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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作物大面积栽培导致作物品种和栽培模式甚至景观格局短期内迅速单一化, 遗传基因同质化 (含有抗性基因), 进而导致品种生物多样性减少、耕作模式单一等, 削弱人类应对自然挑战和环境问题 的能力和潜力。

德国记者吕布克与斯蒂格利茨的对话,译自《未来源自危机》(德国黎曼出版社2009年版,中文版即将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一书。围绕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气候危机的原因和未来趋势展开,严厉批评美国政府和华尔街的不负责任,批判了新自由主义

日前，英国《卫报》称将缩减印刷版业务；美国《新闻周刊》宣布2013年起停止出版印刷版、推出数字版。这再次引发了"传统纸质媒体会否消亡"的争议。

研读《植物名词中英对照表》这部严复当年批改的原稿本，一方面可以部分地见证严复多方面的知识兴趣和学问水准，其敢于断制的性格和注重多采用中国固有古雅文词的偏向，还有他对待此事较为负责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具体地看到了中西名词编订工作的难度、具体过程和审校特征，

谷歌交给美国政府的数据是维基泄密志愿者Jacob Appelbaum的Gmail数据，包括IP地址和联系人列表。目前Google尚未对此事作出更多的解释。美国政府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同时要求Google和Sonic两家公司交出这个志愿者的相关邮件信息。

最近，“纽约时报”报道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公司(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以下称TVA)将对其下六个核反应堆进行详尽的安全检测。这固然是世界各国在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后的一致反应，但也可能与美国通用电 力公司同时是日本福岛核反应堆和美国田纳西河流域核反应堆的主要设备供应商有关。但两者有一个关键的制度差别：东京电力株式会社是私有，而美国田纳西河流 域管理公司是国有。 日本自由作家加藤嘉一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东京电力应该国有化”的文章，认为“如果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中国，我相信，中国必然立即成立以温家宝或 其他官员负责的“指挥部”，以举国体制投入抢险救灾…其实，东电当然也是想救灾的，不过它的利益毕竟首先是股东的利益，必然带有“最好别让外界知道问题” 的侥幸心理，这就极大的影响和耽误了这场特殊事故的救灾进度”。 有趣的是，加藤嘉一尽管力主东京电力国有化，但他没有联系到美国国有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公司。也许他是日本的“80后”，对美国波澜壮阔的罗斯福新政历史 了解不多。但我们中国对TVA的通常翻译是“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而不是“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公司”，这反映出我们国内对TVA的了解也不多。 其实，TVA的历史极为精彩，如果了解它不是“局”，而是“公司”，即美国政府为管理田纳西流域特设的国有公司，将有助于我们理解重庆八大国有投资集团从原政府的“局”转型为公司（如原重庆市水利局转型为重庆市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意义。 TVA的前身是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总统在阿拉巴马州北部田纳西河畔的马瑟肖尔斯建筑的水坝，其目的是利用水利资源生产硝酸盐。一战结束后，新任哈定总 统曾企图将这一国有资产廉价售与私人，由于“进步派”国会参议员乔治·诺里斯的反对，未能如愿。罗斯福新政的主题之一是用国有电力公司取代私有电力公司的 垄断。他１９３３年１月就任总统后，立即视察了田纳西河流域。同年４月１０日，罗斯福向国会提出综合治理田纳西河流域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公司法案，并于５ 月１８日签署生效至今。 田纳西河全长1043公里，流经七个州，流域面积10.4万平方公里。从１９３３至１９５２年，TVA在田纳西河及其支流共建造２０座新水坝，改建５座原 有水坝，使该河流域再没有洪水泛滥，还大大减轻俄亥俄及密西西比两河流域的洪水威胁。TVA鼓励农民使用它生产的低价化肥，帮助农民组织合作社，将低价电 力输入农村，大幅提高了农民收入。 美国保守派历来把新政期间国有并延续至今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公司视为眼中钉，里根总统就是因为1960年代公开批判TVA而先当选加州州长的。但是，罗斯 福新政的关键制度至今屹立不倒。罗斯福在“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公司法”通过时的讲话简直也可以为重庆“8大国有投资集团”定性：“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公司穿着 政府的衣服但有着民营企业的灵活性和创新精神”。 有趣的是，TVA实施整个田纳西河流域综合治理与全面发展的规划，牵涉到７个州，要求有关州、县、市、镇当局及各种各样机构协调合作，这和重庆新成立的两 江新区和两江集团的“1+3”和 “三托一”的管理体制（两江新区管委会和江北、渝北、北碚三个行政区）也有些相似，TVA在区域发展方面的成败经验也可借鉴.

