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与社会 - 文章 - 徐祁莲：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

摘要:《橄榄桂冠的召唤——— 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1936- 1939）》，倪慧如、邹宁远著，人间出版社2001年版，新台币400.00元。

《橄榄桂冠的召唤——— 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1936- 1939）》，倪慧如、邹宁远著，人间出版社2001年版，新台币400.00元。

(书评作者：台湾人，自幼喜爱文学与大自然。选择了生物学为专业：台大园艺系毕业，美国康州大学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现任爱荷华大学生物系副教授；但对文学终难忘怀，于六年前开始写散文，作品不多，发表于大陆、台湾、香港的报章杂志及美国、新加坡的华文报。兴趣散漫，主题不定。妄想思人所未思、感人所未感、言人所未言；虽为妄想，以此自勉。)

　　【一】

　　一本有价值的书什么时候读都不嫌晚。

　　十年前听说《橄榄桂冠的召唤———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1936-1939)》由“人间”在台北出版了。二十年前听说倪慧如、邹宁远夫妻满世界找寻这些不知是谁的中国人，要为他们作传。三十年前就认识他们俩了。现在我才读了这本书，但一点也不晚。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三年，在亚洲，日本侵华已经五年了，在欧洲，德国野心勃勃，直接介入西班牙内战，英、法以不干涉的理由间接助长叛军，事后看来的确是拉开了大战的序幕。除了外国的侵略，中、西两国都在闹内战。内战的原因总是一言难尽，令国人痛心！

　　西班牙的政治、经济在近代和英、法的发展不同步；它的工业发展落后，没有足够资产阶级的势力，土地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中，到了十九世纪仍是君主制，或是有名无实的君主立宪。虽然改革派在政治上要求进步，早在十九世纪初西班牙宪法就要废除君主，建立自由国家，但没有社会、经济的实质来乘载而付诸实现。改革派一次次的冲刺都被拥护保守势力的将军打着“上帝、国家、君王”的口号所击败。在1873年，第一共和国终于成立，但如昙花一现，很快又恢复了君主立宪 (其实是军人专政)，一直持续到1931年。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政治上由保守党和自由党两个政党交替主政，这两党都是代表农业大地主的利益：南方产酒和橄榄油、中部产麦。北部的实业资产阶级也希望在稳定中扩展经济。可是在稳定的表面之下是两个腐败的政党、大地主对雇农的压榨、“民警” (guardia civil)对群众动乱的无情镇压。其后美西战争败北，西班牙失去古巴及其它的美洲殖民地，对其北方的经济有极大影响，造成大量工人加入进步政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临，因为西班牙非参战国，可供给两方的军需，一方面使工矿业大为兴隆，实业家的经济地位增高，同时雇农涌向都市工厂，壮大了工人阶级；另一方面因为过量输出使得国内物资缺乏，通货膨胀。经济危机促成工人、资本家、军人联合起来反对政府的贪污腐败，要求改革。这次改革若是成功了，就没有后来的西班牙内战了！

　　不幸，这次改革不但没有成功，反而使原已互相敌视的大地主、实业家这一边，和工人、无土地的雇农那一边加深仇恨。更不幸的是左派政党只顾吸收城里工人党员，而极端保守、与大地主有深远历史并有共同利益的天主教则吸收乡间小农，由大地主赞助，改良小农生产环境，说服他们利害与共，教会有计划地把小农组织并武装起来。这些小农在将来的西班牙内战中果然积极参加叛军。

　　【二】

　　经济大恐慌促成1931年的第二次共和，新宪法顺应新时代，规定人们有言论、集会的自由，女性有选举和离婚的权利。后者不合天主教会的成规，再加上取消政府一贯给予教会办学的津贴，使教会更加怀恨。新宪法还剥夺了贵族的特权，土地改革更是动了大地主的命脉。保守派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当然不会拥护新宪法。在改革派这边，极左的势力越来越大，使自由民主人士却步。从1931到1936年之间经过三次选举，其间左右两派冲突尖锐：暴动、镇压、暗杀，不一而足。在1936年，支持右派的国家主义军人，以佛郎哥为首，发动政变，要推翻共和国。他们做着重振十六世纪西班牙帝国的美梦，企图恢复帝制，独尊教会。他们以为共和国不堪一击，没有料到城市的工人自发抵抗，政变成了全面的内战，持续了三年，死了五十万人。

　　内战一开始德、意、葡就支持叛军；墨西哥、苏联支持共和国，右、左立场鲜明。法、英、美这三个民主国家的反应则耐人寻味：法国在开始时以飞机援助，但很快就与英国一同提倡德、意完全不理睬的武器禁运，英国的商人和多数内阁都向着佛郎哥；美国政府禁止售武器给共和国，大企业积极支持佛郎哥。如今回头看来，这不只是拉开了二战的序幕，还露出了冷战的兆头。

