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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前故去的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是本世纪伟大的社会主义作家之一。他既是位马克思主义者，又是位历史学家，其行文方式与他在学界的地位，无人可以匹敌。

王彬彬文章（见《南方周末》2010年3月25日）依次列举汪晖《反抗绝望》一共19条文字，指责前7条是所谓"文理不通"，后面12条是所谓"剽袭"。但事实是，这些指责都是以王彬彬的方式搅拌出来的。王彬彬文章的缕列方式不给出汪晖原文的注释号位置和具体注释，是有意给读者造成错觉。王彬彬文章的严重性在于其目的根本无意作严肃的学术讨论，而是以他自己随心所欲定义的"剽袭"概念来进行人身攻击。我以为，这种王彬彬式的搅拌学风对中国学术危害极大，因为这样以人身攻击为目的的指控，几乎可以把任何学者的任何写作都定义为剽窃。

2009年12月2日人民大学讲座讲稿

《城市的精神》一书的作者贝淡宁与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对话，讨论城市、城市化、城市建设、爱城主义、城乡分化、城市精神、政治公司化、城市地方文化等等。--该稿未经作者审阅，暂时撤下。

范、徐曾是中央美院同学，毕业后20年重聚，对话中谈及30年来中国当代艺术的理论实践变化。这是搜狐策划的1978年到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历程30人谈的一部分。

“从78年，我们这一代人对西方古典艺术、现代艺术都完全懵懵懂懂的这样一个初入艺门的状态，到今天能够看到中国和世界的融合，这里面的巨大变迁，是一份非常重要的财富。使我们今天看待问题不会简单的陷入一种偏狭的状况。”

7月中旬，保持了长时间缄默的汪晖在北京寓所接受本报专访，这是他自3月底做出"希望学术界自己澄清"的简短表态后，第一次对抄袭指控作出直接回应，叙述他所经历的事件过程。

“中国拍摄电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这个世纪之初的1905年。这一年北京的一所照相馆为一个著名的京剧演员拍摄了一段他极受欢迎的演出的片段。至于电影的放映更是早在1896年就已经开始了。但是直到1911年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以后的一段时间，电影才真正发展成为一种大众性的商业娱乐媒介。电影在中国的真正流行是和清王朝的解体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变迁分不开的。”

资本主义真正的掘墓人，原来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革命的无产阶级，而是存在于其自身错觉中的红衣主教，他们将意识形态变成了宗教信仰。他们似乎难以理解现实，也难以领会思潮变化的精髓。

“《世界》犹如一个巨大的容器，贾樟柯将自己对于当下现实充满警觉的观察和复杂思考一股脑儿地装了进去。在《世界》中，贾樟柯式的诡异辩证法比比皆是，令人目眩，也发人深省：外地人与北京；地域中国与世界图景；真实与虚假；封闭性与开放性；纪录与虚构；具体和抽象。诸如此类。”

