜爱这一副联语的心意有过一点猜想，我想台先生很可能是透过我这一副梦中得句的联语，对我潜意识中的某些幽约怨苦之思有所感触。原来，我于1948年随外子工作调动渡海来台后，次年12月外子即因白色恐怖而被海军拘捕，当时我们的长女言言还不过只有四个月大，而半年后我所任教的彰化女中自校长皇甫珪以下，则有六位教师也因白色恐怖而同时被拘捕，我带着吃奶的不满周岁的女儿也一同被拘捕进了彰化警察局。经过审讯笔供后，警方原意是把我们一起解往台北的警备司令部，其后因为我有一个吃奶的女儿，遂将我提前释出。但我则既失去了工作也失去了宿舍，遂成为一个无家可归之人，不得不寄居在一位亲戚家中，过着每天带着女儿在走廊中打地铺的生活。幸而数月之后，有亲友把我介绍到了台南一所私立女中去任教，我遂带着女儿迁往台南，住入了一间只有草席而空无一物的宿舍。当时的同事和学生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带着女儿却三年不见丈夫踪影的少妇，未免心怀揣测，而我则只推说是外子的工作忙碌，却对于所经历过的白色恐怖之遭遇未敢透露一字。来到台大以后，我当然更不曾对任何人说起此事。但我想台先生对我所经历过的苦难，却可能是知道的。那是因为我到台大来任教是许诗英先生的推介，而我当年去彰化女中任教也是许诗英先生的推介。许先生曾在我北京老家外院的南房租住过，当时我还只不过是一个中学生。1971年许先生殁世后，我曾写有一首题为“许诗英先生挽诗”的七言长古，其中有“旧居犹记城西宅，书声曾动南邻客”之句，记述了我与许先生相识的原委。而以此一份旧谊，所以许先生后来一直都对我极为关爱。许先生与彰化女中皇甫校长的先生宗亮东教授是朋友，彰化女中发生白色恐怖事件，他不会不知道，而当他把我介绍到台大任教时，也一定曾把我的经历告诉过台先生。我梦中的联语很可能是我当时患难中的某种下意识的流露。台先生是一位颇为锐感的诗人，我想他当时很可能是对于我这一副梦中联语的下意识中的情思有所感知，因此才会把这副联语郑重地书写和装裱后送给了我。当然，这一切都只是我的猜测和假想而已。   至于台先生曾经对我提起过的他也曾梦中得句的事，则台先生既不曾将他的梦中诗句告诉我，我也就一直不曾追问。如此，直到台先生逝世以后数年，在1995年夏，当我赴美国哈佛大学编订一册英文书稿时，住在波士顿附近的台先生的次女纯行有一天来看我，交给了我一册用稿纸抄写的台先生诗稿的复印本，说他们兄弟姊妹希望我为这一册即将出版的诗稿写几句话，我才有机会读到台先生的诗作。关于这件事，我在《台静农先生诗稿·序言》一篇文字中，已有所记叙，兹不复赘。我现在所要说的只是“梦中得句”的故事。当我从纯行手中接到台先生的诗稿后，就迫不及待地想要翻寻出他当年梦中所得的究竟是怎样的诗句。果然，在他的诗集中有一首诗记述了这件事。诗前小序写的是“余方二十岁时，梦中得句，书示同学，皆不解其意。今八十岁时忽忆及此，戏足成之”。他所足成的是一首七言绝句，如下：“春魂渺渺归何处，万寂残红一笑中。此是少年梦呓语，天花缭乱许从容。”从这首诗来看，台先生实在是一位极富幽思和远想的诗人，所以才会在梦中梦到如此微妙的诗句，并且会对于我在梦中所得的联语，如此感兴趣。而且我以为，他或者也曾从我这两句梦呓的联语中，察觉到了某些我从未开口述说过的、存在于我下意识中的某些“幽约怨悱”的哀感吧。至于把梦中得句足成为诗，则也使我想到当年我所告诉过台先生的我的梦中得句之事。我当时梦中所得的原来只有一句，这句诗就是“独陪明月看荷花”。当我与台先生提到这一句梦中之句以后，我还曾有过两次梦中得句，我也曾想要把这些梦中断句足成为诗，但却因清醒后的意识过于明白理性，所足成的句子与梦中的下意识之句，总不能结合融汇到一起，于是就放弃了自己用诗句来足成的想法，而决定摘用一些李商隐的意感朦胧的诗句，把我的梦中得句足成了三首七言绝句。我所足成的三首诗如下：其一是“一春梦雨长飘瓦，万古贞魂倚暮霞。昨夜西池凉露满，独陪明月看荷花”。其二是“波远难通望海潮，朱红空护守宫娇。伶伦吹裂孤生竹，埋骨成灰恨未消”（按：义山诗原句作“恨未休”，我为了押韵之故改为了“恨未消”）。其三是“换朱成碧余芳尽，变海为田夙愿休。总把春山扫眉黛，雨中寥落月中愁”。第一首诗足成于我离开台湾以前，我也曾把这首诗给台先生看过，台先生还曾将之写成了一个小条幅送给我。至于后两首则足成于我离开台湾以后，台先生未曾见到过。当我读到台先生梦中得句的诗以后，我曾有过两点想法，其一是我以为台先生所足成的后两句诗极好。他用“此是少年梦呓语”一句把梦中情思做了一个整体的归结，而又用“天花缭乱许从容”一句把梦中的朦胧与醒后的反思融汇成了一个虚实真幻打成一片的整体，表现出了大力开合擘画的手段，比我之用义山诗拼凑的办法高明多了。其二是台先生的梦中得句是直到八十岁以后才足成的，而那已经是他读过我之用义山诗足成梦中句的作品以后了，所以当我读到他这首诗时也曾推想过他把梦中得句足成为一首诗，曾否也受到过我把梦中得句足成为诗的影响呢？   除了这些梦中的联语和诗句以外，台先生还曾做过使我极为感念的两件事：其一是以前当许诗英先生把我介绍到台大任教时，校方要我把一些作品拿去送审，而我当时乃是忧患余生，实在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作品。所以，当许先生亲自到我家来取作品时，我所能呈交上去的只有我早年所写之诗词的一份油印稿，还有我在台南那所私立女中任教时，被人邀写过的几篇谈论诗词的小文。当许先生向我索要作品去送审时，匆促中我只好把我油印的那册诗词稿和我这几篇不像样的小文交给了他。及至我通过了评审以后，又过了许久，这些文稿又被中文系送回到了我自己的手中，这时我突然发现我那些不像样的文稿，竟然都被剪贴得整整齐齐，编订成了一本小册子，而且在封面的一页上还开列有一系列整齐的篇目，而这一系列篇目则正是台先生的笔迹。我看到后内心实极为感动。只不过我与台先生见面时，我们彼此却从来都没有提起过这件事。再有一次，是1988年，当台湾解禁以后，那时我离开台湾已有20年之久了。