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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张慧瑜:中国政府/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三重角色——以房产调控、山西煤改、重庆打黑和足坛反赌为例
    社会 2010/11/23 | 阅读: 3046
    本文以中国近两年来出现的地产调控、山西煤改、重庆打黑、足坛反赌等社会事件为例,来讨论中国政府/国家在市场经济的角色和位置。围绕着这些事件,展开的是计划/市场、国进/民退、人治/法治、举国体制/职业化道路的争论,这种二元对立的表述出现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前者指认着文革以及广义的社会主义实践,后者则指认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实践,这种二元想象是改革开放确立自我合法性,通过把社会主义制度他者化完成的。但是从这些事件中,这些二元对立的表述恰好是很难成立的,或者说彼此纠缠在一起。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国家在市场经济中充当着三重角色,一是在自由市场市场改革中,国家逐渐从经济活动中推出,完成去政治化、去行政化(市场经济的"推手");二是这种去政治化的过程又始终伴随着"再政治化",政府/国家以更大的力度卷入市场经济之中(权力腐败的罪恶之源);三是就是还拥有一种市场经济之外的强有力的行政干预的功能(恢复正常市场经济秩序的拯救者或救火队)。&nbsp;&nbsp;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历国内/外剧烈震荡之后,中国凭借廉价劳动力"优势"走向了大力发展对外加工产业的"东亚四小龙"之路(也正是凭借冷战终结,亚洲四小龙的制造业开始转移到中国大陆),在世纪之初,中国沿海地区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加工厂。这种为"世界"(以为欧美中产阶级市场供应廉价消费品为主)打工/生产的角色为中国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但是这种经济高速起飞也始终伴随着国内阶级的分化。依靠巨大的人口红利,80年代末期出现的民工潮持续保持低廉的工资(以至于2003年刚刚上台的新一届政府总理要为农民工兄弟讨工钱),而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企改革进入攻坚战,原有社会主义单位体制中的工人阶级被作为包袱从"国家体制"中强制获得"自由"。这就造成2000年前后以农民工、下岗工人为代表的大量底层群体的出现。与此同时,在中国都市化过程中开始出现新富阶层和中产阶级。如何调和不同阶级(利益群体)的矛盾成为2002年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后所面临的发展难题(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创建"和谐社会"成为新政府主政的核心口号)。2003年以来,政府一方面废除了农业税、城市收容制度,并保护农民工工资权益等90年代以来被市场化进程所抛弃的弱势群体利益,扭转医疗市场化、教育产业化等领域的改革方向,这个过程被一些学者描述为一种针对90年代"经济"市场化的"社会"保护运动[i];另一方面积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模式的转变(尤其是2007年十七大以来),早在金融危机之前,2004年春节前后,中国沿海部分地区已出现"民工荒",再加上人民币汇率升值等原因,中国制造业面临破产危机和发展瓶颈,这种状况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变得更为严重,因此如何实现产业升级(劳动密集型产业变成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转移(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成为近几年来政府推动的重中之重。2007年虽然爆发金融危机,但中国经济依然保持强劲增长的势头。这种现状使得在2003年先后出现的"北京共识"及其"中国模式"的讨论方兴未艾、愈演愈烈,暂且不讨论"中国模式"是否存在以及中国是否已然崛起[ii],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这种建立在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威权主义之上的现代化之路,"使得新马克思主义的依附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都陷入困境"[iii]。与"亚洲四小龙"所标识的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进程不同的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并没有带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民主化,这种"经济增长与政治民主化"的模式无法解释中国当下的现实(政治民主化始终伴随着社会内部的中产阶级化,但是显然经过近十几年的发展,中产阶级不仅在人数上依然是少数,而且处在岌岌可危和被消灭的窘境)。如何理解当下中国的发展方式,如何理解毛泽东时代与改革开放的历史之间的断裂与延续关系,如何理解这种经济高速繁荣与社会内部高度紧张的状态,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国家体制是重要的议题,无论是上世纪20年代以来的新民主义革命,还是50年代初完成土地革命之后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1978年确立改革开放的方针,党/政府/国家都扮演着核心角色,尽管在中国革命、社会实践中政党/国家之间并非没有冲突(尤其是"文革"时期在不断革命的诉求下对党政/现代官僚体制的内在批判)[iv],但不容否认的是,90年代以来所开启的更为激进化的市场化改革得益于党/政府/国家的紧密结合[v],相比"金砖四国"中国政府拥有巨大的社会动员及宏观调控能力[vi]。对于中国政府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呈现一种两极化的评价:一方面这种政党/国家一体化的执政方式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遗产"(或者"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另一方面这种"遗产"显然也成为一种巨大的"债务",这些很难制约的各级执政部门的权力也是腐败、寻租的温床,是政治威权、"权贵资本化"的体现。对此,中国政府如何在经济发展中充当某种超越特定阶级的"中性政府"的角色[vii],以维系特权利益阶层与"人民大众"这一政治/经济"跷跷板"的平衡,成为关乎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2010年上半年以来,中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了近几年来最为严厉的调控措施,试图稳定房价、安抚因买不起房子而被放逐到都市边缘的中产阶级(房地产对于早就排斥到社会边缘位置的下岗工人、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奢侈"话题)。与此相关,山西煤改、重庆打黑、足坛反赌等也成为各个不同领域发生的重要事件,引起了对"国进民退"、"法治/人治"、"职业化足球与足球管理体制"的争论,本文就以这些事件为中心来讨论国家/政府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多重角色和位置。&nbsp;一、"房产之痛"与"市场经济"的双重想象&nbsp;对于依然处在产业调整、世界经济形势不确定的当下中国来说,"房产之痛"已经成为近七八年来格外引人注目的经济、社会问题。关于如何调控房价避免房地产泡沫早不是新鲜话题,2003年新政府一上台就开始实行房地产宏观调控,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提出"抑制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涨",2006年以来每次两会讨论的热点话题都是"房价关乎民生",可是房价不仅没有趋于平稳,反而大幅度增长,以至于出现政府越调控、房价越暴涨的怪圈和恶性循环。同样,经历2009年城市房价飞速上涨以及"蜗居"、"蚁族"等大学毕业生沦落为"第四大弱势群体"(前三个是农民、农民工和下岗工人)的现实处境[viii],2010年两会及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是把"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增长"作为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不过春节前后房价依然没有停止过快增长,直到四月中期国务院陆续出台"国四条"、"国十条"等一系列以抑制投机炒房为主的调控楼市政策,房价才略显刹车之势。对于此次政策调整是否会成为房地产发展的拐点,还存在争论,但相关从业者和研究专家都把这次调控房价的新政作为重要标志,甚至成为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的风向标。在"国十条"公布四天后,作为地产业者的任志强在其博客中发表"万言书"《这只是个开始》,从这份抑制房产投机的"10号文件"中嗅出了大问题,他把这种削弱房地产投资属性的做法看作是对1998年取消福利分房、住房市场化(23号档)和2003年确立房地产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18号档)的背叛和否定,是"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倒退的开始","保住住房制度改革的成果,就必须坚定市场化建设的信心,而不是走计划经济政府控制一切的回头路,不能从否定朱总理的住房制度改变,变成了否定邓小平的市场经济。这是立国之本的大是大非,而绝不是房价一高一低的市场波动"[ix]。随后《中国证券报》发表窦含章的文章《任志强万言书是开发商谢幕前的高音》,认为"新'国十条'就是这样一个能从根本上解决老百姓住房难、把开发商'撵出'舞台中央的好政策"[x]。因为窦含章新华社记者的身份,这篇"开发商退出历史舞台"的评论也被媒体解读为政府对地产商的"抨击",尽管窦含章否认文章来自领导授意,但有趣的是,任志强的身份也并非私营企业主,相反是国有企业的董事长。可以说,任志强的文章延续了其一贯言论,就是政府不应该干预市场化的房地产,政府的责任在于建设保障性住房,也就是2004年任志强所提出的"地产商盖房给富人,穷人住房主要靠政府"。在他看来,行政干预只能造成权力腐败的温床,"每次政府试图用行政权力对市场进行管制时,都会对部门的权利进行一次再分配,以增加权钱交易和腐败的寻租机会"。窦含章把"抑制投机,让房地产市场回归居住属性"看成是政府对房地产行业的重新定位,"如果主要依靠市场调节应对城市化进程和普通百姓改善住房条件的需求,就会出现房价飞涨、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公等严重问题",房地产市场把大多数老百姓排斥在市场之外就是"市场失灵"的表现,这种政府干预是市场经济的正常行为,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而且面对以任志强为代表的房地产利益集团,买不起房的普通老百姓的声音只能依靠"党和政府来代表"。窦含章同样说出了房地产市场的排斥属性,在"老百姓/消费者"与"开发商/生产者"的对立中,把政府作为调节二者矛盾的仲裁者。有趣的是,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恰好是房地产市场的最大获益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任志强认为房价越高,地方政府越可以从土地财政中获得建设保障性住房的资金。而两者的分歧似乎在于一方认为政府的计划之手不应该破坏、干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而另一方则认为市场"失灵"之时行政干预并非背叛市场经济,反而是维护"正常"市场经济秩序的保护之手。不过,在这份分歧中却包含着两个共同的前提或共识,第一个是双方都认可市场经济是房地产发展的基础。任志强虽然把"国十条"指认为计划经济的开始,但他并不反对政府干预。因为商品住房属于市场经济,保障性住房属于政府的责任,所以政府不应该限制投资/投机性购房,或者说不应该否定房地产的投资属性,政府之手应该干预房地产市场之外的保障性住房建设。这种"只有高收入者才有资格购买商品房,而中低收入群体的居住问题应靠经济适用房或者廉租房来解决"的论述清晰地划定了政府和市场在房地产行业中所充当的功能和位置。与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经济自主运行的新自由主义不同,任志强并非市场万能论者,反而是认为市场经济有界限和门坎,市场解决不了或无法解决的问题应该由政府来"擦屁股",在这个意义上,政府要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第二个共识就是中国目前的房地产只有富人才能参与。正如窦含章认为目前的房价使得"大多数普通家庭只能望房兴叹",房地产沦为少数富人的游戏。显然,任志强也不反对这一点,或许他是最早认识到房地产市场化后果的人,早在2004年他就说"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也就是说,穷人或低收入阶层本不应该参与房地产市场化的游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任志强一直是支持政府要承担其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责任,而增加保障性住房也成为近一两年来政府保民生的重要举措。那么二者的分歧又在哪里呢?在于双方对这种市场化的房地产是否正常的判断上。对于任志强来说,能够贷款或出钱买房的富人应该通过市场来解决,低收入群体或穷人的住房问题"天然"与市场无关,因此,房地产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排斥是正常的,或者说市场化的房地产必然会把这些群体放逐出去。而窦含章则清晰地在富人与穷人的区分中加上了少数与大多数的修饰词,认为"政府有责任为普通百姓提供住房保障,有责任在市场失灵、少数人占据大量社会资源、多数人却无法满足基本需要的严重不公平情况下,对市场进行果断的、强有力的干预",对于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不应该排斥在房地产的门坎之外,否则只为少数富人服务的市场经济背叛了市场经济的初衷及其"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执政者的理念。任志强关于"地产商盖房给富人,穷人住房主要靠政府"、"住房分富人区、穷人区很正常"的言论虽然直白,却相当吻合新世纪以来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趋势。随着房价升高和翻倍,不要说穷人或低收入群体无法参加商品房的游戏,而且最近一两年被作为社会主体想象的中产阶级也开始"望房兴叹"了,这就是2009年电视剧《蜗居》和社会学报告《蚁族》所呈现的现状,作为中产阶级/白领后备军的大学毕业生只能被高房价放逐到大都市边缘地带或"逃离北上广"[xi]。其实早在2006年任志强就认为"中低收入者就不应该挤进来买商品房",如今中等收入群体也已经被许多城市纳入经济适用房的范围。作为橄榄型社会主体的中产阶级被房地产所撕裂:已买房的中产阶级在"住房资产增值"中有可能变成富人(处在"暂时做稳了房奴的时代"),没有买房的中产阶级则在"货币资产贬值"中成为穷人(处在"想做房奴而不得的时代")。"审慎而理性"的中产阶级一直是近几年培育公民社会和公民权力的理想主体,在2006年中产阶级还很难把自己也放置在中低收入群体里面,而2009年的蜗居者、蚁族们正好是中等收入群体或准中产阶级跌落到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位置的表征。如果说2009年是中产阶级捍卫公民权力的"公民之年"[xii],那么2010年中产阶级就面临"中产之殇"的尴尬处境[xiii]。可以说,中国的中产阶级还处在"千呼万唤"的襁褓之中就不得不品尝到了"被消失"的命运[xiv]。历史的讽刺在于,当中产阶级、弱势群体在新世纪之交成为有效的社会修辞指认着不同的社会群体之时[xv],很难想到在不到十年的过程中,这样两个群体又在市场化的房地产中被放置在"中低收入群体"或者说成为"弱势群体"的新成员(中产阶级再也不用救助弱势群体了,或许更能体会弱势群体被市场经济所放逐的滋味)。如果说任志强的先见之明说出了房地产市场化的"秘密",那么房价飞涨的房地产市场就如同一场不断有人被甩出去的马拉松比赛[xvi]。可是,这种不断有人掉队的比赛能够持久吗?倘若只剩下富人游戏的房地产,那么谁将最终为高昂的房价买单呢?倘若如此,美国还不起贷款的中产阶级又怎么会拖垮金融资本的链条呢?任志强在讲述富人与穷人故事的同时,还讲述了另外一个与马拉松比赛不同的故事,这就是中国的房地产还处在供不应求的阶段,并且短期内很难改变这种现状。原因在于中国的城市化之路还很漫长,人们对于城市/市场中的房子的需求拥有巨大的渴望,这种城市化的欲望(包括任志强反复强调的中心城市所拥有的教育、医疗、文化等让人艳羡的资源)会使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房地产的马拉松之中。也就是说,与美日等遭遇过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发达国家不同,中国拥有"落后"优势就是有大量未被市场化/城市化的群体(如果8亿农民都能城市化,这将是多么巨大的"水源"呢),如同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中国还未被资本垦殖的空间为填补出口空缺提供了"希望的空间"。这种发展不均衡的地缘"优势"为房地产提供了源源不断地新鲜血液,仿佛房地产市场会如永动机般吸收着全社会的欲望与财富,正如任志强所说"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未来离不开城市化,中国的未来也离不开城市的建设,没有房地产就无法消化现有的大量工业制造的产能,没有房地产就无法解决民众的居住改革"。正是这种城市化/现代化/市场化的大趋势,可以假设有源源不断的后备军"有幸"加入马拉松比赛,这种假设使得任志强"自信地"说出"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的豪言壮语。于是,任志强对国十条中提高购房门坎和限制表达了最大不满,认为是户籍歧视,阻断了人们的"城市化之梦",而对高房价所带来的资本"门坎"却从来都不认为是一种阻隔和歧视,只因在房地产市场中富人与穷人的区分是"正常"的。在这里,关于房地产市场存在着双重想象,一种是伴随着房价上涨,会使越来越多的中低收入群体"望房兴叹",另一方面在房子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利润机器和"会下蛋的公鸡"的时候,会对整个社会施展吸金大法,不仅中产阶级、高收入群体、私营资本、国有资本都会飞蛾扑火,而且尚未进入市场经济的人们也会为房子这个都市欲望燃起干柴烈火。这种房地产市场中富人与穷人的零和游戏论恰好需要一种关于市场之外的空间,需要一种市场化/城市化的欲望作为把整个社会都绑缚在房地产的战车之上的动力。房地产市场的排斥机制和吸金大法是同时存在的,这就是房子在不断地"羽化"为资本增值工具的过程中所发挥的排斥和吸金的双重功能。如果把房地产市场作为市场经济或市场的隐喻,那么支撑市场经济的恰好是完全相反的两个过程,一个是排斥或区隔功能,一个是吸金、吸人的扩张过程。如果把市场比喻为马拉松比赛,那么不断有人群被甩出去和不断需要资金来充血是同时进行的两个过程,否则比赛就会枯竭而死。可以说这是资本主义马拉松的基本特征,前者是贫富两极分化,后者是需要不断地开疆扩土,寻找未开垦的处女地。正如殖民地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所充当的功能在于,一方面殖民地是区隔和放逐之地,另一方面殖民地又是原料产地和劳动力来源。还比如中国的农民工也处在这种被区隔但同时又为市场经济充当廉价劳动力的位置上,也就是说,农民工无疑参与了马拉松比赛,但同时又是马拉松比赛中最先被甩出去的人群,他们根本无法成为都市空间中的消费主体。