他做的事，长期以来被概括为"为农民盖房子"。这位设计者，因之也被许作"人道主义建筑师"。无人资助，破产三次，从台湾跑到大陆，数十年不改其 志。农民管他叫"老谢"，同行揶揄他"灾难王子"，学界说，他是包豪斯在世。他站在台上笑，我不过想让"九亿农民赏我一碗饭吃"。The thing he did has long been described as "to build houses for farmers." The designer is consequently called "humanitarian architect." From Taiwan to China's mainland, he never gives up even he's got no funds and went bankrupt three times. Farmers call him "Old Xie", Peers ridicule him "prince of the disaster" and the academic says that he is Bauhaus alive. He stood on stage laughing; all I want is "earning a life from 900 million farmers." 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建筑师，人人都想成为库哈斯。设计那些形态夸张、造价高昂，全身上下都包裹着高科技的城市地标，而不用太考虑成本和能耗。谢英俊却反其道 而行之，琢磨怎么用便宜材料和简易工法，让普通民众也能参与建造，设计出成本低又环保的好房子。在他长达数十年的营造生涯里，乡村住宅绝对算得上是其中最 为"惊艳"的一笔，摊开这张薄薄的项目清单，灾后重建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谢英俊和他的事务所进入南投日月潭地区，带领邵族人以环保材料和简单工具，用极少的经费完成了部落重 建。2004年，谢英俊进入大陆，在河北、河南、安徽推广他的农民建房与协力造屋计划。2008年，四川发生"5﹒12"大地震，谢英俊及其乡村建筑工作 室成员协助四川偏远山区灾后重建，完成示范房500余套。2009年，台湾"8﹒8水灾"，谢英俊接受"世界展望会"委托，兴建原住民部落中继屋与永久安 置房，完成13个部落1000户家屋的重建工作...... 盖房子，所为何事？生于台湾，祖籍苗栗，现年57岁的谢英俊讲话温和，打扮户外，前额的头发已大半脱落，脑后的小辫儿仍倔强挺立着。1973年，谢英俊就读于淡江大学建筑系。这里是台湾文青和愤青的大本营，台湾民歌运动的肇始地。谢英俊住"动物园"（淡江大学出租给学生的民房，也是民歌运动发起人李双泽创作的一首歌），混水源街，唱着李双泽的《 愚公移山》毕业了。服兵役时，他做的是工程兵，修筑营房、工事、道路桥梁。退役后并没有急于成为一名执业建筑师，又在施工队里打混了8年。出图纸、跑现场、协 调矛盾、监控质量，他在这个过程中观察各种各样的材料与工艺，对工程造价也渐渐了如指掌。 成立事务所后，他又做了不少公建，最多的还是现代化厂房，集成电路芯片厂的超洁净室，那种需要缜密考虑各种设计规范与生产工艺要求的房子。大量一线施工的实践经验让谢英俊开始反思"工业化的标准建造模式"，也让他重新评估起建筑师的角色与社会价值。盖房子，所为何事？建筑师为 什么做、为谁而做、怎么做、从何处着手？听起来，这些似乎都是些形而上的问题，但事实上，却又是直指核心。"广大农村地区是70%人类居住生存的居所，村 民们一直在采用他们不熟悉的工法和材料，穷一生之力建造昂贵、不抗震、不环保、不合理的钢筋混凝土或砖瓦新房，而建筑专业者无法也未曾踏入这个领域"。谢 英俊说。"为农民盖房子"--当外界把他看成是"人道主义建筑师"，或者用包豪斯和现代主义建筑运动来评价和阐释自己的建构理念时，谢英俊的回答却 更加接近常识。在他看来，短短数百年的现代文明已使人类和地球走向不可持续的瓶颈，"可持续"三字，足以颠覆所有的"现代性"。它绝不仅仅局限在技术层 面，还包含衣、食、住、行，与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诸多因素紧密联系，从观念到行动都需与之适应，是一场社会居住关系的革命。谢英俊为自己的"可持续建构"找到的理论支持来自哈贝马斯的"互为主体"，其核心是：让建筑跳脱出纯粹技术和商品化的思维，将庞大的农村富 余劳动力与互助换工的优良传统结合，并在其中植入绿色环保、族群文化等多样性因素，建立一个社区自主的建造体系。一言以蔽之：建筑师指导农民参与，一起动 手盖房子。 建筑师•农民 互为主体思辨过后，谢英俊开始着手他"乡村住宅计划"的实施。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他都是一边做政府工程，用赚来的钱投入研发，一边埋头于材料结 构的试验，不断改进自己的建构体系。起初接不到任何项目，他就游说身边的朋友做"小白鼠"，一个个台南乡村的小型私宅，就是谢英俊"轻钢生态房"的实践起 步。直到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日月潭地区的邵族部落遭受重创，谢英俊才算等来了英雄用武之机。地震后几个礼拜，他就带着事务所开进了灾区， 带领邵族人用轻钢架和竹子，在废墟上打造出新的社区。邵族部落重建，谢英俊所做的第一件事是"说服"。在工业化和现代化浪潮席卷下，包括邵族在内，世代以土地为生的农民们不仅逐渐抛弃了往昔建 造房子的材料和工法，更抛弃了与传统建筑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生活习惯、空间氛围、协力劳动、财务操作等一系列价值观，人与土地、人与自然的关系被一刀斩断。 谢英俊试图用自己的建构体系和实地重建让邵族人相信：采用他设计的轻钢房屋结构，即使没有专业经验的人也能够参与施工，大家交换劳动，互帮互助，不必完全 依赖政府资助和慈善捐款，不受制于市场机制，也能重建家园。由于村民也是重建过程中的另一个主体，整个房屋从设计、结构、材料、施工，到整体空间的规划布局，都不是谢英俊一人意志的反映，还融入了邵 族人对于个体生活和族群生命的想象力。房屋功能在尊重当地生态环境和空间使用习惯的基础上，既满足了村民的一般家庭生活需要，又考虑到族群祭仪的特殊需 求。重建的，还不仅仅是物理上的空间，在这个相互协作、积极创造的过程中，邵族人也逐渐克服掉灾难的创伤，找回了自己的精神信仰与身份认同。而对谢英俊来 说，他也为自己的"乡村住宅计划"摸索出一条可行之路--永续建造，协力造屋。这个项目最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谢英俊一下子蜚声岛内，声名鹊起，变成媒体眼中的"传奇建筑师"与"人民英雄"，不仅获颁台湾建筑界最高荣 誉的"远东建筑奖"，也为国际建筑界所瞩目。而在鲜花与掌声之外，这种完全不依靠开发商、不需要银行贷款、不采用钢筋水泥的建房模式，实际上又与主流建造 市场相背离。喧嚣过后，谢英俊需要重新思考乡村住宅的发展方向。2004年，他经人指引找到了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决定来大陆推广他的"乡村住宅计 划"。 乡村住宅产业化大陆幅员辽阔的地盘让谢英俊兴奋不已。无论有钱没钱，南北东西，盖房子都是农民一生中的头等大事，这让谢英俊坚信自己的乡村住宅必定大有可 为。然而，他期待中的热火场面却并没有出现。除了在河北定州的乡建学院地球屋，河南兰考农村合作建房等几个项目，在大陆一待三年，并没有几个农民找上门 来。更有甚者，听说他帮农民盖房子，就跑到乡村建筑工作室来请求资助。"真当我们是慈善机构了"，谢英俊哭笑不得。这一次，又是发生在大陆的另一场大地 震，让陷入困顿谢英俊柳暗花明又一村。 　 2008年5月12日，中国四川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13万平方公里受灾，200多万户房屋损毁需要重建。谢英俊在地震第三天就带领团队赶到灾区， 从一个粪尿分集式生态厕所开始，先后在青川、茂县、汶川几地，重建房屋500座。这些房子全部采用谢英俊的轻钢结构设计，不仅抗震性好，而且施工快速，造 价便宜，平均每平米400元不到（传统的砖混结构农房则需800元左右），一度成为灾后重建市场上的"主力户型"。甚至有施工队老板混进志愿者团队，靠着 流出的图纸和工料单推出"山寨版"。这次事件之后，谢英俊不得不为关键技术申请了专利。找上门来合作的人也是一拨又一拨。政府想用他的技术推示范项目，承包商认为重建市场"有利可图"，"国营的，私营的，团体的，民间的，加起 来一共有近十万套"谢英俊说。由于这些合作者无一例外都沿用设计院+施工队的传统模式，灾区的重建任务又相当紧张繁重，双方的观念差异导致建造过程的完全 不可控，谢英俊最终选择退出了这些重建项目。"有1000万名农民等在那里，任何想用工业化大量生产，将农民劳动力与创造力排斥在外的观念与作为，均不切 实际。"--谢英俊在震区日记中这样记述。"只要不是协力造屋，那就和我们的理念有相当大的偏离。"采访中，他又特别加上一句。然而，不论是被人山寨，还是退出重建项目，也都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轻钢房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与接受度，之所以目前还不能批量化建造，主要是由于 还没有形成一套乡村住宅的产业链条。"我觉得我们有这个能力，想，就能做"，谢英俊说。在今天的大陆农村盖房子，以一户一栋两层，面积150平米的砖混结 构农房计，造价大概在10-12万元人民币。而同等的面积，如果采用谢英俊的轻钢结构和协力造屋模式，成本大约只有市场价的60%。低成本，是谢英俊判定 轻钢房在农村市场具有强大竞争力的首要原因。便宜之外，房子的结构功能还要能够满足村民的生活生产需求。轻钢结构是国际主流的低层住宅结构，它抗震性好，但造价高昂。谢英俊通过10年 试验简化了这个结构，使其变得可预置、开放性、空间灵活、组装简易，所有衔接处均采用螺栓固定，让村民不请专业施工队也能够把房子盖起。因地制宜，就地取 材，是这套结构体系的另一大优势，农村所能找到的一切资源都可能用来建造房子。"没木头，用石头；没石头，用泥土；没泥土，那就竹子；竹子也没，秸秆你总 有吧。"谢英俊说。完全不设门槛的建房技术，材料充分本地化后所降低的成本支出，是谢英俊认为轻钢房与其他农房相比，具有无可替代优势的第二个原因。但除去这两项之外，产业化还有生产、营销、品管、服务等一系列环节需要建立和成熟。谢英俊"乡村建筑工作室"目前的组织架构是：台湾的事务 所和第三建筑工作室、北京的常民世纪科技和成都的常民建筑科技公司。三个工作站各有一个人主持，负责包括业务推广、技术指导、品质管理在内的所有工作。成 都公司专门研究乡村住宅建设，并设有一个工厂提供轻钢结构所需的配件。北京则主要负责研发，优化产品的前后端设计。除此外，谢英俊还在与都江堰"晏阳初工 程学校"筹备建立一个农村建筑专业学校，培养乡村住宅项目所需的技术、管理和销售人才。在农村摸爬滚打多年，基层组织庞大严密的体系与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让谢英俊渐渐明白， 要将乡村住宅产业化，就一定要借助农村当地的力量，任何市场上现有的商业模式都不能够完全适用。谢英俊的计划是，未来与施工队进行合作，他作为总包商出设 计方案、材料和技术指导，再发包给一个个施工队，通过他们来组织村民施工，集中培训管理，仍然坚持以协力造屋的形式，互助建房。尽管这一切还只是初步的商业构想，能否达到批量化复制谁也说不清。但谢英俊却有着异乎寻常的乐观与自信，"这辈子做不完还有下辈子嘛"，他 相信"乡村住宅产业化"只是个时间问题。这乐观一半来自于对自己技术的"盲目自信"，另一半，则是他骨子里为挑战而生的勇气。"我们是走钢索的人。"他 说。然后头也不回的走下去。 

