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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建设的一大目的，正是为了将客货两线分开，让原来的暗亏暗补变成明亏明补，同时提高两套系统的效率。

第十二届绿色中国论坛上的发言。“[当前中国农业]造成的环境破坏，是远甚于工业的。一般的化肥能够被作物吸收百分之二十几，农业的高排放，其实是大气、水源、土壤三处污染，我们都知道里面有大量的残留是留在作物里面。”

本文通过考察有关史料和天文学发展史，对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西方天文学的历史作用重新进行评价。

麦家的文字是有力的，那么简洁，一种被痛楚所浸满的文字，它可以引向不可知的深谷，穿过那黑暗的屋子，在黑暗中听风；能提供这种图景的文字的人，能独享一种秘密，一种幸福，一种意外之喜。

本文中将使用的“语文学”一词是对西文philologia的并不理想的翻译。

对于被赋予了叙事形式的历史话语的批评或分析，它面对的挑战是要抵制将其比喻性语言转变成那种按字面意思表达的形式的趋势，即理解形象和想象，就好像它们的真正含义存在于它们同时揭示和隐藏的概念中。

法律训练和教育在美国属于职业训练，是早是由律师事务所进行的，后来才正式进入大学；进行大学后也一直是作为一种职业训练学校，其目的是培养合格的律师，学生一毕业就可以进行法律实务的操作。

评《“看不见的手”范式的悖论》，崔之元著，经济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适应这一复杂系统，学会管理它，对于我们而言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总有一天我们会远离风险的恐惧。在风险的恫吓面前，最值得恐惧的，不是风险本身，而是对绝对安全的追求。绝对的安全，意味着绝对的奴役。无论这种奴役来自何方，都将使得这片大陆重新陷入死寂般停滞。

有关锡伯族的满文档案史料，散见于浩繁的档案堆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工作人员，经过五年的艰辛工作，从数百万件分类档案中，如大海捞针，一件件、一宗宗精心抄录、翻译出数百件有关锡伯族资料，并适当摘录清代汉文资料，辑成《锡伯族档案史料》（上下册），由辽宁民族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总计60万字。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世界性普遍的“去政治化”背景下文本解构、“文化政治”诉求成为理论思考的核心，相对而言从总体上把握世界的结构并给出原理性的阐释，被视为“宏大叙事”遭到了抛弃。这是否也是造成当今普遍缺乏理论想像力和抵抗运动一蹶不振的原因之一呢？在此，柄谷的《跨越性批判》和奈格里、哈特的《帝国》《普众》一样，具有重新刺激起人们理论想像力的作用。

很久以前读鲁迅的书信，知道了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的名字。大约是1927年，斯文赫定与刘半农商定，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刘半农曾让台静农捎信于鲁迅，却被拒绝了。这一件事在后来被广泛议论过，还引起过不少的争论。不过我那时感兴趣的却是，斯文赫定是何许人也?他是怎样进入中国文人的视野，并闯进了民国文人的生活?