而当下的中产阶级也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一方面中产阶级本来是市场经济/马拉松比赛的主体,另一方面又成为被高房价放逐、区隔在都市边缘的"蜗居"和"蚁族"们。从这里可以看出,这种尚未完成的都市化欲望所发挥的意识形态功能在于保证房地产作为稀缺资源的增值价值,而关于房地产区分富人与穷人的说法则充当着说服那些从马拉松比赛中淘汰出局和无法加入马拉松比赛的人们接受这个"合理的"现实的意识形态功能。可是,就连中产阶级都处在"想做房奴而不得的时代",又何况那些早就被排斥在市场经济消费者行列之外的其它弱势群体能够加入马拉松比赛呢?与时刻等待着被救助的弱势群体相比,"审慎而理性"的中产阶级不会甘心自己成为房地产市场中的"穷人",因此,呈现房产之痛的《蜗居》、《蚁族》之所以会成为2009年流行的大众文化现象在于这是不堪"被消失"的中产阶级发出的呻吟和抱怨(《蜗居》至今还高居新浪首页视频专栏),这种牢骚之声显然也可以获得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的由衷认同。从这个角度来说,窦含章文中所提到的"买不起房的普通老百姓"有着清晰的中产阶级主体的身份。所以说,政府新近出台的房产政策,与其说是要取消马拉松比赛走"计划经济政府控制一切的回头路",不如说这些抑制房价的政策恰好是为了使马拉松比赛能持续下去,使更多的新鲜血液(脆弱的中产阶级)可以成为比赛的选手(与"想做房奴而不得的时代"相比,"暂时做稳了房奴的时代"依然是一个好时代),而不是回到房改前的"排排坐,分果果"(暂且不讨论即使房改前的福利制度依然不包括城市之外的农民)。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干预与其说是"罪恶之源",不如说更是市场经济及其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中产阶级的"救世主"。有趣的是,为什么任志强要使用计划/市场的修辞来批评房产新政呢?如果暂时离开房地产领域,可以说任志强的说法并非没有"同路人",在最近发生山西煤改、重庆打黑和足坛反赌等重大事件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建立在计划/市场、国有/民营、人治/法治、体制/职业化等二元对立之上的争论。&nbsp;二、国有/民营、人治/法治、体制/职业化的二元迷思&nbsp;许多人指出此次房产新政的标志意义和"分水岭"[xvii],这种对投机性住房的打击与其说改变了房地产的市场/投资的属性,不如说是为了让更多的老百姓或中产阶级能够参与房地产市场的马拉松赛场。这种关于国家应该不应该干预市场以及以什么方式干预市场经济的争论并非局限在房地产领域,也是2009年发生的山西煤改、重庆打黑和足球反赌等一系列重大社会、经济事件论辩的焦点。山西煤改是政府为了"优化资源,安全生产"对中下煤矿企业的强制重组,但这种重组被认为是"国进民退"(也就是"与民争利")和"不尊重产权"(侵犯和伤害了煤炭投资人的物权);重庆打黑给这个西部重镇的警察、司法界掀起了巨大风暴,这种专项斗争的方式也被某些法学家认为是对"悖理现代法治精神的1980年代的严打"的回归[xviii],是法制30年的倒退;公安机关强力介入足球反赌虽然没有引起制度上的质疑,其高层授意也没有被批评为是政府干预,但是对足球职业化的反思依然把举国体制作为罪魁祸首。这些在不同领域出现的重大事件,究竟是计划经济、严打、行政干预的"倒退",还是对市场经济"失灵"/"失序"的匡扶和纠正呢?&nbsp;1、山西煤改与"国进民退"山西煤改并非突然始自2009年,可以说自2004年山西省政府为了减少煤炭资源浪费、降低矿难发生率,就一直在尝试推动以关闭中小煤窑、黑煤窑为主的改革。随着新世纪煤炭市场的复苏,使得占中国能源消费70%以上的煤炭价格不断上涨,与之相伴随的是日益频繁的矿难之祸成为山西煤矿经济的顽症。近年来在新闻媒体上与矿难相伴随的是两类形象的出现:一类是挥金如土、一掷千金的煤老板(与其相关的新闻总是买高档汽车和高端房产),另一类则是在小煤窑和黑煤窑打工的失去人身自由、被囚禁的"黑奴隶",前者是暴富阶层与奢侈消费,后者则是命如纸薄的矿工和黑窑工,这也是在煤矿"马拉松"中被清晰划定的贫富分化的极端代表,这种阶级对照和反差不得不让人们想起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酷烈。当时,矿难多被归结为产权不清以及随之带来的煤老板与地方官员的勾结,于是,2005年山西省为了改变层层转包造成的矿权混乱而实行承包权变产权的改革,这次采矿权有偿转让也被认为是能源行业市场化的标志,认为只要产权清晰就可以充分调动煤老板作为产权所有人的主人公意识,事与愿违,产权改革没能带来安全生产和煤矿回采率,反而调动了大批民营资金投资煤矿业(以温州、浙江"炒煤团"为主)。如同不断上涨的房价,矿难依然频频发生,以至于矿难已经成为这个时代不再具有新闻价值的"日常"事件。在这种因矿难而停产和主管官员被问责下台的背景下(2005年山西省换来四任省长),2006年山西省煤改的方向由产权有偿出让逐步转变为"关小、并大、集团化"的方针(类似于国有企业改革中的"抓大放小"),以对煤矿行业的产业升级和资源整合为主,但是这种自愿兼并的方式由于无法调动国有煤矿、地方政府和效益好的中小煤矿等各方的积极性而一度陷入困境。2008年9月份山西省继续下发《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但因襄汾溃坝事件而被搁浅,直到2009年4月山西省再次发布《煤炭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10号文件),实行更为严厉和强制的重组方案,年产300万吨以下的煤矿都要被并购,重组后的煤炭企业将从两千多个降低到一百个左右。在2006年已经完成产权改革的中小煤矿也要以强制收购的方式合并或重组为大型煤炭企业,小煤矿和煤老板将在此次"煤改"中将彻底消失(带着上亿元的巨额补偿金)。煤矿企业收归省煤炭工业局管理,与中小煤矿有着利益纠缠的地方政府在制度上很难插手煤炭行业,他们在丧失财政收入和灰色收入的同时再也不用担心因矿难而丢"乌纱帽"。这种由地方政府推动的强制重组激起了煤炭投资者的激烈反抗,尤其是投资山西矿业的浙江和温州的民营资本认为这种行为侵犯了财产所有权和物权法,并对山西省政府提起了法律诉讼,把山西省政府的"背信弃义"列入"投资黑名单"[xix]。经济学界也多把山西煤改解读为一种"国进民退"的标志,是国有资本对民营资本的收购和兼并,被认为改变了"国退民进"的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并把"山西模式"归结为与发展民营经济的"温州模式"相对立的国有化模式。除了山西煤改,2009年在其他领域如钢铁行业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兼并重组(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对抗国际上垄断性的钢铁行业)、中粮收购蒙牛、航空等案例,这种国有企业扩张重组被描述为一种"狼性威胁"[xx]。这种指责可谓和任志强对房产新政的判断如出一辙,只是计划/市场换成来国有/民营的修辞。暂且不讨论国有企业的"华丽转身"(在90年代中期还是社会包袱,在2003年已经在国资委的指导下实行"走出去"战略)以及中国政府2008年在美国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把四万亿投资划拨为国有企业,使得在"抓大放小"下变成优良资产的国有企业成为市场经济中的"荒原狼",山西煤改的合法性在于彻底避免矿难事故,但是就在煤改即将尘埃落定之际,今年3月份发生的山西王家岭煤矿重大透水事件,无疑打破了国有大型煤矿更能避免矿难的神话。从目前公布的事故调查看,这是一起为了早日投产、单纯追求施工速度而造成的责任事故,按照国家安监总局局长骆琳的说法"是一起不该发生的、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故。"[xxi]从这里可以看出,如果把2005年煤矿产权改革看成是私有化、市场化的改革之路,把2009年强制重组并购看成是国有化的,那么两者都没能使矿难销声匿迹。或许问题不在于资本究竟是"国有"还是"民有",只要煤炭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占据重要的能源位置,就会成为资本追逐的对象,这才是为了缩短工期早日投产的王家岭矿难发生的重要原因。在这一点上,资本的逻辑不仅适用于民营企业,也适用于市场经济下的国有企业。国有与民企之间的争论,与其说是政府/民间、国有体制/私营经济、国家/资本之间的冲突,不如说更是大资本与中小资本之间的冲突。正如2009年夏天发生的吉林通钢事件就是民营企业兼并国有企业,而山西煤改也有民营企业成为兼并重组的主体。从这个角度来说,山西煤改是以政府主导的方式完成煤炭产业的资本垄断化,"国进民退"并非国家对资本的压制,而且一种国家与资本的合谋和一体化,或者说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阶段的一种标志。&nbsp;2、重庆打黑与"人治"的回归自2009年6月份重庆市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不仅使得涉黑的多名亿万富翁被逮捕,而且为其提供保护伞的司法局长等司法、警察系统的多名高官也纷纷落马。对于此次由重庆市政府强力主持下的打黑风暴,被认为是打击市场经济中的黑恶势力、维护正常市场秩序的"大快人心"之事,但也有质疑者认为这种运动式的专项斗争不符合现代法律/法治的程序,就如同任志强在计划/市场的修辞中把房地产调控指认为计划经济的倒退一样,有些法律界人士在严打/法制的二元对立中也把重庆打黑看成是人治的回归。尤其是2009年底围绕着李庄造假案而展开的法律程序、媒体审判与司法正义之间关系的争论。围绕着重庆打黑,出现了截然相反的评论,一方面是网民把为黑老大辩护的律师群体骂为"黑社会的狗头军师",一方面是如《南方周末》等媒体发表评论文章《薄书记何不也为律师站台撑腰》:"重庆打黑大舞台上,中国法制的一大困境--犯罪嫌疑人权利难以充分保障的尴尬,正在以似曾相识的情节旧戏重演"[xxii];一方面是网友把主持打黑的公安局长王立军看成是"包青天"、"海青天"在世,另一方面则是法学家认为这种青天意识是一种与现代法治格格不入的封建意识,是人治高于法治的体现[xxiii]。这种人治与法制的争论与其说延续了90年代中后期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之争,不如说是七八十年代之交完成的一种话语转换,就是把50-70年代的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政治运动作为人治、专制,而法制则成为拨乱反正的合法性话语。有趣的是,无论是山西煤改被批评为"国进民退",还是重庆打黑被指责为不合法治,主政者所采取的回应方式,都是否认存在"国进民退"和违反法律程序的指责,这种辩解本身说明山西煤改和重庆打黑与质疑者一样都认可保护私营经济和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此次"打黑除恶"中被逮捕的多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经济组织,这种黑社会与司法官员的勾结为其获得垄断经济利益提供了保障,这种黑恶势力显然对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带来巨大危害,而从重庆打黑的规模和力度中,也很容易指认出如果没有新任主政者的强力支持(尤其是商务部长薄熙来主政重庆及其从辽宁空降的公安局长王立军),这种铲除地方大员与黑恶势力的行为恐怕很难会如此雷厉风行。从重庆打黑中可以看出政府或者说行政所充当的双重功能,一个是力挽狂澜、恢复秩序的重庆主政者,一个是与黑社会勾结、欺行霸市的官员保护伞。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呈现双重面孔,一个是惩治坏蛋的英雄,一个是与坏蛋勾结的腐败分子,可以说打黑和护黑都来自于行政力量。可是,在质疑重庆打黑抛弃法制的同时,却很少追问为什么恢复市场秩序、匡扶正义依然需要拥有尚方宝剑的"现代青天",这种来自外部的行政力量对于法治秩序下的市场经济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相似的问题在足球反赌中也存在。&nbsp;3、"最大的鱼是举国体制"2009年下半年中国足坛掀起打假反赌运动,公安机关强力介入调查中国足球联赛中的假球、赌球事件,今年伊始两名足协副主席被捕,给陷入低谷的中国足坛带来釜底抽薪的震荡,足球反赌风暴为人们反思足球职业化改革提供了契机。足球或者说体育,在新时期的历史中充当着特殊功能,80年代的中国处在现代化"进化序列"中的滞后位置和被开除球籍的内在焦虑之中,参与国际上的体育比赛被认为是对外与世界接轨和对内重塑国家、民族与个人之间认同关系的最佳媒介。80年代中前期中国女排在世界级比赛中蝉联"五连冠"的奇迹无疑满足了"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梦想,90年代初期在中国举办的亚运会也成为弥合八九十年代之交意识形态裂隙的粘合剂。而中国在80年代初期"返回奥运会"也成为重返人类/"世界"舞台的诸多标识之一,其在历次奥运会金牌榜中的排名也成为想象中国在世界中位置的比喻,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以及金牌榜排名第一无疑成为大国崛起、圆现代化之梦的时刻。有趣的是,这个金牌榜既是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优越性所在(正如抗震救灾呈现来国家体制的动员能力),也被认为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瓶颈(抗震救灾也是大禹治水式的威权主义的标识)。与如此辉煌的体育成绩不同,中国足球一直处在难震雄风的状态,在1985年"5·19"错失进入世界杯的机会,引发北京工体球迷骚乱,除了2001年意外进入世界杯,中国足球不仅没能走向世界,在亚洲也并非一线球队。这显然与大国崛起的身份存在巨大落差。不过,中国足球却是在体育项目中最先引进职业化/市场化机制的先行者,从1994年开始职业化改革,这种模仿国外的联赛制度也被认为是提升中国足球竞技水平的不二法门,但事与愿违,足球职业联赛并没有使中国足球变成世界或亚洲强队,反而假球、黑哨等不和谐事件时常发生。而球迷对国足成绩的不满往往归结为中国足球的管理体制,虽然实行了职业化联赛,但依然有各级足协组织和各城市政府介入、干扰足球比赛,这种对于纯粹的职业化比赛的迷恋,就如同自发自主的市场经济,只要没有行政干预,竞技体育就可以发挥最大潜能,足球成为90年代以来关于体制讨论的重要空间。直到2009年揭开中国足球的赌球内幕,不仅足球俱乐部、球员、裁判和足协管理者纷纷落马,而且1994年开始的足球职业化改革也陷入了空前危机。在人们反思足球改革之时,依然把举国体制变成罪恶之源,正如《中国足球内幕》一书中指出"从1994年到2009年,中国足球最大的失败,不是技战术,更不是人种,而是丝毫没有改进的体制和价值观的改变",也就是说足协管理下的职业化并非不受政治制约、完全自主运行的职业化,因此,"南勇、杨一民绝不是最大的鱼,我们等着最近几天就要浮出水面的他......但他不是,最大的鱼是举国体制"[xxiv]。可以说,这种"体制才是恶之花"延续了体制/市场化的二元想象,体制就是非市场化的或干预市场化的力量,这种体制/市场化的对立产生于七八十年代之交,体制特指社会主义体制,市场化则是反体制的力量。与山西煤改和重庆打黑相似,足球反赌同样来自于高层关注[xxv],尤其是足协主管领导被逮捕,如果没有更大的行政力量的支持,是很难想象的。但是与前者不同的是,球迷或网民并没有质疑这种来自最高层的授意是一种行政/体制干预,只把足球内部的腐败、赌球作为权力寻租的例证,这种权力寻租在小煤窑与地方官员、黑社会与保护伞等事例中也可以看出。之所以网民没有像重庆打黑那样指认出运动式的专项斗争,很大程度上在于高层对足球的整治体现了球迷的期待,或许球迷也内在地呼唤一种外来的力量来匡扶足坛的秩序。问题依然在于当人们把赌球、腐败指认为那只看得见的手(体制)的时候,为什么要宽容那只看不见的手(资本和利益)呢?&nbsp;三、 "推手"、"罪恶之源"和"拯救者"(关于国家/政府/体制的三重角色或想象)&nbsp;从地产调控、山西煤改、重庆打黑、足坛反赌等事件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些不同行业、地方、领域发生的重大事件,面对着相似的问题和困境。如果说地产调控是对1998年以来房地产市场化的某种反思的话,那么山西煤改则是对2006年煤矿产权民营化改革的扭转,而重庆打黑和足坛反赌打击的都是市场经济下的腐败、赌博、黑社会化的问题。这些调控事件都是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高层推动产生,也就是说依靠市场经济之外的政治干预,因此,质疑者认为这些事件不符合市场经济和法制的基本原则。房产调控被认为是计划经济倒退,山西煤改被认为是国有资产对民营资产的剥夺,重庆打黑被认为是不合乎法律程序。有趣的是,在人们对高房价归、黑社会化、赌球、假球都归结为行政干预、政府介入之时,为什么市场经济自身无法克服这些弊端呢?这种对体制的批判和对市场经济的维系中,来自市场之外的国家/体制所发挥的功能又如何界定呢?如何理解市场经济与国家体制之的纠缠呢?对于这些事件的争议常常使用一些固定的修辞,国有/民营、国家/市场、计划/市场、体制/市场、政府/市场、国家/资本、人治/法制、垄断/自由竞争等。这些表述建立在"国家=体制=政府=国有=计划=垄断"和"市场=民营=资本=自由竞争"的二元对立之上。可以说,这种二元对立出现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前者指认着文革以及广义的社会主义实践,后者则指认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实践,这种二元想象是改革开放确立自我合法性,通过把社会主义制度他者化完成的。但是从这些事件中,这些二元对立的表述恰好是很难成立的,或者说彼此纠缠在一起。其中如何理解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府、体制在市场经济中的位置和功能显得尤为重要。如果简单回顾一下80年代以来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可以说,国家/体制充当着完全相反的角色。一方面是"去政治化"的过程:政府从经济活动中退出基本上是新时期体制改革的核心主题。如80年代初期的农村改革,建立在人民公社解体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这种体制改革给农民带来了生产积极性。在80年代中后期也出现依托乡村发展的乡镇企业,成为人民公社解体之后乡村经济生活企业化的标志,但是9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在民营经济的竞争中逐渐衰落。正如许多三农专家所指出的,这种国家权力从乡村秩序中的退出,使得乡村生活的组织和集体能力大为下降。在八九十年代之交,伴随着中国经济转向以沿海的出口加工厂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农村基本上变成廉价劳动力的蓄水池,成为市场经济之外的领域。就如同家庭在社会结构中的功能一样,农村充当着劳动力再生产和再回收功能(农民工很少能留在城里,受伤、生病、变老之后返回农村)。这种国家、政府与行政能力在乡村秩序中的衰微在今年上半年西南抗旱的媒体报导中也能看出,很少看见村民能够自主救助,只有翻山越岭的儿童、老人和妇女在找水,而抗旱的主力军也是救灾部队和充满爱心的志愿者帮助旱民寻找水源,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成为农村的抽水机。而80年代中期启动的城市改革,以确认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主体位置为基本方向。就拿国有企业来说,80年代主要通过承包制、下放经营权等方式来提高生产积极性,而90年代则进入改制转轨的关键期。与民营企业白手起家或在自由竞争中走向整合和垄断不同,国有企业是在90年代的改制中是在"抓大放小"的政策下,逐渐把劣质资产和劳动力包袱甩掉,直到新世纪之初才逐渐变成国有垄断性企业。最终国有企业由解决就业、医疗、教育等社会功能的单位变成了以赢利为目的的现代企业。在这种国企转轨过程中,从国"营"企业(全民所有,国家经营)到国"有"企业(国家所有,"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和经营)的转变至关重要,这种所有权的转移是在民营资本、私营企业出现之后,国营企业也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抽象的出资人或产权所有者,就是国家。从国营企业到国有企业的转身,完成的是国家的资本化(与俄罗斯把国营企业变成私营企业的休克疗法不同,但又相似的是,全民所有的资产被资本化),从而使得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成为合法的竞争者。再如1998年启动的房地产市场化改革,也是政府、行政从房地产市场中退出的过程。