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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张晴滟:平民 / 贵族:《大将军寇流兰》的演出
    戏剧 2011/11/14 | 阅读: 1746
    科利奥兰纳斯,普鲁塔克笔下的罗马英雄,他的故事被人过中年的莎士比亚翻阅,拿来讲述贵族和平民各 自的哀叹:英雄并不是真英雄,小人也不是真小人。《科利奥兰纳斯》在莎剧中很特殊:没有枝蔓的情节和 无关的笔触,像是一次提纯了的思辨;主题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悖论;面儿上不过是个传奇故事,底下交织的是 个人主义和阶级斗争的两套话语。由林兆华和易立明共同执导的人艺版,同样六个字的名字:大将军寇流兰。清末民初春柳社演林纾改译的《黑奴吁天录》,以美国黑人的悲惨遭遇来“冀我同胞 警醒”,主人公乔治唤作“哲而治”。从科利奥兰纳斯 到寇流兰,道出了文明戏以来外国经典中国化的历史, 搁在中国话剧百年庆典的尾巴上,有怀旧之感。民间故事 儿时有一部动画片,讲一个众人敬仰的大将军,原本闻鸡起舞、战功彪炳,后来居功自傲、胡吃海塞,连 报晓的公鸡也祭了五脏庙。敌兵再犯时,骄傲的将军成 了窝囊废。寇流兰的姓名不由让人想到宋代的寇准。依稀记得插图版的《中国通史》里“澶渊之盟”里,他伸出的三 个手指头。辽国侵略北宋,皇帝想弃城逃跑,寇准急 了:谁建议说“跑”,谁该杀头!苟且的皇帝这才想起江山社稷和春秋大义,硬着头皮率兵,居然打死了辽军主将,于是赶紧借机议和。寇准反对,然君意已决,只 好出下策。他伸出三个指头,威胁前去议和的人:赔款 高出三十万银绢,要你的命。使者不辱使命,真宗于是 载歌载舞。宋朝皇帝不光怕打仗,而且怕能打仗的将军——轻则监禁,重则斩首。中国皇帝实在是充满政治斗 争的智慧,莎士比亚弑君的麦将军是最好的佐证。《杨 家将》的故事里,真宗要杀杨六郎,寇准说,不碍事, 辽国一进犯中原,皇帝就得把杨六郎放了。过了几天, 辽国没有动静,八贤王着急地说:辽国怎么还不来进犯 中原啊?民间的戏曲故事里,皇帝总是胆小如鼠然而死要面 子,宫廷史总是由奸臣或良将共同书写。科利奥兰纳斯 是一位远在古罗马的骄傲的杨六郎。故事的背景是共和 制下的罗马,对英雄生杀予夺的不是皇帝,而是由无数 平民组成的群众。寇将军在战争中保卫了罗马,却因为辱骂平民而失去他们的选票。在罗马人和寇将军之间搬弄是非的是两个护民官。英雄不敌乌合之众,被迫离乡 背井。米尼涅斯这位罗马的八贤王只好巴望沃尔西人来 犯,好让大家想起寇六郎的好处来。故事前半部分情节的通俗版大致如上。演出开始于文本,有一处关节点早早流失在了翻译过程中。《科利奥 兰纳斯》中的贵族口吐亚历山大体韵诗,平民说的却是 后来被易卜生全剧采用的散文体。语言的差异不仅用作 人物身份的区分,更像是对历史胶片的一次洗印,使的 阶级话语显影于远古传奇中。英若诚先生的翻译抹去了 这一层,贵族和平民开口通通是口语。这么一来,台上 也就少了一张血色的天幕,多了一份说书的天马行空。 寇流兰不允许自己与恶臭的平民妥协。想让他撩起 衣服向群众秀一下二十七处伤疤?省省吧,他宁愿再挨一刀也不肯出这个洋相。 王朔有个调侃的词儿叫“俗人”。文明戏开山老祖汪笑侬改编过一出传统戏曲,说的是上古时期尧帝遍访群贤后游说许由,要把帝位禅让给他,许由逃至荒郊的 河边,洗耳去污。尧帝对于贵族阶层而言,许由对于贫 民阶层而言,都不是俗人。寇流兰宁可挨刀的台词其实 稍有自夸的嫌疑。虽然勉为其难,但为了一劳永逸地做 万人之上的执政,他还得跟群众讲两句话,因为:“既然他们需要的,只是我的脱帽致敬,不是我的 竭忠尽瘁,那么我可以学习一套卑躬屈膝的本领,尽量 向他们装腔作势。 ”(第二幕第三场) 这么一看,剧本里的寇流兰大将军撇开傲气不说,到底还是个俗人。个人悲剧 寇流兰对其他贵族倒是平心静气的,只是对群众采取了类似许由对尧帝的作法——跟你多说一句脏了我的嘴。可是,眼看着执政的位子像煮熟的鸭子摆在了眼 前,他还是妥协了。寇流兰:向你们讨一个执政做要多少价钱?市民甲:那价钱就是您必须好好地请求。(第二幕第三场) 平民对寇流兰的要求不过是最起码的尊重。寇流兰还是很火大,因为事情看来并不是简单地要他说个 “请”字,去河里刷刷牙就完事。“必须”二字侮辱的是他的人格,是挥过来打他的拳头,是妄图将他高贵的头颅摁向泥土的脏手!绝不!他的精神永远是独立完整 的不容玷污!一提到平民他就想起流氓、废物、该死的 东西、敬天畏上的叛徒、套着人类躯壳的蠢鹅、反复无常、腥臊恶臭的、多头的畜生⋯⋯如今这些贱民开始发号施令了,米尼涅斯还挡在他和那些畜生中间替他辩 护,说那些詈骂只是他一时气愤。他怎么能容忍这样的 诬蔑?于是他跳着脚说:“即使我像午夜的睡眠一样善于忍耐,凭着乔武起誓,我也不会改变我这种意思!”他甚至还说出这样的话:寇流兰:赶快拔去群众的舌头吧⋯⋯政府将要失去 他所应有的健全,因为他被恶势力所统治,一切善政都 要无法推行。西西涅斯:他说的全然是叛徒的话,他必须受叛徒 的处分。(第三幕第一场) 拔去群众的舌头,除了处死护民官的引申义之外,字面意思再清楚不过。他在警告罗马贵族们,群众一旦夺权,对社会的安定团结十分危险。寇流兰想从人民的 手里获得权力而不能,其原因恐怕并不只在两个护民官 的挑拨。护民官西西涅斯的眼睛是雪亮的:寇流兰若做 执政,必定成为罗马的第二个卡里古拉皇帝;把寇流兰 驱逐出境,则后患无穷。在这个结骨眼上,惟一可行的 办法似乎只有把他关起来。莎士比亚既是给都铎王朝编年的御用史官,也是茶 楼酒肆添油加醋的说书人。他喜欢用历史比照着故事, 向虚构举起真实的镜子。故事里有贵族和平民的不同视 角。后来的发展证实了护民官的看法——寇流兰果然叛 国。文艺复兴的故事这才开始上演:个人主义者寇流兰 成了开山海关放清兵入关的吴三桂。古人通常不会扯到 个性悲剧,而是“变节”二字。杨六郎如果投靠了萧太 后,宋真宗也不会央求八贤王去游说,因为总还有杨五 郎、张六郎可以上阵,这就是地广人多的好处。有一点 莎士比亚略去不说了:普鲁塔克的故事里,寇流兰死 后,罗马还是打败了包括沃尔西人在内的敌人,统一了 意大利。看来,意大利的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性在历史 面前如此渺小,这是后话⋯⋯英雄成了叛徒,这中间的过程寇流兰有没有犹豫? 普鲁塔克笔下没有所谓心灵的拷问,莎士比亚沿袭了这 一点。我想他们是在写实。叛徒有两种:一种是拷打出 来的,另一种是潜在的。寇流兰在投靠敌人时显然顺应 了他的天性,因为他自设了一个非此即彼的两难局面, 总要求自己在社会责任和真实自我之间做抉择。在他的 价值观里,社会和个人是不可调和的。他的真实只有一 种。他即不关心“真实”有何前提条件,也不关心它对 其它任何人是否有害。他毕生追求的“真实”不过是 “真我”,只对自己负责,不顾任何他人的存在价值。 对“自我 ”的偏执成了寇流兰的心结。他的所 谓“高傲”与人无关,与社会无关,只与那个无限放大的自我 有关。普鲁塔克一度把他比喻为阿基琉斯,莎士比亚也用了类似荷马的语言赞美这位天神般的将军。在寇流兰 身上,我们看到与阿基琉斯相似的原则——至高无上的个人荣誉。二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对个人荣誉的看法。阿基琉斯懂得,在世为人,个人不该违背世俗的荣誉法 则。诸神只破坏了他与战友的关系,并没有蒙蔽他的心 智。即使对阿伽门农再不满,他只是不参加战斗,而没 有为了复仇倒向特洛伊那边。对寇流兰来说,战争只是 凸显个人荣誉的手段,个人荣誉与世俗荣誉是对立的。 报国即是屈从世俗荣誉。个人主义者无祖国。比如,当 他得知沃尔西人来犯时是欣喜若狂的,没有丝毫对于罗 马安危的担忧。使者:将军,沃尔西人起兵了。 马歇斯:我很高兴,我们可以有机会发泄发泄我们积余的精力了。 人是万物的灵长,一切围绕“我”存在。在全军战略性撤退的时候,“我”孤军奋进。执政不是为了治 国,是为了从今往后“我”不再“必须”怎样怎样。贵族 拿“我 ”无可奈何,畜生一样的平民更没辙了。“我”对自我价值的设定只单纯是社会价值的对立物, 凸显了个人可以脱离本阶级,甚至人类社会而独活。所 以,寇流兰离开罗马时说:“⋯⋯我放逐了你们⋯⋯对于你们,我只有蔑视; 我离你们远去!这世界还有别的地方。”(第三幕第三 场 )意大利并非只有罗马和科里奥利两个城池。但个人 主义者寇流兰为了体现他的孤绝,实现他的自我价 值,只有一处可去——敌首的怀抱。一切行为不过证 明了以下这个真理:“我”活着多么孤绝!证明的过 程本身导致了进一步的孤绝,循环往复,寇流兰用行 动 给“自我毁灭 ”这个词做了最好的示范:毁灭自 “我 ”开始。 接下的故事几乎完全属于普鲁塔克:罗马群众追悔 莫及,罗马贵族得意洋洋。白发苍苍的佘太君出马,携 媳妇二人跪求儿子。寇流兰本来只是为了出一口恶气, 看到老娘和娘子的泪眼,很快第二次变节。但收留他的 敌首奥迪乌斯和沃尔西人不干了。罗马感谢寇流兰替他 们免去了一场灭顶之灾,不过既然引兵入城的也是同一 个人,那么,双重叛徒寇流兰被杀是情理之中之事。