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政治 - - 文章列表 - 普通

《新丝绸之路：阿拉伯世界如何重新发现中国》一书节选

制度和道德当然都很重要。中国应当完善自己的法律制度。不过，在此之外，教育是一个问题，道德价值观也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问题，比如中国现在的一些城市里，大部分都是外地人，他们一般来说不会有很强的社群感。

公民大会模式为在现代世界建立某种真正的民主开辟了一条道路，普通人可以就重要或带根本性的政治事务展开严肃深刻的商议，并在搜集证据、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作出决策；人民本身而非特殊利益集团可以控制提议或议程设置过程。公民大会体现了直接民主的两个核心要求

9•11十周年之际，全球局势中最能在将来的历史中大书一笔的是什么？恐怕首先得说是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实际上，9•11与欧债危机之间是有其关联的。9•11、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美债危机以及中东动荡，从全球大格局来看，都是十年来全球政治经济秩序蜕变的结果，只不过9•11与美债危机的关系（反恐战争•美国财政与货币•次贷危机）被讨论得多一些，而9•11与欧债危机的关系讨论得比较少，所以本文着重谈一点这方面情况。 2001年9月11日发生了9•11事件，2002年2月28日欧元完全取代欧元区各国原有货币，欧元区诞生。当然这两件事彼此无直接关系，但时间点接近，因此两件事的后续事件就进入了一个共同的大框架，就是近十年来全球政治经济变化的大框架。 9•11事件之后，美国启动了反恐战争。反恐战争主要打哪里呢？当然大方向就是中东地区（阿富汗也算泛中东地区）。而欧元诞生，则对美元的地位构成了巨大冲击。这种冲击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萨达姆宣布伊拉克的石油采用欧元结算，由此启发了委内瑞拉和俄罗斯，它们也宣布石油可以接受欧元结算。石油用欧元结算是美国绝对无法接受的，为什么呢？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黄金与美元脱钩之后，1974年美国与海湾国家间的"石油只用美元"结算的协议成为了世界货币秩序的基础，石油变相地成为了美元新的"锚"。如果这个基础动摇了，那么美国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就面临崩溃。 于是，欧元诞生仅仅一年之后，2003年3月，美国把"反恐战争"的矛头指向了伊拉克。伊拉克战争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看一下地图：只要把土耳其当作潜在的欧盟国家（土耳其一直在努力加入欧盟），就能看出来伊拉克是波斯湾与欧盟之间的"油路"。美国打伊拉克的主要目的就是扼制欧盟的"油喉"，借此控制新兴的欧元，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德国、法国激烈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原因。实际上我们看到，伊拉克战争很好地达到了战略目的：最近美国需要"敲打"欧元的时候，欧洲的汽油价格就会上涨。而欧元区国家的CPI构成中，燃油的比重是很大的，只要汽油一涨价，欧元区的CPI就会上升，于是欧元就会面临货币紧缩压力，就难以果断"放水"救援"起火"的"欧猪五国"（PIIGS）。 当然伊拉克战争不是欧债危机的原因，只是危机已经发生之后，为需要跟欧元"比烂"的美元提供了一个武器。欧债危机的发生另有其原因，不过这个原因也的确是跟9•11有点关系的。这就要从"欧洲美元"（Eurodollar）说起。 二战结束时，美元在战后国际秩序设计中被安排为世界货币，不过当时美元还只是美国国内货币，尚未"走出国门"。而世界货币必须各国都持有才行。美元是怎么"走出国门"的呢？第一个重大步伐是马歇尔计划，通过援助欧洲的项目，大量美元进入了欧洲的银行体系。1956年匈牙利事件时，当时苏联由于顾虑朝鲜战争时美国冻结中国在美资产先例，就把苏联的美元资产转移到了英国，由此产生了"Eurodollar"一词。 通过马歇尔计划，欧洲恢复和新建了一批先进的工厂，工业体系得以复兴，开始向美国大量出口产品。1958之后美国成为经常项目逆差国，并且进口胃口越来越大。欧洲等国的制造企业出口方向主要是美国。欧洲的银行以美元贷款给这些企业，这样企业能规避汇率风险。这就使得欧洲美元流动性极好。欧洲企业用这些美元在全世界（大部分是其殖民地）采购原材料，这样美元在全世界的循环就建立起来了。美国本土以外的美元统称"海外美元"。 不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一个根本矛盾：整个国际货币体系支付手段和储备手段的供给完全依赖于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若美国国际收支保持顺差，则国际市场美元短缺，势必影响国际贸易和金融的正常发展；若美国国际收逆差，美元流出美国，虽可满足国际市场对美元的需要，但却导致美元的泛滥，势必使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规则：1盎司黄金=35美元的固定比价无法维持。 随着美国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和持久的越南战争造成的美元发行压力，在1960-1968年间，竟连续爆发了11次"黄金危机"，并且发生了法国1967年宣布退出"黄金总库"的重大事件。最终，布雷顿森林体系无法维持，在1971年宣告崩溃。也就是这一年，美国为了改变国际秩序濒临崩溃的状况，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拉入了国际体系。 中国进入国际体系之后，世界制造业出现了一个很好的转移目的地。由此，欧美的制造业逐步开始向中国转移，一如马歇尔计划之后美国制造业开始向欧洲转移。中国从1980年代初开始了经济起飞。 欧洲在对美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年代，也开启了高福利社会的进程。如果顺差局面能够持续，则高福利社会也可以维持。然而2001年这个转折性的年份改变了一切。 先是2000年底到2001年初，互联网泡沫破灭，导致经济增长的真正"发动机"失速。然后是9•11事件。之后不久，2001年11月11日，中国加入WTO。2002年2月28日，欧元区诞生。 中国加入WTO使中国这个13亿人口的巨大经济体整体纳入国际经济大循环，欧盟很快就成为中国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也就是中国对欧出口高速增长--这背后当然是欧洲的制造业产能快速向中国转移（欧洲产能向中国转移的一个最明显例子就是曾经由欧洲主导的手机制造业在2005年左右就完全变成了中国主导）。这样，欧洲经济也出现了持续加重的"空心化"--而这竟是与欧元"一统化"进程同时的！ 欧洲经济要想从欧元中得利的话，就得把欧元推向世界，形成全球欧元循环圈才行。然而欧元区刚一诞生，就被美元在伊拉克狠狠狙击。于是欧元的扩张只能掉头向南，向欧洲的原殖民地非洲扩张。这就是2007年萨科齐推出"地中海联盟"深层次原因。 对于北非来说，进入欧元经济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们更容易（在手续方面更容易）买到欧洲的产品，这又说明什么呢？这就要联系北非国家能卖什么来想：北非国家主要卖的是石油、天然气、磷矿这样的资源性产品，大部分是以美元结算的（卖给欧洲的天然气是欧元结算，但北非天然气也大量出口东亚，是美元结算）。这样，卖出去的产品换回来的是美元，买东西要支付的却是欧元，尤其要考虑北非是几乎无法耕种而食用的粮食却是面食的地区，需要大量从法国意大利之类地方进口粮食。 9•11之后，由于美联储把资金引向房地产业，加之伊拉克造成的财政负担和美元印钞压力，造成国际美元泛滥。因此美元兑欧元呈现持续贬值趋势。这个对北非国家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当你卖出一桶油的时候，如果卖价是50美元，这时这笔钱相当于40欧元；而当你要买东西的时候，你手里的钱还是50美元没变，却由于美元贬值，只能买价值35欧元的东西了！这就造成北非国家实质收入越来越"毛"，而粮食之类需要进口的民生必需品却越来越贵！由此，当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欧美比着滥发钞票之时，北非民生维艰也就日甚一日，终于在2011年初爆发了大规模动荡，而示威民众最初的口号其实是抗议物价上涨。 对于欧洲来说，北非的动荡意味着欧元的输出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只能"倒逼"欧元区内部本已严重的积弊变成"火山喷发"。因此，与北非关系最为密切的南欧国家如西班牙、意大利，成为了最易被"倒逼"的国家，因此虽然在2010年就被列为"欧猪五国"，但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危机在2011年才真正爆发。下一步，欧元生死，关键就在意大利。 

