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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哈钦:结局的叙事化:歌剧作为叙事
    戏剧 音乐 2011/03/15 | 阅读: 2741
    音乐是否不仅仅将叙事性(narrativity)作为一种隐喻来使用,而可能本身就是叙事作品?这个问题,在大约十年前的一些学术会议和学术期刊上,曾引发过一场论争。因为参与当时论争的弗雷德·茅斯(Fred Maus)在本书中已经就这个问题进行了阐述,所以我们要讨论的是论争焦点之外的一个具体问题:戏剧音乐(scripted music),或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所谓“奢侈而非理性的”歌剧艺术。歌剧可以定义为歌唱式舞台叙事,但考虑到叙事学自诞生以来所受到的种种限制,这个定义的头两个词要求对第三个词加以重新界定,或至少要求明确这样一个事实:戏剧属于多媒体叙事文本(Jahn 2003)。我们已经选定了第二条道路。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提倡一种(受限制较少的)修辞性叙事学观点,认为叙事就是某人对他人为达到某一目的在某种场合对一个故事的讲述(1996: 8)&nbsp;。如果这个定义是正确的,那么歌剧在字面上就可以表述为由演出者和制作者方阵在公开场合为现场观众具体表演出来的对一个故事的讲述[1]。除了常见的在舞台上现身的叙述者——如本杰明·布里顿的《比利·巴德》中的维尔船长、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众神之王沃坦、智慧女神埃尔达、女武神瓦尔特劳德和三个命运女神诺恩——之外,若用标准的叙事学术语加以区分,歌剧叙事在表面上往往是“展示”而非“讲述”。但因为这种展示是多媒介的,所以我们认为,它具有与讲述相同的功能。与小说叙事不同的是,歌剧叙事存在于两种不同的形式中:一个是基尔·伊兰(Kier Elam)所谓“戏剧性”文本(即歌剧的音乐总谱和文字/戏剧脚本),一个是“演出”文本——各个不同的演出都是在一段长度相同的时间内对戏剧文本进行阐释,使其直观化,并赋予其气韵生动的有形生命(Elam 1980: 3)&nbsp;。质言之,舞台上的歌剧作品是两种戏剧文本的调和,其符号的复杂程度与小说中的叙述者所提供的较为相同。许多不同的人——从最初的脚本作者和作曲家到整个演出群体——都参与塑造故事,这是将由观众体验的故事。导演、指挥、演奏员、歌唱演员、(灯光、服饰、舞台等的)设计人员以及其他的个人和群体同心协力,通过各种不同的媒介,以多种手段在舞台上讲述歌剧叙事。在歌剧这类原创者与最后的表现者相分离[2]的艺术(Nattiez 1990: 74, Goodman 1968: 129)中,表演团队的任务就是对戏剧文本中的叙事因素加以选择、编排和形象化,把阐释出来的价值关系展现在舞台上。这个过程通常都以叙事层面的明显变化而告结束。例如,导演可以添加一个嵌入式叙事框架,并由此而增加一个戏剧脚本中原本没有的聚焦力量。1987年,尼克劳斯·莱恩霍夫(Nikolais Lehnhoff)在为拜罗伊特国家歌剧院导演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时,就让火神娄格这个人物在开场时在纱幕上写下“从前”(“Es war einmal”)的字样,为随后的歌剧四联剧指明了方向,而瓦格纳本人却可能并没有这个意思。莱恩霍夫不仅添加了脚本中所没有的这几个字,还把原来的次要人物娄格放到了舞台的中心,成为叙事行动的聚焦者甚至控制者。然而,可以说,所有关于演出的决定都可以具有叙事功能,因为它们决定着故事的“讲述”方式。舞台叙事可能没有散文虚构叙事作品中的人物和地点描写,没有解释和说明,不能随意转换时间和空间。但它却可以用视觉和听觉手段直接展示人物和地点,运用动作和相互动作进行解释,给人以故事于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强烈现场感。简言之,它叙述的同时就在进行描写。此外,歌剧还更有一个中介因素:音乐。如同故事一样,音乐也被认为在人类秩序、创造和意义生成中处于不可或缺的中心地位。当故事与音乐互动时(如在歌剧中那样),它们就迫使我们去改变(而不是简单地采用)现存的叙事学模式。音乐通常是由叙事激发而产生的——以标题音乐为例,乐器演奏的音乐却能重现或模拟文学构思,在脑海中绘出一幅幅画卷。音乐还常被比作叙事,因为它也是在走向结局的时间进程中展开的,在这一进程中,期待、紧张、解决依次出现。但歌剧是剧本化的或“文本化的”音乐。卡罗琳·阿贝特(Carolyn Abbate)认为,这类的音乐是行事性的(performative),因为其“目的在于阐释文学文本”(1991: x)&nbsp;。但是,它为谁阐释脚本呢?作为中介性的叙事维度,歌剧音乐直接面对观众说话,而未必是对舞台上故事中的人物说话。只有在所谓“可感知的”歌曲——即人物能意识到的歌唱片断如叙事歌、小夜曲、祝酒歌、摇篮曲——中,剧中角色才和我们观众一样用耳朵去聆听音乐。如在莫扎特的歌剧《唐璜》中,唐璜对爱尔维拉的女仆唱起了小夜曲,而后者似乎被歌声所打动——如同与她一道聆听歌唱的我们一样。角色通常是听不到音乐的(虽然理查德·塔鲁什金[Richard Taruskin]指出,音乐就是他们生命的存在方式[1992: 196]&nbsp;)。阿贝特的下述说法令人印象深刻:“在充盈着音乐的世界里”,角色们对“身边到处流淌的音乐”竟充耳不闻(1991: 119)。在歌剧音乐中,中介和交际功能的符号的复杂性与小说中叙述者的符号的复杂性是完全相同的。在音乐与文本的叙事互动中,音乐可以将角色所不知道的内容或未曾意识到的情境告诉观众,从而强化行动和言辞的力量或彻底削弱这些行动和言辞。它创造出一种惟有观众才能品味的反讽效果,以此达到支持或瓦解舞台叙事的目的。卢卡·佐佩里(Luca Zopelli)曾经指出,在这类场合中,歌剧作曲家是以第一人称发言的(1994: 27)&nbsp;。但角色也可以被塑造成音乐叙事的聚焦者。如当独奏乐器被孤立出来,就标志着我们进入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观众的注意力于是就集中到那个人物身上(或是他/她的内在宇宙),此时的音乐也就起到了听觉聚光灯的作用(1994: 93-100)&nbsp;。瓦格纳将他人的“主导动机”(Leitmotiven)概念引入高艺术领域,增加了音乐/文本互动的叙事复杂性。这些片断性的旋律及和声与人物、情感、目标、和事件结合起来,就变成了结构要素;通过在他的各部乐剧中的反复出现和变奏,它们便各自获得了生命。伊索尔德可以肯定地说她恨特里斯坦,但她唱出来时,却用了表达她对他的爱情的曲调。阿贝特将语言与音乐的互动所具有的叙事能量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认为,当文本与音乐暂时错位时,在自我反射的阐释情况下,就会听到神秘的叙事“声音”,这就是歌剧中出现分裂性叙述瞬间(disruptive diegesis moments)的原因(Abbate 1991: xii-xiv)。和劳伦斯·克拉默(Lawrence Kramer)一样(e.g., Kramer 1990)&nbsp;,阿贝特也采用了叙事学工具来分析歌剧并把重点放在对叙事的解释上:谁讲述故事?谁控制它?但是,我们正在从描述性的叙事学向修辞性维度转向,我们更关心的是生产过程的另一端:歌剧叙事的接受者,他们选择了为舞台上的“爱与死之歌”(1987)&nbsp;作证。关于死亡与濒死的歌剧叙事十六世纪,当歌剧作为一种新兴艺术形式在佛罗伦萨诞生时,最流行的叙事题材是奥尔菲斯的故事,这个故事创造了一个爱与死的模式,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为人们所效法。尽管死亡是人的必然归宿,但当代人对它的态度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还是有所不同。当代观众会通过他们所处的时代和文化以及自己对于死亡的看法对剧场里的所见所闻进行过滤;此外,年龄、个性、信仰、哲学,甚至对于死亡和濒死的个人体验,也都会对观赏歌剧产生影响。如果我们的文化真的如人们所说那般,是否定和拒绝死亡的,那么,又如何解释执著于表现死亡的歌剧叙事——从十九世纪程式化的悲剧性歌剧到瓦格纳的《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这类虽然多少破除了程式化却依然从死亡获得灵感的歌剧——始终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呢?依照J·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的说法,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之所以需要叙事,乃意在“体验各种可能的自我,学会如何在真实世界里各就其位,演好自己的角色”(Miller 1990: 69)&nbsp;歌剧对主题的迷恋使我们产生了如是疑问:这一状况也可以延续到终场演出吗?近年来在从医学人类学到社会语言学等一系列领域开展的工作都证明,在文学圈子之外,越来越多的人都认识到,叙事(如切利尔·马丁利[Cheryl Mattingly]所说)“建构了一种思维和表现模式,它特别适合于在时间的维度里思考生命,思考变动的时间状态和距离死亡并不遥远的人的生成(becoming)过程”(Mattingly 1998: 1)。我们在下文将会证明,这一描述尤其适用于着迷于死亡的歌剧叙事作品。当然,歌剧艺术是舞台化的叙事作品这一事实,增加了一个值得重视的共有的公共维度。具备阐释能力的观众总是戏剧艺术形式的创造过程的参与者,总是意义生成中的积极因素,这已成为当今戏剧界的共识。但是亚里士多德关于观众通过怜悯和恐惧的心理反应而达到情感净化这一早期悲剧理论却提醒我们,观众既可以体验情感,也可以制造意义。情感上认同与理智上保持距离之间隐含的双向拉力引起了许多理论家的兴趣;如果稍微换个角度看,这股双向拉力很可能也存在于观众对于死亡和濒死的戏剧性叙事作品的反应当中。歌剧是唱出来的,换言之,其技巧性是显而易见的。这一事实使得任何关于歌剧的艺术距离的讨论都变得既复杂又简单。不可避免的技巧性成为作曲家选择歌剧题材时要考虑的因素。正如赫伯特·林登伯格(Herbert Lindenberger)所指出,当寻求适合的题材时,作曲家会被那些能够唤起“更高更持久的艺术激情”的内容所吸引,只有这样才能抵消艺术形式本身的程式化所产生的距离感(1984:53)。而歌剧音乐的移情和中介力量也能有效抵消距离感,将观众直接带入作品的情感世界,而毋须借助语言和动作。情感上的认同与批评上的间离之间的张力一直是讨论观众对舞台上的歌唱叙事的反应时的突出问题。当我们在黑暗中坐下,开始注目凝听时,我们究竟是个全神贯注的参与者,还是一个将观察对象客体化的窥密者呢?歌唱、灯光、舞美以及诗化语言等等奇技是否会使我们疏远台上的人物和故事呢?