赵晓力：虚拟世界这个说法现在好像不流行了。刚接触网络的时候可能什么人都有点眩晕感，上到现在还有吗？技术浪漫主义曾经以为我们能够得到一个与现实世界迥然相异的世界，而现在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那同样是我们切身的现实。关于网络的伦理其实与现实伦理是交错的。

本次调查（07年）青少年的网瘾人数为9.72%，说明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仍然是不容忽视的。男性青少年网瘾比例高出女性青少年7.18个百分点，18-23岁青少年网民中网瘾比例较高，为11.39%。其中，失业或无固定职业者、研究生和本专科学生网瘾比例最高，分别约为16.5%、14%和11%。网瘾青少年中“玩网络游戏”的比例（40.77%）高于非网瘾青少年（28.61%）将近13%。

人们猜想的外星人的形状表现出人们想象的失败和人类深深的焦虑。在所有的传说中，描述的生物没有一个会使人感到你在没有见过鸟之前，看到一个风头鹦鹉那样惊奇。原生动物学、细菌学或真菌学教科书充满了令人惊奇的事物，它们远远超过专门描写外星人绑架的作家所描述的最吸引人的故事的有趣程度。

我们不必相信许多人所说：唯有自由人才应得到教育。我们更应相信哲学家所言：唯有受过教育的人才是自由的。

综述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开始于十九世纪明治时代(1868-1912)的中期，此后经历了约10O多年的研究历程。在此期间，研究方法及研究角度先后出现了两次大的转变，一次在20世纪30年代，一次在70年代。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发展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开拓期阶段（1900～1930）；2、发达期阶段（1930～1970）；3、现阶段（1970以来）。

本文试图从明清之际的社会、文化背景出发，分析士人的西学观，特别分析“礼失求野”论的产生、流传及其在西学传播中的作用，希冀对整体把握明末清初士大夫接受西学的态度有所裨益。

劳伦斯·莱斯格，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法学教授，斯坦福大学网络与社会研究中心创始人。““代码”是让计算机运行的技术。“代码”是指挥机器运转的指令的集合，要么写在软件里，要么烧在硬件里，首先是用词语写出的。这些机器——电脑——日益决定和控制着我们的生活。它们决定电话如何连接，电视上播放什么，他们决定视频能否能通过宽带连接流式传输到计算机；他们控制计算机向它的制造商汇报什么。这些机器管理我们，而代码管理这些机器。

我们应该对这些代码应该有如何的控制？怎样的理解？应该有什么样的自由来和它对我们的控制相应？什么能力？ ”

