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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浪漫主义进入中国,首先是概念的输入,正如文学界对西方浪漫主义的译介是从对西方文学史的简述开始一样,美术界在翻译和编写西方美术史的过程中开始从概念、思潮和美学、理论的整体重新阐述西方浪漫主义的伟大传统,最早讲解西洋美术史的是李叔同。(吴梦非语)1911年吕澂的《西洋美术史》介绍了浪漫主义的代表画家,[1]l928年鲁迅译《近代美术史潮论》较详细地介绍了西方浪漫主义。l929年的第一次全国美展开始将西方浪漫主义运用到美术批评中。从美术史和美术批评的角度对西方浪漫主义的早期研究都只是概论性的介绍和主观的判断。浪漫主义进入中国 英文(Romanticism)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我国时,最初有两种泽法。一种是梁启超和王国维从日语中转译为"理想派",与"写实"相对应。又有人翻译为"理想主义"。这些基本上是采用了意译法。另一种是鲁迅于l907年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采用梵文之意,音译为"摩罗派"或"罗曼派"。又有人译作"罗曼主义"。这基本上是采用了音译法。当时,两种译法难分高下,故并行于文坛上。直到l930年,才译定为"浪漫主义"。[2] 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了理想派与写实派的概念,梁启超被认为是我国最早提出浪漫主义的概念的。[3]钱中文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问题》一文中指出:我国20世纪文学中使用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概念,自外国引进。30年代前,"现实主义"一般称作"写实派"、"写实主义",而"浪漫主义"则有"理想派"之称。l904年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以德国浪漫派哲学和美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古******。王国维对德国浪漫诗学的引进,标志着中国近代浪漫主义的产生。[4]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于1908年在《国粹学报》上公开发表。王国维提出造境与写境: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造境"是作者极逞"创意之才",充分发挥想象力,"以奴仆命风月"。这正是西方浪漫主义文艺思想的基础特征之一。l919年在蔡元培、鲁迅等主持的教育部的学术讲演会上,国立北京艺专校长郑锦曾以"西洋绘画的派别"为题,根据日本书刊的材料,略述西洋绘画的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立体派、未来派等,这大概是中国美术界最早对于西方现代诸画派比较系统的了解。[5]1920年以后的文艺界大多用浪漫主义译介Romanticism这个词。l923年出版的《新文化辞书》对浪漫主义做了比较详细的解释,包括l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哲学上的浪漫主义,英国的浪漫主义运动,法国的浪漫主义运动,道德及实际生活上的浪漫主义及新浪漫主义。l946年,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指出:"不可忽视地,两位都曾经历了一段浪漫主义时期,王国维喜欢德国浪漫派的哲学和文艺,鲁迅也喜欢尼采。尼采根本就是一位浪漫派。"新美术运动中关于浪漫主义的话语分析 在新美术运动发起之前,思想界、文化界的精英人物提出"美术革命"的口号,[6]这完全是新文化运动打破旧思想,建立新文化,要求自由和独立精神的体现,新文学运动在左翼文化运动兴起前就完成了由"唯美"、"为艺术而艺术"、"艺术为人生"、"艺术为社会"、而"艺术为革命"、"艺术为无产阶级"的转变。"写实主义是新美术运动的第一个口号"。[7]这时期的西方浪漫主义是以外在的美术形态影响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浪漫主义在精神上的反叛性与现实主义的批判性是有着内在的统一的,中国现代美术中哪种形式的占主流并不是时代精神的体现。 新美术运动中,关于西方浪漫主义的概念、理论的介绍与研究往往表现在新美术工作者表达自己艺术主张的沦点或具体的绘画评论中。新美术运动的大部分艺术家和理论家都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基础,因此他们在表达自己的艺术观点时都或多或少地以传统画论和传统文论为基点。在这时期的美术史中,对西方浪漫主义美术史的译介和写作也反映出作者对西方浪漫主义这个术语的不同理解。在林林总总的言说和观点中大有五四延续而来的激情,无论是西方浪漫主义的美学,还是西方浪漫主义审美意识的特征、功能以及西方浪漫主义的美术形态都因为这种激情而熔进中国文人自己的文化精神。不同于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运动那么鲜明地提出各个阶段的口号,新美术运动将这些口号分解任对西方浪漫主义本质认识的片断中。 蔡元培于l917年发表的《以美育代宗教说》,明确提出要以美育而非美术来替代宗教的功能。他认为,美育代宗教其理由有三:1、"美育是自由的,宗教是强制的";2、"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3、"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王国维与蔡元培要培养"完全之人物"、"完全人格"而强调人的智识、情感和意志,也就是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浪漫主义的艺术本体论即表现论强调的正是人的感性存在和真实生命活动,这也是浪漫主义的主观自我意识的本体论渊源。 在刘海粟l923年的《艺术是生命的表现》著名文章中,作者的生命意味表露无遗:"艺术应该不受别人的支配,不受自然的限制,不受理智的束缚,不受金钱的役使;而应该是超越一切,表现画家自己的人格、个性、生命,这就是有生命的艺术,是艺术之花,也是生命之花。"浪漫派美学的根本问题,是要解决人生的归依问题,人的价值问题。[8]艺术与人生、艺术与生命的关系问题,就是当时人们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我国第一部美学原理吕澂的《美学浅说》(1923)就专辟"艺术与人生"章节,著者曾坦言:"艺术对人生的意义"这重大问题"自然是今日研究美学所应预先明白的"。 邓以蛰在1928年写的《观林风眠的绘画展览会因论及中西画的区别》一文中认为,理想派的画大概有三种造境。理想派的艺术家到精力颓唐或环境不纯浩(换言之,不能卓然与环境相对立)的时候,无不跨到第三阶段的,我深信林风眠有此才力可以摆脱的。邓以蛰于l928年写作的《艺术家的难关》一书,对艺术家的根本立场、艺术与人生的关系进行了充分的论述,是20世纪专门以艺术主体为研究对象的第一本专著。[9]邓以蛰延用了王国维的理想派与写实派这种称呼。在美术界,理想派的界定比较广泛。徐悲鸿也这样说:美术上之二大派,曰理想,日写实。写实主义重象;理想派则另立意境,惟以当时境物,使其假借使用而已。而王国维的天才论在邓以蛰对林风眠的评论中也发挥了作用。新美术运动时期的一些西画社团如决澜社在其宣言里也强烈呼唤天才的出现。除此之外,在新美术运动中较有影响的社团如晨光画会和艺术运动社还强调个性,晨光画会以"研究美术、发挥个性"为宗旨,艺术运动社在其宣言中说"崇尚个性之保存和内心之活动。" 住新美术运动中,西方浪漫主义所追求的真善美得到了辩证的论述。新美术运动中的很多艺术家同法国浪漫主义时期的艺术家一样甚至毕生追求真善美。 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刘海粟一生追求真善美。他在1919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盖彼邦研究西画者,皆知求真理,而不守成法。天赋才能各不相同,美者完全一天赋之本能。此西哲真善美三者一体说之所由来也。盖绘画问题,第一必须养成其创作力和自动力。第二须养成识别力。第三须注意光色刺激之原理。从自然之刺激正其理论上之经验。注意直接观察。写实的--自然的--积极的--真美--养成自动能力,这是欧美日本人习画之主张。"[l0 ]同时,刘海粟还一直强调西方浪漫主义所要求的创造精神,不守成法强调的就是自由创造,而晚年的刘海粟在《黄山谈艺录》中还谈到:浪漫主义是积极乐观的精神,不是夸大狂,要体现健康和力的美,像宽银幕电影那样坦荡,不落寻常。 蔡元培在《绘学杂志》l920年第3期撰文《美学的进化》:黑格尔说,美是在感觉上表现的理想。理想从知性方面抽象的认识是真,若从感觉方面具象的表现是美。表现的作用愈自由,美的程度愈高。最幼稚的是符号主义,如古代埃及,叙利亚,印度等艺术,是精神要自然压制,心能用一种符号表示明了的理想。进一步是古典主义,如希腊人对于自然能维持精神的独立,他们的艺术是自然与精神的调和。