虽然在二十世纪是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理论代表着批评必须与戏剧保持必要的距离的思想,但追根溯源,至少亚里士多德就已经提出过这个理论,后来,十八世纪的英国理论家和十九世纪德国理论家又提出了“无关利害”的美学概念。但是,面对歌剧观众被感动得落泪这一事实,我们应该怎样做呢?我们是否需要以保持距离作为心理保护的措施呢——尤其是当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主题是我们大家都无法逃脱的命运——死亡时?音乐的力量所起的中介作用是什么?是拉大距离还是缩小距离?尼采深切地感到,只有(日神的)艺术形式的功能才能牢牢控制(酒神的)狂烈和情感冲动:只有这时,观众才能够实际忍受观看和聆听瓦格纳在他的歌剧《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中所表现的对死亡的无尽渴望的经验(Nietzesche [1895] 1967)。&nbsp;但是,如果我们思考问题时少一些极端,就会发现,就艺术技巧可以发挥保护性缓冲作用的观点而言,已经有了一个常识性的原理。弗洛伊德为这一原理提供了一个心理分析的例证,他说:观众对戏剧主人公所遭受的苦难取认同态度,但他完全知道这种苦难是假的,不是真实的,舞台上的人只是戏中的一个角色([1905]1953)。&nbsp;双重的间离——虚构和装扮——容许观众进行认同,因为这样做不仅毫无危险,反而可以从对痛苦和死亡的再现中得到快感。我们也可以说,歌剧观众可以感受到音乐的力量,但他们也意识到,人物是在歌唱而不是在述说,是在表演而不是在经历一个关于死亡与濒死的叙事。观众在观看舞台上关于他人的痛苦和死亡的叙事时,会产生快感,对此的一些解释我们已不陌生:窥淫癖、施虐狂、受虐狂。为了便于论证,我们暂且把这些解释搁置一边。甚至A.D.努塔尔(A.D.Nuttall)关于悲剧为何能产生快感的理论(1996)&nbsp;(事件的假定性加上观众对主人公的认同,便允许观众“玩死亡游戏”)也不能对程式化悲剧作品和其他非悲剧性(但仍由死亡所笼罩)的歌剧做出充分解释,部分原因就在于对音乐的反应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除了这些解释之外,我们还可以充分检验一下这种假设:观看舞台上关于死亡的歌剧叙事这一行动以别的方式也完全可以实现。任何时代的观众,其构成成分虽然相当复杂,但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他们总有一天都会离开人世。但是他们为什么喜欢观看(甚至参与)一个强调他们的必死性的作品的演出呢?可能的答案有多种,但我们要指出的事实是,这种演出作为丧失亲友时的纪念仪式甚或治疗性的安慰仪式,它能促使我们思考:对他人的死亡,我们应负何种社会责任,应该抱以怎样的感情。但是,当人们看到舞台上的人死去时,是否一刻也不会想到自己的死亡呢?我们猜测,不会,纵使每个人的反应千差万别,他们也不会联想到自己的死亡。伊丽莎白·布隆芬(Elisabeth Bronfen)曾经指出,关于死亡的叙事迫使我们以某种“代理人之死”(“death of proxy”)的方式去面对自己的人生终点:我们知道终有一死,而且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但由于(作为与死亡保持安全距离的观众)我们实际上并没有死,而只是目睹了舞台上的死亡表演,我们就会感到已经拥有某种超越大限(the End)的控制权。她也看出了所有关于死亡的表现中的矛盾性:“它们既有道德教益和感情提升作用,也涉及我们的必然归宿的知识”(Bronfen 1998: 510)。&nbsp;她说,我们大多数人对此都感到非常窘迫,所以总是不肯承认这一点。这些叙事“就是用危险的知识吸引人”。我们的问题是:如果歌剧叙事作品公开以向死亡妥协为中心,那么这种矛盾性是否会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呢?因此,我们假定,观看和思考歌剧演出中有关死亡的叙述,可能类似于“默想死亡”(contemplatio moritis)这种早期现代的虔诚的祈祷方式。起初,它是正式场合对于死亡的默念,后来,瘟疫、战争和饥荒所导致的整体的社会恐慌又催生了中世纪的“死亡艺术”(ars moriendi),于是,“默想死亡”又被引入“死亡艺术”而流传下来。有趣而又值得注意的是,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死亡艺术的流行与歌剧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的兴起在时间上是重合的。“默想死亡”本质上属于戏剧表演形式,它通过延展的系列性戏剧叙事,借用丰富的个性化细节,主要表现自我想象中的死亡过程。其目的是为死亡的到来做好精神上和感情上的准备。此外,当默想表演结束时,他从某种意义上就“被唤醒了”,并且(就象观众离开剧场一样)宣称恢复了正常、积极而健康的生活。而刚才在想象中进入过的戏剧性叙事,则被当成了练习死亡的艺术和以对照的方式更加充分地赞美生命的手段。乔纳森·多利摩尔(Jonathan Dollimore)把它称作行事性的“社会实践”(performative “social practice”)——虽是私人性质,却从“既存的文化史”中获取意义(1998: 87)&nbsp;。莎士比亚的《一报还一报》被米凯尔·弗拉赫曼(Michael Flachmann)令人信服地解读为一种“死亡默想”,他认为该剧中的克拉迪奥一角“在莎士比亚观众的眼里”变成了“一个死亡的象征,一个替代的受难者,按照体制的要求,他应该去死,但他却从命运的沟壑中奇迹般地获救了”(Flachmann 1992: 227)&nbsp;。根据这种解释,克拉迪奥的胜利变成了“观众的胜利,在这个转换过程中,他还给处于生活的巨大焦虑中的莎士比亚观众带来了道德与精神上的力量”——因为当时正是瘟疫肆虐、社会动荡的年代(1992: 236)&nbsp;。同样,难道观看一个表现死亡和濒死的歌剧不会变成观众自己的一种“死亡默想”吗?在这两种想象中的练习结束时,我们可以活着而且满意地离开,但我们已经“排练过”自己的死亡了。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我们可以安慰自己说,我们的心理认同一直是安全的,正在舞台上“受难”的是另一个人(实际上是演员)。我们甚至可以说服自己去相信,死亡,至少如它在许多歌剧中所表现的那样,并不总是如梦魇般恐怖或令人避之唯恐不及,而是很自然的,甚至是受欢迎的。为了进一步探索这个假设,我们必须设想,歌剧叙事并不是针对被动的(纵令有鉴赏力的)观众的简单娱乐。用谢克纳(Richard Schechner)的话说,我们必须让戏剧“有效果”(1994: 625)&nbsp;,也就是说,要把戏剧当作仪式来对待。描写人类死亡的歌剧或许比别的形式更贴近这一要求,因为和所有的仪式一样,它们也是以叙事为基础的。它们都挂在谢克纳所谓“将个人经验与社会连为一体的生活的铰链”(1994:613)&nbsp;上。他主张,让音乐、舞蹈、戏剧和仪式表演结为一体,为主动参与的观众创造一个“无所不包的、联觉的(synaesthetic)环境和体验”(p. 632)&nbsp;。要制造类似于歌剧体验的复合感官经验并不难。沿着这条人类学思路,维克多·特纳提出了所谓“社会戏剧”(“其中的冲突在社会行动中展开”[1986: 34]&nbsp;)与舞台戏剧(其中的冲突表现在艺术形式和情感上)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的理论,这一理论倾向于关注婚姻、死亡之类重要的叙事时刻,他认为这些事件乃是“生活转折点的仪式”(1986:41)&nbsp;。这些仪式被认为对于观众具有“预防作用”(而非“治疗作用”&nbsp;)(1986: 41)——这对于“默想死亡”或我们所目睹的歌剧舞台上关于我们的归宿的叙事这两种行动的功能倒是个不坏的表述。&nbsp;叙事的结尾和歌剧中的死亡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会死,所以来自经验的确定性(或它的反面)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测试我们对于舞台上的死亡叙事的反应的试金石。但这种反应也取决于我们对于生命(和死亡)中的嘈杂和混乱被转化为叙事艺术中的安全秩序的满足感。结局一旦显得是可理解的,结局看上去就是可信的,甚至是无法规避的。正如亨利·J·施密特所说:“结局所引发的最大的焦虑是对死亡的恐惧。一种文学性或戏剧性体验也就意味着将自己暴露在一种危险当中,这种危险就是,尚未确知的结局也许会转眼变得毫无意义,或至少是令人大失所望”(1992: 7)。&nbsp;甚至在歌剧(多亏有演出节目单提供的信息和我们对演出剧目的记忆)这种我们知道情节结局的体裁中,这种危险的存在仍然是非常现实的,因为在某一夜晚的那场演出中,结局就有可能不“出现”。施密特认为,谁也不能担保“卡塔西斯”(Katharsis)效果必然会出现,但是这种博弈心理恰恰是戏剧快感的组成部分,即使(或尤其)当作品的主题就是死亡本身时,也依然如此。弗兰克·克莫德(Frank Kermode)在《结尾的意义》中有一个著名论断:“结尾”是一个象征着我们自己的死亡的形象,所以它是可怕的(1967: 7)&nbsp;;然而,我们内心深处也有着对于各种“可理解的结尾”的需求(1967: 8)。虽然我们不愿意面对自己的死亡,但对克莫德来说,“结尾既是生命中的事实,又是想象中的事实”(p.58)。&nbsp;而且,彼得·布鲁克斯(Peter Brooks)也持这种观点,他认为,一切叙事“本质上都是讣告”,它们的意义只有在死后才能显现。他说:“我们对结尾的问题讨论得越深入,它就越是要求讨论它与人类的结局的关系”(1984: 95)。我们需要赋予经历(包括濒死的经历)以意义,而叙事提供了他所谓的“相当于结局的虚构事件”,这种虚构事件能够以我们自己拼却一生也无法掌握的方法完成这一任务[3]。布鲁克斯借助瓦尔特·本雅明的理论表明,对于死亡的表现实际上承认了我们拥有关于死亡的知识(事实上死亡是否定我们的),这就给了故事以某种权威性。但是歌剧中不仅包含着将故事引向叙事的结果这一正常的结尾,还存在着另一种结尾:修辞性结尾,它包含在不间断的情节进行中;通过它,我们观众也完成了未完成的,使得万事万物都井然有序,成为令人满意的整体,创造了一种在情感上、理智上和形式上都堪称重要而圆满的意味。联系我们前边的人类学论述,此处可类比为一个仪式结束时出现的重新统一。尽管我们有种冲动,想把对结尾的这一人本主义回应解构成一个充满意识形态观念的学术问题,但我们还是能承认这种人本主义解释的现实可能性,特别是通过死亡和濒死的主题内容来强化观众的结局意识,进而达到作品的结局时,情况更是如此。乔治·斯坦纳曾经指出,在十九世纪后半叶,歌剧“严肃地提出了对于悲剧性戏剧的遗产拥有继承权”的要求,但除了威尔第和瓦格纳之外,后代的作曲家却没有将这个要求坚持下来(1961: 284)&nbsp;。许多人或许会不同意这种看法。虽然我们一直在使用亚里士多德的“卡塔西斯”概念来讨论观众对于歌剧中的死亡叙事的反应,但也还确实存在另一种观点,即认为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和《指环》四联剧这类的歌剧并不是西方传统中经典意义上的悲剧。