罗 马和科里奥利双双遗弃了他,正如他曾遗弃它们一样。 寇流兰就这样结束了他辉煌、孤绝和悲剧的一生。莎翁 一笔浓墨给文艺复兴那高光的、大写的“人”画上了阴 影,印证了个人主义者的悲惨下场。 在伊丽莎白女皇那里,叛国罪是要砍头吊在伦敦塔 上的。文人叛国的蛛丝马迹通常从他的文字里找。剧作家在十几年写的某段台词可能成为最好的呈堂正供, “文字狱”是白纸黑字的历史真实。普鲁塔克的故事原样摆在那儿,莎士比亚下笔时想到阴森的伦敦塔多少会有些如履薄冰,所以未曾给寇流兰添上一段类似李尔王 在沙漠中的“雷电颂”。剧作法强调主要人物的性格应 该有发展,寇流兰是个例外。我同意布莱希特的看法, 寇流兰从一个与罗马血肉相连的真正的罗马人变为罗马 的死敌,其原因正在于他丝毫没有发生变化。[1]他是罕 见的不像主角的主角。似乎可以称呼他为贵族甲、乙或 丙,正如平民在剧中的称谓:没有名字,只有代号。平民/ 贵族 由现实中的民工扮演罗马平民,舞台上的故事似乎多少有了现代语境。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把观众拉近莎士比亚的好想法。然而,这一忠于莎士比亚的锋芒恐怕 从提出那一刻就有些底气不足。气质很秀才的濮存昕演 起大将军平添了一些剧中人不该有的秀气,然而印证了 蓝血精英蛮不讲理背后必然存有高贵儒雅的气质。对贵 族的无端好感是集体无意识的症状之二。要塑造一个风 度翩翩的君子,最简单就是让对手显出小人之心。对护 民官的处理淡化了其为人民代言的一面,突出了流氓无 产阶级的一面。西西涅斯:去,叫民众来。我以人民的名义亲自逮 捕你,宣布你是一个企图政变的叛徒、公众幸福的敌 人。寇流兰:滚开,老山羊!众元老:我们可以替他担保。 考密涅斯:老人家,放了手。 寇流兰:滚开,坏东西!否则我要把你的骨头一根根摇下来。 西西涅斯:诸位市民,救命啊!(第三幕第三场) 剧本中,寥寥几句话,肢体冲突是可见的。考密涅 斯口中的老人家也许是西西涅斯,或者是从旁边冒出来 的某个不刷牙洗脸,貌似糟老头的“贱民”。台上的西 西涅斯由一个青壮年男演员扮演;考密涅斯的话不见 了;当寇流兰威胁说要打西西涅斯,后者像被气功攻 击,倒地佯装受伤,连喊救命。接下来的场面,平民冲 上台,呼喊“打倒”将寇流兰赶下场。这样一来,寇流 兰成了众口莫辩的杨六郎,从而与结尾英雄的末路高度 统一。 然而,该场面的历史意义使这处改动极不慎重。莎士比亚写这出剧前,舞台上打斗无数:情敌的、家族 的、世仇的、两个国家的⋯⋯平民暴动的场面偶有作为 背景提及,却从未作为中心事件展现过。“米尼涅斯在他的寓言里把罗马说成一具由五官四肢组成的人体,但科利奥兰纳斯和平民却彼此视为狼与羊。”[2]剧本里我 们看到最早的、立体的阶级斗争场面,而舞台上的寇流 兰单纯是暴民政治的受害者。莎士比亚的多重视角成了 寇流兰的单一视角。于是,现实里观众(由小资产阶 级、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组成)将“贵族”作为主体认 同 ,“平民 ”在舞台上成 了“他者 ”。莎士比亚举起两面镜子让人物彼此对照。观众透过 寇流兰的视角理解台上的暴力,顺便认同了他的所谓 “孤绝”。平民眼中的寇流兰是什么样子?大幕打开后 不久,马歇斯(寇流兰在还未获得战功之前的名字)初 次登台带来了两个护民官被人民选举上台的消息,他话 音未落,传来了沃尔西人起兵的消息。伏尔斯人的入侵 与设立保民官,为何这两个重要情节要放在同时交待? 寇流兰:在叛乱动荡的年代,权宜之计虽无合理却 也成为了法律,那时他们才被选为护民官。可是在正常 时期,就让一切按正理而行,把他们的权力推落尘埃吧。(第三幕第三场) 第三幕最后一场的这段话是对第一幕第一场的重要补充。莎士比亚通过寇流兰的台词说明了此间的联系, 而布莱希特在上世纪60年代排演该剧时强调了这点:贵族们之所以设立保民官,允许人民发出声音,是因为他 们需要人民冲锋陷阵,抵抗入侵。寇流兰的话佐证了这个事实。可是,人民并不想打仗。(号角声;沃尔西人败退,马歇斯追至城门口。 马歇斯:现在城门开了,大家出力!命运打开他们,是为了追赶的人,不是为了逃走的人⋯⋯跟我来吧 !(进城门) 士兵甲:简直是蛮干!我可不来。 士兵乙:我也不 。(马歇斯被关在城内) 士兵丙:瞧,他们把他关在里面了。(号角声继续吹响) 众人:他这回准要把命送了 。(第一幕第四场) 我们固然可以站在马歇斯的立场,诅咒“套着人类躯壳的蠢鹅”不肯冲锋陷阵,穷人从来不愿送命,为了 保卫家园才不得不上战场。一战劫后余生的人们的眼 中,或是如今被派往伊拉克的美国平民子弟看来,士兵 甲乙丙的话说出了他们的心声。布莱希特最著名的演出《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不过道出同样的视角。战争开始时大胆妈妈觉得自己能靠战争吃饭,孩子们一个接一个的送了命,她才觉悟到:是战争反过来把她全家吃 掉了。布莱希特在剧中替那些枉死于帝国主义战争中的 平民发出了呼喊。莎士比亚指出了贵族在任何情况下总是想强迫平民去当兵打仗;他还指出平民对贵族负债累累,因此起义在莎士比亚笔下并不是一种无理的举动。[3]如何塑造平民?莎士比亚只能凭着生活经验来写。 他目睹了伦敦人摩肩接踵,燃起火把,迎接埃塞克斯公 爵的到来,斗转星移,同一群人摩肩接踵,燃起火把, 观赏埃塞克斯公爵的死刑。对莎士比亚而言,历史舞台 上的人只是道具,不是演员。我们勾起了憎恶、同情、 热爱或者恐惧,但我们自己毫无力量。普鲁塔克写了一 个关于“不懂得反省”的英雄的悲剧,杨柯特说,莎士 比亚对普鲁塔克的修正在于,文本里没有群众,只有贵 族和平民。[4] 大幕打开,平民甲问:你们都下定了决 心,宁愿死,不愿挨饿吗?众人答是。米尼涅斯警告他 们说:你们不要活命了吗?平民甲答:先生,我们早就 没有命活了。在米尼涅斯看来,饥荒是天神,而不是贵 族造成的。人民只有屈膝哀求,不该举手反抗。在莎士 比亚的时代,这确实是贫民的绝境。文艺复兴的地基上 是血泪构筑的原始积累。莎士比亚透过罗马平民控诉着 圈地运动对农民的压榨:“让我们忍受饥寒,他们的仓库里却堆满了谷粒; 颁布保护重高利贷的命令;每天都在忙着取消那些不利 于富人的正当的法律,重新制定束缚穷人的苛酷的条 文。我们要是不死在战争里,也会死在他们手里。(第一幕第一场) 莎士比亚笔下的贵族囤积谷子不卖给平民。他们的反抗只是迫于没有面包的饥饿,不是因为渴望复仇。一 出《科利奥兰纳斯》包含了两种悲剧:一是寇流兰,他在大幕拉上前死于敌手;二是平民,他们早在大幕打开前已经死于饥饿。莎士比亚身后的两百年,平民的悲剧 循环重演。对他们而言,跪求和揭竿都只有一个结局。 直到十八世纪末,他们的反抗才有了结果。我们试想, 目睹了史上第一次的阶级斗争——法国大革命的莎士比 亚,会写出什么样子的平民和贵族?布莱希特固然是战 后的莎士比亚。然而在布莱希特之前,为了驱散巴黎沙 龙里的乌烟瘴气,有一位法国人试图唤醒莎士比亚,重 新写作历史剧。在有关1789年汗牛充栋的史料中,人道 主义者罗曼•罗兰得出这样的结论:“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的尖锐批评和激烈攻讦对于 王权的倾覆,比一小撮没有头脑的人攻占巴士底狱,起 了更大的作用⋯⋯对于犯罪的政府,个人拒绝表示同意,拒绝给予协助,这是我们这时代个人所能完成的英雄行动。”[5]罗兰的话多么像写给寇流兰的忠告。他的剧本《爱 与死的考验》[6]写于1924年,是一出演出效果很好的佳 构剧,表现了人道主义英雄与为群氓代言的国民公会的 冲突,几乎可以看作是《科里奥来纳斯》跨越时空的互 文。故事发生在法国大革命的国民公会时期。国民公会 议员顾尔瓦西耶 [7]反对罗伯斯庇尔捕杀丹东,同时他的 妻子苏菲正在家中会见她的情人:一个被通缉的吉伦特 派分子。苏菲被人告发。顾尔瓦西耶的朋友,政治委员 会委员加尔来到他家,要求他公开宣布对被通缉者的态 度。顾尔瓦西耶拒绝。加尔便给予他两张事先准备好的 假名假姓的护照,劝他带着妻子一同逃走。顾尔瓦西耶 将护照留给苏菲和她的吉伦特情人,独自引颈就戮。苏 菲被他的抉择感化,二人遂相伴赴死。她的那位吉伦特 情人,为了爱情甘冒生命危险的政治受迫害者,眼见苏 菲与她那毫无感情基础、行将就木的丈夫送死而不顾, 拿起通行证就跑出了法国。苏菲为爱而自我牺牲的情节虽动人但不可信;同 样,吉伦特情人的行动前后矛盾,这并非作家编剧功力 不够,实在是他太直奔主题所致——呼唤知识分子的良 知,反对革命中的暴力。该剧写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 久,通过描写法国革命的恐怖,矛头直指苏俄革命的红 色恐怖。历史的轮回使得经典的历史剧常演常新。《大将军 寇流兰》放置今日的意义并不是凌空蹈虚。裸露的后台 和非写实的布景试图提醒观众:不要把故事当作历史。 摇滚乐的运用可能出自票房的召唤,但多少有些布莱希 特式的间离效果。当摇滚乐盖过贵族的台词,演员举着 无线话筒,像唱摇滚一样说词,观众席有些窃笑声。