　　世界各国的人民对这场战争的反应却是空前未有的强烈，谁代表正义？谁代表邪恶？知识分子、穷人、受歧视、受压迫、和一切有正义感的人都有同样的答案。他们义愤填膺，从法、德、奥、意、美、英、波兰、捷克、南斯拉夫、加拿大、匈牙利、北欧各国、瑞士、墨西哥共五十三国，总共三万多人组成“国际志愿军”来参战。保卫马德里！保卫共和国！

　　有一千多位记者从世界各国来报道战事，拍成电影的《战地钟声》(For whom the bell tolls)就是美国作家海明威以这段做记者得来的经验为背景写的小说。英国反极权主义的作家奥威尔(George Orwell)直接参战，这个经验使他确认社会主义是对的，也使他确认反斯大林是应该的。智利诗人聂鲁达(PabloN eruda)当时是驻西班牙的大使，亲眼所见令他从此政治立场鲜明，永远站在人民的一边，写下声如洪钟的诗歌。有关西班牙内战的各种语文的书多达一万五千多本，不亚于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国电影近百部，直到如今，还拍了得到许多大奖的《潘神的迷宫》(E l laberinto del fauno，2006)。当然，在一切有关西班牙内战的创作中要数毕加索的大幅油画《格尔尼卡》(Guernica，1937)最有名，没有色彩的画面无声地控诉德国飞机轰炸格尔尼卡城后的惨状。希特勒用西班牙的生灵来实验新武器的杀伤力，开了用航天武器大规模残杀无辜百姓的先例。

　　【三】

　　这时中国正是国难当头，自顾不暇，会有人千里迢迢来参加国际志愿军吗？这些书里没有清楚描述华人参战的，倪慧如、邹宁远夫妻却看到蛛丝马迹，从此天涯海角，花了十年的时间找到了世界各地华人来西班牙参战的宝贵资料。

　　我要问，是什么样的历史经验使得这些散居世界的华人怀抱四海一家的心胸来到西班牙？

　　不只在西方人的眼里，就是中国人自己也认为欧美洲的华侨缩在华人的小圈子里，不关心身处的国家，更谈不上什么放眼世界了。事实真是如此吗？

　　十九世纪中叶大量华人以“华工”的身份被雇佣来到美洲。在北美西部，他们采矿、筑铁路、垦荒、做农活；此时奴隶制在美国南方逐渐淘汰了，西部的建设不可能再用黑奴，“华工”解决了劳工欠缺的问题。这些“华工”对北美西部，尤其是加州的建设功不可泯，但是他们却深受移民法的歧视，包括限制妻女入境，以期杜绝华人种族繁衍。等到后来爱尔兰移民来到，排挤“华工”，此时移民法便禁止“华工”入境了(1882，美国；1923，加拿大)。在拉丁美洲，仅仅古巴和秘鲁就有二十万的华人“苦力”雇佣到此。那时这里还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华人“苦力”与黑奴一同在甘蔗农场做工，虽是雇佣但实际的待遇与黑奴相差无几。当一期八年的合同满约时常常只剩下百分之四十的人，其他人不是死了就是逃跑了。虽然受虐待，这些“苦力”确认自己不是奴隶，在1874年中国专员来访古巴时接到一千多件投诉案控诉雇主违反契约写定的雇佣待遇。

　　在1868年和1895年两次古巴独立战争中有数千的华人“苦力”积极参加，有些成为军官和领导人物，盛传参战者中有洪秀全的余党。哈瓦那一座独立战争纪念碑刻有一位古巴独立之父对参战华人的赞美词：“没有一个逃兵是古巴华人，没有一个叛徒是古巴华人。”

　　十九世纪末在美国排华政策下一些在此时经济已小有改善的华人从美国再度移民拉丁美洲。哈瓦那的中国城就是他们奠定的基础。到了二十世纪，古巴虽然独立了，但是美国取代了西班牙来控制古巴，排华政策也就跟着来了，但由于此时蔗糖需求量大增，上万的华人得以来到古巴。华侨的政治立场取决于自身的经济地位，也深受中国本身政治的影响，中国城里较有经济基础的华侨采取保守立场，背离古巴华人的激进传统；直到1924年国共合作时，激进派在古巴的国民党里才有了力量。他们捐款支持新成立的古巴“反帝联盟”(Liga Anti-Imperialista)，具有国际主义精神。国共分裂后，古巴国民党转右，激进华人在1928年另组织了“华侨拥护工农革命大同盟”(Alian za Revolucion aria Protectoradelos Orerosy Campesinos)。古巴在独立以后有一段反移民时期，反西班人、波兰人(多是犹太人)、中国人。这种情势促进华人团结起来，当1936年在“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时古巴华侨以“反帝联盟”的名义成立“古巴华侨救国大同盟”，捐赠了二百四十万美金支持中国抗日。