叙述民国时期佛教与政治相关的史实。

农民主题曾经阐释了中国现代历史农民题材，自五四时代起，就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两个基本主题之一。它与另一个主题，知识分子主题，共同组成了现代文学的两个基本方面。这两个主题，从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彷徨》等开始，就被确立起来，并延续下去。这并非偶然，因为现代文学中的农民主题和知识分子主题，相辅相成地阐释了中国现代历史的总主题--现代中国革命，正是这两个社会群体，知识分子和农民阶级相互结合的产物。1949年建立的现代中国，并不是一般西方理论的学舌者所谓的"民族国家"，因为这个新中国并非以"民族"界定自身，一般的所谓"民族"（nation），并非这个新国家的基础。甚至国民党在1928年以后建立的那个"民国"，严格讲，也不是民族国家，而只是"党国"（party-state）。因为这个"民国"并不以本民族的大多数民众作为立国之基础，而只维系着一个由官僚政党、军警宪特等组成的上层架构，本民族的大多数实际是被排斥在这个架构之外的。因此，不同于"nation-state"，更不同于"party-state"，新中国是一个真正新型的"人民国家"（people-state），即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人民国家"中的大多数，正是中国的农民阶级。而现代中国的建构，也正是广大农民充分动员和组织化的过程。农民阶级从麻木冷漠到觉醒成长，最终成为中国社会革命的主人公，这个过程，从上世纪20年代的乡土文学，到30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再到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可以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全景式的表现。新中国成立后，农村题材更蔚为大观，涌现出以《创业史》等为代表的一系列经典作品。从五四到新中国成立后，农村题材作品，总体上都是力图以人物、情节和场景的细致描绘，来阐释中国和中国农村的本质，提出问题，寻求答案，以此方式，相当自觉地参与现代中国的塑造。这是一条再现中国农村的现代文艺传统。从美学范畴的分类看，这个传统经历了20年代~30年代的悲剧形态，到50年代~70年代呈现为崇高形态。尽管有时也包含喜剧因素，但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喜剧也从未构成这个传统的主流。这个传统在文革后出现转折，例如新时期著名的农村题材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陈奂生"系列等等。这些小说，放弃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延用的革命叙述框架，而改用启蒙主义或现代化的叙述框架，在美学类型上，则从崇高类型回到了悲剧类型。尽管如此，它们依然是以人物、情节和场景的细致描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探究中国和中国农村的本质。笔者曾指出，每个时代都有为那个时代主流人群所分享的公共文本--80年代是中短篇小说，90年代以后是电视连续剧。这两种公共文本的嬗替，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完成。80年代末播出的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1989），同后续的《辘轳·女人和井》（1991）、《古船·女人和网》（1993），被称为"农村三部曲"，它们同新时期的农村题材小说一样展开叙述，被论者认为"深刻地展示了新时期文明和愚昧这个历史性的冲突"，也就是说，是以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来阐释中国和中国农村的现实。这种启蒙主义的叙述框架当然存在着根本缺陷，实际上，它在认知中国和中国农村的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倒退。农村题材的喜剧化是一种社会症候再现中国农村的传统，在新世纪初发生了更大的变化。近几年来，农村题材电视剧《刘老根》（2002）、《欢乐农家》（2004）、《圣水湖畔》（2005）、《乡村爱情》（2006）、《文化站长》（2007）和《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2008）等，相继播映。报道指出，这一时期的农村题材电视剧，不仅自身数量明显增加，而且还超过了城市、军旅、宫廷、武侠等众多以往的热门题材。特别是，近年播映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几乎没有例外，都采取了喜剧或称为轻喜剧的形式，从而与城市、军旅、宫廷等题材的风格样式形成明显的反差。新世纪初，农村题材电视剧为什么采用喜剧、轻喜剧的形式？这是本文将要分析的重点。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稍微迂回一下，先对本时期的中国农村作两个基本观察。第一，计划经济时期，长期以农业积累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为最大限度地提取农业剩余，在体制上不得不维持城乡二元结构。在70年代中国工业体系基本建成之后，进入改革开放时期，这个城乡二元结构仍延续下来。截至2009年底，全国总人口133474万，农村户籍人口88617万，占总人口的66.4%，而该年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0.6%。也就是说，占总人口66.4%的农村居民，只能主要在占全国经济总量10.6%的农业领域讨生活。这是造成城乡差距的一个基本原因。而且，这个差距还在持续拉大，例如，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37:1，2002年为3.11:1，2003年为3.23:1，2007年为3.32:1，2009年为3.33:1。不断拉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导致大约1.5亿农民脱离第一产业，涌入城市，在第二、三产业寻求出路。第二，包产到户，以家庭为单位经营农业和副业，实际使农民又回到西汉晁错所谓"五口之家"的小农经济模式。这种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面对天灾人祸和市场波动的打击，极易陷于破产和贫困。改革开放以来，仍过度提取农村剩余，例如1978~2001年，农业各税和乡镇企业税金的年增长率，是同期政府用于各项农业支出的一倍；自1997年起，乡镇企业进入低谷期，继而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由集体所有制改为私营企业，农村贫富分化严重；同时，国企改革和亚洲金融危机造成职工大规模下岗，二、三产业用工量减少，使大批农民工返乡；此外，1996年粮食生产过剩，在农业生产成本连续大幅增长的同时，粮价低落，谷贱伤农。