想 象力丰富的人会意了:嗓门似乎直喻话语权,麦克风和 贝司都是夺权的武器。有些观众接受不了人艺的镜框舞 台演摇滚乐。在一篇访问中,林兆华面对批评,指出观 众没看懂他的用意。的确舞台版有一个忽强忽弱的能 指,不甚清晰地指向一个远去的时代——1788 年到1794年的法国是一个思想社会:它的目的不是行动,不 是授权,不是“代表”,而是表达意见。人们通过表达 意见,相互讨论捍卫一种共同的舆论,达成一种共识。 这与剧中的罗马城如此相似。每个舞台都是一个乌托 邦。我们看到正在上演的乌托邦中,是思想而不是资本 操控着意识形态——这曾经在两百年前实实在在改写了 人类历史。在这样一出戏中,类似法国大革命中的左右 派知识分子抢夺着话语权,通过与人民群众达成共识而 取得领导权,替革命决定着谁生谁死。罗伯斯庇尔作为第四等级的喉舌掌握着最革命的话语,他在真实历史中 扮演了护民官。政治和经济的巨大动力如大浪淘沙,洗 去了贵族、王政派、君主立宪派、斐扬派、吉伦特派、 丹东分子和艾贝尔派。透过历史真实,我们才清清楚楚 地看见了莎士比亚的寇流兰。他投胎到了大革命,成为 历史上的吉伦特派:勾结国外君主,出卖情报,跟着敌 人一起攻入法国,围剿国民公会,残杀同胞手足。莎士 比亚的剧本在前,预言了法国革命中资产阶级的个人主 义者的命运。曾经的英雄成了历史的叛徒,正如罗曼• 罗兰笔下的那个叛逃的情人。1793年的法国与寇流兰的罗马相同,山岳派用话语权 换取了政权,建立了剧中的民主乌托邦。1793年的法国与 寇流兰的罗马的不同,真正的历史每前进一步都需要革命 者自己的鲜血。被称为人民喉舌的马拉被吉伦特党的同情 者科黛刺杀,平民组织起军队,击退了吉伦特派和他们的 外国主子,人类社会从此跨入了另一个时代。寇流兰之流的个人主义者在新时代中依然无力,只 能坐等卢那察尔斯基口中的“庸人哲学”[8] 的救赎。柏 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正义就是社会中各个等级的人 各司其职,各守其序,各得其所。法国大革命是向那个 理想国迈出的第一步。它给后人的启示在于:革命是否 采取暴力不是讨论出来的,决定历史的进程不是某一个 人的思想,而是历史趋势激荡的结果。卢那查斯基将人 道主义者罗兰比作自己在稍早前写的一个剧本《解放了 的堂吉诃德》(1922)中那个慈悲相的武士。吉诃德对 被抓获的封建领主爪牙大发善心时,革命者德里戈说: 你看这把剑,它和贵族的剑一样,杀起人来是很准的;不过他们的剑是为着奴隶制度去杀人,我们 的剑是为着自由去杀人⋯⋯我们在这个短期间是压迫者。我们的压迫,是为着要叫这个世界上很快就 没有人能够压迫。[9]以上这段话与《大将军寇流兰》中贵族将领考密涅斯对寇流兰的话如出一辙: “请不要见怪,要是你会对你自己动怒,那么我们要把你当作一个危险人物一样,给你加上镣铐再放胆跟你辩论。”(第一幕第九场) 结 语 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的英国处于宗教和人文新旧两种意识形态的交替。莎士比亚对各阶级的观众说着 他们想听的话语,从女皇到贩夫走卒都愿意掏钱进 剧场。他给英女皇写戏,若死而复生,看到法国革 命砍掉了皇帝的脑袋,惊慌之余,未尝不会替最终 窃取权力的拿破仑歌功颂德。但是,以拿破仑为代 表的大资产阶级的寇流兰们并不愿看到剧中的自我 毁灭。这未尝不是该剧不受欢迎,很少被演出的原 因之一。布莱希特是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莎士比 亚,他为十月革命后当家作主的人民写戏。在上世 纪六十年代给东柏林剧团排 演《科里奥来纳斯》 时,他从莎士比亚那里继承了多视角和章回结构, 运用了辩证法而非二元论的历史观,在史诗剧这一 领域一鸣惊人。《大将军寇流兰》的演出,本身就是一个比剧本 更庞杂,更值得研究的泛文本。试想市民甲、乙、 丙的扮演者不是专业演员,而是说着各地方言的民工,台上的情形将会如何?可惜的是,台上的民工自始至终没有说话,他们的话语权被剥夺了。他们 扮演罗马平民,扮演伊丽莎白时代被圈地运动夺去 土地,不得不进入大城市做工的“多数”,更扮演 了他们自己。他们在台上失语,一如他们在历史中 失语。这就是《大将军寇流兰》的震撼人心之处。 戏中没有让我们感慨唏嘘的古典英雄,甚至没有莎 士比亚笔下,被历史操纵如提线木偶般的人。台上 只剩一个跪求的斯巴达母亲,守卫着伦理和民族的 底线。 人艺版《大将军寇流兰》是一次能指递增,所指递减的翻译过程。统一性取代了原文本中的悖论,个 人话语取代了原作中阶级话语。观演感受类似小朋友 “跳天堂”。理解的程度取决于观众各自手中的那块石子,“理解”一不小心就扔到“表述”的外边。我们小心翼翼,左思右想,把一切时间浪费在往返途 中,始终不能跨入最远处的“天堂”——在那里,莎 士比亚是我们的同代人,遥远的经典奏响了我们所处 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参考文献:《莎士比亚全集 》,译林出版社 Mestrius Plutarch, Lives of the Noble Greeks and Romans, Translated by John Dryden (http://etext.library.adelaide.edu.au/p/plutarch/lives/)Jan Kott, Shakespeare Our Contemporary, RoutledgeTerry Eagleton, Shakespear and Society, Schocken books, New York Stephen Greenblatt, 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 Clarendon Press, Oxford 弗朗索瓦•傅勒 ,《思考法国大革命 》,孟明译,三联书店 [ 1 ] 布莱希 特《戏剧辩证法 》,《莎士比亚评论汇编 》,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1981 ,第480 页[2 ]《莎士比亚全集6 》导言,译林出版社 [ 3 ] 布莱希特 ,《戏剧辩证法 》,《莎士比亚评论汇编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第469 页[4]Jan Kott, Shakespeare Our Contemporary, Routledge, 1988 [5] 罗大冈,《论罗曼•罗兰》,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 ,第331、331页[6] 罗曼•罗兰,《爱与死的考验——自序》,莱蒂译,世界书 局,1927 [7] 这个虚构的人物脱胎于法国革命时期的两位科学家孔多塞和 拉瓦锡。两人不仅都献身科学事业,而且都参加了雅各宾派, 并最终双双被公安委员会送上断头台。[8] 卢那察尔斯基,“爱与死的搏斗——罗曼•罗兰的新剧本”,《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第538 页[9] 卢那察尔斯基,《解放的堂吉诃德》,瞿秋白译,人民文学 出版社, 1 9 5 4(以下此剧引文均 见《解放的堂吉诃德 》)责任编辑:陆 华 ARTS CRITICISM艺术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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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社会学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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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 2009/03/23 | 阅读: 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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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李并成:敦煌文书中所见的乞巧节习俗
    历史 2013/08/23 | 阅读: 1745