又进一步,是浪漫主义,如中世纪基督教的美术,是完全用精神支配自然。在新美术运动时期关于浪漫主义的言论,有的在字面上并没有提及浪漫主义这个概念,比如,吕澂l922年的《美术发展的途径》一文中,关于美术活动特质的论述,提出生的概念,他主要强调的是自由创造。 新美术运动中关于浪漫主义论说的一部分内容正是对真善美的阐释。这些阐释的内容与浪漫主义理论的一致是都将真善美规定为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l923年汪亚尘的《为最近研究洋画者进一解》:要探究艺术的生命,对于"接近自然"上不得不有真挚的态度。要在情感的韵律中求真、善、美,只能和大自然的环境去亲密地接吻,确不能用理智去压迫的......因为艺术是本着作家"生力"的表出,换一句,就是艺术家将自己直觉的情感传达到画幅上去,不是晓得的东西,是感觉的东西。为艺术的艺术而努力的作家,第一要觉悟自己的生活,不能为了社会恶浊或少数的摧残就消失奋斗的壮气。 林文铮写于1928年的《现代艺术之趋势》一文:浪漫艺术之勃兴,就是因为人类狂热的情感受冷酷的定律之缚束,而作解放的运动。这种艺术上的革命,完全适应生命和冲动而起。欧洲19世纪上半期的浪漫主义运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综合起来,艺术的四大典型,即是印象主义,写实主义,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这四种主义又自然分为两大类,正和人类精神上两大主义相符合:写实的精神和理想的精神。......不错,浪漫艺术是主张情感想像的奔放挥霍,主张把自我为宇宙之焦点,把个性招到和天地齐等。浪漫派和印象派共同主张为真理为生活,后来也一起放肆无忌:情感,想像,幻觉在他们是可以任意驰骋的,硬把自然界的对象盖盖他们的图章。德拉克(德拉克洛瓦)之作风是和卢梭、夏多布里昂之文学同志趣的。人类精神的三大趋向:真、善、美,真属于智慧,善属于行为,美属于情感。[11] 1932年《艺术旬刊》上发表倪贻德的《刘海粟的艺术》:德国尼采把一切的艺术分为亚波罗型和提奥尼索斯型的两种对立。所谓提奥尼索型的艺术,是本能的,热情的,动的,德拉克洛瓦,梵高,马蒂斯等属之,那么照这样看来,海粟先生正可以说是一个提奥尼索斯型的作家了。这正像新文学运动中所区分的主情与主智派。 1932年庞薰琹发表在《艺术旬刊》上的艺术随笔中谈到关于真善美,真美善是宇宙的本体,是人生的价值。他在这篇文章中还引用康德的话:"美的美术是自由。"新美术运动中很多艺术家在真善美,在自由和创造的问题上持相类的观点。艺术家对自由的渴望正是个体对心灵解放的一种诉求。1936年《艺术的革命观--给青年画家》:所谓革命者,是我觉得这东西不好、不对、不要它,另外创造一种东西代替。法国艺术真正努力革命,经过很多的奋斗。最显著的有德拉克洛瓦和库尔贝。德拉克洛瓦的画,是创造的浪漫主义的画,非但不受帝王的欢迎,而且遭许多人的咒骂。经过许多艰难困苦,结果风气一开,大家赞扬,他的艺术革命成功了。艺术家最终的目的,要自由创造。[l 2]1936年张牧野在《现代艺术论》一书中分析浪漫主义:浪漫派之制品,多数建筑于想象化或空想化方面。彼等唯一目的,在抬高美之意识,而反对对美有约束力者。故有时不惜与梦幻、荒唐等意识合作,如《女力士与马身人》,By Franz Von Stuck(施笃克新浪漫派画家),完全以抗争为创制之源泉。因之彼等取材之真意,与象征派有相同之处。......浪漫主义--求艺术之质,以美为目的。......浪漫--对此派之论者,历来反对者居多,同情者居少数。拥护者唯一之言日:纯美,纯美始是真正为艺术而艺术。而责者,则以"美性化"趣味过高,难能大众化。且专依梦幻荒唐之材料为表现,对国民之精神,儿童之教育均有不正当者之刺激。[l 3]值得注意的是张牧野在这里以新浪漫派画家为例来说明他所理解的浪漫主义。在当时,他们大都采用了从日本文艺理论家那里袭取来的术语,将现代主义诸流派统称为"新浪漫主义"。[14]吕凤子在l943年写的《艺术制作》一文中对中西方关于真善美的关系作了简单的总结,"浪漫主义者说,美的特质是快感,艺术制作应限于抒写情感及想象。"他自己则认为,艺术制作究为无限理想之表现,究为主观情感自觉的创造,则主观客观又岂不可合而为 。为艺术而艺术,为创造而创造,艺术制作之目的本与自然之目的无殊,本无不善者,则美善又岂不可合而为一。吕凤子已经将西方浪漫主义的观点中国化了。 以上摘录的话语正是西方浪漫主义理论任新美术运动中存在的一种形式。在新美术运动的过程中,美术史家还对西方浪漫主义这一术语作出自己的内容规定。美术评论家以自己对西方浪漫主义的认识将这时期的中国画坛进行流派划分。 关于新美术运动中浪漫主义流派的评论 本文查阅的新美术运动中最早对这时期的画坛流派进行分析的有金伟君女士《美展与艺术新运动》一文:"林风眠氏的画很多,写心情的浪漫的描写。不必说他是什么派,说什么派在这时的中国似乎还谈不上。"1929年教育部第一届全国美展举行的时候,已有人归纳出了当时中国存在的几大油画派别,它们是(1)倾向写实主义,(2)倾向式样主义,(3)近浪漫画派,浪漫派为一种好写历史人物之画派,此在欧洲脱离古典派,专以宗教神迹为画题与棕色调之为束缚,一任画家随意作历史人物而不拘于棕色调者,遂谓之为浪漫派。Romanticism实则浪漫画写历史之事迹,亦谒思考之力,非率尔可改。李毅士《长恨歌图》、《贵妃出浴图》,此在欧洲绘画中,可谓之浪漫派,但在吾人之认识可谓之历史画。(4)近印象派,(5)近后印象派(6)近未来派,并感慨道:"青年思想之复杂,无有过于今日之我国者,正如流水冲激,万马横奔,操持其中者,不能执于一定准则。"[15]1928年汪哑尘的《中国洋画家诸倾向)):我们返观色彩在绘画上,到了浪漫派首领特拉克洛亚(德拉克洛瓦),已可说是登峰造极,但要加以更严厉的对照探讨,则特氏要是属于视觉上敏锐观察的捕获,印象派就成了数学上严密公式的结论,特氏要是一种天才上惊人的成功,印象派就是一种科学上合理的报告。我们只要拿一幅《十字军占耶路撒冷》名画里,裸背俯首在画幅前面的少女,她背上有各种不同的颜色,是表现出四周物体上各种反光的色彩映照而成。在这里特氏使用颜色的技术,在艺术的本身上其天才足以在艺术史上占古今以来唯一的高座。但浪漫的特氏,其地位始终是在浪漫时代上站着的。这就是说,特氏是天才的,感兴的,趣味的,他看出了,领略了反光的关系,又趣味地表演出来。被归为官学派的徐悲鸿在油画创作方面提出:古典主义的技巧,浪漫主义的构图,印象主义的色彩,社会主义思想内容。李宝泉在《中国洋画家诸倾向》一文中把中国西画家归纳为七种风格:属于官学派的有徐悲鸿、颜文梁、杨秀涛、潘玉良;属于印象派的有王道源、汪亚尘、吴勤恒;属于新印象派的是周碧初、邱代明;属于后期印象派的有刘海粟、王济远;属于野兽派的有陈抱一、张弦、丁衍庸;属于新写实派的是倪贻德、方干民、关良;属于理想派的是庞薰琹、林风眠。[16] 苏立文在1998年的专著《东西方美术的交流》中这描述当时的画坛:一般说来,中国的画家都没有太多的冒险精神,于是,一种谨慎的印象主义,有节制的浪漫主义,以及含混不清的象征主义在中国兴起。[17]在新美术运动中,与浪漫主义关系密切或早期学习西方浪漫主义风格的艺术家常被提到的有林风眠、汪亚尘、徐悲鸿、庞薰莱等。柏格森的"生命向上"的表述唤起了林风眠对生命的积极态度的认识。应该是内在气质的原因,使他对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的情调更为迷恋。[l8]在艺术实践和教育思想中展开以近代浪漫主义精神为革新思想,开启中国新美术中与写实派相并行发展的表现性新艺术探索的是林风眠。[ l9]1923年林风眠创作的《摸索》以浪漫主义的手法,描绘了人类先哲,柏拉图、孔子、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雨果、托尔斯泰等对真理求索的文明史迹,以其博大的气魄和象征主我的内涵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和无限深思。[20]这幅画多用象征手法,场面宏大,结构复杂,可以看出西方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的影响。[21] 林风眠在1929年创作的油画《痛苦》也被人这样评述:这幅画有德拉克洛瓦的浪漫风格,后印象派的情调,中世纪宗教画的构图。[22]汪亚尘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精心临摹了德拉克洛瓦的画,通过临摹遍习法国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印象主义等创作方法和表现技巧,并把它们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汪亚尘的油画主要学习欧洲浪漫主义和印象主义画风,兼作写实主义作品。[23]苏立文在《忆庞薰桀》中说:"他是一个浪漫和理想主义者,但绝不是一个逃避现实者。他深切地意识到人类的苦难,而他的气质又使他未去表现愤怒和反抗,只是含蓄地表达痛苦和忧郁的感觉。""徐悲鸿1924年创作了油画作品《奴隶与狮》,这件作品被认为是徐氏最早的主题性油画创作。l924年的徐悲鸿已经解决了基本的造型问题,转而关注主题性创作并追求风格了;他所学的不只是古典主义,而是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及德国表现主义兼而有之......