可以说体制改革或者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转型是围绕着市场经济重新配置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过程,政府逐渐在市场经济中划定自己与市场的边界和位置。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就是国家、政府、行政逐渐从社会、经济领域中退出的过程,一些社会学家也把这个过程描述为"重新发现社会"或者民间社会、公民社会占据国家从经济、社会生活中退出之后的位置,那么问题的复杂在于,这种去政治化的过程又始终伴随着"再政治化",或者说政治以更大的力度卷入市场经济之中。正如那句耳熟能详的话,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论述就是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经济活动本身变成了政治、施政的一部分,国家并没有在这种去政治化的体制转轨中削弱,反而更成为社会、经济结构的中心。如在政府及地方政府的行政设置中,围绕所管辖属地行政活动都是以经济生活为中心。国家/政府全面而彻底地介入到市场经济的活动之中,可以说在市场经济之中政府、行政之手又是"无所不在"、"无处不在"的。这不仅仅体现在国有企业以国家资本和行业垄断的面目参与市场经济活动,而且还在于国家/政府/体制也是民营资本的"推手"。这种行政主导下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成为经济生活的组织者和推动者。如9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无不是招商引资,官员的政绩指标也以经济增长为中心。这种"政府搭台,经济唱戏"的形式构造了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告诉增长和繁荣。这可以从电视剧《蜗居》中看出政府在建构"光鲜亮丽"的国际化大都市中的核心作用。作为地方政府代表的市长秘书宋思明与开发商的关系不仅仅是一种权力寻租的关系,更是各取所需,宋思明也需要开发商来实现政府政策及规划。如宋思明讲述了一个穷小子成为洛克菲勒的女婿和世界银行副总裁的故事来说明自己作为"推手"功能[xxvi]。穷小子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把洛克菲勒和世界银行完成"强强整合"的"中间牵线人",宋思明恰好就是这个牵线搭桥的人,是把行政、资本嫁接在一起的人。在这样一个光怪陆离的现代都市空间中,占据上层空间的是宋思明及其国内外的商业精英,作为中产阶级、蜗居代表的是想挤进这个舞台的海清、海藻姐妹,而生活在底层的是等待拆迁的钉子户李奶奶一家(李奶奶是解放后分了房产的破落户,儿子、儿媳则是知青和下岗工人,这是一个在50-70年代被革命逻辑边缘化以及在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被市场经济的逻辑再次边缘化的家庭)。有趣的是,剧中在呈现宋思明的儒雅、风趣、充实和富足的上层生活的同时,也呈现了蜗居者的艰辛和不可能,故事也在李奶奶一家被强制拆迁之时发生了逆转。这种使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又使国有企业完成"华丽转身"力量离不开政府、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但是也正好是这只看得见的手,为权力腐败和寻租提供了制度空间,这也正是宋思明作为政府/国家或行政力量在市场经济中所具有的两副面孔,一方面是精明强干、把穷小子打造成国际化大都市舞台的推手,另一方面又是官商勾结、腐败的贪污犯。可以说,国家、政府与资本的"耦合",既带来了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巨大成果,又是权力腐败的温床。从地产调控、山西煤改、重庆打黑、足坛反赌中也可以看出这种国家/政府的双重功能。一种就是国家/政府是市场经济的参与者,这体现在国有企业自身所具有的国家与资本的双重象征。国有企业收购民营资本与其说是一种行政干预,不如说更是产业升级、资本垄断的趋势,如在山西媒改中所呈现的政府主导下的国有煤矿完成资本及产业整合。再如地方政府也是房地产市场的参与者,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在这一点上,房地产开发商与地方政府具有利益相关性。这种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参与使得行政权力与资本权力更容易形成"强强联合",同时也容易出现国家/政府权力的腐败和寻租,或者说,在创造国际化大都市的同时,也滋生着如黑恶势力与保护伞等破坏市场经济的顽疾。无论是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山西煤改,还是重庆打黑都可以看出是某种社会主义行政干预的影子,如果这种黑社会化和假球、赌球指认为"都是体制惹得祸",恰好就遮蔽了政府、行政力量对市场经济的积极参与。从这个角度来说,黑社会化及赌球与其说是体制、权力的罪恶之源,不如说是体制资本化的内在产物。如果说这样两种功能是国家/政府在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中所呈现出来的,那么从地产调控等事件还可以看出国家/政府的第三个功能和角色,就是一种市场经济之外的强有力的行政干预,这个功能被质疑者指认或误认为是计划经济回归、法治倒退的功能。而通过上面的分析,这种外力与其说是一种计划经济的倒退,不如说更是国家/政府对于市场经济的调控或者说为出现畸形的市场经济的拯救和治疗功能。如在高房价日益成为贫富两极分化的加速器、中产阶级也被放逐到中低收入群体里面的时候,这种高速运转的马拉松比赛是很难持久维系的。而在煤矿经济中,暴富阶层与矿工的死难人数并存,恐怕也很难说是好的市场经济。更不用说深陷黑哨、假球和赌球泥潭的足坛,也使得足球职业化难以成为竞技体育的乐园。这种对市场经济的调控基本上是2003年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后的施政重点,如对农业税的取消、加强农民和下岗工人的医保、为农民工讨工钱等等,可以说在市场经济把这些弱势群体放逐出去的同时,政府承担了这些被甩出去的包袱,或者说政府、行政对处在市场经济弱势位置的中低收入群体提供应有的保障,也是政府对世纪之交日益恶化的三农问题的响应。在地产新政、山西煤改等事件之前,对医疗改革的调整也是面对市场化医疗所带来的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如同高房价一样,高额医疗费也在驱逐着中低收入群体享受医疗服务。正如窦含章所指出的,在市场经济博弈中处在弱势地位的中低收入群体只能由政府来代表他们的利益,政府成为某种市场之外的仲裁者和管理者。这种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和监管功能并非来自于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对排斥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批评,而是内在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模式和结构之中,就是政府、行政始终是市场经济的介入者和参与者。在这种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中,那只无所不在的手始终存在。当然,近几年来一种救助弱势群体、强调中产阶级的公益精神和企业家的慈善意识成为一种公民责任,民间组织、志愿者行动也成为政府之外的力量。这也就是在2008年抗震救灾中,政府高效率的救灾和民间社会的捐助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目前中国社会中,国家/政府充当着三重角色:一是市场经济的推手,二是权力腐败的罪恶之源,三是匡扶正义、恢复正常市场经济秩序的拯救者或救火队。这就使得重庆打黑、足坛反赌中,政府或行政呈现一种悖论或矛盾状态。如果说行政化/官僚化的职业足球管理机构是体制弊端,那么反抗这种弊端的力量依然来自于所批判的体制自身。这就使得政府/国家在不同的事件中呈现为截然相反的面孔,如从房产新政、山西煤改中,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对与地方政府有着利益关联的开发商及中小煤矿的制约和整改,在重庆打黑、足坛反赌又可以看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使用铁腕手段对某些行业及地区的形成的官商勾结的利益体系的强力打击。如果没有这种政治的介入,恐怕很难在行业和地区内部完成这种颠覆式的改造。可以说,国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不是分离和对抗的关系,而是一种共生关系。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是在国家/政府为市场经济培育的经济主体,那么对于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被甩出或掉队的群体就是下岗工人、农民、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来说,政府还充当着救助和保障的功能,以便这场市场经济的马拉松比赛能够和谐持久地进行下去。&nbsp;[i] 香港学者王绍光借用波兰尼的"大转型"理论来解释2003年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后的转变,认为"胡温新政"是一种从90年代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策略转变为向社会政策倾斜的"历史性转折",参见《胡温改革:新共识、新走向》(玛雅主编:《战略高度:中国思想界访谈录》,北京:中国出版集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http://www.chinathinktank.cn/ShowArticle.asp?ArticleID=9556)等文章。[ii] "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崛起"基本上2004年前后由海外中国观察家提出,随后引起国内学者越来越强有力的呼应,尤其是伴随着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关于有没有"中国模式"的讨论也渐入佳境,尽管有着截然相反的判断(中国拥有独特的发展之路或中国走得是蹩脚的西化之路),但是中国经济无疑正在改写着全球政治经济版图。参考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黄平、崔之元等主编:《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潘维主编:《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iii] 正如意大利学者艾伯特·马蒂内利在《全球现代化--重思现代性事业》一书中所接着指出的"前者认为居支配地位的中心国家与欠发达的边缘国家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后者支持经济增长与政治民主之间相互强化的观点",商务印书馆:北京,第3页。[iv] 值得注意的是,大陆学者汪晖从政治/去政治化的角度来理解作为现代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现代官僚体制之间的内在冲突和批判,如何保持政党的"政治性"而不"修正"为现代科层制度下的官僚体制始终是"革命党/共产党"的内在焦虑。参见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v] 这一过程也被汪晖描述为一种政党去政治化的体现之一,就是政党的国家化。参见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vi] 这种延续了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优势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其缺点和脆弱性在于这种"刚性"制度缺乏柔韧和弹性,如社会学家孙立平所指出的90年代以后尤其是近几年来中国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偏执诉求中,反而使得社会抗压能力在减弱。参见孙立平:《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vii] 中国经济学家姚洋近几年来把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归结为一种超越了特定利益集团的"中性政府",参见姚洋:《中性政府与社会平等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中国经济》2009年1月)、《中国经济成就的根源与前景》(《文化纵横》2010年第二期)等文章。对于"中性政府",汪晖提出了更为历史化的解释,认为"所谓中性化的政府产生于现代革命和社会主义历史,其政治前提并不是中性化或中立化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致力于缔造一个代表大多数和绝大多数人民的普遍利益的国家,国家或政府与特殊利益的纽带的断裂是以此为前提的。"(《中国崛起的经验及其面临的挑战》,《文化纵横》2010年第二期),但汪晖也强调在当下经济转型中,"国家需要建设一个中立的,甚至更多倾向劳动和大众的调解机制。国家只有依托强大的社会力量,才能抗衡资本的力量,在不同社会领域之间达成平衡。"(《国家需扮演中立的调解者角色》,《二十一世纪经济报导》,2010年9月11日)[viii] 《蜗居》是2009年底在中国大陆热播的电视连续剧,讲述了两个姐妹在大都市中艰苦奋斗都很难获得"蜗居"之地的故事;《蚁族》是2009年中期出版的一本社会学调查报告,指出近几年毕业的应届大学生处在学历高、就业难、收入低的状态,只能在城市边缘租房居住。[ix] 任志强:《这只是个开始--我对国发【2010】10号文件的解读》,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79d3510100imps.html[x] 窦含章:《任志强万言书是开发商谢幕前的高音》,http://finance.qq.com/a/20100426/004809.htm[xi] 《80后失梦的一代》是《南方人物周刊》的封面专题,2010年2月6号总第199期。《中国"白奴"大逃离--北上广深白领调查》,南方都市报,2010年4月12日。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74055[xii] 《年度报告·2009:公民之年》,《新周刊》2009年第313期。[xiii] 《钱经》(中国投资理财第一刊)2010年01号的封面故事是"2010,中产之殇?"。[xiv] 《中国新闻周刊》在2010年之初策划了《"被消失"的中产》的专题,讲述"不再中产"的故事:"中国中产阶层向上流动困难,大部分向下沉沦为中下产,中产的后备军成长堪忧,难以补充这个阶层,中产阶层壮大之路越走越艰难"。而《南方人物周刊》也策划了一个《80后失梦的一代》的专题,讲述这些准中产阶级主体"逃离北上广,回归体制内"的"梦想难以照进现实"的处境。可以说,这是一个公民获得命名的时代,也是一个中产阶级"人人自危"的时代。[xv] "弱势群体"和"中产阶级"作为一种社会命名方式,几乎在新世纪之初分别获得了各自所属的身份。2002年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的就业援助",把包括进城农民工在内的下岗职工、"体制外"的人和较早退休的"体制内"人员归入"弱势群体"。就在弱势群体成功而有效地规训着这些底层群体之时,一种出现在80年代末期、在90年代被作为公民社会主体的中产阶级话语开始在世纪之交大面积浮现出来,如《格调》、《当代社会阶层研究》等学术畅销书开始正面讨论改革开放20年来的"阶层之谜",《新周刊》2001年以来分别以《忽然中产》、《给中产一个定位》为选题,讨论"向中产看齐--一个阶层和它引领的生活"的话题。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被赋予双重想象,一方面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纺锤型社会成为社会结构稳定及合理化的象征(如美国等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面这种中产阶级主体的理性社会与民主化诉求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目前关于公民社会的功能也基本上限定在维护公民权利和救助弱势群体上。[xvi] "马拉松比赛"是孙立平借用法国社会学家图海纳对法国社会结构的描述,马拉松式的社会结构与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不同,人们在金字塔中虽然占有不同的社会/空间位置,但始终处于同一结构之中,而马拉松的游戏规则是不断地使人掉队,"即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剩下那些坚持跑下去的就是被吸纳进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就业者,在这个意义上,参与游戏的与被淘汰的处于结构性的"断裂"之中,这显然是全球化及新自由主义背景下出现的游戏机制。孙立平提出的断裂社会,也是认为中国也处在这种马拉松比赛之中。用马拉松这一时间性的比喻来替换金字塔这一空间结构的修辞来描述中国当下社会,似乎能够解释一部分中国社会的事实。比如失业,固然意味着被排斥到游戏之外,但并非处于社会结构之外,因为这种不断被淘汰的机制本身就是游戏运行的保障,或者说是游戏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失业者无法继续参与到社会结构之中,不如说失业者以"下岗"的方式实现了这种结构的运行。[xvii] 任志强是"从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的倒退的开始";窦含章是"这对于老百姓来说是一个福音,对于开发商来说,则意味着由高潮走向谢幕的序曲";财经评论人叶檀认为"房地产市场分水岭已经到来"。[xviii] 笑蜀:《要用法治丈量重庆打黑》,http://tigerzyx.blog.163.com/blog/static/70974850201012015517777/。[xix] 《山西煤改遭浙商煤老板抗议》,http://stock.591hx.com/Finance/Articl ... 9-11-20/0000104512s.shtml;《山西煤改拉锯战浙商完败温州一小镇20万人被套》,http://finance.baidu.com/2010-01-08/122297785.html;《煤老板绝地反击质疑山西煤改违法》,http://news.qq.com/a/20091105/000772.htm;《浙商发布投资黑名单山西因"煤改"位居榜首》,http://news.qq.com/a/20100110/000156.htm。[xx]《中粮:全能央企"狼"性扩张》,《南方周末》2009年8月20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33199[xxi]《王家岭矿透水事故进入调查阶段:责任事故如何严肃问责》,http://www.chinadaily.com.cn/micro-re ... 04-15/content_160877.html[xxii] 《薄书记何不也为律师站台撑腰》,《南方周末》2009年11月12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37223[xxiii] 这种关于人治与法治的争论可以参见网络,如笑蜀:《要用法治丈量重庆打黑》;杨恒均《从"法治"与制度的高度审视重庆打黑》;郭光东:《薄书记何不也为律师站台撑腰》;《从<南方周末>质疑薄熙来看右翼普世"法治"的虚伪性》;《世界朝前走,重庆向后转》;裘红伟:《打黑不能动摇民主和法制的根基》;《对薄熙来"打黑"的反扑是不得人心的》;《打击黑心律师更要防范黑心权力》;王随学:《重庆"打黑"与法治和人治的反思》;游龙:《薄熙来的"红与黑"和"人治与法治"》;《重庆打黑公安局长到底算不算"人治"》;《重庆的打黑风暴说明我国仍处在"人治"时代》等等。[xxiv] 李承鹏等著:《中国足球内幕》,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0年1月,第19页,第309页。[xxv]《高层频表态关注中国足球 公安部介入足坛黑幕》,http://news.qq.com/a/20091125/002521.htm[xxvi] 《蜗居》中有一个房产开发商陈寺福,是典型的暴发户,但是很听宋思明的话。因此,当宋打算借他的公司作空壳,将他塑造成港股上市公司的CEO时,遭到了身边朋友的质疑。他便给朋友们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在美国一个农村,住着一个老头,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二儿子都在城里工作,小儿子和他在一起,父子相依为命。突然有一天,一个人找到老头,对他说:"尊敬的老人家,让我把你的小儿子带到城里去工作吧?"老头气愤地说:"不行,绝对不行,你滚出去吧!"这个人说:"如果我在城里给你的儿子找个对象,可以吗?"老头摇摇头:"不行,快滚出去吧!"这个人又说:"如果我给你儿子找的对象,也就是你未来的儿媳妇是洛克菲勒的女儿呢?"老头想了又想,终于让儿子当上洛克菲勒的女婿这件事打动了。过了几天,这个人找到了美国首富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对他说:"尊敬的洛克菲勒先生,我想给你的女儿找个对象?"洛克菲勒说:"快滚出去吧!"这个人又说:"如果我给你女儿找的对象,也就是你未来的女婿是世界银行的副总裁,可以吗?"洛克菲勒想了想,同意了。又过了几天,这个人找到了世界银行总裁,对他说:"尊敬的总裁先生,你应该马上任命一个副总裁!"总裁先生头说:"不可能,这里这么多副总裁,我为什么还要任命一个副总裁呢,而且必须马上?"这个人说:"如果你任命的这个副总裁是洛克菲勒的女婿,可以吗?"总裁先生于是同意了。于是,这个农村小伙子马上变成了洛克菲勒的女婿,加上世界银行的副总裁!宋讲完故事后,意味深长地说:"陈寺福有多大本事并不重要,关键是如何去牵线搭桥,如何去运作。只要在适当的时候,他出现在这个位置上就行了。那么,中间牵线人呢,就成了他的兄弟加亲爹,想要什么,说一声就行。"&nbsp;