    农历七月七日为乞巧节,又称作七夕节、女儿节。分隔天河两边的牛郎、织女于每年这一天晚上鹊桥相会的神话故事,千古流传,家喻户晓。敦煌文书《大唐新定吉凶书仪一部》(编号S.6537):"七月七日,牵牛、织女以此日会于河汉之间。"其实,牛郎、织女本是星宿之名,牛郎星为天鹰座α星,织女星为天琴座α星,二星隔银河相望,在七月夜空中显得分外明亮夺目,每每引起人们的浮想遐思,七夕鹊桥相会的故事也就应运而生。考之史籍,早在《诗经·小雅·大东》中即吟咏此二星。《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更是以其真挚的情感、平直生动的语言,牵动了人们的几多情思,寄托着人们对美的追求和向往。乞巧节风俗约自秦代成形,迨及唐宋其风更甚。 卷帙浩繁的敦煌文书中留下了不少有关乞巧节习俗的记载,显现了唐宋时期丰富多彩的乞巧民俗活动盛况,弥足珍贵。其主要节日习俗有: 1.庭院设供。每逢乞巧来临,人们都要将庭院洒扫干净,院中张挂锦彩,陈设香案,献供花果饮食。唐代陈鸿《长恨歌传》:"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秦人风俗。是夜张锦绣,陈饮食,树瓜花,焚香于庭,号为乞巧。宫掖间尤尚之。"《文苑英华》卷794附《丽情集》:"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秦人风俗。是夜张锦绣缯绮,树瓜花,陈饮食,焚香于庭,谓之乞巧。三拜毕,缕针于月,衽线于裳。"敦煌《七夕乞巧诗》(编号S.2104)中一首:"七月佳人喜夜情(晴),各将花果到中庭。为求织女专心座(坐),七巧楼前直到明。" 2.穿针乞巧。早在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即记此俗:"七夕妇人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鍮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天宝遗事》:七夕"妃嫔各执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敦煌《杂抄一卷》(P.2721):"七月七日何谓?看牵牛织女,女人穿针乞巧。"《七夕乞巧诗》中另一首:"乞巧望天河,双双并绮罗,不犹(忧)针眼小,只要月明多。"七夕之夜,妇女们对着新月穿针,展示技艺,乞巧求福,顺利穿过者为得巧。当然所穿之针并非通常的缝纫用针,而是专门制作的多孔之针,或用名贵的金、银、鍮石(黄铜)等材料制成。魏晋以前多为五孔针和七孔针,盛唐以来皆用九孔针。有些人家还专设针楼,或曰乞巧楼、七巧楼,庭院中设乞巧台,专供穿针乞巧之用。《时文规范》(S.2832):"七月七日,属以蝉方噪树,鹊正填河,牵牛渡银汉之辰,织女上针楼之夜。"上引S.6537文书"节候赏物"一节记载:"七月七日赏金针、织女台、巧果花、炉饼。" 织女台即乞巧台。 3.拜月祈愿。七夕之夜,人们均可在月下祀拜祈愿。相传是夜牛郎、织女银河相会时天门开启,于此时祈愿是最为灵验的。七夕祈愿最有名的例子应是唐明皇与杨贵妃之事。《长恨歌》:"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不仅皇室如此,民间七夕祈愿亦盛,人们所祈之愿当然并不限于爱情,凡与切身利益相关者均可拜求。敦煌《云谣杂曲子共三十首》(P.2838)中专有一首《拜新月》:"况当秋景,蓂叶初敷卉,向登新楼上,仰望蟾色光迟回,愿玉兔影媚明镜匣,参差斜坠橙波美。犹怯怕衔半钩耳,万家向月下,祝告深深跪......"秋日蓂叶初敷、半钩新月之时,正是七夕之夜,千家万户仰望蟾色,跪拜新月,祈求未来的美好。 4.求赐良缘。未婚男女每逢七夕总要设案祈祷,乞求天赐良缘。《五更转》(S.1497)通篇以诗文的形式,分为五个时辰(五更),描述了七夕之夜唐代少女盼望与牛郎相会的心境。诗云:"每年七月七,此时受夫日。在处敷尘结交伴,献供数千般。今晨连天暮,一心待织女。忽若今夜降凡间,乞取一教言。"在七夕"受夫"之夜,首先希望织女出现,能给以教诲,而萦绕在少女心头的是与牛郎的会晤。看着流星不时地划过夜空,总能激起少女们怦然心动,"奔逐向前迎",以为真的是牛郎降临了,可总是一次次落空,"不知牵牛在哪边,望作眼睛穿"。在焦灼不安的等待中,从一更天一直等到五更天,"哪边见牵牛?看看东方动,来把秦筝弄"。在东方欲晓时分,只好借助秦筝来倾诉自己的满腔幽怨。"看看到来秋",期盼着来年今夕能如愿以偿。少女心中盼牛郎,儿郎所求的自然是像织女这样的女子,故而后世又将七月七日称作"情人节"。 5.宴饮赋诗。除牛郎织女相会外,七月七日还是魁星老爷的生日。魁星俗称文曲星,主文章、文运,尤为读书人景仰崇拜。为之七夕之夜读书人还要祈拜魁星,其中宴饮赋诗为不可或缺的内容。节日赋诗,既可娱乐身心、沟通感情,又可展示才华、切磋交流,遂成风气。《全唐诗》中即辑录大量文人的七夕诗作,如唐高宗时陆敬、沈叔安、何仲宣等就曾应制各作《七夕赋咏成篇》,唐高宗本人亦有《七夕宴悬圃二首》。上引《七夕乞巧诗》即是敦煌七夕宴饮仪式上的一组赋诗,该件文书的序言中即说得清楚:"是千门求富之辰,乃巧女七夕之夜。辄奉诸贤,宁无谁思,遂述七言。"当夜"诸贤"在座,一起饮酒赋诗,共度良宵,情趣盎然。 上述习俗有些一直流传至今。如今天甘肃的一些地方,仍流行着七夕之夜设香案、陈瓜果、拜织女、即兴作诗,以及"迎巧"、"占影测巧"、"送巧"、供奉纸糊的"巧娘娘"等活动。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6. 毕向阳:他者的历史与身体的政治——读《危险的愉悦》
    书评 2007/01/09 | 阅读: 1744
    《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贺萧(Gail B. Hershatter,美国加州大学三塔克鲁斯校区历史系教授、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著,北大英语系韩敏中教授、社科院外文所盛宁教授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年10月。
  7. 贺雪峰:“打工潮”背后的深层根源
    社会 2009/02/08 | 阅读: 1744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兴起了“打工潮”,然而,当前我国农民外出打工的原因已经迥异于传统时代的小农社会。除了为了赚取收入,维持农村家庭的体面生活外,另一原因则是为了赚取进城生活的积蓄,或获得逃离村庄的资本。由第一种原因向第二种原因转变具有必然性。
  8. 杨洋:父辈的钢铁年代
    历史 2012/04/22 | 阅读: 1744
    这是一个工人家庭的私人记忆,却是一段不应让人遗忘的历史。"工人阶级老大哥"风光与沉寂,我们不能简单用时代潮来潮涌轻轻带过。时间的静流不是为了冲淡记忆,而是沉淀理性,让我们看清历史,才助于厘清未来。
  9. 李志毓:关于社会文化史理论的几点思考
    历史 2012/05/03 | 阅读: 1744
    社会文化史研究在知识传统和研究方法上是对以马克思主义和年鉴学派为代表的传统经济社会史的继承和批判,为历史学参与反思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中的重大问题,提供了必要的帮助。
  10. 阎云翔: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
    社会 思想 2008/10/20 | 阅读: 1743
    对于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人来说,“差序格局”是个耳熟能详的概念。尽管如此,差序格局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上下尊卑的等级差序,却很少为人所注意。
  11. 易英:历史与批评
    艺术 2009/05/15 | 阅读: 1743
    吕澎老师让我讲80年代以来的批评史和批评现状,这涉及到很多概念性的问题和一些历史问题。我想把中国现代艺术的实践与批评实践与这些问题结合起来谈。
  12. 张世英:“本质”是一个与人类历史文化俱进的发展过程
    思想 2009/06/26 | 阅读: 1743
    本质之为共相与本质之为殊相( 使事物“恰恰地是这个事物”的东西) 两者间究竟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本质”是如何由共相发展成为“恰恰地是这个事物”的殊相的呢? 亚里士多德似乎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 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却在这方面给了我们很深刻的启发。
  13. 高峰枫:通识教育读本之“欠通”
    书评 2009/09/11 | 阅读: 1743
    华夏出版社近年来翻译出版了大量书刊,仿佛空投集束炸弹一样,密集轰炸了中国的西方古典学研究领域。