它们或许都很好地叙述了个人在面临无法控制的外力时所遭受的苦难和表现出的英雄主义精神,这一点与程式化的悲剧性歌剧是相通的。但它们的最后时刻却常常有所不同,更多地揭示了人物在道德上、心理上或精神上的超越。死亡被赋予了绝对正面的价值。用克莫德的话来说就是:“在悲剧里,痛苦的呼号不会结束连续性;重大的危机和生命的终结也不会终止时间。”(1967: 82)&nbsp;虽然在我们提到的那些歌剧中,死亡是最后的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幕落下,时间的确中止了。在二十世纪的作品——弗朗西斯·普朗克(Francis Poulenc)的《加尔默罗会修女的对话》(Dialogues des Carmélites)和维克多·乌尔曼(Viktor Ullmann)的《亚特兰蒂斯皇帝》(Der Kaiser von Atlantis,作于特雷辛施塔特集中营)中,关于死亡和濒死的叙事(以展示的方式)讲述的是终结的另外的意义。它们的教诲是,死亡能彰显存在和精神的人格的本质;它可以恢复社会秩序和道德荣誉;它可以带来最终的和平,甚至给生命带来意义和价值。由于死亡的意义被改变(成了正面的),观众的回应也就不同,它不再是由悲剧所唤起的怜悯和恐惧,而是体验着理解,感受着慰藉。亨利·蒙塔古(Henry Montagu)在首版于1631年的《对于死亡和永生的沉思》中告诉读者,只要对死亡有真切的了解,它就并不可怕,就会是一件平常之事甚至“是一件喜事”。在做出这个充满自信的断言之前,他声称,对死亡的默想有助于我们从容面对死亡,消除痛苦,驱逐恐惧,排解忧烦,消弭罪孽,“矫正”对死亡的错误看法。&nbsp;&nbsp;尽管我们并不试图让你相信某些歌剧叙事能够具备上述功效,但我们还是建议,可以把那些歌剧视为一种教诲性的“濒死艺术”的形式。死亡,如同歌剧的另一重大主题爱情一样,显然是人类境况的一个侧面,关于它,总是会有许许多多的难以解答的问题。难道是这一情况与死亡的神秘性和必然性一道构成了死亡对观众的持续性诱惑吗?我们把自己的想象力投向我们目睹的正在舞台上演出的并以一种特殊的矛盾方式演唱的叙事作品中:我们全身心投入到这个叙事世界中,部分是由于音乐的感人力量;但歌唱的程式化和动作的摹仿性以及由演出集体所表演的整部作品的叙事性,却使我们在意识上与之保持距离。在歌剧艺术中,丝毫没有电影中引人入胜的仿真性,即使有的演出企图调动一切仿真式舞台设计手段以缩短观众与演出的距离,情况也无法改变。相反,情感认同和理性距离这两者在歌剧中都得到了增强。因此,当歌剧的主题为死亡和濒死时,我们就可以感受歌剧的震慑力——当然是安全地——正如蒙塔古所说,人是可以承受“默想死亡”的练习的。观赏这些歌剧就等同于在想象中体验了濒死时的各种情感活动,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在应对自己或亲友的死亡。曾经有人认为,正是这种“始终体验”(working through)的形式帮助我们不仅在死亡中找到了安慰,并且在死亡中——由此而兼及在生活中——发现了意义。正是关于结局的叙事才使我们找到了甚至创造了对待死亡的适当方式。科学技术提供的现代叙事只能让我们认识到死亡之类的事情是无法测量的。而在科学技术止步的地方,人类的想象力取而代之,按照人们的需要贡献出秩序和意义。正如克莫德所说,我们“投入丰富的想象力去建造一个个连贯的模式,因为这些模式都会有一个结局,所以能与开端和中部形成一种令人满意的和谐关系。”(1967: 17)类似于歌剧这样的叙事作品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尤其是当我们欲使自己“超越结局,以便看到整个结构,完成一项从我们在时间中段的位置上无法企及的任务”(1967:8)&nbsp;时?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排练死亡,无论是悲剧中的死亡还是较为正面描述的叙事中的死亡。即使在令人不安的歌剧所提供的结局,如本杰明·布里顿(Benjamin Britten)的《彼得·格赖姆斯》和阿尔班·贝尔格(Alban Berg)的《沃采克》这类以主人公自杀为结束的歌剧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审美的愉悦和道德上的同情。在这里,决定观众反应的不是怜悯和恐惧,而是对一个对别人的死负有责任的人之自我毁灭的精神上的理解和伦理上的满意。另一种同样的安慰来自几个世纪以来所有表现奥尔菲斯哀悼尤丽狄茜之死的歌剧作品,因为它们既能展现我们的居丧之痛,又能向我们提供哀悼仪式的安慰剂。同样,“不死者”——如瓦格纳的漂泊的荷兰人和雅纳切克的《马可罗普洛斯事件》中的年逾三百的女主人公——都将死亡视为一种解脱,一种团聚,一种急切盼望的归宿,这些也堪称为叙事结尾的力量和意义的典范。在这类对于“大结局”(End)的叙事化手法中,死亡直接赋予生命以意义。但是,即使是在歌剧舞台上,要对死亡进行默想,也不可避免地会感到(甚至会亲眼看到)我们对死亡的焦虑。我们认为,这也是为何观看歌剧对死亡与濒死的表现会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不仅悲剧性作品具有这种吸引力,甚至是那些表现死亡的正面价值、具有修辞性和叙事性结局的慰藉功能的作品也有这种吸引力。正如B·努兰(Nuland)所揭示的:“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死亡仍是一个神秘的现象,既令人冲动,又令人恐惧。我们被最可怕的焦虑所吸引,丧失了抵御能力;我们被与危险调情的原始兴奋感引向那样的焦虑。飞蛾之于灯火,人类之于死亡——两者之间几无差异。”(1994:xv)参考文献[1]Abbate, C.&nbsp;(1991)Unsung Voices: Opera and Musical Narrativ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Princeton,&nbsp;NJ:&nbsp;Princeton&nbsp;University&nbsp;Press.[2]Bronfen,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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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nbsp;L’opera come racconto: modi narrative nel teatro musicale dell’Ottocento.Venice: Marsilio Editori.[1]&nbsp;这并不是否认歌剧的录音版本和录像版本的存在,而只是为了将这些第二级的表现形式置于这样一个前提下:歌剧作品几乎都是为现场演出创作的。[2]&nbsp;原文为allographic,意为由别人签字画押或替别人签字画押。——译注[3]&nbsp;“这一任务”指“经历死亡”。——译者&nbsp;琳达·哈钦(Linda Hutcheon),多伦多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校级杰出教授;迈克尔·哈钦(Michael Hutcheon),多伦多大学医学教授。周靖波
  2. 李陀:回应林毓生的公开信
    社会 2010/06/11 | 阅读: 2736
    林毓生先生:&nbsp;你好!&nbsp;近日读到你分别于六月六日及六月八日分别在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就汪晖"抄袭"事件发表的谈话,心中有些疑惑,不吐不快。&nbsp;你在谈话中说到"抄袭行为除了是一种失德的行为以外,它直接破坏了学术秩序。建立稳定、公平、合理的学术秩序,对于学术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在这种学术秩序之内,学者们才能自由地相互切磋、启迪、讨论。没有健康的学术交流,很难有学术的进展。而有成果的学术交流,只能建立在学者们彼此信任的基础之上。"这些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的疑惑也由此而来。自王彬彬的文章《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在《南方周末》重刊以来,关于汪晖究竟是否涉嫌抄袭之事,国内学术界是有争论的。王文发表之后,钱理群、孙郁、赵京华等学者都发表过意见,但是,由于他们大多是就事论事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我以为可以把这些意见当作一种"表态"且置之不论。问题是,此后,还有几篇很认真写就的与王文争辩的文字,如钟彪的《驳王彬彬的诬蔑:学术"私律"与莫须有》、舒炜的《"王彬彬式的搅拌"对学术的危害》、魏行的《媒体暴力与学术独立--关于一起媒体公共事件的备忘录》,这些文章与网络上的许多所谓"倒汪"和"挺汪"的意见和言论不同,是严谨的,是针对王文(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文章)有的放矢,提出不同的具体材料和论据逐条与王彬彬等人商榷的。本来,我以为这几篇文字出现之后,会有一个虽然激烈但是说理的辩论局面。但是,这样的局面延至今日并没有出现。我想这是很多原因造成的,例如,这样一场对汪晖涉嫌"抄袭"的大批判,虽然始自《文艺研究》,但发动者和推动者实际上都不是学术刊物,而是大众媒体,这对展开这样一场具有相当学术性的辩论显然不是很合适的平台。可是,现在你介入了这个论辩,我觉得是一个转机。为什么?因为你是学界公认的一位严肃的学者,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期盼你的介入是严肃的,公正的。不过,仔细读过你的相关谈话,以及这些谈话中的意见和结论之后,坦白说,我相当失望。因为,你在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上的言论完全没有提及对汪晖涉嫌"抄袭"还有不同意见,还有辩论,白纸黑字,还有钟、舒、魏主人的文章,正是这一点使我产生很大的疑惑。我想,虽然你在谈话里最核心的一点,是提出清华大学应该组织调查委员会(如果清华大学不这样做,校长就应该下台),但读过你谈话的人,任谁都明白,其实你已经做出汪晖是抄袭者,甚至是个"抢夺"者的结论。这当然是一个很严重的结论,且不说你所期望的调查委员会是否会得以组织,也不说这个委员会如果组织起来会得出什么结论,就现在而言,你这个结论经过这几天各种纸媒和网络媒体的散播,实际上已经对一位目前只是"涉嫌"的学者形成极大的伤害,甚至可能影响他的终生。我还想,以你多年在美国大学执教的经历,应该明白一个学者对自己的同行作出这样的指控,都负着什么法律和道义的责任。不过,我这样说并没有指责你的意思,我只给你个具体的建议:你能否写一篇文章,针对钟、舒、魏诸人的文章做一次认真的分析和辩驳,看经过这样的辩驳之后,你现有的对汪晖的评判和结论是否还是站得住的,是服众的。