90年代后期，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导致农村陷入困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世纪末，"三农"问题进入公众的视野。1999年12月，温铁军发表《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2000年3月，李昌平上书朱基总理，用三句话概括三农问题："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同年9月，曹锦清出版《黄河边的中国》，叙述他在河南开封地区农村考察的细节。此后，"三农"问题研究成为社科界和政策研究界的显学。近年热播的不少农村题材电视剧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制作的。《刘老根》是其中的第一部，首播于2002年。恰好在这一年，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出版了《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这里随便摘抄几段：开春以来，我们这儿的农民快跑光了。连续二十多天，"东风"大卡车（坐不起客车）没日没夜地满载着外出打工的农民奔向四面八方的城市。我们乡有40000人，其中劳力18000人。现在外出25000人，其中劳力15000多人。农民不论种不种田都必须缴纳人头费、宅基费、自留地费，丧失劳动能力的80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和刚刚出生的婴儿也一视同仁交几百元钱的人头负担。由于种田亏本，田无人种，负担只有往人头上加，有的村的人负担高过500元/人。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在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每当我回到县里开会时，会上传达的精神和下面汇报的情况与农村的实际情况相差十万八千里。1999年，全县农民实际人均收入下降了800元，上报的数据却是增加了200元。1999年，上报全县农民负担比上年减少了4000多万元，而实际上是增加负担2亿元之巨。这是同一时期从另一种视野中揭示的中国农村。这种情况，即使在2003年以后，也并没有根本改善。例如，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拉大，减免农业税的效果被农资价格上涨所抵销，大批农民涌入城市造成农村空心化等等。对比这个凋弊、贫困、荒芜化的中国农村，那些喜剧化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应该说，是相当不真实的。但是，另一方面，它们又包含有另一种价值。实际上，对照社科界、政策研究界所揭示的"三农"现实，喜剧化的农村题材电视剧，相反相成地构成了一种重要的社会症候，成为我们理解当代社会结构及其症结的重要切入点。城乡差距产生了喜剧的对象和主体《刘老根》等农村题材电视剧所呈现的中国农村，大多是家长里短、鸡毛蒜皮，即使遇到不可避免的矛盾和难题，也往往被出人意料地轻松化解。这类电视剧，最大的卖点、看点，就是笑：农民的愚昧无知，可笑；农民的简单直爽，也可笑；农民的狡黠计算，更可笑。这里所呈现的，是一个妙趣横生、乐不可支的喜剧世界。农村题材在经历悲剧和崇高之后，终于呈现喜剧的形态。五六十年代书写创业史的梁生宝，移形变貌，再度亮相的时候，变成新世纪的赵本山。三农困境中的农民，成为喜剧捕捉的对象。产生这种悖谬现象的社会-心理机制，究竟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理解喜剧的本质。大家知道，在古希腊哲人看来，悲剧和喜剧都是对人的摹仿，区别在于，喜剧摹仿的是比一般人较差的人物。"较差"并不是通常所说的"恶"，而是一种"丑"的形式。也就是说，喜剧的对象对旁人无害，是一种不至引起痛感的丑陋或乖讹。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悲剧和喜剧界限的区分是依据阶级的划分，悲剧的主角是帝王将相，下层人物则只能是可笑的喜剧的对象。也就是说，悲剧与喜剧作为美学类型不仅仅是两种风格形式，归根结底，其背后的基础是社会阶级的分野和对立。此外，悲剧和喜剧的对象与观看者，同样涉及相应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力量的对比。所以，要理解喜剧，不能仅仅观察喜剧的对象，还必须掉转方向，从喜剧的对象，回溯观看的主体及其目光。前面提到，电视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公共文本，分享这个公共文本的是城市主流人群，所谓白领中产阶层。这个城市主流人群作为城乡差距的受益者，面对差距的不断拉大，面对衰败中的农村，这个观看主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客观地位愈发优越，其主观目光也愈发自信。相反，因城乡差距而被损害的农民阶层则愈发无助和渺小，其形象萎顿，举止失措，言语错讹。主体与对象的强烈反差，为喜剧的诞生准备了社会心理的前提。另一方面，同样是这个城市主流人群，他们辗转于、奔波于职场、商场、官场，为金钱、地位、官职、美色等而操劳忙碌，焦虑、紧张、挣扎、无奈，情形近似悲剧。近年来，真实反映这个主流人群生活的电视剧有《中国式离婚》《蜗居》等，其风格形式与农村题材恰成对比。当今时代，白领中产的紧张焦虑接近极限，所以，就连惊险谍战类题材《潜伏》都被解读为"办公室哲学"和"职场攻略"。这个人群亟需释放心理压力，恢复心理平衡。因此，他们需要面向一个喜剧化的场景，突然放松，以便获得一种欣悦的失重感。这个喜剧化的场景一定属于社会底层，因而一定是中国农村或者包含着农村。90年代以来，赵本山、范伟、高秀敏、潘长江等底层形象的笑星一路走红，绝非偶然，归根结底，他们是当代社会变迁的产物。新中国成立后，农民形象曾日益趋向崇高，60年代后，随着革命意识形态的不断泡沫化，最后以"高大全"转向"假大空"而宣告结束。这几年，喜剧化的农民形象，的确构成了相反的一极。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仔细观察，那些喜剧化的农民主人公，一颦一笑之间，有时又会呈现瞬间的苦涩和苍凉，让我们在那一时刻五味杂陈，洞彻人生。在这个瞬间，喜剧的进程停顿了，技艺高超的"小丑"，通过这种方式，在揭示真相、表达抗议、宣示真理。回到本文一开始的话题。应该说，由于占总人口的66.4%，因而农民至今仍然是中国社会的基本主题之一。庞大的农村过剩人口有序地转移到第二、三产业，消除城乡差别，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基本课题，意味着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的调整。这是一个全社会都参与其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城市主流人群必须更新自身的立场和态度，参与上述的结构调整。这个过程必须完成，也必将完成。因此，历史地看，农村题材的喜剧化只能是一种将被摒弃的暂时现象。（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