台湾“清华大学”的陈万益教授邀请我回台湾为几所大学作巡回讲演，我在台大讲演的开场白中，曾经提到了我初抵加拿大被迫要用英语讲课时所写的一首小诗。这首小诗是以诗中第一句的开端“鹏飞”二字为标题的一首七言绝句，全诗是“鹏飞谁与话云程，失所今悲匍地行。北海南溟俱往事，一枝聊此托余生”。我本是一个在讲课时喜欢随意发挥“跑野马”的人，如今要用英语讲课，失去了这一份随意发挥的乐趣，自不免有一种“失所”的悲哀。次日，台大校刊刊出了这首诗，我对此原也未以为意。谁想到当我离台前去向台先生辞行时，台先生竟然已把校刊上所登载的这一首小诗，写成了几个小条幅来供我检选，我当时仍是个颇为拘谨的人，所以就只从中挑选了一幅。其后我非常后悔，我当时为何竟未敢向台先生把那几张小条幅都一齐索要过来呢。此后，还有一件极使我感动的事，那是1990年秋，当我又一次回台讲学时，台先生因患食道癌已住入了台大医院。当我去看望他时，他虽已病体衰弱躺在病床上，但依然神志清明，他曾极为恳挚地对我说，“你还是回来教书吧”。我想他一定是对我那首小诗中所流露的“失所”之悲，一直在关怀着，这句话直到今日也仍然令我感念不已。而过了几天，当我将赴大陆开会，再去医院看望他并向他辞行时，他当时正在昏睡中，遂未得一语之交谈，及至我从大陆开完会再赶回台湾时，台先生则已经长逝不返了。我对台先生其实一直深怀感念之情，只因我个性羞怯拘谨，在他生前，我从来不曾开口表述过感谢之一字。1994年，当我撰写《怀旧忆往——悼念台大的几位师友》时，还曾为自己之不言谢作过一番辩解之辞，说“我以为以先生之豪迈，必不在意我之是否言谢，而以先生之敏锐，则我虽不言谢，先生也必能感知我的谢意”。而如今将近20年后，我竟然把先生珍重送给我的我所最为宝爱的一幅书法，使之从我家中遭窃遗失，我的痛心实在是无可言说。   本来数年前我已曾把友人惠赠的一些书画陆续带回中国去了，而这幅书法则因为我的过于宝爱，反而留在了温哥华我家客厅的墙壁上未忍摘除，而且当我去年离开温哥华时，家中都安装了防盗的警铃，更且还有两位同学住在我家中，多年来都是如此安排，从未发生过意外。谁料到竟会有人拆除了警铃，破坏了电闸，把我所珍爱的几幅书画一扫而空地盗窃而去了呢。此事发生时，我正远在天津，虽有亲友代为报警，但亡羊补牢已经于事无补。而我今春在津更曾因血压增高，且染上感冒又引发了哮喘等种种疾病，延误了行程。当时，温哥华的友人曾不时打电话到天津询问我的归期，有时说不要错过花季，赶快回来吧，有时又说还在下雪，还是晚点回来吧。当时，我还曾写有一首小诗，说“敢问花期与雪期，衰年孤旅剩堪悲。我生早是无家客，羞说行程归不归”。及至三月底我回到温哥华家中时，面对空白的墙壁，真是说不尽的感慨悲伤。有朋友也曾问起过我是否曾为这些书画买了保险，我说没有，因为在我心目中，这些书画所代表的原是一份内心的情谊，本不是物的价值可以衡量的，也不是金钱可以补偿的。但我从这些盗窃者行为之粗暴与品格之低劣来看，则他们所看重的显然只是这些书画的物之价值而已。我现在已是一个年近九旬的老人，物之不能长保，我对之本来早有认知。我的原意本是打算我离世时，将这些书画都留给我在天津南开大学所创办的“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作为我所接触过的古典文化的一些美好的见证。我还记得20多年前，当台先生逝世后，台大中文系的柯庆明教授曾经写过一篇悼念台先生的文章，他的文题就是《那古典的辉光》，文中对于台先生的行事为人以及音容笑貌，都有生动的描述。而如今台先生的这一幅书法竟然遭受到了这些手段如此粗暴、品格如此低劣之人的盗窃，更可悲哀的则是，我心知这些人一定是华裔人士，在与上一代之古典的辉光对比之下，我确实为我们华裔中的有些人竟然堕落到今日之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的心态和行为，感到可耻与可悲。但继而又想，这些盗窃之人既然以谋利为目的，则台先生的此一幅书法将来定会辗转流传于书画艺术的市场之中。恰好正在此时，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在举办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合展，该图在历经了数百年来之巧取豪夺、焚烧断裂的种种劫难后，终得还原合璧展出，而我也有幸既得在电脑上仔细观赏了全幅图卷，也遍读了所有的题跋。因此，我遂对我所失落的这一幅台先生的书法，产生了一种美好的祝愿，希望这幅书法能流转到一位真正对之知所赏爱的人士手中，而我的这篇文字，或者也可一如《山居图》之题识，使后之宝藏者知其当年“亹亹布置”与“成就之难”的种种心谊之历程有如是者，因此乃写了这篇纪念文字，且定了一个副题曰“从黄公望《富春山居图》跋文谈及”，盖以记其始末原委之如此也。是为记。（我此次被窃失去的书画，除台静农先生此幅书法以外，还有范曾先生的四幅作品：一幅屈原立像、一幅《达摩演法图》、一幅老人与猴子的《高士图》，还有一幅《水龙吟》的书法。这些书画作品，其中也有不少故事。）   --     《富春山居图》前半卷 名称：《富春山居图·剩山图》 馆藏：浙江省博物馆 尺幅：纵31.8厘米，横51.4厘米 浙江博物馆《富春山居图》（《剩山图》） 《富春山居图》后半卷 名称：《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 馆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尺幅：纵33厘米，横636.9厘米  《富春山居图》历史背景 《富春山居图》本是元代画家黄公望为挚友无用师和尚所绘，成于1350年（元顺宗至正十年）。画卷以浙江富春江为背景，全图用墨淡雅，山和水疏密结合，墨色浓淡并用。后人视之黄公望代表作，且贯以“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雅号。 明代曾先后辗转于沈周、樊舜、谈志伊、董其昌、吴正志等大收藏家和大书画家之手。几经流离，明朝末年，传至宜兴收藏家吴洪裕手中，历史将记住这个名字。