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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根据作者访谈写成，此为上篇，下篇待发）过去三十年，围绕民主问题的辩论和分歧从未停止。“历史终结论”将民主作为最后一种政治形式，普遍历史到来的标志。这一有关民主的叙述是通过将“人民民主”置于“政治专制”范畴才得以完成的。然而，接着社会主义体系的瓦解而来的，是反恐战争、宗教冲突、生态破坏、高风险社会和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全球资本主义体制的深刻矛盾。这些矛盾也引发了“社会民主”的危机。西方民主的空洞化、新兴民主的内在矛盾，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困境，与上述危机密切相关，成为讨论当代民主问题不能忽略的课题。为什么二十世纪形成的两种社会体制先后陷入了危机？

原文摘要：在中国进入“世界结构”以后，中国法律哲学在重新定义“中国”和审视“中国问题”的时候必须建构起一种“关系性视角”。在关系性视角下，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结构”具有了双重性，与此紧密相关，“世界结构”也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双重强制。在这种双重强制下，中国的问题就成为了“共时性”的问题。这种双重强制的世界结构构成了中国法律哲学基本使命的历史性条件，它要求中国法律哲学经由“关系性视角”和“共时性视角”的建构去重新定义中国，同时建构起 “主体性的中国”，并据此建构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

在1990年代短暂地经历了“市场社会”的梦魇之后，中国已出现了蓬勃的反向运动，并正在催生一个“社会市场”。在社会市场里，市场仍然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但政府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尽力对与人类生存权相关的领域进行“去商品化”，让全体人民分享市场运作的成果，让社会各阶层分担市场运作的成本，从而把市场重新“嵌入”社会伦理关系之中。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社会政策显示，中国政府既有政治意愿也有财政能力来充当社会市场的助产士，虽然无论在意愿还是能力上，两者都有待加强。今天中国社会还存在大量严重的问题，但社会政策的最终出现具有历史转折点的意义。

如何诠释中国及其现代性

思想史是综合的和跨学科的领域，任何一个领域都有其思想史和学术史。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两个方法论传统。