在提出这个稍显奇怪的问题时，我意识到需要某种解释。（英译本可下载）。

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经济方面可能方针提出预测，认为“明明是中国政府高层从来没有对国企私有化等问题做过任何明示甚至暗示，可为什么人们总是会认为三中全会将在这些领域有大动作呢？这主要是受媒体报道影响所致。”

在6月30日的大规模示威游行的余波中，穆罕默德·穆尔西总统和穆兄会被军部剥夺了执政地位，这次大规模示威游行确认了穆尔西所谓的合法性和广泛支持的破产。如今，正像埃及革命社会主义者(Revolutionary Socialists of Egypt)在声明中表述的那样，始于2011年1月推翻穆巴拉克运动的埃及革命，业已翻开新的篇章--革命分子应挺身而出，直面挑战开辟新出路，以实现"面包、自由、社会正义及人类尊严"的革命任务。

关于傅聪的一些情况 (此为经王若水删节之李春光致胡耀邦信。标题是王加的--李注。二00六年十一月一日。) 春节前后，我先后两次同傅聪长谈。我觉得有责任把我知道的情况说一说，或有助于澄清一些误解和偏见，对各方面有点益处。促使傅聪出走的直接原因，是他的父亲，著名作家、翻译家傅雷被打成"右派"。同时，他本人也在一九五七年留学生归国学习期间，受到重点批判("白专道路"等等)。一九五七年初，傅雷到北京参加全国宣传会议，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兴奋莫名，夜不成眠。他觉得，在毛主席领导的这样一个党面前，是无话不可以讲的，是应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他睡梦里也不曾料到，他竟会因此变成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傅聪说：这个打击太大了。我好像觉得被推下了一个无底的深渊，心里充满了难以忍受的痛苦、失望，甚至绝望。我即将毕业回国，我知道，等待我的，将是父子互相"揭发"、"批判"。对于两个自尊心很强，绝不肯违心地讲话、行事的人来说，这实在太难堪了！果真如此，再加上后来的"文化革命"，前年就不是给我父亲一个人开追悼会了，很可能是开父子追悼会。他沉重地说：实在是"逼上梁山"。我那时想了很多。抛开我们父子的命运不说，我当时确实预感到国家可能要走上一条吉凶难测的路。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办法。我是在极度痛苦和失望中走的。最近，三联书店准备出版傅雷书信集。那些字体异常工整、纸色已经发黄的信中，充满了一个老知识分子对党和人民事业的至诚--也许应该称作"虔诚"，简直虔诚到了好像一个宗教信徒那样的地步。也许正因为如此，对于社会主义时期斗争的曲折性，他几乎毫无思想准备，以致在残暴的打击下突然、悲惨地辞世。多年来，傅雷身边一直带着毒药(这就是"士可杀而不可辱"吧)。一九六六年，傅雷夫妇在被接连批斗了三天三夜之后双双自尽。由于毒药年久失效，两个绝望的老人是在服毒以后又上吊死去的。谈到此事时，傅聪说："文革"一开始，我就预感到这件事。我了解我的父亲，他就是那样一个人。我给家里打过一个长途电话，母亲接的，她激动地叫了我一声"阿聪"，就大哭起来，电话立刻断了。我不敢再拨--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母亲的声音。傅聪出走后，写信向他父亲作了三条保证：一、决不讲关于中国的假话；二、决不同台湾发生任何关系；三、决不放弃中国护照。第一条他并没有完全做到--他从未对外国人讲过他出走的真实原因。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说他之所以走，是因为不愿意下乡劳动，怕弄坏了手指。他说：在这类事情上，我对外国人讲了假话--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理智上，我都不能不这样做。第三条他没能坚持。一九六五年，他加入了英国籍。他说：这完全是为了生计。拿着中国护照，许多地方不准我演出。弄得我没有办法生活。傅雷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气，同他断绝了通信。直到半年后，他的岳父梅纽因(著名小提琴家，现任"国际音协"主席)写信多方解释、劝说，傅雷才同他恢复了通信。这次报上登的音乐会广告中称傅聪"著名英籍钢琴家"，他很不高兴，印节目单时，坚持把"英籍"二字去掉。他在音乐学院指挥学生乐队，给学生讲提琴弓法时，有学生说这是英国弓法，他生气地说：什么"英国弓法"，我是中国人，我不是英国人。至于第二条保证，他是始终坚持了的，他至今没有去过台湾。有个台湾记者去找他，被他骂走了，他说：你给我滚出去！粉碎"四人帮"后，傅聪看到了新的希望。一九七九年，他主动向我赴英艺术教育考察团要求回国做一点工作，考察团的同志告诉他国内条件还很艰苦。他说：我不怕，我一定要回去，什么苦我都能吃。傅聪三次回国教学、演奏，无论学识、修养还是工作态度，都得到好评，受到赞扬。为他开车的司机说：这个专家很老实，每天就是上学校练琴、教课。星期天也不休息。商店、公园一次都没去过。离京赴沪的当天上午，他仍像平日一样到学校练琴。这方面情况去年《中国青年报》发的一个内参有所记述。谈到我们学校许多天赋很好的学生时，他说：他们都是非常之好的材料，但是往往只能发展到某一个限度。他告诉我，他父亲曾对他说：你首先要做一个人，然后才谈得到做艺术家。他认为许多学生不懂得这个道理，一味热衷于技术，热衷于国际比赛，说穿了还是热衷于狭隘的个人名利，很少去思考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目的去学习音乐，心地很狭窄。这样的人，在艺术上的发展只能是很有限的。问题在于有些教师和领导人好像也喜欢这样，因为容易出"成绩"。他还认为我们的某些艺术创作、表演中存在盲目崇拜、模仿外国的庸俗倾向，搞得非常浅薄。一月三十日，《北京晚报》关于傅聪同中央乐团合作演出的报道，从原稿中把傅聪的名字全删掉了(但保留了同台演出的美国指挥家、乐团独唱演员的名字)。这件事对他刺激很大。在北京期间，特别是后期，有的同志对他态度有点冷淡，尤其是有的记者，对他先热后冷，使他觉得伤心。我想，这样一个人，又经过了二十几年的时间，是理应获得谅解的。  我感到应当使更多的人知道傅聪的真实情况，澄清一些误解和偏见。如果在许多人心目中，傅聪始终是一个抛弃祖国、背叛人民的"叛逃者"，那么，我们像现在这样热情地邀他回来讲学、演出，自然会使人感到是很没有原则的。                               李春光

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政治条件下, 社会民主制度不可能只有一个惟一的模式, 而且, 直到今天也从没有存在过惟一的模式。

由于两个原因-即叶石涛当前已经成为既受台独派权力的荣宠，俨然被台独派台湾文学研究界奉为宗师，插旗成帜，更为日本右派支持台独文论的学界百般奖掖。另一方面，长年以来，由于海峡隔断，资料的搜集不能全面，很容易受到叶石涛阳为"爱国主义"的许多说法所蒙蔽，再加上由于近年来大陆年轻学界自八○年代以来"全面否定前三十年"的特殊学风的影响，少数一些不乏认真治学的学者，有意回避"反对文学台独"的"政策"，力图在论说上另辟"自主"的研究蹊径，驯至为反拨而反拨，在一定程度上扬喻叶石涛。