他临终之际欲将《富春山居图》殉葬。其侄火中取画，方才救下了这幅绝世佳品。但不幸的是，不仅分割成两段，且中间缺失几十厘米。 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古董商人吴其贞从宜兴吴家手中得到《富春山居图》的前半卷后，去掉完全烧焦的残片，一尺六寸尚还清晰可见，重新剪裁接拼后还有一山一水一丘一壑之景，命名为《剩山图》。 经重新装裱，于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让与扬州通判王廷宾，后辗转于诸收藏家之手，长期湮没于世间。至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剩山图》被吴湖帆购得，列入《梅景书屋秘笈》，并盖有多枚吴氏鉴藏印，吴氏考证为《富春山居图》前段真迹。直到1956年，《剩山图》落户浙江省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 后段称《无用师卷》，1652年归于江苏丹阳张范我，张氏酷爱收藏，常至“无钱则典田宅以为常”的地步。后转入泰兴季寓庸之手。 季氏居园中，以诗文书画自娱自乐，画仿沈周而书宗祝枝山，曾耗巨资将书画古籍纳入囊中。约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春夏之交，《无用师卷》成其镇园之宝。 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季寓庸、季振宜父子相继离去，家中藏书陆续被后人出让，《无用师卷》难逃此劫。画家兼鉴赏家高士奇于清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前后以六百两黄金购得，后被松江王鸿绪以原价买进。 清雍正六年（1728年），王鸿绪病故，此卷流落扬州，扬州盐商安岐掷千金于此卷。安氏收藏书画，精于鉴赏。《无用师卷》先后收藏在“安家巷”和“沽水草堂”。 后来安氏家道中落，经傅恒介绍，将《无用师卷》并其他古物以两千两银子一并卖给了官府。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无用师卷》作别扬州，由地方官将其呈献给乾隆皇帝。 彼时，乾隆已将伪作《子明卷》定为真品，《无用师卷》并未成为乾隆的眼中物。直至嘉庆年间，经元、明、清三朝诸多鉴赏家审定，才被编入《石渠宝笈三编》，一直藏于清宫内府。 清亡后仍藏于故宫。1933年，日军攻占山海关，为避战火，馆藏精品从故宫博物院转移，《无用师卷》与近百万件故宫文物一道，由北京经南京辗转运抵四川、贵州，抗战结束后陆续运回南京。解放前夕，被带去台湾，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大陆、台湾，600多年的《富春山居图》从此海峡相望。 此卷仅是一个索引，解放前期，国民党当局曾分三批将故宫文物运抵台湾，“三希堂”法帖、《满文大藏经》、《四库全书》等如今均是“生离”状态。  

1350年，手卷即电影/你引首向我展开/绢和景 徐徐移动/镜头推移、转换/在手指和掌肌之间/走过拇指大小的画题

翟永明在新诗的写作中做出了一个极不寻常的选择和尝试：她选择了《富春山居图》这样一个令人生畏的题目。这一著名的巨幅长卷，在黄公望的笔下，"尽峦峰波澜之变"，已足以让人心驰神移，目不暇接，而它后世屡遭劫难，毁而复存，颠沛流离，如同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历险传奇，如今又跟两岸政治、国族离合、文化产业和地产商的广告纠结在一起，真是欲说还休，谈何容易！

《儒林外史》的独创性之一，体现在它基本上摆脱了传统章回小说中权威说书者的叙述方式，而以人物的自我表述和相互对话的"人物场域"为中心来建构其叙述.。吴敬梓在一个开放性的写作过程中，将取自当代笔记琐闻和个人阅历的各类素材编织成篇，渐次展现了以人物为中心的、与时推移的多重视角和多声部混杂的叙述形态。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小说叙述，切入当代文人的传闻网络（包括口头和书写的轶事传言），并为这个网络提供了一个文学镜像。

新疆和田市策勒县南部的达玛沟水系为古代于阗佛教遗址较为集中之地。2002年清理出的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完整地呈现了于阗6-7世纪的绘画风格。该文偏重风格描述与分析。

本文透视了金融化资本主义时代的"毛主义运动"，即20世纪90年代以降"毛主义运动"在南美、西亚、东南亚和南亚的重新崛起。作者结合与普拉昌达的对话以及探访南亚毛主义者的实践，在探讨"人民民主"是否可能的同时，深入分析了"低烈度战争"条件下21世纪"毛主义运动"的政治探索。

我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国发展成这个样子，我自己觉得是蛮满意的。这就是说，我生错了时代，但没有做错事，就这一点来说，我没有遗憾。再说，我大概有生之年看不到两岸统一了，更不可能看到终生向往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这是小小的遗憾;不过没有关系，大形势是挡不住的，我已经知道，统一不成问题，而人类社会最终还是要朝着“自由人联合体”的方向前进。