对徐悲鸿而言,英雄侠义精神是他面对残酷现实时勇气的来源。"[24] "先君悲鸿公是一位具有强烈浪漫主义意识和浪漫主义情怀的画家。"[25]文杜里认为,德拉克洛瓦之所以可贵,是由于他热爱自由与民主的主题,形象明确、勇敢,在油画上体现了强而有力的、气魄伟大的性格,和对于英雄气概的向往。这些评论应用到徐悲鸿的一些油画创作如《徯我后))、《田横五百±》、《桂林三杰》上也完全适合。正是这种英雄情节促成了他在50年代的创作《欢迎解放军》、《战斗英雄郭俊卿》。水天中认为徐悲鸿的代表作品,其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成分比现实主义成分更多。[26]新美术运动对浪漫主义的介绍 在新美术运动时期完成写作的美术史中对西方浪漫主义的介绍对中国现代绘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有: 1918年姜丹书写作的《美术史》中这样介绍浪漫主义:浪漫派(Romanticism)此派与古典派同时而起。即所以反抗古典派者。其首领芮利可,倡色彩贵重论。多采小说的、架空的非史的画题。其弟子(Delacroix)德拉克洛瓦,与古典派画家争论。D氏谓绘画第一当重色彩。否则物之感情不能表现云云。 1933年吕澂写作的《西洋美术史》:解梨柯生涯虽甚短促而极力反对希腊罗马之传说,主张取材于中古及近世,遂有浪漫画派。所作梅丢沙之筏,(1819)即甚于弥寇朗解罗相近,悲哀与动作表白极工,遂使美术复归于华美。解氏因展览作品至英得与古典派迥异之色彩观念而归,用色更有进步。继承解氏者为窦拉克拉(德拉克洛瓦),主张浪漫主义尤力。其表情之热烈与诗的色彩感觉以足以完全表白之。且技巧开阔略无所拘束,一扫插画作家之柔弱之病,遂为后来印象派开一新途径。批评家或谓为病的鲁本斯,不安的威洛奈斯,此言不必减损其价值。盖窦氏之病与不安正其时代之一般倾向,比较昔时乐天主义实更近于人间也。吕澂的《西洋美术史》被认为最早的版本是写作于1911年,l933年的这版是1922年版的翻本。 1926年郭沫若的《西洋美术史提要》:古典主义以后是罗曼主义,热利珂,始以罗曼主主义为旗帜以反对大卫之作风,l819年所画梅都沙之筏,材料甚新颖,为当时论争之标的,德拉克洛亚(德拉克洛瓦),为与大卫辈古典主义相激战之罗曼派中心作家,以强烈之色彩,热挚之感情多作大胆之画幅。 林文铮是新美术运动时期的重要的艺术理论家,他出国留学时就曾对西方艺术理论进行深入学习。他在1928写的《由艺术之循环规律而探讨现代艺术之趋势》也对西方艺术流派作了简单介绍:由l8世纪末叶之写实主义而有19世纪初期大卫之古典主义;由德拉克洛瓦之浪漫主义而有库尔贝之写实主义;由毕沙罗、莫奈等之印象主义而有塞尚之表象主义;......综观百年来欧洲艺坛之沿革,其派别虽如何复杂,归纳起来不过是理想精神和写实精神之互相倾轧,亦即是情感理智之上下而已。[27] 1928年,丰子恺的《西洋美术史》,与上述古典派同时勃兴于法兰西的浪漫主义,也是19世纪初叶的伟观,Gericault是夭折的天才,故其一生事业不大。然其Medusa的筏,颇足为浪漫主义的开祖。其画风注重生动,忌避凝固,冷结而趋于运动,疾走,活气,这是从古典主义转向浪漫主义的最有意义的表现。Prudon长于思想,Gericault长于生动,皆为浪漫主义着先鞭的人了,Delacroix(德拉克洛瓦)则更从色彩的效果上发挥。他的表现竞有为了色彩而不顾线条与姿态的正确的倾向。作画题材大都从但丁、莎翁、贵推等大文豪的作品中提暗示。但丁与皮尔其撩斯乘小舟渡河之图,就是其一。这图的思想,技巧,色彩均从凝固的形式主义上解放,从现实出发,而用空想来使之美化,实为浪漫精神的典型。但丁的帽子与皮尔基辽斯的衣服的红色,与河水的青色相对照,便是他所最得意的惯用手段的新着色法,他的对于色彩的新感觉从东方诸国旅行中的烈日下所见的物体的印象得来,这是浪漫派绘画的最大的功臣。而在色彩法的点上,又为现代的印象派的先导......德意志理想派,其实可称为德意志浪漫派。用想象的分子来描写历史事实,在现实中加一点空想而已。代表者勃克林,死之岛,波之戏。浪漫派、理想派、象征派这三个名称在新美术运动时期的美术史中的使用有些混乱。比如,有的艺术家将象征派称为唯美派,再比如,倪贻德,介绍理想派画家,就是后来说的象征派,而在文学里,象征派又被称为新浪漫派。"五四文论又把现代主义看作是浪漫主义的现代变奏,认为两者都偏重主观。"[28] 从来一般认为中国的新文学运动的两种最大的倾向是"人生派"和"艺术派",这差不多已经成了一种常识。但若加以更细的分析,所谓人生派,实接近帝俄时代的写实派,而所谓"艺术派"实包含着浪漫主义以至表现派、未来派的各种倾向。[29]文学界的郭沫若本来是创造社的创办者,他虽是一位"为艺术而艺术"派的作家,但他却明言:"我是不承认艺术中可以划分出甚么人生派与艺术派的人。......我认定艺术与人生,只是一个晶球的两面。"而这个"晶球",在他看来就是"生命",因为"生命是文学的本质,文学是生命的反映"。郭沫若的这段话也是他后来主张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一种表白。早在1920年至l922年茅盾写作《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等文章中,他强调浪漫主义在精神上的反叛性与现实主义的批判性在精神上有着内在的统一。1930年李朴园向大家介绍画魔德拉夸(德拉克洛瓦),他认为浪漫主义包含着以下几种意思:那时候,艺术界的势力,最大最广最严厉的是希腊同罗马的作风,浪漫主义,便是对于这种势力,一个猛烈的反抗的运动;他所拥护的是中世纪现代的解放的精神;而反对艺术界对中世纪同现代的作品的不公平的,轻蔑的待遇。[30] 1934年5月6日,中国近代绘画展在苏联国立历史博物馆开幕,6月19日移至列宁格勒市展出。展览期间,徐悲鸿应邀到苏联美术协会、美术院校等处进行了多次讲演,向苏联介绍中国艺术。他将列宾与法国的德拉克洛瓦相提并论,他的这一评价使苏联美术界为之震惊。徐悲鸿的评价为50年代全面引进苏联的美术提供了理论依据。[31] 汪亚尘在1935年发表的文章《西洋画概论》,将19世纪欧洲画派分出四个时期,1800-1830年浪漫主义时期,l830-1848年自然主义时期,l 848-1870年写实主义时期,1870-1900年印象主义时期。[32]结论 为浪漫主义辩护 新文化运动一直以提倡民主和科学而承担着中国五四以来的启蒙任务。在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下,新美术运动中的学院写实主义一直都在新美术运动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似乎已经是中国现代美术中的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民主却一直是浪漫主义最重要的追求,而民主意识不仅是新美术运动的精神支持,它也是现代美术后期的理论资源。新美术运动首先在美学上倡导浪漫主义美学,虽然印象派和现代派也是新美术运动中的重要内容,但是新美术运动对人生的观照态度建筑于"流动的哲学",他们所观察的人生是无处不在变动而又无时不印着人的主观意识。新美术运动主张回归自然并侧重独创。虽然,这里的自然有追求科学的首要原因,但新美术运动中的艺术家同时也追求人在自然状态中的自由,新美术运动中的两个最重要的口号,为艺术而艺术和为人生而艺术这两个看来矛盾冲突的观点同时并存于新美术运动,而冲突也是浪漫主义的一大特色。浪漫主义主情,现实主义主智。情智是人们所具备的精神活动,一个人不能说只有情而无智,或者只有智而无情。[33]这样的区分和结合虽然有些简单却可以解决具体问题。 注:[1]温肇桐《l912-1949年美术理论书目》,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5年,第26页。[2]《从关键词看我国现代文论的发展》--《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3]《现代文学观的发生与形成》--《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4] 李庆本《20世纪中国浪漫主义美学》现代出版社,l999年1月版,第8页。[5]朱伯雄陈瑞林《中国西画五十年1889-1949))人民美术出版社,l989年,第490页。[6] 吕澂《美术革命》,发表在1918年《新青年》6卷1号。[7]郑工《演进与运动--中国美术的现代化》广西美术出版社,2002年5月,第103页。[8] 刘小枫《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l986年,绪论。[9] 刘悦笛《俯瞰20世纪中国"艺术主体论"》,《文学评论丛刊》2006年第5期。[10]刘海粟《画学上之必要点》,发表于1919年《美术》第2期,转引自赵力、余丁主编《中国油画文献》,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413页。[11]林文铮《现代艺术之趋势》,转引自《西湖论艺》(上),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105-107页。[12]刘海粟《艺术的革命观--给青年画家》,转引自郎绍君、水天中编《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11月,第405、406页。[13]张牧野《现代艺术论》,民国二十五年,北京出版社,第103页。