　　在欧洲，法国有接纳四海移民的传统，1930年的法国就有百分之五以上的人口是移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法国向外大量招募工人，其中包括几百个华人。大战时又有十五万华工来参战———筑战壕、供应后勤。战后多数回国，但有三千左右在法国留下，其中有少数转去了比利时及荷兰。不像去美洲的华工，有名无实，被用来当奴隶使用，这些留下的华工得以在金属、化学、矿冶厂做工人，还有在雪铁龙(Citroen)及雷诺(R enault)车厂造车的。直到1930年经济大恐慌，失业的华工多转业为街头小贩以谋生。在1919到1922年之间有数百中国青少年由留法勤工俭学会送往法国工读，他们在巴黎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法国成为西欧激进华人的大本营。移民是法国共产党争取的对象，法共与这些激进华人联合在1927年发动了支持孙中山北伐运动。1936年发起“泛欧海外华人抗日大会 ”( Pan -European Overseas Chinese Anti-Japanese Congress)。

　　【四】

　　果然，在邹、倪夫妻找到的十三位华人志愿军里有七位由法国来参战。他们七人中有一位是勤工俭学来法国工读的、两位确凿是赴法的华工、其他四位也极可能是赴法华工。其中有两位是雷诺车厂的工人，另有一位是厂里的厨子。从美国来的有两位，一位是自费的留学生，一位是纽约华埠的华侨，后者参加美国志愿军组成的“林肯兵团”来参战。有两位是西班牙华侨。从中国直接来的只有一位。还有一位由荷兰来的印度尼西亚华人医生，是一位传奇人物。另外古巴来的志愿军里有个姓C hao的，但两位作者后来查出他不是华人。

　　那位纽约华埠的华侨是个幽默活泼的青年，他与另外九十八位战士在从甘德萨(G andesa)战场撤退时被敌人逮捕杀害于易水(EbroR iver)边，时年不满二十五岁，青春的血肉化作西班牙的泥土，永住异乡。其他人在战后多数辗转到中国，投入抗日战争。印度尼西亚医生不但到中国，最后还回到印度尼西亚，为祖国奋斗。这些英雄用自己的生命写下人类精神文明至高的史诗。邹、倪夫妻义无反顾，投入十年的岁月，以纯净的情操、不懈的精神将这首即将散失的史诗重现于世人。

　　他们夫妻俩都是化学专业的博士，白天在公司上班，晚上、周末、假期全部投入找“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出差时也抽空找资料、采访尚存的“国际志愿军”，可惜其中已没有存活的华人了。他们中有些是医生，为了抗日，从西班牙又到了中国，后来多回到自己的国家。为了采访他们，要去德国、波兰、捷克、保加利亚等国。资料也散于各国杂志、报纸、“国际志愿军”自己出的刊物、国家档案，还有各人收藏。本着科学家的严谨训练，为了确信度，同样的“事实”他们往往要有两个以上的来源互相印证。结果这本不是以学术形式写的书却成了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必看的书。书的前半部写他们如何开始对这个问题产生兴趣、找数据的有趣经过、如何像侦探一般追踪线索，还有老志愿军的动情回忆。渐渐地，这些原先连姓名都不清楚的华人志愿军的音容笑貌开始浮现出来。后半部将找到资料的十三位华人志愿军的故事各自叙述，有几篇曾经作为短篇故事发表过，因此相互之间，并与前半部有重复之处。这些都是小节，不重要，因为英雄的故事太精彩了，再加上那些到中国抗日的外国医生的故事，比小说更好看。举两个例子：那位印度尼西亚医生在延安时被毛泽东请到他的窑洞，十分纳闷，原来是要他为江青接生；那位中国的志愿军坐船本是为了逃避国民党的追捕，有幸在船上遇到一位满腹学问的越南厨子，把他说服了去西班牙打法西斯。这位越南厨子不就是鼎鼎大名的胡志明？

　　和两位作者一样，我愿英雄青史留名，把这段人类精神文明的高峰投影于后世。但是这些英雄会在意吗？那位去了西班牙又去了中国，还因西班牙这段经历而不能做官的保加利亚医生一点也不在意，他说：“如果历史重演，我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这十三位英雄：谢唯进、张瑞书、刘景田、张纪、陈文饶、陈阿根、李丰宁、张树生、阎家治、杨春荣、张长官、刘华封、毕道文也一定会异口同声做同样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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