　　一、　　上世纪九O年代，台湾统派的一些年轻人，很希望五O年代的老政治犯(我们习称老同学)写回忆录。那时候全台湾已经充斥着台独派的历史观，我们希望老同学的回忆录可以产生一些平衡作用。但老同学对我们的建议不予理会，他们认为，重要的是要做事，回忆过去没有什么用。况且，那时候台湾解除戒严令才不久，老同学也不知道过去的事能讲到什么程度，心里有很多顾忌，当然更不愿意讲述以前的事。　　当时我们着重说服的两个对象，是林书扬先生和陈明忠先生。林先生尤其排斥写回忆录的想法，因此，直到他过世我们都不太了解他的一生。陈先生虽然比较愿意谈过去的事，但也只是在不同的场合偶然谈上一段，他也没有想写回忆录的念头。　　前些年，《思想》的主编钱永祥，要我和陈宜中联合访问陈先生。这篇访问稿《一个台湾人的左统之路》出来以后，很意外地被大陆很多网站转载，大陆读者反应说，他们对台湾历史增加了另一种理解。　　由于这个缘故，陈先生终于同意由他口述，让我们整理出一部回忆录。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李娜，知道这件事以后，自告奋勇，表示愿意承担访谈录音和整理录音的工作，不拿任何报酬。李娜和蓝博洲、张俊杰，还有我，多有来往，比较了解台湾的统派，对台湾历史也比较熟悉，为人热情，所以我们就同意由她来承担这一工作。应该说，这本书能够完成，李娜是最大的功臣。　　李娜完成录音的逐字稿整理以后，我打印出来，交给陈先生修订增补，我再根据陈先生的校稿加以整理。李娜的逐字稿已经把陈先生所讲述的事实做了一些归并，而且划分了章节。在这方面陈先生和我只做了小幅度的调整。我的主要工作是修订文字，让陈先生的意思表达得更明确，并且跟陈先生随时联系，确认一些事实。　　我跟李娜讲，陈先生普通话讲得不太好，讲话常有闽南话的习惯，造句、用词比较质朴，整理时不要太过修饰，尽可能保持他的语气，这样比较生动。李娜基本上按照这一原则整理，但她到底是北方人，又是女孩子，有时候总会不小心流露北方女子的口吻。我跟陈先生一样，讲的普通话含有浓厚的闽南话味道，因此，凡是我认为不太合乎陈先生口吻的句子和用词，我都改了。另外，陈先生个性比较急，讲得比较快，前后句子常常不太连惯，我就增加一些句子，让意思清楚。我的修改，陈先生至少看过三遍，他有时候也加以增改。应该说，全稿是在陈先生的仔细审订下通过的。　　回顾起来，自从李娜把逐字稿交给我以后，又经过了两年多，因为我很忙，校订工作拖得太久，这是应该跟陈先生和李娜致歉的，另外，稿子在《犇报》连载期间，把我的校订稿打印出来，交由陈先生修订，这种工作都是陈福裕负责的，他还和陈先生密切联系，从陈先生处选用照片，编配在本书中。在最后的排印过程中，校对工作全部由夏潮联合会的李中小姐负责统筹。最后，黄玛俐小姐听说是陈先生的书，立即允诺设计封面及版面，这都应该说明，并表示感谢。　　二、　　陈先生生于一九二九年，经历了日本殖民统治的最后阶段，台湾光复时十六岁，高中已经毕业，因此他主要的知识语言是日语。十八岁时遭逢二二八事件，并身涉其中，事变后不久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一九五O年被捕，一九六O年出狱。出狱后，经过艰苦的努力，成为台湾新兴企业的重要管理人员。但他不改其志，始终关心祖国的前途，花费大量金钱从日本搜购资料，并与岛内同志密切联系，导致他在一九七六年第二次被捕。国党原本要借着他的案件，把当时岛内从事民主运动的重要人物一网打尽。陈先生备受各种苦刑，仍然坚贞不屈，让国民党找不到扩大逮捕的借口。国民党原本要判他死刑，由于海外人权组织和美国保钓运参加者的倾力援救，改判十五年徒刑，一九八七年因病保释就医。陈先生出狱时，岛内台独势力已成气候，不久民进党组党，戒严令解除。为了对抗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势力，陈先生又联络同志，组织台湾地区政治受难者互助会、中国统一联盟、劳动党等，是台湾公认的重要统左派领袖。　　陈先生口述的一生经历，主要围绕着上述事件而展开，主要是以叙述为主。虽然偶有议论，但无法系统地呈现他的政治见解，因此他决定把《一个台湾人的左统之路》收入书中，以弥补这一缺憾。陈先生的一生，不但呈现了台湾近七十年历史的一个侧面，同时也曲折地反映了中国人的现代命运。因为现代的年轻人对这段历史大都不太熟悉，我想借着这个机会对本书中所涉及的历史问题加以重点分析。我希望这本书将来能够在大陆出版，因此，我把大陆的读者都预想在内，涉及面比较广，希望引起大陆读者的关注和讨论。　　我的序言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一、台湾人与日本殖民统治的关系，二、国民党与台独，三、中国一九四九年革命的后续发展问题。　　大陆的一般人好像有一个倾向，认为台湾人对日本的殖民统治颇有好感，到现在还念念不忘，其实这是最近一、二十年来台湾媒体给大陆读者造成的印象，完全不合乎历史实情。在一次简短的访谈中(见本书附录)，陈先生一开始就说，改变他整个人生的思想和行为的，就是高雄中学的日本人对他的歧视。这并不是单独的个案。陈先生的前辈，二二八事件后台北地区地下党的领导人，后来被国民党处死的郭琇宗，是另一个著名的例子。他出身于台北大地主之家，跟陈先生一样，考上台北最好的高中，也因为饱受日本同学的欺压而成为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只要熟悉日据末期的史料，以及当时台湾重要人物的传记，就可以知道，光复后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台湾人普遍都有这种遭遇。　　其次，台湾农民的处境，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远比清朝恶劣得多，陈先生在书中已经谈到了。只要稍微阅读日据时代的台湾新学作品，或者了解一下日据时代的台湾经济发展，也会得到这样的印象，这就是为什么日据时期台湾最活跃的反日运动是由“农民组合”所发动的。而领导农民组合的知识分子，大半就是对日本人的歧视非常不满的、受过比较好的教育的台湾人。这一股力量，是台湾左翼运动的核心，也是台湾光复和二二八事件后，台湾主流知识圈倒向共产党，并且加入地下组织的主要推动力。　　非左翼的民族主义者如林献堂等大地主阶级，也对日本的统治不满。因为他们极少参政的机会，他们的经济利益也严重受到日本企业的排挤。