天文学史是研究人类认识宇宙的历史、探索天文学发生和发展规律的天文学分支学科，是科学技术史的组成部分。天文学史研究，特别是中国天文学史研究，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最活跃、成果最多的领域之一。中国天文学的发展源远流长，有关史料浩如烟海，其内涵丰富多彩，包括有历法、天文仪器与台站、关于宇宙的理论、天体测量及星图与星表、天象观测与记录、星占术、天文学家传记、少数民族天文学、天文学起源、天文学社会史与中外交流史等诸多论题。1 沿革、组织与规模　　从1911年前后开始，一批由海外学成归来的天文学家刘师培、高鲁、高均(高平子)、朱文鑫、常福元、竺可桢、张钰哲、陈遵妫等人用全新的眼光审视中外天文学的历史发展，在《国粹学报》、《观象丛报》、《中国天文学会会务年报》、《宇宙》等刊物上陆续发表阐述或介绍中外天文学的文章。朱文鑫还先后出版了多种论著，对中国古代历法、有关天象记录、恒星位置、天文仪器等作专题研究。另有一些历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如董作宾、刘朝阳、钱宝琮等人，对殷墟甲骨文、周代金文等的历日资料进行研究，讨论殷商、周代的历法问题；或对汉代以后的若干历法作校勘、补遗与研究。所有这些，都开启了天文学史研究的新局面。　　在40年代以前，对天文学史的研究大多是一些学者的个人兴趣；自50年代以后，这项研究工作受到了国家的重视。1954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委员会，天文学史研究是该委员会首先开展的工作之一。1957年1月，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1975年又扩建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内设天文学史组(后与数学史组合并为天文和数学史研究室)，从此到60年代前半期。形成了专业研究队伍(约有10人)与业余研究者相结合的新格局。推动天文学史研究全面向纵深发展的态势。席泽宗的《古新星新表》(1955)、钱宝琮的《授时历法略论》(1956)、李俨的《中算家的内插法研究》(1957)、严敦杰的《中国古代的黄赤道差计算法》(1958)、钱宝琮的《从春秋到明末的历法沿革》(1960)、薄树人的《中国古代的恒星观测》(1960)、王应伟的《中国古历通解》(1962，油印本)、席泽宗、薄树人的《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记录及其在射电天文学史的意义》(1965)等论著的发表，很好地反映了这一态势。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则一度中止了这种发展的势头。　　1974年，国务院科教组和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了整理研究祖国天文学规划座谈会，制定了一项比较长期的研究计划，并成立了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由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代管，同时成立了天象资料组，而且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上海天文台、陕西天文台、云南天文台和南京大学或成立天文学史研究小组，或确定专人负责此项工作。由此组成了约250人参加的普查与整理古代天象纪录的队伍，和近40人的研究队伍，开始形成天文学史研究的热潮。在此后数年中，召开了三次全国性的规模较大的研究成果交流会(1975、1976、1979年)，共提交论文140余篇，每次出席者均在i00人左右。完成了《中国天文学史》、《中国天文学简史》、《天文学史话》和《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汇》等4种论著和另外4册论文集。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于1979年冬开始酝酿编著16卷本《中国天文学史大系》的计划，1984年小组完成它的历史任务后宣布解散。　　在1978年复会的中国天文学会和在1980年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均设有天文学史专业委员会。成为负责协调各单位之间的分工、推动非专业人员的业余研究、进行学术交流的组织，参加该委员会者约有70人，委员会大约2—3年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会议，自1993年始，还与日本、韩国同行一起，大约每两年举行一次东方天文学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保持着十分活跃和有成效的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一直是开展天文学史研究的重点单位，上述诸天文台的天文学史研究小组大多在90年代不复存在，但还保留了一些资深学者继续从事研究工作，这些专业研究者连同主要分布于大专院校的研究者共有40余名。形成精干、稳定的研究力量，且不断有天文学史硕士、博士参加其中，使天文学史研究后继有人。2 20世纪出版的天文学史论著　　据初步统计，20世纪正式出版的天文学史著作(包括专著与论文集)不少于150种。其中主要著作可罗列于次(以出版年代为序)：　　冯徵著《春秋日食集证》(1929)　　朱文鑫著《恒星图考》(1927)、《天文考古录》(1933)、《历法通志》(1934)、《历代日食考》(1934)、《天文学小史》(1935)　　崔朝庆著《中国人之宇宙观》(1934)　　董作宾著《殷历谱》(1945)　　陈遵妫著《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1955)　　丁福保、周云青编著《四部总录天文编》(1956)　　李俨著《中算家的内插法研究》(1957)　　高均著《学历散论》(1969)　　郑文光、席泽宗著《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1975)　　薄树人、刘金沂等主编《科技史文集·天文学史专辑》第1—4辑(1978、1980、1983、1992)　　薄树人、刘金沂、徐振韬、王立兴、李竞等主编《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l—6集(1978、1981、1984、1986、1989、1994)　　郑文光著《中国天文学源流》(1979)　　席泽宗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卷天文学史部分(1980)　　陈遵妫著《中国天文学史》第1—4册(1980、1982、1984、198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古代天文文物图集》(1980)　　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著《中国天文学史》(1981)　　伊世同著《中西对照·恒星图表1950。