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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农过量或不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导致大棚菜地的土壤污染问题日益突出，由此引发的食品安全事件不断发生。非常讽刺的一点是，政府对于农药化肥除草剂进行补贴，而对于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完全放任市场，这就造成了有机食品行业良莠不齐。

她以严谨、平和又富于"同情之理解"的笔触，发掘梳理了诸多被人遗忘的历史细节，仿佛拉开大红帷幕的一角，让我们重温先行者的伟业，吸取牺牲与挫折的教训。

【编者按】这篇作于2008年的文章**鲜明的指出：全球化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制度性过程。随着国际金融秩序与国际贸易秩序的变动，各国的政府范式将向限制自由贸易的方向发展，全球经济将进入"后全球化时代"。在后全球化，中国应该看清楚趋势，加快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只有当和谐社会的建立直接培育了足以支持中国经济良性循环的内需时，中国才能在后全球化时代继续发展。文章的最后部分，是作者专为此文所撰写的后记。在后记中，作者对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状况，以及中美汇率之争及其所可能导致的贸易争端，也进行了分析并发表了见解。--当我们回顾过去的2007年，并展望刚刚开始的2008年时，国际政治经济的地平线上正在出现的趋势中，有哪些会在新的一年里对中国产生重大的影响？我认为其中最重大的趋势，莫过于2008年美国大选过程中，可能显示出的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限制自由贸易？什么是后全球化时代？为了理解后全球化时代，我们必须从什么事全球化时代开始。全球化一般指的是商品、资本、技术和劳动的跨国界自由流动。全球化时代意味着，无论是国际经济秩序还是各国政府的政策范式，都几级的促进这些流动。反过来说，后全球化时代则意味着，以促进自由贸易为特征的国际经济秩序，以及各国政府的政策范式，都向限制这些这些流动的方向转变。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12月3日发表了一篇对美国民主党总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专访。在这篇专访中，希拉里明确指出，她完全同意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2004年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中提出的观点（2004年夏，萨缪尔森在《经济学展望》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在李嘉图、密尔立顿视野下，辨析当今主流经济学家所支持的全球化主张》的文章--编者注），即比较优势--作为支撑自大卫·李嘉图以来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感念--已经无法再帮我们解读21实际的世界经济了。希拉里进一步指出，如果她当选总统，美国政府要全面审查迄今为止签订的所有自由贸易协定，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正在酝酿过程中的世贸组织多哈回合会谈。希拉里还指出，如果他当选，他将命令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道制定有关于主权财富基金在世界上运作的透明规则，因为这些资金对美国主权构成了潜在威胁。另外，最近一年来欧洲国家的对华贸易政策也出现了重大的转变。几年前，当美国开始要求中国大幅度减少贸易顺差以及人民币升值时，欧洲国家的对华立场相对来说比较温和。在很多场合下，他们觉得与中国有一定的贸易逆差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随着2007年中国成为欧洲国家进口的最大来源国，以及欧洲对华贸易逆差的迅速上升，欧洲各国对华立场也发生了迅速的转变。最近，欧洲国家不仅仅在人民币升值，产品安全和食品安全方面向中国施加了强大的政治压力，而且在英、法、德等国都出现了所谓的中国间谍案。今年西方国家与中国，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政治领域出现的一系列紧张关系，反映出西方社会对全球化，特别是中国在国际化过程中的崛起，感到的焦虑与恐惧。有人可能认为，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只不过是政客为了竞选说说而已。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们已经见过太多的关于最惠国待遇和知识产权的争论，还有无数次贸易报复的威胁，最后还不都是不了了之？中美两国的经济互补性这么高，美国人离开中国制造将获得十分艰难。因此，政客与媒体再炒作，到头来也还是雷声大雨点小。很多人还习惯于相信，中国的出口大半是由跨国公司主导，假如要搞贸易保护，限制中国产品，那不是在打击这些跨国公司吗？这些跨国公司自然会去本国政府和国会进行游说，所以中国用不着担心。但这种观点只看到了迄今为止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一些表面现象。而忽视了一个正在进行中的深刻历史进程。从一个动态的观点看，美国2008年总统大选将可能成为这一轮全球化浪潮的分水岭。1996年世贸组织年会在美国西雅图召开期间，非政府组织公开喊出了反对全球化的政治口号。尽管当时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但这些口号在西方社会并未造成多大的反响。8年以后，萨缪尔森发表的文章，为这些政治诉求提供了经济学理论的依据。2004年11月，美国《商业周刊》杂志围绕萨氏的文章刊登了一组名为《中国价格》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今在国际分工中，不仅大规模地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也开始生产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发达国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根据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基于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是各国在参与国际分工时的基础。自李嘉图提出这一概念以来的两百年中，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依赖的比较优势是资本与技术，而发展中国家依赖的比较优势是廉价劳动力。现行的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只需将这种分工关系固定下来。这种国际经济秩序为发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这是他们支持自由贸易的国内政治基础。但是，随着全球生产方式的兴起，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全球生产方式，不仅带动了本国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实现了迅速的产业升级换代。全球化的一个后果是发达国家在技术和资本方面的比较优势持续减弱，他们在国际分工中面临着来自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挑战，自由贸易可能不再对发达国家有利，《商业周刊》的这组文章表明，萨氏文章引起的学术辩论，已经迅速变成了关于美国政府贸易政策的大辩论。在过去的两、三年里，萨氏的观点在美国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支持。时至今日，许多西方国家内部支持自由贸易政策的政治联盟正在崩溃，萨氏的观点已经变成了美国主要政客2008年请选总统的政治纲领。我们可以预期，如果民主党入主白宫（现在看来这是极有可能的），美国政府的国际贸易政策可能出现重大变化，在发达国家的民主政体中，当保护社会成为选民们普遍的政治诉求时，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团对症可压力的有效性将大为降低。尽管西方国家的危机感目前还没有导致全球化进程的全面逆转，但是全球化已经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调整期，则是不争的事实。这个对调整我对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意味着什么，仍然有待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双方的战略互动。有一点十分清楚，在过去二、三十年里一直支撑全球化发展的动力正在减弱，这个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后全球化时代。从释放市场到保护社会也许有人会说，从各种统计数字上来看，以跨国界的商品、资本、技术以及到动力的流动为标志的全球化，不是仍然在发展吗？从结构的观点看，这也许是对的。但是从制度的观点来看，如果各国政府的政策范式从全球化时代释放市场力量，向后全球化时代制约市场力量的方向转变，那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在不远的将来必然会出现重大的变化，而这种制度层面的变化将导致重大的经济结构性后果。西方学者们在讨论全球化程度的时候，经常用全球GDP总额和全球贸易总量的比值来衡量全球化程度的高低。笔者在《日本经济的悖论》一书中曾经指出，全球化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制度性过程。商品、资本、技术以及劳动力跨国间的自由流动，总是伴随着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动而发生的。国际金融秩序与国际贸易秩序是导致结构性变化的重要变量。从制度的角度来看，第一次全球化大潮开始于十九世纪70年代并在1913年达到高峰，其逆转以1914年金本位的崩溃为标志。在其后三十几年的逆转期中，世界经理了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国际金融秩序与国际贸易秩序不复存在。在上世纪30年代初，发达国家普遍信奉生命线理论，生命线理论实际上和列宁讲的帝国主义论基本上一致，即当国际贸易秩序和国际金融秩序全部出现问题后，为保证一国经济的运转与生存，必须依靠武力去保证过去以来贸易手段获取的原料来源和产品市场。这就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根本原因。二战以后，在美国的领导下，发达国家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税贸易总协定。这两个国际金融秩序和贸易秩序，是支撑我们现在仍身在其中的第二轮全球化浪潮发展的制度性保证。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垮台直接导致了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进一步消解了原来那些限制资本跨国界流动的因素。从那时起，全球化浪潮的发展态势进一步加快。换而言之，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总会最终影响国际经济本身。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很多人相信，全球化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止的世界性趋势，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人类更多的交往和经济的发展，没有人会在封闭中发展经济。贸易保护主义只是螳臂当车，他只能恶化所有人的情况。难道要像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前后那样，各国都高树关税壁垒，最后同归于尽吗？说到底，这种看法存在的原因在于，人们已经习惯于用一种直线式的历史观来看待全球化的现状，并预测其未来了。然而，西方现存学术文献中却存在着有别于直线式历史观的理论体系。其中有两个观点为我们分析全球化的"长程运动"提供了新的视角。按照这两个观点，全球化的历史不是一个简单的从落后到进步，从传统到现代的直线性发展，而是呈现出钟摆式的，或者是循环似发展过程。根据吉万尼·阿里奇的观点，资本主义"长程运动"的每一个轮回都始于生产和贸易的夸张。当生产和贸易的扩张达到一定阶段，各国对跨国界流动资本的争夺必然导致金融和财政的扩张。一旦出现世界性的金融扩张，资本主义早晚要面临一个全球规模的危机。在这种危机中，旧的经济秩序被新的所取代。他和他领导的一个研究团队证明，国际秩序从荷兰的霸权，到英国的霸权，再到美国在20世纪的霸权，每一次更替都走过了相似的历史过程。卡尔·波兰尼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长程运动"是受着两个方向完全相反的力量作用的，一个要释放市场力量，另一个要保护社会。十九世纪末西方各国积极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到了二十世纪初制造利资本主义的一场重大危机，而西方各国在大萧条前后保护社会的努力则直接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罗斯福新政的出现。如果我们把阿里奇和波兰尼的分析框架进一步延伸，来理解当今一轮全球化的历史过程，我们就可以看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出现，使得各国大萧条以来为了保护社会而建立的很多制度，在新的环境里显得没有效率，而追求效率的努力促使各国的政策范式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由保护社会向释放市场力量转变。这种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在90年代导致了全球化过程的全面发展。与此同时，战后开始的生产与贸易的扩张到了70年代，开始向金融与财政领域扩张。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形成的美元本位制，三十多年来刺激了全球性的流动过剩。前边提到的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与世界性金融危机的阴影出现，意味着这一轮全球化正在向着其周期的转折点迈进。当布雷顿森林体系在70年代初崩溃，特别是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出现后，资本主义经济面临着一个空前的危机。当长达二十年的战后黄金时代结束后，发达国家企业的效率问题成了一个极大的挑战。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一个后果是发达国家纷纷从固定汇率转为浮动汇率。浮动汇率的实现直接导致了发达国家企业强烈要求金融自由化的政治要求。跨国公司希望将他们的海外资产在汇率发生变动时由一种货币迅速转换为另外一种货币以求避险。而对银行来讲，浮动汇率为他们创造了直接赚取利润的大好机会。在这两股政治实力的要求下，发达国家纷纷实行金融自由化。石油危机的另外一个结果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这种以追求效率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导致了全球生产体制的出现。发展中国家为了度过石油危机，在70年代纷纷向外借债，这在80年代初导致了债务危机。在拉美债务危机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烈要求这些国家实行一系列释放市场力量的举措。到了90年代初，这些举措被总结成著名的"华盛顿共识"，成为各发展中国家遵守的准则。"华盛顿共识"简言之就是要释放市场力量，促进资本和商品的跨国界自由流动。真是由于这些历史背景，很多人认为，中国通过贱卖自己的资源和劳动力以及污染环境，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廉价产品，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没有中国，他们必然将花更多的钱来维持同等水平的消费。他们有什么理由来反对自由贸易，反对全球化呢？问题在于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驱动下，全球化浪潮到了20世纪90年代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期。通过十多年的发展，全球化在21世纪初已经在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中带来了重要的结构性变化。全球生产体制的出现是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利益分配方面出现了深刻的变化，这是现在把世界推向后全球化时代的重要政治驱动力。随着跨国公司在90年代纷纷实行大规模的离岸生产和外包，发达国家的就业开始受到加大的冲击。当发达国家的人们有就业机会的保障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商品增加了发达国家人们在既定收入水平上的实际购买力，他们当然支持自由贸易。但是，对廉价商品的追逐必然导致生产不断向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而生产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结果必然是发达国家工作机会的流失。当发达国家的人们在工作机会与廉价商品之间做选择时，他们必然要选择工作机会，以为一旦失去了工作，商品再廉价，他们也买不起。这正是进来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原因。发达国家制造业工作机会流失所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中产阶级的崩溃与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以美国为例，一方面，服务业中的金融与医疗等产业的收入迅速增加，另一方面，一般性服务业的收入则长期停滞。中产阶级中以制造业较高收入的蓝领工人为代表的阶层日益缩小。希拉里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提到，美国收入的不平等目前已经达到了1929年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在这方面并不是唯一的特例。日本在小泉任首相期间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在这个长期以来90%以上的人口曾经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国度，催生了下层社会的出现。在许多西方国家，这种经济不平等还与移民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关于全球化的辩论变得更为复杂。与此同时，"金砖四国"（巴西、俄国、印度、中国）的崛起开始对国际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表现在对能源资源市场形成的巨大压力。由于金砖四国全是人口大国，仅是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加在一起，就要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几，俄罗斯和巴西也是世界上人口大国的前十名。当如此众多的人同时进入经济起飞阶段时，其人均资源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必然形成巨大的压力，这导致近年来国际能源资源市场上的价格迅速上涨。这种影响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表现在贸易上。这里有两个不同的类型，中国主要依靠制造业参与全球生产积累了大量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印度则靠发展服务业在国际分工中争得了一席之地。而巴西和俄罗斯主要依靠卖能源资源同样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而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则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储蓄率跌至1929年以来的最低点。一个高度象征国际贸易利益分配变化的例子是在近来美国次贷危机中，来自中国、新加坡以及中东石油出口国的主权财富基金，成为了美国数个面临危机的金融机构的主要融资者。从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萨缪尔森指出，比较优势对西方人理解21世纪的经济已经不再具有指导意义。这种世界经济严重失衡的局面，加上美元本位制造成的全球性流动性过剩，很有可能触发美元危机或者其他形式的金融危机。一旦美元危机爆发，将对国际金融秩序和国际贸易秩序构成致命打击。综上所述，阿里奇重视的金融扩张，目前正在通过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孕育着一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波兰尼解释的以释放市场力量为标志的全球化，目前也正在向保护社会的方向转变。当代表全球化的两大标志性过程均走向转折点时，我们有理由认为一个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转型很多人可能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头等问题是国内的贫富差距、通货膨胀以及资产泡沫等，而不是贸易保护主义。这恰恰正是危险所在。人们可以为中国吸引了巨额外资而自豪，却从未想到既然外资把工厂搬到中国，就必然在其他国家把工厂关掉，把工人解雇。人们可以高兴的看到又有多少跨国公司把研发部门搬到中国，却从未想到那意味着其他国家高新工作的流失。人们可以对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攻城略地津津乐道，却从未想到那意味着对这些国家本国产业的威胁。人们可以对外资兼并中国企业感到恐惧，却对国外对中国兼并感到的相似恐惧无法理解。更要命的是，人们相信中国取得的这一切成绩无非是中国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发展的结果，却从未想到民主国家已经或担心即将失业的人们，没有闲心听任何人关于比较优势的说教，他们的恐惧与愤怒将转化成反对自由贸易的强大政治压力。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与中国绝不是毫不相干的。恰恰相反2003-2004年开始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向和谐社会与自主创新的转型，以及目前面临的许多问题与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都有着十分直接的关系。作为全球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受到整个后全球化时代到来的推动。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模以式世界工厂为标志。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参加全球生产分工，通过大力吸收效率驱动型的外国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企业间贸易，来扩大出口。在能源、资源以及产品方面大进大出，以出口带动国内经济增长。中国目前的GDP里70%以上与贸易有关，跨国公司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率，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都将近60%。