 全汉升先生，广东顺德人，民国二十四年毕业於北京大学历史系。随后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潜心於中国经济史研究。民国三十八年以后，并先后於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讲授中国经济史。民国七十三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全先生治学，务实求真。半世纪以来专题著述甚多，上自魏晋以迄战前，绵廷壮阔，根基深厚。他的学术见解与成就，举世重视。本文拟将他在中国经济史上的重要贡献作一简略介绍，挂一漏万。读者如果希望作进一步了解。请参考后文附全先生著作目录。一、唐宋帝国与运河    在中国经济史上，全先生对於唐宋时期的研究，贡献最著。《唐宋帝国与运河》一书，尤为千古不刊之作。在这本书里，他把运河的重要性，即运河的畅通与否和唐宋国运盛衰的关系，根据史实作生动的叙述与有条不紊的因果分析。这一创作的学术价值，不仅在唐宋史研究上极为重要，即对於了解近代以前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亦有莫大贡献。中国自商周以来至秦汉，政治、经济、文化重心都在北方的黄河流域，南方广大地区多未开发。但是，从魏晋到随唐的几百年间，中国经济南北二大区的相对生产力发生空前变动。汉末至南北朝时期，北方由於战乱频仍，胡人入侵，生产力大受破坏，汉人大规模南移。结果，北方经济衰退，南方不断开发。当中国再度统一(即隋唐时代)，南方於是取代北方，一跃而为全国经济重心所在。    他方面，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在近代轮船兵舰发展以前，海洋实为天然屏障。中国边患，因此都在北方。历代都必须在北方沿边布重兵，以防亚洲内陆游牧民族入侵。同时，为了便於了解边情，控制边郡守军，以收指臂之效，中央政府也仍设於北方之心要。在这种情形之下，如何维持边境庞大驻军和首都的皇族及朝廷大小官员，便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唯有把南方剩余的粮食和其他物资大量北运。然而，中国主要河流都是由西向东，沿海交通在轮船发展以前又多危险(风暴及海盗)而不可恃，於是有建设一条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之必要。隋炀帝之开凿运河，主要原因在此。在这条运河把北方的军事政治重心和南方的经济重心联系起来，对於盛唐武功有无此贡献，以后这条运河能否畅顺，也和唐宋帝国国运息息相关。    唐初行府兵制，兵农合一，且中央政府机构还算简单，国都所在地的关中，粮食供需尚不致大相悬殊。可是到了七世纪后半的高宗时代，朝廷机构大为扩张，长安人口膨胀，同时府兵制又渐变为募兵制，军需民食大增，关中粮食供应便大成问题。原来隋炀帝修运河，自洛阳以达长江。从洛阳到长江一段，有三门险滩，尚末顾及。所以，唐初南方物资。可籍运河畅运洛阳，却难以大量输送至长安。高宗於是设洛阳为东都，此后直到玄宗(713-755)前期，天子及从臣常於春夏之间东幸，甚或常驻洛阳，时人称玄宗为「逐粮天子」。玄宗后期，由於名臣裴耀卿和韦坚相继改善河道运输一一改直为分段运输、修陆路绕三门险滩、关中另开运河以达至长安一一成效大著。江准米粮及其他物资，可源源运至关中。最盛时年达四百万石。玄宗非但无须就食东都，而且可倾力向西北发展，大唐帝国声威远播，使开元、天宝年间成为中国政治史上的黄金时代。    安史之乱(755-763)后，藩镇割据局面形成，运河的浚修与维护大不如前，运河的交通又不时被地方兵将阻断，大大地失去了联系南方经济重心的作用，唐朝国势於是中衰。吐蕃、回纥相继侵凌。到末年各藩镇自擅兵赋，互相争夺，运河水道破坏，长安供应被切断，政府财政破产，李氏王朝便不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五代期间(906-960)，没有一个帝王能控制运河沿线地区，他们的政权也无法长夕维持。    北宋建都开封(汴州)，在黄河平原上，与辽及西夏对峙。就地理形势来说，无险可守。一旦有患，实防不胜防。然而，和长安或洛阳比较起来，开封有一大优点，对於宋太祖选择国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时从南方运到这里的粮食，每年多达六百万石。此外尚有其他货物，源源到达，支持北方军糈民食。北宋之能长多和北边及西北二大异族抗衡，运河一脉畅通，联系南方，贡献莫大。到了徽宗时侯，蔡京用事，政府用於购买粮食时的巨额准备消失，又改分段转运法为直运法，结果北运米粮减。钦宗时，汴京被金人围攻，运河上游又被盗贼破坏而溃决，河口浅阻，漕运不通，北宋军事上难以支持，终於崩溃。    此后宋室南迁，定都临安(杭州)。宋金两国以准河为界，对立了一个世纪，以后分别为新兴的蒙古所灭。据全先生观察，宋金对峙，运河南北分属二个不同的政权，而且北段完全湮塞，失去了沟通南北经济大动脉的作用，使宋金二国国力变得分散而薄弱。另一方面，杭州居运河南端终点，和长江南岸的镇江相连。长江诸路财赋，可以经由镇江入运河而达杭州，源源供应。南宋所以恣偏安一隅，达一个世纪之久，运河的经济功能仍然是个重要因素。    全先生在唐宋经济史上另一重大贡献，是他对於商业发展与都市化的研究。首先，为探讨交通运输对都市发展的可能影响，他选择这个时期运河沿岸三个重要城市――扬州、开封(汴梁)、杭州(临安)一一做深入的观察。其中开封及杭州分别为北宋与南宋首都，由於政治及军事上的重要功能，加上运河交通便利，使他们很快地成为庞大的商业城市。这二个大都市有个共通的特点，即首都所在，有大量人口(官员、军人、学生、地主、游客……)能将首都以外的财力转移到这里，以供消费。因此，它们的购买力很大，能够吸收全国各地甚至国外的货物到这里来销售。例如，开封所需粮食及工业品(丝织品、漆器、书籍、纸、笔、砚等)，大都从东南的皖、苏、浙、闽、赣等地输入。药材和一部份丝织品，取给於四川。此外，木材取给於山西、陕西；盐来自山东、山西；鐡器及陶器分别从河北，陕西输入；奢侈品如象牙、珍珠、香药之类来自海外；战马自西夏、于阗而来，这种消费性城市的扩张，促进国内商业的发展；交通运输的便利，又加速都市的膨胀。[1]    扬州的兴起，在经济史上更具重要性。唐宋以前，中国都市大都由於行政或军事功能而形成。从这个观点来看，开封和杭州在宋代的繁荣，仍不脱离传统，不过规模远较前代为大而已。扬州在唐代的繁荣及以后取代扬州而兴起的真州，却纯由其商业功能的发挥所致。在〈唐宋时代扬州经济景况的繁荣与衰落〉一文中，全先生阐述这个城市在唐代繁兴的重要原因，是由於它「位於长江和运河的交叉点上，为南北交通要冲，实是全国货物最理想的集散地。」不但南方盐、茶、药材各货，即海外舶来品，也多集中於此，再经运河北运销售。商业发达，工业、运输业、金融业等亦相应而生。除商业大都会的兴起外，他也发现宋代若干地方，或由於人口增加，由虚市演变为市镇(见〈南方的墟市〉一文)。商业功能城镇的出现与增加，象徵著都市发展的新阶段。全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无疑地起了带领作用。    其次，唐宋时代经济和往不同的另一方面，是国际贸易方面的转变。中国在唐宋以前的国际贸易，多沿「丝绸之路」与中亚各国交易。唐宋以还，由於南方的开发，航海技术的改进，及阿刺伯商人在海上的活跃，中外贸易大都转移到东南沿海。唐宋时期，中国沿海国际贸易商阜相继勃兴。广州、泉州、明州(宁波)，可说是其中最重要的几个。在唐代和北宋，广州更居首位。全先生在〈宋代广州的国内外贸易〉一文中，对於了解当时国际贸易的性质和广州在国内外贸易所扮演的角色，做了一番切实的考察。根据他的研究，宋代广州输入品多为珍珠、象牙、犀角、香药等奢侈品。这些货品大多来自南洋。输出品则多为工业制造品，如五金、布帛、瓷器、漆器。此外，铜钱输出很多，广泛流布海外，遍及日本、南洋、印度、非洲东岸，几成为国际货币。    宋代国际贸易的经营，阿刺伯商人最为活跃。但是，华商和中国官吏经营南洋贸易者也很多。无论外商或华商，他们也从事广州与国内各地间的贸易。例如，将进口外货及两广多余的米盐，运销各处。当时广州与国内交通路线，大致有二条：一条沿著现今粤汉鐡路或附近北上，通长江西至四川，或经运河以达华北。另一条由海道至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沿海城市。广州的繁荣是建立在转运贸易之上。这也是由於发挥商业功能而兴盛起来的城市(全先生在唐宋经济史上尚有其他重要贡献，将并入下节论述)。 [1]  参考全先生论文〈北宋汴梁的输出入贸易〉和〈南宋杭州的消费与外地商品的输入〉。