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 文章列表 - 全部

今年是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60年来，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包括前30年和后30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后30年是在前30年的基础上进行的，取得成就更大一些，是理所当然的。同时，前30年和后30年也都走过曲折的道路，都有各自的失误。这些经验都值得我们总结，为作今后继续前进时，需要思考的宝贵财富。

关于出国造成黑户的法律制度分析

史学上的边疆史地研究，对今天江南区域文化的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在当代对江南文化的认识与保护所遇到的困难是双重的，如果说来自本土历史上北方伦理叙事对江南诗性人文的话语异化，不如说更为严重的是来当代西方欲望叙事在现实中对精神生命全方位的扭曲，它正在恶性地消费着积淀在昆曲、园林、自然山水以及人们心灵深处的那种诗性本体。

韩国家喻户晓的明星崔真实2009年10月2日自杀身亡，这使得韩国朝野对于在网上散布谣言和恶意留言的惩处以及网络实名制的关注逐渐升级。韩国舆论指责恶意留言者逼死了崔真实，要求加强法律制裁力度。目前，韩国政府和执政党正积极着手修订严惩网络恶意留言的法律，被称为“崔真实法”。此前，也有因为网上散布著名人士的相关谣言而遭到惩治的案例，但是处罚太轻，不过是隔靴挠痒而已。崔真实的死使韩国社会认识到必须彻底治理网络暴力，制定相关法律的呼声达到了高潮，因此实行实名制和强化对恶意留言帖子处罚的“崔真实法”受到了普遍关注 　　“崔真实法”：斯人远去能否换回网络重生　　本报驻首尔记者 刘复晨 本报记者 王刚 　　崔真实于10月2日在家中自杀后，大批媒体守侯在崔真实住宅门口。 图为崔真实葬礼现场。　　不堪流言中伤巨星陨落韩国社会受到巨大冲击　　10月2日上午，深受韩国国民喜爱的巨星演员崔真实(40岁)在家中死亡。在确认崔真实的死因是自杀之后，警方、家属都认为崔真实之所以选择自杀，是因为网络上流传的谣言以及恶意评论。　　5年前，崔真实与前夫离婚后就一直有轻微的抑郁症症状，在此期间一直服用神经安定剂等药物。最近崔真实因网上流传其被卷入与演艺界人士安在焕自杀相关的高利贷事件中，受到了极大的压力。 谣言通过网络、MSN、Email迅速传播开来，主要内容是说：崔真实借给了安在焕巨额钱款，当安在焕没有及时还债时，曾经威胁说要杀了他。有些网民轻信谣言，评论道：“如果你这样的叫真实，那我就该叫虚伪了！”　　据崔真实的好友及家人讲，崔真实对网络上的恶意留言非常在意，经常深夜浏览有关信息，并多次流泪对家人称“冤枉啊，为什么大家都那样对我啊？”。最终，崔真实无法抵御巨大的精神压力走上绝路。　　崔真实作为韩国最红的演员之一，广泛地活跃在电影、电视及广告界，有人评价：“在人类历史上留下照片最多的女人要数已故的英国王妃戴安娜了，而在韩国，崔真实是为世人留下无数珍贵照片的第一人”。在韩国，崔真实似乎并非生活在剧院里，而是生活在每一个韩国人家的客厅里，在每个韩国家庭的卧室里。因此，崔真实的自杀给韩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可想而知。　　崔真实自杀的消息传开后，数十万网民登陆崔真实的个人网站，表示很难接受这一事实。网民一致表示“这是哪来的晴天霹雳啊！”，对巨星之死感到惋惜。一位网民说：“脑袋一片空白。”另一位网民说：“希望这不是事实。”网民还留言说“虽然听到很多自杀消息，但真希望这次是假的”、“她的孩子可怎么办呢”、“若果真属实，演艺界便失去了一颗巨星”等，掩饰不住震惊。也有很多人表示：“害死崔真实的凶手是那些写恶意评论的网民”，“捏造谣言的人应当受到惩罚。”　　崔真实冲出婚姻失败带来的低谷，迎来“第二巅峰期”，这样的她居然选择自杀，这是给韩国社会带来冲击的核心原因。韩国演艺界有关人士纷纷表示“生活充满活力的她怎么会死呢？”“难以置信”、“到底是为什么？”等，到处是无法理解的表情。但韩国演艺界一位人士也透露：“离婚后，崔真实曾因忧郁症到医院接受过治疗。尽管她很自信也很坚强，但不只一次受到网络恶意留言的打击，尤其对其子女的恶意留言使她感到非常痛苦，最近的高利贷传闻更令她饱受折磨。”　　崔真实的死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美国《时代周刊》7日通过题为《明星的自杀震惊全体韩国人》的报道，对把崔真实逼向绝路的韩国社会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崔真实之死在韩国社会引起的震动进行了集中阐述。