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与经典的东亚模式完全不一样。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东亚模式，基本上依靠本国内生的创新体制来发展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自主品牌产品。并以高质量与售后服务来提高他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直依靠加工贸易，靠位于全球生产链中的低端这样一种劳动分工，来参与整个全球化过程。世界工厂模式的发展结果是面临来自其他国家日益增长的政治压力。这种压力是推动中故宫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国际驱动力。换言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内容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后果有着直接的关系。西方国家对中国施加的政治压力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人民币升值。因为中国过去参与的国际分工主要基于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一旦人民币升值，中国的产业结构只能向高附加值产业和同一产业附加值高的一端移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提出从今以后中国要强调自主创新的原因。第二，西方国家要求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由出口驱动型向内需驱动型转变，以减少对其他国家在就业方面的压力。内需驱动型经济的前提基础是什么？是老百姓有钱用于消费。而和谐社会正是内需驱动型经济的前提。虽然国际驱动力不是和谐社会政策范式提出的唯一驱动力，但它仍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道理何在？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过程中，即在释放市场力量的过程中，政府向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不足。政府把提供住房、教育、医疗以及到养老等方面的压力更多的推给了个人，这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中国社会的高储蓄与低消费。这就是为什么从亚洲金融危机开始，一直到2003年中国经济开始出现过热为止，中国政府在连续的几年里最大的担心是通货紧缩，而不是现在我们面临的通货膨胀。如果不建立和谐社会，如果政府不重新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如果不在全球化时代为个人面临的日益增加的风险提供一种制度上的防护，那么无论中国社会有多么高的储蓄率，也不可能出现较高水平的消费。其结果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将无法由出口驱动型转为内需驱动。从国际大环境来说，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在全球化时代，为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外部环境。现在，这个外部环境可能要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将对中国政治经济有很大的冲击。从今算起，到2008年美国大选尘埃落定还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对中国而言，这是所剩下不多的进行重大调整以应对后全球化挑战的机会窗口。错过这个机会，等待中国的将可能是一个急剧恶化的国际环境和日益狭窄的政策空间。中国面临的已经不是做不做调整的问题，而是做调整的速度与力度，外界变化是否匹配的问题了。要调整，我们必须认清什么是中国的根本利益。任何一种调整必然会伴随着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中国有两种选择：一是回避政治风险，继续平衡国内现有的利益格局，继续执行"闷声发大财"，少说话，多赚钱，抓住有利时机发展经济的策略。在这种策略下，中国将继续把在国际贸易领域面临的冲突，解释成是发达国家利用贸易保护主义打压中国的表现，并对此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而不去担心天会塌下来。笔者认为，这样做的短期后果可能是出口可以进一步发展，但中期后果则可能是，加速中国自身在过去三十年里赖以生存的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崩溃。这种短期内为了稳定不做大调整的结果是当外部环境急剧恶化后，中国不得不在国内更大的利益冲突中进行调整。更坏的一个可能则是到那时，任何一种调整都无法在有效的阻止中国陷入一个大的困境。另一种是看清后全球化时代正在到来这一趋势，拿出魄力在较短的时间内做大调整，为自身争取时间。这种调整可能会在短期内引起比前一种选择大一些的国内利益冲突。但是，把这种调整与在国际环境全面恶化后被迫进行的调整相比，这种调整的政治成本与风险要小得多。日本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日元急剧升值时烦的一个错误，就是没有利用当时由于日元升值带来的国富资源进行结构性改革。等到90年代泡沫破灭后，这些国富资源大幅缩水，想用它来改个也是不可能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对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最大挑战在与贸易。调整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有出口驱动向内需驱动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前提是和谐社会政策的成功。尽管中国政府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为建立和谐社会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措施，但是在分配方面，特别在解决收入不平等方面，施政的力度还远远赶不上形势变化提出的新要求。如果国企利润一年一万亿，政府税收每年以一万亿的速度增长时，中国还在结局不平等方面缩手缩脚；那么，等外部环境的变化使中国经济减速，可利用政策资源大幅度缩小时，在想加大力度解决这些问题，估计届时可利用的国富资源也会成为一个问题。从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的经验来看，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现实危险是，当社会财富的积累主要通过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来实现时，其经济不平等的程度将大大加快。从这层意义上说，加入对流动性过剩的遏制失败，那么这将有可能是政府近年来为建立和谐社会所做的努力功亏一篑。尽管当政府面临着人民币升值与宏观调控等诸多方面的挑战，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但是这些都是"标"，而不是"本"。人民币升值可以提高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减少他们的出口，为减轻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做出贡献，但却无法为中国从国际市场撤出来的资本与劳动找到出路。宏观调控可以减轻流动性过剩对中国经济的冲突，却无法解决造成流动性过剩的根源，即世界工厂模式带来的大量贸易顺差与外汇储备。只有当和谐社会的建立直接培育了足以支持中国经济良性循环的内需时，中国才能在后全球化时代继续发展。后记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2008年1月7日版的《21世纪经济报道》上。我最初用的题目是《美国大选与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发表时被编辑改成《2008全球化选择：释放市场还是保护社会》。写作的冲动来自于2007年12月3日我由美国去上海讲学时在飞机上读到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及的英国金融时报对希拉里·克林顿的采访。当时读后的第一个直觉是我从理论上预测了很久的一件事情终于要变成现实了。早在1998-1999年我在为《日本经济的悖论》一书进行研究时就已经从理论上推出，全球化总是沿着生产贸易扩张，金融财政扩张和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方向循环，并在释放市场力量和保护社会之间进行钟摆运动。根据这个原理，这一轮全球花早晚也会发生逆转。该书的英文版于2001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当商务印书馆2004年将此书译成中文出版时，我在中文版序言中预言中国在2008年左右也会出现像日本80年代一样的经济泡沫。此后，我又于2006年2月28日在《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了一篇近3万字的，题为"危险的关系：美元本位制与金融风险"的长文，通过日本的经验系统的论述为什么现行的国际金融秩序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风险。我当时完全无法想象在上面这篇短文发表后的两年里，中国与世界经历了多少不平凡的事件。对许多中国人而言，2008年将会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从1月份雪灾，到春夏之际围绕着奥运火炬产生的一系列冲突，到5月的汶川大地震，再到8月份的奥运盛会，中国人感到的是任何艰难困苦和敌意破坏都不能组织中国前进的脚步。到了2009年，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世界各国经济一片狼藉，唯独中国经济一枝独秀。这期间，不仅中国模式或者北京共识引来众多的国际评论，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大为增强，而且美国学者政客关于以G2治理全球事务的提议，奥巴马访华的低姿态，和由此引起的一些列国际连锁反映使中国国内也开始弥漫着一种飘飘然的气氛。然而，刚刚进入2010年，中美关系就风云突变，剑拔弩张。这次围绕着中美汇率之争以及可能后续发生的贸易战，人们对中国外部经济环境的急剧恶化和严峻的程度开始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对于目前中美之间的紧张局面，国际国内舆论有3种不同的解读：第一种观点从中美关系论着眼，认为目前的冲突无非是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个周期性的反复。这次唯一与以往历届政府不同的是奥巴马一上台是采取一个低姿态，然后再转为强硬。既然美国在国际事务上离开了中国的合作什么也干不成，他早晚还得转回来。在美国有一种说法，高失业率加选举等于贸易保护主义。等到年的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过去，一切恢复正常。就目前而言，为了避免冲击过大，先排上几个采购团，花点钱摆平。实在逼到无路可走，把人民币汇率暂时上调3%到5%足矣。美国如果最后通过医疗改革的法案，必然还要严重依赖外债。到头来必然还要指望向中国借钱。所以中美关系坏不到哪里去。第二种观点从国际经济的在均衡入手，认为现在美国经济已经开始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转型。解决巨大的贸易逆差问题是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正因为如此，人民币汇率的调整是必不可少的。这种观点认为奥巴马关于在5年中让美国出口翻番的承诺以及关于中国不应该再指望美国作她的主要出口市场的呼吁绝不是嘴上说说而已。美国的许多学者，政治家，以及政府官员已经认识到过去几十年来美国所依赖的美元本位制早晚可能要被其他国际金融秩序取代。美国式的以消费者支出为主要动力的经济是建立在美元本位制带来的海外融资能力的基础之上的。一旦美元的关键贮备货币的统治地位不复存在，这种经济模式将难以为继。为了未雨绸缪，美国从现在起就必须从贸易入手开始经济转型。等到美元完全失去目前的地位时再谈转型就一切为时过晚了。对这些人士来说，中国政府正式主张在未来用国际货币基金的特别提款权作为国际储备中取代美元的手段绝不是说完就忘了的，中国政府从长期的观点来看肯定要向这个方向努力。既然近年来国际经济严重失衡中储蓄过剩一端靠的就是人民币的低估，重新建立国际经济的均衡只能从人民币升值开始。一般而言，解决全球贸易不平衡有数种方法。第一种反方法是贸易逆差国采取紧缩政策，减少进口，量入为出。由于这必将导致逆差国失业进一步扩大，这种方法在美国的国内政治层面不可能被接受。第二种方法是贸易顺差国扩大国内开支，增加国内消费。中国的确在2009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大国内投资，但由此引发的房价暴涨和通货膨胀却使居民可用于消费的储蓄大幅缩水。因此中国无法继续实行这种政策。第三种方法是通过调整汇率来减少不平衡。由于这种必然导致失业，中国至少到现在为止坚决不同意。第四种方法是通过提高贸易顺差国的工资以减少该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减少出口。这种办法在中国面临着很大的阻力，但是正在成为一个政策趋势。第五种方法是贸易逆差国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强制性的减少来自顺差国的进口。这五种方法中，美国只有采用紧缩政策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主动权。另外三种的主动权都在中国的手里。既然无法紧缩，美国就只剩下贸易保护主义一个选择。从上面的文章中可以得知，自由贸易在今天的西方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十分值得怀疑的概念。贸易保护主义已经不再是一个过街老鼠，而是一个已经获得许多经济学家背书的政策选项。第三种观点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出发，认为目前的局面与1971年前后很相似。这种观点颇有些阴谋论的成分。它认为美国政府正在以进为退，以求在乱局中杀出一条维系霸权之路。1971念得美国深陷越战的泥沼，经常账户开始出现逆差，国际收支存在大量的赤字，战后初期的黄金保有量已经逝去近五分之三，由约翰逊政权开始的伟大社会项目导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然而，就是在许多人看来美国必然要走向没落的这样一种困局中，尼克松政权为维护美国政策的独立性，不惜让代表以美国为主导的战后国际金融秩序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大刀阔斧地迫使其他主要货币升值，不仅把美国本来很快就要大幅增长的经常账户的逆差在整个70年代控制在较低的程度，而且还通过美元贬值削弱了在60年代利用贸易顺差大举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的欧洲各国的实力。更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通过沙特实现了石油继续以没有黄金支持的美元标价和中东石油美元返还美国这两大措施从而建立起美元本位制，继而通过星球大战拖垮苏联，又通过广岛协议挫败日本，从而继续称霸全球。从这层意义上而言，美国从1971年开始的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重新洗牌在冷战结束的时候可以说获得极大的成功。今天美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财政赤字，巨额的经常账户赤字，五大投行消失了三个，三大汽车公司中两个濒临破产，失业率超过了百分之十的困境。但是，即使是在这样一种困局下，奥巴马仍然明言美国决不当第二。在遭受如此严重的经济打击后，美国继续称霸的策略无非是借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已经或正在出现的财政危机打击欧元以防止它趁机取代美元的关键货币地位，借丰田汽车事件压住日本并开始调查德国奔驰的行贿事件以防止外国公司趁机在全球汽车业称霸，以压人民币升值防止中国国力趁机超过美国。即使这场争端可以引爆世界性的贸易战甚至国际经济秩序的危机，它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冲击要远远大于对美国的冲击。在笔者看来，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实际上代表的是一个更为深刻的历史过程，即全球化的长程运动由金融扩张向全球经济危机的方向发展，公共政策范式的钟摆运动由释放市场力量转向保护社会。以上三种解读提到的因素在这个过程中可能都会出现，但是他们即使出现，也只是作为这个历史过程中的组成部分，而不代表这个历史过程的实质本身。美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医疗保险改革是迈向保护社会政策范式的关键一步。正在讨论中的金融改革也正向同一方向发展。然而，保护社会的最大主题在于对一国就业机会的保护，尤其是在大的经济危机显示出如果放任市场力量横行将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经济、社会，甚至是政治的危机。从这层意义上而言，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根本原因是要保护本国社会不再受全球化过程中释放出来的市场力量的冲击。中国现在大力支持自由贸易是因为作为世界工厂自由贸易符合中国的利益。然而，符合中国利益并不等于符合他国的利益。那些认为本身受到损害的利益团体必然会在所在国的政治中大力反对自由贸易。当他们聚集了足够的政治能量，就可以改变该国的公共政策方向。当美国正在出现的局面成为一个国际性趋势，这个世界就无法避免的进入后全球化时代。两年前在写这篇文章时，曾经与责任编辑古重庆先生进行过数次深入的讨论。据他判断，当时在国内关心的优先顺序上，贸易保护主义最多也只能排第7或第8。我之所以在文中采取一种预设反论的写法，就是想通过直接反驳当时国内流行的想法来引起读者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我在文中特别指出，如果不从当时就加紧调整，等待中国的将是一个急剧恶化的国际环境和日益狭窄的政策空间。中国面临的已经不是做不做调整的问题，而是做调整的速度与力度能否跟得上外界变化的问题。读者今天在读这篇文章时，可能要比两年前都市更容易地建立起它与现实之间的联系。两年前，贸易保护主义还是一个苗头或可能性，现在已经变成咄咄逼人的现实。从这层意义上而言，中美之间关于汇率的冲突如果导致世界性的贸易战，这极有可能成为后全球化时代到来的一个具体路径。中国在应对这个新国际环境变化时最大的障碍何在？在这里有必要重新讨论一下日本。至今为止国内的讨论仍然把中日比较的注意力放在中国目前的处境与80年代的日本的情形如何相似上。然而，最近形势的发展已经要求中国必须从两个新的角度重新汲取日本当年的教训：为什么日本没有能够利用泡沫经济带来的财富为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什么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的20年里一蹶不振？日本之所以没有能利用泡沫经济带来的国富为未来打好基础的部分原因在于80年代的日本弥漫着一种与今天中国很相似的乐观情绪，盲目的相信本国经济的突出表现是由于本国模式的优越性使然，而根本忽视了导致本国经济突出表现的外部因素和偶然因素。当时日本成功的标志是股市、房市的泡沫现象，日本作为世界上第一大债权国的身份，以及日本在全世界到处砸钱买资产的形象。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日本人以为他们的财富在未来仍然会像现在一样滚滚而来。然而，事后人民认识到，日本在80年代贸易顺差与外汇储备迅速增长的原因既不是由于日本的产业政策，也不是由于日本产品的竞争力（尽管他们与这二者都有关系）。真正的原因是沃克尔领导下的美联储为了控制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下的高利率的这味重药。由于高利率的吸引，各国流动资本涌向美国导致美元坚挺。美元坚挺的后果是日元的疲软。日元的疲软导致日本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价格上的竞争力。换言之，日本的竞争力不全部来自日本，在80年代上半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美国的金融政策。美国在80年代上半期积累了巨额的正常账户赤字，一个广岛协议就使得美国在80年代末实现了经常账户的基本平衡。当人们相信自身的财富在未来还会和今天一样滚滚而来时，他们不可能记者准备应对危机。同样道理，中国近几年贸易逆差与外汇储备固然有加入WTO，以及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等国内因素，但是如果离开在格林斯潘领导下的美联储为了应对互联网泡沫破灭后而采取的宽松的金融政策带来的流动性过剩而导致的大量进口，离开美国在财政贸易双赤字的压力下从国际上大量融资过程中中国贸易顺差美元返还带来的对美国消费的刺激，以及离开在2000至2006年间美元一路贬值带来的人民币兑其他货币的贬值，这期间的中国贸易顺差与外汇储备的数量就要大打折扣。即使是抛开这些方面的影响，中国的出口依赖还是外部因素。由于跨国公司主导的外资在邓小平南巡后大量涌入，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后又掀起一个新的高潮，中国变成了一个深度参与全球生产体系的世界工厂。跨国公司带来的订单（包括企业内贸易中的零部件）与提供的销售渠道使得它们占中国对外贸易的近60%。今天被当成是中国模式的重要支柱的国有企业在十年前还是被抓大放小的对象，还被广泛地认为是没有效率的负担。只是由于这些国有企业占据了基础设施产业，在中国的出口在上述外部与偶然因素的带动下出现高速增长时他们才凭借自身在行业中地垄断地位而获得巨额的红利，成为中央政府税收的坚实基础。只要我们在讨论中国模式时认识到中国近几年来导致国势兴隆的偶然和外部因素，就不难认识到当这些偶然和外部因素消失时国势兴隆的推动力也会减弱。假如美国这次真的因为汇率之争从贸易上制裁中国，上面描述的这个中国模式异常表现的因果链条就很有可能在最关键的一节被切断。到那时，中国模式的真正构成要件到底是什么，其根基是否坚固，换言之，国有企业的年利润是否还能达到一万亿，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是否还能以每年一万亿的速度持续增长，才会面临一次真正的检验。仔细研究日本经济为什么陷入长期的停滞对今日中国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日本长期停滞的最重要原因不在于经济政策，而在于日本缺少一个形成领导整个社会实现根本性转变的政治意志以及贯彻这种政治意志的政治结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外国人和日本人都已经认识到日本模式出了大问题。然而，日本在90年代末先是在自民党内走马灯似的换首相，最后，好不容易出了个小泉，以民粹主义的方式赢得了政权来推动这个转变。然而他和他的追随者却误入新自由主义的歧途，盲目地向美国模式靠拢。其结果，日本不仅在经济增长上收获不大，而且把其经济体制原有的注重平的的强项丧失殆尽，在短短的几年里应是造出一个下层社会来。国际上一般认为这次民主党上台终于使日本有可能实现两党之间轮流执政的可能。民主党也提出了回归亚洲的新思路。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日本的想法并没有引起周边各国的强烈共鸣。日本能否走出困境仍然有待观望。同样道理，在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急速变化之际，能否建立一种政治结构不仅是中国能够形成实现整个社会经济及时转型的政治意志而且使之得到有效的贯彻将是决定下一个30你案例中国国运的根本问题。[*] 杜克大学社会学教授** 原文标题为：《2008全球化选择：释放市场还是保护社会》，发表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1月7日