  2. 乔以钢:近百年中国古代文学的性别研究
    文学 2011/03/17 | 阅读: 3046
    传统中国文学史书写,从性别的角度看,贯穿的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史叙事。有关古代妇女创作的研究长期以来处于相当薄弱的状态。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社会思想文化和观念意识发生巨大变革的背景下,女性主义学术思想逐渐渗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古代文学的性别研究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里所说的古代文学的性别研究,是指学术界以中国古代文学为研究对象,从性别角度进行多层面审视的研究观念和研究实践。其中既包括对古代妇女文学的考察,也包括在性别视野中就男性创作活动所展开的探析;既涉及男女作者在文学活动中的交互影响和作用,也包含对两性创作所呈现出来的不尽相同的审美景观的探讨。不过,由于诸多原因,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性别研究相比,中国古代文学的性别研究还停留在一个较低的层面,尤其是对这一“研究之研究”尚缺乏系统的梳理、认真的总结和全面的反思,这直接影响中国古代文学性别研究的深入。本文拟在回顾和总结近百年来中国古代文学性别研究实践的基础上,就其中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进行思考。 一 有关古代妇女文学创作的考察,在现代中国已有近百年的历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思想文化界的启蒙思潮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直接影响到研究者对中国古代文学的重新认识;“五四”女性文学的勃兴,也促使中国古代妇女的文学创作进入研究者的视野。20世纪前半叶,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性别研究开始起步,主要体现在对古代妇女创作的搜集整理和初步探讨方面。 二三十年代,在“整理国故”和反思传统两种思潮的涌动中,中国古代女作家及其创作成就的整理取得了明显进展,产生了一批较有影响的女子艺文志。与此同时,刊有古代女性作品的总集、别集和各类选本陆续印行,一些受到新思想影响的知识女性直接参与了这些文集的编辑出版,体现出文学观念和性别观念上的进步。例如,施淑仪的《清代闺阁诗人徵略》著录了清代自顺治至光绪三百年间1262名女诗人的生平和创作,并对之加以述评,它几近于一部清代妇女诗歌史。编者在“例言”中申明收录的标准是“偏重文艺”,若非于此专长者,“虽有嘉言懿行,概不著录”,从而摒弃了以妇德为先的传统女教尺度。20年代末,出现了单士釐的《清闺秀艺文略》(五卷),载录3000余种女子“艺文”作品。其中不仅有文学创作,也还包括了文论、史学、经学、音韵、训诂甚至医学、算学方面的学术著作。此期,在围绕个体女作家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也有新的趋向。如潘光旦的《冯小青之分析》一书,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对女诗人的身世和创作心理进行考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胡适等关于清代女诗人贺双卿真实性的考察,①拓展出关于如何看待男性目光注视下的女性写作这一具有性别文化内涵的话题,对此后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1916年,上海中华书局印行了谢无量的《中国妇女文学史》。该书“起自上古,暨于近世”,时代断限止于明末。这一将中国妇女文学活动系统化、历史化的努力,在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前期问世的一些著作中得到呼应。梁乙真补谢著之阙,撰写了《清代妇女文学史》(中华书局,1927);其后又著有《中国妇女文学史纲》(开明书店,1932)一书。谭正璧出版了《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上海光明书局,1930)。此外,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分别收入了有关唐代武则天、上官婉儿以及薛涛和鱼玄机的内容。上述著作在古代妇女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方面做了基础性工作,初步理出中国古代妇女文学创作活动的历史线索,并开始注意到古代妇女文学创作与其生活经历、思想文化背景之间的联系,对妇女文学活动及其作品的特点也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特别值得肯定的是,著者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封建时代压抑妇女才华、否定妇女文学成就的社会制度和传统文化,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对男性本位文学史观的反思。 此时,一些知识女性已具备了比较自觉的女性文化建设意识。1931年,陆晶清出版了现代学术史上第一部古代女诗人的研究专著《唐代女诗人》(上海神州国光社);1933年,陶秋英的《中国妇女与文学》(北新书局)问世;其后曾乃敦著有《中国女词人》(上海女子书店,1935)。在带有一定研究性的著述中如此标榜文学创作者的性别,对这些女作者来说实乃有意为之。例如,陶秋英就“妇女与文学”这一命题的提出发表了一针见血的看法:“‘妇女’,这是一个侮辱我们的名称;不!‘妇女’而成为种种特殊问题,特殊名称:这才是真正侮辱我们的现象,这明明在说,‘妇女是人类的另一部分。’”②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女性主体性的确立,使之能够一语道破传统文化的男性本位实质,以及妇女在文学和文化史上的不平等地位。 这些有关中国古代妇女文学创作的研究性著作,是在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潮影响下,在进步思想界不断发出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呼吁的背景下诞生的。它的出现对现代性别文化的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只是在当时的写作中,作者往往不自觉地囿于男性中心的传统思维,体现出明显的局限性。例如,一些男性作者在认识和评价古代妇女创作时,一方面热情肯定文学女性的才华,另一方面又无形中受制于传统性别意识和文学观念,时或流露出“表彰才女”、“怜香惜玉”的文人士大夫趣味。此外,在研究的起始阶段,人们对女性创作现象的认识不免粗浅,视野也比较狭隘。 相比之下,女作者对文学创作中的性别因素显然更为敏感。比如,陆晶清撰写的《唐代女诗人》第一次以断代方式对女性诗歌创作进行研究,探讨唐代女诗人对诗歌艺术的贡献;陶秋英的《中国妇女与文学》将古代妇女的创作状况与她们所生活的时代相联系,指出在传统文化制约下,古代妇女文学(主要是诗词创作)呈现出在内容上以消遣和性情为主、在感情色调上以颓废为美的表现形态。又如,冯沅君在一系列有关中国古代戏曲的考证文章中,涉及古代妇女创作时,也流露出一定的性别意识。③ 此期人们关注较多的,主要是唐代女诗人的研究和词人研究。前者以薛涛、鱼玄机、李冶等若干女作家的研究最为集中;后者可以谭正璧的《女性词话》(上海中央书店,1934)为代表。该书注意结合作者的身世(如家庭、爱情、婚姻、社会经历)分析其创作风格,介绍了包括徐灿、贺双卿、吴藻、顾太清、顾贞立、沈善宝等在内的自宋至清59位女词人。其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首先,它是20世纪第一部全面介绍女性词的专著;其次,它知人论世,言之成理,持之有据,“把学术研究的学理性和知识传授的普及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了”。④ 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前期,有关中国古代妇女创作的研究有所收获,但总体处于低迷状态。据统计,自1950年初到1984年底的35年间,有关女作家的研究论文最多不超过130篇,且多数集中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版的女作家作品集不到10部,其中李清照占了4部。在此期间,没有出版一部妇女文学史,研究对象的涉及面也比较狭窄,仅集中在几位女作家的创作上;缺乏史的眼光,多是一般的研究评论,零散而不成系统。⑤并且,在特定的政治环境和抹平男女两性差异的文化氛围中,评论文章往往程度不同地染上了一定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 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在基本的文献整理方面取得的成绩。195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胡文楷辑录的《历代妇女著作考》。该书汇集整理了编者以20多年时力精心搜求的,自汉魏至近代共4000余位女作家著作的流传情况和出处。“凡见于正史艺文志者,各省通志府州县志者,藏书目录题跋者,诗文词总集及诗话笔记者,一一采录。”其资料搜集之宏富,堪称20世纪在中国古代女作家文献整理方面取得的标志性成就。此外,围绕蔡琰和《胡笳十八拍》的作者问题、李清照是否曾经改嫁以及其词作的评价问题,学术界都曾进行了专题讨论。 陈寅恪关于女性创作研究的重要论文《论〈再生缘〉》和专著《柳如是别传》均写成于60年代。前者当时曾引发讨论,后者迟至1980年才得以问世。在关于弹词小说《再生缘》的研究中,陈寅恪不仅称赏《再生缘》具有“自由活泼思想”,“实弹词体中空前之作”,而且赞扬作者为“当日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⑥在《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满怀对明清时期奇女子柳如是的同情与欣赏,对这一有追求、有谋略,又富于传统文化底蕴的奇女子的生活和情感经历做了翔实精赡的考述。其间,通过柳如是与明清之际士大夫名流陈子龙、钱谦益、宋徵舆等人的相互交往和特殊关系,“在最自然的男女两性关系中,挖掘一代知识分子面对前所未有的政治文化危机时的复杂心态与行为”,从而使这部著作一定意义上成为明清之季的“文人心史和文化痛史”。而若以女性主义的眼光观之,作者选取一个女子作为这部情史乃至明清痛史的主角,“正是对男性中心史的一种颠覆”。⑦ 80年代中期以后,当代女性文学创作和相关研究进入新的阶段。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在研究界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性别与文学的关系作为一个具有浓郁文化意味的问题引起关注,有关古代妇女创作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也得以拓展。如有关唐代女诗人的研究,1984年便有陈文华编订的《唐女诗人集三种》问世,而李清照研究更是成为宋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先后有多部论文集以及评传、资料汇编、版本考等出版。据统计,20世纪以来词学研究中有关李清照研究的论文、论著达959种,其中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占有一定比重。⑧一些学者在相关研究中自觉不自觉地融入了一定的性别意识,例如陈祖美的《对李清照内心隐秘的破译——兼释其青州时期的两首词。》⑨等文及她所著的《李清照评传》中关于女作家李清照内心隐秘的解读,即可作如是观。 80年代到90年代前半期,比较集中地出版了一批中国历代妇女创作的选本。编选者从两性平等的观念和愿望出发,对旧时代文学女性的命运及其创作怀有深厚的同情和真挚的情感,出发点大都在于搜集、整理古代妇女创作,褒扬她们的艺术才华,批判旧时代对女性的压抑和迫害。这样的情感倾向和立足点,在此阶段的部分研究性著作中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其中,苏者聪的《闺帏的探视——唐代女诗人》和《宋代女性文学》有一定的代表性。此外,张明叶的《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简史》是20世纪下半叶正式出版的唯一一部古代妇女文学通史,但内容新意较少。 总体来看,80年代到90年代前期有关中国古代妇女创作的研究开始渗透自觉的性别意识,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对“文学与性别”这一命题的关注。不过,大多数情况下仍受制于传统思路和方法。1994年,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曾主办了“妇女问题第三届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集第三部分“妇女与文学”收录了六篇关于中国古代妇女创作的研究论文,其中仅有一篇对女性主义批评有所借鉴。(即周乐诗的《回归和超越——传统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 二 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扩大了女性主义思潮在文学研究界的影响。改革开放时代国内学者与国外汉学界日见频繁的交流,也为中国古代文学的性别研究注入新的活力。部分学者在研究实践中有意识地引入性别视角,反思传统文学史建构中的性别缺失,调整和修正文学史观,对中国古代两性创作在生活环境、文化背景、心理倾向、艺术倾向等方面的差异给予关注,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古代妇女的文学创作展开研究。90年代中期以来,有价值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古代妇女创作文献的清理和考辨 女性文学创作的文献史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但在男性中心文化千年延续的过程中,中国古代女作家作品的保存和流传受到了严重影响。绝大多数女作者一无生平事迹可查,二无作品背景资料可考;少量得以传世的作品,其真伪、创作背景以及作者的相关情况等,也存在很多疑问。有关著名词人李清照生平事迹和创作的考察尚面临诸多困难,更遑论其他。为此,若欲寻觅古代妇女创作的踪迹,首先就需要对散见于各种史料的历代女性创作文献加以清理、订正。 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此期有关中国古代妇女文学创作的研究,继续在资料考辨和古籍整理的基础上层开。各种版本的古代女作家评传、作品校注及相关资料汇编陆续出版。一些著名女作家(如蔡琰、薛涛、鱼玄机、李清照、朱淑真、贺双卿、顾春等)资料的发掘和作品的整理受到关注。其中,由董乃斌、刘扬忠、陶文鹏等学者校点的大型女性丛书《中国香艳全书》以及大型工具书《中华妇女文献纵览》,为研究古代妇女生活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或线索。此外,史梅在清代妇女文学资料的搜集方面颇有收获,辑得了前述《历代妇女著作考》未曾收入的清代女作家118人,著作144种。 性别视角的自觉运用,也为史料考辨思路的开拓提供了新的可能,其有效性在一些研究者的实践中得到印证。例如,陈洪的《〈天雨花〉性别意识论析》⑩一文,令人信服地显示了性别分析在史料考辨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 (二)古代妇女创作性别文化内涵的探析 中国古代妇女的文学创作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性别文化信息。近些年来,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切入,对其间的性别文化因素进行探询。具体涉及传统性别观念对女作家创作的影响,地域文化、家族文化与女性创作的关系,才女文化的时代特征,女学的兴盛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女性创作的文化史意义、各体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及其性别文化的内涵,等等。 仅以明清时期女性创作的研究为例。张宏生的《清代妇女词的繁荣及其成就》(11)较早对清代女性词作进行了宏观探讨和综合分析。郭延礼的《明清女性文学的繁荣及其主要特征》(12)对明清时期妇女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进行了研究。还有一些学者对明清之际江南地区出现的女作家群及其地域性创作特征进行了专题探讨,如陈书录的《“德、才、色”主体意识的复苏与女性群体文学的兴盛——明代吴江叶氏家族女性文学研究》、李真瑜的《略论明清吴江沈氏世家之女作家》、王英志的《随园女弟子考评》、许结的《明末桐城方氏与名媛诗社》、钟慧玲的《陈文述与碧城仙馆女弟子的文学活动》(13)等论文,以及宋致新的《长江流域的女性文学》、陈玉兰的《清代嘉道时期江南寒士诗群与闺阁诗侣研究》等著作,均将考察对象置于特定的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环境中,展开细致深入的探讨。弹词创作是清代妇女文学一个颇具特色的组成部分,鲍震培的《清代女作家弹词小说论稿》就此进行了系统研究。 在明清女作家的个案分析方面,以徐灿、顾春和贺双卿等人的研究最为集中,戏曲家吴藻等人的创作也较多受到注意。文学创作中自觉不自觉流露出来的女性意识,成为考察作品性别文化内涵的重要方面。研究者试图深入女性写作者的精神世界,揭示其性别意识、内心状态及其对创作的影响。这些探讨在以性别视角观照中国古代妇女文学创作活动的同时,注意将考察对象“还原”到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结合女性创作者的心态进行具体分析,有助于对中国古代妇女文学创作认识的深化。 (三)古代妇女创作审美特质的阐发 从性别角度切入研究对象,很自然会关注女性创作与男性创作究竟有哪些不同,这种差异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性别文化意味。对此,研究者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进行了阐发。 在宏观研究方面,胡明的《关于中国古代的妇女文学》(14)依时间顺序,结合历代社会生活,描述和分析了古代妇女文学创作队伍的历史形态,探讨了作品的人文内涵。该文研究视野开阔,不作惊人之语,以扎实的史料、深入的思考给人启迪。