萨米尔·阿明（萨米尔·阿明 埃及著名经济学家，第三世界论坛主席） 迈克·哈特（美国杜克大学文学系主任，《帝国》合作者之一） 保罗·卡恩（耶鲁大学法学院"法律与人文"教授，耶鲁国际人权研究中心主任） "9·11"过去十年，后"9·11"时代，这个世界更不太平。曼哈顿双子楼倒塌之后，接连垮掉的还有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至今在消耗美国。战争之外，美国负债直线上升，金融危机令美国经济雪上加霜；美国之外，他的重要盟友欧洲多国面临着更多经济难题和社会问题，债务、移民、就业甚至社会安全，都折磨着政客们的生命。阿富汗和伊拉克康复的如此缓慢，而它们的邻国正在酝酿变革，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多国政权更迭。对于西方世界，这是失落的十年，但对于中国、印度、巴西等国正在悄悄的改变着世界格局和经济版图，他们在将来是西方的盟友还是竞争对手？面对后"9·11"十年的世界乱局，早报记者分别专访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美国杜克大学文学系主任迈克•哈特和耶鲁国际人权研究中心主任保罗•卡恩三人，一起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由于他们各自不同的政治、学术立场，面对共同问题，他们都给出了迥异的解答。 东方早报："9•11"已经过去10年，在你看来，10年前的这场悲剧从哪些方面改变了美国和世界？"9•11"是否也可被视为一个历史性的转折？ 萨米尔·阿明：回答这个重要问题，我们首先要去看看美国在过去这些年的敌对目标有哪些，这些目标又是如何被笼统归结为"恐怖主义"。美国一系列军事行动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武力统治这个星球。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只有通过武力，他们才能保证并维持美国及其盟友欧洲、日本等国家的经济统治地位，并主导世界经济秩序。没有武力恫吓，他们就没办法压制某些新兴国家的崛起--比如中国，他们自己也没能力不依赖其他经济体独立发展经济，这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争没有关系。对于新兴经济体，美国只希望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处于适当的位置，至少能有效控制他们，成为他们经济发展的傀儡。更重要的是，他们还需要控制这个星球上的资源供应国。要想这么做，除了武力别无他法。 问题随之而来，恐怖主义是什么？恐怖主义是他们树立的敌对战略目标。因为恐怖主义给了他们以保护的名义，持续对其他地区进行武装干涉和军事干预。事实证明，对于恐怖主义的定义，华盛顿的态度经常是暧昧不清的。别忘了，他们曾经支持过塔利班以对抗苏联，他们曾经称塔利班是自由战士；别忘了，他们曾经（或者现在还支持）支持中国新疆的分离分子，华盛顿也称他们是自由战士；别忘了，他们支持达赖喇嘛和他的追随者，美国人也称他们是自由战士。在很多方面，美国从来都持双重标准。他们常常一方面支持宗教极端主义者的武力暴行，另外一方面又以保护安全名义进行武装干涉并从中得利。利比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所以，"9•11"的到来，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是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这是一个绝佳的理由入侵阿富汗，然后是伊拉克。还记得吗？为了给入侵伊拉克一个理由，美国人甚至说伊拉克政府支持恐怖主义。那是弥天大谎。就算到了现在，美国政府还在世界各地寻找恐怖主义的蛛丝马迹，然后利用他们。没人知道"9•11"到底是怎么会事情，对此事依然疑点重重。我不是说，"9•11"可能是个虚构的故事，我想说的是，布什先生很乐意得到"9•11"这份大礼。你看看他在得知"9•11"后的那张脸，我们都能从他脸上读出这么句话："哦！终于来了！"我知道华盛顿那些人需要"9•11"。仅过一天9月12日，他就悲痛宣布要用军事力量保卫美国，打击躲在世界各个角落的敌人--恐怖分子及其支持者，他甚至公然宣布："我才不管什么国际法！没什么地方我不能攻击。"等等。所以，"9•11"对当时的美国政客来说就是个好消息，这是个称霸世界的好机会。这就是我的坦率回答。   迈克·哈特："9•11"恐怖袭击毫无疑问是一个历史性转折，整个世界从很多方面都在那一天改变。但"一切都已改变"的喧嚣声又被证明，这又是错觉。这次恐怖袭击，后来被布什政府和美国内部的右翼势力所利用，以达到他们称霸全球和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目标。10年过去，这一野心被证明彻底失败了。我们再次面对复杂、令人抓狂的世界秩序，世界秩序又回到了"9•11"之前。我常希望布什式的军事信条和美国全球霸权梦想都能彻底完蛋。但事实上没有人真能说："彻底完蛋！"你们应该记得，在许多恐怖电影中，当你认为怪兽马上就要彻底完蛋的时候，总有另一只魔爪从坟墓里伸出再次让你恐惧揪心不已。 布什主义和美国单边主义（这也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另外一种名称）10年前就已经死了。布什主义和美国单边主义的破产，不是因为美国换了一个更加仁慈和品德高尚的领导人，而是因为美国没有能力再那么"单干"了。美国已经不再具有称霸世界的军事势力、经济能力、文化和政治力量了。现实是，美国的那种政治妄想早已经失败。尽管如此，这也没能阻止布什政府力图复兴美国霸权，为此美国在之后几年中像打了鸡血似的制造了一系列可怕场面和灾难。 今天，在经历了过去几年一系列军事和经济失败后，大家都该清楚（包括美国人），美国的单边主义是一个可怕的幽灵怪兽，它消灭的不仅是其他国家人的生命，也包括我们美国人自己。但是我又怀疑，经历了"9•11"后的10年，美国政治体制内的这种破坏性力量是否真的减少了。让我们希望，那些信仰单边主义的人能改邪归正。让死亡埋葬死亡。   保罗·卡恩：过去十年，美国很多方面发生了变化，包括政治决策，但是最重要最深刻的变化是整个社会安全感的消失，洋溢在美国社会中的乐观主义--对个人和家庭未来的乐观--也没了。冷战结束之后有一段时期内，整个西方世界有一种巨大的情绪，认为他们取得了20世纪最漫长的战争的胜利，在西方普世价值为基础的全球秩序下，未来经济必将不断扩张。但"9•11"后，美国人才发现，他们的后院和国土在安全上有巨大弱点，整个社会充满无休止的冲突和个人风险。没有地方是安全的，没有一个时刻是可以松懈的，也没有人知道冲突何时终结，那就意味着我们再也无法回到那个乐观主义的转折年代。 毫无疑问，"9•11"是历史性转折。"9•11"之后，安全问题戏剧性地成为美国头等大事。美国利益受到挑战的风险不再是一种想象。暴力危险来自个体行动者，常常是那些松散的跨国网络组织。这让人不断想象那些冲突场景，恐怖主义的嗡嗡声针对的是世界范围内每一个个体。   东方早报：经历后"9·11"十年，世界并不因此更加安全，是否如此？ 萨米尔·阿明：事实是，世界更不太平了，比"9·11"之前更加危险。因为这些年，美国人以反恐的名义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战争和武装干涉。 保罗·卡恩：经历后"9·11"十年，世界并不安全。我认为不能孤立看待"9·11"之后的伊拉克战争，它的背景是伊朗问题，因为对美国来说，伊朗迟早是个威胁。