认证对于国家强制、汲取、濡化、再分配、统领和规管能力的基础作用越来越显要。有认证的国家与无认证的国家，有适度的强认证能力的国家与在认证能力上存在事实或规范缺陷的国家，将在这些事关个人福祉、人心安定与政治认同的国家事务上呈现出相当大的不同。

史景迁：十七世纪的中国与西方
2010年NEH杰弗逊演讲

《全唐诗》卷38里面有这样一首诗，它的作者是初唐的王绩，标题叫《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这首诗后面我们又读到另外一首诗，标题叫做《答王无功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全唐诗》中为这首诗标的作者名，是朱仲晦，《全唐诗》也考不出他的生平来。他实际上就是朱熹。

《蜗居》不动声色地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悖谬的现代城市生存逻辑：越是拥有资本或者资本的支配权，就越是可以具有性格的魅力和生动的感情；反之，越是被资本挤压，就越是丧失作为“人”的各种美。

东晋一朝佛教影响广泛，但在面对政治权力时它又是脆弱的，一姓士族衰落都会对其造成影响，那么当士族作为一个阶层在唐中叶整体趋于衰落，曾经一度辉煌的大型律寺逐渐被分散、细小的禅寺所取代便不是历史的巧合。我们可以说，佛教在一开始便被规定了在中国文化和政治结构中的位置，也预示了它在中土发展的未来方向。