乔以钢在《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创作的文化反思》、《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的感伤传统》(15)等文中,对古代社会思想文化与女性创作审美特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20世纪以来,词学研究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不过主要是以男性词和男性词人为对象。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历史上曾大量出现的女性词人及其作品,除李清照等个别作者外,基本上被忽略在词学研究的视野之外。90年代中期以来,叶嘉莹从性别角度切入词学研究,发表了系列成果。(16)特别是在关于女性词的美感特质、词体特征与性别之间的关系方面,提出了值得注意的观点。邓红梅的《女性词史》系统梳理了女性词作的历史脉络,并对代表性作品进行了细致的审美分析。 在千百年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女性无形中深受男性中心文化的规约,特定的生活处境使之通常缺乏自觉的历史意识和政治关怀,从而影响到她们的文学的审美格局。然而,遭逢乱世之时,这种状况有可能发生局部改变。孙康宜的《末代才女的“乱离”诗》(17)探讨了以见证现实、记述乱离为基本内容的女性写作传统。作者将中国古代妇女创作的审美特征、艺术风貌置于当时文人文化与妇女现实处境的上下文中,透视了社会历史对性别与文学关系的塑造。 (四)女性与传统文学批评之间关系的探讨 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少见到对女性在传统文学研究及学术性活动中角色和地位的探讨。近年来,部分学者对这方面给予了一定的关注。 中国文学批评史著述以往在谈到古代文学妇女的批评实践时,常以宋代李清照的《词论》为“妇女做的文学批评第一篇专文”。(18)对此,虞蓉的《中国古代妇女早期的一篇文学批评专论——班婕妤<报诸侄书>考论》提出不同看法。作者还在《“成文”之思:汉代妇女文学思想三家论略》中提出,汉代唐山夫人、班昭和熹邓后三位女性,以“成文”之思为中心命题,开始对“文”发表见解,可将之视为中国古代妇女文学批评的滥觞。(19)又如连文萍的《诗史可有女性的位置?——方维仪与〈宫闱诗评〉的撰著》(20)一文,对明代女学者方维仪的诗歌批评活动展开考察,具体探讨了方维仪选编女性诗史的评品策略和标准。蒋寅的《开辟班曹新艺苑 扫除何李旧诗坛——汪端的诗歌创作与批评初论》(21)在高度评价清代女诗人汪端文学创作的同时,也对其文学批评进行了探讨。徐兴无的《清代王照圆〈列女传补注〉与梁端〈列女传校读本〉》(22)一文就女性学者研究女性历史和女性传记文学的传统、清代学术活动中的性别角色,以及中国最早的女性史在清代的两次学术整理情况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考察。闵定庆的《在女性写作姿态与男性批评标准之间——试论〈名媛诗纬初编〉选辑策略与诗歌批评》(23)阐述了王端淑的《名媛诗纬初编》编撰的特点,肯定其能够从传统诗学理论的高度批评明清之际的诗坛风气,提出振衰起弊的意见,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明清才媛文化的特殊风貌。 汤显祖的《牡丹亭》自问世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关注,针对这部作品展开的批评形成了多种角度和格局。然而,戏曲史和戏曲批评史向以男性为主角。有鉴于此,谭帆的《论〈牡丹亭〉的女性批评》(24)结合16位女性关于汤显祖的《牡丹亭》的评论,对《牡丹亭》接受史上的女性批评特色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探讨。郭梅的《中国古代女曲家批评实践述评》(25)则在更广的范围内梳理了明清时期女性曲评家的实践,揭示了其所具有的文学批评史意义。 在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和批评中,女性的声音一直十分微弱乃至几近于无。目前,围绕这方面尽管还只是做了一些初步的工作,但对认识中国古代女性的文学鉴赏、文学批评活动及其文化价值,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 三 上述围绕中国古代妇女文学活动进行的探讨,在正确认识妇女文学的历史、丰富和深化对中华民族文学风貌的整体认知方面,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若仅止于此,学理意义上的“性别研究”未免名不副实,并限于单向度的思维。而所谓“性别与文学”这一命题的学术诉求,理应以两性平等的性别观念为导引,在对男性本位的文学史观进行文化批判、给妇女创作以应有的历史地位时,体现两性关怀的文化精神。它意味着:在对轻视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的传统观念进行必要的清理和反拨时,亦当自觉地将男性创作活动的性别内涵以及两性之间的文学互动和双向影响纳入研究视野。多年来,一些学者在实践中为此做出了努力。 (一)古代文学性别文化内涵的综合性探讨 当下一些文章在谈到有关性别与文学研究方面的发展脉络时,往往将其整体趋向描述为:近些年来,西方女性主义发展出现了新的态势;与此相关,本土学术界也发生了从“女性研究”向“性别研究”的拓展和演进。而事实上,就国内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的实际情况来说,性别研究的思路和格局早在1988年出版的康正果的《风骚与艳情》一书中,已有了明晰而充分的体现。该书有明确的性别视点,但没有依据作者性别做两分法的把握,而是循着“女性的文学”和“文学的女性”并重的思路,在“整体论”的意义上重新认识古代诗歌的题材和主题。这样的研究思路统摄了古典诗词的两大类型,同时也是两种精神和两种趣味。该书对渗透在政治与爱情、文人与女性、诗歌与音乐等诸多方面复杂关系中的性别因素进行了探讨,古典诗词中所蕴涵的性别意味和两性关系由是得以彰显。 在各体文学研究中,这样的研究意识和研究方式也有体现。例如,叶嘉莹的《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26)一文,在“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的光照中”,以“雌雄同体”性向或“双性人格”理论以及老子“知其雄,守其雌”的说法为参照,探讨了《花间集》18位男性词人“使用女性形象与女性语言来创作”所摄纳的“双性人格”,认为这种男性叙写乃男性作者潜含的女性化情思及身份认同。正是这种“双性人格”成就了《花间》“幽微要眇且含有丰富之潜能”的美学特色。马珏玶的《宋元话本叙事视角的社会性别研究》(27)从叙事学角度考察宋元话本的性别倾向;李舜华的《“女性”与“小说”与“近代化”》(28)对明至晚清民初的小说书写中的性别现象进行了思考;李祥林在《性别文化学视野中的东方戏曲》、《戏曲文化中的性别研究与原型分析》等著作中,将性别视角引入戏曲研究。 (二)典型文学现象和经典文本的性别审视 在对典型文学现象和经典文本进行相关研究的实践中,部分学者融合性别视角,重新审视传统文学中具有性别文化意味的典型现象和经典文本,提出了新的见解。例如,孙绍先的《英雄之死与美人迟暮》从自觉的性别视角出发,通过对中国古代文本中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的分析,阐释其深层内涵,进行了尖锐犀利的文本分析和文化批判。该书作者曾于1987年出版了大陆第一部以“女性主义文学”命名的研究专著。 在对《红楼梦》的解读中,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时或被看成“女儿的乐园”,从两性平等和democracy主义的意义上受到肯定。对此,李之鼎在《〈红楼梦〉:男性想象力支配的女性世界》(29)中提出商榷。另如《从女性主义观点看红楼梦》、《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红楼梦〉人物》、《论〈红楼梦〉的女性立场和儿童本位》(30)等文,也就这部经典之作中的性别问题发表了看法。在此过程中,研究者在借鉴女性主义批评对经典文本展开具体分析时,因吸收和理解的方面有所不同而各有取舍,具体观点形成了互补或反差。 这种情况在对《聊斋志异》情爱故事的研究中同样存在。马瑞芳的《〈聊斋志异〉的男权话语和情爱乌托邦》(31)分析了作品的性别倾向,在肯定某些聊斋故事具有反封建色彩的同时,指出其中相当多的故事是男权话语创造出的“情爱乌托邦”。何天杰的《〈聊斋志异〉情爱故事与女权意识》(32)就此提出质疑,认为《聊斋志异》情爱故事的性别基调是男性的雌化和女性的雄化。性别倒错的描写,实质上隐含着蒲松龄对女性的正视,在文学史上是破天荒的。又如,女性形象在关汉卿经典剧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往的文学史叙述通常认为剧作者在创作中对妇女不幸遭遇怀有深切的同情,赞扬了她们的反抗精神。潘莉的《关汉卿杂剧的女性主义阐释》(33)则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作者笔下的女性人物无论外在形象还是内在品德,实质上都是被古代封建男权文化所规范了的性别角色。 从性别视角出发分析中国古代文学现象,往往可以有新的发现。例如,魏崇新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明清小说中两性角色的演变》,(34)揭示了明清小说发展史上一个深具性别文化意味的创作现象:小说对男女两性人物的描写,经历了从以描写男性为主到以描写女性为主,从赞美男性到肯定女性,从男性阳刚的衰退到女性阴柔的增长的过程,进而对出现这一变化的深层原因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李明军的《禁忌与放纵——明清艳情小说文化研究》讨论了艳情文学在对欲望和情感的理解中所渗透的性别因素。陶慕宁的《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通过对各时代青楼文学特点的探析,开掘其性别文化内涵及其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张淑贤的《论才子佳人小说女性意识的文学史意义》(35)从性别角度建立起才子佳人小说研究的新视点。文章认为,如果将才子佳人小说放到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就不能轻易将之视为“观念陈腐”的小说,进而肯定了此类小说所体现的性别意识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又如,在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思妇怀人、美人迟暮、怜花幽独一类文学题材和审美情绪,构成了传统闺怨诗模式。马睿的《无我之“我”——对中国古典抒情诗中代言体现象的女性主义思考》(36)就此现象从女性观点进行了分析。再如,“女扮男装”或“异性扮演”有着深远的文学叙事和文艺表现传统,同时又与具体时空范围内的社会文化、文艺思潮、审美风尚等密切相关。近些年也出现了一批就此进行性别文化分析的研究成果。(37) 对文学现象及经典之作进行性别研究的论文数量很多。仅从一些论文的选题即可看出,(38)尽管具体探讨的对象有所不同,但对性别角色和性别关系的关注以及对封建男权和父权制文化的解剖与批判,已成为比较常见的着眼点。部分作者尝试借鉴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具有鲜明的文化批判倾向。 (三)社会思想文化与创作中性别因素之关系的考察 在古代社会思想文化体系中,女性总体上处于弱势。这种状况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呈现出复杂的面貌。正因为如此,在对文学中的性别因素进行考察时,势必需要将其置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而古代文学作者的性别观念和创作心态,可以说是联系当时社会文化与创作文本的关节点。为此,一些研究者分别从创作语境、阅读接受以及批评传播等环节入手,深入辨析文学中的性别因素,探讨融入了作家个体性别意识的思想文化观念与文学文本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舒芜多年来的一系列探讨思想文化领域中性别问题的文章,(39)涉及古代文学中的种种性别现象,同时充溢着对当下现实的人文关怀,颇富启发性。 例如,俞士玲的《论明代中后期女性文学的兴起和发展》、曹亦冰的《从“二拍”的女性形象看明代后期女性文化的演变》(40)等文,从明代女学、社会思潮、男性的参与、女性的自省等方面,探讨了明代中后期妇女文学兴起的原因和发展状态,分析了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社会性别文化的演变。黄仕忠的《婚变、道德与文学:明清俗文学之负心婚变母题研究》一书,追踪自《诗经》以来这一母题在历代文学作品中的表现,分析其存在与演变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根源。顾歆艺在《明清俗文学中的女性与科举》(41)中,深入考察了不同性别的作者在小说、戏曲、弹词等俗文学中有关女性与科举的描述方面所存在的耐人寻味的差异。冯文楼的《身体的敞开与性别的改造——〈金瓶梅〉身体叙事的释读》(42)讨论了《金瓶梅》中的身体叙事与性别文化的关系。 注重作家妇女观与创作文本关系的探讨,是许多研究者的共同思路。黄霖的《笑笑生笔下的女性》(43)将《金瓶梅》中的女性描写分别从“作为道德家”的笑笑生与“作为小说家”的笑笑生的角度加以分析,进而论述了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女性观以及所涉及的女性问题。另如黄瑞珍的《从〈三言〉中的女性看冯梦龙的女性观》、沈金浩的《论袁枚的男女关系观及妇女观》、薛海燕的《〈红楼梦〉女性观与明清女性文化》以及毛志勇的《女儿国的两个系统——兼论吴承恩与李汝珍的女性审美观》等等,(44)也是如此。 近年来,开拓文学研究的视野,打通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之间的关联,已成为文学界的关注点之一。陈千里的《〈金锁记〉脱胎于〈红楼梦〉说》,就曹雪芹与张爱玲笔下相似的故事情节中不同的叙事态度进行剖析,便有新的发现。(45)而晚清这一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之思想文化和文学面貌,特别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杨联芬的《清末女权:从语言到文学》(46)一文,勾勒出中国文学中关于女性和女权问题现代性思考的基本轮廓,并对这一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本土特点做了分析。王绯的《空前之迹——1851-1930: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一书,对晚清妇女文学的书写特征及文化身份进行了阐述,揭示了维新时期的妇女文学书写与社会政治的关联。黄嫣梨在《清代四大女词人——转型中的清代知识女性》等论著中,结合特定时期的社会思想文化背景,讨论了清代女词人徐灿、吴藻、顾太清和吕碧城等人的思想与创作。 将社会思想文化与性别因素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性考察,对认识中国文学的丰富内涵显然是必要而有益的。它不仅有助于认识文学创作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有助于在复杂而变动的思想文化环境中,对文学创作者的主体活动做出立体的、比较切合本土实际的把握。 (四)古代文学性别研究基本状况的检视 在从学术史角度对中国古代妇女文学创作研究的基本状况进行全面梳理和检视方面,《古代女诗人研究》(张宏生、张雁编)一书成绩突出。该书清晰地勾勒出20世纪有关古代女诗人研究的基本面貌。其体例分为导言、文选和目录索引三大部分。所收论文分别涉及文学史宏观考察,各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创作的探讨,对存有争议的学术问题的讨论,对文学经典作家作品的解读和阐释等。其中编者“导言”的信息量丰富,并有学术性阐发,体现了本领域研究观念的更新。 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看,在男性中心意识占主导地位的历史阶段,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对文学作品、尤其是与女性相关的文学作品的误读。而通过对相关研究的“重读”,可以批判和纠正文化中的男性话语霸权。以有关清代著名农家女词人贺双卿的研究为例。历史上贺氏之有无、其籍贯及作品的真实性问题,自20世纪20年代末胡适提出疑义以来,一直存在争议。90年代以来,有学者在关于贺双卿其人其作的研究中,运用“内证”与文本细读的方法确认其真。在此基础上,从女性主义视角对往昔男性文人“再表现”的文本书写进行了重读。此以杜芳琴的《贺双卿传》、《才子“凝视”下的才女写作——重新解读〈西青散记〉中的才子才女关系》(47)为代表。而邓红梅则在《双卿真伪考论》(48)中,通过对史震林的《西青散记》中有关贺双卿记述的考察,提出这个人物其实是“天上绝世之佳人”之人间幻影的看法。这样的分析与杜文观点形成了鲜明对照,但两者同样涉及如何对待历史上保存(或塑造)了女作家创作的男性文人的性别文化心理问题,具有破除沿袭已久的有关“才子—佳人(才女)”的浪漫想象和神话的意义。 四 本文对台湾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在女性主义批评和性别研究方面的具体情况不拟详述。这方面目前可资参考的论文主要有陈友冰的《台湾古典文学中的女性文学研究》、张雁的《二十世纪台湾地区中国古代妇女作家研究述评》以及林树明的《中国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略论》等。(49)与内地的情况有所不同,在台湾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中,一些学者明确地以女性主义理论为指导,投入相当多的精力进行专门研究。有关成果大多散见于台湾高校和学术机构发行的若干学刊中,如《中国文哲研究集刊》、《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东吴中文学报》、《中国文化月刊》等,也有一部分比较集中地收录在《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中国女性书写》等相关学术会议的论文集中。(50)其间,《中外文学》这一学术刊物产生了较大影响。该刊由台湾大学外文系主办,夏志清、李欧梵、余光中、叶维廉等人担任顾问。1986年,它推出了《女性主义文学专号》。此后又陆续推出《女性主义/女性意识专号》(1989)、《文学的女性/女性的文学》(1989)、《女性主义重阅古典文学专辑》(1993)等。由女性主义或性别诗学的视角出发,台湾学者往往倾向于把性别研究与文本研究密切结合起来,形成以文本研究为基础、西方理论为导向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手段,并逐渐向题材研究、主体研究和影响研究等方面演化。对此,陈友冰在《台湾古典文学中的女性文学研究》中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梳理。他认为,一般来说,台湾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女性文学研究具有以下特色:第一,研究面较宽,研究队伍较大,并形成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从研究对象来看,女性研究占较大的比重。第二,一些从事女性文学研究的古典文学学者注意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加以改造吸收。有着某种理论上的自觉和明确的女性研究意识。第三,在研究方式上,研究者的位置发生置换,形成独特的研究视角和价值判断标准。第四,女性研究和相关活动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关注与支持。1997年,《台湾文学年鉴》曾把“性别研究”作为当年台湾古典文学研究三项“研究成果重点”之一,认为这一年中“最令人注目的著作是,由六位女性学者合著的《古典文学与性别研究》”。另外,女学者华玮在文献史料的发掘、女性戏曲家研究以及剧作文本的理论分析方面,均取得了成绩,出版有《明清妇女戏曲集》(编辑点校)、《明清妇女之戏曲创作与批评》等。 内地和台湾古代文学领域的性别研究成绩可观,并体现出一定的专业特征。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值得思考。下面先谈谈中国古代性别研究的基本特征。 