对于南海的战略重要性，国人及媒体的关注焦点大多集中在马六甲海峡的"世界第一黄金水道"及号称"第二波斯湾"的巨大油气资源储量。这方面既有的阐述已车载斗量，本文不打算再把大多数笔墨花费于此。实际上，在我看来，"第一黄金水道"与"第二波斯湾"固然重要，但把南海问题的着眼点集中在此处，就显得比较"局限"于"表层"了，从更广的视野来看，这两层都是更为广域、深层的格局的局部与表象。 南海问题是一个局部问题，但需要放到全球视野中去看，才能对这个局部问题有正确的理解和判断。并且有些根本性的问题，不从全球视野去观察，根本就无法得出有助益的判断，如：美国为什么要在声称"不介入"的同时持续介入南海？南海周边的国家格局是怎么形成的？南海对于中国的长远发展战略重要性何在（仅仅是航道与资源吗）？当我们把整个地球看成一个人类展开活动的场域，全球化时代的重大问题才会呈现出其真实面目。 一、美国战略视野中的南海 具有全球视野的战略观最早产生于18世纪中期的英国，当时英国纵横海上，初步建立起一个遍布全球的殖民贸易网。而英国的全球战略观的发展成熟，则以20世纪初麦金德提出地缘政治论为标志。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麦金德把世界表述成如下图这个样子：   麦金德认为，图中的"枢纽地区"是整个世界的"心脏"，如果有一支强大的力量以这个地区为大本营向外扩张，能够控制其外围的"内新月形地区"从而得到参与制海权争夺的机会的话，它就能建立一个足以统治全球的"世界帝国"。 "内新月形地区"的东部--也就是从日本经中国东部到东南亚和印度这片区域，是世界上大部分人口的所在地（麦金德时代占全球三分之二人口），谁控制了这片地区，谁就控制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而控制这片地区的关键，从作为海权国家的英国看来，就是控制以马六甲海峡和南海为中心的海路。 二战后，英国的全球战略为美国所继承。麦金德的学生、曾任卡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波兰裔犹太人布热津斯基是当前美国战略界的元老，他的著作被认为是白宫和五角大楼的行为框架。在布热津斯基1986年出版的《竞赛方案--进行美苏竞争的地缘战略纲领》（1988年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中译本）一书中，把麦金德的理论发展成"三条中心战略战线"的蓝图--   在这幅图中，布热津斯基阐述了三条围绕"内新月形地区"形成的中心战略战线，从日本到马六甲海峡的是第二条中心战略战线，对此，布热津斯基写到： 杜鲁门关于在军事上做出反应的决定使美苏斗争又出现第二条中心战略线，这一次是在欧亚大陆远东一端。通过三年的朝鲜战争，美国守住了南朝鲜，从而扩大了它的战略利益范围，使之包括日本、南朝鲜、台湾和菲律宾。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它还曾包括对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存在予以支持以及在法国撤出之后对印度支那的独立国家予以支持。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期间，华盛顿认为它所承担的上述义务不仅是针对苏联的，而且至少也是同样针对共产党中国的。 可以看出，美国的三条中心战略战线是一种"全面包围"欧亚大陆、围堵苏俄、中国这样的"欧亚地缘战略中心"国家的"冷战"思路。这种思路并未随着苏东解体而结束。进入21世纪之后，在第三条中心战略线及第一条中心战略线南段的一系列"颜色革命"，正是这种大战略框架下的具体行动。而美国在第二条中心战略线东侧拉拢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直到澳大利亚等"盟友"企图打造的"亚洲版北约"，也是在这种蓝图下展开的。 了解了上述背景，也就不难明白美国在南海的介入其实是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而白宫多次声明和表态的"不介入"和"没有立场"，其实是指"在南海主权归属方面不打算偏向中国，但也不想直接得罪中国"而不是说在战略上不掺和。实际上对美国而言，南海主权不论明确给谁都不会多得到什么好处，反而是由于主权归属而纷争不断的状态对美国最有好处，因为这就意味着有机会插手。 如果布热津斯基1986年描绘那幅图之时，第二条中心战略还只是三条战线之中相对次要的一条，那现在，可以说，它变成了最重要的一条。为什么呢？ 需知美国对南海的介入，是真正的战略行动，是有真正重大战略考量在内的，绝不是随意而为或者为了选举周期之类的短期目的。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从第三条中心战略线上的伊拉克、阿富汗收缩的同时，奥巴马宣称："我要做第一个'太平洋时代'的美国总统" 要理解美国重大战略方向的用意，就必须先理解美国赖以生存的支柱是什么。西方国家近代以来的崛起，是依靠率先开发出了现代科技、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这样他们就能跑到技术落后国家的家门口打仗、把它们变为供给工业原材料和倾销工业制成品的殖民地。美国在二战后能成为超级大国，是因为它有最为庞大、最高系统化程度的工业体系。然而，现今世界的情况却是：最大规模、最完备的工业体系已经转移到了中国，中国成了"世界工厂"。在大多数工业产品的竞争力方面，美国已竞争不过中国。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工业这个支柱，已不复存在。那它现在依靠什么呢？依靠作为全球资本流动"总蓄水池"的金融地位以及对全球货物流通体系的控制。 正是由于美国的工业"实体经济"无力背负庞大的金融"虚拟经济"大山，发生了"山体滑坡"，才导致了金融危机。在金融危机中上台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是喊着"变革"口号登台的。奥巴马的"变革"，真正核心有二，其一是"再工业化"，这是奥巴马为美国经济找的根本性出路，这是"里"；其二是"从大西洋为中心转向太平洋为中心"，奥巴马宣称"我要做第一个'太平洋时代'的美国总统"，这是"表"，一里一表，内圣外王。这个"表里"的含义，需做一说明。 关键在于，"再工业化"并不是仅限于美国本土的。因为美国工业体系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工业体系中大部分劳动密集的部分美国已经失去，并且不仅是短期内，甚至可能是永远都恢复不了。所以，美国的"再工业化"真实含义是：在美国本土巩固高端制造业（现在面临逐步被中国赶上的局面，J-20即是中国工业水平提高的例证），在全球范围重新分配工业体系的布局（即：不要过于集中在中国）。美国不断施压人民币升值，是无助于促进美国本国出口的--这一点美国甚至比中国更清楚。人民币升值所能改变的，只是工厂在发展中国家间的布局--这正是美国想要的。 2011年6月28日报道的一则新闻是：美国运动鞋厂商耐克公司宣布，2010年度，越南制造的耐克鞋在全球的份额已经超过中国，以37%对36%跃居第一。这是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升高（显然与人民币升值不无关系），耐克鞋加工厂从中国转移到越南造成的。 这个例子虽然小，却能说明美国想要达到的战略目标：削弱中国工业体系，同时使美国资本进入新的可以建工厂的地区。世界上能够新建工厂的地区，除了中国以外，最合适的是哪里呢？当然是南海周边！因为这里有高度密集的人口和一定的工业基础。而任何一个工厂的兴建，都需要资金，这就为美国的资金提供了机会。当然，美国的资金要想获得机会，挤出竞争对手是必须的。而人民币国际化使人民币成为了东南亚地区最具竞争力的资金来源，这就成为了美元的对手。 所以，"太平洋时代的美国总统"真实含义正是：把美国的产业扩张方向重新定位在西太平洋！ 二、大国角力的中心角斗场 地球上哪个区域集中了所有大国在那里"下棋"？是南海及其周边，而不是其他地方。中东可以说没有中国，中亚不曾有过法国，非洲则难觅美国。唯独南海周边，从历史到现今，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中美英俄法，都有着或有过实实在在的力量存在。加上一心想成为大国的日本和自封为大国的印度，可以说，地球上凡是有资格争取布成为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所定义的"棋手"的国家，都在这里聚齐了。 诸多大国势力在这里的"纠缠态"存在，才是南海问题复杂性的关键。 南海周边区域中，菲律宾曾经是美国殖民地，越南曾经是法国殖民地，前苏联曾经在越南金兰湾驻军。不过它们都是配角，真正的主角只有两个：中国和英国。 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关系，相信不需做要过多介绍。这里只特别提一件可能往往被忽略的重要事实：南海四周"洪门社会"的存在。提这个是由于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意义何在将在本文第三节阐述，这里只讲清楚这个背景： "洪门"是清初兴起于福建，后来在中国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广泛发展的一个民间会社--尽管可能经常被称为"黑社会"，但实际上民间结社的因素更强一些。在中国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洪门影响很大，太平天国起义的主力部队--杨秀清属下的队伍，起初即为洪门一个不甚重要的堂口。随着17世纪之后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扩大（部分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有关），大量洪门弟子移居现在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柬埔寨、泰国等地，成为这些地方的华侨。在这些华侨当中，洪门成为重要的组织资源，为当地华侨社会的形成做出了最重要的历史性贡献。清代中期，正是这些洪门的华侨首次为贸易组织起了一个现在无人不知的名字--"公司"。道光年间，罗芳伯等洪门领袖人物还曾在婆罗洲建立了"兰芳共和国"。洪门弟子也对当地社会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有据可查的材料表明，菲律宾"国父"黎刹、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泰国前总理阿披实及现总理英拉等人，其先祖都是洪门炎黄子孙。目前，生活在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华侨约有600-700万人，台湾洪门"官网"上的材料称他们"90%名列洪门会籍"。他们在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也非常重要，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外号"虎妈"的美籍菲律宾华裔学者Amy Chua（蔡美儿）在其著作《起火的世界》中，把华人称为主导了东南亚经济的少数族群。 出于强调的必要，这里专门写一下：东南亚华人虽然并不居住在中国，但他们与中国的亲戚（福建、广东、广西居多）仍然是亲戚，通过包括洪门在内的多种纽带的联结，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在同一个社会共同体（跨越国界的社会共同体）。这个强调看似多余，但有特殊的重要性。后文会展示出来。 除了华人及身后的中国之外，南海周边地区还有一个深深嵌入其中的大国：英国。英国在这里作为"主角"的"范儿"，甚至强于中国。 18世纪起，印尼沦为荷兰殖民地--要注意，荷兰与英国虽不是同一个国家，但胜似同一个国家，19世纪，马来亚、北婆罗洲等地逐步沦为英国殖民地。同样在19世纪，南海北端的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英国给这些地方带来了英国的统治方式：英国人管他们擅长的贸易和金融，地方事务"委任"给本地人去负责。英国人与洪门的关系是怎样的呢？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吉隆坡开埠之父"叶亚来。叶亚来(1837-1885)是广东惠州客家人，因太平天国战乱缘故流落到马六甲做苦工。在马六甲华人帮派内斗中，叶亚来成为属于洪门系统的"海山党"首领，后被英国人委任为吉隆坡的"甲必丹"（实为"Captain"的音译），成为替英国人领导当地华人社会的中介。 二战后，英国实际设计了南海周边区域的版图秩序。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的独立都不是赶走殖民者的民族革命，而是在英国安排下的"被独立"，其版图怎么划分、政治秩序怎么安排，都出自英国的设计。1957年马来亚独立之前，当时寻求民族解放的力量的政治主张是"加入印度尼西亚"而不是独立。1963年与马来亚相隔400多海里，民族、语言皆不相同，历史上也无关的英殖民地沙捞越和沙巴被安排与马来亚合成"马来西亚联邦"，也是英国的有意设计。当时《人民日报》1964年3月27日曾发表文章《反对新殖民主义的产物"马来西亚" 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的斗争》指出： 去年九月间强行成立的"马来西亚"联邦，是英帝国主义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一手导演的新殖民主义产物。 ...... 美帝国主义从头到尾一直积极插手"马来西亚"这个肮脏的计划，并且扮演着非常阴险和凶恶的角色。在"马亚西亚"强行成立之前，它伪装支持这个地区人民实行"民族自决"，派遣美国人劳伦斯•米切尔莫尔率领"联合国小组"前往调查。这个小组拒绝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观察员参加，一手包办了所谓"联合国调查"，实际上是强奸北婆罗洲和沙捞越的民意，帮助英帝国主义掩饰"马来西亚独立"的欺骗性质，借以和缓当地人民和世界舆论的反对。 无论你对那个年代的文字风格和意识形态色彩持什么态度，总应该承认：这段引文传递出"马来西亚联邦"出自英国策划而非自主成立这一事实。 由此不难理解：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这样的一些"被独立"的国家，英国势力显然不会随着你的建国而退出，它仍然在那里，只是可能表现形式与时俱进了。那么，英国这样的前殖民宗主国势力，如今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呢？请看下面这幅"全球离岸金融中心分布图"-- 从图中可见：全球离岸金融中心最集中的区域就是两个：加勒比海和南海周边。实际上这些地方绝大多数是英国海外领土和前英国殖民地，少数不在此列的地方（如日本、菲律宾、巴拿马），则大多为美国势力范围，而在全球金融势力格局中，美国和英国的金融势力集团属于同一伙人。 事实上，全球最重要的离岸金融中心是新加坡和香港，位于南海最南和最北，地位重于加勒比海上那一堆。这就是大英帝国在南海周边的现今的存在方式。 说到这里，可能会产生两个问题：1.离岸金融中心是干吗的？2.说这些跟南海争端有什么关系呢？ 第一个问题简要回答：离岸金融中心是全世界觉得大多数的"钱"的所在，这些地方不受各国法律管辖，各国都不能去查这些钱有多少、是谁的、合法不合法。全球各地的"钱"都会聚集到离岸金融中心，在离岸金融中心之间快速流动、组织、调动，然后形成资本或者以"热钱"形式去涌入各国寻找赚钱更多钱的机会，赚到之后再汇聚到离岸金融中心开始进入下一轮循环......这就是全球离岸金融体系！如果说全球真实货物流通的核心是海运航线，那么全球"钱"的流通的核心就是离岸金融网络。 而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国际金融中心与国际航运中心都是共生关系：航运中心会成为金融中心，金融中心都是从航运中心而来。 现在回答第二个问题，这是本节的关键：这些跟南海争端有什么关系？ 实际上，只有在累述了这么多背景材料的情况下，才能真正看清：南海争端其实是谁在争，争的是什么。 南海争端并非个别小国在企图挑衅中国，而是背后的大国在上下其手。其主要目的也不是夺取那片海域（尽管不排除个别小国是以夺取海域为意图的），而是有其更深的意图在内：争夺这一区域的金融主导权，进而也就是维持其全球金融霸权地位不动摇。 请把本节的主要内容联系起来看：华人社会的存在、英国的"嵌入"、新加坡香港两个全球最大离岸金融中心。再加上第一节已经阐述的：这里有世界上尚可进一步进行产业转移的区域中最密集的人口。加在一起会产生什么意味呢？随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国的工业体系势必会向南海周边国家扩展，而与此相伴的，是人民币在东南亚开展的跨境贸易结算，这相当于中国在工业和货币方面推进的区域整合。而这正与美国的"再工业化"要选择的产业转移区域形成正面冲突，也直接在全球最重要的离岸金融中心动摇美元和英镑的地位。照此发展下去，影响的实际上不仅仅是某些大国在这个区域的利益。 为此，什么是美国（以及英国，他们往往是"绑在一起"的）的战略对策呢？那就是：在第二条中心战略线上，把自己的盟友纠合成一团，给对方制造持续不断的"麻烦"，从而把"中国系统"和人民币挤出这一区域，为"美国系统"腾出空间。 三、中国走向世界的跳板 世界近代史一再表明，大国真正"崛起"的首要标准是必须"走向世界"。什么是"走向世界"？不是说你的人到世界各地去转悠了或者产品卖到世界各地了就叫走向世界了，人出国转悠跟你这个国家在海外有利益是两回事，产品卖到世界各地也可能是被外国人贩卖的，不在你的控制之下。真正的"走向世界"必须是你这个国家的工业体系走出国门，你的人要能在海外控制工厂和贸易线路，并使用你的货币结算，从而形成你的国民主导的资本-贸易循环，也就是把你的经济体系从国界之内扩大到全球范围。 英国在全球崛起始于殖民印度之后控制了从印度到英国之间经中东和经南非两条贸易路线。美国在全球崛起的过程比较漫长，1853培里舰队打通美日之间海上贸易之后，美国开始走向西太平洋，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美国在菲律宾等西太平洋地区有了根据地，1916年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美国开始向中国和日本输出资本。直到一战之后，美国有机会通过道威斯计划把资本和"美国系统"输出到欧洲，美国才真正从一个地区性大国成为全球大国。 对于中国来说，让"中国系统"和人民币走向世界，是未来发展的不二选择，也是必将经历的过程。而南海将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特殊角色。由于南海的特殊性质，对中国来说实际上只要走出南海，就将意味着直接走向世界。 中国东面面对的贸易航道目的地是美国，由于"中国系统"不可能向美国扩张，因此东面不会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主要出路。而南海则意义重大，从马六甲海峡向西，就将直接进入全球的枢纽--北印度洋，全球人口最密集的区域和石油最富集的地方（波斯湾），北印度洋是全球地缘政治的中心。而从南海向南，则是除了石油之外最重要的原材料--铁矿石的主要产地--西澳大利亚。目前，全世界最重要的铁矿石贸易路线是中国到西澳的"内航线"，即北仑港--台湾以东洋面--中国南海--民都洛海峡--苏禄海--爪哇海--龙目-望加锡海峡--西澳港口，航程3179海里。很显然，这条航道上大部分区域被英国和美国所主宰。 南海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扮演过超乎人们想象的角色。改革开放之前，香港就是中国与世界沟通的"窗口"。而改革开放之所以发生，根据何建明在《破天荒：中国对外开放的划时代事件》一书中披露，与南海石油有莫大之关系。而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引进外资的最主要来源是"侨资"，即来自南海周边地区的华人华侨。 而南海周边区域能够接纳"中国系统"和人民币结算的性质及其地理位置，决定了这里必将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跳板。转载务请注明《经略》网刊http://www.aetas.cn/read

中国政府这次没有一味强调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而是集中火力狠批日本（应当还有美国）"企图破坏二战后国际秩序"

对乌克兰的局势的若干猜想

目前流行在台湾的这个多元文化还大致是一个意识形态修辞,在形式地提倡多样性的同时,压缩社会平等、包容性的公民身份以及两岸和平的进步论述空间,自我矛盾地成为统合内部对抗他者的一元文化动员话语,所以必须要严厉批评。作为一个理论概念,它没有诚实地自省它的很多问题,包括民族国家与帝国的典范问题、资本主义的文化蒸发问题与特殊性的激进化问题。在时间政治、空间政治以及主体能力这三个方面都重新构思过的多元文化,才是值得我们支持的激进的多元文化。