  14. 王启明:全面解析转基因阴谋论
    科技 2011/09/14 | 阅读: 1743
    摘要:转基因阴谋论的真正温床在于,关系人类公益的事务被当作商业机密而秘密筹划,关系人类福祉的科学技术被商业私利所劫持,在密不透风的商业密室面前,民众只能被蒙在鼓里,凭空制造出许多阴谋论。阴谋论的合理之处在于,它揭示了这个世界的不平等的权力结构,要扬弃阴谋论,不能仅仅武断地拒绝它,而应该在现实层面铲除它据以存在的土壤。这就必须让一切公益事务走向公开,让民众自由介入公共实践与争论,让科学的成果归全人类共享,真正实现科学技术的Communism。 一、"转基因"阴谋论的兴起 虽然有关转基因的争论自这项技术诞生之始就一直存在,但在中国,转基因争论开始呈白热化,却是始于2009年底,其触媒就是农业部给某转基因水稻所颁发的安全许可证。自此之后,围绕着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问题,各路学者、媒体、环保组织和公益团体唇枪舌战,相关争论一直持续至今。然而,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在国际学术界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要在这个问题争出个是非曲直,在现有条件下是恐怕是不可能的。或许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在转基因主粮的安全性尚未得到确证的情况下,应不应该大规模地推广。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一个涉及到十三亿人健康的决策来说,我们应该规避一切可能的风险。然而,事情并没有如此简单。 有关转基因争论的一个焦点在于,转基因产业的背后是否有利益集团的策划和推动。国人对转基因利益集团的最初认识来自美国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的著作《粮食危机》,该书披露了孟山都公司、洛克菲勒基金会等跨国利益集团操纵转基因产业控制发展中国家农业和人口等诸多细节,也正源于此,很多人在反对转基因的理由中添列了保护民族农业和维护国家安全等内容,这也使反转基因的立场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同。而转基因支持方的诸多理由则变得晦暗不明起来,尤其是在转基因作物的很多原有预期已经遭到了事实反驳的情况下。于是,种种带有诛心之论色彩的传言不胫而走。早在2005年便有网友爆料,国内某著名转基因支持者、科普作家和学术打假人士受雇于孟山都公司,2007年,又有网友撰写长文继续披露了他和国内其他转基因支持者与跨国公司的影子关系。待到去年底的转基因争论兴起之时,关于他的身份的种种猜测便大肆流传开来。于是,在不少草根网民那里,该网友成了卖国贼、跨国资本的走狗,转基因显而易见地意味着一场跨国资本甚至发达国家针对中国人的阴谋。 这是转基因阴谋论的第一个版本:跨国资本阴谋论,我们不妨把它称之为初阶版本。 如果说这种阴谋论至少还有些事实根据,那么另一种阴谋论则已经"超越"了事实,这便是共济会阴谋论。虽然对共济会的各种指控在国内网络上早已出现,但是真正把共济会阴谋论推向高潮的却是著名学者何新。在不久前有关麻疹疫苗安全性的争论中,何新先生通过博客宣称,麻疹疫苗有可能是共济会消减中国人口的一个阴谋。随后,各种关于共济会的猜测便风生水起,诸如转基因食品、国际游资等都和共济会联系在了一起。 据说,共济会是犹太人控制的一个邪恶组织,它不仅一手建立了美国,而且其势力已经延伸到了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一切领域,华尔街的犹太金融家、美国的各大媒体机构、电影公司都实际上受到共济会的操控。共济会打着洛克菲勒基金会、比尔·盖茨基金会等各种旗号,以慈善的名义行阴谋之实。据说在1995年,共济会在旧金山秘密召开了一个所谓的费尔蒙特饭店会议,包括小布什、布莱尔、比尔·盖茨、布热津斯基在内的诸多名流均列席参加,该会议提出了一项骇人听闻的计划:决定用高技术消灭发展中国家的剩余人口。诸如向发展中国家推广转基因食品、给发展中国家人民接种疫苗等都是这项计划的具体实践,共济会员们正暗中筹划着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秘而不宣地进行一场无声的屠杀。 这便是转基因阴谋论的高阶版本:共济会阴谋论。在这个版本的阴谋论中,共济会直接操控了跨国资本家的全球行动,并且它还与其初阶版本兼容,跨国资本家一样凭借科学技术操控着发展中国家的生与死。综合两种阴谋论版本,我们便看到了一个黑暗王国的权力结构:共济会-跨国资本-科学技术。进一步分析这个权力铁三角,我们将发现,跨国资本权力是两种版本的阴谋论的交汇点,也可以说是这个黑暗王国的权力轴心。以下我们将分别解析共济会和科学技术的阴谋论起源,进而洞悉转基因阴谋论的前世今生。 二、分道扬镳:密谋还是公开? 共济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共济会并非杜撰,现在依然存在。共济会的起源众说纷纭,一般认为,共济会起源于十七世纪的英国,最初是一个石匠行业行会,后来却发展为一个秘密启蒙团体,据传它与欧洲近代的启蒙运动和历次大革命关系密切,诸如孟德斯鸠、伏尔泰、华盛顿、富兰克林、拿破仑等都是共济会成员。此外,在共济会数不胜数的象征符号中,最著名的就是上帝的全视之眼(All-seeing Eye),它一般居于各种徽章的中央或中上方,散射出万丈光芒以照亮世界。这个符号意象不仅出于共济会的徽章中,也出现于培根作品的封面、美国的国徽等有进步意味的图像中。这个符号暗示了共济会的一般目的,也即让光明驱散黑暗,而这正是启蒙(Enlightenment)的原始意义。 关于共济会的宗旨,德国十八世纪思想家莱辛在有关共济会的经典文献《恩斯特与法尔克:写给共济会员的谈话》中有过经典的表述。莱辛认为,市民社会总是不断地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产生分裂,这些分裂使人相互孤立和对立,从而产生利益冲突和压迫。然而,总有这么一些人,他们的心灵超越了宗教和等级的偏见,顺带致力于做一些弥合分裂、使人团结的事情。这些人并非彼此分散如"孤岛",而是处于一个隐蔽的教会中,这便是共济会。莱辛眼中的共济会显然是一个人道主义团体。在法国大革命前后,共济会式的人道主义的呼声遍布欧洲,歌德、席勒、莫扎特和贝多芬的作品都浸透着浓厚的共济会精神,那种超越民族、宗教和等级,致力于人类团结的世界主义情怀,激励了欧洲的数代进步分子。 我们不禁要问,这么美好的共济会与阴谋有何关系?且让我们回顾下共济会的历史。 共济会把天主教会视为黑暗王国,对天主教会的暗中颠覆持续数个世纪。因此,它的秘密活动自然遭到了天主教国家的强烈抵制。在旧欧洲的保守分子那里,共济会被认为是颠覆教会、瓦解社会根基、败坏道德、宣扬无神论的邪恶组织。而在后来的活动中,它的世界主义倾向越来越威胁到当时新生的民族国家的根基,这样一来,教权与王权都同时加入到对共济会的声讨中来了。于是,有关共济会的各种阴谋论便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共济会成了魔鬼撒旦、犹太人、异教徒和无神论者们的同类,成了被任意抹黑的对象。 一般而言,共济会的目的是要弥合人世间的各种分裂,但是它本身的组织却是秘密性质,作为一个不可见的教会,它和它所意欲反对的天主教会一样制造了社会内部的分裂。这是一个悖论,共济会的存在形态和行动目的之间的悖论。随着历史的发展,共济会将要为这个悖论付出代价。如果说在大革命之前,共济会的密谋还可以针对绝对王权主义国家和天主教会,那么在大革命之后,在民主成为大势所趋的时代,共济会的密谋所针对的除了人民还是什么呢?因此,我们看到,共济会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便面临着一个抉择:继续密谋还是公开行动?这个抉择根本上决定了共济会的性质转变。 这个抉择问题由来已久。早在莱辛的时代,德国思想家赫尔德在看了《恩斯特与法尔克》之后,写了一篇与之相关的对话,主张公开一切秘密,以学者的科学共同体代替秘密的共济会。他认为,真正的光芒是不需要遮挡的,它应该面向所有人,随着启蒙运动的推进,共济会的秘密原则已成为明日黄花。然而,这个提议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赞成。法国大革命之后,德国保守的浪漫主义分子F·施莱格尔坚持共济会的秘密性质,他宣称,真理永远是属于少数人的秘密,因此需要一个秘密的共同体,去抵御民主时代的大众。 于是我们看到,以法国大革命为界限,共济会的精神分裂了,我们可以粗略将其概括为两派:一派支持公开真理,是进步的;一派坚守秘传真理,是反动的。