众所周知,中国文学和文化有着几千年的传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也拥有深厚的学术积淀,有关领域的研究实践很自然地立足于特有的学术传统。研究者的学术背景、认知框架、思维习惯以及久已熟悉的批评模式,无疑会对相关成果的面貌发生重要影响。概言之,中国古代文学的性别研究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在中国文学界,向以古代文学也包括古代文学文献学方面的学术根基最为坚实、深厚。这一领域的学者在开展研究的过程中,有着注重文献资料、强调言必有据的传统。在涉及理论方法的更新时,态度较为持重,实践较为谨慎。虽然部分研究在借鉴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时还不够圆融,但总体来看,相比其他一些文学研究领域,较少盲目追新。一位年轻学人的话或可反映出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相当一部分研究者的共识:“显然,女权主义在世界妇女的解放‘道路’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具有里程碑性。然而必须注意到,它毕竟是西方新经济的产物。它所关注的时间和空间问题、权力的再分配、两性的分工等,并不太适合用以观照中国的女性问题,特别是以之观照中国古代的女性。”“研究中国的女性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民族心理等因素,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出发点”。(51) 与这一学科严谨守成的学术传统相关,在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与性别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大体采用传统思路和研究方法的情况至今仍占主要位置。研究者在探讨文学活动涉及妇女、性别的具体文学现象时,对女性主义批评和性别理论时或不无借鉴,但很少简单照搬;大都能够保持必要的清醒,自觉意识到借用西方理论阐释中国古代文学现象的局限性。正因为如此,迄今许多成果实际上主要采用的仍是性别视点与传统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式,而非“纯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批评。研究者通常不是从抽象的父权制概念出发,而是紧密联系创作实际和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对文学活动中所渗透的性别因素进行具体分析。应该说,这样的姿态是稳健、务实的,有助于避免很容易与一拥而上的态势相伴生的牵强、生硬,特别是虚华、浮躁。 其二,出于对民族文化和文学创作实际的深入了解,对那种过于强调男女之间生物属性差异甚而将其本质化的机械思维,一些学者保持着自觉的警醒。例如,莫砺锋在《论〈红楼梦〉诗词的女性意识》(52)一文中明确指出,那种断言男性作家不能为女性写作的观点是偏颇的,至少是不符合中国文学史的实际的,因为“男女两性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完全可能互相理解、互相关怀,并达到心灵上的真正沟通”,男性作家未必不可以很好地“写妇女”。文章具体分析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为笔下众多女性所代拟的诗词,认为这之中有作者对女性“深刻的理解和同情”;作品中林黛玉等人的诗词恰是当时“最富有女性意识的文本”。由此提出了任何理论都有其局限性的命题。论者认为,女性固然可以争取摆脱被压迫的地位,男性也完全可以向女性伸出援手。其他一些学者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这种看法恰从深层触及女性主义批评所面临的文化悖论,实际上是对性别问题上男/女两分、二元对立思维的严肃质疑。既然人类可以有超越性别的共同情感和审美趣味,那么,女性主义批评面对文学文本的适用性和局限性,也就理当成为一个需要不断追问和反思的问题。 其三,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性别研究中,尽管部分成果有意识地借鉴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但总体上看,研究者还是更为注重社会思想文化、性别文化以及作者心态与作品之间关系的考察,而较少将文本视为封闭性的系统进行纯形式的分析。即使有时面对的是作者难以确考的文本,研究者也十分注意其间透露的社会性信息。这样的研究方式固然显得偏于“传统”,但对认识性别与文学的关系来说又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性别研究之所谓“性别”,恰是来自社会文化的建构。各种复杂的社会性因素通过作者对文学作品面貌产生的影响,自有必要在其孕育和生成的复杂背景中去加以认识和分析。 以往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女性学者人数较少。在此情况下,男性学者在将性别视角引入本专业研究领域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前述成果大多出自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男性学者之手。而研究队伍的性别构成与这里所谈到的古代文学性别研究的某些特点或有一定关系。下面着重探讨一下中国古代文学性别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近年来,有学者对中国古代文学领域性别研究现状进行思考,指出了存在的不足。例如,郭延礼在《新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路向的思考》(53)一文中,论及21世纪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创作研究有许多重要的工作要做,并具体指出近代三个女作家群(南社女性作家群、女性小说家群和女翻译家群)的研究迄今几近空白。张宏生、张雁在《古代女诗人研究·导言》中,将有待开展的工作概括为:文献的整理,研究层面的进一步扩展,历时性/共时性群体研究的加强以及多元研究方法的提倡等。我认为,上述意见是颇具针对性的。总体来看,目前的基本情况是:基础性研究比较扎实,但研究所涉范围和层面还不够丰富,进行有关方面整体性研究的“基座”尚欠宏阔坚实;理论创生力偏弱,有重大影响的成果较少;在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探索和实践,以及思维的拓展和方法的丰富方面,还有很大空间。具体说来,在今后的研究中,以下一些方面的问题更值得注意。 第一,相关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充分利用。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中国古代妇女创作方面的资料十分匮乏。从总体上说,情况自是如此。然而,各个不同历史时段资料保存的具体情况实际上又有相当大的差异。并且,即使仅就目前可以见到的保存下来的资料而言,研究上也还远未能够充分利用。例如,明清妇女文学所留存下来的史料可谓宏富,而实际上其中绝大部分并未进入研究者视野。另外,如果不是只限于女性创作本身,而是从性别文化的角度进行更为广泛深入的探询,大量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典籍中的相关文献资料就越发有待于进一步开掘整理。目前,出现少数研究存在着“主题先行”的现象。有时,尽管论者不乏历史文献的征引,但并未真正做到在具体史料的基础上进行切实的分析阐述,而是简单套用西方文化语境中诞生的性别政治观点作为判断的依据,无形中架空了文献史料,虚化了其功能。这样的研究近乎某种性别理念的图解,显然无益于认识的深化和研究的深入。 第二,基本概念的辨析。在近些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论著中,将妇女文学创作称之为“妇女文学”和“女性文学”的情况并存,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混乱。尽管在这些论著的具体语境中不难理解作者所指,但当我们注目于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希望在更为开阔的视野中从整体上认识中国文学和文化时,这一问题就显得比较突出了。 关于“女性文学”这个概念,在实际应用中人们一直有着不同的理解。较常见的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理解是将历史和现实里出自女性之手的全部文学创作纳入其中,即等同于“女性的文学”。狭义的理解则具体考虑到“女性”这一词汇在汉语中并非自古有之,而是出现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有着启蒙主义的思想资源及特定内涵。因而,在由此生成“女性文学”这个词组时,学理上当有文化内涵上的规定性。故以之专指“五四”以来以现代人文精神为价值内核、体现了女性独立人格和主体性的创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尽管始终未能就这一概念的内涵达成完全的共识,但多数情况下,大体是在接近前述狭义的理解上加以运用;并且,很多学人始终将其作为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进行着持续的讨论。而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部分研究者对有关方面的情况可能未加留意,在从广义上使用这一概念时,未能作出必要的辨析。现在看来,这一问题有待于文学学科内部更为充分的研讨。 第三,研究范围和研究层面的进一步拓展。就研究范围而言,以往目光大多集中于汉民族书面文学,而对有着丰富性别内涵的少数民族文学以及民间文学很少涉及。这一情况近年虽略有改观,但仍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与此同时,在材料发掘整理的基础上,研究层面的拓展无疑十分必要。例如关于妇女文学的研究,在涉及女性创作主体的生态研究、心态研究;涉及作品的文本形态研究、审美价值研究;涉及妇女群体创作活动的研究;涉及两性间在文学活动中相互影响的研究及其两性创作的比较研究等方面,都蕴涵着一系列值得深入探察的课题。而有关古代以男性为主体的文学创作和丰富多样的文学文化现象的性别审视,在其理论、方法和具体研究内容上,更是具有融合中外、贯通古今,多学科、开放性的特点,可望成为意义独具的学术生长点。 仅就进一步打通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壁垒,加深对中国文学的整体认识而言,就有很多工作可做。例如,从女性创作活动的角度来说,所谓“新女性”和“五四女作家群”绝非横空出世,尽管她们当时的代表性创作多以白话文书写,在语言和形式上与“古代文学”分属不同的范畴,但其内在的、包括性别意识在内的审美传承或文学扬弃,不应该成为研究的盲点。传统文化中有关两性关系的理性认知,明清以降社会思想文化在性别观念方面发生的重要变化、部分本土男性思想家对妇女解放的倡导和推进,与引自西方的新思潮一道,对“浮出历史地表”之前的中国知识女性产生了深刻影响。其间,很多问题的深入认识有赖于中国古代文学、近代和现当代文学相关研究的进展。为此,文学领域不同专业之间的相互关注和积极交流还需大大加强。 第四,对性别与文学关系之复杂性的认识和把握。研究性别与文学的关系,是出于对“人”的性别观念、性别意识、性别身份在文学活动中作用和影响的关注。所谓性别,实际上是人之生物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一方面,生物属性承载着人类个体的生命活动,男女之间在解剖学上的差异势必带来某些方面生命体验的隔膜,这种状况会对两性文学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每一个体的存在无疑受到来自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文化的塑造,其间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并且除性别之外还有诸多因素同时发生作用。正因为如此,从性别角度考察中国古代文学创作,既不能完全否认两性之间生命体验存在差异,也不可脱离复杂的历史语境,过度强调妇女文学创作的特殊性。应尽可能避免画地为牢、自说自话的封闭式研究以及对两性差异的本质化理解。关于这一点,尚须在研究过程中结合具体问题的探讨进行积极的尝试。 第五,“重写”中国古代妇女文学史。近20多年来,随着文学史观的更新和相关研究取得进展,中国文学史的“重写”已成为学术界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但是,与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研究相对处于“边缘”位置的情况直接相关,迄今还没有出现一部在学理意义上能够比较充分地体现性别观念更新,在书写方式上能够比较恰当地融入性别批评的中国古代妇女文学史著作。这项具有文学史和文化史意义的工作,有待于在适当的时候,在文献搜集和基础研究能够提供相对充分支撑的情况下提上日程。 第六,中国古代文论和文学批评的性别研究。这方面的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还十分欠缺。古代文论和文学批评反映了当时文人对文学的基本理解、理论认知和文本阅读感受。毫无疑问,它在历史上主要是由男性文人建立的。如何将性别分析合理而富于建设性地引入这一领域,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方面辟出新路,是具有学术难度和创新意义的课题。一般而言,对于文学批评中显而易见的性别轩轾予以重新评判较为容易,而对背后的价值体系及其呈现方式的分析就需要做更多的工作。至于在性别视角下,对古代文论的主要范畴之形成过程及其内涵的重新审视,对分体文论之特色形成的具体探讨,就更需要以大量细致扎实的工作为基础,也需要“双眼曾经秋水洗”的一番思路更新。 第七,对两性在文学活动中交互影响的探讨。自古以来,男女两性在文学活动中就有着多方面的联系,但以往的研究很少就此进行专门、深入的探讨。偶有触及也多是关注女性作者对男性创作经验的吸收。而有关女性文学活动对男性创作产生的影响,则很少为人注意。而实际上,无论是文人词作抑或其他领域,女性对男性的创作都有可能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其中既有情感的注入,也涉及艺术的表达。这种相互作用对文学的发展或会正面促进或会负面牵扯,有关考察可以说是文学领域性别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它不仅关系到对文学文本的具体生成及其审美风貌的理解,而且关系到如何比较客观地看待两性在人类精神活动中的互补共存关系,校正那种认为两性在社会文化中处于截然分立状态,女性所扮演的仅仅是绝对被动的角色的误解。 第八,性别视角下的文本解读和审美批评。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文本解读和审美批评方面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就本领域的性别研究而言,确有进一步加强的必要。一方面,中国古代文学的性别研究起步相对较晚,这方面的成果尚待逐步积累;另一方面,性别研究在学术领域的提出,与社会思想文化特别是女性主义思潮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其间所蕴涵的浓郁的文化批判意味,很容易影响到研究者在观念和思路上形成偏重文化批评、轻视审美分析的倾向。事实上,这种情况在文学学科各专业有关性别问题的研究中均不难看到。应该说,由性别研究的特殊性所决定,当性别视角与文学研究相结合时,出现这种情况原本是自然的,但就文学研究本身的使命而言,却不免有所欠缺。尽管文化批评在展开的过程中不乏文学文本的解读,时或也从审美的角度加以分析,但其研究旨趣并不在于揭示创作文本的审美特质,而是更注重对“性别政治”的发现和探讨。于是,文学批评在这里某种程度上被赋予了“文本的性别政治学”色彩。然而,文化批判的敏锐、犀利在给文学批评带来活力的同时,终不能取代以审美为内核的文学批评。面对文学文本,如何将“文学性”的审美判断与性别视角下的文化分析有机结合起来,是文学领域性别研究所面临的无可回避的挑战。 第九,吸收妇女文学研究的成果,推动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系统研究。也就是说,要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站在中华文明史发展的高度,真正将妇女文学活动视为中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将其融入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观照。如此,无疑有助于校正和丰富有关中国文学史的认知,更为全面深入地把握传统文学精神以及中华历史的人文脉络。 贯穿于上述各方面努力之中的,当是理论创生力的加强。迄今为止,有关探讨大体上是本领域研究者结合各自的术业专攻进行的。毋庸置疑,这种结合个人所长、突出重点的研究方式合理而必要,它有利于保证各局部的研究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上。不过,若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想取得更具突破性的进展,除了前面提到的基础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之外,强化理论意识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中华文化的内蕴极为丰富,古代文学涵盖面甚广,其间如何展开既融入性别视角又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审美批评,需要认真探讨。旧时中国妇女主要生活于家庭,其个体身份、生活处境、性格心理、教育背景及感情表达方式等千差万别,但从宏观的社会结构来说,在男性中心文化主导的历史进程中,妇女的存在从总体上说确是处于“次等”的、“第二性”的状态,其创作也确实呈现出与男性不尽相同的面貌。这就需要在研究中结合古代妇女生活和创作的实际,改造传统审美批评的尺度,对相关文学现象加以审慎的辨析和理性的分析。既探讨不同性别作者在创作中的差异,也注意中国古代文化在阴阳互补方面的特点,避免对两性创作的美学特征做截然分立的理解。另一方面,在对传统文学男性创作的考察中,若能进一步吸收性别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对开阔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视野,丰富和深化对传统文学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多年来,在本土的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研究实践中,有一个值得反思的倾向,即比较多地倚重于具有完整体系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而相对轻视对本土思想文化传统中有关性别问题的理论资源的开掘整理和重新认识。其实,虽然中国确实不具有像西方女性主义那样有关性别问题的系统理论,但并不等于说在我们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就不存在对性别问题富于深度的思考和带有一定理论色彩的阐述。例如,早在《周易》以及其他文化典籍中,就不乏有关两性关系的论述。仅就《周易》关于家庭中男女关系的基本看法来说,它的思想尽管是以男性为主导的,但在经与传中,又都有不把这个问题绝对化的表述,甚至还做出了一些相当明确的补充、修正,体现了值得注意的合理成分。又如明清以后,在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讨论中,一些思想家、文学家的有关思想和言论也是值得重视的。近年来,不少学者已经认识到这方面的缺憾,明确提出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同时要注意回到中国历史文化的特定土壤和情境中,探求对性别文学研究来说不容忽视的本土思想文化传统。而在这个问题上,古代文学领域的相关研究大有可为。 与此同时,研究思维的拓展和方法的丰富也还需要更为自觉、有效的实践。