2010年7月的一个早上，在热闹非常的北京首都机场前往台北的国航候机楼一角，我无聊地坐着，浮想着这几天来北京开会、访友、旅游的一些声音画面。此时，通道对面一个稍微高亢的声音吸引了我──是一位年轻导游正向他所带领的老少团员们作行前说明，介绍"宝岛台湾"，并提出一些注意事项。这个北京小伙子很能说，而他所说的，虽不免稍带他这个专业所特有的趣味性夸张，但还都是有凭有据，不是那种辛巴达式的"水手见闻"。我想，导游要是有一个敏感的心眼儿，而且一直保持肯听乐看的心情，那他的职业还不就把他锻炼为一个优秀的业余人类学家吗！于是我也移座趋前，乐滋滋地听这个小伙子神侃。我还记得他的发言有几个要点。我尽量保留他的口吻，略作整理如下：首先，人家台湾那儿的蚊子特大，一叮一个包，防蚊药得随身带着。其次，台湾特热。咱这会儿不是也热吗，但只要下场雨暑气就消了，人家台湾那儿，雨后，嘿，还更热。第三，您不要以为台湾怎么发达怎么先进，要有这个设想，去了准失望。台湾的城市建设落后，也就跟咱的比较发达的农村差不多。为什么？还不是让李登辉跟陈水扁给整的，搞了十多年意识形态，政治一来劲儿，经济当然就下去了。第四，最重要的，咱们去了台湾，不要跟人家台湾人讲政治。台湾人政治特──别狂热，不得已，就听呗，但您甭发表意见。我亲眼看见两个台湾导游蓝绿意见不合，打得鼻青脸肿，进了派出所。这位导游先生的解释部分暂且不谈，他的事实陈述部分（蚊子、热、政治狂热）基本上都是成立的。虽然如果细究的话，那么得说，台湾的蚊子真正厉害的还不是那大个儿的，而是"小黑蚊"，一叮一大片。至于雨后更热，那得看什么雨，如近年越来越频繁的豪雨大雨台风雨还是能让人发凉的。至于台湾的城市是否比较老旧，我想是的。因为台湾大城市的大部分区域，发展得比较早，大约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或更早就形成的，比起大陆大城市的现代部分，都要年长个好几十岁。老文明有可爱之处，老旧城市自也有吸引人的老旧味道，那种人的、岁月的痕迹与记忆，我是敝帚自珍的。发展主义导游小伙子喜欢树小墙新锃光瓦亮，那我"就听呗，甭发表意见"。蚊子与气温还是留给专家吧。我比较有兴趣琢磨的，还是导游小伙子也观察到的"政治狂热"现象。我自己的经验是支持他的观察的。无论清晨或是黄昏，走在公园里，迎面而来的超过两人的群体，在擦肩而过时--虽非总是，但肯定经常--在你耳边留下什么"马英九"、"国民党"、"民进党"、"阿扁"、"中国"、"台湾"⋯⋯这些关键词之一二。说"绿一套"的走过了，下一拨人又可能是讲"蓝一套"，不停地"各自表述"，也算是台式的薪火相传吧。因此，说台湾人有"政治狂热"不是不行，但似乎是一种比较特别的狂热，热多而狂少，总是"有节"的，是发乎情止乎语的。就算是有口角不止，继之以老拳的，但毕竟是极少数。若问，电视不是常有吗？但我估计电视上播出来的议会全武行，比真正发生在"市民社会"的总数还要多--虽然这类高层动作派却又不是发乎情，而是发乎利的。一般民众绝大多数是在自己的认同圈内、"自己人"的电视或广播频道里，党同伐异、大放厥词。口水喷完，也就完事了，明日续喷。就算是有少数夫妻兄弟朋友因"狂热"而脸红闹架，但"人民"也从没把这个"勇于私斗"扩及于"公战"。整个台湾，从1970年代中"党外"运动以来，为了不管是哪一种理想或信念，终至于为"大义"捐躯的应该是绝无仅有。台湾的"狂热"远远比不上我们所熟知的很多现代历史上的因信念或因偏见而来的或好或坏的"狂热"──从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法西斯主义到社会主义革命，当然还有当代的各种宗教基本教义派。"狂热"其实可说是现代性论述里被压抑的核心现象之一，因为人们总是喜欢将"现代性"以理性、冷淡、和平、宪政、市场来标榜。"狂热"于是被赋予一种自明的贬义，凡是有为一个理想目标热情进取的，都是发着"乌托邦"或"道德理想国"的大头病，而要"告别"之。我不是"为本土讳"，而说台湾不算有"真正的"狂热。如何才算真正的狂热，老实说我也说不清，可能得个案论之。但二十年来，我的确目睹台湾渐次发展出一种颇特别的政治热病，既"不进取"也非"有所不为"，而是在一种慢性的口角热病中闷烧、昏聩、消耗。而台湾人的政治热病，也不能以全称来叙述。基本上，年轻人对任何政治都比较淡漠；相对男性，女性一般和真实生活比较贴近，对政治其实不算热衷；真正称得上发着政治热病的，大多是中年与老年男性，不分省籍。当然这也是一般而言，这里还有城乡与阶级的差异，但我认为，这些差异比因年龄或性别而来的差异要来得小。为什么台湾有那么多成年男性公民变得喜欢喷政治口水，把身家谋之外的热情，大把大把地抛掷到那个狭义的"政治"上头──这个现象哪来的？而这样一种特别的政治热病又有什么样的后果？最醒目的后果是，经济就下来了──这一点导游小伙子也说了。但下来的不只是经济，而是全面。因为一个社会要"不下来"，或至少说，要能解决它的问题，必须要实事求是，不可以什么事都一刀切。台湾的政治狂热，让几乎所有的重要议题（当然更包括政治议题）都无法实事求是地讨论、解决。所有的问题，在崭露头角的那一刹那，就被箍上了蓝绿、统独的话语枷锁。然后纠缠无已，与汝偕亡。无法往前看，也无法回头看。因此，对台湾的很多重要议题，包括人民的重大抗争、政策的重大失败，大家已失去了回头检省的能力。四年前的红衫军运动（以此而言，或更早的"保钓运动"、"高雄事件"、"五二O事件"），现在早已船过水无痕，好像是大宋年间的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从蓝到绿，所记得的只有1947年的"悲怆二二八"，就连马英九在儿童节的讲话里还提到"二二八"。台湾人的历史观好像只有一个"二二八"作参照，然后，就是现在了。讲到政策，台湾的教改全面失败已是怨声载道有目共睹的了，教改后，学子的负担煎熬比之前更为变本加厉！台湾人也都爱儿女，视作心头肉，但就是无法往前走，一走就牵涉到统独蓝绿，也无法回顾检讨责任，一检讨就牵涉到统独蓝绿。简而言之，这个所谓的"政治热病"，反映的其实是整个社会缺乏一个基础共识的状况--有共识，那多无聊，如何还能喷口水？这于是联系到头一个问题：这个现象哪来的？对这个问题，我诚然无力完整而深入地回答。但我至少确信有一点是任何的回答都绕不过的：台湾的民主化历程。这是一个难以讨论的问题。为何呢？一模一样的原因，一讨论就牵涉到统独蓝绿。在台湾，不分蓝绿，都对台湾的"民主化"颇表满意与自得。稍微不同的是，绿拿着扩音器宣称是自己的功劳；蓝营慈眉善目低调感恩："都是全民的努力"。因此，要把台湾的"民主化"当作一个问题来反思来讨论的，那就有机会获得蓝绿沆瀣一疑，几乎就是"全民公敌"了，因为这又牵涉到"国家认同"了。这里有一个二元对立："民主的台湾"相对于"不民主的中国大陆"，在这个二元对立的信念或"心气"上，耸立了蓝绿共识──台独或独台。"民主"，因此与其是一个制度性、历史性、理论性的概念，还不如说是一个鼓动认同的符号。当然，要公正地理解与评价台湾的民主化，并不容易。我始终认为，台湾这些年来毕竟是没有军用吉普车夜半下来抓人的事了，而人们也不会因为意见的表达而罹罪⋯⋯这些都是可贵的。但台湾的民主化，像是个半月或月牙，我们必须要看到它的阴缺之面：那就是诉诸省籍、族群乃至上纲到民族的动员方式，以及更重要的，这种方式路径所形成的主体的状态。没有这个动员方式，是否会有他种的民主化，或是根本无法民主化，这是一个反事实的揣度，难以有令人信服的结论。但如果保守地说，那则没有台湾今日这样的民主化，则应是可信的。这样的民主化，我曾在他处简称为"省籍路径民主化"；它绕过理论和路线辩论、现实思考，与未来制度的设想，直接诉诸最情感化的身份政治：悲情的台湾人出头天。以一种"我族"的悲情为燃料，区隔其心必异的"他族"。以这个对立为心理动能，进行选举动员。这样一种动员路径的思路，始于1970年代中期，经过大大小小的各种选举操作演练，逐渐成形，蔚然成为"路径依赖"。而李登辉由上而下进行如此的动员，更造成了这一动员模式的跳跃成长，到2000年陈水扁上台时达到最高峰。这种动员模式，一直继续到2008年的大选。直到今日，仍然可以说是找不到别种出路。我们所关心的还不是这个政治故事本身，而是它的效果。它的效果即是台湾人今日的政治热病的高烧不退。30多年来的政治动员，所动员的正是人们最敏感、最脆弱、也最容易亢奋起来的那条"身份"神经。这让我想起了鲁迅的一篇杂文《春末闲谈》里的细腰蜂的毒针，它只要往它的猎物青虫的运动神经球上一螫，青虫便"麻痹为不死不活状态"，为统治者、加害者提供养分传宗接代。对人而言，身份神经一旦被螫到，那就只有这一条神经亢奋起来，其他的则都驽钝了。本来，同在一个社会空间中生活为人，你、我与他都得共同遵守或至少参照一种抽象的、概括化的"他"，也就是社会思想家米德（Mead, G. H.）所谓的"概括化他者"(generalized others)的意义。所指的其实就是社会生活所必须参照或遵守的道德底线，没有这个，社会的道德肌理就会溶解，而社会不复存焉。但在这种省籍的、民粹的动员下，这个"概括化他者"被挤到边缘，几乎要被推下悬崖。于是，社会变成了"我们"和"你们"的敌对性，每一方的"自我"都很脆弱；简单而敏感。每一方都敏感到自己的身份，以及建立在身份上的"权利"，动辄举手握拳比中指，忿忿然曰：这是我的权利！但恰恰因为"权利"后头的根本共识已经被否认了，所以所谓"权利"就是只要有利于"我（们）的"，就都是"对的"，就都是"权利"。还是英文比较精省，一个right就解决了。平时暇日还好，社会总是根据惯性而非某种神经在运行的，因此台北街头熙熙攘攘。但是，一旦新的、模糊的、不确定的情势浮出，台湾人的自我意识与"权利意识"就立刻变得很尖锐，很忿忿。台湾人过去在威权体制下，容忍、害羞、怕丢面子、不好冲突，宁可息事宁人，这些"中国文化"老底都为体制所运用，给强固下来。这固然不是好事，但是旧的不好，不必然推论出新的就必定好。"民主化"以降，台湾人变得得理不饶人，一定得争个"权利"，而且是以道德的、义愤的姿态，以高亢的、气得发抖的感觉来争取。记得几年前，台湾人坐飞机回国的时候，若遇到航空公司的行程或服务出了问题，就常常会"霸机"，不肯下来。到后来，霸得太过火了，遭遇到官方祭出法律来严惩，这才又不霸了。但我有个观察，个人意识或权利意识极强的洋人，在碰到飞机延误或是其他不甚得已的状况，却一般都反而比较体谅，也能配合。这么说，不知道算不算"崇洋"？我曾在大陆旅游，碰到旅游巴士抛锚，大家也都还笑嘻嘻地共体时艰，下车帮忙推，也没有非要"较真"，或是非要司机给个"说法"。这么说，不知道算不算"媚共"？但台湾人霸机的英勇行为好像又不曾在国外听说过，好像是只发生在返台的航班上。这大概是因为"入境"随俗罢。但这个"为己甚"的台湾人新形象，似乎又和我们一般人（包括大陆观光客）常看到的台湾人形象颇不浃洽。台湾人轻声细语、举止文气、礼貌周到，似乎是很多细心的大陆游客所看到的"文明"景观。由此甚至恭维台湾人，说我们保持了中华文化的优点云云。这不假，但这是月牙的光亮一面。在日常的、惯性的生活中，台湾人很文气、算平和，但只要出现了一种不确定的紧张情势，通常蕴含了是非对错权利争议的时候，台湾人的"气"会突然爆裂，变得很神经质，甚至歇斯底里；那条很脆弱、简单而敏感的身份神经被螫到了。台湾人似乎缺少一种以倾听与表达为基础的"解决冲突"的能力。这样一来，我们或许就能以一种新的视角理解前段时间才发生的一条众所瞩目的新闻。一个台湾清华大学的学生，坐在台湾大众运输工具经常备有的"博爱座"（老弱妇孺优先座）上，被一个73岁的老人要求让位。但老人没有得到座位，得到的是愤怒的青年的老拳。据说，"将长者打成嘴破唇肿，合并脸颊骨折"。社会的一般反应是："太不可思议了！"于是有人问：我们不是经常看到很多人就算不是坐在博爱座，也会主动起立让座的吗？言下之意，这个学生是个特例，怪之可也，反省不必。一般情形的确是如此，但评论者都没想到一个可能性吗？那就是这位大学生，如果在另一个情境中，在一个自我没有被骤然挑战的情境中，他有可能也是芸芸礼貌众生之一吧。关键在于他的"自我"被挑战了，他的"权利"被质疑了，他面子挂不住了。他无法处理这个纠结着自我与身份的冲突情境。他虽是"知识分子"、是精英，但他这方面是低能--但台湾人，包括我，却没有资格看不起他。虽说这是个案，但个案并非一定没有指标意义。而我怀疑，越是精英越是男性，一旦牵涉到了自我（个体的或是群体的），那种情绪就一发不可收拾，乃至于理法皆废。去年还是前年，台湾的一个跆拳道教练兼裁判，因为在一场国际跆拳道比赛中，被国人怀疑曲护韩国选手，造成台湾选手落败。他回来后，竟然被政治人物众口同声曰该杀，于是被永久取消了教练与裁判资格。个案不免是片面的，而且一定可以举出相反的案例。那么，我继续要说的就是，这些个案，其实是和整体的台湾政治热病有密切关联的。在这个热病之下，人们的自我一碰到挑战危机，就异常脆弱，弹指即破，因此保护起来异常焦虑促迫。但没有危机时，台湾人又异常平和煦然。那种平和形象，很多台湾人，特别是都市的中产台湾人，是引以为傲的。因此，很多台湾人总是好心地建议外来访客去参观诚品书店或是101大楼。但这种"诚品"的幽雅与精英的压抑，却又为人们私心所不餍足。人们要喧闹、要对立、要委屈、要报复、要胜利，或失败也好。"诚品"象征的只是这些折腾的暂时消停。总之，要有一种热度感，来驱逐这种日常的"诚品感"。于是台湾社会将选举政治，以台湾人特殊的心理需求，发扬光大之，成为一种节日、一种庆典，人们身处其中，每天看电视是"政治"，翻开报纸是"政治"，走在马路上看到的是"政治"，耳边所闻的是"政治"，而其中各种攻讦的、挖底的、爆破的政治语言，其耸动腥膻麻辣程度逐次逐年升级，乃至几乎让台湾人到了五色令人目盲、五味令人口爽的地步了。尽管如此，选举毕竟提示了"我"的真正存在：选举是台湾人的宗教，而其他日子是日常。而我们又观察到，"宗教化"的趋势有增无减，几乎到了每年都有大规模选举的地步，最近又端出更让全民惊骇的新戏码：五都选举。常常是，这个选举刚结束，媒体已经开始谈论下一个选举了，几乎已经分不清"宗教"和"世俗"的区隔了。台湾人对此应有某种深层的不安，因此，老是要大陆人参观那个不那么像自己的压抑幽雅的"诚品"，而不是把最像自己的麻辣咸重的选举当作观光资源。这倒是符合古训："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说了这么久的自己的故事，对大陆人的意义在哪儿呢？是不是感觉陌生但又熟悉？对我来说，两岸的交流不在各自推销自己夸耀自己，因此台湾而今的好处我就不多说了（事实上我也说了几点，例如城市老旧有老旧的美，情治系统不敢开吉普车乱抓人，知识分子不至于以言论贾祸），而是应该各自透过自我批评，将比较真实的，或至少比较受压抑的观点表达出来。透过批判，找出前进的方向，而恰恰在这个过程中，自己有可能成为他者的一个经验参照。台湾的民主化诚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成就了一些制度面，但却把主体的状态给扭曲了。而这个没有长足气力的、自怜自爱的主体，又如何能面对新的现实、新的挑战，又怎能保住既有的制度成果呢？这是一个大问号。民主是人走出来的，台湾的民主有可能走入死胡同，但也可能有转机。关于未来，谁又知道得那么确凿呢？但台湾的经验也许可以给大陆作一个参照，那就是现存的台湾式选举政治，如果输出到大陆──一如不少台湾人的一厢情愿，那将极可能是一场灾难。因为大陆虽然没有台湾式的省籍或族群问题，但更多的更深的其他切线，一旦被台式的选举政治所动员，它的后果将不堪设想，而遭难的首先是这些"选民"，也就是细腰蜂的青虫。这些"切线"不是不要面对，是要如何面对。而问题的核心，是民主体制里的主体状态问题。这样讲，首先就会遭到来自岛内外某一派朋友的拍案决眦：你竟然反对民主！我要说，我不但不反对民主，还很愿意支持民主。我只是提出一个问题：面对台湾的"省籍路径民主化"以及这样的民主化的结果之一--政治热病，以及主体的无穷消耗，我们该当怎么办？我的基本立场是："选举"甚或"民主"，都是世俗化概念，都是可以言语化的对象。这点共识大家应该有。如果没有，那真是什么都甭谈了。（作者单位：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 