这两种精神在随后的历史中展开了全面的角逐。 1848年以后,欧洲进入了全面工业化的时代。在新的时代里,造成社会分裂的已经不再是王权也不再是教权,而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不可避免的分化。正是在这个时期,共济会对进步分子的吸引力逐渐让位于社会主义,而共济会中的世界主义倾向也开始渗透到社会主义中来。共济会与社会主义的隐秘关联和分歧都可以在马克思那里得到揭示。马克思主编《巴黎前进报》时期曾刊发过莱辛的《恩斯特与法尔克》,把莱辛追认为共产主义的先驱。然而,马克思是以一种赫尔德式(即进步)的方式继承了共济会的理想,在《共产主义者宣言》中,他宣称,共产主义者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马克思拒绝了一切阴谋,这尤其表现在他同布朗基主义者(坚持搞密谋活动的革命家)的论战中。与此同时,他也在某些文本中曲折地道出了他对当时的共济会的看法,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写道:"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虚伪的兄弟,但面对着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①]不少人认为,马克思的隐喻似乎暗示,-资本主义时代的共济会已经成为一个资本家们联合起来密谋压榨工人阶级的利益共同体。 aner 在此之后,与过去的时代相比,秘密的共济会又有了新的罪名:犹太资本家密谋统治世界的工具。20世纪初叶,一份所谓的《锡安长老会纪要》开始在俄罗斯秘密流传,据称它是锡安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一次秘密会议的记录。据这份文献所言,秘密组织共济会不过是更为隐秘的锡安长老会的前台组织,锡安长老会利用共济会宣扬的自由主义瓦解一切国家的宗教和道德根基,利用金融资本搜刮全世界的财富,让他们听命于犹太人。这是把犹太资本家与共济会联系在一起的最著名的文献,各种有关犹太人和共济会的阴谋论都从这里汲取了源源不绝的灵感。 于是,两种对立的共济会精神在历史中道成肉身,我们现在就看到了两种类型的共济会:公开的和秘传的。从社会主义对共济会启蒙精神的传承上来看,公开的共济会(社会主义)旨在让全人类都沐浴在真理的光照之中;从各种阴谋论话语所描述的情况来看,秘传的共济会则是一小拨人的宗教,它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脱离人民的黑暗王国,最终让所有人接受他们的统治。   三、科学的转变:从秘传到公开再到"秘传" 以上通过对阴谋论的演绎,我们已经看到反动的共济会是如何一步步走向黑暗,沦为跨国资本的影子机构的,以下我们将继续解析,科学技术是如何循着共济会的逻辑堕入黑暗的。因为近代科学技术兴起于启蒙运动,我们便先从启蒙运动讲起。 与我们的对启蒙理性的刻板理解不同,启蒙运动实际上与各种神秘主义秘密团体关联颇深,英国文化史家弗朗西斯·耶茨(Frances Yates)就认为,犹太教卡巴拉神秘主义、赫尔墨斯神智学、玫瑰十字会和共济会等各种神秘主义思潮和团体对现代性与启蒙运动的兴起有莫大贡献。当然,除了与神秘主义思潮的观念上的某些相似,启蒙运动最初采取密谋的形式,还在于它与社会的冲突。启蒙知识人认识到,他们的主张与现存社会是格格不入的,如果他们毫不掩饰地行动或写作,那么他们必将遭到社会的迫害。因此,他们在行动上必须依托秘密社团,在言辞上必须尽量隐微。然而,根据启蒙运动的一般宗旨,没有什么秘密是不能公开的,因此,启蒙运动和共济会面临着一个同样的悖论,它虽以散播光明为目的,然而它的谋划却是在阴暗中开始的。他们组建秘密社团,采取隐微写作,最终却是为了消除一切秘密。 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对启蒙运动做这样一个概括:用公开取代密谋、用光明驱散黑暗,总之,用见光的公共性代替不见光的私密性。启蒙运动的这层含义,尤其体现在近代科学的历史起源中。近代科学起源于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希腊哲学传统与工匠传统,而当这两种传统融合成为近代科学的时候,都经历了一个从秘传到公开的转变。 首先我们来看希腊哲学传统。希腊哲学肇始于希腊人对自然的发现,自然是与习俗或神话相对的一个概念。在荷马的神话世界中,人世的种种纷乱与事迹,都受到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的操控,一个不可见的影子集团暗中决定着人世的战争与和平、生与死、爱与仇。因此,在荷马那里,整个世界体现为一场阴谋,这可以说是阴谋论的最早版本。与此相反,希腊人的自然哲学展现了另一种世界图景,支配世界的法则不再被归结于超越性的诸神,而是内在于自然本身,世界于是成了一个广场,诸种因由一目了然,再也没有什么密室阴谋。法国古典学家韦尔南认为,希腊人的自然观可以视为城邦民主在宇宙中的投射,正是在民主制城邦中,权力不再集中于一个凌驾社会之上的神王手中,而是平等地分布在的公共空间中。民主制城邦的权力场所不再是不可见的密室,而是公共性的广场,在此,一切阴谋均告失败。因此,希腊哲学的产生是与民主制息息相关的。 然而,希腊哲学本身又具有某种暧昧性质:自然哲学家与王族祭司之间在历史角色上前后相继,秘教知识与哲学知识在谱系上前后相连。由于这层关联,哲学有的时候孜孜以求地把真理隐藏起来,有时又满怀启蒙世界的壮志雄心。而苏格拉底之死更让后来的很多哲人都谨小慎微,倾向于秘传真理。 对于近代科学的另一个传统--工匠传统而言,ui在古代世界,工匠的技艺并非如现代科学一样是一项公共事务,技艺人的活动局限于手工艺品的发明和生产工具的改进,而这些活动都可以归属为经济生产的范畴。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中,经济生产远未成为一项社会性的活动,劳动产品也很少成为商品,相反,它很大程度上满足的是生产者自己或小共同体内部的自我消费。在这样的生产方式下,工匠的技艺也仅仅意味着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工匠们的技艺往往体现为一种自身安生立命的活动,而非谋取超额利润的专利技术。学习一门技艺,就等于获得一个确定的身份,这个身份不是什么人都能获得的,而是需要经过严格的对天赋、出身和资历等方面的考察。这样,工匠们的技艺往往是师徒秘密相传,不轻易向外人公开。 因此,虽然希腊哲学已经预示了某种公共性,但总体而言,无论是希腊哲学传统还是工匠传统,都是倾向于秘传而非公开的。直到培根的启蒙时代,希腊哲学传统开始与工匠传统融合,无论是原本的哲学还是技艺才都开始转变为公共领域的事务--关于哲学的争论不再是几个学派内部的私密争论,技艺的学习也不再是师徒之间秘传。哲学与技艺结合成为全新的近代科学之后,那种秘传所依赖的天资、灵性和资历等全都遭到了启蒙运动的拒斥。近代科学方法的两个最伟大的代表培根和笛卡尔都宣称,他们的研究方法对一切人而言都是可以习得的,在科学方法面前,一切人都是平等的。就此而言,近代科学方法论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公共空间,它把所有人都纳入到一种可以自由探索与交流的场域之中。 因此,近代科学就其源初的筹划而言是反对密谋、主张公开的。这同时也是启蒙运动的意义:一切都要公开,供所有人的理性去考察。 然而,当近代科学开始其筹划之时,它却只能依托于包括玫瑰十字会、共济会和光明会在内的各种秘密启蒙团体。故而,近代科学所开辟的公共空间从来都是有限的,它从未真正面向大众,它最多只是作为天主教国家或绝对王权主义国家内部的一个国中之国、城中之城而存在。而到了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时期,科学的专业化提高了科学争鸣的准入门槛,大众越发难以参与进去。因此,近代科学本身所预示的公共空间最终被证明只不过是科学家本身的公共空间而已。 正如当教会停止了一切关于教义的争论,而发展成为一个封闭的组织体系之时,各种个人私利便从阴影中涌现出来腐化了教士阶层。当科学共同体成为一个封闭的体系之时,它原本的公共性便蜕变为私利性,科学为了某部分人的个人私利而出卖公众利益的事情开始屡见不鲜。科学的这种转变,始于科学与市场和商业的合流。 从十九世纪开始,科学与资本主义经济开始紧密结合起来,而资本主义经济基本上是以追逐私利为基本目的的。虽然在亚当·斯密和曼德维尔的理论中,通过个体对私人利益的追逐,公共利益是可以得到实现的,只不过在私人利益到公共利益的转变中,需要一个中介--市场。亚当·斯密把市场的这种神奇的化私为公的能力称之为"看不见的手"。然而,这只"看不见的手"似乎越来越转变为垄断势力的暗中操纵。 