在这方面,女性主义理论和批评方法值得研究者给予更多的关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演进的过程中,吸收了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在追求两性平等、反对男权文化的共同目标下,其内部的不同流派呈现出大异其趣、各具特色的面貌,而文学的性别研究需要多学科的相互渗透、交叉互补,方可共同进取。女性主义所蕴涵的丰富理论资源可供有选择地加以利用和借鉴。此外,在立足文献史料和文学研究本体的前提下,或可适当吸收其他学科领域(例如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的研究成果,进行带有跨学科性质的研究的尝试。 综上所论,性别研究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实践,是立足传统、融合现代意识和新的理论视阈进行的积极探索。未来这一领域的研究,若能守正创新,扎实推进,当可取得更为沉实的收获。 注释: ①胡适:《贺双卿考》,原载《胡适文存》三集,《民国丛书》本;张宏生、张雁编:《古代女诗人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②陶秋英:《中国妇女与文学》,北京:北新书局,1933年,第306页。 ③见《古剧说汇》,商务印书馆1947年初版,作家出版社1956年修订再版。该书收入冯沅君1936年到1945年间所写有关中国古代戏曲的15篇考证文章,其中部分涉及妇女创作。 ④陈水云:《20世纪的清代女性词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04年第1期。 ⑤王之江:《要关心古代妇女文学的研究工作》,《光明日报》1985年3月12日。 ⑥陈寅恪:《寒柳堂集·论〈再生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57、66页。 ⑦张宏生、张雁编:《古代女诗人研究·导言》,第15页。 ⑧见刘尊明、王兆鹏:《本世纪唐宋词研究的定量分析》,《湖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 ⑨陈祖美:《对李清照内心隐秘的破译——兼释其青州时期的两首词》,《江海学刊》1989年第6期。 ⑩陈洪:《〈天雨花〉性别意识论析》,《南开学报》2000年第6期。 (11)张宏生:《清代妇女词的繁荣及其成就》,《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 (12)郭延礼:《明清女性文学的繁荣及其主要特征》,《文学遗产》2002年第6期。 (13)陈书录:《“德、才、色”主体意识的复苏与女性群体文学的兴盛——明代吴江叶氏家族女性文学研究》,《南京师大学报》2001年第5期;李真瑜:《略论明清吴江沈氏世家之女作家》,《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王英志:《随园女弟子考评》、许结:《明末桐城方氏与名媛诗社》、钟慧玲:《陈文述与碧城仙馆女弟子的文学活动》,见张宏生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 (14)胡明:《关于中国古代的妇女文学》,《文学评论》1995年第3期。 (15)乔以钢:《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创作的文化反思》,《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的感伤传统》,《文学遗产》1991年第4期。 (16)叶嘉莹:《从李清照到沈祖棻——谈女性词作之美感特质的演进》,《文学遗产》2004年第5期;《从性别与文化谈女性词作美感特质之演进》,《天津大学学报》2006年第2、3期。 (17)孙康宜:《末代才女的“乱离”诗》,台湾“中研院”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张宏生、张雁编:《古代女诗人研究》。 (18)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54页。 (19)虞蓉:《中国古代妇女早期的一篇文学批评专论——班婕妤〈报诸侄书〉考论》,《苏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成文”之思:汉代妇女文学思想三家论略》,《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20)连文萍:《诗史可有女性的位置?——方维仪与〈宫闱诗评〉的撰著》,原载台湾《汉学研究》第17卷第1期,1999年;张宏生、张雁编:《古代女诗人研究》。 (21)蒋寅:《开辟班曹新艺苑 扫除何李旧诗坛——一代才女汪端的诗歌创作与批评》,张宏生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 (22)徐兴无:《清代王照圆〈列女传补注〉与梁端〈列女传校读本〉》,张宏生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 (23)闵定庆:《在女性写作姿态与男性批评标准之间——试论〈名媛诗纬初编〉选辑策略与诗歌批评》,《苏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24)谭帆:《论〈牡丹亭〉的女性批评》,张宏生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 (25)郭梅:《中国古代女曲家批评实践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26)叶嘉莹:《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原载台湾《中外文学》第20卷第9期,缪钺、叶嘉莹:《词学古今谈》,长沙:岳麓书社,1993年。 (27)马珏玶:《宋元话本叙事视角的社会性别研究》,《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 (28)李舜华:《“女性”与“小说”与“近代化”》,《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3期。 (29)李之鼎:《〈红楼梦〉:男性想象力支配的女性世界》,《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6期。 (30)韩惠京:《从女性主义观点看红楼梦》,《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4期;傅守祥:《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红楼梦〉人物》,《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1期;詹丹:《论〈红楼梦〉的女性立场和儿童本位》,《红楼梦学刊》2002年第2期。 (31)马瑞芳:《〈聊斋志异〉的男权话语和情爱乌托邦》,《文史哲》2000年第4期。 (32)何天杰:《〈聊斋志异〉情爱故事与女权意识》,《文学评论》2004年第5期。 (33)潘莉:《关汉卿杂剧的女性主义阐释》,《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8期。 (34)魏崇新:《一阴一阳之谓道——明清小说中两性角色的演变》,张宏生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 (35)张淑贤:《论才子佳人小说女性意识的文学史意义》,《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36)马睿:《无我之“我”——对中国古典抒情诗中代言体现象的女性主义思考》,《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 (37)例如,邓晓芒:《女扮男装与女权意识》,《东方艺术》1997年第1期;幺书仪:《明清剧坛上的男旦》,《文学遗产》1999年第2期;张禹:《异性扮演的文化透视》,《民族艺术》2003年第3期;唐昱:《明清女剧作家的“木兰”情结》,《戏曲艺术》2004年第2期;盛志梅:《清代女性弹词中女扮男装现象论析》,《南开学报》2004年第3期。 (38)王玫:《宫体诗现象的女性主义诠释》,《学术月刊》1999年第5期;赵杏根:《佛经文学中女性形象概观》,《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第4期;张兵、李桂奎:《论话本小说中的“女助男”母题》,《复旦学报》2003年第5期;王立:《古代通俗文学中侠女盗妹择夫的性别文化阐释》,《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夏之卷;王毅:《试析散曲中的女性意识》,《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2期;张红霞:《女性“缺席”的判决——论〈西游记〉中的女性形象塑造》,《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2期;黄伟:《论〈聊斋志异〉悍妇形象及其女性文化》,《中山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楚爱华:《男性弱质与父权秩序的倾覆——〈醒世姻缘传〉的女权主义批评》,《齐鲁学刊》2001年第6期;刘健:《男权视角下的女性话语——〈西厢记〉主题思想的深层探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梁海:《男权话语中的女性悲歌——〈窦娥冤〉的另一种解读》,《名作欣赏》2004年第12期;杨朴:《男权统治下的女性悲剧——〈孔雀东南飞〉主题的重新探讨》,《名作欣赏》2006年第7期;杜书瀛:《〈闲情偶寄〉的女性审美观》,《思想战线》1999年第1期,等等。 (39)参见舒芜:《哀妇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 (40)俞士玲:《论明代中后期女性文学的兴起和发展》,张宏生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曹亦冰:《从“二拍”的女性形象看明代后期女性文化的演变》,《明清小说研究》2000年第3期。 (41)顾歆艺:《明清俗文学中的女性与科举》,张宏生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 (42)冯文楼:《身体的敞开与性别的改造——〈金瓶梅〉身体叙事的释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43)黄霖:《笑笑生笔下的女性》,张宏生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 (44)黄瑞珍:《从〈三言〉中的女性看冯梦龙的女性观》、沈金浩:《论袁枚的男女关系观及妇女观》,张宏生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薛海燕:《〈红楼梦〉女性观与明清女性文化》,《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2期;毛志勇:《女儿国的两个系统——兼论吴承恩与李汝珍的女性审美观》,《明清小说研究》2000年第1期。 (45)陈千里:《〈金锁记〉脱胎于〈红楼梦〉说》,《红楼梦学刊》2007年第1期。 (46)杨联芬:《清末女权:从语言到文学》,《文艺争鸣》2004年第2期。 (47)杜芳琴:《贺双卿传》,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才子“凝视”下的才女写作——重新解读〈西青散记〉中的才子才女关系》,《痛菊奈何霜:双卿传(代序)》,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1年。 (48)邓红梅:《双卿真伪考论》,《文学评论》2006年第6期。 (49)陈友冰:《台湾古典文学中的女性文学研究》,《安徽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张雁:《二十世纪台湾地区中国古代妇女作家研究述评》,《中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2期;林树明:《中国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略论》,《南开学报》2005年第2期。 (50)钟慧玲主编:《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1995年12月东海大学“妇女文学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里仁书局,1997年;《中国女性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9年4月淡江大学“中国女性书写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学生书局,2001年。 (51)吴秀华:《明末清初小说戏曲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前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页。 (52)莫砺锋:《论〈红楼梦〉诗词的女性意识》,《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2期。 (53)郭延礼:《新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路向的思考》,《文学评论》2002年第4期。
  3. 北岛:歧路行(选章)
    文学 2012/04/15 | 阅读: 3046
    为什么此刻到远古/历史逆向而行/为什么万物循环/背离时间进程/为什么古老口信/由石碑传诵/为什么帝国衰亡/如大梦初醒
  4. 施蛰存:唐女诗人
    文学 2011/03/05 | 阅读: 3047
    《全唐诗》中还保存了几百首女诗人的作品,仍然反映着这是清代以前女诗人最多的时代。
  5. 汪晖:让中国说话--安吉拉·帕斯古齐著《说话的中国》(TALKIN' CHINA)序言
    社会 书评 2009/08/22 | 阅读: 3052
    在过去十多年中,围绕中国的变迁,中国的知识分子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公共舆论再度活跃起来。安吉拉·帕斯古齐(Angela Pascucci)的这本书收录了十一篇她在中国所做的采访,访谈对象的职业、立场、社会角色和观点各不相同,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呈现了当代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巨大的变迁、深刻的矛盾和各种未来的可能性。在当代西方有关中国的各种报道和分析中,这本书是独特的:经过实地的调查和采访,安吉拉最终选择了一种将倾听与分析综合起来的方式,一种通过呈现中国社会的内部视野向西方读者叙述中国的方式。
  6. 朱永嘉:六十年前在上海的那些日子
    人文 2009/10/02 | 阅读: 3052
    六十年前在上海的那些日子, 附:罗青评论.
  7. 威廉·恩道尔:中国不需要转基因技术解决吃饭问题(对话)
    经济 2012/09/04 | 阅读: 3057
    随着一个国家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人口的数量将自动减少,因此虽然过去50年中国人口翻番,但是未来50年中国人口不会再度成倍增长,中国不需要转基因生物来解决人口的吃饭问题。
  8. 丁耘:大陆新儒家与儒家社会主义 ——以梁漱溟为例
    思想 2010/12/23 | 阅读: 3061
    现代新儒家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态度 儒家是一个具有深刻政治旨趣与复杂历史面目的思想流派。它同传统中国政治史、社会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关联,较之其他任何学派都更为密切。在传统向 近现代转变的历史关头,儒家自然占据着争论的焦点。无论从政治、社会还是思想文化方面看,这段转变都是不折不扣的革命史。就政治而言,革命意味着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国。儒家与君主制本来就难以切割。近代儒门代表人物试图保全君主制的言论与行动,只能让儒家同君主制捆在一起沉入历史的深渊。就社会而言,革 命意味着破除儒家所引导的、作为君主制正当性资源的宗族制度--现代共和国当然难以同传统的宗族社会相互匹配。当其社会、政治基础都已丧失殆尽,儒家在思 想文化上便难以维持下去。 无论情感上接受与否,道咸以降,有识之士均能清醒看到这一时代巨变。集中了传统中国泰半精华的儒门子弟,自然更不例外。即令殉道殉君,也正是确知势 无可挽之后的决绝之举。儒门本身对儒家的检讨反省,其痛切深沉,一如明末遗老之于阳明心学。面对现代转折自我变革的儒家,虽已不据学界主流,但血脉所传, 自成一系,这就是所谓现代新儒家。 由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曲折与分殊,新儒家在不同历史时期也有复杂的分化。清末保守派、维新派乃至革命派中都有旧学统中的大儒,其中多当时政界的风云 人物,虽彼此攻讦不已,但均能依据对儒学的发挥引领不同政见,此项暂且不表。本文所谓新儒家,是在五四运动前后,儒家传统与现代文明之间的主客地位已然颠 倒,儒家已丧失引领政治思潮的权威之后出现的统绪。他们不是因传统教育而持先天立场之儒家,而是了解新学,出入中外,以平心权衡折冲中西高下之后,重归六 经的儒家。他们所处时代的中心政治问题,已不再是满清政权与君主制度的存亡,而是民国自身的政治危局:党派林立、军阀割据、中日关系、国共之争。 虽然不必像清末儒家那样纠缠在君主制度与民族主义这些麻烦问题上,新儒家还是要面对那个时代最大的政治争论:中国应该建设怎样的共和国?或者说,在 宪政与党国之间,在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之间,如何评判? 鼎革之际,新儒家门下精英多选择离开大陆,故一般将新儒家与海外及港台新儒家相混同。20世纪末,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儒家思潮复兴,亦自立为大陆新 儒家,以与境外新儒家相区别。但也许两造都忽视了民国新儒家仍有宗师居于大陆,建元之后尚著述思考不辍。 本文拟重新梳理新儒家之谱系如下:新儒家于五四运动前后出现之后,其整体在建国前后分化,一支为境外新儒家,以牟宗三、唐君毅等为代表,基本为熊门 弟子,再加上钱穆、方东美等老一辈;另一支则为大陆新儒家,第一代以梁漱溟、熊十力等为代表;第二代则以近十年兴起的儒家人物为代表。大陆新儒家的代际之 间,虽没有明确的师承关系,但不可否认梁熊等作为大陆第一代儒家的地位。不唯宁是,作为境外新儒家大多数代表人物的师长辈,他们在共和国建元之后的思考, 更值得思想界的重视。大陆第二代新儒家与他们面对着同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尤其不应当绕开梁熊二位的思考去谈论所谓的"儒家社会主义"。 新儒家外王学的根本问题就是中华文化传统和现代中国的关系问题。撇开中华人民共和国这60年的历程,现代中国从何谈起? 从儒家立场出发,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体可以有这样几种态度:第一是既不承认其政统,更不承认其道统。于政治、文化全盘否认之。境外新儒家主流大体 如此。大陆新儒家第二代中亦有此态度。第二种态度是将其政统作为给定的历史实际接受下来,但不承认其有独立之道统,效法历代儒家对待正统王朝的态度分辨道 势、以道压君。大陆新儒家第二代的主流,例如所谓"政治儒学"之方案,即属此列。即使目前的"儒家社会主义"论调,也是将两造作为外在的东西相互结合的。 第三种态度则是,正视新中国自有之道统,努力理解之,且把新老中国在道政二统上的联系视为最根本的问题。目前只能在第一代大陆新儒家中看到这种努力。 由于儒家与革命政党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直接冲突,要儒家严肃承认革命所建之国的正统性非常困难,遑论正视其后的道统。这既需要有一个足够展开现代中国 政治及思想趋势的充分的历史过程,也需要直面实际不计俗议的大丈夫气概,更需要冷静全面地观察和客观深远地思考。同时满足这些条件的人物确实不多,我们且 以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为例,简单地考察一下儒家对于社会主义与现代中国的第三种态度,为大陆新儒家的进一步开展提供方向上的参考。 梁漱溟与新中国 与建国后在中共的建议下才去努力"接触实际"的一些纯学院派思想家不同,梁漱溟毕生的实践与思索本来就以"中国问题"为起点之一。