从七月下旬到八月中旬，这一个月间国内影响最大的两件公共安全事件，一件是7月23日甬温铁路动车追尾事件，另一件是8月8日大连PX化工厂在建防波堤溃堤事件。 7月23日晚8时34分许，由北京开往福州的D301次列车在行驶至甬温铁路永嘉站至温州南站之间的一座高架桥上时，与由杭州开往福州的D3115次列车追尾，导致D301次的1－4车厢和D3115次的15、16车厢出轨，其中D301次1－3车厢从高架桥上掉落，4车厢则悬挂桥上。事故共造成4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 尽管铁道部至今还未公布事故的正式调查结论，但是根据事故发生不久后流出的一份调度作业记录（其真实性已得到证实），以及记者在采访时所得到的进一步资料，事故的原因已经基本明晰：当日晚7时许，事故路段的地面信号出现故障（可能是由雷击导致），导致温州南站列控中心的计算机自动拒绝所有车辆进入事故路段。此时，温州南站转入"非常站控"，也就是由人工发布调度命令，代替自动发布调度命令的列控中心计算机。在调度人员的命令下，D3115次以20 km/h的低速进入事故路段。之后，调度人员又命令D301次进入事故路段。由于地面信号在此时又出现了其他故障，导致D301次的自动防护系统始终未接收到要求减速停车的红色信号，该车一直以约170 km/h的高速运行。当D301次司机发现前方的D3115次时，虽然采取紧急制动，但为时已晚，两车相撞，D301次司机也不幸殉职。 由上述事故原因来看，事故路段的信号系统存在严重问题，可能是信号系统本身存在设计缺陷，可能是电务部门平时对信号系统疏于排查，也可能是电务工人在当晚的维修过程中出现了低级失误。据记者调查，在事发之前，电务部门竟然向调度部门瞒报了信号系统的严重问题，因此电务部门要负主要责任。同时，调度部门也存在调度作业违反规程的问题，也要负一定责任。这些失误的叠加，导致原本有列控系统和自动防护系统双重保险的动车，最终发生了如此骇人听闻的特别重大事故。 在上述直接原因背后，自然也可以挖掘一些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今年2月，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免职。刘志军任职期间，大力主张铁路提速，甚至"跨越式"发展高速铁路，因而有了"刘跨越"的别名。铁路提速增加了运力，也降低了内陆地区因人流物流受限而形成的经济发展壁垒；高铁的发展还体现了中国科技的巨大进步，也使中国掌握了一种能够大规模向世界出口的高科技产品。尽管这种跨越式发展不可避免会带来"软件"相对落后（主要是相关技术人员的水平跟不上）的问题，但这种问题是可以在发展中逐渐解决的，所以在刘志军任职期间，中国铁路的进步是实实在在的，并不像"7•23事故"后某些媒体宣扬的那样，是什么"大跃进"。 但是，在刘志军下台之后，铁道部未能对中国铁路继续采取正面发展策略，而是迎合了某些意见（包括一部分民意），对未建的高铁项目束之高阁，对已建的高铁项目甚至一般的动车大搞"降速降价"。这种在根本上推翻之前的工作计划、甚至在人事上搞"清洗"的做法，不能不造成铁路系统人心惶惶，以至于使一些部门为求无过，不惜违反安全规章，甚至瞒报隐患。如果说在刘志军时代，技术问题是影响铁路运营安全性的主要问题，那么在后刘志军时代，原本问题不大的管理也上升为影响铁路安全性的主要问题之一了。像"7•23"事故，与其说是技术事故，还不如说是管理事故。 "7•23事故"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它导致了国际上对中国高铁技术先进性的怀疑，也导致了国内民众对高铁和动车安全性的怀疑。对于一般人而言，技术的安全性实际上是一种心理感受，既取决于这种技术本身的客观安全性，又取决于人们对技术安全性的主观期望，而客观安全性又取决于对不可抗风险的控制能力。对于动车而言，"7•23事故"恰恰暴露了铁路部门对信号系统故障这样的不可抗风险并没有足够的控制能力，由此导致的较低的客观安全性，连一般民众并不过分的主观期望（不要死人，尽量不要晚点）都不能满足。这种控制能力的缺乏应主要归咎于铁路部门高层因政策的不连续性而导致的管理混乱，相比之下，动车本身的技术并无太大问题，不是低客观安全性的源头。 至于大连PX化工厂溃堤事件，情况则很不相同。 8月7日，原本预计在华东沿海地区登陆的2011年第9号台风"梅花"，在中国东部近海海域向北转向后，开始影响大连。受其影响，8日凌晨，大连海岸风力达到8级。大风掀起的巨浪，导致位于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由福佳大化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建设的70万吨PX工程（通常简称大连PX，PX是对-二甲苯的英文缩写）的在建防波堤决口，引发海水倒灌，危及距防波堤不远的化工储罐的安全。虽然经抢险人员奋力抢救，并没有造成任何化工原料泄漏，但这一事件引发了一部分大连市民强烈的不安全感和对政府的质疑，并最终在8月14日酿成了数千人上街游行冲击市政府的群体性事件。 在这一安全事故中，自然也存在明显的"人祸"因素。虽然福佳大化的防波堤工程是经过相关部门（包括大连市环保局）审批通过的合法工程，但由于环评有缺陷，其中并未将溃坝风险考虑进去。尽管这一缺陷似乎也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在历史上，辽宁省是较少受到台风影响的省份，在1949年以后，像"梅花"这样严重的台风威胁只有两次，分别发生在1985年和1997年--但终归是个重大疏忽。此外，无论是防波堤工程，还是70万吨PX工程本身，都存在"未批（指环保部门的批准）先建"，以及信息不透明问题。至于事发后该化工厂员工以暴力阻挠记者的正常采访，更体现了福佳大化落后的企业管理作风和危机公关意识。 然而，和动车事故不同的是，在大连PX化工厂溃堤事件中，虽然其客观安全性也不算太高，但是某些大连市民的主观期望却高到了不可接受的程度。巨大的落差，导致这起事故的后果虽然很轻微（未有人员伤亡、未有重大经济损失、未发生环境污染），却丝毫不能平息这些大连市民心中强烈的恐慌感。 为什么这些人会对大连PX的安全性有这么高的主观期望？第一个原因，在于对PX化工厂的性质和重要性缺乏理性认识。事实上，在各类化工厂里面，PX化工厂是相对来说较为安全的一种。以其产品的毒性为例，在副产品里只有苯具有较高毒性和致癌性，作为主要产品的PX本身则只具有低毒性，其致癌性和致畸性均无明确证据（但在网上的谣言中，PX却被说成是"高毒高危"）。此外，PX的沸点相对较高，挥发性相对较低，发生泄漏事故后虽然极易失火，却不太可能爆炸，所谓"PX储藏罐爆炸将毁掉整个大连城"是不折不扣的危言耸听。然而，对于那些脑子中已经形成"化工厂＝毒药库"定式的市民来说，他们是不容易相信这些化工常识的。 从重要性来说，PX化工厂是中国目前亟需的产业。PX的主要用途是生产聚酯，聚酯是十分重要的工业原料，可以生产涤纶（俗名"的确良"）纤维，是化纤中产量最大的品种，还可以制造聚酯瓶（为目前市场上主要的瓶装饮料用瓶）和聚酯薄膜等。中国目前每年都要从国外进口PX以填补需求缺口，将PX项目引入中国，既可以降低价格，又可以完善石化产业链。而在大连设立的PX化工厂，更是担负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任。然而对于眼光狭隘的小市民来说，他们能够意识到涤纶衣物和聚酯饮料瓶的重要性，却意识不到作为其原料的PX的重要性，能够意识到个人舒适生活的重要性，却意识不到化工企业贡献的税值对城乡建设、对低收入群体福利的重要性。 某些大连市民主观期望极高的第二个原因，在于他们把自己的理想生活质量拔高到了现实不可能满足的地步。在他们看来，大连是且只能是一座滨海的花园城市、旅游城市、宜居城市，他们的理想城市生活中因而也只允许有蓝天碧波、青山绿树，再来几名女骑警在街头点缀一下。然而在长期以来的城市功能定位中，大连从来就不是一座单纯的旅游胜地，它同时还是重要的工业基地。长期以来政府的偏颇宣传，使一部分市民无法容忍在自己的身边竟然有什么化工厂，更无法容忍这化工厂出一点点事故，这就造成了他们要求的权利过分膨胀，结果使大连市政府成了亨廷顿等人所谓的"超载政府"，因无法满足市民的过分权利要求，而不得不自作自受。 在大连PX等化工厂不高的客观安全性和某些大连市民极高的主观期望的张力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年多以来这些大连市民恐慌感发展的历程。 2010年7月16日，一艘外籍油轮在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大连新港卸油时，引发输油管道爆炸和一个储油罐起火，并导致部分原油泄漏入海。正是这起和PX项目并无关系严重的安全事故，开始引发大连市民对大连新港附近的化工厂的恐慌。后来在这一工业园区，又先后发生了几次小事故，比如2010年10月24日，在拆卸"7•16事故"中起火的储油罐时，该储油罐再次起火；同年12月，大连新港一家宾馆失火，3人遇难；2011年7月16日，恰在"7•16事故"一周年之际，中石油大连石化分公司厂区失火。这些小事故的发生都是偶然的、可控的，但对于不懂工业安全技术的普通市民来说，他们会倾向于把这一切都视为必然，视为越来越大的隐患。 巧合的是，2011年6月4日，在渤海又发生了油气田泄漏事件，此次事故直到7月5日才向公众公布，引发了很多人对信息不透明的质疑。尽管这一事故和大连石化企业无关，但因为发生在大连周边海域，也被某些大连市民暗记在心。这样到了8月8日再发生溃堤事故时，这些大连市民的情绪便来了个总爆发，把对石化企业的不满，全都发泄在大连PX项目之上。 这时候，2007年6月1日发生在厦门的反PX游行便成了他们学习的榜样。那次游行的目的是要求迁走与厦门主城一水之隔的海沧区70万吨PX项目，最终，这一目的得到成功实现，厦门PX被迫迁建福建漳浦古雷半岛。受此鼓励，游行的大连市民也把"PX滚出大连"作为他们不可妥协的诉求。为了能够借上厦门游行的力，还有人编造"大连PX是从厦门迁来的"的谣言（事实上二者毫无关系，大连PX的建设方福佳大化是本地企业，而厦门PX的建设方是台湾企业），企图把大连反PX游行作为厦门反PX游行的不可分割的后续运动。而最令人不解的是，为了安抚这部分民意，大连市政府竟然在缺乏可行性论证的情况下，就草率地公开宣布会把PX项目搬离大连。这种对非理性民意的过分屈从，是近年来政府工作中日益严重的一种不良作风，不能不令人忧虑。 其实，世界的本质就是不安全的。生存在本质不安全的世界中，我们只能是尽量追求风险可控，并对这种控制风险的能力有理性认知。在风险控制上不失误，在主观期望上不失调，我们才能得到真正安全的感觉。风险控制上的失误让动车不安全，主观期望上的失调让PX不安全，这两件公共安全事故提醒我们，在安全感的缺席问题上，政府和民众都有各自不可推卸的责任。