在这样的背景下,科学与工业的结合产生了严重的后果,首先是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开始转变为工具理性,也就是说,原本蕴含了某种公共性、可以自由探索和争论的科学技术,蜕变成了技术专家们的私人标准,而这种私人标准恰恰是以经济效益为基础的。远离了公共争论的科学日益受到商业利益的侵蚀,原本致力于全人类福祉的科学技术转变为少数技术垄断企业谋取利益的工具。于是,科学共同体这种公共机构便从公众中异化出去,原本是公共的东西反倒成了一个科学家或某些科学家的私人事务。现代科学技术日益丧失其公共性的一个特征即是知识产权的合理化,启蒙运动对科学技术的一般规定本是致力于全人类的解放,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却越来越远离了这个方向,再也没有比"专利"这个词更能表征科学技术的异化了,所谓专利,便是专属于技术垄断企业的利益。科学技术的专利化还意味着,启蒙时代主张公开的知识重又走向了"秘传",无数的科学家和资本家合谋,正用专利实践着他们的"隐微教导"--在密不透风的密室里"秘传"能操控世界的真理。   四、阴谋论的土壤,以及科学的未来 至此,我们便洞悉了转基因阴谋论中的那个黑暗王国的历史秘密,在共济会-跨国资本-科学技术的权力铁三角中,无论是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共济会,还是作为改造世界的工具的科学技术,都曾经是一种光明势力,只是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前者与其社会主义运动分道扬镳,沦为了资本财团的影子机构,后者与商业合谋,成了资本家统治世界的工具,由此,它们才遁入黑暗的资本世界之中。然而,以上所述的只是转基因阴谋论叙事的一个演绎的而已,更为真实的历史内核还藏在这个阴谋论演绎的背后。 阴谋论也可以视为一种扭曲了的阶级斗争,当一个阶级在现实层面的争论或斗争无法开展或陷入无望之时,便通过阴谋论话语对敌对阶级进行离奇的控诉。从历史上看,当共济会密谋推翻天主教的神权统治时,旧教士和没落贵族阶级以种种荒诞的阴谋论来指控共济会;当大革命后的现代国家站稳了脚跟,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之时,面对永远看不透的各种商业机密,小资产阶级们捡起旧日的种种共济会和犹太人的阴谋论佐料,又编织出一个针对垄断资产阶级的阴谋论。同理,当各种技术、商业和国家机密与谋略把公众挡在转基因的事实真相之外,商业私利与科学公益纠缠不清之时,少数性情机警的民众和学者又再次挖掘出共济会阴谋论,将其与转基因接合起来。 故而,阴谋论的合理之处在于,它提醒人们,权力斗争并没有终结。任何对阴谋论的武断拒绝,宣称天下太平的天真幻想,都将遮蔽社会本身不合理的权力结构,从而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试想,当这个世界还是以阴谋的形式运转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要求公众放弃阴谋论呢? 然而,阴谋论的局限亦是显而易见的,阴谋论的本意是揭示阴谋,然而,当它凭各种零碎的事实任意臆测杜撰的时候,却无意间把阴谋制定者描绘成了运筹帷幄决策千里的诸葛孔明,这样一来反倒遮蔽了真相。就此而言,阴谋论与英雄史观有着相同的前提,它们都坚信,这个世界被一小撮人所决定了,只不过前者把这一小撮人看成了魔鬼,而后者却把他们当做了天使。然而,阴谋论与英雄史观的部分合理性正在于,这个前提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当我们回望历史的时候,我们总会发现,这个世界真是被一小撮人以各种阴谋统治着的。然而,一俟我们继续追问这一小撮人为何能以阴谋进行统治的时候,我们便发现,阴谋之所以成为阴谋,并不在于阴谋制定者的存在,而在于某些隐藏于公众视线之外的封闭组织,在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不合理的权力结构和组织制度。因此,如果我们要消灭一切阴谋,就不应当停留在阴谋论层面上,仅仅从话语上扬弃它,而且应当在现实层面扬弃它,铲除它据以存在的一切土壤。捣毁了密室,一切阴谋者也就没有了藏身之地和谋划之所。 因此,阴谋论的真实的历史内核也正是在于这个"密室"本身。在历史上,无论是作为一个带有政治性组织意味的共济会,还是以造福全人类为目的的科学技术,都曾在旧欧洲社会中敞开了一个公共领域,一个公众可以自由参与实践与争论的开放空间。然而,那种以私人牟利为目的的经济事务逐渐侵入了公共领域,各种政治机构和科学共同体都纷纷被各种资本势力所辖制,从而陷入了工具理性的泥淖,丧失了它们的公共性。而资本势力,正是一个密不透风的密室。这个密室并非一个无关紧要的私人领域,因为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化大生产,早已让一切资本势力获得了操纵人民群众生活的权力。而公众却只能被挡在这个密室的门外,只能被蒙在鼓中,凭空造出许多阴谋论。但辩证地看来,这些阴谋论却揭示了某些真理:当公共性事务和科学技术被资本所垄断,其结果必然是权力与知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失去了参与公共事务的和介入科学话语的权利,于是流言猜疑必然纷然而起,真理只能以谬误(阴谋论)的形式表现出来。 当我们洞悉了阴谋论的本质之后,再联系当前的转基因阴谋论来看,便会明白,阴谋的产生并不在于--如某些"科学打假人士"所指责的--公众科学素养的缺乏,或中国人逻辑的缺失,事实上,在公众科学素养健全和讲究逻辑的西方社会,阴谋论往往有着更为广大的市场。转基因阴谋论的真正温床在于,一方面,很多关系公众利益的政策往往是一小撮人未经公众讨论而秘密制定的,决策者的那种秘不示人的大棋心态必然招致公众的离奇臆测--即便大众有心一查究竟,但又谈何容易?另一方面--这也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商业私利劫持了转基因技术,关系亿万人生命过程的技术产品,它的生产却是以牟利为根本目的--谁知道为了获取更大利润,他们在这些产品中又动了什么手脚? 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曾把科学的精神气质概括为四条规范: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公有主义(Communism)、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有限度的怀疑主义(Organized Skepticism)。然而,现代的产业化科学无不与这些规范相悖,就所谓的知识产权和技术专利而言,它们不但同公有主义和无私利性毫不相干,而且与之截然相反,私密性、私利性才是这些科学的实质性的规范。就此而言,默顿眼中的科学乃是属于启蒙运动的原初筹划,现在仍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 因此,只要科学技术还没有与商业真正地分离,各种商业机密把科学技术闭锁于公众之外,诸如转基因阴谋论这样的话语便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一旦科学技术不再作为任何利益集团的私人财产,而是让全人类自由参与和共享的时候,一切转基因阴谋论便会自动烟消云散。转基因阴谋论的消灭不在于科学知识的普及,而在于公众对科学话语的介入和科学成果的共享,在于科学技术的Communism。   (责任编辑:夏永红)   * 王启明,北京语言大学文艺学博生研究生。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版,第220页。   
  15. 滕宇宁:中国当代艺术空间现状概况
    艺术 2008/11/04 | 阅读: 1742
    参加讨论的有相当一部分比较年轻的学者。
  16. 沈语冰:弗莱之后的塞尚研究管窥
    艺术 2009/05/13 | 阅读: 1742
    塞尚批评与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文献目录,形式主义作家们对此贡献尤多。
  17. 本杰明·弗里德曼:金融业繁荣的代价
    经济 2009/09/05 | 阅读: 1742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18. 罗岗:无法摆脱“黑洞”的思想“宇宙”——《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读后
    书评 2010/06/03 | 阅读: 1742