中国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全面推行的"改人、改戏、改制"的戏曲改革运动，作为一种综合性极强的社会政治文化现象，本文试图将它置于更为深广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进行考察：晚清"戏曲改良运动"以降的中国近现代戏曲改革进程；中国共产党主导的从以"秧歌运动"为代表的"延安文艺"到"样板戏"所标志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文艺改造运动；以及这种改造的社会文化背景，即中国主流社会在"现代转型"中对于民间生活(如"游民文化")所包含的异质成分的消解过程。在此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之下，"新中国"的戏改运动蕴含了极其丰富而复杂的内涵，既表现出种种鲜明的中国"本土"的政治文化意味，同时又承受着所谓全球"现代性"的深刻影响。因此，对于它的仔细考察和解读，应该有可能为破除"本土"与"全球化"的机械二元论、深入梳理并探究中国社会在二十世纪的巨变历史，作出一份试探性的努力。而在改人、改戏、改制的过程中，无论是艺人改造的国家体制化、剧目改编的政治意识形态化、还是传统戏曲的表演形式的现代艺术化，此间都纵横交错地涉及到所谓民间与官方、文艺与政治、自由与体制、异质与主流、生活实体与意识形态等等的关系，而它们之间的缠绕、冲突和联系都将在具体的"戏改"问题中得以呈现和阐明。引言：游民文化的消解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国历史劫乱频仍，民间社会鱼龙混杂，自古以来多的是游侠、游士，更不必说无家无业、闯荡江湖的"游民"。游民阶层的意识形态往往与官方的、正统的意识形态相偏移甚至相对立，所谓"伤道害德，败法惑世"，故而在主流意识形态中多遭排斥、贬抑和诋毁，却在民间颇有影响。中国民间社会所传承的"游民意识"，其主要特征在戏曲艺人们恍若"化外之民"般的江湖生涯中得以充分体现：如随世游移的无根性(自由度)、趋利避害的世俗性(功利心)、亦侠亦盗的反社会性(破解力)，等等。作为"游民文化"的一种典型的社会载体，更作为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地方戏曲活动及艺人生活状态的发展和变迁，对于中国文化传统(所谓"大传统")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与传承，对于民间社会的各种文化习俗("小传统")的酝酿和形成，进而对于民间文化如何以传播中介的形式推动各层次文化传统之间的彼此选择、改造、更新和转化，无论间接、直接，都有着人们远未能透解的深广意蕴。有鉴于此，近年来有学者一再地将"游民社会"、"游民意识"、"游民文化"等课题对于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意义郑重表出，并断定此举无异于"发现一个中国"。然而，在这一令人惊诧和兴奋的"发现"之外，我觉得还应该看清游民阶层及其文化形态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抗拒地被"消解"的命数。远的且不说，集中来看建国初期所实施的游民改造工作，其明确的改造对象是从事"乞讨、诈骗、偷窃、抢劫、聚赌"等不正当职业、有"流氓思想"、"游惰习气"和不劳而获的"寄生虫"，而本属于游民范畴、且占很大比例的戏曲艺人就此被区别对待。总的说来，是通过将他们由"戏子"改造为"文艺工作者"，以便更有效地对民众进行"宣教"和"动员"，藉此重塑"人民"形象，重建社会统治秩序，逐步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性目标。事实上，无论是强行扼灭游民现象的负面因素，还是精心改造其有利因素，这都属于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为清除障碍、推动"现代化"进程而必须完成的消化"游民"和消解"游民文化"的艰巨任务。而诸如此类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得以顺利进行的对于异质成分的消解工程，如五、六十年代大力推行的戏曲改革运动中有关艺人改造的问题，正是本文所要具体考察并深入探询的游民生活的现代变迁之一种。1949年的"解放"，在艺人们眼里不过是又一次的改朝换代。或许是戏里戏外见惯了兴亡成败、世道变迁，他们相信哪个时代都少不了看戏听曲找乐的，所以对"上面要改革旧戏"不见得多么起劲，"你有千方百计，我有一定之规"，心说这天底下唱戏卖艺的还不是照样凭本事吃饭?然而，新中国的戏曲改革运动如果没有艺人参与，其动力之薄弱而阻力之强劲可想而知。因为艺人是戏曲的直接掌握者，而中国戏曲在史料、剧目、表演艺术等方面素乏系统的文献资料，各地方剧种的艺术精华也都完整地保存在艺人身上，他们是活的历史、活的文化遗产、活的戏曲艺术，要改革戏曲当然得依靠他们，而要依靠就必须先改造他们。中国戏曲所具有的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和群众基础，以及这种基础对于"新中国"通过戏曲改革而破除"旧文化"、建立"新文化"的重大意义，势必决定了戏曲艺人步入"新社会"后将彻底结束原先那种"化外之民"式的游世生涯。1951年5月5日，在总结各地戏曲改革经验的基础上，针对戏改工作中已经暴露出的许多问题和偏差，政务院发布了新中国戏改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简称"五五指示")，其中明确了艺人改造等问题："戏曲艺人在娱乐与教育人民的事业上负有重大责任，应在政治、文化及业务上加强学习，提高自己。各地文教机关应认真地举办艺人教育并注意从艺人中培养戏曲改革工作的干部。农村中流动的职业旧戏班社，不能集中训练者，可派戏曲改革工作干部至各班社轮流进行教育，并按照可能与需要帮助其排演新剧目。""旧戏班社中的某些不合理制度，如旧徒弟制、养女制、'经励科'制度等，严重地侵害人权与艺人福利，应有步骤地加以改革，这种改革必须主要依靠艺人群众的自觉自愿。戏曲工作应统一由各地文教主管机关领导。各省市应以条件较好的旧有剧团、剧场为基础，在企业化的原则下，采取公营、公私合营或私营公助的方式，建立示范性的剧团、剧场，有计划地、经常地演出新剧目，改进剧场管理，作为推进当地戏曲改革工作的据点。"于是，在诸如"爱护和尊重"、"团结和教育"、"争取和改造"等宣传口号的指引下，政府机关、戏改工作者和戏曲艺人之间在不断的冲突与磨合中开始了真正"史无前例"的协作与互动。由于政府是戏曲活动的唯一的投资者，又拥有绝对的管理权，这种双重利益机制无疑引导了人们随时随地配合政府部门的要求，并设法迎合国家主导的政治意识形态，最终实现了从艺人的思想观念、组织制度直到生活形式上都趋于"国有化"的改造目标。而在艺人改造过程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凡是在那些原属于"化外之民"式的自由被逐渐取消的地方，即通过政府行为对所谓"散漫的生活作风、浓厚的江湖义气、传统的宗派思想"等旧艺人作风问题实施矫正之时，共和国都曾许诺给人重获"新生"的光明和幸福。一、思想改造：道德"洗澡"、政治"洗礼"与素质提高刚"解放"时，由于各地新成立的"人民政府"纷纷给艺人发粮食、发棉衣，还设法照顾他们的生活，使得许多老艺人感恩不尽。但很快就有人指出了这里的问题："看到艺人没有饭吃，想法使他们吃饭，这是应该的，因而获得艺人的拥护。但是忘记叫他们做什么，变成了单纯的为艺人服务，忽视了使他们转变为工农兵服务的各种具体实践。这个糊涂思想在领导上延续了很久......"意识到这一点，艺人的全面改造问题也就不容延误了。根据当时推动戏改工作的宣传逻辑，要改造艺人，关键还在于"团结和教育"他们：如果不先"肃清"艺人中间的"旧思想旧作风"，就无法提高"阶级觉悟"、加强"政治素质"，也就不可能让他们以"主人翁"精神热爱国家和人民、愿意贡献力量于社会建设、从而主动投入文化事业之一的戏曲改革工作。其前提，就是"爱护和尊重"艺人：由于戏曲和艺人是"人民"所需要和爱好的，所以不尊重艺人就是"反人民之所好"，就是"不尊重人民"；又因旧戏和艺人中的"旧思想旧作风"是"人民"所憎恶的，对此决不能妥协，不能放弃改造的原则和立场，否则就是"反人民之所恶"，同样也是"不尊重人民"。而具体到如何"争取和改造"艺人，那便是通过举办艺人集训、上大课听报告、开座谈会等形式，将"政治启蒙"、"业务辅导"与艺人间的"自我教育"相结合，逐步完成诸如道德"洗澡"、政治"洗礼"和素质提高等方面的艺人改造工作。所谓道德"洗澡"，首先是发动艺人"诉苦"，控诉"旧社会"和"反动统治阶级"的罪恶，并在"自愿"前提下对"旧社会遗留在艺人身上的种种恶劣影响"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由于事先反复强调艺人同属"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即便是自身表现出的"不良习惯"和"不光彩"的经历(包括旧戏舞台上那些必须革除的"陋习"和"毒素")，也都是长期被压迫、被侮辱、被损害的历史烙印，而艺人本身却是无辜的、值得同情的。这就有效地解除了他们的思想包袱，愿意通过"回忆"、"诉苦"、"反省"、"思想鉴定"等方式来袒露和清除自身的"污垢"，以此表示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的决心。事实证明，"忆苦思甜"无疑是新中国安抚、教育和动员包括艺人在内的下层民众的一大成功法宝。1951年，在全国上下"镇压反革命"期间，各地人民政府纷纷以批斗和镇压"戏霸"来促进戏改的行动，更使艺人们扬眉吐气、众心归向，同时也见识到了新政权的巨大威力。新生的共和国根基未稳，此时也正需要这样激烈而强硬的举措：既可"杀一儆百"，取信于民；又能针对着各种"敌对势力"，发挥出其"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威慑力。但各地也常因行动"失之偏激"而影响教育效果，虽表面上看似"能收一时之效"，实际很容易"引起艺人的恐惧和痛苦"，以至于"有时连一时之效也不可得，反而引起艺人的反感"。至于政治"洗礼"，主要是利用艺人接受"忆苦思甜"教育后获得的"翻身感"来激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和爱国热情，特别是鼓励那种渴望洗刷耻辱、重新做人的念头，引导他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随时随地投入到各项社会政治活动中去，并对给予自己"新生"的共产党和新社会充满感恩、信赖和期待。与此同时，政府也刻意地提高了艺人的政治地位，通过各种宣传教育使艺人明确了作为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的光荣职责，那就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艺人们提高"政治觉悟"之后，尤其是过去被"剥削"的底包、班底，在政府鼓励下强烈要求改制，即尽快改掉戏班待遇中不民主、不平等的现象。其中最敏感的一个问题，就是主角和班底之间的收入悬殊问题。好在有些名艺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参加演出在当时已提升为"投身革命事业"而不再是"谋生手段"，他们便主动提出，为了"革命"而降低薪金。艺人素质的提高，首当其冲的是设法矫正那种散漫无度的生活作风，特别是清除黄、赌、毒。但"破旧"还须"立新"，想要切实提高艺人素质，最有效的办法当属识字扫盲学文化。艺人的不识字不仅影响戏曲表演的改进，而且会妨碍他们对政策形势的及时了解和响应，以至于还象先前那样自外于主流社会生活，由此引发种种不规范、不安宁、不稳定因素。更何况，"文盲"的身份也有损于他们作为党和人民的"文艺工作者"的光辉形象，并有碍于他们充分胜任"思想教育工作者"和"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崇高职责。因而在1949年至1956年的群众性扫盲运动中，政府先后采取各种方式加强了艺人文化扫盲工作的计划性、合理性和实效性。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有的地方在学习内容上缺少重点，政治、业务、文化同时进行，份量太多，增加了艺人的思想负担，学习情绪怎么也提不起来，有的索性就对学习采取应付态度。为此各地又提出，艺人学习应以"业务学习"为主，通过业务学习联系到政治、文化学习。譬如，将新戏的唱词当作识字材料，边排边学边演，这样对艺人的实际帮助更大：既不耽误演出任务，又能进行政治教育，同时还可以提高学习的兴趣。事实证明，在共和国的戏改进程中，扫盲运动的确功不可没。如成都市的6个川剧团当时共有艺人552名，文盲比例高达85%，经过扫盲后，原本目不识丁的艺人也能认字400多个。这样不遗余力地动员艺人识字学文化，在当时主要是为了使之更好地承担起为社会主义、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使命及其宣传任务，但扫盲运动对于戏曲界的意义和影响远过于此。艺人与文字("文化")的结合，其实是他们靠拢并汇入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的有效途径之一：当他们愿意通过识字而渐渐拥有所谓"文化"的时候，无意之中先已经否定了自身所处的自由散漫然而低级、杂乱、"没文化"的生存状况，同时也就开始脱离那个无知无畏的混沌天地，转而归依到此时此地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来，这就为他们最终进入国家体制扳正了方向，同时也铺平了道路。通过建国初期大规模、全方位、连续性而又紧密联系现实问题的学习和改造，并随着各种新思想、新观念在艺人中间耳熟能详，大家逐渐消除了对新政权的疑虑和认为国家戏改工作与己无关的淡漠情绪，并在意识到身份与地位急剧上升的同时更提醒自己要珍惜前所未有的"政治生命"，"听党话、跟党走"，以实际行动站稳"革命立场"。二、体制改造：从私到公、由乱得治及其内在利益机制建国初实行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在经济方面上原是一种在国家计划经济前提下承认民间和私有经济合法性的多元经济结构。到了1952年底，中共中央的决策者们认为恢复经济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公营经济也已取得主导地位，于是酝酿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其目标就是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全国当时近2000个民间职业剧团作为一支"庞大的艺术宣传队伍"，为"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中央要求"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必须进一步加强领导和管理"。于是顺随着大势所趋，历来自负盈亏的民间私营戏曲班社也被划入由"私"到"公"的改造之列，其意图又在政策术语上频频转换，使"改造"变得一义多词，分别叫做"领导"、"管理"、"整顿"、"加强"、"帮助"等等，而最切实的做法就是从剧团的"登记"开始。上海市文化局率先于1951年颁布《关于私营职业戏曲剧团申请公助暂行办法》和《管理私营戏曲职业社团临时登记办法(草案)》。其中，无论是对申请登记或公助的资格审查、补助方式的具体执行、还是批准后必须遵行的规章制度，处处都显示着文化局作为政府机构实行其领导与管理职能时的绝对权威性。换言之，只有时刻留意、靠拢并服从政府的态度与要求才有可能获得补助，而且数目大小没有定规，全得由政府说了算。毫无疑问，以这样的经济利益刺激私营剧团唱新戏、改新制，远比苦口婆心的说服教育有效得多。于是，听不听政府的话，就不单是思想政治上进步与否的表现，而且和艺人们最为关心的实际经济利益紧密挂钩，其利害得失也就不言而喻。同样，登记也不仅仅是登记，国家对民间职业剧团采取普遍登记措施的目的，原就是对民间戏曲艺人实施全面领导和管理的第一步，藉此便可进行更为全面而彻底的管理：通过登记掌握剧团情况，通过登记管束和监督艺人活动，最要紧的是通过登记决定其能否演出的资格，而这也就关系到了剧团和艺人们能否生存的关键问题。与前面有关"私营公助"的鼓励性政策不同，这里更体现出政府权威应有的震慑作用：拥有政权便能管制，你要生存就得服从，此外别无选择。这里也始终未提"自愿"原则(象当年扫盲运动中实行的那样)，由于登记证明等同于演出资格，是否接受政府的领导与管理其实已没有选择的自由，因为接受者才有生存机会，而拒绝(当然是表现为"不合格"而被政府拒绝和放弃)则将丧失这种可能。于是政府潜在的对艺人们愿不愿办理登记(其实是接受管理)的考虑，就凭借着附加其上而无法剥离的各种利益权衡，迅速转化为艺人们对政府给不给登记、发不发证明、让不让演出的紧张心理，甚至不无"山雨欲来"式的惊惶和恐惧。加之其间正值经济改造(如"公私合营"、"农村合作社")，政治上也频频收紧(如"镇反"、"三反五反"、"肃反"运动)，整体的紧张局势令戏曲界人心惶惶，也使得那些有"政历"问题的私营业主和艺人们在言行上大为收敛。