&nbsp;我想,鉴于汪晖涉嫌抄袭的是已经形成一个很大的事件,我的建议和要求并不过分。"建立稳定、公平、合理的学术秩序,对于学术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在这种学术秩序之内,学者们才能自由地相互切磋、启迪、讨论。没有健康的学术交流,很难有学术的进展。而有成果的学术交流,只能建立在学者们彼此信任的基础之上。"这不仅是学术界里大家都赞成的,更是所有关心中国学术发展的人都赞成的。写一篇论辩文字可能要花费你一些时间,但是,想到不仅别人,就是你也应该担起相应的政治与法律的责任,写这样一篇文章还是值得的,也是必须的。&nbsp;大概是九一年初夏(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我和汪晖趁去芝加哥参加一个会议之便,特意弯路到威斯康辛的你家去看你,期间你正筹划写作一部多卷本的中国政治史,因此,见面之后,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中国古代政治的特征和性质。我还记得清楚,由于自己是作文学批评的,对你和汪晖的热烈讨论完全外行,插不上嘴,就上楼到客房睡觉去了;好像是夜里四点多钟,我被你和汪晖大声争辩的声音吵醒,下楼一看,你们二位竟然困意全无,越争越热闹,不禁十分敬佩。暮然回首,不觉近二十年的时间悄然流过,但一直没听到你的中国政治史出版的消息,也许至今还在写作中?另,听说你已经从威斯康辛大学退休,现在香港城市大学任教,不知写作和研究是否如意?香港夏天酷热,还望注意身体,劳而逸,逸而劳,则于健康大有益。&nbsp;顺颂&nbsp;夏祺!&nbsp;李陀&nbsp;
  3. 杨帅、温铁军:经济波动、财税体制变迁与土地资源资本化——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三次圈地”相关问题的实证分析
    社会 2011/12/14 | 阅读: 2735
    中国在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之后,进入了以国内资源资本化为实质的产业资本扩张阶段。在这30年中,出现了3次周期性宏观经济波动,并相应地发生了财税体制的3次重大变迁及土地的3次大规模征占。本文以土地资源资本化的机制、主体及增量收益分配状况的变化为线索,分析了三者的相关关系;描述了产业资本及金融资本在这个资本化过程中形成并高速扩张的趋势;并考察了这个过程中的增值收益分配及成本分摊状况。
  4. 赵刚:两岸与第三世界--陈映真的历史视野
    思想 2013/05/04 | 阅读: 2734
    展现在白永瑞与陈映真的「对话」中的困难,虽然形式上可以是一个极简单的数字问题:两岸是一,还是二?但在两者之间所高度张力拉扯、挣扎、压抑,但却又经常缺乏适切言语表达的,似乎是很多非常复杂的因素,其中至少包括了区域间的历史情仇恩怨、当代地缘政治权力丛结的制约、对自身民族国家在区域与世界的位置自觉与抱负,以及和那与包括「民族主义」、「现代文明」等西方支配话语的批判性距离。
  5. 丁玉华:上海摄影的都市语境1920-1937
    影视 2009/07/11 | 阅读: 2734
    附:郎静山年谱。

    出版于民国十九年的《现代艺术论文集》中收入了丰子恺先生《美术的照相》一文,副标题是《给自己会照相的朋友们》,文章的开头是这样写的:“现在照相真是流行极了,我的朋友中有许多自备照相器,自己会拍照;马路上卖照相器的店到处皆有,而且一二十块就可以买一具。”
  6. 《经济学人》:破除误解:贫困与恐怖主义
    政治 2011/07/16 | 阅读: 2732
    “极度贫穷的社会为疾病,恐怖主义和冲突提供最理想的温床。”奥巴马这样说,力求推动对贫困国家的更多发展援助。但高层次的恐怖主义嫌疑人依然包含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同样也没有证据显示穷苦大众对恐怖主义会更同情。然而,受过教育的恐怖分子更为致命的发现可以说明经济条件能影响恐怖活动的效率。
  7.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淞沪会战
    历史 2009/08/18 | 阅读: 2732
    本文摘选自《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黄仁宇/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8. 保罗·哈里: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思想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关系的争论
    思想 2009/09/11 | 阅读: 2730
    :《当代亚洲杂志》2008年11月号刊登了澳大利亚学者保罗•哈里题为《对毛泽东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误读》的文章,批驳了这样一种常见的观点,即毛泽东思想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背离。
  9. 季剑青:民族主义能否成为我们的思想资源?--读汪晖《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外二篇)》
    书评 社会 2012/02/07 | 阅读: 2728
    收入这本书中的三篇文章,虽然处理的对象不同,但在我看来背后却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理论关怀,用汪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提出一种不同于民族主义知识框架下的中国观",一种新的阐释现代中国的理论框架。
  10. 经略第38期
    期刊专递 2014/05/20 | 阅读: 2728
    【刊首语】 五四之未来 &nbsp; &nbsp;&nbsp;&nbsp; &nbsp;&nbsp;&nbsp;&nbsp;又一个五四运动纪念日正在到来,与往常一样,我们听到的是众声纷纭,反映出现阶段知识界历史共识的稀薄。 &nbsp;&nbsp; &nbsp;&nbsp;&nbsp;&nbsp;&nbsp;五四运动启动的是一个大破大立的历史进程。它对列强主导的国际秩序发出了反抗的吼声,同时也对传统的礼法秩序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它所开启的历史进程究竟"立"了什么,在共和国前三十年原本是有一套成熟的、一度具有很强说服力的解释。但在近三十多年来,由于秩序的大变动,所"立"者究竟为何物,反而变得模糊了。 如果五四所"立"的东西说不清楚,凝聚不了认同,人们自然就会将目光聚焦到五四所"破"的事物上面来了,惋惜那些事物的丧失。这些丧失的事物中包括传统文化,据说还包括个人自由。而五四所启动的历史进程还在进行之中,尚未给出结构性的答案,因此,对五四的评价也不可能盖棺定论。 然而,五四所"立"者究竟为何,难道真的没法论述么?单从现象上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在五四之后,中国两度震撼世界。第一是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经过革命的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国率领的是所谓"联合国军"打成平手,可谓一扫晚清以来的颓废之气。中国革命更以其道义感召力与战略战术方面的成就,大大支持了世界被压迫民族与人民的解放事业。第二则是近三十年来,中国以惊人的商品生产与工业制造能力震撼世界。2010年中国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家,2013年成为货物贸易第一大国,2014年,世界银行发布报告称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GDP将在年内超过美国(致力于"韬光养晦"的中国政府实际上并不欢迎这一报告)。这两个时刻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第一是领导主体一直是脱胎于五四的强大政党;第二是,革命打破了传统政治秩序中层层代理的链条,扫荡了以食利为生的利益集团,让底层工农民众与中央政府发生了直接的关联,中央政府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同时也没有强大的既得利益阻碍执政党在政策上的自我纠错,而这就为工业化和经济腾飞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基础。 毋庸讳言,工商中国与革命中国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精神张力,这种张力使得关于五四的传统官方论述的说服力大大下降。但是,如果我们回到陈独秀的《敬告青年》的论述,也许就能对这种张力背后的共性看得更清楚一些。陈独秀倡导的新文化,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无论是革命中国还是工商中国,都充溢着一种质野、乐观而充满活力的精神,一种"有条件就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在晚清和民初是很难看到的。 当然,质野也意味着缺乏优雅的形式,缺乏系统的体系,经常是焦躁的,甚至是幼稚的。而这正是青年的特征。五四启动的历史进程让一个熟透的古老文明回到了某种青年状态。很多宝贵的东西被遗忘了。但我们很难否认,这个新生的青年具有很强的生存和学习能力,经常在崎岖险要之处摸出独特的道路。只是作为青年,他还没有能力将探路的新成果充分理论化,解释给别人听,因此很少有人意识到,他正在创造新的中国文明形态。 五四期间不乏"全盘西化"之论,但以此来概括五四全貌,却是偏颇的。五四提出的许多问题,实际上并不只是针对中国,更是针对全世界,已非当时欧美现成模式可以回答。真正需要关注的是这个提问的主体--他一旦将自己从虚文与习惯中解放出来,就能够根据实践的需要来选择自己所学习的榜样,哪怕一时有所迷失,也能很快自我纠正。而随着他的探索有所成就,获得更大的自信,古老的文明也会在他的脑海中复活。但被回忆起来的古老文明和最初作为习惯而存在的古代遗产是两回事,前者在他的实践中是活的、有力量的东西,后者也许会使得他看上去雍容华贵,但并不给他带来生命的活力。 将"老大帝国"变为"少年中国",这也许就是我们可以尝试给出的对五四所启动的历史进程的评价。"少年中国"仍在成长之中,他的步伐是否稳健,他的未来究竟能开出一番什么样的天地,都关系到世人对于五四这个开端性事件的感知。 &nbsp; &nbsp;目录 &nbsp; 【刊首语】... 1 【专题:五四之未来】... 3 从两个三十年到三个三十年. 3 丁耘 五四运动与立宪政治. 7 唐棣 全球化时代的青年政治运动. 16 萧武 【特稿】... 23 新版独家网发刊词:新青年 新视觉 新世界观. 23 王惕若、潘瑞可 【编译】... 25 阿富汗:伊朗与沙特利益角逐的疆场. 25 斯特拉福战略预测公司 俄国入侵乌克兰:美国的机会?. 28 约翰·艾伦·盖伊 葛兰西与真理政治学. 32 墨兹班·贾尔 【时评】... 41 "太阳花"学运背后:台湾"民主化"困境与统独意识变迁. 41 吕正惠&nbsp;&nbsp; 迟来的索赔. 46 半分忠义与一寸江山 "临时工"困境. 69 吕德文 【读评】... 74 民国的内政与外事. 74 周绍纲 美国绅士衰亡录. 78 纪武 【研究】... 82 南非二十年. 82 橡树村 &nbsp; &nbsp; 【图志】... 127 图解历史: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流散、回归和自治运动. 127 孙力舟 【写意】... 134 无竟寓书画艺术欣赏. 134 &nbsp; &nbsp;&nbsp;&nbsp;