0》(1981)　　陈久金、卢央、刘尧汉著《彝族天文学史》(1984)　　张培瑜著《中国先秦史历表》(1987)　　陈久金、黄明信等《藏历的原理与实践》(1987)　　《高平子天文历学论著选》(1987)　　庄威风、王立兴总编《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1988)　　潘鼐著《中国恒星观测史》(198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1989)　　徐振韬、蒋窈窕著《中国古代太阳黑子研究与现代应用》(1990)　　席泽宗主编《世界著名科学家传记·天文学家》1—2(1990、1994)　　张培瑜著《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1990)　　　华同旭著《中国漏刻》(1991)　　江晓原著《天学真原》(1991)　　宣焕灿编《天文学史》(1992)　　陈久金著《陈久金集》(1993)　　崔振华、陈丹编著《世界天文学史》(1993)　　陈美东主编《自然科学发展大事记·天文卷》(1994)　　曲安京、纪志刚、王荣彬著《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探析》(1994)　　陈美东著《古历新探》(1995)　　江晓原著《历史上的星占学》(1995)　　陈久金著《回回天文学史研究》(1996)　　陈美东主编《中国古星图》(1996)　　邓文宽编《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1996)　　崔振华、张书才主编《清代天文档案史料汇编》(1997)　　孙小淳、基斯特梅科著《中国星空研究》英文本(1997)　　李志超著《水运仪象志一一中国古代天文钟的历史》(1997)　　王应伟著《中国古历通解》(1998)　　薄树人主编《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8卷(1998)　　张柏春著《明清测天仪器之欧化》(2000)。　　　出版的天文学史论著几乎涉及了天文学史研究的所有方面，且大多见于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正反映了天文学史研究从20年代开启，到50、60年代发展，到80年代以后鼎盛的基本状况。3 原始资料的发掘与整理　　对考古文物中天文、历法资料的整理：30—40年代，董作宾、刘朝阳等人对殷墟甲骨文中的天象和历日资料作了整理、研究，70年代，席泽宗等对于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一号西汉墓出土帛书中的天文资料的整理、研究；80年代，徐苹芳等对天文文物的全面收集，以及施萍亭、邓文宽、席泽宗等对敦煌卷子中的天文、历法资料的整理、研究；90年代，黄一农对唐代碑刻中历日资料的整理，以及罗见今等对汉简历日的系列整理等等。　　1975—1976年，中华书局将经由严敦杰等专家校点的《历代天文律历等志汇编》(10册)单独出版，大大方便了研究工作。　　1988年，庄威风、王立兴总编的《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是对中国古代一系列天象记录系统全面进行整理的重要成果。　　　1977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北京天文馆古观象台合作，由崔振华、张书才主编的《清代天文档案史料汇编》的出版，对清代钦天监、礼部等的天文工作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1998年，薄树入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是卷帙众多的天文学文献集粹，共收录99种天文学名著，计一万零一百余页。八百余万字，对每一种著作均撰有“提要”一篇，主要论述其要点、意义等，是一部进行天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文献。4 天体测量和星图、星表研究　　高均、朱文鑫在30年代，特别是陈美东在80、90年代的论著中，对历法中一系列天文数据(朔望月、回归年长度等)和天文表格(月离表、日躔表等)的论述，是对古代历法家关于日、月、五星等天体测量工作进行研究的重要成果。除此之外，还有关于恒星观测、大地测量和航海天文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关于恒星观测，包括对新星、超新星、变星等的观测和恒星位置的测量，首先是对作为天象坐标系统的二十八宿体系的研究，关于二十八宿的起源，有诸多研究论文发表，高鲁的《二十八宿考》(1917)，竺可桢的《二十八宿起源时代与地点》(1944)，钱宝琮的《论二十八宿之来历》(1947)，夏鼐的《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1976)等，他们都认为起源于中国，但在具体时间等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　　1962年，薄树人的《中国古代的恒星观测》一文，是对这一论题的简明归纳，1982年，陈遵妫在《中国天文学史》第二册中对传统三垣二十八宿星官体系作了全面的疏解与证认，而1989年潘鼐的《中国恒星观测史》一书，则是对此论题的全面深入的阐述。书中也论及二十八宿的起源问题，并认为对二十八宿距度的测量不晚于公元前6世纪，《石氏星经》中的一部分恒星测量于公元前450年前后，另一部分恒星则测量于公元170年左右，还对宋代《杨惟德星表》和元代《郭守敬星表》，以及东吴陈卓星官、隋唐《步天歌》、敦煌星图、宋代苏颂星图、苏州石刻天文图和明代《赤道南北两总星图》等作了详细的考析。　　关于《石氏星经》成书的年代，孙小淳的《汉代石氏星官研究》(1994)认为其为一次测定于公元前78年左右，而胡维佳的《唐籍所载二十八宿星度及“石氏”星表研究》(1998)则指出前人所用数量方法对《石氏星经》的断代研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从文献的考察，该星表当成于唐代稍前的年代。　　