阿富汗的未来，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还很难看清模样。但更重要的是，发生在阿富汗的暴力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全世界很多人和组织想象。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个人的暴力行为，其危害性可能甚于有组织暴力，比如在挪威发生的惨剧。  东方早报：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后"9•11"的十年也是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衰落的十年？谁又能重建世界秩序？中国、印度、巴西还是俄罗斯？ 萨米尔·阿明：对于这个问题，我只想谈谈新兴国家在未来世界秩序中该怎么办。在技术领域，像中国、印度和巴西这样的新兴国家，只要它们愿意，就完全能不受西方控制、独立研发出自己的技术。这是新兴国家的目标之一，它们的另一个目标是和发达国家平等地获得资源，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要用军事力量保护资源、阻止中国从苏丹和利比亚获得石油的原因。总之，这将是一连串漫长的战斗，新兴国家必须结成政治联盟、共同和西方较量、向西方的军事控制说不，这样才能够赢得胜利。这是一场政治的战争，我认为由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参与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明白这一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以金融为基础的全球体系进行重组；这个体系目前是由美元主宰。我们还要抑制现有的国际军事体系，这同样是一场漫长的战斗。我们或许可以建立区域化的体系，比如上海合作组织就可能在亚洲建立这样的体系。新兴国家要保持警惕、不能抱有幻想，如果它们认为自己能加入美国、欧洲和日本组成的帝国主义阵营、对抗其他国家，他们就会犯下巨大的错误。新兴国家的唯一出路是加强和其他南半球弱小国家之间的合作，从而减少帝国主义三巨头对于他们的控制。从政治层面看，这一点是最为根本的。 迈克·哈特：我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的另一位作者，意大利学者）在《帝国》一书的基本假设是，早在10年前，不仅是美国还是欧洲民族国家，他们都已经没有能力去主导新的全球秩序了。我们说，帝国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进入了历史的坟墓。今天，每个人都很清楚，也就是如你所说，美国和欧洲民族国家无论是他们联合起来还是各自为政，都不经不能有效主宰全球秩序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国家能对全球秩序发号施令，还是有国家能拿着警棍对其他国家说三道四。而中国，它当然也不会统治世界，俄罗斯、巴西或者印度都不会。 我们的观点是，如果将来还会产生新的全球秩序，它也不再是由某个民族国家来主导--就像以前的帝国主义。相反，我们认为新兴力量的组成将是多变的，不对称的。民族国家当然还是重要的，但为了维持现有的全球秩序和保证资本主义利润，它们不得不与其它新兴力量合作，包括跨国组织（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跨国公司、傀儡国家、媒体、非政府组织等。我也把它称之为新的帝国形式。这种帝国模式，这种权力网络正在形成中。 保罗·卡恩：在全球秩序由谁来主导这个问题上，我不认为西方在衰弱，而其他地方在崛起。要说西方在衰弱，这还言之过早。政治和经济的改变看上去比以往更加迅速，那些一向稳定的地区也开始动荡，但这不是发生在欧洲的故事，而是中东。我们去看看拉美，过去几年那里发生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     东方早报：如果回顾过去十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全球霸权一度因为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达到鼎盛，之后因为伊拉克战争的泥潭和金融危机，又迅速衰落？但这是真相吗？ 萨米尔·阿明：美国的经济衰退是不争的事实，但这轮衰退不是1、2年前开始的，而是从30、40年前就开始了。尽管如此，到现在还是没有人能够取代美国成为霸主，无论是德国还是整个欧洲都不行，因为美国的霸权不仅仅是经济的霸权，还有军事的霸权。美国仍然是我所谓的"联合帝国主义三巨头"--美国、欧洲和日本的领袖。 迈克·哈特：正如我之前说的，后"9•11"时代美国霸权的扩张，在我看来是一种幻象，美国霸权作为帝国主义势力的一种表现形式，事实上在后"9•11"时代一直在衰弱，这才是真相。但吊诡的是，美国尤其是美国霸权的衰弱才意味着美国的重新崛起。这看上去有些矛盾，但这取决于你如何看国家的衰弱和崛起。很明显的是，美国没有能力再次充当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角色，他的军事，经济，文化和政治等方面都没能力去这么做。它甚至在国内事务上，很多方面都无能为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是在衰弱。但是，美国全球霸权的衰弱恰恰为美国社会的再次繁荣创造了环境，军事预算可能削减，更多钱可能会用于美国国内问题上，美国社会中的军国主义文化也可能会削弱。美国全球霸权梦失落了，美国社会平等的政治环境倒可能由此催生。但这一切谁都不能保证。 保罗·卡恩：你说的都对。帝国总是断言他们能超越他们的极限，但最后总会收缩。走得太远总会产生太多政治和经济问题，这就是美国在过去十年碰到的麻烦。这需要公正分析。美国至今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贯穿美国历史的就是，美国从来都有强烈意愿去使用他的力量。   东方早报：过去十年，除了"9•11"，这个世界还经历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欧洲的移民问题、金融危机、中东民主革命、西欧各国的街头暴乱等等。这些事件之间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吗？ 萨米尔•阿明：它们之间当然有联系，但也并非是前因后果关系。这个世界处于危机之中，但这并非始于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危机，这是一个体系性的危机，它潜伏已久--资本、垄断资本都是危机的基因，而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则加深、加重的危机。资本主义的危机在于，一次又一次的泡沫，而资本的原始积累或者掠夺又需要泡沫。2008年金融危机的起因是房产泡沫，再之前是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往前推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资本主义体系没办法丢掉经济泡沫的梦魇，而最大受害者永远是普通人。经济危机是资本运作所产生的问题累积爆发，而要克服危机，唯一方式就是加紧对其他国家的控制。 资本主义的第一次系统性危机是1873年的经济危机，持续时间长达7年。