  11. 陈传席:画坛点将录
    艺术 2008/03/18 | 阅读: 2728
    陈传席,江苏睢宁人,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特殊贡献专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学院客座教授。曾任美国堪萨斯大学研究员。曾组织中国美术界第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时组织全国36家博物馆(院)明清绘画联展。1986年赴美国从事明清中国画研究和考察美、日、英所藏中国古代艺术遗迹。回国后,从事艺术史和文学史研究。文章点评刘海粟、丰子恺、蒋兆和、石鲁等4人。
  12. 张承志:在2010年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毕业典礼的演讲
    人文 2010/07/07 | 阅读: 2725
    同学们:&nbsp;&nbsp;&nbsp; &nbsp;我的母校、北京大学的国家发展研究院邀我来向大家表示祝贺,表示一个校友对毕业生的祝福,这使我感到负担沉重。因为作为一名作家我习惯了书面语,我很怕出现语言的传达问题;而早年的毕业生就好像一个游子,回到母校,人有一种失语的感觉。所以,为大家编几句哪怕简短至极的贺词,于我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nbsp;也许,我只能想象自己在代表一种期望--它属于许许多多的平常人、那些不拥有权力也没有话语可能的人,他们习惯把自己的前途,寄托给自从五四以来经常是矫正世道的传奇力量的北京大学。我猜测着他们的期望,我作为他们中的一员,祝贺同学们熬完了冗长的学业、拿到了宝贵的证书、从一所名牌获得了毕业。我们祝贺大家自今日起,正式推开了社会的沉重大门,迎着风浪、迷茫和斗争,走上报效养育自己的父母人民的道路。&nbsp;&nbsp;&nbsp; &nbsp;&nbsp;&nbsp;&nbsp; &nbsp;我还想说,离开学校后你们将面临的一切,并不一定限定在专业的方向、尤其不一定仅仅是经济范畴内的职业--同学们从今天将直面和投入的,是一段激烈的分化与重建、富裕与危机的历史,是一段可能决定中华大国命运于一瞬的历史。它的内容与蕴含,今日尚不能尽知,唯有在又一个百年之后,才能被人感慨与总结。 所以,大学、哪怕是名牌大学教给你们的知识,不仅远远不够而且面对如上命题,学科知识只是杯水车薪。&nbsp;&nbsp;&nbsp; &nbsp;&nbsp;&nbsp;&nbsp; &nbsp;前几天在报纸上见过这样一个题目:"我们的大学还缺点什么"。这是一个好问题。如果允许我"村言无忌"插嘴作答,我想说:在我们的大学里(至少文科),那缺的"一点"不是别的,缺少的唯有常识。是的,常识。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聪明大脑里和我们高校的课程与教材中,缺少的东西可以数出两样:真理,以及常识。&nbsp;&nbsp;&nbsp; &nbsp;&nbsp;&nbsp;&nbsp; &nbsp;在这样一次喜庆的典礼之上,不宜对这一观点展开与举例。唯有一个例子可以一提--那就是五四运动。&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nbsp;九十年前,是我们北京大学的前辈校友,发动了拯救中国的、伟大的五四运动,把中国引入了革命的新纪元。但是,包括五四的先驱在内,我们早期的校友们没有留意、所以我们也没有从大学里读到、民众中当然更不会普及如下的常识--五四运动抗议了巴黎和会对中国的不公,但巴黎和会首先是西方阵营庆祝对奥斯曼帝国五百年征战攻防的胜利的庆功会。由于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中国才最后尽失了屏障。巴黎和会是一次西方阵营瓜分奥斯曼帝国遗产的分赃会。中国的地位,并非如历史讲义写的在"战胜国"的行列里,而在赃物或猎物的清单中。从一个宏观的视野看,一切原本清晰:中国报名加入的阵营,本来就以吞噬中国味大计。&nbsp;&nbsp;&nbsp; &nbsp;&nbsp;&nbsp;&nbsp; &nbsp;对奥斯曼帝国缺乏常识、对阿拉伯世界缺乏常识的现象,延续至今。直至今日,常识的缺乏,导致了目光的短浅;脑袋里灌满了西方价值观的中国人,毫无对同一命运的兄弟的唇亡齿寒的历史认同感。还可以预计,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人们也不会同意这样的观点,即--沿着地中海的哪条陌生防线,乃是中华民族的万里长城。&nbsp;&nbsp;&nbsp; &nbsp;&nbsp;&nbsp;&nbsp; &nbsp;我想表达这样一种感觉:由于半殖民地和屡战屡败的历史暗示,我们祖国的高等教育,自它呱呱坠地问世近代伊始,就有着殖民地顺奴的遗传、与大中华天朝的"龙内障"--这些潜在的因素,不仅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品质,也造成了中国人对世界的、知识与常识的不足。可谓凌辱之极的八国联军蹂躏之余的庚子赔款,与中国早期知识分子临盆分娩之间的关系,是横行今日的知识分子短视、迷误、偏见与软骨现象的一种基因。我们被教授的知识,与其说与中国古典与共产主义,莫若说与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渊源深厚。另一个命题是:在全盘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之外,可怕的弱者歧视,也在知识分子之间形成痼疾,并向人民传染。&nbsp;&nbsp;&nbsp; &nbsp;&nbsp;&nbsp;&nbsp; &nbsp;与革命孪生的人道悲剧,反复宣传着革命的不合理。在革命失败后弥漫的唯经济论,逐渐成了一个文明古国的时髦。踏着计划经济的废墟,大家都在人云亦云:经济是绝对的、经济学无道德。经济规律是天道沧桑,它是自然的规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nbsp;&nbsp;&nbsp; &nbsp;&nbsp;&nbsp;&nbsp; &nbsp;但是在严酷的现实中,人们却愈来愈强烈地感受到:姑且不说横行的践踏公理,姑且不说这个患了不公正癌的正义问题--只是在经济范畴之内,世界经济中的道德因素,已经再也不能否认和无视。它喧嚣在水面或水底,早已不是经济的一种现象、而是一个紧迫的社会问题。&nbsp;&nbsp;&nbsp; &nbsp;&nbsp;&nbsp;&nbsp; &nbsp;还有--过分强调马克思主义对经济运动中剩余价值的分析,但却忽略资产阶级本身历史实态的揭破--也已经不能说服民众。资产阶级的历史轨迹的发掘,已经是急待开拓的领域,是沉默的世界渴望了解的题目。不去究明十六世纪以来资产阶级怎样步步坐大、垄断并实现全球化;不了解它的基因和雏形、它最初的细节尤其它未来的趋向,就不可能理解我们身处的世界。&nbsp;&nbsp;&nbsp; &nbsp;&nbsp;&nbsp;&nbsp; &nbsp;所以,一旦离开了校门,从可信的常识,到普遍的真理,毕业生的继续求知和知识重建,就开始了。&nbsp;说离开校门之后求学才真正开始,是否是一种过分的表达呢?不,所谓"求知要从摇篮直到坟墓",如果,我们能把求知看成人活着的一项目的,就永远不会停止自己的学习。 &nbsp;&nbsp; &nbsp;&nbsp;&nbsp;&nbsp; &nbsp;所谓知识重建,不是从一些真诚的学生,向世态恶俗、向市侩、向体制的异化和投降;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那些决心不侮辱自己的生命、决心做具备尊严的知识分子的一些人的--追求真理的问题。 随着简直如河流一样长流不息的学生毕业,在这所学校和别的学校,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程度,我们的努力不会终止。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我愿意想象,在一代又一代的毕业生的持续追求之下,我们最终一定会清除殖民主义种下的思想病灶,营造出一种--普世的价值观点、与崭新的知识体系。也是在这个百年之间,一代代的毕业生在离开校园时,都喜欢唱那首聂耳谱曲的《毕业歌》。&nbsp;&nbsp; &nbsp; &nbsp; &nbsp; 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同学们大家起来,背负起天下的兴亡。 &nbsp;这首歌已经久经考验,因为它道破了学生与毕业这一组命题。在一派歌舞升平之中,我们应当具备敏感、应当紧迫地意识到:也许天下的兴亡、民族的存亡,正在临近。&nbsp;&nbsp;&nbsp; &nbsp;&nbsp;&nbsp;&nbsp; &nbsp;愿我们的同学们,明天是社会公正与探求真理的栋梁。愿我们的同学中,在这条道路上感到了艰难、遭遇了困境、孤独、甚至危险的人们,能够战胜难关,达到价值的胜利。愿同学们的灵魂,哪怕再过一百年,也仍然像今天一样年轻!&nbsp;&nbsp;&nbsp; &nbsp;&nbsp;&nbsp;&nbsp; &nbsp;再次向同学们表示由衷的祝贺,谢谢大家! &nbsp;
  13. 李春光:关于傅聪的一些情况(致胡耀邦信)
    音乐 历史 2010/06/19 | 阅读: 2720