一这几年来，媒体的维权政治在操作技术上越来越成熟，一个又一个暴力拆迁导致悲剧结果的事情被推进了公众的视野。面对媒体上完全是一边倒的批评，各地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一级的基层政府几乎没有做过多少反驳，以沉默承认了他们自己理亏，而这样的事情往往都以引起政府高层注意、地方政府被责令改正的结果告终。同样的事情反复上演，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在公众中形成了一种"凡是拆迁都是强拆，凡是强拆都应该反对"的印象。在这种背景下，宜黄基层干部"宜黄慧昌"能够在宜黄市委书记、市长双双遭到撤职的情况下，还能挺身而出，在一定程度上回应媒体上对宜黄市的做法的批评，所需要承认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这样的做法也是应该得到尊重的。但他的回应不但未能引起媒体上对拆迁的更广泛讨论，只是招来了一轮比之前更猛烈的批评。最让人惊讶的是，作为最大的官方媒体的新华社不仅没有支持基层干部的这种积极性，反而在众多媒体中率先发难，几乎是以最严厉的口吻批判了"宜黄慧昌"的"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的说法。面对种种压力，原本打算在网上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讨论此事的"宜黄慧昌"最终不得不在网上发出"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原定与网友交流的计划不得不取消，而"宜黄慧昌"也就此销声匿迹，再未在网上出现。按照常理，新华社、《人民日报》既然是官方媒体，当然就应该承担起解释政策、为政府的做法做出解释、在遭遇批评的时候进行辩论的责任。即使这些官方媒体不能或不愿承担这样的责任，也应当充当能够进行理性交流和辩论的平台，为"宜黄慧昌"这样的干部提供一个为自己的做法做出解释的媒介平台。因为很显然，在当时的情形下，宜黄政府官方的任何解释都不会得到媒体的信任和谅解，而作为个体的基层干部更是不可能有机会在大众媒体上得到多少发言机会，即使有也往往会被曲解。但是在媒体上对宜黄政府进行完全一面倒的批判的时候，官方媒体却并没有发挥这样的功能，"宜黄慧昌"只好通过"财新网"这样的市场化媒体来发声。这到底是官方媒体的悲哀，还是"宜黄慧昌"们的悲哀？作为一个市场化程度非常高、而且一向被当做舆论领袖的媒体，财新网对"宜黄慧昌"的稿件的处理手法是完全可以预料的：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本来完全是在心平气和地解释他们做事的逻辑的宜黄慧昌的文章被编辑处理过后，本来只是全文的一个逻辑推论环节的"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的句子被拎出来，作为全文导读，而"宜黄慧昌"能在如此困难的处境下挺身而出辩论的勇气完全被忽略了，洋洋洒洒的长文中别的部分也都不存在了，剩下的进入公众视野的就只剩下了这一句话。换句话说，本来是愿意心平气和的讨论问题的"宜黄慧昌"在被财新网编辑加工后，完全变成了一个批判的靶子。这些年一直很流行一个口号，"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会誓死捍卫你发言的权利"。但在这件事中，我们没有看到那些天天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的人来践行他们的理念。"宜黄慧昌"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而销声匿迹后，没见一个人出来捍卫"宜黄慧昌"的"发言的权利"，反倒是有更多的人"奋起千钧棒"，继续"痛打落水狗"，还在继续批判"宜黄慧昌"的"荒谬言论"。 二如果哪怕是以最快的速度阅读了"宜黄慧昌"的文章的人，都不难发现，"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这个句子实在不是该文的核心所在，也并非全无道理。读过此文，至少应该承认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并不是所有的拆迁都是强拆，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也有他们的难处。毫无疑问，宜黄事件中，遭遇拆迁问题的肯定不止钟家这一家，还有很多家农民的房子也被拆掉了，但他们并没有都像钟家这样以非常暴烈的形式反抗。正如已经有人指出的，关于这个事件的报道中，始终没有出现钟家的邻居、也就是与钟家一样面临拆迁问题的人的态度，他们是怎样看待钟家的做法的？如果钟家的反抗获得了成功，宜黄政府放弃拆迁，对他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媒体的回应。在近年来关于类似的暴力拆迁和暴力反拆迁的报道中，始终被媒体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最基本的事实是，对于大多数城郊或城中村农民来说，拆迁是他们期盼已久的事情。所有买过房的人大概都知道，在今天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这样的城市周边的农民的生活条件和收入水平之高，不仅远高于内地普通农民，而且要比一般市民家庭都要高。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可能会因为拆迁或土地被征用，而获得了足够一个普通白领辛辛苦苦工作至少十年的补偿，或者是得到多套补偿性住宅，只要有地铁或城市发展规划覆盖到该地区，这些房子马上会增值数倍，这些农民已经成了当今中国城市里最大的寄生食利阶层。正如贺雪峰在《地权的逻辑》一书中指出的，在远离城市的内地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土地的正常交易价格大约只有每亩两三千块钱，满打满算也不会超过一万元。而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城郊农村，土地一旦被政府征用，获得的赔偿至少可以达到每亩五万元。即使其中有相当部分的差价被政府拿走，但农民拿到的仍然相当可观。因为，这样一笔钱，可能是一个普通的内地农民家庭全家人辛苦几十年都不一定能够得到的现金。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民并不是反对拆迁，之所以出现反抗，往往是因为他们未能与政府就补偿标准达成一致。而在多数出现类似宜黄事件这样的事件中，事情的起因往往都是因为农民的要求超过了政府能给出的价格太多。当然，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与政府出让土地获得的报酬相比，城郊农民得到的补偿确实并不能算很多。而且，在今天中国的特殊国情下，被政府拿走的钱当中，又有一部分被各级政府官员以各种形式和名目装进了自己的口袋。但正如贺雪峰指出的，同样不能忽视的是，近10年来，正是因为大量的土地转让收入的存在，才让基层政府有钱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修桥铺路，增加社会保障投入，改善民生。而在10年前，不健忘的人大概都还记得，实行分税制后，基层政府曾陷入破产边缘，不要说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就是连按时发放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工资都做不到。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政府进行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无法扩张，城郊的土地也无法在短期内迅速升值。实际上，这也是"宜黄慧昌"之所以说"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的理由。在他看来，正是因为拆迁，基层政府才有能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改造，而这是这些年来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都可以切身感受到的，也是每时每刻都在享受着的拆迁的红利。这10年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之所以能以远远高于1978年以来的前20年的速度进行，也是因为拆迁。但遗憾的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宜黄慧昌"未能继续发言，而他的文章中提出的这些观点也未能得到认真的对待，讨论就更不用说了。从这个角度说，拆迁实际上确实如"宜黄慧昌"所言，不仅使政府和农民从中获利，而且有更多的人都从中获利了，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情。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出现钉子户这样的现象，为什么暴力拆迁和暴力反拆迁的事情会时有发生？ 三其实原因不难理解，因为中国的拆迁没有规范、固定的补偿标准，即使是征用的同一片土地上的不同人家，补偿的标准也完全不同。政府在确定补偿标准的时候，会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因素，比如说，在被征用土地上住人与否、房子的新旧和大小、家庭人口的多少等等，都在考虑范围之内。住人的家庭得到的补偿标准比没有住人的高，房子新而且大的比房子旧而且小的高，家里人多的比人少的高，如此等等。比如说，在一片土地被征用的时候，如果一家人只有夫妻两人和一个孩子，而另一家人除了夫妻之外，上面有两个老人，下面有两个孩子。在这种情况下，严格按照法律程序操作，当然是按照既定标准操作，无需考虑其它情况。但中国的基层政府往往认为，虽然被征用的土地面积是一样的，但毕竟两家人的情况不一样，所以可能会对人多的这家一点照顾，多给一些补偿。应该说，政府考虑到这些因素，还是比较人性化的，想尽可能多地照顾到农民的现实情况，给部分人以照顾。而且，在多数情况下，普通的中国农民也能够理解并接受这种照顾。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少的一家通情达理，就会接受这个结果；但如果这家人的"权利意识"特别强，就可能会强调，被征用的土地面积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他们得到的补偿比我们的多？就可能会反抗拆迁。因为政府的拆迁补偿没有统一的标准，就给了农民争取和谈判的空间。所以，只要哪里一听到有拆迁的消息，农民就马上翻新房子、娶媳妇生孩子增加人口。因为他们都知道，只要这一次与政府的博弈能成功，就可能彻底改变家庭的生活水平和命运。当然，不能否认的是，也因为没有统一的补偿标准，政府"自由裁量"的空间也就比较大，当然也就可能出现贪污腐败、行贿受贿的情况，从而引起农民对拆迁的反感甚至反抗。面对钉子户，实际上基层政府多数情况下首先想到的当然不会是以强制的方式达成目标，而是会与钉子户沟通，尽可能劝说，劝说不成，再进入谈判阶段，做一定的让步，以换取钉子户的让步。在这种情况下，多数钉子户可能会在部分实现自己的要求后同意搬迁，毕竟他们得到的补偿已经比他们的邻居高了。而极少数钉子户则可能会意识到，原来政府并不是他们之前想象的那么强大，也会妥协，所以他们的预期可能会改变，提高自己的要价。而当政府发现对方的要价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所能接受的范围的时候，态度就可能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改变，突然强硬起来。到这时候，钉子户的选择有两个，要么调整策略，见好就收，要么继续与政府对抗，不肯妥协。如果是后一种，博弈就会演变成僵局，政府就可能采取强制措施，极端情况下，就会出现钉子户自焚、暴力对抗的情形。所以，拆迁本身并没有错，问题出在拆迁补偿标准的不确定上。因为没有固定而统一的标准，政府制定标准的弹性空间比较大，最后造成的结果是，拆迁成了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一场博弈。在这个博弈过程中，正如贺雪峰指出的，能够比较好的既保护农民利益、又能实现政府的目标的，往往是那些土地集体化程度比较高、村干部又比较积极的村庄。而且，由于有村民委员会和村干部在政府与农民之间协调，即使出现矛盾，也能够以比较理性的方式解决，不致走向极端化的对抗。但由于近些年来的政策越来越趋向于给予农民更大的土地权利，村集体的权利越来越小，村级组织和村干部越来越难发挥作用，最终往往是单家独户的农民面对政府。在这样的利益博弈中，多数农民当然是比较谨慎的，只有少数人敢于铤而走险，把自己的要求坚持到底。而在现实中，最后的结果往往是，越是敢于冒险的农民越是有可能得到比其他人更高的补偿标准。从客观效果上讲，这种做法无异于鼓励农民与政府对抗。 四媒体越来越多的介入，让这个博弈变得更加复杂。如果没有媒体的介入与支持，一般的农民毕竟还是知道，他们只不过是单枪匹马，政府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力量上完全不对称，所以还不太敢做出过于极端的事情。但媒体介入后，过于片面地强调农民反抗拆迁的正义性，社会舆论一般也都受媒体影响，会同情和支持农民的做法。这样，农民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胆气就更壮了。而基层政府面对媒体干预，一般的反应也都是尽快解决问题，尽可能地缩小影响，以免影响政府和当地官员的形象，或被更高一级的政府甚至中央高层看到，陷入被动。所以，基层政府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就很容易慌乱，做出很错误的事情，即使有些正常反应也会在媒体上被反映为颟顸不讲理的举措。宜黄事件中，记者在网上通过手机发微博现场直播，而钟家的人作为当事人也开通微博，随时公布情况，全国媒体集体跟进，舆论对当地政府一片指责之声，使地方政府完全陷入被动。政府一旦陷入这种状态，就会缩手缩脚，对事件的处理会变得更加缺乏智慧，使矛盾升级，对抗程度也更加激烈。2007年出现的重庆"最牛钉子户"就是如此，在媒体的狂轰滥炸之下，政府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而钉子户的做法则越来越极端，到后期甚至带有一定程度的表演性质，比如将煤气灶搬进药拆迁的房子，就是在全国媒体的关注之下的一种姿态宣示，以此来向政府施加压力。但实际上，被媒体塑造为反拆迁英雄的"最牛钉子户"早就搬出了那套房子，不在那里生活了，她留着这套房子，就是在等拆迁，获取高额补偿。毫无疑问，舆论监督当然是需要的。正是因为媒体介入的可能性的存在，才使政府不致的做法能有一定程度上的克制，不会过快地极端化，采取强制措施。但需要强调的是，媒体即使介入，也应当有分寸，以中立的立场客观地反映矛盾两方面的情况和诉求，沟通双方的立场，探索解决矛盾的可能性和具体的办法，并监督其实施，最终促成问题的解决。而现在的情况是，媒体只要一介入，就完全站在了反拆迁的一边，媒体上发表出来的评论也都是千篇一律地声讨和谴责政府的。从道义上说，媒体这样做无可厚非，但在客观上，将政府完全放在非正义的立场上，这就等于鼓励钉子户继续和政府对抗，从而使矛盾走向激化，合理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结果往往是，虽然政府也付出了一定代价，拆迁户的诉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但代价可能也是很高的，比如宜黄事件中钟家死了人，这是无论多少补偿都换不回来的。唯一的赢家就是媒体，通过支持拆迁户的立场和诉求，使媒体站在了一个道义制高点上，成了社会公众眼里的"良知"，获得更大的社会影响力。而对媒体来说，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就意味着更多的广告收入。在现代社会中，媒体本身也是商业机构，不可能毫无利益诉求。但这种诉求应当以合理的方式获得，而不能采用非常规的方式。在类似反拆迁这样的事件中，媒体完全一边倒，而且是全国媒体集体介入，就有可能让更多的人在面临拆迁时选择以极端的方式与政府博弈，客观上的效应几乎是教唆拆迁户自杀。在宜黄事件后，各地陆续出现了一些暴力反拆迁的事例，虽然尚无确切证据证明这些拆迁户是受到了媒体宣传的影响，但多多少少肯定是有的。所以，媒体也应当有适度反思，不能老是一副"永远正确"、纯情无辜的姿态。尤其是，碰到类似事件的时候应当充分了解情况，不要误导公众。当然，面对这样严重的公关危机时，如何应对和处理，也是考验基层政府和干部的智慧的。11月2日发生在黑龙江密山县的自焚事件，实际上政府已经与拆迁户达成协议了，当事人也已经不需要自焚了，治安人员是为了防止当事人发生意外，想让他丢掉打火机，当事人自己不小心把自己烧着了的，完全不能怪当地政府。但在媒体报道的时候，竟然是拆迁户看到政府的工作人员就直接自焚了。而当地政府预料到拆迁户有可能会出现意外情况，去时邀请了各方面的人员参与，不仅带了消防人员，还特意找了媒体一同前往。所以，媒体虽然在事件一发生就开始爆炒，但到当天下午，就开始逐渐有澄清事实的消息出来，所以没有进一步扩大。而宜黄政府则处理失当，未能挽回公众形象，重建公众对他们的信任，最终导致了一个双输局面。 5贺雪峰以详实的乡土调查资料证实，在"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中国农村，农户地权的扩大，就意味着集体权利的缩小，导致的结果就是无法进行有效的协商，所以涉及到集体利益的时候往往就无法达成对所有人都有利的结果。假如说一个村子有100户人家，农田灌溉需要分摊成本，但是有一家人不愿意出钱，这件事情就做不成，最后的结果可能无法灌溉，大家一起减产。这样，等于一个农户一票否决了对其它99家有利的事情。当然，可能会有人认为，如果只有一家人不愿意出钱，为什么其他人家不能替他分担这一点钱？当然可以，但问题是，今年是99家分担一家，明年可能是90家分担10家，以后逐年递增，搭便车的人会越来越多。 拆迁的情况与此类似。即使100家人需要拆迁，如果只有1家反对，拆迁就可能拆不了。如果说钉子户的反拆迁行动成功，其它99家的利益就会遭受损失，这个损失又由谁来赔呢？农户地权较弱而村庄集体的权利较强时，村庄内部可以协调解决，以免大多数人的利益受损。而在近些年来农户地权加强而集体权利越来越弱的情况下，村庄集体对单个农户的干预能力也就越来越弱了，基本上无法改变农户的决定。尤其是在碰到钉子户的时候，多数情况下基层政府都会让村庄集体组织出面协调，但真正演变成暴力反抗或者自杀式反抗的，往往都是村庄组织协调失败的结果。在一个利益共同体里面，赋予个体过大的权利，而集体的权利越来越小，最终使个体利益诉求能够否决集体利益，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但现在中国恰恰就是在朝这个方向发展。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应当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权利分配机制，使各方合理的利益诉求都能尽可能满足。这就要求，最起码的是应当给集体保留一定的干预个体利益诉求的权利，比如说，当单个农户的利益诉求已经危及集体利益的时候，应当给集体保留一些以合理的形式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利，不能完全废除集体，让国家与农户直接博弈。比如说，在拆迁的时候，如果涉及到100户人家，就可以在这100户人家里面进行投票表决，给予每个家庭平等的投票权，让他们自己决定，只要达到一定比例，符合集体利益，就可以强制反对的人搬迁。当然，如果采用这种形式，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单个家庭的利益，表决时不应采取简单多数的形式，而应当以绝对多数的同意为最终决定的先决条件。如果是城市里的发展规划遭遇集体的反对，也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类似的民主表决。这种方式既可以保证城市发展，又能够保证集体的利益，也能够满足拆迁户合理的利益诉求。所以说，拆迁过程中也不是不能采取强制措施，在单个拆迁户的利益诉求超过了合理范围，损害到了集体利益的时候，就应当采取强制措施。当然，这样做需要先打破一个这些年来一直很流行的观念，即个体利益高于一切，集体利益不能成为压制个体利益的理由。在面对类似拆迁这样涉及集体利益的公共事务时，涉及到的人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每个人的利益诉求就不仅关系到个人，也关系到共同体中的其他人的合理利益诉求的实现，应当适用"少数服从多数，个体服从集体"的原则。