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标题是《网上谣言使韩国女演员自杀》。此外，日本和意大利等国的媒体也纷纷进行了报道。　　网络暴力呈愈演愈烈之势在韩国社会造成恶劣影响　　韩国有3536万网民，占总人口的77.1%。超高速度的网络加入比例占到总家庭数的70%，排名世界第一。但是，网络上网民之间的对话和讨论文化已经超越了言论自由的范围，演变成了胡言乱语、谩骂诽谤满天飞。　　近年来在韩国，恶意帖子受害事件持续增多。据称，去年1、2月份相继自杀的歌手U-nee和演员郑多彬都是因为受到恶意帖子的骚扰。随着崔真实因恶意帖子而自杀，藏在匿名外衣之下的网络暴力的弊端和危害正在韩国发展成为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　　据韩国国家青少年委员会2006年对4560名全国青少年、家长、教师做的调查结果显示，73.6%的人因为网络暴力而备感不安，其中高中生中感到不安的比例更是达到84.7%。根据韩国广播通信审议委员会的资料，不法、有害信息举报案件数量每年都在增加，已经由2003年的7万3511件发展成为 2007年的19万1488件。其中，权利受到侵害的举报案例数量由2003年的806件上升至去年的超过1万5000件，5年之中增加了18倍以上。所谓“权利侵害”是指通过发帖诽谤特定的人、传播虚假事实，以及上传诋毁名誉的帖子等。　　审议机构判定为“有问题”的案例数也在成比例增加。2005年，审议机构命令“改正”的案例有4万2600余件，去年为11万2200余件。其中“权利侵害”方面出现问题，要求改正的案例也由2005 年的1513件增加到去年的8171件。特别是，其中99%的帖子都被删除。可见，审议机构已经认识到该问题有多严重。　　同时，网络犯罪、特别是名誉诋毁相关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据韩国警察厅消息，“网络犯罪”由2004年的7万7099件增加到2007年的8万8847件。其中，通信诈骗或个人信息侵害、非法复制出售等领域的案件时增时减，与之想反，与诋毁名誉相关的犯罪却一直持续上升。名誉诋毁由2004年的3667件增加到2007 年的10028件，增加了173%。2008年上半年该类案例就达到5145件。　　恶搞艺人，在韩国网络上可以说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因为对那些恶意留言的恶搞者而言，艺人无疑是最好的谈资对象。崇实大学朴昌浩教授表示：“网民抱着"恐怕没事吧"的想法散布有关艺人的谣言，网络的性质使得这些谣言或者回帖再生产，从而具有了自我增长功能，常常会给当事者造成严重伤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网络虚假信息和恶意回帖对韩国的对外形象也造成了巨大损害。比如在美国进口牛肉风波中，由网络媒体煽风点火引发的疯牛病的荒谬理论，让韩国在几个月之间持续动荡。　　警方检方迅速采取行动多项措施整顿网络秩序　　崔真实自杀后，在网上散布谣言和恶意留言的行为逐渐成为韩国社会关注的焦点。韩国舆论指责恶意留言者逼死了崔真实，要求警方严惩造谣者。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加强法律制裁力度，以防止被恶搞者步崔真实的后尘。　　韩国警察厅5日表示，将面向在网上散布虚假消息并习惯性发布“恶帖”的网民制定拘留调查的方针，到11月5日为止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全面动员全国900名网络调查人员集中进行管制。　　这次管制的对象包括：面向个人及团体散布虚假消息或发布恶帖的行为；利用网络留言板、电邮、文字信息等方式进行威胁的行为；诱发恐慌和不安的网络围捕行为等等。　　韩警方决定，尤其是对在网上散布虚假消息的行为，即使情节轻微，也将考虑其波及效果和受害内容从而判断是否属于习惯性和恶意行为，一旦确定就会彻底追捕嫌疑人并申请拘捕令。　　同时，韩国检察机关与警方全面展开了对发布“有关崔真实谣言”的违法报刊的调查。　　韩国大检察厅6日表示：厅长林采珍于10月4日在乌克兰参加会议时收到了崔真实自杀的消息。事后，厅长亲自拨通电话，下达了“严厉打击发布虚假信息犯罪份子”的指示。　　检察机关表示：对于恶意的惯犯，将进行拘留。如果检察机关认为该事件非常重大，首尔中央检察院将亲自出面调查该事件。　　韩国警方6日也表示：“近期，有人发布毫无根据的谣言，损害了艺人、企业人士以及政府人员的名誉与信用，并且造成了国民不稳定的情绪。