    关于傅聪的一些情况&nbsp;(此为经王若水删节之李春光致胡耀邦信。标题是王加的--李注。二00六年十一月一日。)&nbsp;春节前后,我先后两次同傅聪长谈。我觉得有责任把我知道的情况说一说,或有助于澄清一些误解和偏见,对各方面有点益处。促使傅聪出走的直接原因,是他的父亲,著名作家、翻译家傅雷被打成"右派"。同时,他本人也在一九五七年留学生归国学习期间,受到重点批判("白专道路"等等)。一九五七年初,傅雷到北京参加全国宣传会议,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兴奋莫名,夜不成眠。他觉得,在毛主席领导的这样一个党面前,是无话不可以讲的,是应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他睡梦里也不曾料到,他竟会因此变成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傅聪说:这个打击太大了。我好像觉得被推下了一个无底的深渊,心里充满了难以忍受的痛苦、失望,甚至绝望。我即将毕业回国,我知道,等待我的,将是父子互相"揭发"、"批判"。对于两个自尊心很强,绝不肯违心地讲话、行事的人来说,这实在太难堪了!果真如此,再加上后来的"文化革命",前年就不是给我父亲一个人开追悼会了,很可能是开父子追悼会。他沉重地说:实在是"逼上梁山"。我那时想了很多。抛开我们父子的命运不说,我当时确实预感到国家可能要走上一条吉凶难测的路。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办法。我是在极度痛苦和失望中走的。最近,三联书店准备出版傅雷书信集。那些字体异常工整、纸色已经发黄的信中,充满了一个老知识分子对党和人民事业的至诚--也许应该称作"虔诚",简直虔诚到了好像一个宗教信徒那样的地步。也许正因为如此,对于社会主义时期斗争的曲折性,他几乎毫无思想准备,以致在残暴的打击下突然、悲惨地辞世。多年来,傅雷身边一直带着毒药(这就是"士可杀而不可辱"吧)。一九六六年,傅雷夫妇在被接连批斗了三天三夜之后双双自尽。由于毒药年久失效,两个绝望的老人是在服毒以后又上吊死去的。谈到此事时,傅聪说:"文革"一开始,我就预感到这件事。我了解我的父亲,他就是那样一个人。我给家里打过一个长途电话,母亲接的,她激动地叫了我一声"阿聪",就大哭起来,电话立刻断了。我不敢再拨--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母亲的声音。傅聪出走后,写信向他父亲作了三条保证:一、决不讲关于中国的假话;二、决不同台湾发生任何关系;三、决不放弃中国护照。第一条他并没有完全做到--他从未对外国人讲过他出走的真实原因。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说他之所以走,是因为不愿意下乡劳动,怕弄坏了手指。他说:在这类事情上,我对外国人讲了假话--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理智上,我都不能不这样做。第三条他没能坚持。一九六五年,他加入了英国籍。他说:这完全是为了生计。拿着中国护照,许多地方不准我演出。弄得我没有办法生活。傅雷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气,同他断绝了通信。直到半年后,他的岳父梅纽因(著名小提琴家,现任"国际音协"主席)写信多方解释、劝说,傅雷才同他恢复了通信。这次报上登的音乐会广告中称傅聪"著名英籍钢琴家",他很不高兴,印节目单时,坚持把"英籍"二字去掉。他在音乐学院指挥学生乐队,给学生讲提琴弓法时,有学生说这是英国弓法,他生气地说:什么"英国弓法",我是中国人,我不是英国人。至于第二条保证,他是始终坚持了的,他至今没有去过台湾。有个台湾记者去找他,被他骂走了,他说:你给我滚出去!粉碎"四人帮"后,傅聪看到了新的希望。一九七九年,他主动向我赴英艺术教育考察团要求回国做一点工作,考察团的同志告诉他国内条件还很艰苦。他说:我不怕,我一定要回去,什么苦我都能吃。傅聪三次回国教学、演奏,无论学识、修养还是工作态度,都得到好评,受到赞扬。为他开车的司机说:这个专家很老实,每天就是上学校练琴、教课。星期天也不休息。商店、公园一次都没去过。离京赴沪的当天上午,他仍像平日一样到学校练琴。这方面情况去年《中国青年报》发的一个内参有所记述。谈到我们学校许多天赋很好的学生时,他说:他们都是非常之好的材料,但是往往只能发展到某一个限度。他告诉我,他父亲曾对他说:你首先要做一个人,然后才谈得到做艺术家。他认为许多学生不懂得这个道理,一味热衷于技术,热衷于国际比赛,说穿了还是热衷于狭隘的个人名利,很少去思考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目的去学习音乐,心地很狭窄。这样的人,在艺术上的发展只能是很有限的。问题在于有些教师和领导人好像也喜欢这样,因为容易出"成绩"。他还认为我们的某些艺术创作、表演中存在盲目崇拜、模仿外国的庸俗倾向,搞得非常浅薄。一月三十日,《北京晚报》关于傅聪同中央乐团合作演出的报道,从原稿中把傅聪的名字全删掉了(但保留了同台演出的美国指挥家、乐团独唱演员的名字)。这件事对他刺激很大。在北京期间,特别是后期,有的同志对他态度有点冷淡,尤其是有的记者,对他先热后冷,使他觉得伤心。我想,这样一个人,又经过了二十几年的时间,是理应获得谅解的。 &nbsp;我感到应当使更多的人知道傅聪的真实情况,澄清一些误解和偏见。如果在许多人心目中,傅聪始终是一个抛弃祖国、背叛人民的"叛逃者",那么,我们像现在这样热情地邀他回来讲学、演出,自然会使人感到是很没有原则的。 &nbsp;&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李春光
  14. 杨耕:解读《马克思的幽灵》
    思想 2009/09/11 | 阅读: 2717
    德里达是如何维护“马克思的幽灵”的;德里达为什么从解构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德里达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15. 莫罕、奥兰德:反思左翼、进步、全球化等概念(上)
    思想 政治 2012/05/13 | 阅读: 2714
    新当选法国总统Hollande与法国哲学家Morin对话。自密特朗于1981年当选以来,社会党睽违政权已久,左翼的声音相对消沉。欧兰德带领左翼重新取得执政权,究竟他本人有哪些新的理念或作为是可以被期待的?本篇访谈完成于总统大选第一轮和第二轮投票之间
  16. 张承志:阿凡提金卷银卷
    文学 2010/05/30 | 阅读: 2712
    一阿凡提,这个名字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这个来自新疆的名字一经传入,便流行于汉语世界。但在全世界无论西欧或南美,人们多用霍加•纳斯尔丁的名字称呼他。中文译本也很多。如戈宝权先生译自俄文的《纳斯尔丁的笑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其中依据苏联突厥学家的分类,有"基本的传统的笑话"和"从十九世纪手写本集子中选出的补充的笑话"等重要栏目。日本的突厥学家護雅夫则以Ercumed Ekrem Talu在一九五四年整理的《伟大的纳斯尔丁•霍加》土耳其文本为底本,编译了收有五百个故事的《纳斯尔丁•霍加故事》。至于其他国家,或通俗或学术,尤其多以儿童读物的形式竞相出版,五彩缤纷的译本,不胜枚举。&nbsp; &nbsp; 流行于汉语世界的"阿凡提"(afandi)一词,是一个阿拉伯语尊称。就像波斯语的霍加(huja,也转写为Hoca)一样,可译为阁下或先生。在当代土耳其这两个称谓可以合用,如"霍加阿凡提"(Khojaefendi)。一旦这个行者东入嘉峪关来到北京、上海,顺口的"阿凡提"一名便如胶入漆,固定下来。而在经由阿拉伯一波斯-突厥途径了解他的欧美世界,霍加•纳斯尔丁其名更不胫而走,一天天如雷贯耳。&nbsp; &nbsp; 毕竟阿凡提早为汉语世界喜闻乐见,阿凡提的最新一位翻译和搜集者艾克拜尔•吾拉木就没有纠缠名字的孰长孰短,而径用阿凡提其名,编译了分为金卷银卷两大册的《阿凡提故事大全》。他的特征是游方流浪。他的睿智,使他随时随地抛出一语道破的笑话。他给人们带来了不尽的欢乐,也带来大笑之后的无限回味。这个名字--被尊称为阿凡提或霍加的纳斯尔丁--不是借天使的翅膀而是倒骑一头毛驴,传遍了草原和绿洲,再传遍了欧洲和世界。&nbsp; &nbsp; 二&nbsp; &nbsp; 土耳其人喜欢考据他的起源,说他的家乡在小亚细亚。研究他的学者分成几派,强调他是十四世纪帖木儿汗的同时代人,和强调他墓碑的铭文以及古文书中有证实他生于十三世纪的观点,长期争执。据说土耳其的文化枢纽科尼亚附近的阿克沙尔(Akshar,白城),有一处圣墓就属于他,听说当地凡新婚夫妇都要到墓上拜谒,否则夫妇关系定生破绽。还说谒墓时谁若是不开口大笑,后日就一定会招致祸灾。&nbsp; &nbsp; 但是据護雅夫总结,所有的学术的较真,都遭到了学术的质疑。至今阿凡提突厥起源的观点,仍然不能确认。&nbsp; &nbsp; 这颗幽默的种子,可能一直挖掘到一个早得多的阿拉伯原型,一位牛于库法的滑稽人物朱哈(Juha),十世纪末曾在阿拉伯非常流行。在我们读到的维吾尔版本的汉译文中,诸如"库尔德语的热汤与冷汤"、"阿拉伯语的牛犊怎么说"等段子,显然都是母本曾在中东流行的痕迹。阿拉伯起源的逻辑是有力的。但是,幽默大师一旦出世,其诞生时日便不易深究。護雅夫在梳理了考据派各种论点之后,表明他赞成这样的观点:"纳斯尔丁•霍加的故事,乃是在世界文学史上处处可见的滑稽谭,采用了土耳其形式的一种表现。诠索这一人物的实在与否,其实并非大事。"(《内陆亚细亚史论集》(一),国书刊行会一九六四年版,186页)&nbsp; &nbsp; 起源姑且不论,但幽默形象的固定,却大约可以判断在十三至十五世纪之间或再稍晚一些。那时,包括维吾尔在内的中亚各族书面语还没有成形和固定下来,以阿拉伯文字书写各突厥语的采择,成了一个过渡时代。在那个所谓察合台文献时代的稍前偏后,可能还借助了苏非大师扎拉丁•鲁米的教派力量的传播,游走于阿拉伯的朱哈,在突厥语世界遇上了更加适合定居的风土。于是他换上突厥人的袷袢、接受了霍加的尊称,尤其是骑上了一头毛驴--阿凡提即霍加•纳斯尔丁(Hu ja nasru-dini)在广袤的中亚步入了成年。&nbsp; &nbsp; --那是一个苏非主义的空气弥漫了整个中亚的时期。若想估量他在南疆拴住毛驴的时代背景,要兼顾书面语的形成,以及伊斯兰苏非派覆盖塔里木盆地的过程。我猜测他的"成年期"应该在伊斯兰神秘主义覆盖南疆以后,是因为他身上印满了那种文化的记号。包括霍加的称号、游方的行为、俗世的看破、清贫的生活、隐现的宿命论、反教条的宗教观、表述的诙谐。特别是那种无论贫富强弱苦乐贵贱,一切尽数早在掌握之中的思想--都是这一年代判别的依据。&nbsp; &nbsp; 昔日商道的尘埃里,此时风尘仆仆走来云游的行者。他们被叫做苏非、达尔维什、依禅、皮尔,总之是异色的Olar(他们)。不仅这些,由于当时的绿洲与蒙古人及游牧突厥人的密切接触,所以Huja nasru-dini的名字也被游牧人喜爱并想揽入怀中。哈萨克人说:那个老汉纳斯尔丁本来是我们哈萨克人的,不信你到哈萨克斯坦去问问。蒙古人则说:我们自古就有巴拉根仓(Bargen-cang),那些笑话我们爷爷的爷爷早就听过--在游牧民族的草原上,他摘下了头巾,身材变胖了,骑的是一匹瘦马而不是毛驴。他滑下鞍子,掀开毡帐的门帘,先道一句问候,有时用的是蒙古语,有时却讲哈萨克话。&nbsp; &nbsp; 他的形象扩散到全世界,并在所到之处赢得人心。