但要习惯于服从的臣民变成能够为自己立法的公民，并不能依赖自然的过程。如果被压迫和奴役的人们并不是生活在自然状态中，那么他的自由（freedom）只能通过解放（liberation）得来。

最近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时的“学弟”雷默（Joshua Ramo）来重庆。他现在是基辛格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帮助已经88岁高龄的基辛格博士经营业务。但他在中国更为人知的原因，是他发明了“北京共识”一词。他认为“北京共识”是和“华盛顿共识”不同的发展模式，其三个构成要素是“改革创新”，“注重公平”和“非对称国防战略”。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他是美国唯一获得转播权的NBC电视台的解说兼评论员。  在重庆见到雷默格外亲切。因为芝加哥在美国西部开发中的桥头堡作用，美国媒体常把重庆比喻做“长江上游的芝加哥”。芝加哥市市长刚刚来访重庆。位于重庆解放碑的农蓄产品交易所的生猪远期交易和芝加哥的活牛期货交易，是目前世界上仅有的两个牲畜活体远期市场。在重庆的短短一天半中，雷默拜访了有关市领导和重庆金融界的实干家，参观了“民心佳园”公租房，“三峡博物馆”和刚建成的“中国民主党派陈列馆”。但一度使我略感惊奇的是，重庆令他最感兴趣的是政府干部的“三进三同”，他多次对我表示，下次再来重庆时一定也要参加到农民家中的“同吃，同住，同劳动”。 我说一度“略感惊奇”，是因为我早已了解他和相当多的西方政界学界人士不同：他极为真诚地想了解中国人的所为所想，而不是根据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想当然”，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价值观与我们相同。其实，他的这种态度也不仅仅是对中国的。在他的已被译成中文的新书“不可思忆的世界”第8章中，他详细描述了“黎巴嫩真主党的管理秘诀”：以色列每炸毁黎巴嫩南部一座民宅，真主党就帮助老百姓盖一座新的。正是通过帮助老百姓盖房，修马桶，重建被炸的学校，黎巴嫩真主党和人民水乳交融，能够在以色列的打击下生存发展。我问他，“到真主党人中去不是很危险吗”？他说，多年前在黎巴嫩当记者时认识了值得信任的真主党人朋友。听到他的回答，我对他想参加“三进三同”的热情的惊奇豁然消逝了。我答应他下次带他去重庆合川参加“三进三同”。 提到合川，是因为我上周刚好去合川调研，了解到今年春节刚过后合川干部集中两周时间开展“三进三同”春季行动。他们的做法是：全体区级领导率30个镇街工作队，3531名干部组成387个工作组，同时成立整修农村公路、解决饮水困难、帮助就业、村（居）务公开、医疗卫生免费体检、强化基层组织建设6个专项工作组。曾任中共西藏日喀则市委书记的现任合川区委书记王作安的“三进三同”体会是极为生动的排比句：“真下去，老百姓真欢迎。真下去，真管用。真下去，真受教育”。 为了使雷默更好理解“三进三同”，我在送他去机场的路上试图用1938年死在法西斯狱中的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的理论加以阐释。葛兰西在“狱中笔记”中提出一个重大问题：为什么作为文艺复兴发源地的意大利，在政治发展上却远远落后于英国，法国和西班牙，以致意大利独立民族国家建立很晚（拿波里长期是西班牙殖民地）？他的部分答案是：文艺复兴尽管辉煌，但局限于上层精英，而宗教改革才是深入普通人民的“民族-大众”意志。葛兰西认为意大利共产党应领导一个现代的“宗教改革”运动，而不少西方学者已经发现毛泽东和他的同龄人葛兰西有许多惊人相似的思路：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和葛兰西的意大利南部农民问题论述，毛泽东和葛兰西都重视统一战线而为此受到正统斯大林主义批判，毛泽东和葛兰西都强调令人心服的文化领导权而不是简单的统治权。雷默对毛泽东和葛兰西的理论比较极为兴奋，在飞离重庆的飞机上，他可能会用毛泽东及葛兰西的视角琢磨“三进三同”吧？这只有下次他再来重庆时问他了。