经过那次危机，资本和生产资料更加集中，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走向了垄断资本主义。市场和原料生产更加全球化，结果也就是工业化国家对殖民地的争夺。那次危机后来被克服了吗？从长时间段看，在那次危机之后，全世界经历了几十年的混乱、战争和革命，直接导致了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催生了俄国革命；但这并没有结束，紧接着是1929年的大萧条，随后就是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结果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在我看来，从长时间段看，这些历史大事件都是小事，都在为1873年的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做注脚。这些事件都是对危机的回应。在那个时候，资本主义的危机不能由什么G7、G20、G30来解决，而是在力量平衡的改变中得到回应，无论在国际层面上、还是在各国社会关系的层面上，都是如此。我们现在正在重走这段历史，这轮危机开始于1971年，几乎刚好是一个世纪之后，资本做出的回应也基本相同：加强垄断、推行全球化、发展金融。这么做的结果就是金融危机以及对全球的军事控制。在这次阿拉伯革命之前就已经有革命了，但我不把它们称作"革命"，因为它们不是俄国或者中国发生过的那种革命，我把它们称作"革命性的进步"，仅此而已。这个过程始于15年前的拉丁美洲，始于巴西、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它也蔓延到了亚洲，蔓延到了你们的邻国尼泊尔。然后它又蔓延到了一些阿拉伯国家。当然了，这一场场革命在各个国家都是不同的。埃及的进步性比较大一些，因为埃及人有意识地要求自由、社会民主、社会正义、收入再分配、民族独立。在其他国家，这些诉求就不那么清楚了。不幸的是，在利比亚，这个过程不是革命性的进步，只是武装叛乱，无论是卡扎菲还是叛军都只是武装力量。目前上台的新政权在武力上不占优势，没有北约的轰炸，就不可能获胜。美国在利比亚的目标不是石油，因为它已经掌握了大量石油，它的目标是建立军事基地。美国想把目前位于德国斯图加特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非洲，非盟拒绝了这个要求，这就是为什么非盟对的黎波里的政府不予承认的原因。不要忘了，那个新政府的过渡委员会主席穆斯塔法•阿卜杜勒•加里尔，就是当年判处保加利亚护士死刑的那位法官。他可不是什么民主派，他是个罪犯，卡扎菲还在2007年任命他做了司法部长，他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待到今年2月，他是看到大势已去才离开卡扎菲的。 迈克•哈特：许多人都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带来了整个世界根本性改变，就像"9•11"一样，但这些都是错觉。资本主义再次危机，那是为什么？只是因为资本主义总是处于危机之中。一次次，一些人更富一些人更穷。 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初，很多人天真的认为，政府可能会放弃某些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而专向某种形式的凯恩斯主义，或者至少会对银行和金融机构加强监管。很明显的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带来了这场经济灾难，可是如今新自由主义依然主导着美国政治和经济，它带来的毒害更甚以往。如今在北美和欧洲，最流行的口号是削减社会福利项目和政府开支，以此削减国家债务。从这个方面看，金融危机并没有改变西方社会，只是使西方社会一次次加深矛盾和灾难。 过去十年，或者说后"9•11"时代，改变世界的并不是"9•11"本身或者2008年的金融危机，而是广泛意义上的社会抵抗运动的兴起。比如，过去十年，在拉美，社会运动已经成为社会改革和鼓舞人心的社会资源，这种社会运动可以是和政府的改革对话，也可以是反对它。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突尼斯，埃及，叙利亚的社会起义，美国本土威斯康星的社会抗议，以及发生在希腊、西班牙和英国的社会暴乱，这些都为我们提出了新的政治命题。这些社会运动中，很多都打着这样的口号"我们不要为你们的危机埋单"，他们挑战的不只是新自由主义，也对民主社会提出了新要求。如果你真想知道哪一种全球秩序是可能的，先去看听听这些社会运动发出的声音。他们为未来的全球秩序提出了某种可能和暗示。   保罗•卡恩：从深层次看，我并不认为它们之间有何直接联系。房产泡沫和银行危机能怪罪于"9•11"吗？同样地，欧洲的移民问题并不是因为"9•11"。早在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兴起之前，欧洲就已经面临严重的种族主义问题。而从表面看，这些事件之间似乎有一些联系。今天的政治决策处理的是一个又一个危机。在很多人看来，许多事情已经失控。这使得许多人希望回到过去，似乎这是最简单的答案。 我认为，在"9•11"后为了应对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阿拉伯世界的那些独裁政权因此获得喘息的机会，他们的统治也因此延长了好几年。一方面，美国和其他国家对这些政权予以了一定支持，另外一方面极端主义者对这些国家社会安全的威胁远甚于西方国家，所以那里的人民希望政府的保护。但现在发生了变化，那里的人民最终要求政府满足他们的各种权益，所以变革的渴望不可避免。   东方早报：在后"9•11"时代，美国和欧洲最大的挑战来自哪里？伊斯兰极端主义？债务问题？移民还是其他？ 萨米尔•阿明：现在，西方列强除了军事干预之外，已经想不出什么应对挑战的办法了。他们已经没有了经济上的对策，拿债务问题来说，他们无法甩掉债务、减少债务，因为债务对于垄断金融资本也是有用的。当垄断利润和超额利润无法投入经济发展，它们就必然会投入债务之中。说希望减少负债什么的全是谎话，他们已经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美国应该停止军事干预。我们必须动员美国国内的进步民主势力以达到这个目的，这一点十分重要。欧洲现在是美国的盟友，欧洲的民众必须明白美国是不能支持的。中国则应该有个清晰的策略，要和南半球的人民和国家结成联盟，不管对方是印度、巴西这样的新兴国家，还是暂时弱小、但前景光明的国家。 保罗•卡恩：所有这些都是。我们面对的不再是简单某一个问题，也没办法回答哪一个挑战更大。当然，西方目前面临严重的金融危机，这使得国内政策提高到国家安全同等重要位置。但所有这些都是不可预知的。一起严重的恐怖袭击可能马上就转移了我们的焦点。   东方早报：你个人生活有没有因为"9•11"而发生改变？ 萨米尔·阿明：我的私人生活没怎么受影响。我一直是支持社会主义、支持亚非人民解放的活跃分子，始终是如此。对于伊斯兰极端主义呢？那些人对于宗教的理解都是最反动的，他们的运动不是宗教运动，他们组成的是反动的政党，躲在宗教背后，操控宗教。在埃及有两个对立阵营，一个是进步民主阵营，其中包括年轻人、社会主义政党、民主政党和商贸联合会。另外一个就是反动的阵营，包括支持穆巴拉克的反动资产阶级政党，以及穆斯林兄弟会。 保罗·卡恩：最大的影响是在机场。然后也影响了我的学术生涯，我的好几本著作就是关于暴力（如《神圣的暴力》）和罪恶（《走出伊甸园》）。 