对星图、星表等的研究工作早年有：常福元的《中西对照恒星录》(1921)；朱文鑫的《恒星图考》(1927)；高鲁的《星象统笺》(1933)；陈遵妫的《恒星图表》(1936)。60年代以来有：席泽宗关于敦煌星图(1966)和马王堆帛书彗星图(1978)；夏鼐关于河北省宣化辽墓星图(1976)；伊世同关于晚唐墓天文图(1979)；杜升云关于苏州石刻天文图(1980)；伊世同关于中西对照恒星图表(1981)；潘鼐和王德昌关于宋《周琮星表》(1981)；陈鹰关于《郭守敬星表》(1986)；伊世同和潘鼐关于北京隆福寺星图(1989)；王德昌等关于江苏省常熟石刻天文图(1989)；陈美东关于陈卓星官(1989)和苏颂星图(1991)；冯时(1990)、伊世同(1996)等关于河南濮阳出土的距今六千余年的龙、虎、北斗图；钟万劢等关于西安出土的西汉古墓星图(1991)；孙小淳关于《崇祯历书》星图和星表(1995)的研究，1996年，孙小淳认为，所谓《郭守敬星表》其实应是明代初年的观测成果，等等，均各具特色。1996年，在陈美东主编的《中国古星图》一书中，共收录古代各类星图150余幅，薄树人、陈美东分别对中国历代和明代星图的发展脉络和总体特征进行了综述，孙小淳、徐风先、段异兵、景冰等则着重对新发现的《天文节侯躔次全图》等明代星图作全面、深入的研究。孙小淳和基斯特梅科合著的《中国星空研究》一书(1997)，是第一部用英文写成的论述中国星空的构成及其社会背景和详论石氏星经成书年代的专著。梁宗巨(1959)、陕西天文台天文史整理研究小组(1976)对于唐代一行的天文大地测量工作的研究，厉国青等对元代纬度测量的探究(1977)，严敦杰的《牵星术一一我国明代航海天文知识一瞥》(1966)，航海天文调研小组的《我国古代的航海天文》(1977和1978)等文章的发表，是这两方面研究工作进展的反映。5 天文仪器与台站的整修、复原及研究　　关于圭表，高均的《论圭表测景》(1937)，对圭表构造及其测影精度作了很好的论述。潘鼐、向英(1980)和伊世同(1984)先后对元代4丈高表、8尺圭表和景符、窥几等部件作了成功的复原研究。1983年，郭盛炽、全和钧、张家泰、靳世信发表他们在河南登封周公测景台进行数日晷影测量的结果，是仿古测量的重要尝试。陈美东在70、80年代对历代，特别是对宋代周琮和元代郭守敬的晷影测量成果作了精度分析。1985—1986年，崔石竹，李东生在北京古观象台进行了整一年的仿古晷影测量，取得重要成果。　　刘仙洲的《中国在计时器方面的发明》(1956)对古代计时器(包括水漏、沙漏等)的结构与演变作了系统的探讨。李广申的《漏刻的迟疾与液体粘滞性》(1963)对漏壶流量问题作了重要的理论探讨。1980年，陈美东对古人关于影响漏壶流量诸要素的理论思考和所采取的技术措施，进行了系统的讨论，并提出。了宋代沈括漏壶的复原设想。李志超(1978)和伊世同(1992)也先后提出了各自的复原设想。1991年，华同旭的《中国漏刻》一书，全面深入地阐述了古代水漏刻的历史发展，从文献考察、复原制作和模拟试验三个方面人手，融考证、复制、试验、分析于一炉，对各种类型的水漏刻的构造、型制和精度作了探析，70年代，严敦杰关于宋代(辊)弹漏刻的发现，阎林山、全和钧对计时仪器和时刻制度的研究(1980)，李迪和白尚恕对北京故宫所藏清代一种特殊结构的漏刻的论述(1983)，王立兴关于民间计时仪器漏盂(1983)、陈起元漏刻(1986)和香漏(1989)的复原研究，陈美东对数件西汉漏壶的考察(1989)，以及李强(1990)、薄树人和郭盛炽(1995)关于马上漏刻的讨论，等等。　　1959年，在王振铎的主持下，中国历史博物馆复原成功大型浑仪和浑象以及宋代苏颂、韩公廉的水运仪象台(为原大的l／5)，王振铎又著图文(1958)详论水运仪象台的结构、型制、尺度等等，揭开了破解水运仪象台之谜的序幕。王振铎还对苏颂、韩公廉的假天仪作了复原研究工作(1962)。此后，1988年，陈延杭、陈晓复原得原大1／15的水运仪象台；管成学等对水运仪象台作文献学上的研究(1991)；大致在这一时期台湾省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郭美芳等复原成原大的水运仪象台；而胡维佳(1994)和李志超(1997)从原理和结构等方面重加考察，把对水运仪象台的复原研究引向深入。此外，徐振韬关于先秦浑仪的推测(1976)；李志超、陈宇对张衡水运浑象(1993)及李志超对唐代一行、梁令瓒黄道游仪和宋代熙宁浑仪的研究和复原(1987)；潘鼐对现存南京紫金山的明代仿元浑仪的考证(1983)；特别是由紫金山天文台和南京博物院等单位承担的，自1983年开始历时8年对现存紫金山天文台的元、明漏刻、明制圭表、明代仿元浑仪和简仪等全面研究工作，并成功地实施了修复工程，这些都把相关研究推进一步。对元代郭守敬创制的其他天文仪器的研究亦获进展，薄树人的《试探有关郭守敬仪器的几个悬案》(1982)；伊世同对于仰仪的复原研究(1986)等，均属此类。　　关于北京古观象台上的8件清代天文仪器的研究和修复工作，自常福元的《北京观象台仪器残缺记》(1919)、《天文仪器志略》(1921)，到陈遵妫的《清代天文仪器解说》(1956)，已对这些仪器作了基本论述。1995年，北京天文馆在研究的基础上，对这8件仪器进行丁大修，在大修的过程中，又深化了对这些仪器结构、尺度等的了解。　　80年代，河南登封周公测景台和北京古观象台重新对外开放，是对现存最重要的古天文台站整修、研究的结果。此外，河南省偃师县东汉国家天文台一一灵台遗址的发现(1974)，伊世同等提出的元代国家天文台一一太史院的复原方案(1981)，薄树人、谢志杰等关于一地方天文台一一袁州(今江西省宜春市)谯楼的研究(1995)等，也都是这方面的重要进展。6 天文学思想和宇宙论的研究　　对于汉代盖天、宣夜、浑天三家谈天学说及其源流的研究，备受学者关注。钱宝琮的《盖天说源流考》(1958)，席泽宗的《盖天说和浑天说》(1960)及《宜夜说的形成和发展》(1975)，唐如川的《张衡等浑天家的天圆地平说》(1962)，陈久金的《浑天说的发展历史新探》(1978)等等，是先期的研究成果。随后，在盖天说与浑天说孰优孰劣，和浑天说主地平抑或地圆两个问题上有过热烈的讨论。80年代金祖孟发表不少文章，力主盖天优于浑天，及中国古代不存在地圆之说；宋正海认为中国古代传统地球观是地平大地观(1986)；王立兴认为浑天家均主地平观(1986)；薄树人认为“盖天说不如浑天说进步”(1989)，陈美东认为中国古代地平观占统治地位，但也不乏地圆思想的明确论述(1996)；程贞一和席泽宗《陈子模型和早期对于太阳的测量》(1991)一文认为，《周髀算经》中的陈子，能用数学把观测和理论结起来，从而构造出一个模型以解释自然现象，在方法上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江晓原则对盖天说的宇宙结构模型作了新阐释(1996)。