他们一心向往祖国，认为只要回到祖国怀抱，他们就可以成为台湾的主导力量，并且取得他们应有的经济利益。因此，台湾光复，国民党的接收官员和军队到达台湾时，受到极为热烈的欢迎，这从当时的报纸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这种情势，在国民党来接收以后，逐渐地、完全地改变得过来，国民党的接收，几乎一无是处，所以才会在不到两年之内就激发了蔓延全岛的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后，台湾内部的左翼力量认清了国民党的真面目，在来台的大陆进步知识分子的影响下，迅速倒向共产党。他们之中最勇敢的、最有见识的，基本上都加入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当时国共内战的局势对共产党越来越有利，他们认为台湾解放在即，不久的将来就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国。没想到，不久韩战爆发，美国开始保护残存的国民党政权，国民党也在美国支持下，大力扫荡岛内的亲共分子，这就是一般人所说的白色恐怖。国民党秉持“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个”的原则，几乎肃清了岛内所有的支持共产党的人。这样，最坚定的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台湾人，不是被枪毙，就是被关押在绿岛，还有一部分逃亡到大陆或海外，日据时代以来最坚定的抗日和民族主义力量，在台湾几乎全部消失。　　非左翼的地主阶级(左翼之中的地主阶级也不少，如郭琇宗、陈明忠都是)虽然对国民党还是很不满，但比起共产党，他们还是勉强跟国民党合作。但是，美国为了杜绝日本、南韩和台湾的左翼根源，强迫三个地区的政权进行土地改革。国民党当然愿意跟美国配合，因为这还可以借机削弱台湾地主阶级的势力。国民党表面上是用国家的资源跟台湾的地主阶级购买土地，但实际上付给地主的地价根本不及原有的三分之一。台湾的地主阶级从此对国民党更为痛恨，地主阶级的领袖林献堂外逃日本，而且还支持在日本从事独力运动的另一个地主廖文毅。所以陈先生才会说，台独运动的根源是土地改革，这是从未有人说过的、深刻的论断。　　这样，台湾内部原有的最坚强的、爱国的左翼传统在台湾完全消失，而原来温和抗日或者跟日本合作的地主阶级，全部转过来仇恨国民党。前一种人的后代，在父亲一辈被捕、被杀或者逃亡之后，在反共的宣传体制下长大，无法了解历史真相，又因为上一代的仇恨，当然也只会仇恨国民党。而地主阶级的后代，不管他们的经济力量受到如何削弱，他们还是比较有机会受到教育，比较有机会到美国留学。他们上一代对国民党的仇恨都遗留在他们身上，他们在海外又受到美国的煽动和支持，他们的台独组织在一九七O年代大大的发展起来，并且在八O年代和岛内的台独势力相结合，就成为目前台独运动的主流。　　在美国新兴的台独势力，开始美化日本人的统治。就台湾一般民众而言，他们亲身经历到日本和国民党的统治，他们认为日本官吏比较清廉而有能力，而国民党的官吏则是又贪污又无能，他们逐渐忘却日本统治的残暴和压榨，因为国民党的残酷绝不下于日本人，而国民党的压榨也和日本不相上下。所以，台独派对于日本殖民统治的美化，很容易得到一般台湾民众的呼应，这样，整个历史就被颠倒过来，积非成是。最重要的关键还在于，国民党把最坚强的抗日的、爱国的岛内势力根除无余，这也是八O年以后岛内的统派力量一直很微弱，难以发挥影响的原因。　　三、　　国民党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残酷地清除台湾最坚强的、抗日的爱国力量，这纯粹是自私。但国民党为了稳定台湾，发展台湾的经济，不得不实行土地改革，这件事无论如何不能说他做错了。没有土地改革，就不可能有后来的经济发展。台湾地主阶级的后代对此念念不忘，也应该加以批评。　　坦白说，这十多年来我对国民党在台湾的功过比较能坦然地加以评价。国民党在土地改革后，实行低学费的义务教育，又实行非常公正的联考制度，让许许多多的贫困的台湾农家子弟逐渐出头，确实有很大的贡献。另外，由于教育的普及，受过教育的台湾人基本上都会讲普通话(台湾称为国语)。普通话不但让台湾的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还有原住民可以相互沟通，而且，在两岸互通以后，还可以跟大陆一般民众沟通，客观上为统一立下了很好的基础。虽然在推行普通话的过程中，国民党曾短时期(一九五、六O年代之交)施行过禁止方言的过当政策，但总是功大于过。现在的台独派，不管花多少力气想把闽南话文字化(他们称为台湾话文)，都不能成功，反过来证明了国民党推行普通话的贡献。　　一九七O年代以后，尤其在一九八七年解严以后，过去三十余年台湾历史的真相逐渐被曝露出来。面对台独派及一般台湾民众对国民党罪行的揭露与控诉，国民党的统治阶层，以及他们的第二代很难反驳，再加上美国的暗中支持，国民党也无法以法律来压制台独言论。这样，政治上台湾就分成两大阵营，即现在一般所谓的蓝与绿。在国民党长期统治之下，还是有不少台湾人跟国民党合作，他们的利益和国民党密不可分，同时，由于民进党常常诉诸群众运动，过分偏激，不少中立者宁可支持国民党，现在蓝、绿两边大致势均力敌。　　不过，蓝军也并不支持统一。国民党的核心统治集团，是当年战败逃到台湾来的最顽固的反共人物，他们有很深的仇共情绪，并且把这种情绪遗留给他们的第二代。他们认为，虽然国民党治台初期犯了重大错误，但台湾社会现代化的贡献还是要归功于国民党，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台湾民众才能过上富裕与民主的生活。因为仇共和自许的成就，即使面对台独派极大的压力，他们也不愿跟共产党合作，接受统一。就其实质而言，蓝营基本上和绿营一样，都很少具有民族主义的情怀。