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文学

刘复生:穿越历史的“青春之歌”--意识形态变迁及《青春之歌》的再叙述

山东文学2013.1; 网络文本来自左岸文化
《青春之歌》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文本,它诞生于特定的历史语境,由于小说从一个小资产阶级青年女性的视角表达知识分子改造或成长的历程,使政治主题与性别叙述构成了互相借重又互相拆解的辩证关系。本文将主要依托如下几个重要文本进行分析:1958年的小说《青春之歌》及1960年修改本,1959年的电影版,1999年的电视剧版,2006年的电视剧版,以及2009年的歌剧版。

《青春之歌》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文本,它诞生于特定的历史语境,由于小说从一个小资产阶级青年女性的视角表达知识分子改造或成长的历程,使政治主题与性别叙述构成了互相借重又互相拆解的辩证关系;同时,由于小说的自叙传色彩,也使它与作者杨沫的个人生活史形成了有趣的互文。这就使《青春之歌》具有了复杂而多重的意义和丰富的阐释空间。因而,小说从出版之日起就争议不断。而随着历史的变迁,尤其是在后革命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发生激烈变化的背景中,《青春之歌》这一经典文本也一再被重新解读,重新改写或重写。多重文本的叠加,共同交织、映射出复杂的意识形态光谱。这些文本之间构成了一种互相对话、对诘甚至激烈争辩的关系。因而,通过分析这些文本之间相互替换、交叠的演化转迹,我们可以隐约勾勒出一条当代观念史的变迁线索及其内在逻辑。

本文将主要依托如下几个重要文本进行分析:1958年的小说《青春之歌》(人民文学出版社)及1960年的修改本(下文称小说版),1959年的电影版(北京电影制版厂出品,编剧杨沫,导演陈怀皑、崔嵬。下文称电影版),1999年的电视剧版(22集,导演王进。下文称1999版),2006年的电视剧版(25集,海润影视制作公司等出品,导演张晓光。下文称2006版),以及2009年的歌剧版(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与中国歌剧舞剧院联合创作演出,主演:金曼、戴玉强。下文称歌剧版),另外,有时还会涉及《青春之歌》的续集小说1986年的《芳菲之歌》(花城出版社)和1990年的《英华之歌》(花城出版社)。在这些文本中,卢嘉川、余永泽、江华等主要人物形象呈现出不同的肉身与精神形象,也被赋予了不同的价值内涵及道德色彩,另外,这些男性人物与林道静之间的情感关系及他们之间的结构性关系也各有不同。由于林道静与这几位男性的关联构成了核心性的人物关系构架,不同的改写策略极大地影响了整个文本的意义表达。通过对比梳理,我们不难发现,不同文本的改编,与其说是出于艺术性考量,不如说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这样的改写,包括文本肌理层面的小说叙述或镜头语言这些修辞与艺术技巧的层面,都深刻铭写着意识形态运作的痕迹。的确,创作者据以进行创作的或许是特定时代的美学标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对于那些具有前文本的人物形象进行审美再创造,无法脱离与具体时代的核心议题或社会性关切的潜在关联,而这些改编文本能否获得所谓"艺术"上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它们与特定的政治无意识能否契合以及是否与之保持了适度的张力。

杨沫创作小说时处境困顿,并不如意,作为一个非职业的体制外作家,其写作动机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自我疗治的心理需要,由于强烈的自叙传色彩,小说《青春之歌》具有浓重的白日梦性质。这部创作完成于1950年代前期的长篇小说在文本内部保留了多重的意义空间,具有复杂的文本构造和主题纠缠,包含了意义暧昧的性别意识。但这些内容在1959的同名电影中被极大地删减,其中除了少量改写是出于技术性原因,比如电影篇幅限制和戏剧性要求,主要还是出于主题方面的考虑。在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知识分子改造"上升为至关重要的政治主题,加之向建国十周年献礼的特殊创作要求,林道静的故事被高度政治化地解读,就不可避免。