这些讨论，无疑有助于认识的深化。　　关于古代宇宙起源和深化思想的探究，亦获进展。席泽宗的《朱熹的天体演化思想》(1963)和《中国古代的宇宙论》(1976)，于首奎的《试论(淮南子)的宇宙观》(1979)；孙述沂、宣焕灿的《论汉代的天地起源说》(1984)，陈美东的《中国古代的宇宙膨胀说》(1994)，等等，均有新意。　　陈美东关于观测实践对古代历法的决定性作用的论述(1983)；席泽宗关于“气”的思想对古代天文学的影响(1984)；徐凤先关于古代异常天象观的探究(1994)；石云里关于地有四游说的研究(1995);陈美东关于日月五星右旋说与左旋论争的评述(1997)，等等，是对古代有关天文学思想作深入的讨论。　　　郑文光、席泽宗的《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1975)，可视为本论题早期的具代表性的著作。　7 天文学家的研究　　对于古代天文学家的生平、成就、治学方法、思想品质的研究，也成绩斐然。孙文青的《张衡年谱》(1935)；李希泌《郭守敬》(1964)；李迪的《唐代天文学家张遂(一行)》(1964)、《郭守敬》(1966)、《祖冲之》(1977)和《梅文鼎》(1988)；张家驹的《沈括》(1978)；赖家度的《张衡》(1979)；潘鼐、向英的《郭守敬》(1980)，等等。均为篇幅不同的专著。而较深入的研究论文，则有席泽宗关于清代王锡阐(1963)；薄树人关于明代徐光启(1963)、汉代司马迁(1981)与张衡(1992)、元代札马鲁丁(1986)；严敦杰关于唐代一行(1984)；陈久金关于汉代张衡(1981)、唐代瞿昙悉达(1985)、元代马德鲁丁父子(1989)、战国甘德、刘宋何承天、唐代李淳风与曹士芳(1992)；陈美东关于汉代刘洪(1986)与张衡(1989)、北齐张子信、隋代刘焯与张冑玄、唐代一行与边冈(1992)和元代郭守敬(1993)；杜石然关于明代徐光启、清代梅文鼎、王锡阐(1989)、刘宋祖冲之(1992)；江晓原关于王锡阐(1989)；管成学等关于宋代苏颂(1991)；颜中其、苏克主的《苏颂年谱》(1993)；河北省邢台市郭守敬纪念馆编的《郭守敬及其师友研究论文集》(1996)；冯锦荣关于明代熊明遇(1997)；陈美东主编的《王锡阐研究文集》(2000)等等，可见，除了对若干最著名的天文学家的深入研究以外，研究向更全面和纵深方向发展。此外，在80年代关于张衡的研究中出现的讨论显得更加生动：陈久金认为《浑天仪注》非张衡所著，而是西晋一无名氏所作，其主要依据是《浑天仪注》文末提及的冬至点位置值，当测于西晋；陈美东指出，该冬至点位置值是《浑天仪注》讨论黄赤道变换问题而得的结果，故《浑天仪注》应为张衡所著。薄树人也认为它应是张衡原作。这一讨论，对于认识的深化是有益的。8 天文学起源、天文学社会史和中外交流史的研究　　关于天文学的起源，郑文光的《中国天文学源流》(1979)一书，作了较全面的探讨，从对神话传说的分析，到对早期观象授时的考察，到对二十八宿、土圭之法与璇玑玉衡等的讨论，阐述了后世得到发展的天文学内涵的初胚。陈久金也论及历法的起源(1978)，认为十月太阳历是最早的历法之一(1982)，阴阳五行和八卦的起源亦与十月太阳历有关(1986)，天干十日源于十月太阳历的十个时节(1988)，四象概念的形成源于华夏族群的图腾崇拜(1992)，等等，提出了诸多耐人寻味的见解。吕子方对《山海经》所载有关神话的探析，也多涉及中国天文学起源的论题(1984)。江晓原则对中国天文学的本土起源说和西源说进行评述，论证了本土起源与间或接受外来影响的状况(1991)。程贞一、席泽宗和铙宗颐合写的《曾侯乙编钟时代之前中国和巴比伦音律和天文学的比较研究》(1992)认为，两方面都是平行发展，没有关系。　　天文学社会史的研究是关于天文学与社会诸因素之间关系的探讨。席泽宗的《论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社会功能》(1987)和《天文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1989)，开始论及这个问题。黄一农对于古代荧惑守心纪录的剖析(1991)，表明这类天象纪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说明天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关于清前期对“四余”定义及其废存争执的个案分析(1993)，也说明同样的问题。江晓原的《天学真原》一书(1991)，对天文学在古代中国的特殊地位作了深入的考察，强调指出它与王权、政治观念与运作、道德教化、文化，乃至建筑与墓葬等之间的密切联系，对古代星占学的理论与方法也作了概要的论述。该书的另一重点是讨论中外天文学的比较与交流。对巴比伦古代天文学与中国古代天文学之间的关系，对主要源于古印度的七曜术在中国的流行，以及若干古印度天文学家在华的工作等，作了较深入的探析，是一部难得力作。此外，陈美东关于古代中心差计算(1986)和胡铁珠关于古代五星运动计算(1990)的论文中，也对中印古代天文学做了有益的比较研究。　　对明末以后耶稣会士传人的西方天文学知识的研究，也有进展。严敦杰关于伽利略的天文学说(1964)；席泽宗、严敦杰等关于哥白尼日心地动说(1973)；薄树人关于《崇祯历书》(1980)、《历象考成》(1981)；《历象考成后编》中的开普勒方程(1984)；郭永芳关于牛顿学说(1983)；伊世同等关于《仪象考成后编》星表中的增星(1984)；江晓原关于开普勒的天体引力思想(1987)；水晶球体系(1987)、托勒密和第谷的天文学说(1989、1991)；林文照关于望远镜(1989)；胡铁珠关于《历学会通》中的宇宙模式(1992)；石云里关于《寰有诠》和月面图(1994、1991)；鲁大龙关于《历象考成后编》与牛顿的月亮运动理论之间关系的发现(1997)等，都是相当深入的研究成果。　　陈层云《中国近代天文事迹》(1985，油印本)、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4册，都对中国近现代天文学史作了重要的论述，他们是诸多事件的参与者或见证人，其论述尤其珍贵。此外，阎林山关于余山天文台(1984)；朱楞关于徐家汇天文台(1986)；吴美霞关于中国天文学会(1989)；丁蔚关于余青松(1996)的研究，等等，也都在推进这方面的工作。[参 考 文 献][1]姜丽蓉。中国科学技术史。论著索引卷[M]。北京；科学出版杜，2001原载。6—11出处：《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南宁)，2004。1，中国经济史论坛扫校