从七月下旬到八月中旬，这一个月间国内影响最大的两件公共安全事件，一件是7月23日甬温铁路动车追尾事件，另一件是8月8日大连PX化工厂在建防波堤溃堤事件。 7月23日晚8时34分许，由北京开往福州的D301次列车在行驶至甬温铁路永嘉站至温州南站之间的一座高架桥上时，与由杭州开往福州的D3115次列车追尾，导致D301次的1－4车厢和D3115次的15、16车厢出轨，其中D301次1－3车厢从高架桥上掉落，4车厢则悬挂桥上。事故共造成4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 尽管铁道部至今还未公布事故的正式调查结论，但是根据事故发生不久后流出的一份调度作业记录（其真实性已得到证实），以及记者在采访时所得到的进一步资料，事故的原因已经基本明晰：当日晚7时许，事故路段的地面信号出现故障（可能是由雷击导致），导致温州南站列控中心的计算机自动拒绝所有车辆进入事故路段。此时，温州南站转入"非常站控"，也就是由人工发布调度命令，代替自动发布调度命令的列控中心计算机。在调度人员的命令下，D3115次以20 km/h的低速进入事故路段。之后，调度人员又命令D301次进入事故路段。由于地面信号在此时又出现了其他故障，导致D301次的自动防护系统始终未接收到要求减速停车的红色信号，该车一直以约170 km/h的高速运行。当D301次司机发现前方的D3115次时，虽然采取紧急制动，但为时已晚，两车相撞，D301次司机也不幸殉职。 由上述事故原因来看，事故路段的信号系统存在严重问题，可能是信号系统本身存在设计缺陷，可能是电务部门平时对信号系统疏于排查，也可能是电务工人在当晚的维修过程中出现了低级失误。据记者调查，在事发之前，电务部门竟然向调度部门瞒报了信号系统的严重问题，因此电务部门要负主要责任。同时，调度部门也存在调度作业违反规程的问题，也要负一定责任。这些失误的叠加，导致原本有列控系统和自动防护系统双重保险的动车，最终发生了如此骇人听闻的特别重大事故。 在上述直接原因背后，自然也可以挖掘一些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今年2月，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免职。刘志军任职期间，大力主张铁路提速，甚至"跨越式"发展高速铁路，因而有了"刘跨越"的别名。铁路提速增加了运力，也降低了内陆地区因人流物流受限而形成的经济发展壁垒；高铁的发展还体现了中国科技的巨大进步，也使中国掌握了一种能够大规模向世界出口的高科技产品。尽管这种跨越式发展不可避免会带来"软件"相对落后（主要是相关技术人员的水平跟不上）的问题，但这种问题是可以在发展中逐渐解决的，所以在刘志军任职期间，中国铁路的进步是实实在在的，并不像"7•23事故"后某些媒体宣扬的那样，是什么"大跃进"。 但是，在刘志军下台之后，铁道部未能对中国铁路继续采取正面发展策略，而是迎合了某些意见（包括一部分民意），对未建的高铁项目束之高阁，对已建的高铁项目甚至一般的动车大搞"降速降价"。这种在根本上推翻之前的工作计划、甚至在人事上搞"清洗"的做法，不能不造成铁路系统人心惶惶，以至于使一些部门为求无过，不惜违反安全规章，甚至瞒报隐患。如果说在刘志军时代，技术问题是影响铁路运营安全性的主要问题，那么在后刘志军时代，原本问题不大的管理也上升为影响铁路安全性的主要问题之一了。像"7•23"事故，与其说是技术事故，还不如说是管理事故。 "7•23事故"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它导致了国际上对中国高铁技术先进性的怀疑，也导致了国内民众对高铁和动车安全性的怀疑。对于一般人而言，技术的安全性实际上是一种心理感受，既取决于这种技术本身的客观安全性，又取决于人们对技术安全性的主观期望，而客观安全性又取决于对不可抗风险的控制能力。对于动车而言，"7•23事故"恰恰暴露了铁路部门对信号系统故障这样的不可抗风险并没有足够的控制能力，由此导致的较低的客观安全性，连一般民众并不过分的主观期望（不要死人，尽量不要晚点）都不能满足。这种控制能力的缺乏应主要归咎于铁路部门高层因政策的不连续性而导致的管理混乱，相比之下，动车本身的技术并无太大问题，不是低客观安全性的源头。 至于大连PX化工厂溃堤事件，情况则很不相同。 8月7日，原本预计在华东沿海地区登陆的2011年第9号台风"梅花"，在中国东部近海海域向北转向后，开始影响大连。受其影响，8日凌晨，大连海岸风力达到8级。大风掀起的巨浪，导致位于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由福佳大化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建设的70万吨PX工程（通常简称大连PX，PX是对-二甲苯的英文缩写）的在建防波堤决口，引发海水倒灌，危及距防波堤不远的化工储罐的安全。虽然经抢险人员奋力抢救，并没有造成任何化工原料泄漏，但这一事件引发了一部分大连市民强烈的不安全感和对政府的质疑，并最终在8月14日酿成了数千人上街游行冲击市政府的群体性事件。 在这一安全事故中，自然也存在明显的"人祸"因素。虽然福佳大化的防波堤工程是经过相关部门（包括大连市环保局）审批通过的合法工程，但由于环评有缺陷，其中并未将溃坝风险考虑进去。尽管这一缺陷似乎也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在历史上，辽宁省是较少受到台风影响的省份，在1949年以后，像"梅花"这样严重的台风威胁只有两次，分别发生在1985年和1997年--但终归是个重大疏忽。此外，无论是防波堤工程，还是70万吨PX工程本身，都存在"未批（指环保部门的批准）先建"，以及信息不透明问题。至于事发后该化工厂员工以暴力阻挠记者的正常采访，更体现了福佳大化落后的企业管理作风和危机公关意识。 然而，和动车事故不同的是，在大连PX化工厂溃堤事件中，虽然其客观安全性也不算太高，但是某些大连市民的主观期望却高到了不可接受的程度。巨大的落差，导致这起事故的后果虽然很轻微（未有人员伤亡、未有重大经济损失、未发生环境污染），却丝毫不能平息这些大连市民心中强烈的恐慌感。 为什么这些人会对大连PX的安全性有这么高的主观期望？第一个原因，在于对PX化工厂的性质和重要性缺乏理性认识。事实上，在各类化工厂里面，PX化工厂是相对来说较为安全的一种。以其产品的毒性为例，在副产品里只有苯具有较高毒性和致癌性，作为主要产品的PX本身则只具有低毒性，其致癌性和致畸性均无明确证据（但在网上的谣言中，PX却被说成是"高毒高危"）。此外，PX的沸点相对较高，挥发性相对较低，发生泄漏事故后虽然极易失火，却不太可能爆炸，所谓"PX储藏罐爆炸将毁掉整个大连城"是不折不扣的危言耸听。然而，对于那些脑子中已经形成"化工厂＝毒药库"定式的市民来说，他们是不容易相信这些化工常识的。 从重要性来说，PX化工厂是中国目前亟需的产业。PX的主要用途是生产聚酯，聚酯是十分重要的工业原料，可以生产涤纶（俗名"的确良"）纤维，是化纤中产量最大的品种，还可以制造聚酯瓶（为目前市场上主要的瓶装饮料用瓶）和聚酯薄膜等。中国目前每年都要从国外进口PX以填补需求缺口，将PX项目引入中国，既可以降低价格，又可以完善石化产业链。而在大连设立的PX化工厂，更是担负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任。然而对于眼光狭隘的小市民来说，他们能够意识到涤纶衣物和聚酯饮料瓶的重要性，却意识不到作为其原料的PX的重要性，能够意识到个人舒适生活的重要性，却意识不到化工企业贡献的税值对城乡建设、对低收入群体福利的重要性。 某些大连市民主观期望极高的第二个原因，在于他们把自己的理想生活质量拔高到了现实不可能满足的地步。在他们看来，大连是且只能是一座滨海的花园城市、旅游城市、宜居城市，他们的理想城市生活中因而也只允许有蓝天碧波、青山绿树，再来几名女骑警在街头点缀一下。然而在长期以来的城市功能定位中，大连从来就不是一座单纯的旅游胜地，它同时还是重要的工业基地。长期以来政府的偏颇宣传，使一部分市民无法容忍在自己的身边竟然有什么化工厂，更无法容忍这化工厂出一点点事故，这就造成了他们要求的权利过分膨胀，结果使大连市政府成了亨廷顿等人所谓的"超载政府"，因无法满足市民的过分权利要求，而不得不自作自受。 在大连PX等化工厂不高的客观安全性和某些大连市民极高的主观期望的张力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年多以来这些大连市民恐慌感发展的历程。 2010年7月16日，一艘外籍油轮在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大连新港卸油时，引发输油管道爆炸和一个储油罐起火，并导致部分原油泄漏入海。正是这起和PX项目并无关系严重的安全事故，开始引发大连市民对大连新港附近的化工厂的恐慌。后来在这一工业园区，又先后发生了几次小事故，比如2010年10月24日，在拆卸"7•16事故"中起火的储油罐时，该储油罐再次起火；同年12月，大连新港一家宾馆失火，3人遇难；2011年7月16日，恰在"7•16事故"一周年之际，中石油大连石化分公司厂区失火。这些小事故的发生都是偶然的、可控的，但对于不懂工业安全技术的普通市民来说，他们会倾向于把这一切都视为必然，视为越来越大的隐患。 巧合的是，2011年6月4日，在渤海又发生了油气田泄漏事件，此次事故直到7月5日才向公众公布，引发了很多人对信息不透明的质疑。尽管这一事故和大连石化企业无关，但因为发生在大连周边海域，也被某些大连市民暗记在心。这样到了8月8日再发生溃堤事故时，这些大连市民的情绪便来了个总爆发，把对石化企业的不满，全都发泄在大连PX项目之上。 这时候，2007年6月1日发生在厦门的反PX游行便成了他们学习的榜样。那次游行的目的是要求迁走与厦门主城一水之隔的海沧区70万吨PX项目，最终，这一目的得到成功实现，厦门PX被迫迁建福建漳浦古雷半岛。受此鼓励，游行的大连市民也把"PX滚出大连"作为他们不可妥协的诉求。为了能够借上厦门游行的力，还有人编造"大连PX是从厦门迁来的"的谣言（事实上二者毫无关系，大连PX的建设方福佳大化是本地企业，而厦门PX的建设方是台湾企业），企图把大连反PX游行作为厦门反PX游行的不可分割的后续运动。而最令人不解的是，为了安抚这部分民意，大连市政府竟然在缺乏可行性论证的情况下，就草率地公开宣布会把PX项目搬离大连。这种对非理性民意的过分屈从，是近年来政府工作中日益严重的一种不良作风，不能不令人忧虑。 其实，世界的本质就是不安全的。生存在本质不安全的世界中，我们只能是尽量追求风险可控，并对这种控制风险的能力有理性认知。在风险控制上不失误，在主观期望上不失调，我们才能得到真正安全的感觉。风险控制上的失误让动车不安全，主观期望上的失调让PX不安全，这两件公共安全事故提醒我们，在安全感的缺席问题上，政府和民众都有各自不可推卸的责任。

沈尹默在其《书法漫谈》一书中说，陈独秀评他“字则其俗在骨”，初听十分刺耳，后来还是很感激他。实际上，沈尹默这话只是说说而已，他不但不感激陈独秀，而且暗记于心，以伺报复。其后，沈尹默伙同夷初（马叙伦）暗中“捣鬼”（胡适语），在蔡元培以及具体管理北京大学人事的汤尔和面前大讲陈独秀的坏话，唆使蔡、汤除去陈独秀。果然，1919年3月26日夜开会解除陈独秀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一职。在此之前，陈独秀已感不得志，郁郁不欢。后来，胡适主持北京大学，翻阅汤尔和送来1917年至1919年的材料，看到1919年3月26日夜开会免除陈独秀文科学长之事，仍怪罪汤尔和，附记云：“此夜之会，虽有尹默、夷初在后面捣鬼，然孑民先生（按即蔡元培）最敬重先生，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