[14]"五四"时期及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引自罗钢《历史汇流中的抉择: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家与西方文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lo月,第149页。[15]颂尧《西洋画派系统与美展西画评述》,载《妇女》杂志第十五卷第七号(1929年)。[16]李宝泉《中国洋画家诸倾向》,矛盾月刊2:1,l933年9月,第195页。[17]苏立文著陈瑞林译《东西方美术的交流》,江苏美术出版社,l998年,第209页。[18]吕澎《现代艺术家》,2005年,WWW.art218.com。[19]余海棠《20世纪中西绘画的冲突与交融》,《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一期。[20]余元康编《中国油画图典l868-1999)),辽宁美术出版社,2001年。[21]《中国现代美术全集7卷》艾中信卷,香港锦年国际公司,l998年,版图说明。[22]《林风眠--东方文艺复兴的先驱》来自《冥想偶拾》,l948年8月,上海真善美图书出版公司,第181-206页。[23]王震荣君立编《汪亚尘的艺术世界》,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5,第231页。[24]华天雪《浪漫主义画家徐悲鸿:奴隶与狮》,WWW.artcn.cn,2006年10月25日。[25]徐庆平《悲天悯人的浪漫主义情怀》,新华网WWW.xinhuanet.tom,2006年10月23日。[26]水天中《现实主义风格的探求与扩展》,为"现实主义之路--七人油画展"写的文章。[27]林文铮《由艺术之循环规律而探讨现代艺术之趋势》,载自《西湖论艺》,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10版,第126-127页。[28]刘小新《非理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文化研究网,2004年4月9日。[29]《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郑伯奇转引自《创造社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l985年,第719页。[30]李朴园《艺术论集》,1930年第l版,光华书局,第l23页。[31]闻春燕《百年海归现象初探》,《中国书画交流》第4期。[32]《西洋画概论》,摘自汪亚尘著,王震、荣君立编《汪亚尘艺术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90年,第364页。[33]郭沫若《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转引自《论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文艺报编辑,1958年,作家出版社,第15页。(本文获"中央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科学研究2006年度重点课题((艺术批评与理论研究》"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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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
文学
2008/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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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身上的沉郁。一方面还原了生活的恶,让漫天浊气环绕着人们,另一方面又不安于昏暗的蔓延,于是独自站立起来,在旷野里直面着高而远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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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原为民主党议员Alan Grayson高级政策顾问,从劳工运动角度分析埃及运动,指出维基解密显示埃及前总统的小儿子在美国银行接受培训后成为埃及遵循鲁宾风格经济政策的关键人物,穆巴拉克家族在新自由主义市场化中大量获利,而工厂中的辛苦劳作的青年和女性是运动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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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中,政府推动的大学生村官计划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来到农村,推动农村的发展。另一方面,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吸引部分大学生选择回乡创业。那么,农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大学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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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的德国哲学,在哲学史上是一个大综合、大总结的阶段。从康德到黑格尔,他们所思所想,涉及欧洲哲学史的基本问题,无论康德、黑格尔,还是费希特、谢林,其主要哲学著作,既是自己的哲学体系,又是一部具有特色的哲学史。不仅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是哲学史,而且《精神现象学》甚至两部逻辑学都是哲学史。这体现了哲学作为学科,是历史性的,而他们理解的历史,也是哲学性的,是人作为理性自由者共同创造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有效应的历史,也就是在道理上是可以理解的历史。他们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例证,也为我们研究哲学史做出了榜样:哲学史最不可以被理解为编年史,须得从哲学的视角从事思想性的工作,使哲学史回到哲学,也使哲学回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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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个十年,“中国崛起”被视为最重要的关键词;下一个十年,“中国如何影响世界”将成为最核心的问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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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戏曲剧种都会发生变异,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我们既要强调保护剧种的个性,又要认识到剧种变异的不可避免。不要为了维护剧种的个性而划定创作题材的范围,而应该通过剧种的革新来提高它的艺术表现力。当一个剧种产生某种变体,不要为了维护剧种的纯正性而加以歧视,而应该承认新剧种的诞生。按照后现代主义的文化逻辑,剧种之间的界线可以打破和混淆,剧种的属性是动态地发展的;在这一点上,海峡两岸存在分歧,但是,对立的观点形成一种张力,对推动戏曲的发展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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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文学
2008/09/02
| 阅读: 1739