于是,在电影版中,阶级判断明显强化,知识分子改造的政治性主题具有了统摄性的绝对优势,有力地压抑了爱情线索。而且,为了突出政治主题,必须对爱情内容做纯化处理,因为,共产党员或革命者的爱情在一定程度上有损于其理想性,同时也减弱了林道静投身革命和卢嘉川、江华启蒙林道静参加革命的纯洁动机,从而潜在地颠覆了知识分子改造的政治主题--事实上这也是小说出版后招致郭开等人激烈批评的原因。电影对情爱主题进行了压抑,剔除了革命者肉身化的叙述,以突出革命者之间的精神性关系;同时将"日常生活"内容从革命者身上剥离,具有"世俗欲望"成了余永泽、戴瑜等反面人物的缺乏精神性的特征,比如余永泽对鸡蛋煎饼为代表的家居生活的热情。小说里林道静与江华同居的情节自然不能再出现,林道静与卢嘉川之间朦胧但却清晰的爱情也被淡化处理,而江华在厨房里手脚麻利地做饭的情节也消失不见了。不过,鉴于《青春之歌》的政治主题内在地建立在爱情叙述之上,如果完全抽离了所谓爱情线索,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的政治主题也将土崩瓦解。所以,电影还是对革命者的爱情关系做了隐约的暗示,适当保留了叙事上的一些裂隙和暧昧细节,比如,林道静看卢嘉川的眼神中包含着崇拜与爱慕,而将写给卢嘉川的情诗背诵给王小燕则泄露了她内心的情感秘密。再比如,林道静与江华泛舟湖上,当谈起叛徒戴瑜时,江华微笑着对林道静调侃道:"你没有把咱们两个人的关系告诉他吧?",这间接表明了两人的超越正常同志的恋人关系。但总的来说,电影版中的爱情线索极大地被压缩,只是处在一个次要的位置,化为一条若隐若显的暗线,尽管它似有似无的存在对表层的政治主题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这种情形在"新时期"以后发生了逆转。1990年代以来的改编本都极大地淡化了政治色彩,不再对人物进行强烈的阶级判断,尤其是对于那些处在灰色地带的中间人物不再赋予政治道路的象征性和典型性的阶级内涵--比如,在小说与电影中,余永泽象征具有封建性的小资产阶级右翼,自私狭隘,漠视甚至敌视革命;白莉萍象征了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和投机性,在革命遇到挫折时迅速地依附于资产阶级;王小燕则代表了起初不理解革命,明哲保身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经过现实教育,他们转化为同情革命的外围同盟军。在1990年代以后,这些人物形象被去除了过于夸张的象征阶级群体属性的性格描述,话语方式与行为模式,而更多地具有了"普通人"的、日常化的面目,他们的政治立场也显得更为中性化与模糊化。在告别革命的思想氛围中,他们所代表的疏离政治,亲近日常世俗生活,追求个人成功的价值立场和人生姿态反倒显示出了某种正当性。

应该承认,这些新的改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并克服了十七年时期革命叙述的某些重要缺陷,比如,注重日常生活的呈现,革命者的情感世界具有了更多维度,也不再进行过于严苛的阶级定性和道德化判断。但是,这些新叙述也再形成着新的叙述模式和滥套。

在电影版中,白莉萍矫揉造作、追慕虚荣、"灵魂腐朽",混迹于反动的上流社会,并无意中出卖了林道静,是个面目可憎的反面人物。但是,在1990年代以来的诸版本中,她却不再是一个负面形象,虽对革命颇有微词,却独善其身,不失朴素的正义感,具有正常的爱国情感。对革命者朋友也重情重义,对恋人罗大方也情感忠贞(1999版),从一般的社会道德标准上评价无可指摘。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余永泽形象的变化。相对于小说和电影版的丑化处理,在1990年代以来的诸改编文本中,他开始成为政治与道德上的中性化人物甚至正面人物,最多只是有一些性格瑕疵而已--比如有些迂腐、自私,嫉妒心强,胆小懦弱,但同时,他身上的诸多优点也被放大出来,比如追求学问,忠于爱情,热爱家庭生活等。总得说来,余永泽算是大节不亏,具有传统读书人的良知与德性。

在两个电视剧版中,尽管余永泽的形象在卢嘉川等人的映衬下略显灰色,但并不是负面形象,他的人生道路选择具有充分的合理性,至少是从事革命之外的一种合理补充,不再像小说和电影那样把做学问与革命对立起来。