主持人：非常感谢大卫，我们的下一位演讲者为刘禾女士，她是人类学教授和汉语言学教授，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比较文学领域的学者，她也是筹办本次论坛的一位组织者。她的研究领域涉及翻译学理论、文学、现代主义和科学技术的关系，她的著作有《跨语言的要素：文学、民族文化与翻译理论的统一》、《帝国间的冲突：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中国发明》，她在芝加哥大学工作期间就已经开始致力于从事新媒体和心理分析领域的研究，并就此撰写了《弗洛伊德机器人：数字写作和无意识的未来》，有请刘禾教授。（全场鼓掌）　　数码媒体(Digital Media)的诞生对于人的认知和感知方式提出了很多新鲜的问题，它同时也对传统的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　　比如，我们应如何思考人与机器的关系？如何思考人脑与电脑的关系？这方面其实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我就不必一一列举了。但人们在思考上述问题的时候，考虑得比较多的还是电脑交流网络与大脑神经网络之间的类比关系，而往往忽略信息论与精神分析理论之间存在的那种历史联系，以及弗洛伊德的恐惑论（The Uncanny)在人工智能研究和数码影像方面为什么又有重新抬头之势等问题。　　今天，我想从新媒体或者数码媒体的视角，重新审视弗洛伊德曾经对恐惑的心理现象提出的那些解释，而他的论述反过来对于我们认识新媒体的启发。　　我希望从克劳德·香农开始讲。　　“终极机器人”对所有接触它的人产生巨大的影响 　　上世纪50年代，香农创始了信息学理论，并且成为了该领域的专家，工作于贝尔实验室。他创造出了一个奇特的名为“Automaton”终极机器人的玩具，我从一位艺术家那里得到了这个“终极机器人”的复制品。这个机器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反馈机制，它的功能就是把自己关闭。　　在上世纪50年代初，英国科学作家Arthur Clark当时正在美国研究战后迅猛发展的通信技术，他就生动地描写了他在贝尔实验室中看到的香农的“终极机器人”。他写道，“这个装置看上去极为简单，是一个木质的小装饰箱，大小就像一个雪茄烟盒，一侧有一个开关，触碰开关后，盒子会仿佛生气般地嗡嗡作响，盖子缓缓打开，从底下升起一只手。手往下伸，关掉开关，随后缩回盒子里。盖子也再度关闭，嗡嗡声停止了，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如果你毫无准备的话，这个装置产生的心理影响可能是非常令人难忘的。这样一个机器唯一的功能就是把自己关闭，这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终极机器人”能够给任何直接接触它的人一种清醒的体验。Clark注意到了这个机器对所有接触它的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即使是那些名声显赫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都要花上好几天才能从那种震惊中恢复过来。换言之，我们应该把香农的“终极机器人”作为一种“毁灭本能”（Death Drive）模拟模型来看待。　　从“熵流”到“信息熵流”　　“毁灭本能”是弗洛伊德猜想中最具争议的理论，它与热力学七大法则中“熵流”这一概念有关。Erns Jones主张，弗洛伊德通过提出“毁灭本能”的概念，希望建立起稳定性原则与热力学第二法则间的关联。弗洛伊德尝试去解释所有有机体寻求平衡和毁灭的这种与生俱来的倾向，他认为人类和所有的生物都有一种走向死亡的趋势，从而回到无机物质的状态。他将这一趋势称为“毁灭本能”，有时候也翻译为“死亡本能”。　　在热力学中，我们知道一个自给自足的系统有被耗尽的趋势而且这一趋势是不可倒退的。我们以熵流加以衡量，这是热量除以温度得到的一个值。热力学第二法则规定了能量的流动方向，例如热量永远是从高温处流向低温处，同时也规定说封闭系统中的熵流不会减少除非受到外因的影响。Erns Jones持有与弗洛伊德提出的毁灭本能不同的观点，他精确地通过热力学原理提出，只要生命体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们就可以从外部获得能量，并取得负熵流。　　根据这一论点，Jones认为弗洛伊德将“熵流”和“毁灭本能”结合起来的尝试是失败的。弗洛伊德时期的不少心理分析学家也认同这种观点。而在1931年参与国际心理分析学报辩论的学者们也认同这种观点。但辩论并没有得到令所有人满意的结果，有关“熵流”和“毁灭本能”间关联的理论始终受到批评家的关注。　　上世纪70年代初，Anthony Walden决定开始以控制论的名义对弗洛伊德的“熵流”原则加以批判。Walden认为弗洛伊德的神经网络学说预示了作为信息处理系统的当代的人脑模型的出现，而且弗洛伊德几乎预见到了控制论，但是由于灵魂的生物能模型以及他对于开放及封闭系统间区别的并不完美的理解而受到了阻碍。　　从严格意义上讲，香农对“熵流”做的隐喻式的改动其实也无法通过热力学第二法则的考验。就像其前辈弗洛伊德一样，香农借鉴了热力学第二法则中有关熵流的概念，并将其从能量的衡量单位即热量，转换为信息的衡量单位即二进制位。