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每篇有关日本共产党的报道在中国都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从小说《蟹工船》再版的销量，到日共月增15000名新党员，再到《赤旗报》的政论文章“永远的马克思”……自2009年起，笔者便开始筹划对于日本共产党的采访。

有些人将民主列为普世价值，这是一种思想舞弊。民主不是价值，只是政治技术手段。

自由是现代政治理所当然的第一步。自由的目的是解放个人，使个人免于政府的强制干涉和迫害，这一成就具体落实为界定个人自由的个人权利。民主则是现代政治得陇望蜀的第二步。

经历过八十年代"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讨论"的人，对引动各方激情却闪烁着陌生光泽的"异化"不会没有印象。对大多数人而言，那也是他们与这个"怪词" 的第一次接触。但据讨论的发起者之一王若水（1926-2002）回忆，他对"异化"理论的了解，却要追溯到二十年前中苏论战期间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对由赫 鲁晓夫揭发的"斯大林罪行"的批判："斯大林罪行的揭发引起了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关系的思考。......南斯拉夫出现了一批实践派哲学家，高扬人道 主义的旗帜，批判斯大林主义的反人道性质，用'异化'的概念批判苏联社会的僵化的官僚主义集权体制。" 实际上，只需将这里的斯大林换成毛泽东，将"斯大林罪行"换成"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即可明了王若水在"文革"结束后重张"异化"论的愿心所在。 然而，以"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对阶级理论进行批判，却不过是一种历史的颠倒。尽管有关的历史甚 至不为讨论者所知，"国民革命"（1925-1927）失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应时，我注意到被称为"后期创造社"的李初梨（1900－1994）等对 "异化"--"事物化"--理论的运用。不过，令人惊异的是，"异化"理论不仅是论证无产阶级政党"独裁制"的合法性的理论基础，人道主义也被置于必须彻 底否定的位置。 这是为了什么呢？ 难道真如近三十年的研究所说，李初梨等对人道主义的否定只是国际"极左路线"--"福本（和夫）主义"--在中国的表现？李初梨等"并没有真正注意这个基 本理论（异化理论）"？ 本文将以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这样的猜测是完全错误的：李初梨等不但熟谙"异化"理论，其对人道主义的批判也是在"异化"理论提供的历史视野和政治分析中 展开的。简单地说，它与"国民革命"的失败后中共被迫放弃"农、工、小资产阶级联合"的合作路线，以对汪精卫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路线"的批判重塑布尔什 维克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政党伦理"）的要求密切相关（详后）。--这也是在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包括鲁迅等人放弃抽象的人道主义原则，并逐 步接受阶级理论的内在原因。对李初梨"异化"理论的视而不见，虽有学术研究本身的原因（如学科的局限，研究者自身的能力等），但对人道主义与异化理论之间 这一内在关系的忽略，恰是更为根本的。 实际上，即使在对福本和夫，甚至卢卡契和阿尔都塞的研究中，这一关系也同样处于割裂或游离的状态中。这自然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但由此我们却不得 不追问，王若水用以张扬人道主义的"异化"理论，提供的又是什么样的历史视野和政治分析？ "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对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人道主义迄今也仍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述求。然而，"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提 出，无论从时机（"马克思诞辰百年纪念"）的选择、场所（中央党校、人民大会堂）的安排、人选（周扬、王若水、王元化、顾骧）的考虑，还是从最初的讨论范 围（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来看，其与中共为摆脱批判"文革"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目标凝聚社会共识的努力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 的。 换言之，王若水对人道主义的张扬与新时期中共政党伦理基础的变化，是完全一致的。 更进一步说，人道主义在"异化"理论中所处的两个极端，展现的不过是在两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国民革命"的失败和"文化大革命"结束：它们共同标志了二 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兴起和衰落--中共对自身合法性基础的不同安排。这也是本文追溯半个世纪来"异化"理论的中国之旅 的意义所在。但更深入地看，这一过程与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政党政治"的兴衰同样是密切相关的。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这里所作的只是一个简单的描述：随着 由中、美两国和解开始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此前那种建立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有着明确的社会阶级代表性质与利益述求的政治 模式，日渐为一种直接述诸于"国家"、"全民"管理权的政治模式所取代。而二十年代的情况正好相反，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在反对殖民主义的过程中， 世界各地的民众领袖不仅将目标只放在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之上，而是在社会主义理念的吸引之下，对国家内部社会各阶级的不平等状况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和改造。 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不同的政党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即使在一个政党内部也经常存在着激烈的辩论--如何在更长的历史时段中来审理其间的功过 得失显然是必要的，但将此漫画为个人恩怨和利益之争却只是缺乏基本的历史眼光的--而正是这种辩论和斗争，激发了民众对国家政治的参与，也使政党在行动中 必须顾及其社会基础和舆论向悖，从而也维持了社会的政治活力--这也是本文所使用的"政党政治"的含义，"政党伦理"一词则用以指代有关其合法性的表述 --而在政党政治衰败的语境中，我们所能目睹的也只能是社会的非政治化进程和政党活力的日渐丧失，我们所能耳闻的也只是空洞抽象的从社会肌体上割裂下来的 "个人"的絮语。 由于人们否认"异化"理论在"后期创造社"批评中的存在，而津津乐道于其反人道主义的表象，本文的论述不得不首先在严格的历史研究中进行，围绕李初梨对社 中前辈郭沫若及革命同人蒋光慈、茅盾的批判，本文将展开包裹在其"异化"理论的外壳之下的中共政治伦理形成的开端过程，并为其在半个世纪之后的转折提供基 本的参照。一 1928年2月，被称为后期创造社"新锐斗士" 的李初梨令人极为吃惊地提出了后来据说是"分裂文坛"的"无产阶级文学"的主张："无产阶级文学是：为完成他主体阶级的历史的使命，不是以观照的-表现的 态度，而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的斗争的文学。" 在补充成仿吾犹未言及的"趣味文学"的社会作用之际，李对阶级意识的功能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因为无论什么文学，从它自身说来，有它的阶级背景，从社会上看来，有它的阶级的实践的任务。/我们知道，一切的观念形态（Ideologie）都由 社会的下层建筑所产生。然而此地有一种辩证法的交互作用，我们不能把它看过。就是该社会的结构，复为此等观念形态所组织，所巩固。/ 文学为意德沃罗基的一种，所以文学的社会任务，在它的组织能力...... 这当然是在强调"观念形态"（ 意识形态）对"下层建筑"（物质基础）的"组织"作用。然而，与通常所说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不同，此处所论的乃是意识形态的组织与支配功能，亦即通过 对日常生活行为的"询唤"所形成的人对世界的普遍意识的能力。 所以，《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李对成氏深有"表现论"之嫌的分析不能满意--据说，李文原有一段文字直接批评成仿吾，幸好因为发现及时才被成"看校样时 剪去"。 但他也清楚，假如"无产阶级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不是"观照－表现"的关系，而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产物，那么，"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从何而来？作 家又当从何处把握这一意识？ 为此，他在文中提出两步走的方案：一是，"为革命而文学"："干干净净地把从来他所有的一切布尔乔亚意德沃罗基完全地克服，牢牢地把握着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战斗的唯物论，唯物的辩证法。"二是，"我们的文学家，应该同时是一个革命家。他不是仅在观照地'表现社会生活'，而且实践地在变革'社会生活'。" 许多研究者以为，这不过是以"唯物辩证法"的空洞教条来取代作家的生活和写作而已。但不久《文化批判》第4号"新辞源"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条："阶级意识" （Klassenbewusstsein, Class Consciousness）。 新辞条从反面或者说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欺骗作用的角度，强调了"阶级意识"的作用： 阶级意识在维持阶级的利益上是绝对必要的。如果没有这种意识，则对于经济的贫困、自身的非人生活，不能明白是由别个阶级的榨取所致，诚实的人便归于 自家的运命，强傲的人反羡慕同一阶级内的收入较多的同类，因而引起内部的暗斗与分裂。这是平时所能见到的事。所以在阶级的对立锐利化而社会需要变革的时 候，阶级意识尤其重要，而且必须唤起。 从这个栏目"只收新词"的设计 可以断言，这是"阶级意识"在汉语中最早的使用之一。 但这不是说，在此之前就不存在着对"阶级意识"的理解， 或像他设想的"两步"就可以达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领地，恰恰相反，他不得不从一开始就陷入与包括郭沫若等的"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辩。 自然，这和人们现在的了解大相径庭。《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不仅批评郭氏《革命与文学》（1926）是"自然生长的革命意识"（详下）的产物，对《英雄 树》（署名"麦克昂"，1828）这样"划期的议论"也进行了匡正：在将"当一个留声机器"的口号改为"不当一个留声机器"，将"要你接近那种声音"改为 "要你发出那种声音（获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后，又针锋相对地表示"我以为'当一个留声机器'是文艺青年们最宜切戒的态度，因为无论你如何接近那种声 音，你终归不是那种声音。" 这是为什么呢？李与郭同出四川，既为留日学生，归国前一年与郭在上海晤谈，十分投契，应该不是"抢班夺权"那么简单。 听听郭的"回音"是有意思的。他说，这只不过是对"留声机器"的理解不同："（李）把留声机器当成了客观描写"，"所以他的'不当一个留声机器'正是把文 学当成生活意志的要求诉诸实践"，"但是我的'当一个留声机器'也正是要人不要去表现自我。"总之，李强调的是"积极的一方面"，自己强调的是"消极的一 方面"；而由"辩证法的唯物论"看来，"他的'不当一个留声机器'正是不要去表现（客观的描写）社会生活。但是我的'当一个留声机器'也正是'反映阶级的 实践的意欲。"所以，反过来，"我是说的积极的一方面，他是消极一方面的说教" 但郭的辨解并不巧妙。且不问其"留声机器＝辨证法的唯物论"的先见之明是否属实，即使从他此时的辩解解中也仍可清楚地见出二人的差异：他所谓"留声机所发 的声音是从客观来的，客观上有着某种声音，它和它接近了，便发出这种声音。有这种客观才有这种反映。"强调的就仍是"客观规定意识，不是意识规定客观。" 这与李初梨的理解，是背道而驰的。 也许是出于对社中"前辈"的尊重，李并未对此作出直接的反应，只是在回答钱杏邨代蒋光慈所写的"公开信" 时借题发挥。在把蒋"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表现"的说法斥为"非马克思主义"之余，对钱以"文学的社会使命"为"文学的实践意义"的辩护也倍加痛击。他说： "我觉得你对于'实践'两个字，还没有充分的理解"，"除了'促进'带了几分暧昧的实践意思而外，......你以为'同情'，'希望'，'信赖'，'认识'， '指示'是实践吗？" 两相比较，这一批评即同样适用于郭：在《留声机器的回音》中，郭以"接触了悲惨社会，获得了牺牲自己的个性与自由为大众请命的新观念"为"小有产者方向转 换"的完成， 与蒋有关"革命文学"的写作程序--"同情-希望－信赖－认识－指引"--如出一辙。当然，在这封"公开信"中也并非没有对郭的批评："一九二六年，郭沫 若氏的《革命文学》正是这种自然生长的革命意识的表现。"只是，这需要在对他名噪一时的《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性》的分析中我们才会明白，"自然生长的革 命意识"是一个何其严重的指责。但此文中有近三分之一的篇幅用以回答郭在《留声机器的回音》中的辩解，我们不妨及从他对"留声机器"的"误解"的开始。 李"忏悔"自己曾将郭"倾听大地深处的雷鸣"的主张，误解为"暂时的口号"并以为这将危害青年，却当即引用马克思《神圣家族》的论述 事实上还没有理解"什么是实在的，及适应这实在，历史地当为的事情"的人，他是否真能听"无产阶级作为暂时目的所意识的"这种声音，及是否能够传达 出，还是一个问题。" （按，引号内为《神圣家族》的内容 ） 很显然，这完全是针对郭氏把"雷鸣"（无产阶级的呼声）当作"无产阶级意识"而来。对郭"要你接近那声音"的主张中的"主客对立"，以及由"客观" 反映所必然带来的"媒介物的存在"，他则挑明自己主张的是一种"直接的关系"。他有关"留声机器"与"肉声"不同的辨析十分有趣： ......我觉得留声机器，至多只是一个媒介物，恰恰相当于脑髓。而且留声机器的声音，绝对与肉声不同，它一定会把原唱者的声音歪曲，所以我说："无论你 如何接近那种声音你终归不是那种声音"。我们知道，外国的无产阵营里，有所谓"文艺派"与"书斋派"的发生，他们何尝不是口口声声地马克思恩格斯，听着什 么声音就大闹什么声音，然而结局当了一个小有产意识"密输入者"，这是值得克服的。我们平素把他们当作留声机器看待，这是因为它一方面把原来的声音歪曲， 一方面没有实践性的原故。 但"媒介物的存在"仍不是他眼中"留声机器"论最大的危险。在他看来，因为无产者在意识方面"只能达到一种粗杂的唯物论或经验论"的水平，而现阶 段，只有"在解放过程中无产阶级的前锋"们的意识才称得上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将一般无产阶级大众的意识奉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就有着特别的 危险。因而，文末他甚至告诫郭沫若，如果只是单单去倾听"大众自然生长的声音"，那就是"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或者"简直是背叛了无产阶级"。 听命于无产阶级大众竟然成了对无产阶级利益的背叛，这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吗？ 二 李初梨的确对《共产党宣言》进行了"修正"。在不加注明--这与检查制度有关--地援引了《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资产者和无产者》中有关无产阶级 的觉醒时，他不加说明地去掉了其中的第五节、第八节，并在第七节（以李所引部分的段落顺序计）下加入大量的自己的评述： 这样地普罗列塔利亚才渐次有了政治的自觉。不过这只是普罗列塔利亚自然生长的觉醒过程。我们试看他们最初的机械破坏运动。他们还不是对于布尔乔亚的 生产关系攻击，他们的攻击是向着生产工具自身。其后组织工会，同盟罢工，及要求改良主义的劳动立法，虽经了种种的进步发展，然而还是一种trade unionism的斗争，这不过从"表现着关于劳动者与雇主间底敌对关系的觉醒，劳动者还没有意识着现在的社会制度对于他们的利益底不可和解的冲突，而且 他们也不能意识"。所以上述的比较长期的劳动者的觉醒过程，纯是一种自然生长的原始的过程的运动。 原文第八节承前述资产阶级在不断的斗争中不得不向无产阶级求助，"自己把自己的教育因素即反对自己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在《宣言》1888年的 英文版中，两节内的"教育因素"分别被修订为"政治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因素"、"启蒙和进步的新因素"，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应属无疑。 但问题是，马、恩并不认为，只有知识分子的加入，"阶级斗争"才可能出现，劳动者才可能"渐次有政治的自觉"。在被李略去的第五节中，马、恩即指出，是大 工业带来的交通的便利，"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了阶级斗争"，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所以，不仅并不存在一个李所指出的由"经济 斗争"到"政治斗争"（然后是"理论斗争"）的递进，而且，《宣言》也并未强调甚至并未暗示过，那些"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 分资产阶级思想家"归附无产阶级，有何绝对的重要之处。 但这却正是李初梨论述的要点所在。这似乎表明，他的论述别有所宗，另有渊源。 日本学者斋藤敏康（SATO Toshiyashi,1950-）的《福本主义对李初梨的影响--创造社"革命文学"理论的发展》（1984）指出，李的理论缘自福本和夫，并以福本和 夫《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为蓝本分析了福本主义的基本内容和特征。 在近二十多年对创造社的研究中，此文是真正将此前在汉语知识界一直流于传说和概述状态的"福本主义"与"后期创造社"的关系带入文本层面的重要研究。但斋 藤的研究不仅没有将"后期创造社"的研究推向更深邃的境界，反而经常成为那种简单的"反左"叙述中落实后期创造社"极左"思想来源的一个工具。这虽然有多 方面的原因，但我注意到，这与斋藤否认"后期创造社"理论与"异化"的联系是紧密相关的：在述及福本主义的异化论如何别开日本马克思主义之生面的时候，斋 藤不无遗憾地说，"恐怕李初梨并没有真正注意这个基本理论，李初梨没有传播异化理论。"因而，在很多人看来，"后期创造社"从福本主义那里继承来的真的不 过是一些"左"的词句和"日共"的错误而已。无独有偶的是，对福本主义的来源及形成有更为广泛察考的香港学者黎活仁（1950-）在所著《卢卡契对中国文 学思想的影响》 （1996），也同样对"后期创造社"理论与"异化"的关系不予涉及。但事实究竟如何呢？如果他们继承了福本的异化论，他们就会避免"极左"思想的错误 吗？ 我们先从第一个问题入手。斋藤指出，福本主义可分为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为下文辨析的需要，这里的概括悉以斋藤原文为主）： 一、"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福本认为，"'社会的现实性，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开始转化和实现，而社会的现实性是根本性的。