    去年年底,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教授马克·里拉(Mark Lilla)的一本小书"The Reckless Mind: Intellectuals in Politics" 被翻译为中文出版,译者为这本据说描述了20世纪欧洲某些最重要的"知识分子"如何趋向于"暴政"的著作起了一个言简意赅的标题:《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知识分子"和"政治"都是极富争议的概念,把两样搁到一块,岂不是大有麻烦?果然,一看书的目录,在被作者称之为"亲暴政的知识分子"的名单中,不乏大名鼎鼎的人物:海德格尔、施米特、本雅明、科耶夫、福柯和德里达......好在"知识分子"和"政治"同时也是极其严肃的概念,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这样的论题写不成一部像保罗·约翰逊《知识分子》那样的轻薄猎奇之作。如果说有"家族相似性"的话,我倒愿意把这本书看作是在向《知识分子的鸦片》致敬。明眼人一看,就能发现《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的问题意识来自于雷蒙·阿隆所谓"知识分子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却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的滔天罪行予以宽容"。而马克·里拉在书中确也常常引阿隆为同调:"阿隆是对的:在法国,正是浪漫的、'忠诚的'知识分子为20世纪的暴政助纣为虐。但德国呈现的图景与之迥异,阿隆对此也了如指掌。" 既然《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拒绝靠揭名人"隐私"来媚俗,那么它就必然将"知识分子亲暴政"看作是"思想史事件",而非简单的"生活事件"或"道德事件"。尽管马克·里拉往往忍不住要对"知识分子"说一些风凉话:"他们是政治上的窥视癖者,经由精心的算计,手握回程票前往暴君的领地作秀,对那儿的集体农庄、拖拉机厂、甘蔗林、学校无不连声称道,但奇怪的是,他们从不造访监狱",就差说拿"津贴"之类更难听的话了。可惜对本书所论述的如海德格尔、本雅明、福柯和德里达这些以"思想"为"志业"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些话基本上是无的放矢!因此,"亲暴政"还是要放回到思想史的脉络中来理解,也即不是从性格、个人品行和生活经验--譬如"身不由己"啊、"贪图福贵"啊--而是从知识分子的智识活动中发现"亲暴政"的思想基因。可以想象,马克·里拉的工作就像试图从浩瀚无际的宇宙中离析出深邃莫名的黑洞,尽管在态度上不忘"同情之了解",努力将"黑洞"与"宇宙"区分开来,却又无法克服"黑洞"乃"宇宙"之"起源"的悖论:"黑洞"是"宇宙"的源泉,驱除了"黑洞","宇宙"怎能存在?譬如在讨论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时,作者相当敏锐地指出:"从这本书里看出了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抗",但他又不能回避这种反抗与"纳粹"之间的关联:"正如海德格尔所暗示的那样,如果'世界'是文化的乃至民族的体系,那么《存在与时间》就可看作是民族复兴的蓝图。民族复兴,这正是在该著作出版数年后,海德格尔对国家社会主义寄予的希望。"只好含含糊糊地说:"人们无从探究海德格尔意欲通过其哲学传达的政治教义(如果有的话),无法了解他最终是如何看待他本人在当代史上的这纵身一跃的。" 马克·里拉的问题不在于"孩子"和"洗澡水"之间无法做出"扬弃",而是"扬弃"的标准太过僵化。当他把自由主义所界定的以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共识为前提"现代性"视为唯一真理时,自然就将所有批判、质疑和反抗这一"现代性"的行动与实践称为"暴政",牢牢地钉在了历史和道德的耻辱柱上。既然"暴政"的标准是事先预定的,无法讨论的,这就使得《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不仅不能历史地分析那些所谓"暴政"是如何产生的,而且也无法细致地勾勒出"亲暴政的知识分子"思想与社会语境的对应关系。即使就"思想史"内在理路而言,马克·里拉也被自己的"定见"和"偏见"所束缚,非常化约地把复杂多变的思想路线引向既定的目标和结论。譬如书中已经发现本雅明早期著作《德国悲苦剧的起源》中神学和政治的思考受到了卡尔·施米特的启发--尽管本书在论述本雅明之前,已经用了一章的篇幅来讨论施米特的思想,可在这儿还是要贴标签式地强调施米特是"后来为纳粹效力的右翼法学家"--但为了强调晚期本雅明的"迷途知返",一定要把他的绝笔之作《历史哲学论纲》打扮成对"弥赛亚主义"的神学观对早年神圣的暴力、激进的决断主义和政治虚无主义的冲突和克服,并且借用本雅明朋友肖勒姆的话,说在这个封闭式的文本中,历史唯物主义已经消失殆尽,残留下来的唯有这个术语本身。甚至把未能对法西斯兴起引发的"例外状态"做出有效的回应,也当作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罪证。如此草率地处理历来被视为内涵极其晦涩和丰富的《历史哲学论纲》,的确让人觉得"偏见"的力量高于一切。姑且不论这篇本雅明的经典文献所牵涉的历史语境和思想脉络,仅就文本本身来看,《历史哲学论纲》第八节所言:"我们从被压迫者的传统学到:我们活在其间的这个'例外状态'其实不是例外而是常规/统治(rule)。我们必须达到具有这种洞察的历史理解,才能够清楚的了解,我们的任务是让一种真正的非常状态发生,那将会增进我们与法西斯斗争的处境",其意涵也就超越了上述简单的结论,不难看出本雅明致力于从神学启示和施米特的"决断论"中结合马克思主义发展反抗世俗统治"哲学"的努力。意大利学者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曾对本雅明和施米特在"例外状态"问题上一系列交错呼应做出过相当精彩的分析,可惜书中只字未提。 类似这种文献的错漏导致粗糙甚至粗暴的言论,在书中并不少见。最典型的莫过于马克·里拉指责《规训与惩罚》是福柯最不成功的历史著作,理由是这本书比不上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看了索尔仁尼琴的书就不会"认为西方的教室形同监狱。"只要对福柯的权力理论稍有理解,就不会用如此可笑的逻辑来质疑他的思想。围绕着《规训与惩罚》,福柯的大量著述--特别是在法兰西学院的系列讲座--已经很清楚地揭示出他从来就不曾否定过传统的压迫形式,只是希望发现重新将"身体"和"生命"结合进"治理术"中的新权力机制,他称之为"生命权力"或"生命政治"。 书中出现如此明显的讹误,我相信不是作者知识水平和学术训练的不足。套用《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英文题目,"The Reckless Mind",马克·里拉大概也有一个"草率的头脑",他一听到"政治"就想到了"暴政"。这种"政治恐惧症"让这本书成为了如马克·里拉者--毋庸讳言,他也是知识分子之一种--遇到"政治"陷入思想"窘境"的真实写照! (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邓晓菁 王笑红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11月版。)
  19. 徐祁莲: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
    书评 2011/03/07 | 阅读: 1742
    《橄榄桂冠的召唤——— 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1936- 1939)》,倪慧如、邹宁远著,人间出版社2001年版,新台币400.00元。
  20. 王炎:2010:纽约电影节
    影视 2011/07/06 | 阅读: 1742
    也许纽约电影节太成熟、太完善了,已过于经典化和体制化,俨然是个权威机构。我对这一年精选的影片很失望,虽然入选的导演个个是驾驭电影语言的高手,片子制作得精致、“艺术”,不乏涉及当下热点问题的作品,例如信仰冲突、次贷金融危机和网络文化等,但理念大多中庸,中规中矩,多少带着陈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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