这是香农最为著名的理论，他基本上对信息熵流进行了重新的定义，显示出信息熵流衡量字母序列或信号中的随机性，香农将这一熵流的概念作为其通信的数学理论体系的核心。　　弗洛伊德的恐惑论对于当前新媒体的理论思考，至少具有三方面意义　　生物、能量和信息系统间的关系以及熵流作为媒介的作用，是科学史学家十分感兴趣的研究领域，但并不是我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我今天所感兴趣的问题，是“后生机论”对于有机和无机区别的认识如何令数字媒体中的人机关系变得愈加复杂，尤其是这种认识如何冲击我们与自动化之间的关系。我想重新来审视弗洛伊德的“恐惑论”，令其与自动化、影像制作和数字媒体的最新发展产生联系。　　弗洛伊德分析恐惑心理的经典论文发表于1919年, 题目是 “Das ‘Unheimliche’”（意即“恐惑论”）。我认为，这篇论文对于当前新媒体的理论思考，至少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　　其一，在当代视觉文化和所谓后现代艺术中，数码动画和机器人日趋逼真，其造成的各种恐惑心理反应，已迫使新媒体理论家不得不回到弗洛伊德的那篇经典论文，去重新认识现代人的审美趣味。　　其二，假如精神分析理论对于数码媒体的确有某种解释力的话，那么我们是否还应进一步追问，在弗洛伊德那里“恐惑心理”究竟是如何提出来的？究竟有什么含义？正确理解并回答这个问题，对今天数码媒体的研究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弗洛伊德当年的研究所针对的，正是德国浪漫主义名作家霍夫曼的著名小说《睡魔》(Der Sandmann）中出现的机器人。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当前关于自动机（Automata)、数码影像、人工智能工程等方面的重大进展，在我们今天回顾弗洛伊德的研究和理论的过程中，是不是能有更新的理解和启发，从而更准确地把握数码媒体与精神分析理论之间的关系。　　在新媒体发展中，有关恐惑心理的论述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事实上，弗洛伊德对于“恐惑心理”的论述，已经进入了人工智能工程的研究。日本机器人工程师森政弘在1970年提出一个“恐惑谷”的假说，他指出，如果机器人与真人的形象过于接近，那么它就会滑入“恐惑谷”（the Uncanny Valley)，造成令人毛骨悚然的心理反应。他这一假说的理论来源，就是弗洛伊德1919年的那篇经典论文。　　近二十多年来，好莱坞高科技电影在数码影像合成方面的实践，使得森政弘的“恐惑谷”假说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印证，成为好莱坞赢得高票房的利器，也构成今天好莱坞数码影像不可或缺的心理学原理。　　最后我想以一些图像来结束我的演讲，这是一项已经启动的“Uncanny Valley”（恐惑谷）研究，一些德国的神经学家们还在继续推进这一研究项目。这对于电影的研究也颇有意义。（播放图像）　　例如这幅图当中有一个会动的婴儿，这个图像让很多人感到不适。电影的评论家们也开始将其称为“Uncanny Valley”效应。还有另外一个，大家一定都认出来了，这是电影《极地特快》中的一个场景，同样也与森政弘提出的基于弗洛伊德的“Uncanny Valley”的假设相关。这里大家看到的是魔幻电影《贝奥武夫》的场景，可能很难辨认出来，这并不是女主角本人，而是被数字化的男女主角，他们通过安装在脸部的传感器来建模型，这是完全由计算机创作的，并非任何东西的复制品。　　1988年的好莱坞动画短片 《锡玩具》, 2004年的《极地特快》，以及2007年的 《贝奥武夫》都在“恐惑谷”的极限上做了各种不同的尝试，有的获得很高的票房，有的则票房极低。这些都与“恐惑谷”现象有密切关联。这是一些常见的例子。　　实际上，无论是弗洛伊德有关恐惑心理的论述，或者是森政弘的“恐惑谷”假说，在未来的新媒体和数码影像以及各种机器人、自动器的设计和应用方面，都有着极其重大的理论意义，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孔子学院网站运营花费3520万。另有中国工会网扩建项目一期工程670万。作为文教机构非盈利网站，很难解释。

当科学和主义挂钩，很多问题就产生了。

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节目2007年1月29日播出“王志专访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节目，这里转发一下节目实录。

美国全国劳工委员会(National Labor Committee)曝光了中国东莞的一家为微软、联想、戴尔、IBM和惠普等生产键盘的“血汗工厂”，报告2月更新，但工厂情况无改善，报告名为《高科技血泪：生产我们正在使用的键盘的年轻工人所受的非人待遇》。

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艺术家赞美那些当时可以利用的技术，因为他们认为技术更加民主，能够与更多的观众交流--这并不意味他们就幼稚地忽视了军国主义者以及精英对技术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