1935年11月13日，女刺客施剑翘于天津居士林佛堂枪杀原直系军阀首领孙传芳。

《文化纵横》 2012.2 目录

[摘要]近三十年来的抗日战争史研究，在注重定性的基础上，日渐重视量化，其中，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中国两个战场抗战的战绩；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作的贡献；中国抗战的人口与财产损失(包括侵华日军暴行以及战争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延误等)。量化研究在抗日战争史中的广泛运用，使一些传统观点受到挑战，也使很多问题的研究得到了深化，这较之既往口号式的宣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不过也要注意到，由于研究者立场不同，处理史料的方法有异，此外，或多或少由于受民族集体记忆的影响，量化中也存在着一些计量方法上的不当或随意性问题。[作者简介]袁成毅，杭州师范大学教授。[原文出处]《抗日战争研究》(京)，2010．1．101-110计量史学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社会科学的影响下形成的一种史学研究方法。学术界对于计量史学的概念、内涵虽然有不同的阐释和实际运用，但通常情况下，我们还是可以简单地将其概括为对一系列可以量度的现象进行的历史研究。【1】80年代以后，此方法受到中国学术界的广泛重视，除了依照计量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开展的研究外，受计量史学的影响，各种研究中的量化也极为普遍。以抗日战争史研究为例，量化研究除了在传统的战时经济、财政、金融等领域广为运用外，在我们以往习惯"定性"的其他方面也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运用，对抗日战争史学科的健康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以抗日战争为对象的学术研究，早在抗战结束时就已经开始。【3】早期的研究多注重"定性"，在抗日战争史的著述中，通常多用一些较为模糊的诸如"起了决定作用"、"占据主导地位"、"中流砥柱"、"不可估量"、"无以计数"等语汇。其实这些概念或多或少还是隐含着量化或统计的内涵，只不过由于史学工作者出于具体考证的困难或者缺乏量化的观念，使本来可以进行定量判断的概念变成了缺乏定量依据的简单定性。事实上，作为一场举全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战争，从大小规模的战役、战争的投入到战争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等等其实都是可以也是应当量化的。可喜的是，近三十年来的抗日战争史研究中，量化现象随处可见，其中在三个领域最为明显：第一，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抗敌的不同战绩和贡献；第二，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作出的贡献；第三，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的损失以及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延误。【4】 一、两个战场战绩的量化 近三十多年来的抗日战争史研究是一个逐步回归理性的过程，即一方面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中流砥柱"这一观点，同时也肯定了国民党广大爱国官兵以及全国各抗日阶层的作用，这种理性回归的过程，基本上是通过量化得以实现的。早期的抗日战争史被纳人中共党史的叙事框架，在讲到抗战的贡献时，虽然也有一些量化的表述，但仅仅关注到抗战时期中共的发展和抗日战绩，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出版的一些著作多作这样的表述："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扩大，建起了从东北到海南岛的十九个解放区，拥有人口一亿二千余万，人民解放军发展到一百二十万。为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准备了条件。"【5】"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坚持人民战争路线的结果......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我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抗击了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对敌大小战斗十二万五千一百余次，毙伤日伪军一百零一万余名，俘获日伪军五十一万九千余名，投诚反正日伪军十八万四千名，总共日伪军损失兵力一百七十一万四千余名。"。在这些表述中，我们只看到了中国抗战的一个战场，看不到抗日战争存在两个战场的客观事实。差不多也正是从80年代初开始，学术界在重复上述观点的同时，开始通过量化来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正面评价，如王振德认为，由于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国民党始终留在了统一战线内，22次会战，主要战斗1117次，抗击了侵华日军的50％以上。【7】这一时期，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不断缓和，战后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印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战争时期》、蒋纬国所著《抗日御侮》、吴相湘所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以及国民党军政要人何应钦、白崇禧等军事报告中所列的国民党军方统计资料，也被学术界广为引用。对于1938年武汉失守以前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肯定成了学界的共识。此后。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也有学者通过量化分析，对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江于夫认为，从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期间，国民党正面战场组织了南昌会战等9次大规模战役，占国民党22次会战的41％，甚至还有过一些攻势作战，难能可贵，这一时期国民党还有大的战斗496次，占整个抗战时期战斗的44％，共伤亡137．6万人，占整个抗战时期伤亡人数的43％。【8】作者通过这些数据得出了国民党在相持阶段仍积极抗日的结论。在对正面战场战绩给予肯定的基础上，也有学者看到了这种量化所带来的问题。魏宏运认为："两个战场抗敌的比例，经常有些变化。数字的计算，因学者们各自的方法不同，自然略有不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敌后游击战争已奠定了基础，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样讲，是不过分的。如果没有游击战争牵制，吸引日军的大量兵力，中国的大西南和西北，就会遭受敌骑的践踏，就有沦陷的危险，那么日本就可能宣布，它征服了中国。"【9】张廷贵则具体分析了两个战场的歼敌总数，认为日本在侵华八年中(不包括东北)，死伤官兵133万余人，中共领导的抗日军民歼灭日军52万多人。占40％；歼灭伪军118万，几乎百分之百。国民党军队歼灭曰军80万，占60％，基本上没有伪军。从歼灭曰军的绝对数字看，国民党多于我军，但按军队人数比例计算，中共军队数量少(抗战开始为五六万人，抗战胜利时为94万人)，国民党军队数量多(抗战开始时陆军170多万人，抗战结束时为440万人)，中共军队歼灭日伪数则多于国民党的两倍。他认为这些数据进一步显示了敌后战场在全国抗战中的伟大作用和地位。【10】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战场虽然存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之分，但它毕竟是一场全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战争，因此也有些著作更关注将两个战场的战绩加以综合。在军事科学院所编《中国抗日战争史》中，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45年9月日本投降签字，历时14年之久。特别是在1937年七七全国开始的3000个浴血奋战的日日夜夜中，中国军队进行重要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歼灭日军150余万人，歼灭伪军118万人"。【11】将两个战场的战绩加以综合，有助于强化"全民族抗战"这一概念。中国官方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时候，就明确作出如下的定性表述："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12】由此可见，关于两个战场的战绩问题，从最早的只计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的抗日战绩，到兼计正面战场的战绩，进而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的战绩形成一个中国抗战的整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二、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作贡献的量化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我们过多地强调了苏联对击败日本的作用，如毛泽东在1945年8月13日发表的《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大势已经定了。日本投降的决定因素是苏联参战。百万红军进入中国东北，这个力量是不可抗拒的。"【13】此外也有"苏联红军不进入东北，日本就不投降"的说法。毛泽东的上述看法在早期的抗战史研究中也得到了响应，如李新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中认为："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苏联的出兵，使日本丧失负隅顽抗的可能，日本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14】还有一种情况是过多地强调美国对击败日本的贡献，这在日本比较普遍。早在日本刚战败的1945年l2月，美国国务院调查分析局对住在北京的385名日本人实施的调查中，87％的人认为没有美国的援助中国不会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15】从战后日本学界对于战争的时期划分来看，一个很普遍的观点是把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1941年11月称作"中国事变"，把1941年到1945年称太平洋战争，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历史时期划分问题，实际上是突出了美国在战争中的主导作用，这既是美国占领时期对日本所进行的太平洋战争史观影响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日本对中国抗战作用的轻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不断有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贡献进行了量化研究，发表了众多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多被官方所采信。【16】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之际，官方的表述是："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的持久抗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抗击和牵制了日本陆军总兵力的2／3，迫使日军放弃北上计划，削弱了日军南进的实力，支援了太平洋战场美英盟军的作战。中国人民在与日本法西斯进行的殊死搏斗中，共歼灭日军150余万，约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伤人数的70％，对其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7】不过也有学者对中国抗战的贡献提出了频有挑战性的观点。2004年，互联网上有托名张忠义的作者发表了《八年抗战中国并未取胜》的文章，引发了极大的争论。【18】该文认为八年抗战中国虽然对战胜日本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美国才是战胜日本的主力，其主要理由是：第一，日军在中国损失133万是个累计数，包含了死亡和受伤两个数据，我们是用日军在中国的死亡数和累计受伤数去和日军绝对损失总数对比，才得出70％这一比例。二战中日军总计战死和残废伤员195万人【19】，其中在中国八年战死40万人，中国八年抗战击毙日军数只占13军二战死亡总数的22％。而约有120万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被美军击毙，占二战时日军死亡总数的64％。第二，中国战场始终抗击和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的说法站不住脚，原因在于它一方面是只看战争前期情况而不提整个战争全局，另一方面混淆了中国战场抗击的日军和在中国的日军这两个概念。日本陆军二战时期的四大战略集团分别为日本本土的"国内军"(含驻台湾、朝鲜的日军)、太平洋战场的"南方军"、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和关内的"中国派遣军"。在中国的两支日军中，八年抗战中国战场所对付的实际只是"中国派遣军"。因此，我方所称敌后游击队抗击侵华日军的觔％，只是计算了日军中的"中国派遣军"力量。此外从日本投降时的兵力分布情况来看，投降时日军总数720万，其中"中国派遣军"105万，所占比例不到15％；关东军向苏军投降68万，占9％；在太平洋战场向以美军为首的盟军投降的南方军和"国内军"合计约550万，占76％。上述观点虽有偏颇之处，但它提醒了我们量化的科学性问题，值得重视。除了上述争论，学术界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十四年的说法，其实也是旨在说明中国抗战的艰难与巨大贡献。当然，研究时段的向前延伸产生的另一个重要结果是，过去我们在中共党史的框架中，将1931-1937年的历史纳入"国内革命战争"中加以叙述，虽然也会提到这一时间段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的一面，但其重心是强调了国共之间的内战，随着抗日战争时段的向前延伸，我们很自然地就将1931年以来国共从内战走向合作纳入了抗日战争的研究视野。 三、中国抗战损失的量化 在各种关于抗日战争研究的量化中，中国抗战损失最受关注，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中国抗战的人口伤亡与日军的各种暴行；第二，中国抗战的财产损失以及日本侵华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延误。 (一)关于中国抗战人口伤亡与日军各类暴行的量化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就开展了有关抗战损失的调查和统计，战后的1947年5月，行政院赔偿委员会在国民参政会上所作的工作报告正式列举了中国在抗战中的各项损失，这是国民政府对中国在抗战时期所蒙受的损失以官方名义发表的唯一一次统计数据。根据该报告，中国军民人口伤亡总数为1278万人。【20】学界普遍认为国民政府公布的上述统计结果不够全面，因此，关于中国军民伤亡人数的问题一直存在众多的说法。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各种数字多数并不是建立在严格的统计和调查基础之上，只能看作是一般性的估计。在中国大陆学者中，军事科学院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认为中国军民在战争中的伤亡数为2000万人。【21】刘大年则认为中国军民的死亡数为2000余万人。【22】胡绳认为在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共计2100万人以上。【2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其编著的《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认为八年间关内军队和平民的伤亡(包括被敌人抓走和下落不明者在内＼达2100万人。【24】王桧林认为中国军队伤亡为380万人，民众伤亡1800余万人(包括被敌人抓走和下落不明者)，共达2100万人。【25】何理认为中国军队伤亡330万人，人民伤亡1800万人，共计2130万人。【26】罗焕章认为中国军队伤亡380万人，中国人民死伤1800万人，共计2180万人。【27】李新认为中国军队伤亡400万人，人民伤亡1800万人以上，共计2200万人。【28】刘庭华在《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中提供的数据是：国民政府军伤亡320万人，中共武装部队中伤亡58万人，民众伤亡1874万人，共计损失人口2250余万人。【29】台湾学者关于中国战争伤亡数目多引用何应钦的说法，即从1937年到1945年中国军人伤亡(陆、空军)320余万人，人民直接、间接死伤者2000万以上。【30】上述关于中国军民伤亡总数的说法虽有不同，但基本上是处于2000万到2200万的区间。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军事科学院部分学者对日本侵华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人数作出了新的估计，其结论是"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伤亡380余万人，中国人民牺牲2000余万人，中国军民伤亡总数达3500万人以上"。【31】在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和6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此说法被广为采纳和引用。【32】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未见到该项数据的完整研究成果，因此不少海内外学者颇为困惑，台湾学者迟景德认为："本人绝非要否定这些统计数字，但以两岸相隔阂，事有不通，诚不知其统计数字是如何产生的?是经过重新普查?抑或是根据资料透过研究作合理的推估?"【33】正因为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的说法也并不是实证的研究结果，因此对于中国军民的伤亡数继续成为90年代后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一个热点。【34】袁成毅以战后国民政府的统计为基础，再增加了中共解放区的损失数据，另外将所能掌握到的一些其他伤亡数据作了相加，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战时最低限度的伤亡人数为2228万余人。【35】米红利用80年代以后所获得一些回顾性调查资料及被海内外所公认的1935年人口统计资料，用人口学方法估计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陆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3000万。【36】卞修跃在其博士论文及相关的成果中对中国战时的损失也进行了新的考察。其研究的基本方法是据各省战后调查统计结果，初步开列出各省区的直接人口损失数，对没有寻到战后调查统计结果的部分省市区，则根据地理相连、战情相类的原则，各选具体的参照省区为基数，以统一方法估算，分别求出这些省区抗战人口损失的估算数字。此外对劳工、东北地区、伪军及兵役壮丁等方面的战时人口损失也都进行了分别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战时人口包括死亡、受伤、失踪等在内的各项损失数最低限度为4500万人，估计中国战时的人口损失可能超过5000万人。【37】透过上述各种估计，我们可以看到，关于中国抗战伤亡人口总数有一个从2000多万到5000多万的区间，由此可见要得出一个中国抗战人口伤亡的结论的确是极其困难的，要推进此项工作，一方面有赖进行全面细致的史料整理和调研【38】，另一方面对13军暴行和中国军民伤亡作分类的量化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抗战期间，侵华日军在中国各地对平民的施暴形式五花八门【39】，其中，广受关注的有日军对中国平民的集体大屠杀、细菌战与化学战、掳掠劳工、性暴力(包括慰安妇)等。【40】差不多每一种暴行都涉及到了量化问题。在侵华日军对平民的暴行中，南京大屠杀遇难30万的说法最有争议。此数字主要来源于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的调查，根据后者的判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不低于34万。1946年2月17日上海《大公报》就以《南京大屠杀案首期调查工作结束，惨死同胞约三十万》为标题作了报道。但战后60年来，围绕大屠杀30万的说法，学界一直进行着非常激烈的争论，中国学者多数坚持这一说法，如孙宅巍经过考证，认为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中，经慈善机构共收埋尸体18．5万余具，市民私人自动组织掩埋同胞尸体3．6万余具，伪政权出面雇工收尸7400余具，日军动用部队掩埋和处理尸体15万具。以上述数字再扣除收埋统计中可能交叉的数字，以及约1万名在战场阵亡的军人数，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的确有30万人以上。【41】日本学者对于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有着相当悬殊的看法，多数并不认同30万这一说法。杨大庆分析了中日双方在此问题上分歧的根本原因，认为"对争论的主体来说，有益于反击争论对手。对一部分日本人来说，30万人这个数字是典型的中国式夸张，中国人制造的神话，是一种宣传，是东京审判史观的象征。可是对于另一方压倒性多数中国人来说，30万人这个数字是战后军事法庭下达的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正义的历史判决。一部分日本人曾试图全盘否定战后联合国军方面进行的军事审判。为表示反对，中国再次确认了守护这个刻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上的数字的意义"。【42】有关日军细菌战所致中国军民的伤亡，其统计数据大多来源于实地调查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估计。最近十多年里，有不少学者以及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辩护团对浙江、湖南、江西、云南等地进行了实地考察，获得了很多新资料，刘庭华根据各地调查材料，得出的结论是：日军在中国20个省区使用过细菌武器，染疫、死亡人数约120万人。【43】尹集钧也是根据各地的调查结果，认为迄今为止可以统计出的中国受细菌战之害死亡的人数超过7万人，预计会达到200万人。【44】对于日军实施毒气战、化学战所致中国军民的伤亡数，也有学者作了初步估计。步平认为在战争期间，日本至少生产了700万枚以上的化学武器；在中国战场实施化学战超过2000次，造成近10万人的直接伤亡；战后遗留化学武器又伤害了2000---3000人，并且这种伤害还在继续。【45】关于日军掠夺、役使和迫害劳工的问题，陈景彦主要考察了被掳掠到日本的劳工情况，认为被掳掠到日本的中国劳工应为38．9万人，而从收容所出发即在"契约数"以内的劳工则在4．1叫．2万名之间。除乘船途中和登陆后至日本企业之前死亡812人外，在日本企业中死亡5999人，再加上送还时死亡19人，总计死亡6830人。【46】居之芬考察了从1935年至1945年8月日方强征、役使中国劳工总数，认为在此期间日方强征中国劳工总数约1500余万人(包括在东北使用1000余万人，在华北使用约360万人，在华中、华南输出使用150万人，在蒙疆使用40万人，在日本使用近4万人，朝鲜使用近0．2万人等)。【47】吴天威认为，日本从1931年至1945年的14年，在东北和华北为修筑众多的军事工程和办厂开矿大量奴役中国劳工，其总数达到3700万人，在这些军事工程和厂矿中，中国劳工惨遭虐待，被迫害致死者近千万人。【48】慰安妇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后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中国学者涉足该领域较早的是苏智良，他经过多年的调查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中国是日本法西斯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实施地，是日军设立慰安所最多的占领地，中国慰安妇人数最多，遭遇最惨，日军每侵入一地，便掳掠大量当地女子同行，中国被日军掳掠充当慰安妇的人数总计在20万以上。【49】侵华日军的暴行当然远不止如上所述的几种类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对侵华日军在华各种暴行作分类的量化研究，是中国抗战人口伤亡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抗战军民伤亡的具体情形。 (二)日本侵华战争所致中国财产损失以及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延误 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界对中国抗战财产损失的总数多采用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在战后初期所形成的几种数据：第一、350亿美元说【50】；第二、584亿美元说【51】；第三、559亿美元说【52】；第四、620亿美元说。【53】这些不同的说法在各种有关中国抗日战争的财产损失研究中往往因作者研究视角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转述或不同的发挥。上世纪80年代以后，大陆学者对中国抗战财产损失有了一些新的估算，其中关于直接财产损失的说法基本上还是立足于战后初期国民政府的调查与统计结果，而对于中国抗战的间接损失数则与国民政府战后的调查与统计结果产生了较大的差异。如1985年军事科学院发表的数字中就认为，抗日战争中，中国的财产损失与战争消耗折合1000多亿美元(财产损失600亿美元，战争消耗400亿美元)。【54】1991年国务院发表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提出八年抗战中，中国直接经济损失达62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55】目前影响最广的一种说法来自于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该书所列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财产损失情况是：中国财产损失600亿美元(按1937年美元计算)，战争消耗4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56】此说在学界内外被广为引用，同时也被官方所接受。【57】由于上述数据同样也没有相关调研成果的公开发表，因此也常引起学术界的争议，不过由于财产损失涉及到很多计量方面的困难，很少有学者就全国性的财产损失加以系统的量化研究。【58】与中国抗战财产损失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产生的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起步于19世纪60年代由清政府主导下的洋务运动，在此后的岁月里，中国虽然经历的内战和外战不断，但无论是内战还是外战，在持续的时间、波及的范围和战争的规模上没有哪次战争可与1937年至1945年这八年的抗日战争相比。90年代早期，台湾的郑竹园基于对战前中国各项经济指标的分析，并参照国外学者有关中国战前GDP的发展速度，概括了中国抗战损失对中国现代工业化进程所造成的影响："1937至194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空前浩劫。不仅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了惨重的牺牲与破坏，更重要的是把自1912年以后逐步开展的现代化与工业化运动腰斩，使中国工业化进程，最少推迟了半个世纪。"【59】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罗荣渠在其《现代化新论》中也指出：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宏观视野看，这场空前绝后的侵华战争"把近三十年来的中国逐步推进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完全打断"，"日本的侵略至少使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延误了二十年时间"。【60】上述两种观点是基于对战前中国现代化发展情况和战争的破坏情况而得出的结论，其实都只是一个概数，它所说明的问题是，没有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肯定会有大的进步。 四、量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展望 纵观过去三十年来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量化使定性研究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撑，对抗战史学科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过也要看到，在量化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不少值得注意和有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史料的选择和处理问题。量化本身并不能排除主观任意性的可能。任何计量的方法，都是运用计量工具的研究者在起着支配作用，研究者总是习惯于按照自己事先设定的某种假设去收集和选择数据，而抗日战争时期虽然有大量的史料留存下来，但由于处于战争环境，很多史料是需要认真分析的。比如战绩的问题，交战的各方在当时出于宣传和鼓舞自己队伍士气的需要，总是尽可能地夸大自己的战绩，很多数据其实并不准确，如果我们把战争期间国共双方战报中所列的战绩加在一起，会得出非常惊人的日军伤亡数，与日军的实际伤亡会存在很大的距离，当然日军的战报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因此，选取史料必须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对新近调查所获的口述资料也同样有一个处理问题。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不少非专业人士在各地搞了大量的调查，如在浙江、江西、湖南、云南等地均有因对日诉讼而进行的关于日军实施细菌战的口述访谈，这些材料一方面的确极大地拓展了史料的范围，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细致的考订，据此作出的死亡数的估计就往往难以令人信服。如据《侵华日军滇西暴行与滇西抗日战争纪实》所载，1942年5月4，日机对保山县城进行轰炸，死亡1万多人，因日军投放霍乱菌，城乡有6万多人死亡。【61】事实上，滇西系山区，人口的聚集密度并不高，细菌战死亡率如此之多是令人生疑的。其次，量化的研究必须将计量的对象尽可能做到概念清晰。比如，我们往往是将"敌"和"伪"、"伤"和"亡"并提，实际上这些概念是有严格界定的，如果模糊地用"敌伪"和"伤亡"就缺乏了科学性。又比如在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的研究中，也存在着对于"南京城区与南京周边"、"平民"等一系列概念的界定。至于整个抗战时期中国的伤亡人口和财产损失有待厘清的概念就更多了，如人口伤亡是否应当包括由于战争的特殊环境所导致的民众因疾病、饥饿等因素的死亡，财产的间接损失到底如何计量等等，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加以探讨的问题。再次，要防止出现"数字教条"。我们承认量化的方法是史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的方法，有助于说明一些问题，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处理好定性和定量的关系，没有计量的分析为基础，有时候定性的判断就缺乏依据；但是也只有通过定性的分析，量化的研究才会更有意义。最后，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量化，也要尽可能防止一些情绪化的宣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非常沉重的集体记忆，但在科学研究中，我们要尽可能少受情绪的支配，当下中国各类抗日战争损失数似有不断增加或扩大的趋势，这不符合科学的原则，诚如孙宅巍针对南京大屠杀所谈到的看法，即不要陷入研究的三个误区，那就是永远不变的数字，更加精确的数字和更多的数字。"只要承认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进行了疯狂的屠杀这个历史事实，就可以对南京的中国死者数量这样的敏感问题进行讨论"。【62】实际上其他的量化也是一个道理，科学性不强的量化只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它也常常会被日本一些右翼学者拿来作为中国实施"反日教育"或"仇日教育"的口实。【63】 

