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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章的标题是:李登辉加入共产党,李登辉背叛共产党始末,李登辉出卖同志?作者父亲徐庆钟先生为前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台大任教时曾为李登辉师长,在白色恐怖中为之做政治担保,后向蒋经国推荐李登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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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美国可以自由组织工会,为什么长期以来工会会员占美国劳工人数的比例一直低迷,在美国工人中影响低微,近年来还在下降?美国工会的问题能主要归结于所谓的全球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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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 国共两党捐弃前嫌, 再度合作, 共同抗日。在这种大的政治背景之下, 新闻 界有什么样的反应? 媒体对于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 持什么样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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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鼎大名的贝克当然不会犯一个连初学德文者也不会犯的错误,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这个not是他有意加上的,他的理由是为了纠正康德的“笔误”。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贝克为什么要认为康德有笔误呢?康德在这里究竟有没有笔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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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2009年10月30日,中国人民大学
发言文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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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社会
2011/04/14
| 阅读: 1962
《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更侧重于空间、地理和结构塑造,即从空间角度去反思我们的地缘政治观念和国家发展战略。因此,我个人认为有两个问题值得特别强调:一,内陆欧亚(Eurasia)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块大陆;二,“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Inner Asian Frontier of China)恰处于内陆欧亚的核心地区,它包括:东三省、蒙古高原、黄土高原的北部、大西南地区、新疆与西藏。而大西北和中西部地区便是其中重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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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制度和思想等方面谈中国电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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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至今,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政治中一言九鼎,它议行合一、控制政府、主导议会、结盟工会、支配社会、统摄全局、长期执政。为什么它能够成为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典范:长期执政而不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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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作者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学术文章“真的有都市社会学吗?”。32年后,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对于城市社会研究的亲身参与经历,答案是:曾经有,不过现在没有了。不过假如幸运的话,都市社会学会在21世纪复活,发展出一些新的概念、新的研究方法以及新的主题,因为它对于我们理解生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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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最主要的是找到可以打动我们眼光的记忆。我们不一定每次都有很好的眼光,有时会犹豫,这个时候就拍不出很好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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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到清华散步,站在王国维的纪念碑前,我常常想,陈寅恪说的"自由"到底是什么意思--"自由"不是白来的(The freedom is not free)。我请人刻过一方印,印文是"小字白劳"。"零"的意思就是"白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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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盆地周缘的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阿克苏等地区是摩尼教坚守的最后一块阵地,摩尼教消亡的时间约为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此前,有关维吾尔族15世纪末便已实现了全民伊斯兰化的观点应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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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过去重要的生命经验都是县城给我的,如果没有县城,可能就随波逐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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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滥赏赐"是元代社会的一大特色,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对元代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元朝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补救,但终元一代也未能克治这一元代“财政上的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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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戊戌变法100周年之际,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省社科联、南海市政府、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康梁研究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学术研讨会,于1998年9月15日至17日在康有为的故乡——广东省南海市丹灶镇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地区)的学者及其他有关人士共10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围绕康有为和戊戌变法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兹综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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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开始于十九世纪明治时代(1868-1912)的中期,此后经历了约10O多年的研究历程。在此期间,研究方法及研究角度先后出现了两次大的转变,一次在20世纪30年代,一次在70年代。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发展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开拓期阶段(1900~1930);2、发达期阶段(1930~1970);3、现阶段(1970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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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动用国帑大规模修筑江南海塘工程,真实的经费来源是列位获罪官员所出罚金,其根本目的是整顿吏治和巩固统治。雍正朝江南水利、海塘工程之所以能大规模兴修,都和这个特定的社会背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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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古代知识体系中,文字学知识向来享有崇高的地位,而道家却倡导“道法自然”、“妙趣天成”等思想。该文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一些道教文字观,可资非专业人员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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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考察马克思文本中的三种自由概念:作为自我意识的自由,作为权利的自由,和作为一种存在方式的自由。探讨马克思为什么特别藐视所谓的人权;对于以社会主义政党自居的德国工人党及其纲领性文件,马克思为什么报以种种微辞;人类解放和共产主义对于马克思究竟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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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死》最早出版于2009年12月,在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学术界引发了极大反响。肇始于明治时期的绝对天皇制早已于二战结束后被取代,然 而半个多世纪以来,以 “天皇陛下万岁” 为象征的昭和精神与其他各种时代 精神混糅于诸多日本人的精神底层,围绕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的较量近年来越发激烈。本文论述了大江健三郎对这些问题的思索和选择,尝试分析了大 江所追求的时代精神以及他与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进行对决的现实意义和历 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