然而，从1951年始于上海等地的民间职业剧团登记工作，历经中央政府的统一号令及各地试点、补充发文与再三强调，一直到1955年底才告基本完成。此项工程之所以延续这么久，最主要的原因是其中牵涉到太多纠缠不清的戏改问题都想借"登记"来整顿和解决，结果欲速则不达。尽管从有关政策的不断补充和调整来看，中央政府确曾试图改进工作方法而将剧团整顿的压力控制在艺人们所能接受的程度，而且强调对于"在人民生活中有广大基础"、"并将在相当长时期内起其一定作用"的私营剧团应采取"积极保护、重点培植、逐步改造"的方针，但真正落实到基层戏改工作中就难免失去应有的制度保障，即使出台再慎重周密、再无懈可击的方针政策也会一步步"走样"。但历次政治运动的磨练以及广大艺人"政治觉悟"的提高，使得各民间职业剧团经过"登记"(整顿)后多少在业务上有所改观，剧团内部关系也得到了改善：除小部分仍由业主经营的剧团及一部分成员聚散无常的流动班社之外，大部分剧团已形成由艺人自己经营和管理的"共和班"式的制度，基本废除了内部的"剥削关系"，因而成为"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之一，可同时也埋下了不少实际问题。通过"登记"等手段完成了对各地剧团的基本整顿之后，由于政府加大了对戏曲剧团的控制力度，许多人因故被遣散(或清除)而汇入流动艺人之列，又由于过去一向缺乏对流动艺人的关注(更无余力严加治理)，这就使艺人的流动更加混乱。而剧团之间长期存在的"挖角"现象，既妨碍了剧团组织的巩固，也在"名利诱导"下助长了艺人的流动思想。再加上"未经批准"、"擅自成立"的剧团的任意流动，而其中某些流动剧团"组织不健全"、"成员复杂"、"水平低劣"、"剧目混乱"，既不能满足群众要求也未必足以谋生，且多有"影响社会治安"、"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为保证已登记的"现有剧团"的"合法权益"，政府对艺人中仍然盛行的"擅组"、"流动"、"挖角"等混乱局面进行了治理，特别是1954年至1958年间，各级政府就先后发文制止剧团的"盲目发展"和"无计划地流动"：严格控制剧团人员编制，各剧团不得采用无"离团证"或无介绍信的艺人参加工作；各地不得邀请无演出证明的民间职业剧团进行演出，流动戏曲艺人经过登记、审批才能发给"流动戏曲艺人登记证"，否则就得"参加劳动生产"。1954年12月，"为保护艺人的正当演出活动和保障剧团合法权益、使剧团与流动艺人之间的邀聘关系更趋于合理"，黑龙江联合辽宁、吉林等省就流动艺人的管理问题举行座谈，一致认为"继续坚持团结、教育的方针，克服盲目流动，以期达到争取和改造，而采取适当措施是必要的"，并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对流动艺人管理的通知〉。此后，各地多有仿效。直至1958年6月，"为加强对流动戏曲艺人的领导管理和政治思想教育，保证其合法权益，使之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特经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北京市、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等省市共同协商制定"，文化部颁发了〈关于流动戏曲艺人登记管理暂行办法(草案)〉。对于"盲目流动"的集中整治，当然就触及了更令人敏感的"挖角"问题，因为两者紧密相关。1958年和1960年，文化部为此一再发文制止，态度和措施也越来越强硬。在问题的定性上，认为演员个人的自由流动"实质上是保存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发展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而"挖角"的错误性质更严重，"不论其原因、动机如何，实际是戏剧工作当中资本主义路线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一种与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道德绝不相容的自私自利、损人害己的行为"，"有时还会构成违法乱纪行为"，因此"必须坚决加以制止"。然而，在千方百计对艺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些最基本的常识：戏曲演出的流动性、组班散班的随意性、艺人搭班的灵活性及其利益驱动，原本是传统戏班千百年来自然形成的活动特征。据史载，明清时各地戏班便多在定期举行的大型行业性集会("老郎会")上重新搭班、圆班、邀人或"偷人"(即"挖角")，同时让艺人们竞相演戏，各班主看戏挑人，合意则谈包银、签合同。搭班合同期为"一季"(半年)，等到上一季合同期满，各戏班便于约定日期互相"开门"，大伙儿自由调班和搭班，一切都由班主、艺人双方自愿。此风延至"解放"前夕，各地还有"经励科"、"戏牙行"等民间机构担负着类似的"人才交流"及协调功能。但在新中国戏改运动中，上述现象作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显然被扼制，连不得不转为地下交易的"经励科"、"戏牙行"、"邀头"、"黄牛"等等也被陆续取缔，甚至"依法制裁"，因其"妨碍了党和政府文艺政策的贯彻，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路线保留了阵地"。--这里的关键，还是牵涉到一个文艺领导权的问题。经过上述治理和改造，剧团和艺人终于由乱得治，逐步体制化、正规化、"革命化"，这就使政府从中开发出大量的文化资源和人力资源，全面投入意识形态宣传。各地剧团和艺人们被一次次地组织和动员起来，"紧跟形势"、"配合中心"，"以艺术为武器"展开各项社会政治活动：义演赈灾，劝募公债，提倡戒烟，宣传婚姻法，支援"抗美援朝"，宣传"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整风"、"反右"等运动，歌颂"总路线"、"大跃进"、"农村公社"，上山下乡、巡回演出、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等。艺人群体规模庞大、数目可观、能量惊人，这些优势都在政治宣传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很难想象，在中国五、六十年代特别是建国初期的社会政治文化的转型过程中，假如没有收编到这样一支指挥自如、训练有素、且能广泛深入民间的群众性"宣教"队伍，那么各项政策的上传下达还能否进行得如此顺利。而正是凭借着无与伦比的政治宣传和教化功能，艺人们才获得前所未有的"新生"和"荣耀"。三、卑微与荣耀：从具体个案看艺人的社会地位和权益1949年9月，袁雪芬作为戏曲界四位特邀代表(另有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之一，赴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会议期间的每天早晨，服务员都给她送来一杯牛奶两个鸡蛋，并告知这是周恩来考虑到她生过肺病而特意关照的。1955年4月，文化部和文联、剧协联合在京举办"梅兰芳、周信芳舞台生活五十年纪念会"，部长沈雁冰授予两位荣誉奖状，欧阳予倩分别以〈真正的演员--美的创造者〉和〈战斗的表演艺术家--周信芳〉为题发言。梅兰芳致答词〈为着人民、为着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出我们的一切〉："解放以后，我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才懂得了文艺应该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道理。明确了这个方向，我觉得自己的艺术生命才找到了真正的归宿。......在这个阶段里，无论在政治上、艺术上，我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956年11月，文化部和剧协在上海联合举办"盖叫天舞台生活六十年纪念会"和"盖叫天表演艺术座谈会"。田汉授予他荣誉奖状，并作了〈向卓越的表演艺术家盖叫天先生学习〉的发言，盖叫天在致答词中说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共产党!"1957年11月，程砚秋经周恩来、贺龙介绍入党，周恩来在志愿书上填写意见并亲笔写信抄送给他本人。程砚秋复信周恩来，深表感谢："你再三说，三十年没有介绍人入党了，请放心吧，我......不会使您失望的。"类似这样沐浴政府及领袖恩泽的经历，无论巨细点滴，都因刻骨铭心而成为了许多艺人艰难生命中的亮点，终其一生感念不已。而这样的一个个佳话、美谈，即便无缘亲历亲受，也会使更多的人感到温暖和安慰，就仿佛遥遥望见了各自在新社会的前途和希望。但是对于更多的艺人而言，原本无足轻重的卑微身份与国家赋予的崇高政治地位之间的矛盾冲突，常常会使之陷入某种尴尬的境遇。越剧名家尹桂芳及其"芳华剧团"的奉命离沪、支援福建就是一个令人唏嘘不已的实例。五十年代，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上海许多工商业支援外地，大量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先后移居各地。哪里有观众哪里就有舞台和生路，上海一些民间职业剧团纷纷到各地演出，其中不少就在当地落户，1950至1955年间就有13个越剧团分赴南京、天津、武汉、重庆、贵阳等地。1956至1959年间，上海市政府又相继组织了18个越剧团应邀支援外地，目的是"既促进剧种的发展和省市间文化交流，也使上海本地剧种、剧团的布局更加合理"。1959年１月，尹桂芳便受命率"芳华"离沪支援福建，改建为福州市越剧团。全市"尹迷"惊闻此变，极力设法挽留，当时主管该团的黄浦区政府每天收到大量的人民来信，要求区长"为民请命"，恳请上级部门留住"芳华"，更有甚者，扬言要以卧轨阻止尹桂芳乘火车离沪。尹桂芳感动至极，但是仍"以大局为重"、"支闽的信念绝不动摇"，为防止意外事情的发生，她决定提前一天秘密启程。不料出发当日，大批"尹迷"拥进月台阻拦，终未能如愿，双方痛哭而别。离沪赴闽之后，由于异地缺少越剧观众等原因，尹桂芳备尝"再度创业"的艰辛、冷遇和"文革"劫难，终以半瘫之身回到了上海的医院里，从此与舞台绝缘。作为越剧最有魅力的"尹派艺术"的创始人，她竟然没能留下一部完整的戏曲片录像。在这一事件背后，其实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都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那么当广大民众自发产生的对于文化娱乐及艺术享受的特殊爱好和权利，一旦和来势强硬的"国家号召"、"政府行为"、"组织命令"等等发生冲突时，在民众与政府这对立双方之间还有没有商量和协调的余地?另外，在即便同样是服务于人民和社会的不同方式上，艺人本身还能不能做出自由的选择和取舍?--事实已不言自明。然而在当时要求进步的人们眼里，政府号召和组织安排就是"绝对命令"，紧跟政治形势就是"参加革命"，而参加革命当然是人生的"最高目标"和"最大意义"。尤其对于痛感到今是昨非、而更需要国家庇护与社会肯定的艺人们来说，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忠诚与服从，已近乎是一种本能。而对于普通的戏曲艺人来说，曾经轰动全国的"常光华事件"倒是一起更为典型的个案，因为此事原本是艺人境遇中司空见惯的现象。1952年，安徽省级第一个国营剧团"地方戏实验剧场"(庐剧)建立。此前作为私营剧场时当地公安人员常常去看白戏，剧场的人还要敬烟敬茶；改为国营后废了老规矩，自然引起当地公安机关的不满。10月户口普查之际，某分局人员因侮辱女艺人被当场顶撞，便要抓走没有户口的演职员，并强行拘留了指责他们的剧场指导员、老艺人王祥珍。合肥市公安局副局长常光华骂王祥珍依仗"大机关"(指主管剧场的文化部门)、瞧不起公安局，说公安局有权封闭剧场，并下令将他关进大牢。后经上级出面放了人，但要双方都检讨而对常光华未作处理，民怨难平。此事引起华东行政委员会文化部的重视，并在1953年1月24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调查报告，点名批评安徽省公安厅和省委宣传部在处理问题时表现出的"不认真"和"含糊态度"；同时发表短论指出，这是一个有关党纪国法、有关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重大原则性错误。最后安徽省委作了重新处理：将常光华开除党籍，并依法惩处。而据3月3日《安徽日报》登载的省委宣传部长的检讨，原本还仅是开除党籍和建议撤消行政职务，未作法律制裁，"直至华东局一再指示，一再坚持原则，省委才根据华东局指示的精神，建议政府将严重违法乱纪的常光华逮捕法办，这一错误才在华东局领导下得到了纠正，党的影响才得以挽回"。此事引发的强烈震动，是因为众人眼里最低贱、最卑微、最无权势而人尽可欺的普通艺人，竟然斗败了人见人怕的当地公安机关，而此前有谁会把欺负个把"戏子"当回事呢，更想不到因此会"犯法"。因而，周恩来在1952年底举行的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闭幕典礼上的有关讲话，或许在其间为严肃处理此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砝码。他在这个长篇讲话的最后强调指出："旧社会中的一些统治者虽然也喜好戏曲，但是他们是玩弄戏曲、糟踏艺人，而我们是爱好艺术、尊重艺人。所以我们对那些作风上、品质上恶劣的戏改工作者，尽管是极少部分，我们一定要加以清除。以后如果有这样的戏改干部，你们可以向中央人民政府写信。......我们做戏曲改革工作的人，更应当尊重他们。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毛主席所指示我们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向。"据当年的文献记录，讲话中分别注有"鼓掌"、"热烈鼓掌，经久不息"等字样，可见此话切中了戏改工作的问题，也说到了广大艺人的痛处，深得民心且又大快人心。尤其是"你们可以向中央人民政府写信"，此话出自新中国总理之口而具有的强烈意味，无疑使闻者倍感幸福和振奋，因为这是所有经历着"解放"(各种意义上)的大震荡而不知所措的艺人们格外向往和需要的。这应当有别于中国老百姓自古以来对"明君"的依恋和信奉吧，可真要区分起来，恐怕也说不太清楚。"常光华事件"看起来的确是艺人赢了，是"党和政府"再一次为民作主讨回了公道，也足以平民愤了。然而细想之下，事情似乎又并非如此：赢得最后胜利的真是受欺辱的艺人吗?真是无辜的弱者依照法律而维护了社会正义和生命尊严?令人遗憾的是，在《解放日报》、《安徽日报》连篇累牍的报告和检讨中，除反复提及此事"对党和政府的危害"、"严重损害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在群众中造成难以挽回的恶劣影响"等等之外，寻遍字里行间竟没有一句向受害人真诚道歉的话。而更多的事实与陈述都已经表明，真正赢得胜利的其实是意在贯彻戏改政策的"党和政府"的威力，是强大的国家机器的威力：为了在"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这一"原则性"问题上"挽回党的影响"，竟然不惜破格动用了法律武器。不仅如此，或许还因此事关涉到中央戏改政策与地方权势之间的潜在对峙，故而决不能"丧失原则"，反而要坚持从严从重、"杀一儆百"?相形之下，倘若单看事情本身所涉及的几个艺人的荣辱得失的话，恐怕实在是无足轻重。即便是受害人在当时据理力争的话语，也不过是说"剧场是国家的，封闭了对国家是损失"，而丝毫不敢提及个人的权益。但不管怎样，这至少说明向来无助的艺人终于有了政府作靠山，再没有什么权势能与之匹敌，可以想象艺人们因此会对党和政府怀着怎样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戴与归依。那么很显然，戏曲艺人与国家政权这轻、重两极之间的靠拢和结合，不只是通过政治意识形态作用下的"精神感召"，其间更有着非常具体而实际的利益维系。四、是非曲直：有关民营、国营和"组织制度"的争议事实上，新中国政府在建国之初的确是抱着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这一社会改造目的，这可以说是为新政权及其意识形态融入到民间、凝聚起人心、并组织起相应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最大的原动力。然而，随着意在为社会改造创造物质基础的工业化手段的推行，实施计划经济所必然导致的国家集权与官僚体制正在逐步强化和膨胀起来，由此产生了新的等级秩序。于是原有的社会主义理想，特别是平等观念，同新的等级制度的不平等形式发生了冲突；相信群众和群众运动的灵活性、自发性的革命意识，也渐渐让位于符合工业化要求的统一管理纪律、稳定社会秩序和追求经济合理性等方面的考虑......其总体趋势是走向合理化、制度化、系统化，以及与此相关的专业化、正规化等等。可直到五十年代中后期，工业化手段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社会改造成果，反倒推迟了社会主义目标的真正实现。