因此，这种实现只 有自身具有根本性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实行"。 二、"思想革命"。福本认为，"所谓'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媒介"的"形式是组织(即无产者的诸组织)"，但"无产阶级意识到其阶级意识的过程，同时就 是其阶级斗争的过程"......而这种阶级斗争必须经过以下步骤："第一，思想斗争；第二，政治斗争；第三，经济革命"，并可再分为阶级意识的斗争，经济的斗 争，政治的斗争，经济革命各阶段。斋藤认为："福本的组织理论的核心就在这里。'重视理论斗争'的见解也发源于此。" 三，"'分裂结合'的组织理论"。福本介绍了在列宁和罗莎•卢森堡之间进行的组织论争，得出结论"要创立有明确阶级意识的无产者集团的组织和密切结合的雅 各宾党，而为了实现这种联合--（必须在联合之前，首先彻底地分裂），这就是列宁的组织理论的核心"。 斋藤的概括对于理解李初梨的主张有很大的帮助。如在解释李对蒋的批判时，斋藤指出，这是李"融汇了前面介绍的福本关于只有实践才能对社会有现实意义的观 点，而容易形成的看法。" 。然而，在分析中斋藤"列（宁）"冠"福（本）"戴的情形却时有所见。在以福本"激烈没落论"来讨论李对"国际形势"的认识时，其所引福本原文"方向转 换，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没落时期逐渐进行的"中却并无"激烈没落"或"急遽没落"的表述，而这却可以在诸如列宁对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的论述中找到。李 "从政治、经济的斗争扩大列意识的斗争"的步骤与福本提供的程序有很大的不同，甚至背道而驰，也是列宁的《怎么办?》中的内容；其对"理论斗争"重要性的 强调，亦与列宁相同 。实际上，"混合型"的分析一样是列宁此书的内容，而不是福本的"概念"。特别是，斋藤对李初梨批判"小资产阶级"的解释令人生疑--"应当指出，在'理 论斗争'中，重视小资产阶级，也是福本主义的影响。李初梨的革命文学理论看来好象有矛盾。可是，对他来说，重要的问题是获得无产阶级'意识'，而不是在阶 级上如何归属的问题。" 但如所周知，对小资产阶级（文学）的否定乃是李在论争中主要的工作，如果不作出重新地解释，"重视小资产阶级"就是自相矛盾的。 很显然，"李初梨并没有真正注意这个基本理论，李初梨没有传播异化理论。" 这一前提判断存在问题。实际上，在对福本主义四大特征的描述中，斋藤首先处理的是"异化"论。只是为了对李初梨是否"真正注意"了"这个基本理论"进行辨 析，本文特意将其放在最后来进行讨论。以下是斋藤对福本"异化"理论的概括： 福本在第一节《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中认为，"无产者集团(雇佣劳动者)和富人(资本家)是对立的。他们由于这种对立而联系在一起"。私有权"无非 是维持这种对立和无产者集团的存在的"，而无产阶级既然是形成这种对立的条件，它无疑要抛弃私有制。而且"在所有者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身上，都一 样反映出人类的自我异化"。但是，尽管私有权不可避免地要"促使其自身的解体"，可它"既然把无产者集团作为无产者集团产生出来，就只能根据产生无产者集 团的精神及肉体的贫因，从而扬弃无产者本身的人类异化理论去行动"。与此相反，尽管"无产阶级的立脚点总是彻底地坚持自己的阶级利益"，但是，由无产阶级 利益的本质特征所决定，不从总体上扬弃所有阶级的利益，就不能实现它本身的阶级利益。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彻底坚持自己的阶级利益，同时也就是扬弃所有阶级 的利益。根据这种历史的社会的特性，无产阶级"只能"以"客观"的观点"观察"问题，"基于这种认识，这个阶级是认识的主体，同时也是客体"，只有当无产 阶级意识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思考与存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它才开始是"自觉"的。 也许是译文的原因，这一段话显得特别费解。从中我们看不到福本对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异化"的理解--虽然其中也有"异化"这样的字句--至于为什么 "恐怕李初梨并没有真正注意这个基本理论"，就更令人费解了：作为福本主义的前提和基本，如果李初梨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么，他对福本主义的理解也就只能 是在某些片段上的接受--我们知道，这也正是到目前为止有关研究中的普遍看法--但如果离开对无产阶级"异化"特性的认识与把握，李怎么可能去理解福本主 义对"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特征"呢？所谓"思考与存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不正是因为二者之间的脱离或自我反动这一"异化"状况的存在吗？如果离开 对无产阶级意识"异化"特性的认识与把握，李对郭沫若甘作无产阶级大众留声机的批评该如何解释？要知道，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政党伦理基础的核心问题。 在《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中，李曾以一个挑夫身上存在的"资产阶级意识"来反诘鲁迅："现在我们可以大胆地承认鲁迅的一个反语，'车夫的本阶级意识形态 不行，早被别阶级弄扭曲了，另外有人把握着，但不一定是工人。'" 在文中第二节对"无产者生活的局限性"及其意识的局限性进行论述时，李更进一步论述道： 普罗列塔利亚的可能的生活过程，只局限于所谓物质的生产过程，因此据他们看起来，仅仅的"-分一文，是要比全社会主义全政治还有价值"，而且他们是 只"为自己及自己的儿女，却不能为未来的generation斗争"。......如果仅以普罗列塔利亚自身的力量，却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即在意识过程方面，只 能达到一种粗杂的唯物论或经验论，在政治过程方面，只能产生一种工会主义的政治运动。 如果李初梨不理解"异化"理论，他何敢有何能对无产阶级大众的意识做出如此分析？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学者对福本和夫知之无多。 斋藤的文章发表后，黎活仁的研究更上层楼，提供了大量有关福本和夫"异化"论与卢卡契（LUKÁCS György，1885-1971）《历史与阶级意识》 的细节和资料 。据他介绍，福本留学德国期间，曾经常得到另一位与卢卡契齐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大师柯尔思（KARL Korsch, 1886－1961）的指导，并在"第1次马克思主义研究周"举办之时，由柯氏引领参加并介绍给卢卡契。1923年春，当其与卢卡契再度会晤时，后者即以 《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年1－5间刊行）相赠，其异化理论更成为福本回国后刮起"福本旋风"的"风眼"。 针对斋藤的论述，黎也提出自己对福本主义的概括："（1）物化论；（2）阶级意识；（3）资本主义急遽没落论；（4）党组织论（即分离结合论）；（5）混 合型等等；"并指出："前两点是受卢卡契的影响，第三点是受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流行观点影响 ，后两点则师承列宁的建党思想的名著《怎么办》（1902）。" 这显然是一个远较斋藤更细致的观察。比如，黎指出，在论述"阶级意识"时，"卢卡契、福本和夫和创造社的福本主义分子都引用列宁的理论，并且把《怎么办》 所说的社会意识易之以'无产阶级意识'。" 尽管黎氏引文中的"社会意识"是一个失误--列宁所说的乃是"社会（民主）主义意识" --但他有关李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获得，"必待革命的知识阶级参加，而且只能从外部才能注入" 源自《怎么办？》的论断，却是卓识。但令人遗憾的是，黎对"异化"理论与"后期创造社"的关系，竟然未予涉及。 莫非李初梨真的未曾"注意""异化"理论？ 三 但事实并不如此。在针对鲁迅的《请看我们中国的Don Quixote的乱舞》中，李说： 在有产者意识事物化的现在，一切有产者的观念形态，事实上已成社会发展的障碍物，如果我们要企图全社会构成的变革，这些障碍物，是需得粉碎的。   这里的"事物化"，即源于卢卡契的"异化"理论。1930年初，在施复亮（施存统）所译福本和夫的《社会进化论--社会底构成及变革过程》中，即有 对这一概念的详尽论述。只是李初梨对自家的理论渊源讳莫如深，此书又系以"北条一雄"的笔名发表，施存统在翻译中依样照搬， 遂令中国知识界对面不识--其名虽在日本知识界尽人皆知--不得不由笔者在七十年多后来重续此缘。 据施存统介绍，该书是福本"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初头，应京都帝国大学学友会底招请，为'社会进化论讲座'而讲的讲演大纲。"（《译者序》）当此之时，后期 创造社的重要人物如李初梨、彭康正就学于此。 近年出版的《创造社16家评传》，稍稍提及李、冯对福本理论的兴趣，惜哉并不及此。不过，从下面所引的内容可以见出，即使他们本人未曾亲临"社会进化论讲 座"，他们对这一"讲演大纲"的内容也是一清二楚的！ 可是我们切不要看过：日本无产阶级的这个"方向转换"，与欧洲先进国底场合不同，乃是行于世界资本主义底--因而也是行于虽然发达较迟，但仍与世界 资本主义底没落趋势汇合同流的日本资本主义底--没落时期的。 因此（被这种形势决定），日本底无产阶级，现今不能不凝视他们底解放运动、他们底组织过程底全野。不能不正确地、客观地分析他们底生活过程底全域。 又因此，日本无产阶级底"方向转换"--"战线的扩大"，已经不能再是仅仅机械的"转换"和"扩大"；所以这个过程，这个斗争过程，同时必须是一步一步地 将所谓在资产者社会之下事物化了的意识（在所谓工会运动的时代必然决定、反映、生产出来的意识形态--即自然生长性的观念，以排他的、对立的、分裂的方法 来思维的部分与全体、抽象与具体、理论与实行等等观念之类的意识形态）来扬弃的过程，换句话说，必须是战取真正无产阶级的意识（即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意识） 的过程。--关于这一点，今日争论得很厉害；但是我却作如上的观察。 我们看到，后期创造社的批评中所习见的"方向转换"、"自然生长性"、"无产阶级意识"等，莫不赫然在列--而这还不过是此书的"序论"而已--为 了更直观地展示李初梨等与此书的的关系，这里再提供一个证据。在《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性》中还有两个极其重要的表格：一个用以说明"社会自身的内部构造 过程，及无产者生活的局限性"，一个则有关"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获得过程：前表名为"社会的构成过程图表"  ，后表则未命名 。将二表与福本讲义进行对比，前表是对"社会构成过程（社会自身）底表式表（乙） "右半部分的移植，后表是对福本"社会变革过程底表式" 中"阶级斗争过程"（达到革命点以前）部分的模拟。请自按。 我们再来看福本对"事物化"的论述。从《社会进化论》可以很明显看出，"事物"即商品、产品之意，"事物化"也即"商品化"。在讨论"意识过程"的"事物 化"性质时，福本和夫鲜明地指出了这一点。 资本家的生产过程，在那所谓资本家的商品（按，原文下加着重符）生产过程这一点上，具有所谓"灵物崇拜的性质"。（分段）/所以在资本家的社会里， 发生这样的情形："是人类自身的劳动底社会的性质，在人类底眼目里反映成劳动生产物本身底对象的性质；因之又使诸生产者对于总体的社会的关系，反映成存在 于生产者外部的对象物底社会的关系。"（分段）/在这里，社会的关系，已经是"事物化"了。 了解卢卡契《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的都知道，从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开始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的全面"物化"状况，正是其基本的思路所在。他 说："马克思描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并揭示其基本性质的两部伟大成熟著作，都从分析商品开始，这决非偶然。因为在人类的这一发展阶段上，没有一个问题不最终 追溯到商品这个问题，没有一个问题的解答不能在商品结构之谜的解答中找到。"所以，在他看来，"商品拜物教"也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特征："......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 （Eigengesetzlichkeit）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  由此可见，福本的"事物化"与卢卡契的"物化"，在 逻辑上是完全一致的。 或云，在"商品经济"尚不发达的状况中，这一概念的针对性又何在呢？我们知道，在卢卡契的论述中，"物化"既可指Verdinglichung（"事物 化"）即"意识"的"物化"，也可指Versachlichung（"具体化"），亦即指人的主观价值与可计算的商品价值的结合。二者虽存在着某些区别， 如后者更宜于分析资本主义高潮时期的状况，前者更宜于作为描述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结构的一个普遍范畴等，但事实上，卢卡契也常将二者换用，并不进行严 格的区分。在他看来，"物化"不仅造就了"一个由现成的物以及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构成的世界"，而且使"人的活动同人本身相对立地被客体化，变成一种商 品"，使人的意识"屈从于物化"。 据此，他也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特性并不足以使它天然豁免于物化，而是和其他阶级面临着同样的危险。 必须将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和作为个别的无产阶级相区别，把无产阶级意识和无产阶级的心理状态相区别，并从历史实践的总体性去把握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才能使 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免于陷入资产阶级的静止的"客观性"，也才能完成对物化的拯救和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 而李初梨等当年对"事物化"概念的运用，也集中在对有关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与一般无产阶级大众意识的区别上。本章前面已对李在《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性》中 对"挑夫"意识的"被歪曲"作过分析。实际上，李在文中曾更进一步论述过以"挑夫"意识为无产阶级意识的错误： 中国现在有许多人以为个个的工人或农民所现有的心理的意识，就是无产阶级意识，这是根本不明白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性的缘故。事实上我们只说过无产 者底"阶级意识"或"全无产阶级意识"并不是说的个个的无产者底意识。 对比卢卡契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非自发性"和"非自然性"的论述，我们将可以看到，李初梨等人当年对异化理论有着怎样的了解程度。以下是卢卡 契的原文："阶级意识就是理性的适当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则要归因于生长过程中特殊的典型的地位。阶级意识因此既不是组成阶级的单个人个人的所思想、所感觉 的东西的总和，也不是它们的平均值。" 那么，为什么对"异化"理论的了解，没有使李初梨免于"极左"的错误，反而使他否定了人道主义--这是下章论述的内容--而不像王若水那样成为反体制的英 雄呢？ 四 但李初梨并非就不反"体制"。在一派"打倒智识阶级！"的呼声中--且不说这个源出黄埔军校政治部的口号与郭、成两位有何关系--他对知识分子的作 用却有过不逊于王若水的揄扬。在断定无产阶级大众只能达到"粗杂的唯物论"认识之际，他再三申论"必待革命的智识阶级的参加"，真正的无产阶级意识方可获 得： 这样一方面有了劳动大众底自然生长的觉醒，他方面又有以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起来，走到劳动者中去底革命的智识阶级，而且只有这种"意识的要素"的参 加，劳动者阶级才能获得真正的全无产阶级意识。因为这种意识，是由于广泛的生活过程底批判所产生，而普罗列塔利亚的可能的生活过程，只局限于所谓物质的生 产过程，......智识阶级则反是，这一个阶级的特点，就是他广泛地生活于政治过程及意识过程，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面，还可以接近物质的生产过程，同时也能有批 判它的生活要求，所以他批判的领域，可以说是及于全生活过程了，有了这种全生活过程底批判，才能发生社会主义的意识；有了这种"意识的要素"的参加，劳动 者阶级才能吸取真正的全无产阶级意识。如果仅以普罗列塔利亚自身的力量却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即在意识过程方面，只能达到一种粗杂的唯物论或经验论，在政 治过程方面，只能产生一种工会主义的政治运动。而战斗的唯物论及全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主义的意识，必须待革命的智识阶级的参加，而且只有从外部才能注入。 这当然是对知识阶级革命作用的极度张扬。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本须由知识阶级方可获致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却也成为他后来批判"（革命的）小 资产阶级（文学）"的武器。难道知识阶级不正是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对这一矛盾，斋藤敏康的解释是："对他来说，重要的问题是获得无产阶级'意识'，而不 是在阶级上如何归属的问题。" 事实究竟如何呢？ 从表面上看，"在阶级上如何归属"似乎真的不是他所关心的问题。回顾李与太阳社的论争，原因之一即在于蒋光慈等以为，"新的作家"天然拥有革命的"情 绪"、"信心"和"同情"，或"自身就是革命"，因而也惟有他们才有创作"革命文学"的条件权力。 但对李初梨来说，无产阶级文学却不是可以天然"独占的专利"，反过来，只要拥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管他是第一、第二......第百第千阶级的人，他都可以 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不过，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而已。紧接上述"第百第千的人"都可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之后他即说，"不过，我们先要审察他的 动机。"这个"我们"是谁呢？"他们是从何处获得这一革命动机的审查权的？ 在《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性》中，李明确指出他所说的"革命的智识阶级"，乃是一个"普罗列塔里亚特的前锋"："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一个文艺家，应该同时 是一个革命家，--普罗列塔里亚特的前锋。"并说，自己所主张的无产阶级文艺只是"在解放过程中的无产阶级的前锋的文艺"，其作用也如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 用一样在于把先进的意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从外部注入"民众。 他对"革命的智识阶级"的要求完全是以对党员的标准来进行的。他对《共产党宣言》和《怎么办》的大幅引用，可以看作一个表征。有关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只能由 "革命的智识阶级""从外部注入"给民众的论述，正来自于列宁在该文中的论述： 我们已经说过，工人当时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 主义的意识，即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长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工人所需要的某些法令等等的信念。