对于此类违法报刊，我们将集中警力进行查处。”　　警方将对证券公司、大企业的信息部门、有关社团等进行不定期的搜查。确认相关信息的流通渠道后，警方将根据受害者的意愿，对其进行司法判决。警方相关人士表示：“首先，我们将调查有多少存在违法行为的报刊，对于这些报刊登载的内容进行调查，并且查明登载内容是否属实。”　　根据警方透露，共有10多个检察小组投入到了此项调查工作。据调查，大企业的信息负责人、少数国会辅助官、信息部门相关人士以及当地新闻人士，常常聚集在首尔汝矣岛和光华门等地交换信息。一般社论性报刊的价格在30万至50万韩元左右，但是警方还没有查明经销管道。　　韩国警方不是首次对违法社论性报刊进行调查。2005年4月，首尔警察厅搜查部门为了“消除违法性报刊”进行了大规模的搜索，并且查处了韩国经济研究报以及CIB日报等报刊。韩国经济研究报曾经获得违法收益8亿8000万韩元，CIB日报曾经获利13亿4000万韩元。　　决定新增网络侮辱罪“崔真实法”有望通过　　韩国政府和国会也正积极着手修订关于互联网弊端的法律，决定新增“网络侮辱罪”以处罚在网络上散布虚假事实等行为，并加强网络实名制。另外还决定修改程序，对因恶意回帖受到伤害的人予以救助。　　韩国广播通信委员会10月3日表示：“为预防以匿名方式产生的互联网副作用，计划从11月起执行《信息通信网法施行令修正案》，增加适用"限制性本人确认制"的网站。”“限制性本人确认制”是指一项在门户网站等进行网上留言时通过身份证确认本人的程序。　　目前，“限制性本人确认制”只适用于日用户数量超过20万(网络媒体)和30万(门户网站、视频网站)的情况。但按照施行令修正案，今后将把范围扩大至日用户数量超过10万的所有网站运营商。　　韩国广播通信委员会还决定按原计划在此次定期国会上提出《信息通信网法修正案》，内容包括加强网上留言的监控、向运营商征收罚款等。　　韩国国会最大党大国家党国会代表洪准杓10月3日表示：“如果不引入网络侮辱罪和网络实名制，网络恶意回帖将会继续造成危害”，“在定期国会上一定要通过相关法案。”10月5日，洪准杓在会见记者时再次强调：“言论自由固然需要保证，但是即使在一个民主国家，我们也不能保障一个人给别人造成伤害的自由，必须对此进行限制。”大国家党议员罗卿瑗也表示：“应修订《信息通信网法》，制定强制性规定，如果有人认为网上留言带来了损失并提出要求，网站运营商就应在24小时内采取措施。”不过，这一立法动向也遭到了反对的声音。韩国的在野党民主党就坚持反对立场并表示：“新设网络侮辱罪可能阻止对权力进行正当批判，妨碍言论自由。”　　据悉，新设“网络侮辱罪”的处罚程度比刑法上的侮辱罪提高了两倍以上，即使当事者没有报案也可以展开调查。现行的侮辱罪为亲告罪，可处以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200万韩元以下的罚款，量刑较轻。　　尽管韩国部分政治人物和学者对这一被韩国民众称为“崔真实法”的法律表示不同看法，认为：“现行的法律当中已经有对于恶意回帖进行处罚的条款，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要认定所谓的"网络侮辱罪"。这种罪名无疑是一种带有胁迫性质的处罚规定，旨在警告网民不要参与到对于政府的舆论批判当中。”但社会舆论及各界人士大多认为应该尽快通过相关法律，以遏制网络上的谣言及恶意评论。　　韩国演艺人工会6日表明了支持立法的立场并表示：“将积极参与研究恶意留言防止对策的所有努力。”由演员、喜剧演员、歌手等1.3万多名大众文化艺人组成的韩国影视表演演出艺人工会(以下简称韩艺会)6日就崔真实自杀事件表示：“我们将与有关机构积极应对，以使恶意留言引起的受害程度降到最低。”韩艺会通过《致广大国民的信》表示：“网络恶意留言最严重的弊病是，即使毫无根据的主张不断被散布，受害当事人也无法做出任何应对。”　　韩国中央日报评论员李勋范10月7日发表文章认为，自己并不赞同警察们每天遍访网站搜查那些恶意中伤者，不如通过扩大实名制提高网络的自我净化功能，同时扩大门户网站的监督责任，当发现发生名誉损害或散布恶性流言情况时，门户网站作为第一责任人有权将其删除。　　有韩国法律专家认为，刑法上的侮辱罪只对公开贬损有所规定，处罚甚微。但是，网络上的谩骂、诽谤因其很容易在大众中迅速传播的特性，所以应该和印刷物所造成的名誉损毁同样处置。　　还有评论认为，决不能只是眼巴巴地等着网友的意识有所提高，对于那些在幕后传播恶意谣言、以为自己拥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应该通过法律措施坚决予以限制和制裁，现在已经到了出台主要以控制网络暴力为目的的综合法律“崔真实法”的时候了。