二、货币经济    中国经济自先秦至两汉，金属货币的使用有逐渐推广的趋势。但是汉末及魏晋南北朝期间，货币发展开倒车，实物货币盛行，自然经济居支配地位。唐宋时代，金属货币再度流行，而且进入纸币阶段，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瑞典――还要早六个世纪。然而，自南宋末期经元代以至明初，由於政府对货币管理不善，发行漫无限制，自坏币信；明清两代又回复到金属货币阶段。一直到1935年的法币改革，中国才完全废弃金属，采用纸币为通货。从早年开始研究中国经济史到现在，全先生一直对於货币与物价变动很感兴趣，他这方面的成就也非常大，他人实难企及。    民国30年底，他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发表一篇长文〈中古自然经济〉。这篇论文，到现在仍然是研究魏晋以至唐朝中叶中国货币演变的最重要著作。如前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居支配地位。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三个问题，并从多方面考察，以求解答。第一自然经济何以在这个时期产生？他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战争。从汉末到隋初，前后有黄巾之乱、董卓之乱、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侯景之乱……等，结果人口锐减，土地荒芜，交通困难。尤以北方为甚，严重影响商业的衰落。其次一个重要原因，是主要币材—铜—的短缺。这又由於当时铜产大减及佛寺广铸铜像所致。铜的供给萎缩，铸币随之急遽减少。钱币缺乏，实物货币便自然地出而取代。第二，实物货币的使用，普通到何种情度？他从交易、租税、地租、及工资的支付各方面加以考察，都发现以实物(绢、帛、谷)为支付手段者多。第三，这种现象持续到何时才改观？据他的观察，一直到唐朝中叶安史之乱前后，一方面由於商业的发展，一方面由於铸钱的增加，金属货币才再度取得支配地位。唐德宗建中元年(780)的税制改革，将以徵收实物为主的租庸制度改为以徵收钱币为主的两税法，便是这种演变的明显标志。    他的〈中古自然经济〉的见解，在学术界并非没有异议。何兹全便以为这个时期南北二个区域情形迥异。北方因受战乱破坏，逆退到自然经济的境地。南方经济由於大量移民的迁入，反而逐渐开发与繁荣，货币经济乃居主导地位。[1]彭信威认为，「这一个时代，大体上可以说是钱帛本位的时代，钱为主，帛为副。」[2]这个时期，政治上四分五裂，战乱迭起，朝代更迭频仍，使用实物货币的普及程度，自然因时因地而异。但是，无论南北，这个时期钱币缺少和紊乱，是明显现象。在这种情形下，实物货币便相应出现。考察最近有关此一时期的一些著作，自然经济居优势之说，仍多为史家所接受。[3]    中国货币的发展，宋代已进入信用货币阶段，到元朝纸币成为唯一通货。然而，宋元时代实施纸币，最后都归失败。检查中国过去实行纸币失败的经验，全先生写了二篇重要论文――〈宋末通货膨涨及其对物价的影响〉及〈元代的纸币〉。据他的研究结果，不论南宋或元代，纸币的发行与流通过程，大致都经过了价值稳定、温和通货膨涨，及恶性通货膨涨三个阶段；而且纸币币值稳定与否的原因也如出一辙。    两代初期发行纸币币信之所以良好，主要由於发行数额有限，且有充分现准备。但是这种谨慎的发行政策，都因对外作战而无法维持。南宋在13世纪初屡与金人交战，金亡后又屡与蒙古为敌。军事支出庞大，税收不足，只好以通货膨涨手段来应付。元世祖统一中国后，仍不继征伐海外如日本、占城、爪哇等地，耗资至巨，后来更加上诸王赏赐及佛事费用激增，财政匮乏，於是很快步上南宋的后尘，以通货膨胀政策弥补财政赤字。到了末期，宋受蒙古进逼，领土日蹙。元末各地群雄并起，加以天灾频仍，收入锐减，纸币现金准备完全耗费，发行额则急遽增加。结果，币值狂落，信用扫地，两代政权都在恶性通货膨胀狂潮中覆亡。经过这二次惨痛教训，中国币制在明清两代又退回到金属本位。    明代中叶以后及清代约四个世纪期间，中国币制可说是银铜复本位，即银两和铜钱兼充市场交易的媒介和支付的工具。银铜复本位的实施，必须以这种金属的充分供应为前提。全先生对明清两代货币之研究，就是著重探讨货币供给，以明了币制之发展。在这方面没有人做得比他多，也没有人的成就比他大。为探究白银和铜的来源，他接连发表了下面十二篇论文――〈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明季中国与菲律宾的贸易〉、〈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自明季至清中叶西属美洲的中国丝货贸易〉、〈明代中叶后澳门的海上贸易〉、〈明代的银课与银产额〉、〈明清时代云南的银课与银产额〉、及〈清代云南的铜矿工业〉、〈再论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明中叶后中国黄金的输出贸易〉、“Trade between China,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America during the 16-18th Centuries,” “The Chinese Silk Trade with Spanish America from the Late Ming to the Mid-Ch’ing Period”。这些著述大大地增进了我们对於明清币制形成的认识。    据全先生多年研究结果，明清时代银铜复本位之所以能相当顺利地运行，是由於银和铜这二种币材的供给大为增加的缘故。先就银的供给来说，国佞银矿产额对於货币用银的增加，自有贡献。其中最主要的银矿是云南银矿，从明代中叶到清代中叶，每年产量可能在三十余万至四十余万两。但是，当时银的主要来源是国外，而不是国内；美洲和日本的银产，尤为重要。自从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西方人发现新大陆和东方的新航路后，欧洲海上强权纷纷在美洲和亚洲掠夺殖民地。西班牙人首著先鞭，於十六世纪上半十六世纪上半征服中南美洲的墨西哥、秘鲁(Peru)、和玻利维亚(Bolivia)一带，又於1565年自墨西哥出发，占领了菲律宾，而成为一个跨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上大帝国。他方面，从十三、四世纪开始，已有中国商船往来南洋各地，并有不少华人聚居菲岛。西班牙人占据菲岛后，中菲贸易大量展开。中国与美洲间的贸易也通过菲律宾而快速发展起来。当时菲岛生产落后，在那里统治的西人生活必需品(如粮食)以至军需用品，都要靠华侨商人供应。中国丝货更为菲岛及美洲西人所喜好。中国商品(特别是丝货)於是大量往菲岛输出，大部份丝货更以大帆船从菲岛输往美洲。为购买中国货物，西班牙人找不到适合的货物来交换。但是他们有一项产品，中国人都乐意於收受，那便是西属美洲出产的丰富白银。这样一来，随著中菲贸易的进展，每年都有大批白银从美洲经菲岛输入中国。据全先生观察，初时每年仅数十万银元，十六世纪末叶超越百万元，到了十九世纪增至二百万元以上，十八世纪每年更高达三、四百万元，到了十九世纪初期减至一百五十万元。他的估计从1517至1821年的二个半世纪期间，约有二万万银元自美洲经菲律宾流入中国。    其之，与西班牙人争雄海上的葡萄牙人於1557年占领澳门。葡人以澳门为据点，也积极开展中外贸易。他们向中国大量收购丝货、棉布、瓷器……等，分别往三个方向输出，以谋巨利。第一，往西运至葡人在印度的根据地果亚(Goa)，一部份更转运至欧洲。第二，往北运至日本长崎。明末倭寇为患，中国政府禁止日本通商，葡人趁机充中日贸易媒介，以满足日人对中国货物的需求。第三，也往南运至菲律宾。结果，大量白银也不断地由这三个方向流入中国。十六、七世纪之交，日本为世界上仅次於美洲的盛产白银之地。据估计葡船当时运往长崎的中国货物，每年约值一百万两以上，稍后有时甚至高达二、三百万两。    十八世纪以至十九世纪早期，英、美、法、荷诸国也载运大量白银到中国，以购买丝、茶等产品。英西东印度公司输华白银数量更居魁首。十八世纪后半，广州一地每年输入白银达四、五百万银元之多。据摩尔斯(H.B Morse)估计，由1700至1830年期间，广州一地净输入白银约共四万万银元；再加上其他港口的输入，总数当在五万万元左右。    现在再看铜的供给情形。明代铜产不盛，铸钱远较前代为少(元朝除外)。十五世纪纸币停止流通后，用银多於铜钱。有清一代，不但白银日多，铜钱流通数量亦大为扩张。清初铸钱用铜，多从日本进口，称为洋铜。从十八世纪早期开始，清政府积极发展国内铜矿，云南铜矿产量扶摇直上。雍正朝(1723-1735)前期，每年产量从一百万斤增至四百万斤。