除了维持“中华民国”的正统性这一点之外，他们跟绿营的区别并不大。所以很吊诡的是，蓝营虽然表面不讲独立，他们真正的心愿是以“中华民国”这一块招牌，把台湾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所以现在的国民党也成为另一种意义的台独派。可以说，国民党长期和美国合作所进行的反共(后来还有反中)宣传，造成了今天岛内两党恶斗、面对大陆又两党一致的怪异局面。　　其实，这一切都是美国长期导演出来的。美国在韩战(朝鲜战争)之后，一方面用武力保护台湾，一方面支持台湾的经济改革，又利用极优厚的留学条件，把大部分的台湾精英都吸引到美国去。事实上，现在的台湾统治集团(不论蓝、绿)，还有台湾大部分的企业家和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的后代(或其亲属)、甚至他们本人，不是拥有美国公民权，就是持有绿卡(马英九的女儿就是美国籍)。这样的集团既控制了台湾，又和美国具有利益上的种种瓜葛。在这同时，又有美国的盟友日本助上一臂之力。因为，作为台独核心的地主阶级的后代，基本上都亲日，在他们的影响下，“哈日”之风盛行。台独派甚至把当年日本人斥骂台湾人的“支那”和“清国奴”，转而用到现在的中国人身上，可谓荒谬绝伦。可以说台湾长期在美国和日本的影响下，已经自视为亚洲的“文明国家”。台湾人实际上抄袭了日本人的“脱亚入欧”论，不但瞧不起中国人，也瞧不起东南亚国家。　　现在大陆有少数人有一种想法，认为让台湾长期维持现状，对大陆的政治改革会产生积极的作用，这是不了解台湾问题的本质。因为，台湾问题是美国和日本联合行动，刻意干涉中国内政的最后残余。台湾问题不解决，就是中国百余年来被侵的历史还没有结束。我们应该站在民族大义的立场来看待台湾问题，不应该对台湾的所谓民主抱有幻想。最近民进党煽动无知的学生包围总统府和立法院，表现出一种无可理喻的反中情绪，就是最鲜明的例子。　　四、　　陈先生接受新民主主义革命、加入地下党时，只有十八岁。那时候的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的革命的认识都不是很深刻。1960年他第一次出狱时是三十一岁，此后十六年，他想尽办法偷读日文资料，以求了解新中国的局势。1976年第二次被捕，不久文革结束，这时，他也许才开始真正的“探索”。他说，文革结束之后台湾对文革的报导，让他非常痛苦，他不知道中国革命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他不得不为自己牺牲一辈子所追求的事业寻求一个合理的解释，不然他会觉得自己白活了。　　1987年陈先生第二次出狱，他开始阅读大量的日本左派书籍，企图深入了解中国革命的历程、文革发生的背景，以及改革开放后中国如何发展的问题。他已经把他的探索过程和看法写成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本书，主要的观点在本书中也略有提起。　　陈先生探索的结论大略如下。他认为，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集合全民(或者说四个阶级)的力量与意志，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力现代化。这一阶段还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朝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这个说法，意思和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相近。又说，刘少奇是了解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新民主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有类似之处，“新民主主义”的形成，刘少奇贡献很大。新中国建立以后，事实上，“毛泽东个人”走的就是一条“违反”新民主主义这一“毛泽东思想”的路，所以才会产生“反右”和“文革”那种大错误(亦即，毛泽东不遵守“毛泽东思想”)。总之，陈先生最后肯定了自己年轻时选择的“新民主主义”，而且，把这一主义思考得更加清晰。　　陈先生认为，毛泽东本人思想则是一种“备战体制”，是在面对美国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随时威胁时的“应时之需”，毛泽东错把“应时之需”当作正确的思想了。陈先生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坚决的拥护者。陈先生又认为，中国现在的政治体制并没有违反社会主义的精神，还在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至于什么时候达到社会主义，他是无法知道的。他能够看到自己祖国的强大，看到统一有望，也看到中国有实力制衡西方，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掠夺政策，他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　　我是一个“后生”的观察者，不像陈先生具有“参与者”的身份。我也像陈先生一样，认为“后进”的中国的所谓“革命”，第一个任务就是以“集体”的力量全力搞现代化，以达到“脱贫”和“抵抗帝国主义”这双重任务。但是，我比较相信毛泽东思想具有“复杂性”，并不纯粹是“备战体制”。　　不论我跟陈先生在这方面的想法有什么不同，但我们都了解到，革命的道路是非常艰难的、前无所承的。在五O年代，主管经济的陈云和主管农业的邓子恢常和毛泽东“吵架”，因为他们不能接受毛泽东在经济上和农业上的一些看法。