一阿凡提，这个名字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这个来自新疆的名字一经传入，便流行于汉语世界。但在全世界无论西欧或南美，人们多用霍加•纳斯尔丁的名字称呼他。中文译本也很多。如戈宝权先生译自俄文的《纳斯尔丁的笑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其中依据苏联突厥学家的分类，有"基本的传统的笑话"和"从十九世纪手写本集子中选出的补充的笑话"等重要栏目。日本的突厥学家護雅夫则以Ercumed Ekrem Talu在一九五四年整理的《伟大的纳斯尔丁•霍加》土耳其文本为底本，编译了收有五百个故事的《纳斯尔丁•霍加故事》。至于其他国家，或通俗或学术，尤其多以儿童读物的形式竞相出版，五彩缤纷的译本，不胜枚举。    流行于汉语世界的"阿凡提"(afandi)一词，是一个阿拉伯语尊称。就像波斯语的霍加(huja，也转写为Hoca)一样，可译为阁下或先生。在当代土耳其这两个称谓可以合用，如"霍加阿凡提"(Khojaefendi)。一旦这个行者东入嘉峪关来到北京、上海，顺口的"阿凡提"一名便如胶入漆，固定下来。而在经由阿拉伯一波斯-突厥途径了解他的欧美世界，霍加•纳斯尔丁其名更不胫而走，一天天如雷贯耳。    毕竟阿凡提早为汉语世界喜闻乐见，阿凡提的最新一位翻译和搜集者艾克拜尔•吾拉木就没有纠缠名字的孰长孰短，而径用阿凡提其名，编译了分为金卷银卷两大册的《阿凡提故事大全》。他的特征是游方流浪。他的睿智，使他随时随地抛出一语道破的笑话。他给人们带来了不尽的欢乐，也带来大笑之后的无限回味。这个名字--被尊称为阿凡提或霍加的纳斯尔丁--不是借天使的翅膀而是倒骑一头毛驴，传遍了草原和绿洲，再传遍了欧洲和世界。    二    土耳其人喜欢考据他的起源，说他的家乡在小亚细亚。研究他的学者分成几派，强调他是十四世纪帖木儿汗的同时代人，和强调他墓碑的铭文以及古文书中有证实他生于十三世纪的观点，长期争执。据说土耳其的文化枢纽科尼亚附近的阿克沙尔(Akshar，白城)，有一处圣墓就属于他，听说当地凡新婚夫妇都要到墓上拜谒，否则夫妇关系定生破绽。还说谒墓时谁若是不开口大笑，后日就一定会招致祸灾。    但是据護雅夫总结，所有的学术的较真，都遭到了学术的质疑。至今阿凡提突厥起源的观点，仍然不能确认。    这颗幽默的种子，可能一直挖掘到一个早得多的阿拉伯原型，一位牛于库法的滑稽人物朱哈(Juha)，十世纪末曾在阿拉伯非常流行。在我们读到的维吾尔版本的汉译文中，诸如"库尔德语的热汤与冷汤"、"阿拉伯语的牛犊怎么说"等段子，显然都是母本曾在中东流行的痕迹。阿拉伯起源的逻辑是有力的。但是，幽默大师一旦出世，其诞生时日便不易深究。護雅夫在梳理了考据派各种论点之后，表明他赞成这样的观点："纳斯尔丁•霍加的故事，乃是在世界文学史上处处可见的滑稽谭，采用了土耳其形式的一种表现。诠索这一人物的实在与否，其实并非大事。"(《内陆亚细亚史论集》(一)，国书刊行会一九六四年版，186页)    起源姑且不论，但幽默形象的固定，却大约可以判断在十三至十五世纪之间或再稍晚一些。那时，包括维吾尔在内的中亚各族书面语还没有成形和固定下来，以阿拉伯文字书写各突厥语的采择，成了一个过渡时代。在那个所谓察合台文献时代的稍前偏后，可能还借助了苏非大师扎拉丁•鲁米的教派力量的传播，游走于阿拉伯的朱哈，在突厥语世界遇上了更加适合定居的风土。于是他换上突厥人的袷袢、接受了霍加的尊称，尤其是骑上了一头毛驴--阿凡提即霍加•纳斯尔丁(Hu ja nasru-dini)在广袤的中亚步入了成年。    --那是一个苏非主义的空气弥漫了整个中亚的时期。若想估量他在南疆拴住毛驴的时代背景，要兼顾书面语的形成，以及伊斯兰苏非派覆盖塔里木盆地的过程。我猜测他的"成年期"应该在伊斯兰神秘主义覆盖南疆以后，是因为他身上印满了那种文化的记号。包括霍加的称号、游方的行为、俗世的看破、清贫的生活、隐现的宿命论、反教条的宗教观、表述的诙谐。特别是那种无论贫富强弱苦乐贵贱，一切尽数早在掌握之中的思想--都是这一年代判别的依据。    昔日商道的尘埃里，此时风尘仆仆走来云游的行者。他们被叫做苏非、达尔维什、依禅、皮尔，总之是异色的Olar(他们)。不仅这些，由于当时的绿洲与蒙古人及游牧突厥人的密切接触，所以Huja nasru-dini的名字也被游牧人喜爱并想揽入怀中。哈萨克人说：那个老汉纳斯尔丁本来是我们哈萨克人的，不信你到哈萨克斯坦去问问。蒙古人则说：我们自古就有巴拉根仓(Bargen-cang)，那些笑话我们爷爷的爷爷早就听过--在游牧民族的草原上，他摘下了头巾，身材变胖了，骑的是一匹瘦马而不是毛驴。他滑下鞍子，掀开毡帐的门帘，先道一句问候，有时用的是蒙古语，有时却讲哈萨克话。    他的形象扩散到全世界，并在所到之处赢得人心。超越了奥斯曼帝国的疆域，任谁都把类似的机敏人物滑稽故事，作为阿凡提的新编，补充到阿拉伯一波斯一土耳其的文学之中，最晚近的例子，可能是新疆诗人克里木•霍加撰写的、讽刺"四人帮"的《阿凡提故事新编》。因为维吾尔血液中的阿凡提基因，睿智幽默的色彩浸透了新疆的每一块绿洲。在塔里木绿洲的清风吹拂下，文学形象如鲜花怒放，并化作了人民的精神。确实，我们认识的他主要是一个维吾尔人，在莎车或者喀什，他牵着毛驴，时刻等着我们。    三    艾克拜尔•吾拉木二十年锲而不合的劳作，旨在给儿童们快乐的知识。虽有一些重复或雷同，他居然收集翻译了一千三百余则纳斯拉丁一阿凡提的故事!而据以前的统计，世界上积攒的总数，大致是五百五十条(《伊斯兰事典》，平凡社一九八二年版)。他用的是一种给小孩子讲故事的语言，毫不雕饰、娓娓耐心、随处解释。我猜孩子们一定爱不释手，哪怕捧着饭碗也合不得放下，把笑话当成菜拌着饭咽下。    何止小孩，我也一读就上了瘾，每晚翻阅一会儿，然后忍俊不禁地入睡。久而久之，催眠书变作了启蒙书，我总想，这些故事更该给成人读。常常读着忍不住慨叹：古人的脑力何等发达，怎么对世事看得如此入木三分?而且先贤还最是能够踏禁忌如荒草，有些段子，今天读着都暗自吃惊，他们却坦然道来。我还总想，小孩子们究竟最喜欢哪一些篇什呢?没料到，想多了以后，小小疑问成了学问难题。阿凡提话语的内里，肯定藏着一些谜谶或幻药，否则怎能这么魅力过人。我想他的诀窍，其一就是它只是纯粹的笑话，并无其他的深奥大义。如護雅夫所说："只需读取无名百姓的幽默、人生智慧、对人的看法即可。说不定一读呵呵大笑，然后掩卷更好。"(護，同上，188页)    比如这一则就只是语言游戏，可算对小孩脑筋的灵活训练吧：    一只老鼠掉进了阿凡提家装满水的水缸里。小阿凡提冲爸爸喊道："爸爸，一只可恶的老鼠掉进我们家的水缸里了！""哎呀，快把它捞上来!"爸爸喊道。    "不用，爸爸，我把我们家的猫扔进去了!"小阿凡提回答说。(金卷，28页)另外一类，则具备政治和思想的含义。比如護雅夫译的这一则，同时对政教两方的体制表示了巧妙的嘲讽：霍加小的时候，一天去经学院念书。那时身带刀子行走是严禁的。