曾经使全国人民对新中国、对共产党寄予厚望与信赖的政府在社会平等及其他社会福利方面的承诺，此时也已部分地仪式化，或者说意识形态化了，某种程度上仅供民众望梅止渴。而种种压抑性的国家管理体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却已经不可遏止地遍布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种困惑与不满情绪在整个社会中积累、弥漫，寻求着宣泄的机会和路径。1956年适时推出的"双百方针"，最初的动机原是为了动员与激发一切社会力量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其结果则使得各种想法迫不及待地鸣放出来，底下埋藏已久的矛盾和意见也得以公开表达。经过"三改"的深入及各种政治运动的训练而在表面上越来越循规蹈矩的戏曲界，也在政府号召和社会舆论的鼓动下，就国家对戏曲工作的领导和管理问题发表了意见。 问题之一"国营"与"民营"之争：谁更"优越"、更"革命"?　 "解放"后的戏曲剧团分"国营剧团"与"民间职业剧团"两种(简称"国营"与"民营")：前者是全民所有制(国家经营)的剧团，派有专门的行政与业务干部进行管理，演职员的薪金由国家负责，收支赔赚全由国家兜着；后者是集体所有制(艺人经营)的剧团，完全自给自足、自负盈亏，国家不给经济补贴。建国初期为推动各地戏改，一般是由政府出面在民间职业剧团中"择优"(实力强、觉悟高)改制成立"国营剧团"，并精心扶持为戏曲界的榜样，因而社会声誉相当好。最早的范例是在1950年，由戏改局马彦祥出面说服动员，终使李少春的"起社"与叶盛章的"金声社"合并为以李少春、叶盛章、袁世海担纲的"新中国实验剧团"(京剧界第一个共和班)，随即加入戏改局所属的京剧研究院，成为北京市第一个由民营转为国营的戏曲剧团。此后不久，又动员北京评剧界两大头牌--筱白玉霜(再雯社)和喜彩莲(莲社)并班，正式组成"新中华评剧工作团"。1951年，戏改局与艺术局合并，新中华评剧工作团也就改隶于中国戏曲研究院，更名中国评剧团，成为北京第一个国营评剧团(中国评剧院前身)。在首都戏改工作的带动下，上海等地也以那些有实力、有"觉悟"的旧戏曲班社为对象，先后改制和组建了各主要地方剧种的"国营"(或称"民办公助")剧团。到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各民间职业剧团为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也纷纷申请转为"国营"。据1956年初的报道，北京26个民间职业剧团改为"民办公助"剧团，天津15个民间职业剧团和9个小型曲艺组织全部改为"国营"，上海69个民间职业剧团改为"(新)国营"剧团，舆论赞扬这些城市的戏曲剧团迈入了"新的阶段"。当然，各地在此高潮中批准为"国营"的剧团多半是名义上的，其性质仍为"民营"的集体所有制，后来都被统称为"新国营"，以区别于原本意义上的国营剧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民营"剧团争改"国营"呢?在我看来，其原因不外乎这样几点：一、民营剧团如果没有政府舆论来撑腰，无论怎样自我改造都很难摆脱"封建戏班"的落后形象，这就很难立足于政治(道德)标准第一的"新社会"；二、剧团内部的底层艺人经过"政治启蒙"，真正"翻身做主人"，思想觉悟也逐步提高，对自身所受的不平等、不合理的待遇极为不满，再要维持原状已不太可能；三、国家管理体制以不可阻挡之势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给戏曲活动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牵制和障碍，各班社自主生存的能力也随之越来越弱，此时倘能接受政府的管理也就有了保障；四、眼看着众多的私营企业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艺人们意识到民营剧团的改造也是迟早问题，所谓"敬酒不吃吃罚酒"，那还不如尽快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或许能赢得政府的信任和相应的优惠待遇。识时务者为俊杰，一向闯荡江湖、见惯世面的戏曲艺人，自然更懂得如何趋利避害。于是就在艺人们的"热烈要求"之下，政府主管部门顺水推舟，一举收纳了大量的"新国营剧团"。与此同时，各地用于戏曲剧团的财政开支也因此大大增加。对于这一改制高潮背后的实际问题，中央决策者并非没有警觉。刘少奇当时就指出：戏曲改革不能乱改，民间职业剧团暂时不要改为国营，让它与国营剧团竞赛，看谁能得到人民的喜爱。虽说此后全国各地都传达了"关于民间职业剧团今后不再改为国营"的决定，但由于当时正处在"国营就是革命"的潮流中，这种声音没有能真正落实到位。再加上因"国营"与"民营"的待遇悬殊而产生的最为实际的利益驱动(或许这才是直接原因)，剧团争相申报国营的风气仍未能制止，以致造成了地方政府财政上的一大负担。1957年春,文化部发出〈关于严格控制将民间职业剧团转为国营和将业余剧团转为职业剧团的通知〉，指出"今后的方针，应当使国营剧团和民间职业剧团在艺术上和经营管理制度上相互学习；逐步消灭两者不平等的现象，使之都成为为群众服务的经济上能够自给的职业艺术团体"，同时仍肯定民营转国营的要求是"社会主义积极性"的表现。而鸣放期间各地戏曲界举行座谈征求意见时，问题大多仍集中在此：民营的抱怨政府待遇不公，重公轻私、重大轻小；国营的感叹剧团越来越"机关化"，管束多、负担重、效益差(甚至赔钱)，因而也是牢骚满腹；报刊杂志上还出现了大量争鸣文章，议论着国营和民营剧团谁更"优越"、更"革命"。尽管这场争议在局势急转为"反右"之后也就不了了之，但各方都已在试图摆事实、讲道理的过程中揭示出了不少具体问题。1957年5月，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在政协会议上就如何克服文化领导部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按照文艺特点来改进工作发了言，其中特别谈到了"要克服上海戏剧事业中的主要矛盾就必须改变戏剧团体的所有制"的问题，因而他建议上海的剧团"一律改为民营"，并且"分区管理"；但戏曲界舆论哗然，有的国营剧团的艺人为改制后能多挣钱而兴奋，更多的艺人代表则普遍认为"改还民营"是"退步"、"不是繁荣戏剧事业的好办法"。大家虽然赞成剧团在经营方式上要改革，但希望"剧团仍然由政府来办(包括组织、领导、管理等)"，最好是"走不赔钱的国营的道路"。尽管如此，1958年初上海市还是宣布"将现有新国营剧团、民办公助剧团和民间职业剧团划归各区文化局(科)领导和管理"，到整风运动后期各区属剧团又进行"调整"，或解散合并、或支援外地或撤销，多余演职人员只能"转业"到工厂农村。同时，为确保重点和树立典型，1960年10月，文化部党组发出〈关于加强对重点艺术团体的领导管理的初步意见(草案)〉，开列了经中宣部批准的147个国营单位，要求这些团体通过创作、演出的示范和经验总结，带动更多的艺术团体。1962年文化部召开全国文化局长会议研讨戏曲剧团改变所有制问题，并在吸取各地试点经验后，于1963年向中央提交了〈关于专(市)县所属国营戏曲剧团改为集体经营剧团的请示报告〉，以及〈关于集体经营戏曲剧团的若干规定〉，理由便是"戏曲剧团发展过快，与当前的国家经济情况不相适应，同时也增加了地方的财政开支"，因而对剧团进行"调整精简"后"一律改为集体经营"，自负盈亏，国家不再给予经费补助。但在经济上果断"减负"(甩"包袱")的同时，政府对剧团的领导和管理制度并未出现相应的松动，甚至在控制力度上有增无减。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一激进目标与建国初期的国家落后经济实力的双重制约下，政府在鼓励艺人改制、并重点扶持国营剧团带动戏改工作的同时，自1951年起就已明文提出戏曲剧团应采取"企业化"的经营方针，逐步达到自给；但这并未影响政府在"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继续扩展"国营"剧团的规模和比例，而且以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市场"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为名加大力度控制剧团和艺人的活动自由，乃至削弱了戏曲界原有的经营活力。正是由于国家政权多方面的强势干预，在"工业化"的经济目标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之间愈益明显地暴露出许多矛盾冲突：所有这一切"偏差"或"弊端"，都已成为了中国五、六十年代的社会实践留给我们的一份沉重的遗产。 问题之二"右派"和艺人的分歧：从"组织制度"看"社会化"与"国有化"问题 1957年的"红五月"，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4月27日)之后，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要消除顾虑、大胆发言，于是整风和鸣放就在各地迅速铺开。而其间文化部发出的〈关于开放"禁戏"问题的通知〉(5月17日)，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开放"的声势，更使人们兴奋不已，同时感到责无旁贷，理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然而九九归一，当所有鸣放意见从原本帮助党和政府"除三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主旨出发，最终竟指向了一切失误背后的中央集权与官僚体制，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问题时，这种质疑显然超出了国家政权及其意识形态的许可范围，遂使全国的政治形势不能不在最高层指挥下急剧地逆转为"反右"。吴祖光，因此就成了政治漩涡里的祭祀品，和批判戏曲界"反党"言论的替罪羊。吴祖光的"反党"言论大致有这么几层意思：1　组织力量庞大，党的威信太高；2　组织和个人是对立的，组织力量过大会限制个人活力,一方面使人从"依靠组织"变成"依赖组织"，另一面则压制和埋没人才，妨碍文艺事业的发展；3　"组织制度"产生"等级制度"，而对中央的崇拜"迹近迷信"，必须"消灭"这种等级崇拜，只讲是非、不讲等级，只追求真理而不论什么上级和权位；4　作为行政领导的共产党既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实际也是艺术领导，"外行领导内行"，行政领导竟成了领导一切的万能；5　愚弄和脱离群众，虽也懂得"为人民服务"的道理，但"从不估计人民群众的需要"，"对群众喜爱的东西用无数清规戒律斩尽杀绝，把群众不喜爱的东西塞给群众作为对群众进行教育"；6　解放后的戏改工作是失败的，戏曲剧目大遭砍杀，老艺人"穷愁潦倒"，培养新人也成为空话，"社会主义优越性"更无从体现......总而言之，他认为"组织制度是愚蠢的"，建议它"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甚至在文章结语中这样写道："最后要说的一句话就是：既然我们的领导屡次说到行政命令不能领导文艺工作，那就该明确行政命令不领导文艺工作。"有关发言后来作为"反党"言论整理发表时，就被冠之以〈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之名而更成了众矢之的。此前新凤霞曾极力反对丈夫在整风发言中向党提意见，她觉得自己在旧社会受尽苦难，多亏共产党救了她才翻了身，今天的领导方式尽管有问题，也比旧社会强多了，因而她听到这些意见就十分"反感"，甚至"害怕"。这种想法在艺人中似乎很具有普遍性，"反右"期间戏曲界大规模组织批判吴祖光时，艺人们也多以"亲身体会"证明了"党的领导"的必要性和绝对重要性，并无一例外地向党表忠心。梅兰芳也作为戏曲界的最高代表在《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文章，详尽地驳斥了各种"反党"言论。可叹吴祖光在"恃才傲物"、"借题发挥"之外，原本多少还有为戏曲界鸣不平之意，而对党和政府充满"感激"和"忠诚"的艺人们并不领情。当然，由于受政治高压和舆论影响，艺人们在表态时难免会言不由衷。可即便如此，这种认识分歧的内涵依然耐人寻味：一为知识分子，一为戏曲艺人，同样经历了"解放"后的社会变革，甚至面对同一现象同一事实，而各自认识问题的视角与态度毕竟有所不同。譬如，共产党运用"新旧对比"、"忆苦思甜"的感化模式打动了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包括艺人)，但这样的宣传逻辑不可能真正说服知识分子。同样是被国家"包"下来、"养"起来、甚至在更大程度上享受了"社会福利"的知识分子，通常认为这一切待遇是他们付出才华和智慧后理所应得的报偿，不能因此就要求大家都死心塌地服从组织(国家)；况且，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觉得现在的生活比过去好。可要是站在曾经饱受欺压、而今翻身有靠的艺人角度来看，种种源自"翻身感"的切身体验先就使得这些新中国管理体制的所谓"受益者"心怀感恩，他们愿意相信国家管理艺人的"组织制度"无论如何也是一种保护弱者权益和保障社会福利的手段。至于知识分子发现、思考和提出的问题，对艺人们而言可能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并且因为陌生(或许从未这样看问题)而隔膜，又因熟悉(自以为有关切身利益)而听了叫人忐忑不安。不难想见，任何对国家政策和管理体制的质疑，都会拨动人们对党对政府的信任度，随之动摇人们置身于现实生活状态的稳定感，而这一切恐怕都是习惯了忆苦思甜的戏曲艺人们所不愿接受的。再比如，对于文艺事业中"党的领导"所带来的后果与影响，以及戏改干部的工作得失，吴祖光们多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更多的艺人代表(如筱白玉霜)则反复强调了戏曲改革确实需要党派来的"新文艺工作者"同艺人合作，否则会"两败俱伤"，而且总是在提出大量意见后，仍期待着"文化主管部门"来帮助解决。其实，这里触及到一个长期困扰着新中国的重大问题，即"社会化"与"国有化"之间无法撇清的暧昧关系。其表现之一，就是社会主义理想中的民众平等要求，和国有化进程中形成的官僚体制及其特权等级形式之间，强烈对抗而又彼此纠缠的复杂关系。对于戏曲艺人而言，他们在新中国、新社会中的"翻身"、"平等"来之不易，说到底是党和政府给予的。既可予之、便可夺之，予夺之权显然都在国家手里。而且，所谓"国家"并不是抽象的，是由层层叠叠的官僚体制充斥和控制着，他们在相对的势力范围内拥有绝对的特权，这种特权无疑又是凌驾于公诸民众的所谓"平等"之上的。因此可见，"解放"后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一切依靠的强大的国家势力，其一端确实维系着政府慷慨施与民间的"平等体验"，而另一端则勾连着官僚体制的特权享受。然而，即使这种在特权之下极为有限、并且仅仅一度出现过的"平等体验"，也仍为国有化增添了合理合法的色彩。在人们眼里，国有化进程原本正是伴随着"劳苦大众"的翻身、平等而来，其间暴露的种种弊端似乎就成了实现社会化、追求社会平等所必须付出的一种"代价"：这种代价之真实与沉重，却大大抵消了民间若有若无、似是而非的"平等体验"。此外，国有化许诺给全体民众的社会平等及其他生存权利，一度在某种意义上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这对原本一无所有的下层民众来说确实包含着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满足；而在相对就已处在较高阶层的知识分子那里，这种"保障"非但名存实亡，反倒带来了更多的束缚和压抑。于是，当有限的"平等体验"不足以承受这种"代价"时，高扬着身心自由与精神价值的知识分子便毫不留情地指出了国有化导致的负面影响，而铩羽已久的艺人们则大多仍处在小心翼翼的期待之中。这里的问题相当复杂，显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面包"与"自由"的价值高低之争。 结　语从"戏子"到"文艺工作者"的这一改造历程，使戏曲艺人从拥有一定程度自主选择权的个体活动者，变成了由国家人事部门统一管理的组织体制中的一员。这种转变，表面看来是提高了戏曲艺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实则从长远来看，其内在的弊端比起这种名义上的"新生"和"荣耀"来，更将是一个对戏曲的生存发展性命攸关的问题。艺人们自古游世谋生，自娱娱人，戏曲界则是藏龙卧虎，奇招迭出，日久便形成一整套灵活的竞争、淘汰机制，有效地刺激着人们的创造力和积极性，任何奋斗的成功所带来的精神与物质满足都构成了戏曲兴盛、艺人辈出的压力和动力。然而，在一个高度国家化、体制化的戏曲团体中，这种压力和动力都被某种看似以"稳定"、"平等"、"保护弱者"为政策出发点的社会福利体制所淡化了：这一来，致使戏曲剧团和艺人的独立生存能力逐渐退化，随之也就遗忘和失落了真正属于他们的魅力和价值。"江湖生涯"，于是乎成为一种久远的记忆：自由放浪，恣肆纵横，如流水，如草根。