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中学识丰富的人创造的。 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俩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曾经是资产阶阶级的知识分 子。同样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从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中自然和必然的产生出来的。 进一步说，《历史与阶级意识》也同样是卢卡契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失败之后，基于对无产阶级自发觉醒的绝望，对建设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的理论思 考和追求。 尽管对"作为道德问题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有着不少疑虑，但卢卡契很快抛弃了那些曾困扰过他的革命暴力与道德冲突的问题，"'过急地'选择了自己不久以前都 予以拒绝过的'过急的英雄行为'"。 且不说《合法性与非合法性》、《对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的批评意见》和《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等章，本就是建党问题的专门论述，由于对作为一个"理 想类型"（ideal type）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概念与作为现实政治力量的先锋政党之间的矛盾欠缺分析，"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与无产阶级先锋政党在卢卡契那里成为可以完 全互换的名词。 既然卢卡奇对无产阶级的自发性彻底绝望，他就开始思考"前卫党"的作用，即他以一种超前意识论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把现实中作为虚伪意识的意识 导向具有"客观可能性"的阶级意识。不过卢卡奇没有解明"先锋党"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就转入到对物化概念的诠释上来，换句话说，"前卫党"本身并非一个经 常寻求变革的社会组织，而是陷入站在超越的位置上掌握绝对真理的那种自以为是的怪圈的社会力量，我们意想不到要阻止这一现象的发生，也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 局限。另外，把曾经梦想着在彼岸世界建立的"庞大体系"拉回到此岸世界中来，并把它确定为"整体性"问题，卢卡契的这一思维逻辑也有强词夺理之嫌，由此引 发的弊端则数不胜数。 在论述"（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非自发性"和"非自然性"时，卢卡契说："阶级意识就是理性的适当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则要归因于生长过程中特殊 的典型的地位。阶级意识因此既不是组成阶级的单个人个人的所思想、所感觉的东西的总和，也不是它们的平均值。" 而这也几乎就是在批判郁达夫和鲁迅有关无产阶级文学只能由无产阶级来创造 时的原文： 中国现在有许多人以为个个的工人或农民所现有的心理的意识，就是无产阶级意识，这是根本不明白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性的缘故。事实上，我们只说过无 产者底"阶级意识"或"全无产阶级意识"，并不是说的个个的无产者底意识。 但列宁的建党理论，与卢卡契--进而是后期创造社--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之间，真的不存在任何区别吗？如所周知，《历史与阶级意识》自出版以 来，不断遭到东德、匈牙利、苏联的理论家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严厉批判。他们不仅指责他无视"唯物主义与维心主义、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对立"，"为历史唯心主 义敞开了一切大门"，而且将矛头直指他与托洛茨基的关系，怀疑其理论有"取消主义倾向"。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在哲学研究领域已有许多整理， 本文不想在这里重复。这里仅拟从李初梨对茅盾"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文学"主张的批判，来探讨其理论矛盾背后的历史逻辑的形成。 这直接牵涉到"国民革命"失败之后中共政党伦理的形成。 五 值得注意的是，茅盾也同样是李初梨眼中"我们阵营"的同道。他说，"本来茅盾在我们文学运动的初期，他是站在我们阵营里面的，至少他还没有同我们对 立。"特别是，他把茅盾与"我们"的对立，视为无产阶级文学自身急剧发展，"使得它自己内部所包含的矛盾，也急遽地结晶成熟"的结果，换言之，对茅盾"小 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主张的批判乃是其理论的必然要求。但随着分析的展开，我们看到的却是他在面对政党路线时的矛盾在理论上的自我退缩。 他将茅盾"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批评分解为以下三点：一、"普罗列塔利亚文学"（以下简称"普罗文学"）只是以"普罗列塔利亚大众"为对象的；二、现在的 "劳苦群众"绝对没有作"普罗文学"读者对象的可能；三、所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绝对不能接受"普罗文学"。 对此，他首先援引马克思无产阶级非解放一切被压迫阶级不能地解放它自己的论述，断言"普罗文学"也是为一切被压迫阶级而存在的文学。因而，他虽承认现阶段 这类作品的缺乏引发了"社会的不满"，但这不过是一种扩大普罗文学视野的要求。在分析"劳苦群众"不能作为"普罗文学"读者的原因时，他指出，这完全是因 为他们被"社会地被摈斥"的结果，其微薄的报酬使他们从经济上丧失了"享受文化的可能"，而繁重的工作又使他们没有"享受文化的余裕"，所以这首先是一个 "政治问题"。使"劳苦群众"成为"普罗文学"的"读者对象"，"就应该先替他们争得政治的解放"，而不是寄希望于改变文学的"题材"。在面对"小资产阶 级知识分子"能否接受无产阶级文学的疑问时，他则再一次重复了知识阶级可以超越生活过程局限性的观点： 即或我们有一部分是完全以写"劳苦群众"的生活为内容的作品，然而这并不妨害"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我们的"读者对象"。因为以知识分子底阶级的 特性，对于普罗列塔利亚底非人的生活，是可以引起他的自己批判的。    所以，当他承认"我们现刻的'读者对象'几乎可以说90％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时，也仍反对对小资产阶级的"迎合"（"诉苦"）。然而，知识 阶级意识的超越性却是与文中对小资产阶级的整体否定互相矛盾的。 ......所谓小布尔乔亚的意德沃罗基。这从外面上看来，似乎它是处于布尔乔亚泛与普罗列塔利亚特的两个意德沃罗基之间，是超越以上两种倾向的，然而其实 只不过是一种布尔乔亚意德沃罗基底特殊形态。这完全与它的阶级的主人--小布尔乔亚的阶级的立场一致。小布尔乔亚阶级虽然位于布尔乔亚泛与普罗列塔利亚特 之间，然而它不能保持一个中立的地位，其实它是附属于一方的阶级或非与一方的阶级同盟不可。 有关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或没有自己独立的阶级意识的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并不罕见；但既然独以"智识阶级"阶级意识的超越性来担负无产级阶 级意识觉醒的重责，又整体性地否认知识分子分布最广、人数最多的小资产阶级 --何况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这不免是让人无法理解的。 李初梨的这一矛盾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我以为，不回到国民革命失败之后政党伦理形成的历史语境，对"小资产阶级"的整体否定也就不可能被真正理解。事实上，在文中，李明确地把茅盾的主张称之为 "我们的小布尔乔亚政党--即所谓中间党"的"一个政见"，并以此来审理"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与"普罗文学"的分歧的： 本来中国的革命，是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国民革命，所以在革命的初期，本有许多的同盟者--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然而民族资产阶级的 革命性是有一定的限度的，以后革命的发展，超过了他们的限度以外，于是他们首先脱离战线而与革命对立起来。以后革命再往下发展，尤其是土地革命底扩大与深 入，又使得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智识阶级恐怖起来而开始第二次的逃亡。茅盾把这一个过程解释得很清楚。他说：中国革命是"由左倾以至 发生左稚病，由救济左稚病以至于右倾思想的渐抬头，终于为大反动"。什么是"左稚病"?这大概是指土地革命底扩大与深入，谁来"救济左稚病"呢？当然是封 建势力与民族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智识阶级底共同工作。那么"救济"的结果怎样呢？结果是小资产阶级的先生们被一脚踢开，封建势力与民族资产阶级得了大 胜利，"终于为大反动"。可怜他们竟然分不得一杯羹，于是乎他们就"有痛苦，被压迫"了。他们"不满于现状，苦闷，求出路是客观的事实"。那么对于普罗列 塔利亚特底英勇的革命的实践呢，他们认为是"象苍蝇那样向窗玻片盲撞""不能自信......是有什么价值并且良心上自安的"。关于这一点他们很坚持，所以茅盾 说："人家说这是我的思想动摇，我也不愿意声辩，我想来我倒并没动摇过，我实在是自始就不赞成一年来许多人所呼号呐喊的'出路'。"在这样"左""右"为 难革命与反革命之风于是乎出现了政治上的中间党。这一个客观的现象反映到文学上来，就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 熟悉"八七会议"以后党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杂志的，会立即发现李初梨的批判与之有着莫大的关系。我们不妨将此与瞿秋白反对"机会主义"的著 名文献《国民党死灭后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进行一个比较。在文中，瞿对小资产阶级在"土地革命"以后的转变如此分析："自国民党改组复活以来，经过两年伟大 的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共产党员及大多数工农分子的加入，他应当可以变成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这一转变，到蒋介石反动--资产阶级公然转入反革命阵 营之后，尤其是愈需而可能的了。但是，这一过程是失败了。当小资产阶级领袖，如汪精卫等，看见革命进到了土地革命的阶段，资产阶级的蒋介石的残酷的屠杀工 人之后，他们也更加畏葸起来。工人的阶级斗争固然使资产阶级宁可屈服于帝国主义而反革命，手工工人的阶级斗争也使店东小资产阶级惊惧惶恐而投降资产阶级， 宁可受奸商买办的剥削，而凭籍他们的力量来镇压软化劳动者的斗争。何况这种市侩的店东小资产阶级，一方面和地主豪绅的剥削有密切的关系（他们大半自己是地 主--是生收田租的剥重利的），土地革命使他们宁愿革命失败永世作帝国主义的奴才，不愿牺牲剥削农民的特权；别方面受着帝国主义及上海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封 锁，只想求目前的妥协，而甘愿投入反革命的豪绅资产阶级的怀抱里去。" 从相当的程度上来说，李初梨已把自己对"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批判，当成了党的工作的直接内容。  既然党已将小资产阶级列为革命的障碍，那么 "小资产阶级文学"，甚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文学"也就都成了"普罗文学"的障碍。作为激烈反对将无产阶级的"自然意识"与作为历史"目的意识"相混淆的 李初梨，也许并非不知道，在击毁"革命的智识阶级"这个基点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也就在现实中丧失了除无产阶级政党组织之外的任何可能的依托？ 六 实际上，国共两党在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上的分歧，不仅是导致两党第一次合作失败的重要原因，而且在对以汪精卫为"领袖"的小资产阶级的"动摇"、 "背叛"、最终导致国民革命的失败的分析中所形成的"反对机会主义"路线，也一直是后来党内政策的基本脉络。在这一背景已十分模糊的情况下，我想在这里提 及"7.15 分共"前后汪精卫对"小资产阶级"的"更名"，以及瞿秋白对此的直接反应，对这一关键环节进行呈现。 1927年5月18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及湘鄂赣三省党部、党报召开联席会议，由汪精卫亲自报告"解释中央决定用（工商业者）名称之经过"，并作出以"工农及 工商业者联合战线"替换"工农小资产阶级联合战线"的决定。 为一个名词如此大费周章，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不多见的。会议由武汉国民政府主席徐谦（季龙）主持，汪精卫率先提出了更换"小资产阶级"的动议，农工部长于树 德、外交部长陈友仁及秘书张肇元等附议，但张、陈所指责的种种不妥，如"此词是由外国名词翻译过来"，显得颇有些无事生非--孙科当场即说，"小资产阶级 这个名词也很通行。"--而其余两条，如"工厂、银行等不是小资产阶级所能举办"，和小资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没有一定的区别"，也令人费解。但更让人莫 名其妙的是用"商"来替换"小资产阶级"的理由："商是职业上的区别，并本（赵按，疑为"不"字）含着资产阶级的气味"，以至于汪精卫连连发问"工厂 主"、"房主"算不算"商"......但即是如此，这一提议却几乎赢得所有与会者的赞同，在加上"工"字后以"训令"形式予以颁布。 "分共"完成，东归南京后，汪精卫曾写《所谓小资产阶级》一文，剖明个中原因： "小资产阶级"这个名词，普通讲起来，并不和其他资产阶级，有截然对垒的意味。自从共产党在中国宣传，说什么国民革命，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又 说什么大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于是"小资产阶级"的声浪始盛嚣尘上。其实，所谓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大商人，小商人，在学理 上虽然可以区别，在实际上则界限难定，只是共产党欲利用这些名词捣鬼。其所欲打倒的，加上一个"大"字或"中"字，便有戴绿帽子游街的资格，其敲诈已遂 的，便还他一个"小"字，留未榨尽的牛乳，以便将来再榨。 但汪精卫其实仍没有说明白，因为他自己就是这"小资产阶级"而且是它的领袖。不久，瞿秋白即在新创刊的《布尔塞维克》上发表对"所谓工商业者"的批 评："......代表这种市侩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左派'，衷心是反对和资产阶级分裂，而想抑制停止革命的前进，以求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宽恕与恩惠。/于是聪明 的汪精卫便想出一种理论来说：不好说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而应当说工农工商业者的联盟，'革命要顾到工商业者的利益。'实际上他便在豪绅资产阶级的 领导之下，进行'革命'，只顾到工商业者的利益，更进一步而充当豪绅资产阶级（唐生智等）的走狗，而大大屠杀工农了。......这些小资产阶级的领袖幻想着：我 们如此恭顺从命的替你们镇压工农运动，你们豪绅资产阶级总可以容我们当个'领袖'罢......于是'中国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应当有革命的领导权'等 一类半吞半吐的怪理论也发现了，其实这种小资产阶级的领袖，当着豪绅资产阶级的反动走狗，他还自己洋洋得意的自以为是革命的领导者呢？" 在对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对小资产阶级持续不断的批判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已有的研究也更关注"延安文艺座谈上的讲话"对此的影响。 这固然不无所见，但在我看来，即使"'革命文学'论争"不能算作是"讲话"的发生学意义上的起源，对小资产阶级的批判的逻辑却是前后一贯的。究其实质，都 与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共的处境以及在这一处境中革命策略的选择密不可分。 在现有的研究中，很多人强调创造社成员的非党身份以回避这一问题。但据郑超麟回忆：在1928年"四月底或五月初"，他曾受中央委派在永安里和他们见面， "代表党的正式意见""根据第三国际的几次通告，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结构以及革命的性质和前途。"并在以后逐渐把瞿秋白反对机会主义的小册子和《布而塞维 克》杂志给他们看。  这带给他们的影响是极其明显的--郑超麟转述过在"苏州反省院"与李初梨相处过的"高君"所讲的一个故事--据说，有一天，反省院 召集全体犯人开会，令一些反省期将满的犯人登台演说，以决定去留。"有的人说了很无耻的话，惟李初梨侃侃而谈。李初梨说，他从日本回来，本是空泛研究社会 科学的，在上海遇见中国共产党中央派来创造社的一个人（他说，他忘记了这个人的姓名），谈了一次话，才坚决走到马克思主义来。......" 这显然不无夸张的成分。但值得注意的是，李初梨1928年后半年的文章， 尤其是对茅盾的批判，有着更明显的党的现实政策的考虑。下面这段对茅盾《从牯岭到东京》的著名评注，即完全可以看作是对当时党的路线的一个注脚： 如果说小资产阶级都是不革命，所以对他们说话是徒劳，那便是很大的武断。（谁也没有这样武断过-梨）中国革命是否竟可抛开小资产阶级也还是一个费人 研究的问题。（这已经是大家研究过而且得了结论的问题－梨）我就觉得中国革命的前途还不能全然抛开小资产阶级。（亏他晓得了－梨）说这是落后的思想，我也 不愿多辩。将来的历史会有公道的证明。（现在历史已经证明了－梨）也是基于这一点，我以为现在的"新作品"在题材方面太不顾到小资产阶级了。（哈哈！太顾 不到－梨）现在差不多有一种倾向：你作一篇小说为劳苦群众述苦，那就不问如何大家齐声称你是革命的作家；假如你为小资产阶级述苦，便几乎罪同反革命。这是 一种很不合理的事！（也是值得痛哭流涕剑拔弩张的事？-梨）现在的小资产阶级没有痛苦吗？他们不被压迫吗？如果他们确是有痛苦，被压迫，为什么革命文艺者 要将他们视同化外之民，不屑污你们神圣的笔尖呢？（因此小资产阶级的志士要出来打抱不平了！－梨）或者有人要说"革命文艺"也描写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各种痛 苦，但是我要反问：曾有什么作品描写小商人，中小农，破落的书香人家......所受到的痛苦么？没有呢，绝对没有！（起劲！起劲！－梨）几乎全国十分之六是属于 小资产阶级的中国，（这个统计是从哪里来的？－梨）然而它的文坛上没有表现小资产阶级的作品，这不能不说是怪现象罢。 在半个世纪以来中共的政治实践中，这一论述经历过许多的变化，但其理论逻辑的连续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回到文章开始的问题，如果说"后期创造社"以 对人道主义的否定所完成的是布尔什维克政党对无产阶级阶级利益全面代表的合法性的论证的话，王若水等所欲述诸的不正在于以取消阶级差别和利益述求--以 "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目标--的国家化政党的合法性的重述吗？如果我们试图超越历史的恩怨，在"现代性"的视野里来审视这一剧烈的变迁，我们该可以获得什 么样的启示？ 