对余永泽的改写,负载着更多的历史秘码,寄寓着新时期以来主流思想界对所谓知识分子主体性的想象。

作为新启蒙主义的重要内容,启蒙主体的重建一直是个贯穿性的核心命题,从1980年代初的"主体性"哲学、美学思潮一直到1990年代的"人文精神"讨论,并在后来的"道德理想主义"论争余响不绝。这一主题一直是支撑众多思想讨论的内在动力,并或隐或现地闪现在关于公共空间、市民社会和中产阶级的想象中。可以说,在1970年代末以来的思想氛围中,将中国的历史灾难,现代化的障碍归咎于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匮乏,将社会主义中国尤其是"文革"的灾难主要理解后对知识分子主体精神的戕害,已成为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和历史常识。正因这一诊断,在新时期以来的精神史中,延安整风以前的民国知识分子就成为当代启蒙知识分子想象自我、重塑自我意识的重要精神资源。在1980年代末期的历史事件之后,在一种溃败的失落情绪中,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又进一步生发出被历史暴力压抑的受难感。在1997年,以"反右"40周年为契机,这种集体情绪得到了集中表达,"右派"开始与疏离政治或反专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建立联系,自由文人的精神谱系和历史脉络被建构起来。在此背景中,胡适由于在五四时期就与左翼知识分子分道扬镳,具有了重要的象征意义。作为建国以后被猛烈批判的对象,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宗师,不要忘记,胡适恰恰是余永泽念兹在兹的人生导师和精神偶像。

几乎与此同时,在文化保守主义兴起,"国学复兴"的文化思潮中,陈寅恪、吴宓、钱钟书等人,作为"独立"于政治,反激进,坚守道统的文化英雄闪亮登场。有趣的是,正是在这一历史情境中,张中行,即余永泽的人物原型,以国家大师的新身份开始成为流行作家。这些显然构成了电视剧书写的历史潜文本和互文本内容。在2007版电视剧中,江华对林道静表示,完全理解余永泽的人生选择,并说自己也想钻故纸堆,只是现在条件不具备,等将来建成一个新世界,自己还想向余永泽请教学问呢。后来,林道静也安慰心灰意懒的余永泽:你的知识将来国家用得着。

电视剧极力为余永泽作道德开脱。如果说在小说和电影版中,余永泽直接导致了卢嘉川的被捕,尽管并无强烈的主观故意,但他显然应当预见到把卢嘉川从家里赶走可能出现的后果,这把余永泽推上了与敌人合谋的境地。而电视剧版都强调了余永泽的非故意及事后的追悔之意,并试图加以补救。他具有民族大义,当林道风请他日本人做事时,他大义凛然地加以拒绝。在分手之后的林余关系上,小说将余永泽处理得很绝情,他甚至站在游行队伍之外对遭受反动军警殴打的林道静幸灾乐祸,极不道德,当然,在电影中余永泽彻底消失了。而在两种电视剧版中,余永泽旧情未忘,并在林道静遇到困难时施以援手。1999版余永泽收留了无处容身的林道静住在自己的寓所,最后的自杀也和他不肯与胡梦安合作出卖林道静间接相关;而在2006版中,余永泽的死则起因于保护林道静:他战胜怯懦,勇敢地站出来向共产党告发戴瑜,结果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在两个电视剧版本中,余永泽的死都是具有某种英雄性和崇高感的,在1999版中,他不肯与胡梦安苟和,坚持良知与自己的做人原则,因被共产党人误会,最后留下遗书给罗大方,自杀明志。余永泽面带惨淡的微笑走向迎面驶来的火车。长时间的对切镜头强化了这种英雄性与悲壮感。而2006版中,余永泽被多名特务胁持,抛入未名湖溺毙。这种死法别具一种被政治暴力所迫害致死的惨烈感。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在2006版中,余永泽还负载了一种特殊的象征意义:他代表了"小资"的新形象。小资产阶级在1980年代以前是个具有某种负面政治意义的称谓,而在2000年以后,它的简写形式"小资"则具有了新的语义,与其说它指称着一个新出现的社会阶层,还不如说它代表了一种讲究生活品质和精神品位的人生态度。在剧中,余永泽正是当代"小资"回溯性构造和远程投射。新世纪的"小资"们不关心公共事务,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看重爱情




Xoops 苏ICP备10024138 | © 06-12 人文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