配给医保意味着对哪种治疗由国库买单做出限定，让我们掏出腰包的动辄数十亿美元花得不冤枉。如果我们采取配给制，就不必给制药公司的专利药品开口头支票，也不必医生推荐什么治疗措施都照单全收。美国的医保改革辩论应该从下述前提开始：某种形式的医保配给无法避免，也很必要。然后，我们就可以问：最佳配给方式是什么？

本文要探讨的是1911－17年期间中国政治精英对于英、美、法、德四个欧美模式的模仿，并试图解释这种模仿为何最终遭到失败。

我们生活在一个以组合创新的时代。十九世纪，轮子、滑轮、皮带和齿轮等标准化生产的机械部件被不断组合和重新组合，形成新的产品。二十世纪，这些构件是内燃机、电力、电子元件和微电子芯片。时至今日，用来创新的构件已经变成了软件，如为大多数网站提供基本构件的LAMP（Linux操作系统、Apache网络服务器、MySQL数据库和Python编程语言。一旦应用软件被开发出来，亚马逊、谷歌、微软和其他公司提供的云计算模式就会将数据中心的固定成本转变为提供数据服务的可变成本，从而降低门槛，加快创新步伐。 就像十九世纪的机械产品创新给我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变化一样，二十一世纪早期仍在不断发展的计算和通讯技术创新对世界经济与文化会有深远的影响。例如，现在，即使是最小的公司也能购置15年前只有大公司才能拥有的通讯和计算基础架构。如果说二十世纪晚期是跨国公司的时代，那么二十一世纪早期便属于微跨国公司--全球化运作的小公司。 如今硅谷的很多公司，充分利用了网上的各种免费资源，如电子邮件、聊天工具、社交网络、维基百科、互联网协议语音技术和云计算，来为自己提供通讯和计算方面的基础架构。它们利用世界各地不同的知识、技能和薪资水平来取得比较优势。他们能够利用标准的构件展开全球协作，开发软件、应用程序和网络服务。创新通常是由国际贸易驱动的，而现在知识和技能的交易比任何时候都容易。 微跨国公司多半籍籍无名，其中大部分要么倒闭，要么被大公司所吞并，但也有一些，比如Skype公司（爱沙尼亚）和流行手机游戏"愤怒的小鸟"的开发者Rovio公司（芬兰），已经家喻户晓。这些公司使用的软件构件，也来自世界各地：Linux始于芬兰，Apache源自美国，MySQL诞生在瑞典，Python则是荷兰的贡献。 使虚拟世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技术进展，正在以同样的方式改变物理世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制作便宜的机器人元件成为可能，这意味着使用机器人技术来提供服务将会变得更加便宜。只需要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自动行驶的汽车就将进入中产阶级家庭，从而给交通运输和居住形态带来一场革命。此外，廉价机器人技术对医学也会产生巨大影响。许多常规操作可以由机器人完成，从而缩小创口，减少误差。这项创新所面临的技术挑战并不是问题，真正的障碍来自于文化、法律和监管等方面。 坏消息是，科学技术赋予我们的巨大力量，也可以被用于邪恶的目的。恐怖主义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催生微跨国公司和机器人技术的信息技术进展，将来仍会是一个隐患，甚至越来越大。即使没有明显的威胁，我们日常倚仗的系统极为复杂，有一天或许会崩溃，从而带来不便，甚至是灾难。 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还将持续下去。在过去的三百年间，科学技术极大地改善了发达经济体的人们的生活质量。现在，轮到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了。（南渝霜华 编译）

我刚从印度回来。在印度期间，我站在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发表演讲的讲台上给国会议员们讲课。这个国家最近丑闻缠身，手机行业一个涉及部长级官员的巨大骗局，让一个政客敛财高达数十亿美元。

但一些议员们也惊讶地发现，原来奥巴马向他们发表演讲时使用了一台"隐形"提词机（"invisible" teleprompter）。这让听众误以为他是即席演讲的，这在印度可是一项备受推崇的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