儒学为中华帝国提供了一个同质性的文化和认同感基础，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古代帝国控制能力有限这一局限。儒学的存在使得帝国这一国家形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展出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古代中国有着强有力的国家，发达的官僚体制和精英层面上的认同感。除了当时的百姓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感外，中华帝国在很大程度上犹如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通过对比文艺复兴早期的佛罗伦萨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参与和商议机制，本文分析了随机遴选作为政治代表的挑选机制的必要性、民主正当性、重要作用及其积极效果。商议民主可以提高公共政策的效率和正当性，可以较好地平衡民粹主义倾向，也可以平衡超凡领袖的支配。但由于其内在的困境，商议民主无法唱独角戏，必须与参与民主结合起来

天我们想谈四个题目，是关于当今世界的秩序以及开创另类方案的可能的政治策略，这些题目都很大，对每个问题我们都只能论及局部。

布什政府的这些行为其实都是有先例可寻的。坦率地讲，美国历史上称霸全球的每一个步骤都是以这样的句子开始的："无辜的美国人受到攻击......"

为了更好的论述革命，我们需要首先回溯那些历史上的重大革命事件，先看看革命者及团结在其周围的人们提出哪些具体要求，追随着哪些基本的价值。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文本集中而又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普遍呼声。

本文已更新，请点击链接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