民国年 间,他在此问题上的贡献主要是两个方面,即"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对老中国的认识,见于其著作《中国文化要义》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建设新中国 的实践,则主要是乡村建设运动以及在国共内战时期以民盟领袖身份的调停活动,而反映在著作上,则是《乡村建设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元之后,梁 漱溟虽以参政建言的方式参与了新中国的建设,但政治上的波折使他对新中国的旁观更多一些。这位在新中国生活了近40年(已略久于他在民国时期的生命)的老 人因此获得了一个"认识新中国"的机会。这在著作上的主要体会则是文革期间草就的《中国--理性之国》以及建国初的《中国建国之路》。 梁漱溟的思索和行动是贯通的。他政治生活的根本目的缘于他对老中国的认识。他对新中国--即使是一个不同于他自己理想的"新中国"--的态度也取决 于自己在老中国时期的认知与实践。更重要的是,作为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社会进行过系统地研究和总结的思想家,他对新中国政治的文化根源进行了深邃的考 察。梁漱溟是一个极其自信而有骨气的人,他对新中国的认识决非曲学阿世、有所贪求的一时狡狯之作,而是面对一个绕不过去的巨大历史存在的深沉思索。无论辩 护、反省、批评与赞美,皆从廓然大公之直心流出。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此之谓也。 《中国建国之路》是认识新中国的政统之作,而《理性之国》则是论证新中国的道统,将之同老中国之道统积极联系起来的作品。这两部作品也是他1949 年之前所关怀的问题的自然延伸。 梁漱溟在民国年间孜孜奔走数十年者,只为建设一个新中国。为此必须检讨老中国的崩溃。老中国是所谓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传统文化则是一个理性 早熟的文化。与西洋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人、团体之地位弱于西方,家庭与天下的地位则强于西方。由于早熟的理性主要运用在生活伦理上,故既无科学技 术传统亦无宗教组织传统;而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特点则排除了社会阶级的存在。老中国自有其治道,拥有这些特点怡然自得,无往不适。但经与西洋文化全面接 触,这些长处同时即是短处。最大的一个结果是无法建立真正的国家。国家发育于团体生活,而必须以阶级社会为基础。 "若特指其(指中国)失败之处,那不外两点:一是缺乏科学技术;二是缺乏团体组织;更无其他。而近代西洋正是以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见长,也更无其 他。我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上曾指出近代西洋的长处有三点:一是社会和政治上的德谟克拉西精神......现在......因我悟得德谟克拉西精神是团体生活的一种进 步,不宜只提这一种进步,而忽置其根本团体生活......"(《乡村建设理论》)这里的团体,指超越家庭的共同体组织,包括宗教组织、阶级与国家。 首先,撇开表述上的不准确,梁漱溟确实超越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根本见解,与此相比,熊牟一系的新儒家仍然纠缠在道体坎陷、开出"科学─民主"新外王 的思路上。甚至直至今日,不少以西方研究为业的学者,仍然没有领悟到家庭之上的"团体"(无论其为城邦、教会、阶级或者国家)之于西方远比所谓"民主"根 本得多。团体其实也是梁漱溟所谓"个人"的另一方面,两者不可割裂。 其次,梁漱溟对国家和阶级的看法大体符合马克思主义。但他对中国社会的判断则与中国共产党完全相反。梁以为传统中国社会根本不是那种阶级社会,是以 俄国式的革命(无论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根本行不通。(参见《我们政治上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 最后,既然中西社会之差别主要在团体组织,而国家亦由此团体发育而来。那么建国事业,莫急于建立这样一个新组织。又因为中国社会没有阶级,只有式微 的家庭,那么建立这样的组织就该在旧式家庭占统治地位的乡村入手,以新礼俗锻造新团体。此即梁氏乡建运动的根本关怀--通过乡村建设入手解决中国问题。 可以看到,在出发点与目标上,梁漱溟与老中国的那些革命者有共通之处,即建立新团体,进而建立新国家;但同时也有进一步的差异,即梁否认老中国社会 有阶级,进而否定建立作为阶级先锋队的革命政党之必要。梁1938年在延安窑洞里和毛泽东的热烈辩论,症结就在这里。毛批评梁没有看到人类社会的普遍性 --阶级斗争;而梁则反驳毛没有看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伦理本位和职业分立等等。 历史为这场双方互不服输的辩论作了裁决。对中共的胜利建国,除国民党之外,最不服气的大概就是梁漱溟此类另有一套建国方略的人,但最慎重地加以思考 与总结的也是他。1950~1951年之际,梁总结了中共之三大贡献:一则统一建国、树立国权;二则引进团体生活;三则"透出了人心"--即奋发向上的忘 我精神。 第一大贡献非常明显。第二大贡献实即能够建立主权国家的主要理由。梁的乡建乃至国民党的党建,何尝不是团体生活的努力,何以唯独中共成功了呢?这是 给梁带来最大痛苦的地方--不仅他对新中国的建设失败了,甚至他对老中国的认识可能也是错误的。而建设新中国之失败正因认识老中国的根本错误。在和毛的辩 论中,他似乎是一败涂地了。 但梁仍然坚持他对老中国以及中西差别的根本看法。在《建国之路》中,他认为中共在中国社会造就了准阶级(亦即原本无阶级),然后以一种近乎早期基督 教的方式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建立了团体生活。因为斗争能最大程度地凝聚团体的力量。与此相比,试图代表全民因而丧失阶级基础的国民党失败了,试图通过礼乐 (而非斗争)建立团体生活的乡建道路也失败了。历史表明,中国的团体生活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成功地建立起来,而这是作为儒家的梁漱溟明知而不肯为的。 "原来集团引起斗争,斗争促成集团。集团实与斗争相联,而散漫则与和平相关。" "集团生活在数千年来我们中国人一直是缺乏的,而今天中国共产党在其团体组织上的成功,几乎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我苦心要引进团体生活,却不成功;因为我不想走这条路(笔者按:即斗争之路)。及至见到共产党成功了,胸中只有说不出的感慨。" 梁漱溟没有接着去思考这个对于儒家来说至关重要的政治哲学基本问题:政治团体是否一定缘于斗争?政治团体内部的伦理风气与其外在斗争的需要如何相辅 相成?相反,他直接将团体生活所需的基本伦理精神(人心)归诸中共无意所作的第三大贡献: "今天我的路没有走通,而共产党的救国建国运动却有成效于世。--特别是见出了人心的透达流行渐有其新道路,人的生命之相联相通渐有其新道路,大致 可解答我夙日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自始即不理会这问题,但它却不知不觉竟然走对了......中共只是无意中作了两件事:好像一个伟大宗教的样子,填补了中国缺乏 宗教的漏空......从而引进了团体新生活,以代伦理旧组织。" 团体生活所需的这个向上的、忘我的精神透出了人心的本性。人心与人生的问题本出于梁漱溟独得之思,也是他"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两大根本问题的 联系中枢。梁漱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法权基础一向颇有批评(这和中共的影响无关),即"权利"意味着一种利己的、占有的、向下的精神,表现了人心染污沦落的 一面。是以所谓宪政民主的道路非但行不通,而且要不得。这是梁漱溟晚年接受共产主义理想的主要背景。 由此大体可看出梁漱溟在建国初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政统与中国共产党之道统的基本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分裂建立国权,其政权之正统性自无可疑。 其建国的根本方式也是引进团体生活。团体生活有两面性,一是对外斗争,另一是内部的积极向上之人心。对外斗争(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是中共最自觉的,然而 不合道统,为梁所不取,却正是历史之所选择。积极向上之人心则关乎道统之基本问题,但又是中共为了缔造团体无意中获得的。总之,虽然人民共和国的政统毋庸 置疑,中共之新统却不尽符合旧道统,即使有所发扬,也是不自觉的。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决不会像梁漱溟那样割裂斗争与人心。中共也不会承认它只是无意地弘扬忘我精神。用党的术语表达,阶级斗争、阶级意识、无产阶级 革命精神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当梁漱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生活 20多年之后,在毛泽东时代的巅峰,他就有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全面观察这一切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 梁漱溟在《中国--理性之国》中继续了他对新中国的认识。与一切肤浅阅读告诉我们的相反,这部书固然是一次在道统上论证社会主义的笨拙尝试,但它同 时也比《中国建国之路》更顽强地坚持了梁漱溟对老中国道统的一贯看法。这是一部融贯中国古今道统的奇特作品。梁氏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大成于中国,其主要根 源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作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中国将来能在人类社会率先进入共产主义,其契机仍然在于发扬、提高传统之精神。 为此,他对建国前后的观点作了大幅度的调整。表面上他不再纠缠于中共与他各自"团体化道路"的得失,但建国初年归为中共团体化道路特有优点的东西, 梁氏现在几乎全部重新吸收到中国传统中去。他虽然承认了中国古代社会确实是阶级社会(这是30年代他和毛辩论的焦点),但他仍然强调伦理本位才是这个相当 弱的阶级社会的根本特点。而伦理本位的文化在老中国的时代既使"汉族无比拓大",更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团结有关社会力量,发扬超越个人的集体主义精神进行革 命与建设。梁漱溟巧妙地运用了中共在工人阶级弱小的社会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例子,援引了列宁的理论,区别了无产阶级的存在与无产阶级的意识,将中国革 命与社会建设的成功归结为"无产阶级精神",从而收入他自己所谓"人心"的方面。 这就是说,随着对中共革命与建设事业的了解,梁漱溟放弃了"中共不自觉地建立起向上之心"的看法,但同时立刻将此向上之心与基督教式的斗争─团结精 神区别开来。在仍然只对"阶级斗争"教义做象征性援引的同时,梁漱溟将中共团体精神的实质同伦理本位的传统文化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积极地联系起来。这不能不 说,是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他提供了新的证据。 梁认为,归纳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一、在大小集体中,如何把彼此协作共营的生活做好?二、如何提高人们的品行风格和陶成社会良好风纪,把劳动纪 律、社会秩序径直寄托在人们的自觉自律上?......中国社会传统的伦理本位主义无疑地将是对前一问题最适合的贡献;而在后一问题上,则中国古人所好讲的礼乐正 切合需要......"(《中国--理性之国》) 梁修正了自己对传统中国文明的批评,将伦理本位主义与家族本位主义区别开来。认为伦理本位主义虽然没有导致老中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却使得汉族 在人类文明史上无比拓大,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基本的历史条件。更有甚者,伦理本位主义既克服了个人主义,也高于集体主义--因为集体主义只是放大的 个人主义而已。伦理本位主义表示"心的时代"将取代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的"身的时代"之到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社会主义,只是这个人类的"心的时代" 的先声。 正是通过他的晚年"心学",梁漱溟将哪怕脱离无产阶级存在的、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精神"与伦理本位主义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在新时代里完成了他对 伦理本位主义也就是中华文明的最高肯定。他用这个自认为中华文明精粹的东西贯通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贯穿了儒家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概括了中西文 明-政治之高下。传统儒家能够克服狭隘阶级立场是伦理本位主义中为对方(包括被统治者)设身处地着想的因素("无产阶级精神既有其高于我们传统习俗之处, 同时又和我们固有精神初不相远,中国人很容易学得来。")中国走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道路是因为伦理本位主义中重视义务而非权利的要素,中国将来能够率先 进入共产主义,则是因为伦理本位主义中的人心向上因素。("中国在世界上所以率先建设社会主义,盖因其自有几千年的文化背景在;这里根于同一理由,又可以 指出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问题上,吾人较之西方人将容易的多。") 如何继承第一代大陆新儒家的遗产 从表面上看,大陆第一代新儒家的历史处境已经过去了,但他们留下的沉重遗产是无可回避的。梁漱溟朴拙深沉的思考给后人留下了这样一些问题: 首先,如何在中华文明的危机与中兴的历史背景下重新思考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对外斗争与对内团结的团体精神;更重要地,如何在伦理本位的中国 式共同体中给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新线索? 其次,如何总结中华文明的基本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这个问题即使在新儒家内部亦有争论,遑论其他思想流派。针对梁的伦理本位说,熊十力曾批评道: "中国家庭确是国家民族衰败危亡之原。他拿伦理本位来粉饰太过。实则帝制之久、封建思想之长不拔......皆由家庭之毒太深"。(《熊十力全集》第八卷)此非一 时激愤语,熊十力撰写《原儒》,本就针对着"伦理本位"之类的儒家而发。熊氏以一代儒宗,视中国传统家庭制度为毒刺赘疣,这难道不发人深省吗? 再次,如何理解社会主义中国?第一代大陆新儒家历史处境的最大变化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和变化。社会主义中国本身的变化及其中之不变,乃是我们思考 儒家传统常变之道的历史前提。 总之,继承第一代儒家的遗产,首先是进入以下三方面所构成的完整的问题视野。即中外文明的消长之势、儒家传统乃至中华文明传统之再理解与现代社会主 义中国之命运。这三方面缺一不可。尤其不能脱离现代国家与中外关系阐述儒家传统。而进入这个问题视野的最好线索,莫过于重新发动毛泽东、梁漱溟与熊十力辩 论的核心话题:家庭、团体与国家的关系曾经是怎么样的?又应当是怎么样的?在这样的思考进程中,儒家的命运同社会主义的命运将难以逆料地纠缠在一起。&nbsp;
  9. 朱双一:光复初期台湾社会主要矛盾及相关台湾文学问题
    社会 文学 2015/02/25 | 阅读: 3062
    不管后来发生了多少曲折变化,但从台湾光复到20世纪50年代初的台湾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其实最终都反映了当时由国共两党所各自代表的两个阶级(官僚统治阶级和广大民众)、两条道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
  10. 叶维丽:官五代为何投身革命?
    历史 2014/08/08 | 阅读: 3064
    这里面确实牵扯到三十年代的中国城市、知识青年和二十世纪历史的关系,和中国革命的关系,这没有梳理得很清楚。2006年我到雨花台看展览,那些被枪毙的烈士,看他们的履历,很多都是知识青年。可是我再到雨花台的公园,一进门是群雕,几乎全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后排站了一个,还是一个老年的知识分子。
  11. 黄纪苏:《我们走在大路上》剧本选读
    戏剧 2006/11/18 | 阅读: 3066
    黄纪苏最新的剧本《我们走在大路上》,社会批评的语气浓重,最后提出“我们一起走”,这里选读几段。序幕描写以及最后一幕的片段,以及一首歌词。
  12. 张倩红:从《论犹太人问题》看马克思的犹太观
    历史 2011/09/22 | 阅读: 3068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确实使用了许多尖刻的话语来描述犹太人、犹太教
  13. 毛尖:三十八岁的中国男人
    影视 2009/09/02 | 阅读: 3069
    说实在,如果陆川是日本人,我可以接受《南京!南京!》,但他不是,他是个三十八岁的中国男人。
  14. 罗绒占堆:透视西藏农户的宗教消费现象
    宗教 2017/05/20 | 阅读: 3070
    1997年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罗绒战堆每年固定前往拉萨及山南两地的春堆、路普岗、察巴拉、扎西林4个自然村,以访谈形式、从经济人类学视角对西藏信教居民的宗教消费进行考察。
  15. Lynn T. White III:中国宪法的现状
    法律 2009/12/21 | 阅读: 3074
    普林斯顿大学Lynn T. White III
  16. 赵刚:重读陈映真
    文学 2010/12/15 | 阅读: 3082
    我很庆幸自己因为偶然的原因再度接触了陈映真,进入到他的小说的大世界。陈映真的小说世界有一种品质,即小说思想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虽是都经他深刻思考过,但又生发出一种超乎小说家自己所能意想得到的深度和广度,这种深广向读者展示出了历史与可能。
  17. 福山:历史的未来(中英文)
    社会 2012/01/06 | 阅读: 3082
    自由主义民主在中产阶级衰落后还能维持吗?历史的未来在于左翼是否提供建设性新方案。(1月6日更新,感谢观察者网提供中译文,译者:朱新伟)
  18. 钱锺书:《宋诗选注》序
    文学 2012/10/23 | 阅读: 3083
    把末流当作本源的风气仿佛是宋代诗人里的流行性感冒。嫌孟浩然"无材料"的苏轼有这种倾向,把"古人好对偶用尽"的陆游更有这种倾向;不但西昆体害这个毛病,江西派也害这个毛病,而且反对江西派的"四灵"竟传染着同样的毛病。他们给这种习气的定义是:"资书以为诗"
  19. 朱云汉:台湾土地改革的得失
    经济 2009/09/12 | 阅读: 3087
    战后台湾的农业发展,是相对比较成功的农村建设经验,曾经是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学习与借镜的对象。
  20. 李志鸿:中国民间宗教研究30年
    宗教 2012/10/21 | 阅读: 3091
    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40周年,马西沙先生作《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四十年》一文,对40年的民间宗教研究已有精彩的评论。此文是在业师马西沙先生文章的基础上再以专题的形式写作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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