从干隆五年(1740)到嘉庆十六年(1811)，年产大多维持在一千万斤以上。铜产丰富，足以满足全国铸钱的需要。十八世纪到十九世期早期，铜钱流通额持续大量增加，白银流通额并驾齐驱。银铜复本位制，可说已发展至成熟境地。[1] 何兹全，〈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与钱币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4本(1939)。[2] 彭威信，《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页214。[3] 参阅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页490-495；韩国磐，《南朝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页173-179；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三联书店，1980)，下册，页555-581。三、物价史研究    关於中国物价史的研究，全先生更属开路先锋。[1][2]研究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物价，非常困难。首先是材料缺乏，无论是官书、地方志、或私人著述，记录零碎而又多不明确。原始材料如商店帐簿、土地买卖契劵、收租簿、官方报告，保存无多。其次，中国过去币制和度量衡不统一，斗的大小、秤的轻重、尺的长短、地亩的宽狭，因地因时而异。银两和铜钱的成色及重量，也各地互异，且有公铸私铸之别。因此，即使千辛万苦收集到一些物价材料，仍然难以作时间上或地区间的比较。在重重困难之下，全先生多年来日以继夜地搜求整理，做出了可观的成绩。今天我们对於民国以前约一千三百年间的物价变动，有一个粗略的了解，不能不归功於他。     满清入关以前的物价变动的趋势，除前述二篇有关宋、元纸币通货膨涨的著述以外，他还著有〈唐代物价的变动〉、〈北宋物价的变动〉、〈南宋初年的物价大变动〉、〈宋明间白银购买力的变动及其原因〉、及〈明代北边米粮价格的变动〉等论文。现将他研究唐、宋物价的成果简述如下：关於唐代约三个世纪期间，他发现曾经发生三个物价下落时期和四个物价上涨时期：(一)开国后十年(618-627)因承随代几度对外征伐之后，加以农产失收，物价昂贵。(二)从贞观初期到高宗前半期许(629-666)约共38年间，政府鼓励生产，改善钱币，田禾丰稔，百物低廉，是政治史上的贞观永徽之治。(三)高宗后期到玄宗即位之前近世纪期间，钱币贬值，水旱间发，物价有腾涨之势，不过上涨程度并不厉害。(四)开元、天宝时期(713-755)，社会经济繁荣，百物丰盈，物价廉贱，是历史上难得的升平盛世。(五)公元755年安禄山叛乱，结束了这个千古歌颂的黄金时代。此后三十年间，因受战争破坏，凶荒迭见，以致物价空前飞涨。(六)从德宗贞元间到宣宗大中年间(785-859)的七十余年，物价有长期下降之势。这是由於政府实施砍税法，人民必须以钱纳税；同时，商业发达，对於钱的需求亦增。他方面，铜产不足，佛寺及工业用铜又大量增加，市场上钱的供给不能适应需求，演变为钱重物轻的现象。(七)唐代的最后四、五十年(860-907)，战乱连年，灾荒频仍，物品供应非常缺乏，物价於是又扶摇直上。     同样地，全先生也把北宋物价变动勾昼出一个轮廓。他将北宋一百六十多年的物价变动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960-1022)，物价长期下落，主要是由於农产增加和货币紧缩二个因素所造成。第二个时期(1023-1067)，因受西夏战争影响，耗费甚巨，财政收支失去均衡，物价上涨。第三个时期(1068-1100)，物价趋向低落。他认为当时物价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王安石实行募役、青苗等新法，对於货币的需要大增。第四个时期(1101-1127)，物价升腾。此时政府铸钱贬值，加以私铸流行，所以币值大跌，被金人围攻时，交通阻断，更加速物价飞跃趋势。     考察北宋铸钱数额，在第一时期内每年低至五十万贯，高不过一百八十万贯。在第二个时期，每年大都铸钱百余万贯。第三个时期，铸额突增，每年最少约二百九十万贯，最高达五百万贯以上。[3]王安石新法，固然大为增加货币需求，同时货币供给也大幅扩张，所以物价是否趋向下降，值得商榷。当然，当时物价水准王如对西夏用兵时那样高涨，是易於了解的。      全先生对於清代物价研究，用力最勤。他对於这个时期物价史的贡献，我以为比他在唐宋物价研究上的贡献还大。他研究清代物价的著作包括后列数种：《清中叶的米粮市场与贸易》(Mid-Ch’ing Rice Markets and Trade, 与Richard A. Klaus合著)、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清雍正年间的米价〉(与笔者合著)、〈清中叶以前江浙米价变动趋势〉、〈近代四川合江县物价与工资的变动趋势〉(与笔者合著)、及〈清康熙年间江南及附近地区米价〉。他的粮价研究，对於增进清代经济之了解有二大贡献：第一，他发现从十七世纪末直到十八世纪终了，粮食和其他物价有长期上升的趋势，而且这种上升趋势和当时美洲白银的大量进口有莫大关系。如前所述，明清时代，白银已成为中国主要货币之一。但是，中国国内银产不丰富，白银的来源主要在国外，尤其是美洲。当时西方人到东方殖民贸易者日多，对中国丝、茶等产品需求很大，於是随著中外贸易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白银流入中国。白银进口越多，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数量也愈多，结果造成长期物价上升的趋势。    有一点值得指出，即十八世纪的中国经济空前扩张。人口约从二亿上升至三亿左右，耕地从七亿五千万亩增加到十亿至十一亿亩。其次，国际贸易大社发展，国内各地区间贸易也显著增加。再次，若干专业的工商市镇纷纷出现。这些现象€显示，当时全国的生产与所得也大幅膨涨。[4]生产与所得增加，市场交易数额扩大，对於货币的需求也必相应增大。在这种情形下，白银流通额增加，末必会造成物价的上涨。     不过，十八世纪在中国流通的货币不只白银一种。金属货币还有铜钱，而且铜钱铸造和流通额也大量膨涨。还有，到十八世纪后半，由於商业发展的需要，市场上私票(钱票及银票)流行。这些私票，系由银钱业或商号发行，大多无十足准备。一元现金准备发行数元私票额，是通常的事。这样一来，私票俨然而为货币一新部门，和白银、铜钱鼎足而立。它们不但大大增加货币流通量，而且促成流通速度的增加。所以，我以为十八世纪的物价长期上升，是这三种货币同时大量扩充所造成。     他在清代物价研究上第二个重大贡献，是他对於各地区间粮价水1准的酋异和各地间经济交流的考察。在十八世纪间，中国南方产米各省的粮价水准，以东南沿海的粤、闽、浙、苏等省为最昂，长江中上游及内地各省(安徽、江西、湖广、四川、广西)则比较低廉，这是由於前者人稠地狭、粮食不足，后者人口相对稀少，粮食有余，这种现象—各地区间粮价水准的差异—对於促进各地区间经济交流起了莫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每年都有大量米价从四川、湖广、江西、安徽等地经长江水路运到下游及东南沿海销售；广西剩余米粮地也经由西江顺流而下，运到广东各地出卖。当时东南沿海地区粮食不足问题，主要是透过市场的运行而解决的。清政府的粮食政府运用，如常平仓积储、截留漕粮备脤等，其效果远不如市场机能。     其他方面，东南沿海人口过剩地区向内地输出二项主要东西：一为人力，一社为工业品。整个十八世纪中国国内人口流动，最主要的方向是从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一带往江西、湖广、四川等地移动。大量移民的结果，内地农业资源得以开发，也解决了东南沿海人多地少、粮食不足的危机。鸦片战争前长江下游出产工业品内销的最明显例子，是江苏的棉纺织品。在这里生产的棉布，通过长江运销内地的最明显例子，是江苏的棉纺织品。在这里生产的棉布，通过长江运销到内地各省。[5]由此可见，全先生从货币、物价、国内外贸易、人口移动等多方面探讨，把清代经济史研究推展到新的境界。他的研究大大地增加了我们对清代经济的认识。  [1] 柳诒徵在1930年写了一篇〈江苏各地千六百年间年间之米价〉，发展於《史学杂志》2:3、4。这篇文章属笔记性质，作者没有进一步做科学的研究。 [2] 清代各省官员向皇帝奏报的粮价资料，相当丰富，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及北京第一档案馆。 [3]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页451。  [4] 参阅拙著，《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1644-1937)》(中央研究院经济所，1981)，页25。 [5] 参阅全先生〈鸦片战争前江苏的棉纺织业〉及他与笔者合著「清代的人口变动」二文。四、中国近代工业化    受了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二次失败的教训之后，中国在晚清同治、光绪年间产生了仿效西方练兵制器的洋务运动，这也是中国工业化运动的开始。和近邻的日本，约略同时起步。然而，几十年后两国成绩相去霄壤。日本到二十世纪初已在东方称雄海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跃而成为世界五强之一。中国到抗战前夕，却依然是个经济落后国家，全部国民生产中由现代部门所贡献者，不过占八分之一。[1]中西近代工业化何以成绩这样令人失望？这个问题也是全先生多年来注意的一个重点。对於这个历史上的重要课题，他也成为研究的先驱。    对於这个问题的处理，他一方面就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进展做一个广泛的考察，一方面对於一些关键企业、关键地区，和关键问题作深入的个案探讨。〈甲午战争以前的中国工业化运动〉和〈近代中国的工业化〉二文便属於前一项。〈清季的江南制造局〉、《汉冶平公司史略》、〈清季鐡路的官督商办制度〉、〈清季的商办鐡路〉(与何汉威合著)、〈清季鐡路建设的资本问题〉、〈上海在近代中国工业化中的地位〉、〈山西煤矿资源与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关系〉等论著，都是后一类的研究成果。    他把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进展(至抗战前夕止)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同治四年(1865)江南制造局成立到1894年甲午战争为止。这个时期工业化的最大特点是国防或军事工业的建设。除了江南制造局外，福州船厂、天津机器局、汉阳枪炮厂、汉阳鐡厂等都在这个时间设立；目的在采用西方机器来制造枪炮轮船，加强国防。同时，这些工业都是官办企业。第二个阶段从甲午战争到第一次大世大战前夕(1895-1914)。这个时期，由於列强在华获得直接投资特权，各国纷纷在华设立工厂和建筑鐡路，所以外资在中国居重要地位。其次，除了外人在华筑路以为政治经济侵略的工具外，国人也感到发展交通运输的重要，因此鐡路建设大有进展。再次，政府鼓励私人兴业，以增加财富，在商战中挽回利权，因而商个时期有好些民族资本企业和轻工业的兴起。第三个阶段从1914到1937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短期间，欧美各国工业品输华数额大减，给予中国民族工业一个发展的大好机会，尤其纺织工业，空前薘勃。但是到了二十年代，民族工业又遭受到外资的沈重压力，日本资本更一直在华加紧扩充，以致战前许多重要工矿企业都在外资控制之下。还有，战前工业都集中在极少数地区――上海、天津、武汉、东北。上海一隅，工业生产竟居全国之半。现代企业在广大的内地，仍寥若晨星。全国每人平均工业生产价值，和欧美甚至日本比较，微不足道。    他的许多关於近代中国工业的个案研究，主要在探求战前中国工业化不能起飞的原因。他这方面种种著作中可归纳而得的结论，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下列因素：资本缺乏，人才缺乏，计划、组织和管理不当，社会政治环境不良。的确，江南制造局的机器设备不完善，商办鐡路成绩低劣，汉冶萍公司债台高筑，终至为日人所控制，山西丰富的煤矿不能大量开发等等，资金筹措困难，都是很重要的原因。关於这一点，全先生更进一步探究，他认为国民所得低、储蓄微簿；信用机构健全；及屡次对外战争失败，赔款负担很重等三点，是造成资本贫乏的主要原因。    资本和人材的缺乏，是后进国家经济发展中普遍遭遇的障碍，但是，当时中国是否贫穷得几无余力投资，有待商榷。据最近美国一学者研究，战前中国国民生产净额除去大众基本消费之外，潜在剩余(potential surplus)当不下国民生产的四分之一。然而，当时投资仅占国民生产的百分之五左右。这些数字明白显示，当时国民生产中一可观部份，耗用於非必要的消费上了。[2]所以，我觉得战前中国工业化的资本问题，关键不在太穷，而在於不能将潜在的剩余导入投资途径。    要将潜在剩余导入投资，不外三个途径：一为投资人自筹资本，或组织公司，发行股票及债券。二为以银行为枢纽，吸收游资，然后以贷款或承购(underwriting)方式，将资金转移到生产途径。三为政府以课税或公债方式，减少不必要消费，而将潜民间的剩余资源徵集起来，用於直接投资(如交通运输、教育、卫生等)，或辅助私人企业。依乔欣克隆(Alecxander Gerschenkron)的研究，依靠第一种筹款投资途径，只有在经济较发达、商业信用较建全的国家，才有可能；经济愈落后，信用愈不健全的国家，政府在筹措建设资金方面必须负担起越大的责任。[3]十九世纪后半到二十世纪初工业化的国家中，德国主要靠投资银行(investment bank)负起筹集资本的功能，俄国则主要靠政府的强制课程方式。日本则一方面改革税制，一方面鼓励银行的设立，双管齐下，以解决工业资本问题。但是，中国银行业发展迟缓，到1930年代还不及日本经济起飞前夕(1880年代)的水平。[4]中国政府从清末至战前，又没有对税制作根本改革，掌握财源很有限，因此每每捉襟见肘，难有作为。[5]    同样地，为了解决工业化人才问题，德国和日本政府在十九年世纪后半期，都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教育制度，包括义务性的小学教育，以至训练专才的大学及研究所。结果，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不但文盲几乎全部扫除，而且产生了大批的科学家及技术人才。然而中国的传统科举取士，到1905年才取消，此后三十年，政府对於教育之投资人，也没有积极进展。人才缺乏，企业界的计画、组织、及管理，自然难望健全。    至於二十世纪上半社会政治不安，战乱频仍，对於工业发展有极不良影响，更无庸讳言。全先生在他的《汉冶萍公司史略》中指出，民国成立以来，内乱时发，汉阳鐡厂每每炉毁敷停，萍乡煤矿常因战事停工，大冶鐡矿屡被迫向地方政府捐款。在这种情形下，营业如何能望兴旺？他又说：「当日中国一般的工业，也像汉冶萍公司一样，饱受军阀或政府的摧残，以致凋零衰落，能够逃出这个不幸的命运的，简直是凤毛麟角。」[6]宁不令人扼腕兴叹!事实上，当日上海一地工业化之所以一枝独秀，除了它的地理位置优良，交通运输方便以外，外人租界所在，环境较为安定，以致内地资本与人口纷纷往上海流入，也是一大原因。上海和广大的内地互相对照，犹如沙漠中的孤岛，实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畸形现象。[1] Ta-Chung Lin and Kung-china Yeh, The Economy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1933-1959(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66, 69.  [2] 参阅拙著，《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1644-1937)》，页85-86。[3] Alecxander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y Perspectiv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5-30.[4] 拙著，前引书，页88。[5] 我曾作一初略估计，满清政府末年的课税收入，尚不及国民生产总额的百分之三。见拙著Land Taxation in imperial China,1750-1911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p.133.[6] 《汉冶平公司史略》，页242。