从罗炼出走事件来重新面对屌丝的出路问题，当然并非想要简单地批评屌丝精神的自我围困，赞同罗炼孤独的个人反抗姿态。毫无疑问，不管对于罗炼们还是屌丝们，首要的问题都是如何应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凝固，等级关系的束缚。离开这些问题的改善，所谓的出路都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空谈。

在这个案例中，恶是想要以任何代价且在真理的条件下，去强制命名那不可命名的。这恰恰是灾难的原则。(与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幻像、(与忠诚联系在一起的)背叛、以及(与真理的力量联系在一起的)对不可命名的强制命名：这些就是恶——这些恶只是由于我们承认惟—善(真理—过程)才产生的——的三种形象。

Alain badiou为巴黎高等师范院荣誉退休教授、原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当代法国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剧作家以及小说家，当今法国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

修辞学在普通中国人心中似乎有关文学和语言，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修辞传统，与古希腊的修辞传统一致，关注的是口语交流，并集中关注政治法律问题。本文以知识谱系学的视角和方法，探求中国的修辞传统如何在不同的政治社会环境和权力关系中发生、衍生和演变，又如何在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变革中，重新创造了特别值得我们今天关注和珍视的，与以修辞格为中心的汉语修辞学形成反差的，关注政治法律社会公共议题，同时关注口语和文字交流的汉语修辞的实践传统。

不想拍孩子们的马屁，很坦白地告诉他们：即使在三十年前，让很多中学生说出十本俄国文学、十本法国文学、十本美国文学，都不是怎么困难的。我这一说法显然让他们惊诧了，怀疑了，困惑了，一双双眼睛瞪得很大。三十年前？天啦，那不正是文化的禁锁和荒芜时期？不正是文革的十年浩劫？……有人露出一丝讪笑，那意思是：老师你别忽悠我们啦。

海峡两岸若不能认真地对这段断裂的历史进行深刻反思，我们今日的症结将是难以解消的。而且不只对台湾的历史进行反思，还要对整个中国二百年来的近代史（以及整个东亚的近代史）进行反思。而对中国/台湾的历史进行反思的条件，也是作为反思的起点，则是必须重新站回旧唐山的土壤，回到那个东西碰撞新旧递嬗的年代，重新去连结出一个源远流长的历史传承，当面对西方/美国时也不再自我否定地将自身视为异己，如此或许才会再有一个对中国真正坚实的新的憧憬的来临。

艺术以同样的方式设定了人的肉体和精神的存在，然而艺术作品却从未关注过人对它的回应。从来没有哪一首诗是为它的读者而作的，从来没有哪一幅画是为观赏家而画的，也从没有哪首交响乐是为听众而谱写的。

1812年的卫国战争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和创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诚实的小偷》、《舅舅的梦》、《白痴》中的拿破仑叙事，探讨它对于作家本人不同寻常的意义，即在这些叙事背后隐藏着作者严肃认真的核心思想，在明显的笑话背后隐藏着神奇。