robert bly因鲁米的影响,写了一首英文的ghaz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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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老师对于艺术之外的事都很"傻" ,常受人骗。那时因国家动荡,钞票骤然变成废纸乃是常事,齐老师不知丢了多少血汗钱才想到要买黄金。他不瞒我,让我看买来的黄金,我很吃惊 "金子还有绿色的吗 ' '老师明知又吃了亏,还不敢声张,生怕惹祸,真是哑巴吃黄连,苦在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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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同的意象型态,使他们的遭际和认同有所差异,使他们日常生活的政治实践有所区别,这种区别可能会对某些个体带来性命攸关的影响,甚至会人为地造出世间的恶。神义的存在并未消泯这种困境,但是,日常生活的实践却以遗忘昭示着好的生活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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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和占星术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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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为什么要将地震之类的大灾害与国家主义的异常凸显联系起来,那是因为我联想到发生于1923年的震度为六级的关东大地震中,发生了屠杀朝鲜人事件、龟户事件、甘粕事件等,以及其后十年、二十年在这个国家出现的超国家主义的历史。 至于战后长达六十三年的日本的民主主义,我所寄予希望的,惟有反复强调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国家以及国人的新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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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财政”和国资对“微型企业”的资本金补助,可以被理解为广义的公有资产的“社会分红”的一种形式,提高了群众来自公有财产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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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官方决定9月20日向联合国提交入联申请,此举将产生什么影响呢? 程序上还存在一定问题。巴解组织执委会成员阿什拉维表示巴勒斯坦已经争取到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122个国家的支持,最终有望拿下130票,获得通过提案所必需的三分之二多数赞同。然而,入联申请的审批,是从安理会开始的,而美国已经扬言要否决提案,庇护以色列。美国去年二月曾否决过谴责以色列的提案,此外,美国国会停止对巴勒斯坦的援助也不是不可能。 以色列方面对巴勒斯坦可能加入联合国感到忧虑。长期担任以方和谈代表的国际法专家丹尼尔•雷斯纳认为,巴勒斯坦入联会引起混乱,因为奥斯陆协定后巴以双方签署的所有法律文件都将失效。但阿什拉维反驳道,以色列人在危言耸听,1988年巴勒斯坦就已经建国,并且获得了全世界的承认。入联不会否定已经签署的协议,反而会增强其效力。 依照巴勒斯坦官员的说法,巴勒斯坦在约旦河西岸驱除以色列势力的斗争,将因入联获得重要支持。犹太人国家在外交上将遭受明显的损失,而且各种各样的国际正义机制将被引入巴以冲突之中。7月份进行的一次民调显示,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支持入联申请。四分之三的巴勒斯坦人要求政府说到做到,九月之后就向被以色列军队占据的区域派遣警察,并开始建设机场,无论这些举动会造成何种后果。(南渝霜华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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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认证的西方经验表明,认证是权利的另一种成本,是建构良好的法治和良好的治理秩序的必要条件,是一项政府最应该提供的公共物品,其公共性体现在它几乎是所有国家制度的前提,堪称国家治理体系"基础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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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就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线发表声明,称"钓鱼岛、黄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南屿、北屿、飞屿的领海基线为下列各相邻基点之间的直线连线"、"赤尾屿的领海基线为下列各相邻基点之间的直线连线"。领海基线在国际法中有什么样的地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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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区政治中,教派主义则是宗教在国际政治中惯常会发挥的作用的缩微反映。但是,正如冷战范式从来未能完全决定国际关系的本质,也未能解释其复杂性一样,宗教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也是既不能忽视,但也毋需高估。如果把教派差异视为目前中东政治变动产生的主要原因,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使得所谓“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千年之争”成为真正的自我实现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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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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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下面这些意见似乎是普遍的看法: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累积形成的外汇占款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美国国债危机和可能进一步的量化宽松给中国外汇资产的安全性敲响了警钟。中国的对策则应该是人民币汇率走向市场调节,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同时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加大海外投资规模。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余永定先生认为,中国为了摆脱美元陷阱,中国央行必须停止买入美元,尽快将人民币汇率的决定权交给市场,中国早就应该允许人民币自由浮动,在短期内,中国必须在升值和增加外汇储备之间做出选择。长期来看,中国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是"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 本文认为,上述看法没有完全理解中国巨额外汇储备这件事的含义。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累积是上世纪90年代形成的中国制度性资本短缺和制度性内需不足的结果,是中国因素和美国因素叠加的结果。解决中国外储问题,离不开中国政府主动发行人民币基础货币这一关键环节。考虑到汇率决定机制的复杂性和中国的经济安全,价格机制至少在相当时期内不可引入汇率的形成当中,资本进出需要严格管制。使用外汇储备与其让中国企业走出去,不如让外资企业退出去。"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意义不明,本文以为,建立"主权信贷搞建设,地租与资本社会化"经济体制才能真正克服资本短缺、消费不足问题。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应该累积任何外汇储备(包括黄金在内)。 