在世的中国作家里，和莫言处在一个水平级上的不在少数。为什么偏偏是莫言获奖呢？目前的中国文化，其中包括文学，还受制于主导性的西方现代文化，无论从能力还是心态上都远没有准备好。不过，莫言的获奖至少说明，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共同性和文化共同体已无法被忽视。

韩少功的创作一直具有强烈的社会关切。对公平、正义的社会理想的追求，构成了他写作的潜在的核心主题。其中也隐含着政治哲学的启示。当然，对于更具有所谓文学性的作品类型如小说而言，这一点呈现得往往比较隐晦，复杂与多意，而在其思想性随笔中，则表现的较为清晰

《青春之歌》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文本，它诞生于特定的历史语境，由于小说从一个小资产阶级青年女性的视角表达知识分子改造或成长的历程，使政治主题与性别叙述构成了互相借重又互相拆解的辩证关系。本文将主要依托如下几个重要文本进行分析：1958年的小说《青春之歌》及1960年修改本，1959年的电影版，1999年的电视剧版，2006年的电视剧版，以及2009年的歌剧版。

英国著名科普杂志《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在2011年11月1日出版的一期上刊载了肖恩•劳伦斯•奥托（Shawn Lawrence Otto）的一篇文章，题为《科学在美国的衰败》（"Science in America: Decline and fall"），读过之后，我很同情这位科学记者：他关注的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现象，但是他的水平并不足以对此进行真正深入的分析。