2011年9月21日，凤凰网对话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王晓明。1993年6月，尚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的王晓明教授，在《上海文学》发表《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随之在全国引起一场持续三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时隔20年，王晓明重新探讨今日中国人精神危机与社会群体焦虑。今天，中国经济发展迅速，GDP不断增加，人们物质生活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富足，然而国人并不幸福，也并未在精神上得到满足。反而呈现出群体痛苦、压抑、迷茫、焦躁、极端，与此同时，社会也陷入诚信缺失、道德败坏、缺乏底线的危机。社会焦虑背后深层原因是什么？在王晓明看来，这不是新的问题，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埋下伏笔，只是当时被发展经济和增加物质财富的理想暂时掩盖。当摆脱贫困的焦虑摆脱，这种焦虑便开始显现。王晓明分析对现在对未来的不确定，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官场、大学与传媒风气日下对社会风气的破坏，都是社会焦虑产生的原因，当"社会上制度和人心两个层面，都不再发挥使社会成为有机体的作用，人与人之间只是利益的平衡"，社会焦虑相伴而来。如何从根本上摆脱社会群体焦虑？王晓明提出从制度和人心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政治改革要推进，但还应该找回社会的精神基础、精神认同。 对话嘉宾：王晓明，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人文精神大讨论"发起者。著有《刺丛里的求索》、《无法直面的人生》、《半张脸的神话》、《在思想与文学之间》、《近视与远望》等。对话主持：陈芳 袁训会 焦虑是因为社会普遍没有方向主持人：目前中国处在社会转型期，经济发展迅速，但国人却日益表现出群体焦虑，无论是官员还是民众，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当下中国人的焦虑感来自哪里？因为什么而焦虑？王晓明：主要是对中国的现实和未来没有信心。不知道社会以后会怎么样，因此也就不知道自己究竟该怎么过日子。中国现在有非常多的人，程度不同地处在这种状态里，即便按照流行风气鼓励的那样，天天对自己说：管他呢，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行了，他实际上还是心里不踏实，许多事情都不敢深想：这样的人一多，群体的焦虑就出现了。那些有钱有权的人，可以逃到外国去，实际上许多人已经将子女送出去了，但普通老百姓没办法，只能生活在这个不知道明天后天大后天会怎么样的中国的现实中。朝野上下，如此大面积地丧失对未来的确信，没有方向，不知道国家应该往哪里走，这种情况，辛亥以来好像是第一次吧。辛亥革命之后，曾有一段时间大家很失望，鲁迅说，民国以后我还是当奴隶，而且是奴隶的奴隶。但很快就有了各种新的思路--其中不少是辛亥革命以前就有了基础，到这时候发扬光大的：三民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等等等。各路人马也都照着自己理想的方向奋斗。1927年国民政府统一全国，1949年中共领导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有明确的奋斗目标，也都能不同程度地聚成社会共识。1979年前后，政治民主、文化开放、经济发展、摆脱贫困...... 各种不同层面的要求汇聚到"改革"二字下面，形成新一轮社会共识。即便1989年之后，政治改革不行了，许多理想不能谈了，大家都转向经济发展、冰箱彩电汽车房子了，好歹也还算有一个大致的方向，尽管它是那么狭隘、靠不住。主持人：今天，我们在物质上实现了一定的富裕，人们生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为什么老百姓却更加焦虑？王晓明：今天大多数人的物质生活，跟二十年前相比确实有较大改善，当然，也同时丧失了很多别的东西--这个今天先不讲，但也正因为这样，原先被掩盖的事情就暴露出来了：1980年代，当那个包含许多层面的"改革"不断受挫、令人沮丧的时候，我们今天共同困惑的这个"不知道该往哪儿去"的问题，其实就已经形成了，只不过当时大家看不到。1989年以后被动地形成的那个全民都盯着物质生活看的局面，更把这个问题给盖住了。但今天，物质贫困的压力稍一缓解，那个大问题就露出来了。这不是新的问题，只是今天被大家普遍感觉到了而已。 巨大的贫富差距也是社会焦虑的重要原因主持人：中国这100年，一直在追求一个强国梦。今天，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富强，但普通国民并没有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而充分享受到国家崛起的成果和荣誉感，深层原因是什么？王晓明：这要稍微多说两句。首先，辛亥革命前后中国人的理想是很大的，绝非只是国家的富强，在当时许多人的思想里，国家富强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更重要的，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文明的社会，而且这个文明的中国要发挥作用，让世界也变得文明起来。当时那种帝国主义列强肆意压迫弱小国家的局面，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能接受的，他们把这个看成是"野蛮世界"，希望以后强大了的中国，能推动整个世界，脱离这种"野蛮"状态。其次，他们当时讲的"富强"，也绝非只是指钱多。作为一个完整的目标，"富强"必定包括许多不能用GDP或者"经济总量"来代表的方面，比如科技创新力、国民素质、政治清明、社会凝聚力...... 照这样的标准来看，中国今天是不是已经"富强"了，我觉得不见得。我们现在能说的，只是GDP的总数值很高、钱很多。可在晚清时候，中国被列强欺负得一塌糊涂，那时的中国钱也不少，GDP也不低，至少比日本高许多啊！   再次，我们今天虽然钱是多了，但社会财富的分配太倾斜了，几乎各方面都是赢家通吃。这三点是互相关联，而且关联得很紧密的，今天社会之所以弄得如此赢家通吃，那种凡事都从物质功利着眼、将社会和国家目标缩小为只是GDP、"经济总量"的政治和思想风气，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主持人：不换寡而患不均，对普通人来说，最直接的感受是不平衡，不公平，这也可能是焦虑的重要原因。王晓明：对，中国的经济走到今天，不同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对社会人心的刺激，的确是越来越大于单个阶层的收入的今昔对比。这些年有许多不同的数据，汇总起来看，少数人占有这么大比例的财富，早的不说，至少1949年以来，现在是最严重的时候吧。这结果，就是几乎每个人--当然，那些挥金如土的新富人可以除外--都觉得自己的经济压力很大。尤其是人数众多的较低收入的群体，尽管其中许多人的收入也有提高，但这个提高的喜悦，远远赶不上他们发现那些有钱人捞得太多太多时的愤怒。中国的社会腐败是从官场蔓延出来的主持人：记得您曾说过，当人们把眼光转向现实社会之后，很自然地会引发对制度性因素的关注，比如政府的责任，宪政问题，产权问题和经济体制，您觉得这几个因素对社会群体焦虑有着怎样的影响？王晓明：当我们理解社会的时候，"制度"通常和"人心"相对而言。就中国来说，成文的制度固然重要，但各种"不成文法"往往更起作用。在许多时候，这两者之间差别很大，比如今天，如果单看宪法，许多条文都很好，没有问题，如果这些条文所规定的制度能够有效运作，许多严重的问题是不应该出现的。可这些问题就是出现了，这就说明，我们的现实其实是按照另外一些规则在运行的，写在纸上的多半是虚文，实际生活中碰到的那些不成文法，才是真正的制度所在。身为中国人，我们对这些都很清楚，即便一个小学生，他也明白，广播里的声音和黑板报上的文字，与班级里的实际情况是两回事。为什么在一套看上去还行的成文制度的框架里，实际上却形成了另一套在许多方面简直是与成文相反的不成文法？一旦如此深究"制度"，就必然要碰到人和"人心"的问题了......主持人：在您这里，人心是比较重要的概念。人心是怎么一步一步变坏？王晓明：对中国的"人心"影响最大的，当然是官场。秦以后，中国基本上都是中央集权，皇权也就因此具有道德象征的功能，朝廷里的风气，通常对整个社会人心有极大影响。今天也是一样，年轻人为了考公务员打破头，虽说对政府的民怨日多，一般人实际上还是将官场看得很重的，官场风气对社会风气的引领作用，实际上依然很大。官员不撒谎，社会有诚信。如果弄到一看见政府文告、官员说话，大家就本能地怀疑他没说实话，一定是在为了政绩、官位而掩盖事实、歪曲真相，那中国社会要建设诚信的风气，恐怕也就很难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中国的社会腐败，首先是从官场蔓延出来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就是教育。"青春年华"本身就是一种向善的力量，如果我们的学校教育搞得好，不是两眼向钱看，而是开阔学生的视野和胸襟，那就能帮助青年人在精神上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底子，即便社会上风气很坏，他踏上社会后难免受影响，但他心里也会有抵抗，至少能变得慢一点。可现在，非常糟糕，大学里的风气几乎和社会上一样，也开口闭口就是钱......第三是传媒。我们今天许多传媒的不成器，有体制束缚和官场风气污染的原因，也有市场化和商业化方面的原因：广告大客户影响甚至操控媒体的力量，现在是越来越大了。如果官场、学校和传媒，都在往这样的方向上去影响社会，中国的"人心"当然要出问题了。主持人：人心变坏与市场经济有没有关系，市场经济一定会导致道德的滑坡吗？王晓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有市场，几千来年，人类一直有很大一部分生活是跟市场有关的，但并不因此就一定人心败坏。资本主义兴起以后，情况有所不同，资本主义兴起之前的市场，通常范围比较小，许多市场行为，也不都是为了资本增值，能稳定地维持生计，就可以了。但资本主义不同，它是要不断扩大再生产的，它的逻辑是一切都应该拿来为资本增值服务，它更大力推广那种"经济应该永远不断增长"的迷信...... 一旦这些东西扩散到全世界，被大家广泛接受，无论是不是民选政府，都将"发展经济"列为第一目标，无论当老师还是当医生，都觉得人活着就是要多挣钱，那就确实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心，让人越来越短视和狭隘。但即便如此，如果政府、学校、传媒、宗教等等，能从不同的方面制衡这种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那社会和人心还是能保持大体平衡，不会全变成名利场。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市场的逻辑在中国太肆无忌惮了，官场、学校、传媒，都不同程度地按照这个市场的逻辑来运转。我有时甚至觉得，从实质上看，一些官场或准官场的市场化，是比其他地方更彻底的。如果官员之间、师生之间、传媒人和受众之间，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是利益交换，几乎没有别的约束，就一个资本主义的市场独大，"人心"怎么可能会好？主持人：孙立平教授针对中国当下情况，提出过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您怎么看社会溃败论，您觉得当下对中国社会威胁最大的是什么？王晓明：辛亥革命之前，有人曾经用这么两个词形容中国未来可能的状况：一个是"瓦解"，中国被掰成几块，但每一块本身大体还完整，还能提起来；另外一个叫"鱼烂"，这是更糟了，腐烂的鱼是提不起来的，提任何一块，整条都会散掉。当时许多人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鱼烂。孙先生讲的"溃败"，我觉得跟"鱼烂"的意思差不多，是指在制度和人心两个层面，都不再存在所谓"有机体"，实际上都是一盘散沙，除了短暂的利益平衡，没有别的关系能将大家联起来。人与人、群体与群体、阶层与阶层......没有共同的追求，没有认同感，没有共同关心的问题，甚至不觉得有共同的利益！到这一步，真是问题大了。 变革寄希望于政治制度改革与重振人心主持人：社会群体焦虑加剧，民众试图去改变，或改良或激进，但都遭到非常强大的阻力。阻力来自哪里？您曾讲过中国现在有一个新的阶级在快速崛起，掌握着特别多的经济资源，同时又染指政治和文化资源，这股力量对人们的焦虑和社会的破坏是怎么样的？王晓明：怎样描述和分析这个新的阶级，是今天中国社会科学的一大课题。有人用"官家资产阶级"之类的概念，意思是官僚与新资本家的混合，这大体不错，但还可以补充一点，就是一部分文化人--通常都有教授头衔--也参与其中，分一杯羹。所谓赢家通吃，主要就是这个三合一的新阶级在通吃。你说的抵制社会改革的阻力，主要也是来自这个新阶级。主持人：怎么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焦虑并重塑人心？王晓明：晚清时许多人也讨论过类似的问题。那时的中国危机深重，而危机的最主要的症状，就是"人心"坏了，消极放弃的情绪非常浓厚，可是，要改变中国，又只能从人入手，这似乎是一个悖论。怎么打破这个悖论？当时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家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方案，身体力行，今天回过头去看，你不能不佩服，就是靠了那些人的前仆后继，硬是打破了这个悖论，推翻满清、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 为中国开出一个新局面！虽然此后的历史依然坎坷，新局面毕竟是开出来了。从某个角度看，今天似乎又遇到了当年那样的难题：如何打破"有什么用啊？""搞不好了！"的消极气氛，振奋人心，重启制度和整个社会的真正改革？和那时候一样，今天也有许多可选的方案，应该从各方面一齐努力。身为大学教师，我觉得学校教育特别重要，别的不说，几乎所有的官员，都是在中学和大学--小学更不必说--念过书的，学校课堂上的气氛、课本和黑板上的内容，都是对人有长远影响的。如今社会的上上下下，对学校教育的评价越来越低，学校里的人，也都怨声载道。可是，光这么抱怨，意思不大，如何在现有的政治条件下，在一间一间的教室里，一节课一节地教好课，一个一个学生地认真对待？这才是我们这些当教师的人，应该特别下力气去做的。当然应该持续地批评那些大的问题，但同时，也得一步一步实地去做，比如，当严厉指斥学校的"官本位"的时候，我们就该从自己开始，在走廊里遇见校长院长了，不要再像契诃夫笔下的小公务员那样，毕恭毕敬地称官衔："某校长"、"某院长"...... 这当然只是细节，但是，只有能落实为无数细节上的改进，总体的进步才能站稳。主持人：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30多年来的合法性就来源于高速的经济增长，每当社会焦虑加剧时，就拼命增长，并以维稳为重，但结果是越维稳越不稳，焦虑不断出现。您怎么看中国这种发展逻辑？政府应该怎么改变？王晓明：你说得对，这些年不断膨胀的社会大厦，确实是靠经济增长这一根大柱子维持着的，不是说完全没有别的支柱，但都很细，有的更差不多完全断了。这确实危险，因为经济不可能一直这么增长下去，更何况目前这种高能耗、高材耗、因此必然高污染的增长方式，社会和生态的成本都太高，后患很大。至于高压式的"维稳"，更只能有一时之效，如果以为这样就能长治久安，那是笑话了。从一些政策看，你会觉得中国现在没有什么真正的"发展"逻辑，实际上起作用的，好像是一种拖延和回避的逻辑：总是绕开难题，把其实已经很严重了的问题，尽可能往后推。这实际上还是短视，而短视是一定要付代价的，就好像生病一样，必须要治，拖延只会更麻烦。要说官场的风气坏，这种只图眼前--实质是个人或少数人的--安稳、置国家和社会的隐患、深患于不顾的心思，正是其中之一大端。因此，首先要改变的，是这一种不负责任的拖延苟安之心，这一条改了，才可能真正从大处和长远着眼，探索适合国情的长远之计。主持人：台湾通过宪政民主的方式来实现，您觉得这种路径对大陆有没有借鉴意义？王晓明：其实这也是晚清和辛亥前后多次争论过的一个老问题。当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原因之一，就是觉得在当时那种条件下，宋教仁他们指望的议会斗争、宪政民主的道路走不通。后来改走革命党-党军-党国这一条路，从效果上看，确实有效，中国翻天覆地。可是，革命胜利以后，革命党如何避免腐败堕落，成为反革命党，这方面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今天之所以重提宪政民主，主要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目前来看，中国在这个事情上大概还要走一段艰难摸索的路，没有什么现成的方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什么方案，政治改革必须要向前推进。当然，这里的"政治"，不只是说，要发展或创造一个民主的、能有效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制度，还包括要建设一个可以给社会充当稳固的精神基础的、丰富的、有反思的公共价值认同。制度与人心，从来就是互相作用的，一头做不好，另外一头不可能做好。比方说，如果没有大批有理想、有责任心、肯苦干的官员，就是订出了再好的方案，也没有用。因此，制度改革和人心进步，必须齐头并进、互相促进，才能在比较深的社会层面上，扎实地推进政治进步。现在说起来都觉得问题一大堆，但我们也要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其一，改革和进步都是被逼出来的，形势比人强，现在社会普遍焦虑，觉得问题已经摆在那里，拖延不过去，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大的精神能量，其积极的一面不可小看。其二，这30年间，社会在经济以外的一些方面，也有不小的进步，比如互联网，和由此造成的新的公共舆论。有人说围观改变中国，如果不把这个改变理解得太窄，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其三，现在的年轻人，多在社会经济和物质生活持续改善的环境中长大，昔日那种因为物质匮乏、政治斗争激烈而造成的人心之恶，在他们身上比较少，他们可能冷漠一点，软弱一些，但心肠应该比较良善，至少我年轻时常见的那种主动挖一个坑、陷害别人的事情，大概一般不会做。也许我这是不了解情况的乱说，我的意思是，在一些方面，年轻人比我们这一代人强。因此，我觉得对未来应该有信心。至少那种"有什么用啊？"的消极情绪，是没有什么道理的。今天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不是有效，我们自己其实是无从判断的，那要以后的人才能定。鲁迅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不能一定要有人给你打了保票，这才"雄赳赳地去革命"。尽管我们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但只要认为应该做，就去做。甚至不妨反过来说：只要做了，就一定有用，哪怕眼下一时看不到。 2010年9月30日根据陈芳的录音整理稿改定