本文的逻辑需要从头说起。 外汇储备累积的原因与解决办法 经济的成长需要货币的相应增加。历史上的一些案例表明,仅仅是贵金属货币供应量增加,就促进了贸易量扩大和经济发展,货币的流出往往制造"钱紧",引起经济萧条。金属货币时代,通过采掘矿藏,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使得货币供应满足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但终究有致命的弱点,根据凯恩斯的总结,坚持货币金属论,存在三个无法克服的问题,影响经济发展:1、 金属货币生产弹性很小,近似为0,无法扩大供应,不能满足生产需要。从而导致生产扩大受货币供应量制约。2、 金属货币的替换弹性近似为0,同样导致供应量难以扩大。3、 金属货币本身具有价值,而且具有周转灵活性和流动性,人们乐意储藏,需求旺盛,带来实际流通数量减少,影响经济发展。历史经验表明,金本位时代的经济衰退和萧条频率反而高于纸币时代。 主权货币乃是人类历史上重大的制度发明。避免了以前贵金属货币的一些弱点,可以随时根据经济发展的要求而随时增发货币,主权货币的发明,等于一国央行有一个米粒大小的神奇空间,其中可以取出无量金银,可以储藏无量金银。当然,政府乱发货币也会剥削人民,它是一把双刃剑。 无论以什么样的名义,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个经济体的中央银行需要不断地给经济注入基础货币。假如美联储直接向美国财政部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由于美国财政部通常以新债还旧债,因此只要美联储持续、稳定地购买国债,则美国财政部就可以永远维持相应的债券融资额度,这些基础货币也就会永远保持流通,不被美联储回笼。所谓美国国债,是国债形式下伪装的美元基础货币发行而已。经济全球化下,美国政府供应贸易货币美元,美国国债就必须增加。无论是央行购买国债还是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这些都不是真正意义的债务,因为这些债务一般情况下只能持续扩大。 今天中国的经济体制,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初,经过几项看起来是政策性的改革措施塑造的。正是在那个时候,中国进行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学校、医院等社会组织的改革,这是私有化、市场化的主要领域,在整个过程中大批量地消灭了资本社会化企业组织;更关键的是中国进行了货币体制改革,从1993年开始,为了加入WTO,我国大幅段降低关税并无限制地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中国经过房地产制度改革,在城市建立了类似于香港的土地制度。93年宏观调控和94年外汇体制改革,是根本转折点。至中国加入WTO,转变基本完成。后面就是贫富分化与社会矛盾急剧恶化的10年,是房价高涨的10年,是外汇储备跃进到三万亿的10年,是少数人财富爆炸性增长的10年。这些政策有两个后果,一个是中国放弃了运用主权信贷发展经济,财政不能向央行透支,转而利用外资;一个是形成了所谓制度性内需不足问题,由于分配的极度不均和社会保障缺失,中国内部形成严重产能过剩。 当前,中国的货币运转,主要是通过两个中介进行的,一个是美元,一个是土地。简单来说就是,进口美元以发行人民币基础货币;抵押土地以完成人民币信贷资金投放。 主权信贷原理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印钞搞经济建设。经济体中,从微观角度发现了经济机会,此时万事俱备,只欠资金,那么企业组织就在银行申请贷款。银行的意义在于能够扩张信用,银行信用的源头在中央银行发行的基础货币,所以最终而言是印钞搞建设。其过程不是印钞在先,而是经济发展的潜力逼出印钞,经济发展的潜力催生了资本,而不是资本促进了经济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这是不合适的,经济发展要求不断增加基础货币。中央政府向央行发行国债难道是真的借钱?这只是一种公平的基础货币发行办法。周其仁称上述银行法为一项意义深远的制度安排,是关闭了政府主动超发货币之门。同时又指出,在主动超发货币之门被关上之后,又开出了一个被动超发货币的口子。我国每年新增的国家外汇储备,全部是央行用基础货币买进来的。 由于关上了自主增加基础货币的渠道,由于没有重视银行、企业等组织建设,同时社会资本和信任机制流失,中国面临制度性资本短缺,所以只能利用外资,通过美元流入来发行基础货币。 主权信贷搞建设能促进资本社会化企业的成长。经济发展主权信贷起主要作用,意味企业资本的社会化、意味着内需的强大,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资本社会化企业有利于技术的累积和成长,同时劳动者成为强有力的消费者;相反,外资主导、银行成为土地当铺、企业成为项目而资本完全私人化、非本土化,内需必定不振。由于资本特别是外资崇拜,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特别是房地产改革形成土地资本化和"攒钱买地",社会保障不到位,中国形成了制度性内需不足。 中国不能印钞搞建设既是资本短缺又是内需不足的原因,土地资本化也同时是资本短缺和内需不振的原因。从个体来看,土地资本化可以获得资金,但从整个社会看,土地资本化却造成资本短缺。土地资本化的前提是地租和土地增值收益归占有者。地价是社会财富的耗散,掠取地租的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内耗,高地价是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良性发展的桎梏。我国封建社会土地买卖的存在是地价存在的基础,而地价的存在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浪费。对于通过购买土地而发展成自耕农的农民来说,地价占去了他们一个相当可观的财富,而这部分财富本来是可以用于生产垫支的。希望上升为自耕农的佃农,也会把一定的经济力量储备起来,以便支付地价,从而减少了他们的生产垫支。地价的较早出现,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特点之一,也是我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一个经济上的浪费现象(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97页)。当土地信贷为主时,中小型实体企业必然发生极度资金紧张的情形,只有银根极度宽松,发生大水漫坝,资金才流入实体企业;银根稍紧,紧缩的就是实体中小企业。由于社会成员普遍需要攒钱买地,所以内需更加不振。 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需要同时是地租、资本社会化的过程,否则只能陷入攒钱买地的锁死状态当中或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中。中国唐朝中叶之后,进入土地食利和高利贷的恶性市场经济,"攒钱买地、读书做官"成为一般性的社会活动,其危机逻辑可用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分析,但后果恶于马克思时代的欧洲资本主义,因为连工业化都无从诞生,只有周期性大规模社会毁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一切真正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中国内需不足,乃是地租的私人竞争性占有和资本私有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个经济体制,需要同时解决信息问题(多中心决策的市场经济)、激励问题(按劳分配)、生产与消费的平衡问题(地租与资本的社会化)。在制度空间中,存在同时满足上述条件的经济体制,迷信于小岗范式与资本崇拜的中国经济学家却不进行任何探索。 内需不振、生产过剩有个短期的解决办法,就是印钞消费。由央行买国债,国债搞社会福利和公共工程增加中下层群众的消费资金。凯恩斯否定了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原理,主张发行没有储备物的纸币,政府干预经济,解决消费不足问题。战后西方意识到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的不平衡,自觉利用无成本的纸币发行机制,解决消费不足问题。中国的做法是出口拉动经济,实际上也是印钞消费,不过是美国人印钞消费中国。因此,美国的预算平衡是根本不可能的。一句话总结,出口创汇挣美元,和中国人自己印一些人民币发给中国的老百姓让企业来挣,是同一逻辑而更惠及中国人民。米尔顿•弗里德曼设想用直升机撒钱,只是这个钱撒在美国而已。本文主张的中国外储问题短期解决办法之一,也是这个逻辑,只是钱撒在中国,国家级贫困县要多撒一些。 