内容介绍与书评

8月初，黑龙江省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县方正县，一下子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7月28日，日本共同社发布消息称，方正县在城东的中日友好园林中立起了一面"日本开拓团亡者名录"墙，刻有250名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移民中国、后在日本投降后在方正县等地病饿而死的"开拓团"成员姓名。29日，环球网向国内报道了这一消息，迅即在网上引发轩然大波，直至酿成全国性的舆论风暴。8月5日，有五名自称"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成员的男子潜入中日友好园林，以红漆污损了这面被著名左派意见领袖司马南称为"鬼碑"的名录墙。次日凌晨，身陷舆论漩涡的方正县派人连夜将名录墙砸毁，此后事件才渐渐平息。 据方正县领导介绍，这个名录墙与另一面"中国养父母逝者名录"墙，是他们花了50万元刚刚立起来的。平均来说，一面名录墙的造价应当是25万元。25万元在一夜之间就化为乌有，单是从经济角度来看，也是不小的损失。然而，从名录墙立起来的那一刻起，这个损失就是不可避免、迟早要发生的。 从性质上讲，"开拓团"并不是单纯的移民，而是武装殖民。不仅其移民活动本身是日本侵华政策的一个有机组分，而且这些移民者的"开拓"无不伴随有对本地居民的武力驱逐，"开拓团"中的壮年男性后来更是悉数征入军队，成为侵华的直接实施者。按中国传统文化，墓与碑的性质是不同的。墓是对死者殁于此地的客观事实的承认，而碑却是对死者的主观纪念。因此，如果说1963年，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方正县为在此埋骨的近五千名"开拓团"成员建立了公墓，主要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的话，那么现在官方又为其中一部分人立名录墙，无论怎么解释，都不可避免含有对"开拓团"的某种肯定意味，因而是绝大多数国人不可能接受的。像这样的违犯了主流价值观的事物，民意是不可能让它继续存在下去的。 从外交政策上来讲，官方亲自立起这面名录墙也是弊大于利。虽然立名录墙体现的"至善大爱"可能会感动一部分日本人，但却助长了更多日本人对战争的错误观念。事实上，现在很多日本人对待日本侵华战争的态度并不是深刻的反思，而是将之视为一场极为可怕的、"总算是过去了"的噩梦。对侵略者（至少是其亲属）死后的树碑纪念，无疑使其他一切敦促日本人深刻反省的行为都显得多余而"荒诞"。于是，在这种泛滥的"至善大爱"中，一场噩梦过去了，下一场噩梦却未必能够避免再来。 更不用说，方正县政府在事件发生后应对失措，连出昏话。例如方正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郁风华竟然说，中日友好园林不对公众开放，只接待来访的日本团体，入内需经过县外事部门批准，这种话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又有什么本质区别？ 至于方正县常务副县长洪振国说立名录墙体现了"中华民族'以德报怨'的胸怀"，更是暴露了官方话语体系存在严重问题。 方正县是一个特殊的县份，除了其境内的日本人公墓外，其特殊性更表现在其"内陆侨乡"的称号上。在埋葬死去的"开拓团"成员的同时，方正县民众还收养了"开拓团"中幸存的两千余名妇孺，也即所谓"日本遗孤"。他们后来便和本地人组建家庭，生儿育女。由于这个历史原因，在现在方正县的23万人口中，定居在日本的有4.2万人，归侨和侨眷有6.8万人，合计有11万人有海外关系，竟占到全县人口的47.8%。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由于方正县不算富裕，当地很多人认为把女儿（甚至自己的妻子）嫁到日本，是致富的快速途径。由于血缘、姻亲是一个人的社会归属的最重要决定因素之一，方正县民众不可避免会表现出其他地方几乎难以见到的亲日性。 面对这种情况，方正县的发言人理应多向公众强调其特殊性，请求公众理解、包容"内陆侨乡"的一些特殊文化，尽管不可能挽救名录墙被推倒的命运，但多少可以取得一些谅解。然而，洪振国的话却完全与此背道而驰，竟然拿出"中华民族"的大帽子来压人。按他的意思，似乎对侵略者"以德报怨"是整个中华民族都要学习的"普族价值"，而方正县为侵略者立碑正是这"普族价值"的榜样。像这样看似冠冕堂皇的话，不仅不可能取得任何谅解，反而加剧了公众的愤慨之情。一面认不清真正的主流价值观，一面又忽视自己的特殊性，硬要树立一个自以为是的"主流价值观"不可，与其把这种不及格的危机公关全部归咎于方正县政府，不如说，这是近十几年来整个中国官方的话语体系因建设不力而缺乏理论深度、缺乏实证分析能力的必然后果。 实际上，随着中国主流价值观的逐渐成形，以及媒体（特别是网络）的覆盖面越来越广，主流价值观（特别是在媒体上话语权较大的城市中产阶级的主流价值观）和多元文化的冲突与协调日益成为不能小视的问题。同样是在8月份发生的青海省都兰县向外国人出售野生动物狩猎权的事件，就是又一个典型的例子。 都兰县自然环境较差，经济以牧业为主，较不发达。为了避免野生动物和牲畜争夺草场资源，过去牧民多对野生动物进行捕杀，导致其数目下降，而面临绝迹之虞。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保护野生动物，国家禁止对其进行滥捕滥杀，这虽使野生动物数目很快恢复，却重又威胁到牧民的生计，而使牧民对国家政策颇有微辞。 在这种两难处境之下，都兰县在1985年建立了国际狩猎场，尝试利用国际上试验后证明行之有效的"运动狩猎"策略，保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又能做到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按照动物种群学原理，在一个野生动物种群中适当地捕猎一些老弱个体，并无损于这个种群的存续。鉴此，都兰县每年都会根据野生动物种群情况，确定其中可狩猎个体的数额，以较高的价格将狩猎权出售给"运动狩猎"爱好者。这样，通过出售野生动物狩猎权，都兰县每年可赚取不菲的资金，并将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补贴牧民。牧民由此也会改变观念，把野生动物视为一种可为自己带来利益的资源，而对其保护采取积极态度。 鉴于都兰县国际狩猎场的初步尝试较为成功，1992年，国家林业局正式批准了狩猎场的建制，到现在已有19年历史。然而，因为在城市中产阶级中，保护野生动物已经成了一种主流价值观，有一部分人更成为较为激进的"动物福利主义"者，所以当好事的媒体把今年都兰县向外国人出售狩猎权的事情公之于众后，自然激起了一片质疑声。还有人出于朴素的民族主义情绪，质问都兰县为何不向中国人出售狩猎权。他们不明白，"运动狩猎"的爱好者几乎都属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上阶层，他们会严格按照狩猎名额的规定猎取猎物，并从中获得运动的快乐；相比之下，中国喜好打猎的富人多以尽量多地猎取猎物为乐，并不喜欢"运动狩猎"这种形式，也不愿为此付出巨额费用。都兰县出售的狩猎权最后都被外国人买走，这不过是市场上双向选择的结果而已。 在这个事件中，都兰县和方正县一样，属于文化特殊的地区，需要得到社会一定程度的包容。都兰事件更特殊的地方在于，用于发展经济的"运动狩猎"策略是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这说明科学精神本身也可能成为弱势文化，而绝非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处处强势、时时强势。尽管媒体对都兰事件的炒作并没有引起什么明显后果（都兰并未因此被迫中止出售狩猎权），但在将来，城市的公民社会更发达之后，很难说不会有动物福利主义者通过采取直接行动的方式来干涉这一正常的地方事务。要解决这个问题，一套有关主流价值观和多元文化的系统理论是必不可少的，而令人遗憾的是，在网上有关都兰事件的讨论中，并没有几个人能从这个角度对此做出评论。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尊重多元文化的传统，但是在今天，在欠缺文化自信的大背景下，很多缺乏宽容性的思潮在民众中颇有市场，而使这种传统的传承面临严重挑战。如果没有合适的理论建构和实践，中国有可能在重建主流价值观的同时，失去对多元文化的尊重，甚至有可能在思想上沦为法西斯国家（这并非危言耸听）。这样的下场是我们需要警惕的。 