我讲的这个题目可能不太有意思，因为跟现实关系好像不是很大。 现在对明朝的关心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今天也是如此了。比如说昆曲的《桃花扇》最近又在不断的上演。《桃花扇》是孔尚任写的明朝兴亡的一个故事。很著名的一句话就是：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掉。这是明朝如此繁盛，如此繁荣，如此繁荣发达，1644，这个历史时期，两百多年，突然就发生重大的历史状况，好像就是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突然就塌掉了。同时呢，网上对明朝兴亡的关心也很多，（注：韩老师提到当年明月写的关于明朝的畅销书），所以明朝的问题一直是个热点。 那么讨论明朝的问题，很重要的大家要看看时间，1368－1644，不单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时期，也是世界历史重要的转折时期。 大家看看这个时期，看世界上发生的所谓葡萄牙和西班牙发现世界的大航海，在明朝灭亡的时候发生了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就是世界历史啊，在这中间当然大航海随之而来在美洲发现了白银。所以啊，这也是世界历史的极其重要转折时期。所以对明朝的关注，也是对这一段世界历史转换的重要的关注。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对明朝的讨论，第一次对明朝兴亡的讨论，特别是明朝衰亡的讨论，大家都知道就是发生在1944年，明朝灭亡三百年之后，就是在中国进行了很大的明朝为什么会亡国的讨论。大家想，1944年也是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那个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胜利，或者说决定两个中国的命运的决战还没有展开，在那个时候蒋介石出版了一本很著名的书，就是《中国之命运》。《中国之命运》是经过一个很著名的历史学家陶希圣的润色，这个人是湖北黄冈人，是非常有学问的。在北大教过书，在很多地方教过书，有很重要的著作，比如说《中国社会史》、《中国古代政治史》。这个人后来在抗战时期突然就不教书，搞政治去了，后来做了国民党的宣传部长。《中国之命运》是经过陶希圣的润色，当然他后来陶希圣说他没有狠狠的润色，是大致润色。当然不是说蒋中正水平很差，陶希圣认为蒋中正写得还不错，润色呢他没有完全润色，他就说润色的太厉害，大家可能就会怀疑不是蒋中正写的了。所以呢，没有润色呢，就留下很多问题了。 《中国之命运》这本书实际上在1944年既是揭开了两个中国的讨论，也是关于明亡问题的讨论。在这本书的开头呢，蒋介石就慷慨激昂，开头就犯了一个小错误，但是也很大的错误。他说，一个话说得是对的，就是说中国几千年来，儒家儒学是历经艰难困苦成为中国思想的主流。这个话还可以，还算靠谱。也不尽然，因为大家都知道，魏晋隋唐基本上不是儒家的天下，所以儒家得意时间不能说是贯穿。但这没有多大问题。后一句蒋介石用了一个非常阶级分析的看法和马克思主义观点。他说儒学主要是他的核心是一种宗族思想，他使中华民族变成了同一个宗族。这个看法是很对的，我们今天看儒学，一句话就能讲清楚。儒学实质是什么呢，蒋中正这话是说得很对的。儒学就是宗族思想，他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几千年下来把中华民族变成同一个宗族。这个他是破题，这句话是不错的，不错的之后他就开始说不对的话了。他就说一个宗族，他说你看实际上汉族，维吾尔族，满族这都是一个宗族，都是一个祖宗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文成公主嫁到那去了，他变成我们的舅舅，就是一个宗族了。 这个很明显就是错误的，但是前面是对的，而陶希圣改的时候，当然这个就没有改。当然这个就后来被陈伯达抓住。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这个文章是写得极好的，中共历史上非常棒的一篇文章。开头就对蒋介石有问题，他说，同一个宗族？我们跟维吾尔族、蒙古，满族是同一个宗族吗？如果是一个宗族的话，那先总理为什么还排满叫做民族革命呢？如果是一个宗族的话，我们怎么还叫五族共和呢？如果嫁过去以后就叫一个宗族，那现在你们国民党里面有很多人娶日本老婆，那你们跟日本就一个宗族啦。陈伯达这个滔滔雄辩，其实蒋介石也很怨陶希圣，骑虎难下。但是这里面讲民族，二战快要胜利了，他也讲他以中华民族的代言人自豪，从一开始说我们中华民族很辉煌，但近代以后很不幸，不平等条约，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称之为血战，英美各国接纳我们为盟国，他们更应该自动废除不平等条约。蒋介石说你看，在我国民党领导下，在我国父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终于成了一个民族，我是这个民族的领袖。他就说中华民族原来很辉煌，为什么后来不行了呢？转变在哪呢？ 他说转变在明朝，明朝灭亡了，中华民族就同化了，就衰落了。明朝为什么灭亡呢？他说明朝就亡于两件事，一件亡于流寇，一件亡于外寇。外寇就很清楚，外寇就是建州女真，流寇就是李自成。他说你看，明亡之后，中华民族就衰了，而且明亡之后，中央军衰败就不断重复，他说你们看我们今天，就跟当年的情况是一样的。岂不是外寇在外，指日本，他说你看就像当年的建州女真一样，流寇就不用讲了，大家都清楚，那意思就是说共产党是流寇。所以蒋介石就讲，你们一定要记住先总理讲的问题，知难行易。他说你先要解决思想问题，才能够解决行动的问题。你不知道我们是个什么民族，你不知道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不知道领袖是谁？那你就是去乱做了，那些流寇当然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民族，不知道领袖是谁，但是我们本党有些党员也不知道领袖是谁，也在乱搞。他说这个你要记住。第二个他说你要知道，‘攘外必须安内’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什么历史经验的总结呢？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钱穆，当然今天依然著名了，好像他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一样。钱穆在《国史大纲》当中谈到明朝为什么会亡？他讲其实对流寇长于抚益，而误兵机。意思就是说对流寇老是搞统一战线，而耽搁了剿灭他的时机。对满洲又因隔得太远，而不能言和。朝廷对满洲无法议和，随之亡国。若先和满，一意剿寇，尚可救。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先投降满洲，然后一味剿寇，那明朝就还有救的意思。 这个观点，当时北大的傅斯年写了一篇文章，写了一个非常学术性的文章《论建州与流寇相约亡明》。同样的观点，而这个观点说白了在当时的历史场合下就是要去镇压共产党而跟日本讲和。他们这样讲只是比较隐晦的讲攘外必须安内，可是真正这样去做的，却是《往事并不如烟》的作者的父亲（章伯钧）。他去找周佛海，他说现在重要的是跟日本讲和，如果不跟日本讲和，将来天下就会是共产党的。所以说后来毛泽东对钱穆的气，对《往事并不如烟》作者父亲的气也不是说无源由，是有历史根源的。就是在1944年的时候，以学术的方式，以建言的方式积极对蒋介石说，你去消灭共产党跟日本讲和，这才是免于亡天下的方法。所以蒋介石就说如此多的历史学家都跟我说要先剿了你们，可是我呢都没有接纳，我还是苦口婆心，一次又一次的放任你们，你们竟然还不认一个领袖，一个民族。所以陈伯达就激动起来，在《评（中国之命运）》中历数国共两党合作的经验和教训，说怎么叫一次次放任我们？你们国民党从北伐开始一次又一次的杀我们共产党，杀得我们无路可走了，你还说放任我们？也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中国之命运》揭开了1944年两个中国之命运的论战。 第一个起来反驳的是国民党元老，后来被蒋介石开除的柳亚子，写了《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之后就是郭沫若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柳亚子这个文章出来之后，反驳的人是很多，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出来之后，讨论就终结了。因为国民党最大的炮弹是陶希圣，替蒋介石改稿的，你惹出这么多的麻烦来，你不最后赤膊上阵一下去驳倒他？陶希圣的学问是很好的。现在改革开放出版的一系列关于中国历史的著作，确实公平的说，是没有超过陶希圣的。陶希圣比起钱穆和傅斯年这些人的水平是高得多了。可陶希圣当时就是在看热闹，看你们表演，看你们争论，等到最后看我扔一个东西出来，把你们都收拾了。他整来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就不再写了。因为《甲申三百年祭》这个文章，不用说，这是由郭沫若在中国学术界和中国历史界的地位所决定的。 我附带说一下，在介绍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顺便说一点常识性的问题。就是关于郭沫若。为什么呢？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可能是有一些非历史专业的人啊，发起了，出于各种各样，特别是因其他的原因，对郭沫若这个，力图把郭沫若妖魔化。这个毕竟是有的啦，学术界吗或者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喜欢造一些谣言。郭沫若是中国现代中国学术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界的一面旗帜，在这一点上鲁迅在这方面也不如他。就是人文社会科学，当然郭沫若后来还是中国科学院院长。 郭沫若的成就呢，他这个人叫郭鼎堂。因为四川乐山啊，他家周围有两条河，一条叫沫水，一条叫若水，他后来写文章就叫沫若。郭鼎堂这个说法，我们知道陈寅恪，陈先生是研究隋唐的，但是把他捧为简直是中国文化的传人。陈寅恪最佩服二个人，就是他说的二堂，即是王观堂和郭鼎堂。王观堂就是王国维，跳湖了。郭鼎堂郭沫若。陈先生说啊，把中国历史真正推到商，把他破译了，这个人是郭鼎堂。就是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如果没有对甲骨文的研究，不认识甲骨文，中国历史你说有四千年，谁信啊？谁信？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很多人研究中国古代，研究中国古籍，你必须研究小篆（？这里实在没听清），必须会认字。但是这个还是汉字，没有多大变化。但是甲骨文和金文，这个还是郭沫若研究的。再一个呢，用那个所谓社会史的方法来把中国历史穿起来，这个发明人是郭沫若。因为以前中国历史，大家知道像司马迁那样的写法，人物这样写下来，货殖这样写下来，大事这样写下来。但是历史中间到底是用什么样的东西发现历史之间的叙述模式呢，社会到底是怎么变化的呢，这个没有写。真正用社会史的方法把中国历史叙述出来的第一个人是郭沫若。 我们知道孔子所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士’是什么？孔子在讲士，今天我们到处都在讲士，于丹也在讲，百家讲坛也在讲，但士到底指什么？几千年没有人在讲，士就是士，你也是士，我也是士，许三多也是士。郭沫若说这是在胡扯，士是指小地主。因为春秋的时候贵族占田渐少，小地主开始成为社会的主要力量，小地主把地租的十五分之一送给贵族。绝大部分地租留在了自己的手里。这样一些人，逐渐在春秋时期成为中国社会主导力量，这个叫小地主阶级，小地主阶级是士。这个，郭沫若很认真的从地租田赋考证出来的。所以孔子讲有教无类，郭沫若认为孔子是要教育小地主。小地主，你们要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力量啊，成为主导力量怎么能只知道赚钱呢？你们要知道怎么样统治社会，怎么成为社会的表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我教给你们怎么样做一个合格的社会精英。所以是在这个角度上讲的。从中国社会变迁的角度来讲中国历史，全世界没有，郭沫若之前没有，只有郭沫若。郭沫若之前有马克斯·韦伯讲中国历史，讲中国社会儒教就是教人当官，讲道教，道教就是巫术，讲中国文化没有任何自由精神，没有任何科学的种子。你们别看，马克斯·韦伯对中国的宗教，世界的宗教，这些书，今天在美国大学社会学，都还是主要教材。我们现在说中国社会几千年历史都是停滞的，没有发展的，这都是马克斯·韦伯的看法。 所以在郭沫若之前没有人从中国社会的变迁，从井田，从迁陌，从郡县，从这样的社会变迁角度叙述中国的历史，谁开蒙的？是郭沫若。青铜时代，郭沫若为什么要写青铜时代呢，本来不想这样干的，没办法了，逃亡了，赶得满地跑。为什么呢，郭沫若聪明得不得了。小的时候他和哥哥在一起背书，哥哥背了半天没背下来，他就说，你别背了，你在旁边睡觉吧，我早背下来了。这个人是学医，在日本九州大学学医，后来研究哲学。后来就写诗，写著名的《女神》。现在有人妖魔化郭沫若，就说他不好，谁的好呢，胡适的好。这当然是胡扯的。其实大家只要随便看一看《女神》，打开一看，你就知道完全不一样。胡适的水平是‘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不飞还，剩下他一个’。哎，郭沫若在他年轻时的《女神·凤凰涅磐》随便找一段……郭老去世了，当时中国科学院要送一个挽联，怎么想也想不出来，就随便从《女神》里找出来‘悠久便是你，悠久便是我。悠久便是他，悠久便是火。’当作挽联了。这都不用说的，郭沫若也没有很认真的写。《女神》是可以朗诵的中国新诗，这就是郭沫若在新诗上的贡献，在历史剧上的贡献。