今天,中国外汇储备累积到3万多亿美元,是因为中国的制度性资本短缺和制度性消费不振,因此需要美国人印钞雇佣中国,美国人印钞消费中国。制度问题造成美国人不印钞,我们的经济就要停摆。中国经济发展客观需要基础货币的增加,但外汇占款是一个恶性的信用膨胀过程。因为基础货币的增加不能完全对应于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还要输出物质财富和让渡股权,白白对外交上一笔铸币税。只要中国不能解决制度性资本短缺和制度性内需不足问题,则外汇储备的累积不可避免,调整汇率不能起什么作用。外汇储备花不出去,变成美国国债或美元资产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因为在这个链条中,外汇储备只有不断累积,才能实现中美贸易过程中资本的利润,外汇储备就是中国过剩产能的货币表现,就是中国制度性资本短缺的货币表现。 当下中国的经济困局表现的所谓通货膨胀,并非是政府直接印刷基础货币"重敛于民",而是形成了这么一个局面,美联储成了中美联合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它是中国人民币基础货币的最终提供者;因为中国内需严重不足,因为美国人社会福利降不下来,客观上形成了美国人印钱消费中国。外汇储备的累积是中国经济政策和美元地位、美国政策自然而然的结果。 外汇储备之累积是中国经济在目前制度下能够运转的条件,改变这个困局,长期看,在于认识到主权货币和生产过剩的原理,花大力气进行社会组织建设和法制体系建设,以主权信贷取代外资(包括并购外资企业);通过地租与资本的社会化、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来根本改变内需不足的问题,无需美国印钞来雇佣和消费中国。短期来看,中国解决其内需不足、产能过剩问题,不能依赖美国印钞消费。中国需要大幅度降低或根本取消出口退税,用节余的中央财政资金投资水利、环保、中西部卫生教育;废除人民银行法29条,中央财政向央行发行国债,所产生之基础货币用于按人发放、社会保障建设等来扩大中下层群众的消费能力,以中国内部凯恩斯主义取代国际凯恩斯主义(美国印钞给大众来消费)。当然,印钞消费只是一个临时措施,不能长期使用。总的来说是主动发行基础货币替代原来靠外汇占款发行的那部分,以平衡的方式挤压热钱、外资出境,这样逐步使外汇储备降低和消灭,做到降低外汇储备的同时国内就业状况不恶化同时收入分配趋向平等。 中国目前的数量型货币紧缩,实际配合了美国将印钞作为财政手段的恶性信用膨胀。中国正确方式货币数量宽松,实施的是第一种印钞,只有这样才能降低外储,遏制美国不遵守财经纪律的行为。如果连两种印钞行为的实质都分不清,却株守货币主义教条来控制所谓的通胀,只能给中国经济带来更深的伤害。 中国现在能够采取措施:召开一次人大常委会,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废除其29条,然后央行购买长期国债1万亿,宣布国债用于大众医疗、教育,但万不可用于投资。看市场各方反应如何,看是否还有人民币升值预期,热钱是否还要涌入,加息空间是否可以打开? 中国外汇储备不可能完全靠贸易逆差消化,与其中国企业走出去不如回购外资企业,对美元投资者来说,当年,你们是带着美元来的,现在,你们带着美元走吧,咱们两不相欠。这是一个换血工程,换血完成后,中国经济体将恢复健康。 思议可思议之事,不思议不可思议之事。汇率、通胀、GDP为不可思议或难以思议之事,失业率、劳动者恩格尔系数、居民基尼系数、各项商品比价,为可思议之事。中美汇率固定如1:7,则比较名义汇率下中国美国社会生活之各项成本--衣食住行工排,工为雇工或购买人力服务,排为制造负外部性--这些为可思议之事,中国唯技工和服务员工资不可思议地低廉,做坏事给他人和后代制造祸害代价则更低,住房价则太高,因此当分别调整各项以使两国接近而不是调整汇率,使中国工价大升、排价暴升、房价降,这是可以思议之事。汇率宜固定,唯有分别调整各项以使汇率合理,此即为卢麒元先生讲的以税制汇,取消出口退税,收资源、环保税,此为可思议之经济政策也。 我国目前的汇率改变牵扯到一种利益调整的问题,哪些人会取得利益?进一步来说哪些钱是流动的,哪些人是需要跨境进行移动的,有需求变成一种美元回到美国或回到其他地方去?老百姓的钱没有这个要求,只有套利的资金、热钱、海外的资本、国内的贪腐资本在这个过程当中,用升值了的人民币去对兑换更多的美元,然后才流出境外。目前条件下,人民币汇率升值,只能导致外汇储备更多。只有改变升值预期,才能阻止热钱流入。 解决外汇储备巨额累积问题只能是经济政策的调整,其关键则在于中国货币主权的恢复与收入分配大幅度向劳动者倾斜的措施,汇率云云都是浮云,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更是风险巨大之举。 为什么不是国际化而是封闭自主的人民币体系 黄奇帆作为深通经济的高级官员,他的看法具有代表性:面对国际热钱不断涌入中国、我国外汇储备不断巨额增长的局面,我们应从三方面使力:一是建立多层次的外汇储备体系,藏汇于民。国家外汇储备3万亿美元存量可保持不变,新增的外汇储备应转为企业储备、家庭储备。二是坚持"走小步、不停步",适当加大汇率调整力度,既可使国内企业逐步适应,又可平衡进出口,减少国际贸易摩擦。三是加大海外投资的力度,促使全球市场和资源为中国经济发展配置格局的形成作出贡献。 本文看来,即使美国国债没有违约风险,美元不是一直在缩水,中国也不应该积累外汇储备,中国外汇储备仅满足日常进口机动即可。本文甚至主张,即使世界货币体系恢复了金本位体制,中国都不应该积累黄金储备,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应该累积外汇储备。对于中国而言,外汇储备归零应该是其经济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其经济健康发展的根本要求。无论我们面临的是美元霸权国际货币体系,还是金本位国际货币体系,中国都应该坚决维持独立自主的人民币主权信用货币体系。 经济全球化格局下,中国必须坚持货币主权、坚持资本流动的严格管制。中国资本走出去要以国有企业为主,原因有两个:一是走出去不是培养中国诞生的跨国私人资本,他们与中国人民利益无干,失去了国家控制的海外圈地,发生粮食危机他们也只会把粮食运给买得起的人;二是海外资源投资不能仅仅遵循商业逻辑。促使全球资源为中国经济发展配置不能落入殖民主义的老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年,外国资本跑到我们的土地上,收购我们的资源,我们很愤怒,今天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那些第三世界国家里面,为什么他们就要欢迎我们?因此,不要忘记我们的光荣传统,堕落到和西方人一样,要坚持公平合理地取得资源,使得当地人民受惠而不是感觉被剥削。 人民币国际化今天似乎很大程度上成为共识,但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是开放资本市场、汇率自由浮动。本文则认为,审慎地考虑需要大踏步后退,走向金融锁国,建立自主封闭的人民币货币体系。原因如下: 人民币完全介入美元霸权国际货币体系,无非是成为日元、英镑那样的角色。但是,日本、英国、巴西都遭遇金融危机,英国和日本、巴西也是美国国债的大额持有者,仍然累积巨额外汇储备。民族国家、主权货币和资本自由的国际货币体系本身有严重的无法克服的问题,因此不需要参与这样一个坏游戏、愚蠢的游戏。为什么不能笑看国际货币体系风云变幻,做一个沉默的旁观者? 货币和货币之间的关系,类似于语言和语言之间的关系,比如英语和蒙古语间的关系。语言的使用情况是这样,用的越多则使用的人就会更多,使用的人更多就导致所有的人都使用它;如果一个语言使用的人越少,那就使用的人更少,就会只有极少数的人使用它,最后导致无人使用。同样的道理,一个人持有美元的原因,是因为别人也在用美元。在这个意义上,所说的汇率,不要说一般商品,就是和投资品的市场价格机制都很不一样。当今主流经济学家们所认为的价格机制是汇率的决定或形成机制这个观点是荒谬的,因为价格机制和汇率的决定因素可能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两件事情。比如,A国战败,A国生产的鞋子并不降价,A国首都的投资性住房也不见得降价,但A国货币可能化为废纸。 人民币和美元自由兑换,意味着资本的自由流动。资本自由化导致资金可以大进大出,人民币基础货币随之大增大减,杠杆方式(倍增方式)导致商业信贷资金之成倍宽松与紧缩。设想一下资金运动之潮起潮落之情形,资金进来,发生资产泡沫,由于土地彻底资本化,商业银行的土地金融机制根本上只能是制造而非防止金融风险,放贷的原因是已经放贷。资金潮退,则必然发生大规模坏账,沙滩上充满了裸泳者。无论是理论上还是日本、香港、东南亚、美国的实践,都说明金融危机就是这么来的。 人民币货币体系,必须隔绝于强势美元的扰乱,才可运转。人民币闭关守城有余、攻城野战则不足。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同美元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陷入战斗当中,到时怕连原有的中国地盘也可能丧失。中国货币战略应该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高筑墙"即金融锁国,严厉限制外资;"广积粮"即大力发展科技创新和高端、完备的工业生产能力,"缓称王"即不要过早国际化和美元直接冲突。 