比起污染、资源浪费之类问题来，放生、流浪猫救护似乎是小事，但因为牵涉到情感问题，在它们还只是刚露苗头的时候就应该加以重视，因为一旦这些不利于野保工作的习惯流传开来，成了一大群人的情感需求，再规范就难了。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中国少数族裔多数活动在国家版图的边疆与偏僻地区，如果从这种表面的人口地形学入手，在有关少数族裔的分析性话语中，不自觉地就形成了凝聚性中心与耗散性边缘这样的二元图示。

通过《福昭创业记》这个文本，我们可以切实地感觉到一个“英雄”是如何通过话语制造出来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如何被赋予合法性，而同时对于民族身份和意识的表述与被表述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中国古代族群而论，少数族裔文学与主体族裔文学之间的互译由来已久，从周代开始，从口译到笔译，从宗教经典翻译到科技文献，虽然史书记载并不详尽，但一直是草蛇灰线、不绝如缕。

新世纪以来民族电影的忧郁书写，真切地体现了电影创作者的这种对策--建构一种有关特定民族文化的回忆，以这种挽歌式的回忆表现对于片面性发展模式的不满。它们不仅通过影像改变了对于民族文化过去的陈述，同时也眺望了将来的民族文化存亡绝续

从19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王家卫电影无疑成为华语电影一个不能忽视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是整个世纪之交中国都市文化转型的风向标。某种意义上，王家卫电影在无意中充当了“一片”历史的代言人，让人得以窥见一种新的文化感受方式如何不动声色地占据了中国文化市场的一席之地，进而让人省醒文化格局变迁与整个社会体制割舍不掉的牵连。

特殊空间"西部"的时间在上述书写中被否认了与主体时间的同代性，它的时间可能是个神圣的时间、过去的时间、未被驯化的时间、或者干脆静止的没有时间，而不是习见的世俗时间、当下的时间、进化论的时间。西部成为了主流时间的"他者"，而无论西部主体与外来者如何汲取活力，都免不了自我殖民化和狭隘化的嫌疑。

关于美国司法审查的一点争议，但却是通过关于注释的做法提出的，语气有过激之处。

本文试图通过探讨，揭示这三者在关涉“公共领域”概念的核心内涵中，在开放性、平等性、公益性原则上有统一的内在联系；而在理性、批判和共识达成方面则与之有根本分歧。

《尸语故事》"引子"中讲，小伙子顿珠按龙树大师吩咐，前往远方墓地扛回一具神奇死尸，"能把它扛回来的话，我们这里就再不会有穷人受苦，再不会有人挨饿受冻，你的罪过也就得到清洗了。"可途中不能同尸精讲话，否则它就会飞回原来地方。尸精却在路上讲起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