中国目前的社会中间力量过小、过弱，社会发展长期以来处于一个失衡状态，社会稳定缺少社会基础。培植和扶持中间力量就是要追求社会的平衡发展，为社会创造一个自主稳定基础。

经济学家安华是个非常有趣的人，他45年出生在卡拉奇，一个外交官家庭，2年以后印巴就分裂了，后来在美国接受教育。他孜孜不倦地在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纽约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批判资本主义，他集二十年功力试图“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结构性混乱——对成熟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他认为马克思受时代的局限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并不能回答很多今天遇到的问题，他继承马克思的衣钵，要对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加以批判。

新华网建国60周年专稿。

 The Nursery of GeniusA brief survey of ten magazines of influenceBy Nicholas Sabloff“A magazine,” Thomas Paine said, “is the nursery of genius.” Upon moving to America, Paine became a contributor and editor at the Pennsylvania Magazine. Not long after, he published Common Sense, the pamphlet that define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Generations of young writers and thinkers have been drawn to what is an elusive project: to create a magazine that makes an indelible mark on the course of politics, art, literature, and history. Such idealists have persevered in the face of the debt, disillusionment, meager circulation, and general indifference from which all but a few of these publications inevitably perish.What follows are brief sketches of a certain variety of little magazine, “little”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American Mercury) by virtue of their circulation. They are not zines or self-published pamphlets or policy journals, all of which may also be entitled to a claim of littleness. The magazines here are united in their commitment to forwarding the causes of literature, high art, and politics; they are best remembered for helping to establish canonical writers and for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intellectual culture of their day. The spirit of such magazines was perhaps best captured by Lionel Trilling in the 1950s when he wrote, “They are snickered at and snubbed, sometimes deservedly, and no one would venture to say in a precise way just what effect they have . . . except that they keep a countercurrent moving which perhaps no one will be fully aware of until it ceases to move.” The Dial, Boston1840-1844  Often considered the progenitor of the “little” magazine in America, the Dial was founded by “Transcendental Club” members Margaret Fuller and Ralph Waldo Emerson. Like many little magazines, the Dial was conceived out of frustration with the other journals of its day. Emerson used the second issue to call for a native literature that represented American culture. To this end, the magazine published obscure writers and poets, most of whom remained that way. The most notable exception was its most popular contributor, Henry David Thoreau. The Transcendentalists’ interest in Eastern religions and philosophy brought the magazine more mockery than readers (“ethereal” was a common complaint): it never had more than 300 subscribers and Emerson came away from the project $300 the poorer. The magazine’s influence, however, has lived on. Resurrected countless times, in the 1920s the Dial became the premier Modernist magazine in the U.S. (it brought T.S. Eliot’s “The Waste Land” to American readers) and gave birth to a publishing house, the Dial Press, that carries on to this day. Poetry, Chicago1912-Present The flourishing of Modernism in the first decad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oincided with a renaissance in American literary magazines. Harriet Monroe’s showcase for American poetry was at the center of this efflorescence. Poetry published T.S. Eliot’s groundbreaking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in 1915. The poem had been passed along to Monroe by the magazine’s foreign correspondent, Ezra Pound. Poetry’s early years featured Pound’s promotion of imagism and, following the publication of Carl Sandburg’s “Chicago,” passionate defenses of free verse. It published early work by Marianne Moore, Hart Crane, Wallace Stevens, and Edna St. Vincent Millay. The initial pay rate: a generous $10 a page. The amount the magazine received in a bequest from pharmaceutical heiress Ruth Lilly in 2003: $100 million.The Masses, New York1911-1917 The Masses advocated for progressive causes such as socialism, pacifism, vegetarianism, and birth control, and published such progressives as Helen Keller, Jane Addams, and Bertrand Russell. The furious satires penned by its cartoonist, Art Young—he pilloried everything from the press to Jesus, and depicted capitalism as an overstuffed bald eagle—brought the magazine its share of controversy and notoriety. Edited by Columbia professor Max Eastman, the Masses was radical enough to print the intrepid American journalist and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John Reed and antiwar enough to run afoul of the Espionage Act in 1917, resulting in a series of trials that led to the magazine’s demise. After folding in 1917, Eastman and his colleagues returned a year later with theLiberator. Many of these same editors, though not Eastman, regrouped in 1926 to launch the more overtly Marxist New Masses.The Criterion,London1922-1939T.S. Eliot edited Modernism’s most famous magazine at night after coming home from his job at Lloyds Bank. The Criterion’s editorial office was his house. From these modest origins sprung a debut issue containing “The Waste Land” and a magazine that, in its first year, received contributions from Luigi Pirandello, Virginia Woolf, Ezra Pound, E.M. Forster, and W.B. Yeats. In his effort to convey a European consciousness unlike  that found in other magazines of the time, Eliot’s Criterion became the first periodical to publish Proust in English. Eliot spent the following years trying to establish such writers as W. H. Auden, Stephen Spender, and Wyndham Lewis, while simultaneously expounding his defense of classicism, tradition, and Catholicism. The magazine never reached more than 800 subscribers and Eliot somewhat dispiritedly ended the Criterion in 1939.The American Mercury, New York1924-1980H.L. Mencken conceived the American Mercury as a magazine capable of taking in the whole absurd carnival of the American scene during the Jazz Age. Irreverent, learned, iconoclastic, and satirical, the magazine became indistinguishable from Mencken himself. It furiously lampooned his favorite targets— creationists, Prohibition, the “booboisie”—in the pungent style of its editor. The premier literary tastemaker of his time, Mencken published fiction by William Faulkner, F. Scott Fitzgerald, Thomas Wolfe, and Sherwood Anderson alongside articles written by convicts, clergyman, lawyers, dishwashers, and outdoorsmen. At its peak, in 1928, the American Mercuryhad 84,000 subscribers. The magazine lost momentum after 1929 when Mencken’s satirical edge, defense of laissez-faire economics, and disdain for the proletariat put him out of step with the culture of the Depression era. The man Walter Lippmann once referred to as “the most powerful influence on this whole generation of educated people” left the magazine in 1933.Partisan Review,New York1934-2003It has been said of Partisan Review that despite rarely having more than ten thousand subscribers, it had the right ten thousand subscribers. When people get nostalgic for the golden days of the “public intellectual” in America, Partisan Review is never far from their minds. Though it began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arts branch of the American Communist Party, the magazine’s founding editors, William Phillips and Philip Rahv, soon parted ways with the party’s embrace of Stalinism. Staunchly anti-Stalinist and a defender of high art,Partisan Review was a magazine in which Rahv’s critiques of Marxism were followed by Eliot’s “Four Quartets.” The flagship publication of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Partisan Review published Lionel Trilling, Irving Howe, Dwight Macdonald, Hannah Arendt, Mary McCarthy, and such classic essays as Clement Greenberg’s “Avant-Garde and Kitsch” and Susan Sontag’s “Notes on Camp.” The number of little magazines—Macdonald’s Politics, Howe’s Dissent—started by its former contributors over the years, often following an intellectual falling-out, testifies to its influence.Les Temps Modernes, Paris1945-PresentJean-Paul Sartre launched Les Temps Modernes one year after the liberation of France and at the height of his fame as a novelist, playwright, literary critic, and philosopher. It was truly a magazine of the moment and quickly became the leading exponent of Existentialism. (It, too, peaked at ten thousand subscribers.) The magazine published such titans of postwar experimental literature as Samuel Beckett, Jean Genet, Raymond Queneau, and Marguerite Duras, as well as Sartre’s monumental literary manifesto, “What Is Writing?” The magazine’s name, taken from the Charlie Chaplin filmModern Times, reflected Sartre’s belief that engagement with the present moment was man’s duty. Sartre also believed in the pen’s ability to ignite political change, and in its first decade,Les Temps Modernes condemned capitalism and colonialism, and demanded that France depart from Indochina and Algeria. By the early 1950s, Sartre’s Soviet sympathies had caused all the original editors but Simone de Beauvoir to depart, and it was on the pages of Les Temps Modernes, in one of the defining moments of 1950s intellectual life, that Sartre and Albert Camus’s friendship ended as the two quarreled bitterly in print over Stalinism.The Paris Review,Paris/New York1953-PresentThe Paris Review, which began life in hopes of recapturing the literary spirit of 1920s Paris, wanted to serve its writers, and George Plimpton, its charismatic co-founder and editor, was not bashful about engaging in a little showmanship to ensure that their voices would be heard. While never as fervently countercultural as Barnet Rosset’s more European-orientedEvergreen Review, in its early years the Paris Review helped to launch Terry Southern, Philip Roth, and Jack Kerouac, and was the first to publish Samuel Beckett in America. Its “Art of Fiction” interviews have become an institution unto themselves. Forever hovering around ten thousand subscribers, the magazine is still going strong despite Plimpton’s death in 2003 and despite the belief of one of its founding editors, Peter Matthiessen, that “little magazines should have short lives and then disappear.”The Baffler, Chicago1988-presentFounded by Thomas Frank, the Baffler modeled itself after Mencken’s American Mercury, and like his idol, Frank loved to cause mischief by exposing the absurdities and delusions of the “booboisie.” Unlike most little magazines, the Baffler was built around an explicit thesis: that American business culture had co-opted the very idea of dissent by making it a commodity. The magazine spent the 1990s ridiculing one instance after another—from the Gen-X rebel consumers at Details to the peddling of “alternative” culture—in which subversion and rebellion were marketed as lifestyle choices and the counterculture was used only to reinforce the logic of late-twentieth-century capitalism. Despite only publishing seventeen issues to date, the magazine has two anthologies of essays to its name. These days, Frank can be found on the punditry circuit, having brought his critique of the culture wars into the mainstream with his 2004 book 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n+1, New York2004-Present  Over the course of only five issues n+1 has laid claim to being the most important new little magazine to emerge from post-9/11 America. Although its small circulation pales in comparison to such coevals as the Believer and McSweeney’s,n+1 has caused an impressive amount of commotion by responding polemically to the present era. Beyond liberal politics, the editors’ other great passion is the defense of the literary novel: the magazine openly declares itself a descendent of the high seriousness and sense of tradition of Partisan Review. Yet the magazine’s self-conscious tone and its ability to shift casually from discussions of European theory to dissections of pop culture are unmistakably contemporary. In recent issues, the magazine has begun focusing its breezy editorials on exploring the effects that such cultural phenomena as dating, casual sex, porn, and the omnipresence of cell phones and email have had on contemporary consciousness and the experience of everyday life.http://archives.jrn.columbia.edu/nyrm/2007/sabloff_well.html

长期以来，中国是否存在粮食安全问题一直存在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