世界没有大同,资本不必自由。资本自由要和居民的迁徙自由相匹配,经济全球化需要政治全球化同步。美欧之乱象,无非是资本走出去的结果,中国不能重蹈美国覆辙。资本进出都要管制,自由经济合理的一面也只在主权国家内部有效。控制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为了保护本国劳动者,要考虑资本外流对内部和谐的影响,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整合的影响。同时,中国企业要谨慎走出去。不要试图做第三世界人民的地主、矿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时,矿主、地主的财产,没有炮舰也不会安全。中国当以技术立国,而非以金融立国,依靠科技创新与高端生产能力而随时从外部换得资源和能源。 早在19世纪末期,韦伯就看到了经济全球化对于民族国家的危险,韦伯写道: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个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外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并没有使各民族为捍卫自己的文化而斗争变得更容易,而恰恰使得这种斗争变得更困难,因为这种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并使得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起来反对民族的未来。(《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马克思•韦伯 著,甘阳、李强等译 ,三联出版社,1997年。)针对当时德国东部的农民问题,即德国东部农民受到外来的波兰劳工的竞争而不得不背井离乡,波兰农民在德国东部日益坐大,波兰农民凭借着对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低要求立足于东部。韦伯提出的建议是关闭东部边界、国有化东部土地。 作为历史最悠久的中华文明共同体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规模最大的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应该最先反思资本自由流动货币自由兑换的经济全球化,反思其对民族国家政治能力和权威的根本危害。对国家来说,政治逻辑必须压倒资本逻辑,人民主权必须驾驭资本。我们当不为浮言所惑,自主建立保护中华民族共同体之稳固团结、保护大多数人福祉的金融体制。所谓金融锁国,目的在此,其细节可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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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移植是法学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目前主要依赖两个历史现象:一是伴随着12世纪开始的"罗马法复兴",整个欧洲出现了"罗马法继受运动",由此引发法律移植中的经典问题:为什么英国人没有移植罗马法,而保持自己的普通法传统呢?我的老师、著名法学家梁治平先生的硕士论文就讨论这个问题。二是19世纪以来欧洲列强入侵东方之后,引发日本和中国这样拥有发达文明的东方国家全面移植欧洲法,由此引发西方现代法与东方古典传统之间的持久地张力。我的老师、著名法学家季卫东教授持续关注这个问题,他刚才的精彩演讲也以这个问题为轴心。但在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中,我们普遍忽略了我们中国内部三个法系之间的互动。如果说台湾和香港地区保留的清代习惯法曾引发比较法学者的关注,那澳门法律移植问题却几乎没有人关注。谢耿亮的这篇文章研究澳门的法律移植问题,填补了空白,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这篇论文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填补空白,而在于他潜在地提出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法律文化"?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研究"法律移植"?事实上,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法学界的主流思想意识主要围绕"法律文化"和"法律移植"这些概念展开。"法律文化"概念的提出本身意味着对法条主义的反叛,即法律不是简单的法律条文,更不是法典本身,而是一种文化观念。但是,这种文化观念往往附着在法律文本或者其他思想文本中,以至于法律文化和法律条文一样,依然是存在于"那儿"的有待于我们去发掘的一套固定不变的东西。这种客观主义的思路始终左右着法律文化的讨论,以至于梁治平先生后来不再使用"法律文化"概念,而代之以"法律的文化解释"。在这篇论文中,作者借鉴了一位芬兰学者的法律概念,把法律的语义规范结构分为表层结构、中层解构和深层结构,其中"中层结构"就是法律文化,就是围绕法律规范所形成的一套文化思想观念。这样一种理解无疑也是一种客观主义的思路。尽管如此,作者在研究中实际上背叛了他所借鉴的法律文化概念。说到底澳门法律移植面临的问题既不是法律规范结构的问题,也不是法律文化的问题。而是澳门95%左右的人口是华人,而96.6%的人口(包括华人和其他族裔人口)不懂葡文。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换句话说,如果说存在什么"法律文化"概念,那么这些概念不过是问题的表象,真正的问题是居民、人口流动以及其背后所代表的政治经济力量和文化思想观念。而这篇论文真正有贡献的地方就在于讨论澳门居民和澳门流动人口的族裔结构。由于不同族裔及其所代表的政治经济力量,使得澳门成为这种力量之间角力的场所。因此,澳门法律移植的难题与其说是"法律本地化"的语言翻译问题,不如说是华人已经在澳门政治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力量,可是澳门司法活动依然掌握在少数懂葡文的法律阶层手中。这样一种问题意识的转换就意味着"法律文化"和法律条文一样,都属于法律的表象,法律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较量,是人所代表的政治经济力量之间的较量。法律移植不过是以法律条文的方式记载了这场较量的结果而已。而"法律文化"概念的提出恰恰遮蔽了这种生死搏斗的较量,仿佛是一种文化观念传播的结果。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澳门与香港,就会看出从法律文化角度比较香港普通法与澳门葡萄牙法之间的优劣没有实质意义。只要看一看内地居民向香港和澳门流动,就可以明白内地流入香港的大多属于雄心勃勃准备创造世界的商业精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而内地流入澳门的人口中,大多数属于准备享受生活的休闲者,无论少数的文化人士还是大规模的赌客,他们不准备创造,而仅仅等待消费和消耗。我想在座的青年法律学子毕业之后想去的是香港,而不是澳门。如果再比较英国人的帝国雄心及其在香港的作为和葡萄牙帝国的衰落及其在澳门的腐败,就能够明白香港的普通法与澳门的葡萄牙法之间的区别根本不是所谓"法律文化"的问题。由此,我们就需要对论文中提出的"葡萄牙法律文化是欧洲后进的法律文化"这个判断进行重新阐释。法律文化的"先进"与"后进"的标准是什么呢?这绝非法律或法律文化自身所能提供的,而必须在法律"外面"的世界中去寻找。葡萄牙法律文化的"后进"不在于其法律概念或法律文化,无非意味着与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相比较,葡萄牙人在近代兴起过程中属于后来被战败的民族。可我们不要忘记,在地理大发现的最初岁月中,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及其背后的罗马天主教会的法学家最先奠定了地理大发现的法律规则,这些法律背后可倚凭的是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法律文化"。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再回到中国,那么对"法律移植"问题的研究就应当避开"法律文化"的概念陷阱,关注于"人的具体活动",尤其是创造性的活动,而不是"抽象的文化"。就中国的法律发展而言,也许我们不应象以前那样过分关注如何移植"先进的法律",而应当关注我们中国人的所思、所想、所恨和所爱。如何把我们中国人的希望、理想和追求转化成法律,无疑应成为我们法律人当下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