陈云常常退出第一线，表示他不想执行毛泽东政策，而邓子恢几次跟毛泽东唱反调后，终于被“挂”起来，无所事事。梁潄溟所以跟毛泽东大吵，也是为了农业政策。这些，都可以说明，建国以后，路子应该怎么走，党内、外有许多不同看法。大跃进失败以前，大致是毛主导，大跃进失败以后，变成刘少奇主导。文革又是毛主导，文革结束邓小平主导。应该说，中国的情势太复杂，内部问题很难理得清。经过文革的惨痛教训，邓小平才能抓稳方向(89年还是差一点出轨、翻车)。我推想，邓是以刘为主的一种“综合”，正反合的“合”，而不是纯粹的刘少奇路线。但这只是“推论”，目前还无法证实。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都犯过错误，而且一些错误还不小，应该批评。但如果说，这一切错误都是可以避免的，因此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主要的应该加以否定，那未免把中国这个庞大而古老的国家的“重建”之路看得太简单了。邓小平主导以后，还不到三十年，大家都觉得好像走对了，不免松一口大气，歌颂邓的英明。我认为，这也是把问题看简单了，邓是毛、刘、周的继承人，他不可能不从他们身上学到一点东西，因此，邓也不是纯粹的邓个人。对于历史，我觉得应该这样理解(邓应该也从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看到一点东西，当然这是随他的意思决定去取的)。　　我觉得，大陆内部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很多知识分子不了解中国革命在“反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或者“反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的意义。在中国崛起之前，西欧、北美、日本这些“列强”，都曾经侵略外国，强占殖民地(甚至可以包括苏联在二次战后对东欧国家的宰制)，而中国从来就没有过。到目前为止，中国是唯一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的现代化经济国家。　　现在大家说，“中国是世界的工厂”，俄罗斯的一份周刊说，“世界超过一半的照相机，30%的空调和电视，25%的洗衣机，20%的冰箱都是由中国生产。”前几年大陆南方闹雪灾，交通瘫痪，物资不能输出，据说美国的日常用品因此涨了一、两成。我说这话，不是在夸耀中国的成就，而是想说，中国的经济改变了“全球体系”。　　在中国的经济还不能对“全球体系”造成明显影响时，西方、日本都已忧心忡忡，担心中国的崛起会“为祸世界”。即使到了现在，如果美国不是陷入一连串的泥淖之中，你能想象美国愿意坐视中国崛起吗?美国不是不想做，而是没有能力去做。　　如果中国因素的加入，使得“全球体系”陷入不平衡状况，如一次大战前，德国的崛起让英、法寝食难安，那“全球体系”就只有靠“先进国家”为了“扼阻”新因素的“侵入”而发起战争来解决了，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这样发生的。事实上，上世纪九O年代美国并不是不想“教训”中国，只是它没有能力罢了。美国和日本搞军事联盟，说如果“周边有事”，他们要如何如何，意思不是够明显了吗?　　如果中国经济的崛起，能够让“全球体系”产生良性的调整，从而对“全人类”的发展有利，那就是全人类的大幸。如果因中国的崛起，而让全世界经济产生不平衡，从而引发另一波的“列强大战”，那人类大概就要完蛋了。现在美国经济不景气，情况似乎颇为严重;如果美国经济一下子崩溃，你能想象这个“全球体系”能不“暂时”瓦解吗?这样岂不也要“天下大乱”?应该说，中国一再宣称“不称霸”，宣称要“和谐”，就是希望避免这样一次大震荡。我觉得，这个时候重新来思考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逻辑的分析，就更有意义了。我是一个中国民族主义者，但我从来就希望，中国崛起只是一种“自救”，而不是产生另一个“美国”或“英国”或“日本”或“德国”，或一种难以形容的资本主义“怪物”。我觉得这样的思考也可以算是一种让“全球体系”“走向社会主义”的思考。　　从马克思的原始立场来解释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只可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全面展开时，才可能实现。因为，只有全人类有丰裕的物质生产，才可能想象马克思所构想的那个人人富足、人人自由的物质与心灵双方面得到完满实现的社会。一次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体制第一次碰到全面危机时，许许多多的左派革命志士认为，全球革命的时代已经来临，最终证明是一种幻觉。　　这一次“不合乎”马克思原始构想的“世界革命”，以苏共的革命开其端，以中共的革命达到高潮，以二次战后许多“后进国”的共党革命延续下去。现在已经可以了解，这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后进国”以集体的力量来实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工程，这一工程可以把“后进国”绝大部分受苦受难的人从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剥削之下解救出来。这一革命的牺牲相当惨重，但相对而言，二次战后那些走“西方现代化”路线的“后进”国家，牺牲也一样惨重。姑且不论这两条路谁是谁非，“后进国”都被迫走进资本主义国家逼他们非走不可的道路。走第一条道路而唯一获得成功的是中国，走这二条道路很可能将要成功的，大家都看好印度。