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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写过一些关于煤矿的记忆。我家乡的煤矿最为人知是引发全国小煤矿整治的2001 年的矿难，那次死亡百人的矿难发生的地方就在我母亲的一个亲戚那里，我熟悉那个地方。在我的记忆中，那个地方是很幸福的地方，因为有煤矿，那里的村民的生活比周边的村落要好许多，所以他们的幸福感很强，后来随着小煤窑的查封，那里利用积累的资金很快的实现了其他经济方式的增长，依然是我们那里的示范村。人们好像已经淡忘了矿难，但是矿难却真是的存在过，请不要责备人们的健忘，生活在痛苦中的人恐怕很难继续的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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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2009/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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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凡的世界》全部写作过程中，我的早晨都是这样从中午开始的。对於我，对於这部书，这似乎也是一个象徵。当生命进入正午的时候，工作却要求我像早晨的太阳一般充满青春的朝气投身於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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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选自《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黄仁宇/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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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岁老兵回忆之东北抗战，认为东北沦陷的主要原因是张学良的不抵抗：由于张学良撤兵不抵抗，又由于当时国民政府对张造成的东三省沦陷局面持妥协态度，日寇得以放手全力反扑，以6个师团15万人及伪军8万人的兵力，采取集中兵力、陆空配合、各个击破的方式对东北各路抗日义勇军加紧围剿。对东北抗日这段历史，我觉得多年的宣传既不全面亦不够真实。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东北抗日义勇军介绍得很不够。二是把张学良不抵抗造成东三省迅速沦陷的责任推给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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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梳理了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在互联网领域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历史，贯穿其中的线索是国会和最高法院在这一问题上的博弈和斗争。[1]其实从《1996年传播风化法》（The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of 1996，以下简称CDA）到2000年《儿童因特网保护法》（Children's Internet Protection Act，以下简称CIPA）的这段历史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审视，从CDA到CIPA也标志着美国管制互联网根本思路和手段的转变——从传统的直接管制变为通过过滤软件间接管制。可以说，从CIPA的通过和最高法院在2003年的United States v.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案[2]中支持CIPA开始，美国互联网管制进入了“过滤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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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关于互联网的管与放的矛盾冲突也是几经反复，作为互联网主管部门联邦通讯委员会也时常在多方力量的博弈中举棋不定，相关治理法律法规几经兴废，其“绿坝”诞生的命运甚至比国内还要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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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考六年来的试验证明：农民资金互助合作做为新生事物，其发展显示了一个新生事物必须经历的过程特点——个体行动者的试验探索阶段，到基层干部群众愿意搞的实践阶段，然后才是政府相关部门的扶持、推广阶段。——何慧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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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之行，让弗格森得出了一个与自己曾经的观点截然相反的结论———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转到内需上来。重庆一年修5座长江大桥，这完全是靠内需拉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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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阳镇战斗一结束，我即奉命率部向枣阳方向搜索前进。队伍沿着山坡行进时，突然从汉口方向低空飞来了4、5架飞机，我立即命令部队疏散掩蔽。可飞机并没有投炸弹而是投了不少传单。我坐在山坡上接了一张。传单上写着：支那大将张自忠总司令战死。我心头一震，半信半疑。不幸噩耗很快就得到证实，我心伤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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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河省的迅速沦陷使全国大哗，作为作战总指挥的张学良难辞其咎。当时胡适博士气愤地著文指出张学良的五大罪状：自己以取咎取怨之身，明知不能负此大任而偏要恋栈，贻误国家，其罪一；庇护汤玉麟，纵容他祸害人民，断送土地，其罪二；有充分时间而对热河、山海关不作充分的准备，其罪三；时机已急，而不亲赴前线督师，又至今还不引咎自谴，其罪四；性情多疑，不能信任人，故手下无一敢负责做事的人才，亦无一能负责自为战的军队；事必恭亲，而精力又不允许；部下之不统一，指挥之不统一，都由于无一个人肯替他负责任，其罪五。热河失守表明张学良的军事指挥能力实在是乏善可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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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会战的重大意义在于：阻止了日军的猖狂攻势，粉碎了日本在数月内灭亡中国（转而进攻苏联和南洋）的企图；为将大量人员、工业设备、战略物质转移至大后方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为以后的长期抗战奠定了基础；使中国抗战由全面抗战初期的被动防御阶段，转入与日相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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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14年抗日战争（1931——1945）的97岁老兵回忆抗日战争：豫中会战中，日军集中准备充分的精锐兵力（其保密工作做得十分严密），攻势猛烈；国军对日军的战略意图判断错误（对日军倾其全力发动的 “一号作战”,且日军已兵临郑州,大举进犯之时,国民政府军令部和第一战区指挥官却仍然是“依据以往豫南会战和郑州会战的经验”拟订作战计划。美国驻重庆武官竟认为:“日军在河南的攻势不过是春季演习,日军很快便可退回原防地。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官兼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则断言“日军没有具备在华大举进攻的能力”）且整体指挥混乱，加之整个后勤支持与空中掩护严重不足，打得很被动，且发生豫西民变（当时部分豫西山地民众趁战乱截击、抢夺国军部队）。第一战区正副司令长官蒋鼎文和汤恩伯均被免职。战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各方说法不一，最终还是得由历史学家作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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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基本可以从中分为两段，两者关注的问题、观察的对象、探索的题目等不同。思考“问题”的角度、使用的材料，以及表述的方式等也互异。要理解“三十年”的史学，应回溯到文革前“十七年”的研究之中，从学术积累的延续和中断方面考察分析。今后的研究，要警惕哪怕是无意识的封闭倾向，保持开放的心态，充分考虑近代“在中国”的各类外来因素及其作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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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果戈里喜剧《钦差大臣》在彼得堡公演后的争论和《剧场门口》的写作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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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大部头的作品来适应4分多钟的单面唱片，有时面临着多重的困难选择，即使演奏家能够从容地保持与公开演奏基本相当的速度，通常也要事先选定好切割点，并在录制到该处时停下来，以便工程师换好录音唱盘后再继续下去。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录音基本上都是采用这种分段的方式录制的（在再版的CD中这些断点已被细心的连接起来），除非采用两台以上的录音设备连续工作才能避免中断，而这种奢侈的方法一般只在录制现场演出时才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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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指挥家谈两位作曲家。中译供参考，有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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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在海南,为海南省文联主席的职务尽责；半年在湖南汨罗乡下,和三亩地里的动植物相处,韩少功的生活,被分成了这“著名”的两块。在讲座和专访中,他也从文学说到自己的生活,说到全中国的“大师焦虑症”和“文化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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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谈三个词的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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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和艺术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但二者分属人性的不同方面，经由人的不同精神系统和生理感官作用于世界与生活。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的理想是将艺术提升为科学，他们并非不明了科学和艺术的不同，但是当时艺术与科学的概念和现代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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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社科院研究员、基督教徒对“基督教与社会和谐研讨会──中国家庭教会问题专题讨论”的记录，有明显倾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