超越了奥斯曼帝国的疆域,任谁都把类似的机敏人物滑稽故事,作为阿凡提的新编,补充到阿拉伯一波斯一土耳其的文学之中,最晚近的例子,可能是新疆诗人克里木•霍加撰写的、讽刺"四人帮"的《阿凡提故事新编》。因为维吾尔血液中的阿凡提基因,睿智幽默的色彩浸透了新疆的每一块绿洲。在塔里木绿洲的清风吹拂下,文学形象如鲜花怒放,并化作了人民的精神。确实,我们认识的他主要是一个维吾尔人,在莎车或者喀什,他牵着毛驴,时刻等着我们。&nbsp; &nbsp; 三&nbsp; &nbsp; 艾克拜尔•吾拉木二十年锲而不合的劳作,旨在给儿童们快乐的知识。虽有一些重复或雷同,他居然收集翻译了一千三百余则纳斯拉丁一阿凡提的故事!而据以前的统计,世界上积攒的总数,大致是五百五十条(《伊斯兰事典》,平凡社一九八二年版)。他用的是一种给小孩子讲故事的语言,毫不雕饰、娓娓耐心、随处解释。我猜孩子们一定爱不释手,哪怕捧着饭碗也合不得放下,把笑话当成菜拌着饭咽下。&nbsp; &nbsp; 何止小孩,我也一读就上了瘾,每晚翻阅一会儿,然后忍俊不禁地入睡。久而久之,催眠书变作了启蒙书,我总想,这些故事更该给成人读。常常读着忍不住慨叹:古人的脑力何等发达,怎么对世事看得如此入木三分?而且先贤还最是能够踏禁忌如荒草,有些段子,今天读着都暗自吃惊,他们却坦然道来。我还总想,小孩子们究竟最喜欢哪一些篇什呢?没料到,想多了以后,小小疑问成了学问难题。阿凡提话语的内里,肯定藏着一些谜谶或幻药,否则怎能这么魅力过人。我想他的诀窍,其一就是它只是纯粹的笑话,并无其他的深奥大义。如護雅夫所说:"只需读取无名百姓的幽默、人生智慧、对人的看法即可。说不定一读呵呵大笑,然后掩卷更好。"(護,同上,188页)&nbsp; &nbsp; 比如这一则就只是语言游戏,可算对小孩脑筋的灵活训练吧:&nbsp; &nbsp; 一只老鼠掉进了阿凡提家装满水的水缸里。小阿凡提冲爸爸喊道:"爸爸,一只可恶的老鼠掉进我们家的水缸里了!""哎呀,快把它捞上来!"爸爸喊道。&nbsp; &nbsp; "不用,爸爸,我把我们家的猫扔进去了!"小阿凡提回答说。(金卷,28页)另外一类,则具备政治和思想的含义。比如護雅夫译的这一则,同时对政教两方的体制表示了巧妙的嘲讽:霍加小的时候,一天去经学院念书。那时身带刀子行走是严禁的。在市场上转悠的监察官突然看见,霍加的长袍下面露出一把很大的刀子,就问:那是什么?霍加说:我用这把刀子,改书上的错误。监察大怒道:用这么傻大的刀子能改错吗?霍加回答:是呀长官,就连用这把还嫌太小,改不干净呢。经常有傻大的错误啊!護,同上,187页)&nbsp; &nbsp; 艾克拜尔•吾拉木译的下一则也一样,直指腐败的喀孜。所谓喀孜,元朝有"噶最、噶的"等译法,原为阿拉伯语gadin,乃政教合一时代的法官。它被借人西班牙语后,音义兼用为"市长"(alcalde).&nbsp; &nbsp; 一天阿凡提来找喀孜告状。"你叫什么名字?"喀孜问。&nbsp; &nbsp; "我叫贿赂!"阿凡提回答道。&nbsp; &nbsp; "哪有叫这个名字的?"喀孜笑着问。&nbsp; &nbsp; "我听说您喜欢贿赂,所以改名n1贿赂了。"(银卷,8页)&nbsp; &nbsp; 国王、喀孜、巴依(富人),都是阿凡提尖刻讽刺的主要目标,指三道四的智者总是坐在穷百姓的一边,就像骑着和他们一样的毛驴。这种机敏、睿智、乐观的脑筋和语言的游戏,是永远只属于百姓的法宝。民众的立场,在哄笑中一遍遍得到了申明。这分明是一本教育书:让儿童们听着笑话长大,总比听着哭声长大好得多。耳濡目染之间,维吾尔成了一个以韧性的达观迎对苦难的民族。&nbsp; &nbsp; 去年,正值以色列在加沙用白磷弹实行屠杀的时候,这部书分为金卷和银卷,以豪华的装帧在北京问世发行。研讨会的窗外,杀戮正堂而皇之地进行。阿凡提的亲戚们,只剩下手中的石块,投向轰轰碾来的战车。就在那个瞬间,我突然悟到,在这时读一读阿凡提大有好处,因为它会告诉人:除了武器的抗击之外,幽默更是他们的武器。&nbsp; &nbsp; 这个道理无比深刻。我作为那个文明的仰慕者,又一次触碰到它的深沉。人民的语言,实在是太过丰富--对现世不平和苦难的抗议,居然不单能表达为投石的诉说,甚至还能变化为幽默的爆笑!&nbsp; &nbsp;&nbsp;&nbsp; &nbsp; 四&nbsp; &nbsp; 若还想做一点学究的追问,那么就可能陷入深潭。阿凡提的一半言谈举止,不同于快乐的插科打诨,而是一种思想的表达。&nbsp; &nbsp; 阿凡提话语对教条主义的尖锐攻击,使得不懂宗教文明的世俗学者常常发生了误会。尤其前苏联的突厥学家身处艰难的言论限制,为了语出便利,随口讨伐宗教。这一言说传来中国后,也就晕染了对阿凡提的狭隘解释。&nbsp; &nbsp; 即便如此,若尝试对苏非主义实行概括,仍觉会陷入不自量力的妄为。因为无论一杯水或是一个海,要想数清其中有几颗水滴,都是不可能的。他的一些笑话,讲出的瞬间就响起了听众的爆笑。但若接着再追问一步,笑话又似乎裹着一层厚皮,很难窥见本意。我们顶多能感受其中一股--乐天因为悲悯,洞悟所以达观的滋味。国王的宫殿里来了一位邻国的乌力玛(宗教学者)。他要求国王对他所提出的四十个问题,只能用一个答案回答。国王左思右想得不出答案,只得下令把阿凡提找来。阿凡提进宫,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对那个乌力玛说:"请提出您的问题吧,我洗耳恭听!"&nbsp; &nbsp; 那位乌力玛一口气接连不断地提出了四十个问题,然后说道:"阿凡提,请回答吧!"&nbsp; &nbsp; 阿凡提站起来回答说:"不知道。"(银卷,44页)&nbsp; &nbsp; 这一则很难三言两语说明。其实我们至今仍在捉摸它的逻辑,猜不透它究竟是想讥讽繁琐的教条毫孔(al-hakam,教规),还是要嘲笑学者的装腔作态。它是在主张简化到伊斯兰的基本概念"一"么?还是压根儿没考虑任何数字的哲学含义,只是戏谑故作玄奥的世界?&nbsp; &nbsp; 他一生都在流浪。裹着头巾、骑着毛驴、亦农亦商、寺里寺外,与绿洲上的芸芸众生相遇。他总是嬉笑怒骂,机灵的思路、戏耍的语言,到处摧枯拉朽地教训国王、财主、阿訇、学者。他以沧桑讽刺国王、用坟墓告诫财主,用真理对付教条,以智慧嘲笑学者。他横扫了一切死板的教条主义和腐朽的政教体制,他异色的教诲,随机而生,无所不包。但若追究核心,无非是一切尽托付给大能奥妙的造物主。最终还是没有完成一个概括--霍加•纳斯尔丁.阿凡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也许只有说,老头是一个苏非,尚算一个最好的定义。&nbsp; &nbsp; 接着还需要添上一句:阿凡提的话语,他的插科打诨连同他的那头永恒的毛驴--又确实只是逗乐开心、只是一些语言的游戏。&nbsp; &nbsp; 正视这一点与正视他的苏非本质同样重要。解释不清的苏非概念,没准儿在这里能被一线光照亮。恰恰就是这种享受生活、鼓舞达观、尽数驱使语法的被动主动、词汇的双关隐指、舌尖耳际的细微奥妙,让人大笑、给人希望、藐视苦难--这种不言教条的信仰,才是苏非的最大特征。&nbsp; &nbsp; 阿凡提的内容无所不包,人称它是笑话版的百科全书。但在它的叙述里,几乎没有涉及战争。&nbsp; &nbsp; 也许这才是一个被人忽略的现象。确实,绿洲里那些连自己都没觉察的、平静慵懒的日子,须知就是亲爱的和平。阿凡提正微笑着在那里骑驴漫步,其实是在向我们暗示。&nbsp; &nbsp; 推开窗子就一拥而人的空气一般的和平,仿佛晴天里淋不湿甜瓜秧子的雨水,只渗入心田。有谁特意去留意每天的空气昵?所以没人想过他们不意获得了和平。在和平的季节里,万物都循着开窍的思路,都吮吸着生命的愉悦。它使人愈来愈聪明,而且怀着"调一点皮"的乐趣。于是,僵硬的教条主义只剩下塌裂剥落一条死路了,保留它们可笑的存在,只是为了给阿凡提再添一些戏弄的由头。&nbsp; &nbsp; 所以最后要指出的是对他的时代的判断。那个时代里中亚享受的和平,就像给予无花果的移植以丰沛的阳光雨水一样,给从阿拉伯移植而来的阿凡提,提供了温暖的襁褓。愈是满卷讽刺到过分的辛辣、愈是放肆到大胆的语言--愈是诱人不禁思索,究竟那是怎样一个时代?阿凡提享有的话语空间,令人艳羡又发人深省。所以,对南疆十九世纪前的历史社会,我们的知识,也许还停滞在盲人摸象的阶段,远未触及它神秘丰满的全貌。&nbsp; &nbsp; 跟着阿凡提一人一驴,确能回溯南疆的古代。但多少需要一些知识和一点火候,就像观察伟大的维吾尔文明的其他领域一样。学会欣赏阿凡提也是一件美事,读多了他的笑话,会弄懂人民的话语和生存方式,能明白一个个从毛驴上瞥来的眼神。&nbsp; &nbsp; 今天高龄的他,还骑着毛驴辛勤巡逻,检查着文明的堤坝。我们和儿童们一起,快活地紧跟着他,等着他说出绝妙的下一个。&nbsp; &nbsp; 改定于二O一O年三月&nbsp;&nbsp;
  17. 郑愁予:“美丽的错误”半世纪
    文学 2009/03/21 | 阅读: 2711
    郑愁予受邀于13日到新加坡参加活动,并于日前接受了《联合早报》记者的访问,期间提及曾赠诗陈映真。访谈内容摘录如下。
  18. 王雯婷:谢英俊的乡村住宅产业之路
    建筑 2012/01/03 | 阅读: 2709
    他做的事,长期以来被概括为"为农民盖房子"。这位设计者,因之也被许作"人道主义建筑师"。无人资助,破产三次,从台湾跑到大陆,数十年不改其 志。农民管他叫"老谢",同行揶揄他"灾难王子",学界说,他是包豪斯在世。他站在台上笑,我不过想让"九亿农民赏我一碗饭吃"。The thing he did has long been described as "to build houses for farmers." The designer is consequently called "humanitarian architect." From Taiwan to China's mainland, he never gives up even he's got no funds and went bankrupt three times. Farmers call him "Old Xie", Peers ridicule him "prince of the disaster" and the academic says that he is Bauhaus alive. He stood on stage laughing; all I want is "earning a life from 900 million farmers." 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建筑师,人人都想成为库哈斯。设计那些形态夸张、造价高昂,全身上下都包裹着高科技的城市地标,而不用太考虑成本和能耗。谢英俊却反其道 而行之,琢磨怎么用便宜材料和简易工法,让普通民众也能参与建造,设计出成本低又环保的好房子。在他长达数十年的营造生涯里,乡村住宅绝对算得上是其中最 为"惊艳"的一笔,摊开这张薄薄的项目清单,灾后重建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谢英俊和他的事务所进入南投日月潭地区,带领邵族人以环保材料和简单工具,用极少的经费完成了部落重 建。2004年,谢英俊进入大陆,在河北、河南、安徽推广他的农民建房与协力造屋计划。