在市场上转悠的监察官突然看见，霍加的长袍下面露出一把很大的刀子，就问：那是什么?霍加说：我用这把刀子，改书上的错误。监察大怒道：用这么傻大的刀子能改错吗?霍加回答：是呀长官，就连用这把还嫌太小，改不干净呢。经常有傻大的错误啊！護，同上，187页)    艾克拜尔•吾拉木译的下一则也一样，直指腐败的喀孜。所谓喀孜，元朝有"噶最、噶的"等译法，原为阿拉伯语gadin，乃政教合一时代的法官。它被借人西班牙语后，音义兼用为"市长"(alcalde).    一天阿凡提来找喀孜告状。"你叫什么名字?"喀孜问。    "我叫贿赂!"阿凡提回答道。    "哪有叫这个名字的?"喀孜笑着问。    "我听说您喜欢贿赂，所以改名n1贿赂了。"(银卷，8页)    国王、喀孜、巴依(富人)，都是阿凡提尖刻讽刺的主要目标，指三道四的智者总是坐在穷百姓的一边，就像骑着和他们一样的毛驴。这种机敏、睿智、乐观的脑筋和语言的游戏，是永远只属于百姓的法宝。民众的立场，在哄笑中一遍遍得到了申明。这分明是一本教育书：让儿童们听着笑话长大，总比听着哭声长大好得多。耳濡目染之间，维吾尔成了一个以韧性的达观迎对苦难的民族。    去年，正值以色列在加沙用白磷弹实行屠杀的时候，这部书分为金卷和银卷，以豪华的装帧在北京问世发行。研讨会的窗外，杀戮正堂而皇之地进行。阿凡提的亲戚们，只剩下手中的石块，投向轰轰碾来的战车。就在那个瞬间，我突然悟到，在这时读一读阿凡提大有好处，因为它会告诉人：除了武器的抗击之外，幽默更是他们的武器。    这个道理无比深刻。我作为那个文明的仰慕者，又一次触碰到它的深沉。人民的语言，实在是太过丰富--对现世不平和苦难的抗议，居然不单能表达为投石的诉说，甚至还能变化为幽默的爆笑!        四    若还想做一点学究的追问，那么就可能陷入深潭。阿凡提的一半言谈举止，不同于快乐的插科打诨，而是一种思想的表达。    阿凡提话语对教条主义的尖锐攻击，使得不懂宗教文明的世俗学者常常发生了误会。尤其前苏联的突厥学家身处艰难的言论限制，为了语出便利，随口讨伐宗教。这一言说传来中国后，也就晕染了对阿凡提的狭隘解释。    即便如此，若尝试对苏非主义实行概括，仍觉会陷入不自量力的妄为。因为无论一杯水或是一个海，要想数清其中有几颗水滴，都是不可能的。他的一些笑话，讲出的瞬间就响起了听众的爆笑。但若接着再追问一步，笑话又似乎裹着一层厚皮，很难窥见本意。我们顶多能感受其中一股--乐天因为悲悯，洞悟所以达观的滋味。国王的宫殿里来了一位邻国的乌力玛(宗教学者)。他要求国王对他所提出的四十个问题，只能用一个答案回答。国王左思右想得不出答案，只得下令把阿凡提找来。阿凡提进宫，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对那个乌力玛说："请提出您的问题吧，我洗耳恭听!"    那位乌力玛一口气接连不断地提出了四十个问题，然后说道："阿凡提，请回答吧!"    阿凡提站起来回答说："不知道。"(银卷，44页)    这一则很难三言两语说明。其实我们至今仍在捉摸它的逻辑，猜不透它究竟是想讥讽繁琐的教条毫孔(al-hakam，教规)，还是要嘲笑学者的装腔作态。它是在主张简化到伊斯兰的基本概念"一"么?还是压根儿没考虑任何数字的哲学含义，只是戏谑故作玄奥的世界?    他一生都在流浪。裹着头巾、骑着毛驴、亦农亦商、寺里寺外，与绿洲上的芸芸众生相遇。他总是嬉笑怒骂，机灵的思路、戏耍的语言，到处摧枯拉朽地教训国王、财主、阿訇、学者。他以沧桑讽刺国王、用坟墓告诫财主，用真理对付教条，以智慧嘲笑学者。他横扫了一切死板的教条主义和腐朽的政教体制，他异色的教诲，随机而生，无所不包。但若追究核心，无非是一切尽托付给大能奥妙的造物主。最终还是没有完成一个概括--霍加•纳斯尔丁．阿凡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也许只有说，老头是一个苏非，尚算一个最好的定义。    接着还需要添上一句：阿凡提的话语，他的插科打诨连同他的那头永恒的毛驴--又确实只是逗乐开心、只是一些语言的游戏。    正视这一点与正视他的苏非本质同样重要。解释不清的苏非概念，没准儿在这里能被一线光照亮。恰恰就是这种享受生活、鼓舞达观、尽数驱使语法的被动主动、词汇的双关隐指、舌尖耳际的细微奥妙，让人大笑、给人希望、藐视苦难--这种不言教条的信仰，才是苏非的最大特征。    阿凡提的内容无所不包，人称它是笑话版的百科全书。但在它的叙述里，几乎没有涉及战争。    也许这才是一个被人忽略的现象。确实，绿洲里那些连自己都没觉察的、平静慵懒的日子，须知就是亲爱的和平。阿凡提正微笑着在那里骑驴漫步，其实是在向我们暗示。    推开窗子就一拥而人的空气一般的和平，仿佛晴天里淋不湿甜瓜秧子的雨水，只渗入心田。有谁特意去留意每天的空气昵?所以没人想过他们不意获得了和平。在和平的季节里，万物都循着开窍的思路，都吮吸着生命的愉悦。它使人愈来愈聪明，而且怀着"调一点皮"的乐趣。于是，僵硬的教条主义只剩下塌裂剥落一条死路了，保留它们可笑的存在，只是为了给阿凡提再添一些戏弄的由头。    所以最后要指出的是对他的时代的判断。那个时代里中亚享受的和平，就像给予无花果的移植以丰沛的阳光雨水一样，给从阿拉伯移植而来的阿凡提，提供了温暖的襁褓。愈是满卷讽刺到过分的辛辣、愈是放肆到大胆的语言--愈是诱人不禁思索，究竟那是怎样一个时代?阿凡提享有的话语空间，令人艳羡又发人深省。所以，对南疆十九世纪前的历史社会，我们的知识，也许还停滞在盲人摸象的阶段，远未触及它神秘丰满的全貌。    跟着阿凡提一人一驴，确能回溯南疆的古代。但多少需要一些知识和一点火候，就像观察伟大的维吾尔文明的其他领域一样。学会欣赏阿凡提也是一件美事，读多了他的笑话，会弄懂人民的话语和生存方式，能明白一个个从毛驴上瞥来的眼神。    今天高龄的他，还骑着毛驴辛勤巡逻，检查着文明的堤坝。我们和儿童们一起，快活地紧跟着他，等着他说出绝妙的下一个。    改定于二O一O年三月  

中国在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之后，进入了以国内资源资本化为实质的产业资本扩张阶段。在这30年中，出现了3次周期性宏观经济波动，并相应地发生了财税体制的3次重大变迁及土地的3次大规模征占。本文以土地资源资本化的机制、主体及增量收益分配状况的变化为线索，分析了三者的相关关系；描述了产业资本及金融资本在这个资本化过程中形成并高速扩张的趋势；并考察了这个过程中的增值收益分配及成本分摊状况。

中国古代的历法，不但包括这些年月日，朔，晦，或者是望的安排，而且，中国古代的历法，还包括着对于日月交食的推算，还预报什么时候日食，或者什么时候月食，还包括对时间的介绍，还包括对每天日影长度的测量，等等。还包括对五大行星，就金木水火土，五星的运动位置的推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