中国的成功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具有双重意义。第一，它的崛起好像还不致于导致德国、日本崛起以后的那种资本“帝国大战”。第二，到现在为止，中国经济也还不是经典意义下的“资本主义”(它还保留了相当比例的公有制、也没有全面市场化)，因此可以希望它对其他“后进国”产生启导作用，让它们不必完全照“西方道路”走。　　中国的崛起距离全球范围的现代化还很遥远。拉丁美洲、非洲、伊斯兰世界、东南亚，这些地区目前都还在发展。我们不知道西方(尤其是美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冲突如何能解决，也不知道拉丁美洲最终是否可以从美国资本主义的桎梏之下解放出来。但是，无疑的，现在可以用更清醒的眼光，用马克思的方法，好好地审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未来。只是，我们很难期待，二十一世纪会出现另一个马克思。　　在这种情形下，每个地区、每个民族都只能以自救、自保为先。达到第一步以后，如果能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促使它们良性发展，而且不对周边地区产生明显的经济“剥削”，我相信，这样的国家就要比以前的英、法，二次战后的美、日好太多了。并且，第三，如果它还能进一步制衡愈来愈黩武化的美国，让美国不敢太嚣张，那它对世界和平无疑是有贡献的。我认为，中国是现在世界上唯一有力量达到这三重任务的国家。　　我跟一些大陆朋友谈过我的看法。有些人认为中国本身的问题多如牛毛，我这样想，未免太不切实际。我逐渐了解，这种人大多羡慕美国模式，认为中国距离美国模式还太遥远。但让我高兴的是，像我这种思想倾向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他们的影响也在逐渐增加。我相信，这种思想倾向，在未来的一、二十年之内，会成为大陆思想的主流。　　五、　　我跟陈先生来往二十余年，用客观的眼光来看，他一辈子的经历让我非常感兴趣。他出身于大地主之家，从小不愁吃穿。生性聪明，居然从偏僻的乡下小学，考上台湾南部最优秀的高雄中学，然后又以第一名考上台中农业专门学校的农化系，最后还是以第一名毕业。以这样的背景，在台湾刚光复的历史条件下，他可以从政，就像他的好朋友林渊源那样，很容易成为地方派系领袖，甚至可以选上县长。他也可以从商，在台湾现代化的过程中，不难成为富裕的企业家。他也可以走学术道路，如果光复后他到日本留学，应该有机会成为名牌大学的教授，但是，这些路他都不走。在高雄中学的时候，因为日本人的歧视与欺压，就走上反抗之途;光复后，因为国民党接收的劣政和二二八事件，就走上革命的道路，因此历经艰险，九死一生，从不后悔。从我们光复后接受国民党教育的人的眼光来看，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陈先生现在的生活非常简单，如果没事在家，一天就买两个便当，中餐和太太共吃一个，晚餐再吃另一个。他全心全力为他的工作奔忙，此外，没有其他的需求，我没有看过人生目标这么明确、行动这么果决、意志这么坚定的人。一个人，十八岁就决定加入革命组织，到现在已经八十五岁了，还不想休息。看到这样的陈先生，再想起五O年代就已牺牲的郭琇宗、吴思汉、许强、钟浩东等人，就会觉得，他们那一代人真了不起。　　我跟陈先生相处，最大的收获是：鲜明地意识到，小知识分子那种患得患失、怨天尤人的坏习气。有一次，在他面前，我对某件事情大发牢骚，他非常不解地看着我说，这有什么呢？让我很不好意思。应该说，这十年来，我的目标越来越单纯，行动越来越坚定，牢骚越来越少，他的无形的影响是很关键的。我很高兴，他的回忆录的出版我有机会稍尽绵薄之力，我也希望，藉由这本回忆录可以让人们可以回想起五O年代为了全中国和全人类的前途而牺牲的那一代台湾菁英。

赛福鼎·艾则孜的创作历程，在20世纪文学史上具有典型意义。他的创作始于诗歌，与许多维吾尔族现代诗人一样，在诗歌创作的同时，赛福鼎·艾则孜在戏剧、小说创作领域也有积极探索，很早就开始了小说写作的尝试。

到底该不该在号称是“中华文明圣地”的曲阜修建号称是西方文明象征的基督教堂？在当代中国的舞台上，这个问题无疑是一绝佳的辩论题目，也暴露了当代中国仍然难以挣脱的文化困境。

节选自威廉·舒尔曼[William E. Scheuerman]〈卡尔·施米特：法律的终结〉[Carl Schmitt: The End of Law，Rowman & Littlefied Publishers 1999年出版]

在一个现代的中国，中西的相互渗透，包括对西方的选择性重新理解和对两者的调和，而不仅仅是两者间的冲突与矛盾，乃是必然的给定实际；在两者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在实际层面上是不可能的，只有在理论建构的层面上方才可能。正是对后者的坚持导致了不少违反经验证据的研究和论点。更有进者，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见于一系列其他相关的二元建构，诸如现代vs.传统、工业vs.农业、城市vs.乡村、市场vs.人口、市场vs.国家，形式理性法律vs.实体非理性法律、普适vs.特殊等。历史的视野要求我们把这些二元视作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而不是相互排除、非此即彼的。

业余的意义是一个伦理性的问题、是一个伦理性的政治，因为这关系到你怎么去表达而使得这个行动不会被收编到那个体制内、成为在国家层面、资本层面和你的专业领域层面的不断提升的过程，而是重新转化创造出新的文化的过程。业余的意思不是说仅仅保持业余的演出水准，恰恰相反，它是指如何保持自己的某一种自由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