2008年,四川发生"5﹒12"大地震,谢英俊及其乡村建筑工作 室成员协助四川偏远山区灾后重建,完成示范房500余套。2009年,台湾"8﹒8水灾",谢英俊接受"世界展望会"委托,兴建原住民部落中继屋与永久安 置房,完成13个部落1000户家屋的重建工作......&nbsp;盖房子,所为何事?生于台湾,祖籍苗栗,现年57岁的谢英俊讲话温和,打扮户外,前额的头发已大半脱落,脑后的小辫儿仍倔强挺立着。1973年,谢英俊就读于淡江大学建筑系。这里是台湾文青和愤青的大本营,台湾民歌运动的肇始地。谢英俊住"动物园"(淡江大学出租给学生的民房,也是民歌运动发起人李双泽创作的一首歌),混水源街,唱着李双泽的《 愚公移山》毕业了。服兵役时,他做的是工程兵,修筑营房、工事、道路桥梁。退役后并没有急于成为一名执业建筑师,又在施工队里打混了8年。出图纸、跑现场、协 调矛盾、监控质量,他在这个过程中观察各种各样的材料与工艺,对工程造价也渐渐了如指掌。 成立事务所后,他又做了不少公建,最多的还是现代化厂房,集成电路芯片厂的超洁净室,那种需要缜密考虑各种设计规范与生产工艺要求的房子。大量一线施工的实践经验让谢英俊开始反思"工业化的标准建造模式",也让他重新评估起建筑师的角色与社会价值。盖房子,所为何事?建筑师为 什么做、为谁而做、怎么做、从何处着手?听起来,这些似乎都是些形而上的问题,但事实上,却又是直指核心。"广大农村地区是70%人类居住生存的居所,村 民们一直在采用他们不熟悉的工法和材料,穷一生之力建造昂贵、不抗震、不环保、不合理的钢筋混凝土或砖瓦新房,而建筑专业者无法也未曾踏入这个领域"。谢 英俊说。"为农民盖房子"--当外界把他看成是"人道主义建筑师",或者用包豪斯和现代主义建筑运动来评价和阐释自己的建构理念时,谢英俊的回答却 更加接近常识。在他看来,短短数百年的现代文明已使人类和地球走向不可持续的瓶颈,"可持续"三字,足以颠覆所有的"现代性"。它绝不仅仅局限在技术层 面,还包含衣、食、住、行,与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诸多因素紧密联系,从观念到行动都需与之适应,是一场社会居住关系的革命。谢英俊为自己的"可持续建构"找到的理论支持来自哈贝马斯的"互为主体",其核心是:让建筑跳脱出纯粹技术和商品化的思维,将庞大的农村富 余劳动力与互助换工的优良传统结合,并在其中植入绿色环保、族群文化等多样性因素,建立一个社区自主的建造体系。一言以蔽之:建筑师指导农民参与,一起动 手盖房子。&nbsp;建筑师•农民 互为主体思辨过后,谢英俊开始着手他"乡村住宅计划"的实施。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他都是一边做政府工程,用赚来的钱投入研发,一边埋头于材料结 构的试验,不断改进自己的建构体系。起初接不到任何项目,他就游说身边的朋友做"小白鼠",一个个台南乡村的小型私宅,就是谢英俊"轻钢生态房"的实践起 步。直到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日月潭地区的邵族部落遭受重创,谢英俊才算等来了英雄用武之机。地震后几个礼拜,他就带着事务所开进了灾区, 带领邵族人用轻钢架和竹子,在废墟上打造出新的社区。邵族部落重建,谢英俊所做的第一件事是"说服"。在工业化和现代化浪潮席卷下,包括邵族在内,世代以土地为生的农民们不仅逐渐抛弃了往昔建 造房子的材料和工法,更抛弃了与传统建筑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生活习惯、空间氛围、协力劳动、财务操作等一系列价值观,人与土地、人与自然的关系被一刀斩断。 谢英俊试图用自己的建构体系和实地重建让邵族人相信:采用他设计的轻钢房屋结构,即使没有专业经验的人也能够参与施工,大家交换劳动,互帮互助,不必完全 依赖政府资助和慈善捐款,不受制于市场机制,也能重建家园。由于村民也是重建过程中的另一个主体,整个房屋从设计、结构、材料、施工,到整体空间的规划布局,都不是谢英俊一人意志的反映,还融入了邵 族人对于个体生活和族群生命的想象力。房屋功能在尊重当地生态环境和空间使用习惯的基础上,既满足了村民的一般家庭生活需要,又考虑到族群祭仪的特殊需 求。重建的,还不仅仅是物理上的空间,在这个相互协作、积极创造的过程中,邵族人也逐渐克服掉灾难的创伤,找回了自己的精神信仰与身份认同。而对谢英俊来 说,他也为自己的"乡村住宅计划"摸索出一条可行之路--永续建造,协力造屋。这个项目最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谢英俊一下子蜚声岛内,声名鹊起,变成媒体眼中的"传奇建筑师"与"人民英雄",不仅获颁台湾建筑界最高荣 誉的"远东建筑奖",也为国际建筑界所瞩目。而在鲜花与掌声之外,这种完全不依靠开发商、不需要银行贷款、不采用钢筋水泥的建房模式,实际上又与主流建造 市场相背离。喧嚣过后,谢英俊需要重新思考乡村住宅的发展方向。2004年,他经人指引找到了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决定来大陆推广他的"乡村住宅计 划"。&nbsp;乡村住宅产业化大陆幅员辽阔的地盘让谢英俊兴奋不已。无论有钱没钱,南北东西,盖房子都是农民一生中的头等大事,这让谢英俊坚信自己的乡村住宅必定大有可 为。然而,他期待中的热火场面却并没有出现。除了在河北定州的乡建学院地球屋,河南兰考农村合作建房等几个项目,在大陆一待三年,并没有几个农民找上门 来。更有甚者,听说他帮农民盖房子,就跑到乡村建筑工作室来请求资助。"真当我们是慈善机构了",谢英俊哭笑不得。这一次,又是发生在大陆的另一场大地 震,让陷入困顿谢英俊柳暗花明又一村。   2008年5月12日,中国四川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13万平方公里受灾,200多万户房屋损毁需要重建。谢英俊在地震第三天就带领团队赶到灾区, 从一个粪尿分集式生态厕所开始,先后在青川、茂县、汶川几地,重建房屋500座。这些房子全部采用谢英俊的轻钢结构设计,不仅抗震性好,而且施工快速,造 价便宜,平均每平米400元不到(传统的砖混结构农房则需800元左右),一度成为灾后重建市场上的"主力户型"。甚至有施工队老板混进志愿者团队,靠着 流出的图纸和工料单推出"山寨版"。这次事件之后,谢英俊不得不为关键技术申请了专利。找上门来合作的人也是一拨又一拨。政府想用他的技术推示范项目,承包商认为重建市场"有利可图","国营的,私营的,团体的,民间的,加起 来一共有近十万套"谢英俊说。由于这些合作者无一例外都沿用设计院+施工队的传统模式,灾区的重建任务又相当紧张繁重,双方的观念差异导致建造过程的完全 不可控,谢英俊最终选择退出了这些重建项目。"有1000万名农民等在那里,任何想用工业化大量生产,将农民劳动力与创造力排斥在外的观念与作为,均不切 实际。"--谢英俊在震区日记中这样记述。"只要不是协力造屋,那就和我们的理念有相当大的偏离。"采访中,他又特别加上一句。然而,不论是被人山寨,还是退出重建项目,也都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轻钢房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与接受度,之所以目前还不能批量化建造,主要是由于 还没有形成一套乡村住宅的产业链条。"我觉得我们有这个能力,想,就能做",谢英俊说。在今天的大陆农村盖房子,以一户一栋两层,面积150平米的砖混结 构农房计,造价大概在10-12万元人民币。而同等的面积,如果采用谢英俊的轻钢结构和协力造屋模式,成本大约只有市场价的60%。低成本,是谢英俊判定 轻钢房在农村市场具有强大竞争力的首要原因。便宜之外,房子的结构功能还要能够满足村民的生活生产需求。轻钢结构是国际主流的低层住宅结构,它抗震性好,但造价高昂。谢英俊通过10年 试验简化了这个结构,使其变得可预置、开放性、空间灵活、组装简易,所有衔接处均采用螺栓固定,让村民不请专业施工队也能够把房子盖起。因地制宜,就地取 材,是这套结构体系的另一大优势,农村所能找到的一切资源都可能用来建造房子。"没木头,用石头;没石头,用泥土;没泥土,那就竹子;竹子也没,秸秆你总 有吧。"谢英俊说。完全不设门槛的建房技术,材料充分本地化后所降低的成本支出,是谢英俊认为轻钢房与其他农房相比,具有无可替代优势的第二个原因。但除去这两项之外,产业化还有生产、营销、品管、服务等一系列环节需要建立和成熟。谢英俊"乡村建筑工作室"目前的组织架构是:台湾的事务 所和第三建筑工作室、北京的常民世纪科技和成都的常民建筑科技公司。三个工作站各有一个人主持,负责包括业务推广、技术指导、品质管理在内的所有工作。成 都公司专门研究乡村住宅建设,并设有一个工厂提供轻钢结构所需的配件。北京则主要负责研发,优化产品的前后端设计。除此外,谢英俊还在与都江堰"晏阳初工 程学校"筹备建立一个农村建筑专业学校,培养乡村住宅项目所需的技术、管理和销售人才。在农村摸爬滚打多年,基层组织庞大严密的体系与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让谢英俊渐渐明白, 要将乡村住宅产业化,就一定要借助农村当地的力量,任何市场上现有的商业模式都不能够完全适用。谢英俊的计划是,未来与施工队进行合作,他作为总包商出设 计方案、材料和技术指导,再发包给一个个施工队,通过他们来组织村民施工,集中培训管理,仍然坚持以协力造屋的形式,互助建房。尽管这一切还只是初步的商业构想,能否达到批量化复制谁也说不清。但谢英俊却有着异乎寻常的乐观与自信,"这辈子做不完还有下辈子嘛",他 相信"乡村住宅产业化"只是个时间问题。这乐观一半来自于对自己技术的"盲目自信",另一半,则是他骨子里为挑战而生的勇气。"我们是走钢索的人。"他 说。然后头也不回的走下去。&nbsp;
  19. 韩咏红:《联合早报》汪晖专访--不回应是坦荡面对学术批判
    社会 2010/08/04 | 阅读: 2706
    7月中旬,保持了长时间缄默的汪晖在北京寓所接受本报专访,这是他自3月底做出"希望学术界自己澄清"的简短表态后,第一次对抄袭指控作出直接回应,叙述他所经历的事件过程。
  20. 王铭铭:作为“陌生人”的人类学家
    社会 2007/02/26 | 阅读: 2706
    齐美尔说: “天狼星的居民对我们来说并非是真正陌生的”, 因为他(它) 们根本不是为了地球人而存在的, 因而与我们之间, 没有远近之分,“无所谓远近”。齐美尔笔下的流动人, 原型虽是商人, 但概念实指知识分子, 特别是指知识分子那一漂泊的特征。

    从“陌生人”的客观性与自由感来看, 人类学家不是知识分子的特殊群体, 而无非是他们的一员。人类学家须如同其他知识分子那样, 成为流动人, 拥有能力来摆脱定式与偏见, 自远而近, 来“鸟瞰”社会的内在关系。人类学家之所以热衷于到远方去从事所谓“田野工作”, 恰是因为他们要获得一种对于自身社会的“远方之见”, 使自身通过摆脱固定的关系, 来“鸟瞰”这些内在与他们自身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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