中国当代成就最大的，现在越来越认同是电视剧，小说没法看，但是中国发明历史剧是郭沫若。在抗战时期就是郭沫若的几个历史剧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在重庆陪都天天演《虎符》《高渐离》《屈原》。 一个人一辈子能做出这些贡献，都是开创性的，就已经极不容易了。郭老当然后来很有意思，周扬说‘哎呀，郭老您很了不起，您是歌德啊，您是球形人物啊’。什么什么形啊，郭老说我这是一辈子十个手指拿勺子，一个没拿着。他是很谦虚。这个不重要啦，但是重要的是郭沫若这个人是一介书生啊，当然还是中国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开创者。可是呢，他在现代中国革命时代，很早就积极投身于中国革命，这个大家都是很清楚的。他在日本留学时候，日俄战争爆发。所以他就自己参加驱俄义勇队跑回来，写诗明志，跑回来一看国内没什么动静，他就在北京转悠。　杨昌济先生是日本留学监理，郭沫若是日本留学生才俊啊，就去　杨昌济先生家去玩。去玩，有一个年轻人来给他开门，郭老后来回忆说，这个年轻人开门之后默默就走了。后来他们谈话结束了，这个年轻人好像听到一样，赶快跑来就开门，送他出来，一句话都不讲，他说月亮之下，觉得那个人个子高高的，留着长头发。后来郭老在反镇时候回忆说那个时候眼真拙啊，这就是中共领袖毛润之啊。这个是郭沫若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五四时期，就是毛泽东给郭沫若开门。 大革命时期郭老就积极参与北伐，那个时候他是《女神》的作者，了不得，日本九州大学的洋学生，一下子就官至国民革命军行营政治部主任。（注：韩老师这里提到《人间正道是沧桑》的楚才，早期的造型有郭沫若的影子）国民革命军行营就是蒋介石，政治部主任就是蒋介石的政治军事秘书。这个时候也跟毛润之有一面之缘。郭老也是在反镇前后回忆说有一天毛润之来要见张发奎时看到他，郭沫若就问‘咦，你是毛润之吧？’毛泽东当时是国党党宣传代部长，其实那个时候算是我的上司了，但是我是蒋介石的秘书。要见张发奎啊，‘好，我就写介绍信吧’。毛泽东就拿着总司令秘书的介绍信去找张发奎。张发奎在睡午觉，护兵就问有名片没有？毛部长说没有，只有一个介绍信。‘介绍信放这吧，张长官在睡觉’。张发奎醒来，看到介绍信，哎，中央领导来了，还拿了总司令秘书的介绍信，赶紧出来迎接。后来直到毛泽东重庆谈判，郭沫若送给毛泽东一个手表，这个手表毛泽东戴了一辈子。 所以简单的说，郭沫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中国社会科学体系的开创者。八十年代以后，有很多人他不懂吗，就妖魔化郭沫若，最有意思的一位就说郭沫若有些观点是抄余英时的。余英时就出来反驳，说这不可能，因为郭沫若实际上是我老师那一辈的，钱穆那一辈的，不可能他抄我，我抄他，观点归观点，但是家法归家法。 郭沫若的生平就简介到这，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啊，他是谈到这个明亡的时候呢，他跟这个很简单很可笑的那个钱穆，傅斯年的观点，什么亡于流寇，亡于外寇啊，这些都没意思，没有必要去讲了。郭沫若想说的就是说，他的第一句话，第一个意思是说到李闯王啊，他说当时明朝的时候，是‘官家忙于聚敛，而寇在放粮’。他说官家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官家，别人是寇啊。这个话就很厉害，当然这个很简短啦，这个问题都不用说了，你有什么资格称别人是流寇，你有什么资格称自己是官家呢？你的合法性从哪来呢？但是他最主要，最核心的观点是，明朝这个国家能力为什么越来越下降，国家威信越来越下降？就是国家救灾的能力没有了，遇到灾害不救，反而要‘寇’来救灾？ 中国儒家的思想，到了汉代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董仲舒用了‘天人合一’的方法把儒家重新包装了一下，因此他很重视灾疫，他认为灾难是上天对统治者的一种警视。这是儒家关于‘受命于天，天人合一’的想法，是董仲舒开始的，所以我们前段时间发生地震了，就有人说‘你看你看，天谴了’，这就是董仲舒的看法了，历代儒家的看法。所以救灾这个问题，是统治者亲民的一个表现。但是你看明朝，灾难来了，不但不救灾，还搞出了好多笑话。郭沫若举了一个李岩李公子的例子，李岩是小地主，官家不救灾，他看到就开仓放粮救灾。结果之后州官就把他抓起来了，说他为什么救灾，你凭什么救灾？你这样做只是邀名，你这样做只是反衬我们不救灾。他是做好事啊，结果抓到牢里判了死罪。那个山寨王红娘子早就倾心于李岩，就打到牢里，强行劫牢，强行成婚，强迫造反。于是李岩这样的人就造反。 郭沫若就说，流寇历史上从来就有，需要考虑的是为什么‘官家聚敛，寇家放粮’？这是其一。其二，为什么像李岩这样的人会造反？李岩是士，是小地主。他去救灾，当志愿去了，结果抓起来判了死罪，于是成全了一段传奇爱情故事。其实郭沫若后来讲，《甲申三百年祭》并没有刻意去讲李岩，本来是郭老写历史剧写出了热情，就想写一个李岩和红娘子的奇特爱情故事。后来才写进文章里。所以郭老就提出个问题，明朝的这个国家为什么这么没有能力，这么没有威信？翻过头说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不单不能抵御流寇，也不能抵御外寇。为什么会这样？ 第二个郭沫若就在讲李自成的农民起义，他到最后也没有一个如何去建立一个国家，振兴一个国家的纲领。李岩这个人啊，代表了明朝思想很重要的一面。他的思想是平等的思想，是个人自由的思想。这一点，这是郭沫若很特殊的，他在分析中国古代史，分析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史的发展，就是XXX说的，我们现在搞这社会科学的人啊，就分成两部分，一部份人就是治中国古代就专门研究中国古代，一部份人治西洋就专门研究西洋。就是在中国问题上，凡是从西方现代的观点来看中国古代历史，就是韦伯的思想，韦伯认为中国的儒家思想当中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科学思想，这个是郭沫若给他推翻的。郭沫若认为不可能的，中国的儒家思想是一直在不断发展的。在春秋战国时期可能是政治学，到了董仲舒时代就变成‘天人合一’思想，理学他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但是到明朝的时候，儒家思想有很大的变化，这变化主要体现在王阳明的身上。 王阳明讲什么呢？最主要的核心，大家知道主要是讲‘治良知’。主要是人的良知，人的良心，主要是你的良知。良心认识到了，就会不以物喜，不以已悲，不渺视等级权贵，凭自己的真心去获得自由，这是很了不起的思想。那个时候那个康德，黑格尔都还没有自由的思想，王阳明这个想法实际上对中国近代影响很大。毛泽东年轻时候也是受王阳明这种‘贵我’思想影响，粪土当年万户候啊。他年青的时候到北京驱张请愿，　章士钊先生说他‘人很沉静’是个大人物，但实际上当时他是个年轻人。他跟杨昌济先生学习的时候，学到很多王阳明的思想。就是所谓‘贵我’，良知自由思想影响。所以后来鲁迅的两句诗，他就很赞成啊。‘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这一代人都知道，其实这两句诗是鲁迅讨好王阳明的想法啦。就是说你只要认清楚你的良知，良知保持在自由的情况下，你对权贵和等级就会渺视他了，你才会有比较正确的认识，这个是明朝末期很重要的思想，从这个思想当中产生出关于平等的思想。 所以郭沫若的分析，对明朝的分析，这当然不是讲《甲申三百年祭》，这是他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明朝中期以来随着海洋贸易的发展，随着城市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所谓的平民的城市社会，所以平等意识很强，郭沫若说为什么中国四大名著主要的都产生在明朝，跟这个平等自由思想有很大关系。所以平等和个人自由思想在明朝是很重要的思想，所以这样的思想就体现在李岩这样的人身上。可惜李自成的平等思想是一种《水浒传》的平等思想，这种平等是一种消费共同体的平等，就是大碗吃肉，大碗喝酒，大块分金银。这种消费共同体的思想，就导致了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继续搜刮金银去了。所以郭沫若就从这个角度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五百年来国家的能力不断下降，越来越弱，甚至救灾的能力都没有了，越来越少。这个清朝也遇到这个问题，就是中国这个国家能力从明朝开始下降？ 大家都知道，1840年，大家都讲是国家历史的转折。清朝的军队被七千个远道奔袭而来的、当然是英国人领头啦，当然这里面三分之二主要是印度人啊，尼泊尔人啊，，被这些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就是说国家能力下降到这个地步，到1840年国家能力是绝对的下降，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很多人讨论到，就说很简单啊，西方文明先进啊，中国人落后啊，中国闭关自守啊，这个，这种教育真是很成问题的，从幼儿园一直教到大学，这是一种培养蠢材的教育（响起掌声）。这个事说起来复杂，但实际也很简单。 第一，中国历史上并不都是闭关自守的，一直都有海洋贸易和边关贸易。但毫无疑问，随着海洋贸易的，也是不断的有海禁。中国大陆的海洋贸易从宋代开始。宋代是积极面对海洋的王朝，海洋贸易很发达，但是他的海禁也是相当的多。元朝也是积极面对海洋的，打遍了全世界，忽必烈一占领中原，马上积极的下海去招商引资，还想着过海去打日本。马克·波罗从陆路来元，但却是坐海船走的。所以这个我们大家都忘记，好像从西方发现世界新之后，但这个看法不对。明朝也不是封闭的，但是中国确实不断有海禁，为什么有海禁？没有人认真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因为闭关自首啊，文化不好。但不是这样的，中国文化一直都有发展，儒家也不是一直都占主导地位的。说简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说中国始终是一个货币比较缺乏的国家，就是银，铜都缺乏。所以这个是中国历朝历代的核心矛盾。我们现在搞经济学的，完全是在搞西方的那种很短的，只不过二，三十年的经济学，所以经济学家当中有知识的人很少，他们不太能够从人类历史，或者西方历史，中国历史的过程中去看。 其实中国经济贯穿几千年来的很重要的矛盾，就是货币缺乏和经济市场蓬勃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中国从明朝隆庆元年，也就是1576年，这是个很重要的分界。在此之前中国历代政府谁上台都要考虑这个矛盾。就是经济发展之后货币短缺的问题。货币短缺必然带来牟利。第一个就是富人窖藏货币，他挖个坑把金银收藏起来，不拿出来用，货币还短缺。还一个呢，他利用出口，货币下海。历朝海禁，主要就是为了防止货币下海。在宋朝的时候，一边贸易一边海禁，货币不能下海。明朝的时候，金、银，铜、铁都不能下海。为什么铁不能下海呢，当然也有用铁做货币的，因为缺铁造武器啊，出于战略考虑。这个事情一直到明朝隆庆元年，1576年才发生改变，因为美洲发现了白银。中国外贸的内容就变了。 过去中国就是出口物资换取货币，以物易物啊，但是1576年之后就出口物资换取白银，才把这个矛盾缓解了。这个才是所谓海禁的原因啦。我们看明朝的这个衰亡啊，简单的说就是郭沫若所讲的国家能力持续的下降，到了清朝的时候下降到最低谷。这个是郭沫若最担忧的。他提出一个问题，这是个问题就是明朝这个国家，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可是怎么眼见他就塌了呢？为什么会这样呢？郭沫若苦苦思索着这个问题。中国真正要面对的课题是这个，就是怎么扭转中华民族和中国这个国家五百年来持续衰落的问题。这是在他这个文章当中所深深包涵的。这比蒋介石以及帮他干活的那些国学大师都要强，因为他超越了，甚至超越了国共两党的思想。 后来很多人说郭沫若是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御用文人，从郭沫若的历史来看，完全是错误的。如果说郭沫若这一辈子当过御用文人，那就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了。陶希圣这些人只是郭沫若后辈的后辈，在这个位置上。蒋介石秘书班子的第一人就是北伐的时候国民革命军行营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以后都是他的小老弟，跟他学怎么当秘书。这个秘书就是第一个造反的秘书，这个四·一二发生以后，他发表一篇文章叫做《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后来南昌起义啊，郭老在铁路上摇着那车就去了，结果南昌起义失败了，没赶上。那个时候朱老总南昌起义的时候是南昌公安局长，他后来见到郭沫若，说‘哦，我想起来了，您可是大人物’。朱老总当时只是一个小人物，公安局长。朱老总说‘北伐当时遥远的看到过您’，郭老说‘怎么看到过我’，朱老总说‘是给部队训话，蒋总司令说一句，你拿着喇叭在下面扩一句’因为只有郭沫若能听懂蒋介石的话，别人听不懂啊。到了这样的地步，如果郭沫若做过御用文人，国民党第一个御用文人，最高御用文人就是他，其他的人都是小菜。像钱穆啊这些人希望做，希望做国民党宣传部长。国民党第一个宣传部长是毛泽东啊。希望做美蒋委员长秘书，只是没做上，蒋委员长第一个秘书不是楚才，是郭沫若哦。这个是真正的，其他的都比他差远了。郭老南昌起义没赶上，就发表了一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把他老板揭露的，真是要气死了，老板做什么坏事，秘书都知道哦。这更厉害，比炮弹了，结果就流亡了，跑到日本躲起来了。 躲起来蒋介石也不饶他，通过日本政府照会，把他看好了，不准他乱跑。他住在日本千叶县，日本警察天天在他门口值班，他就在里面写书，写《青铜时代》啊，当时日本最了不起的内藤湖南啊，日本京都学派的开创者，后来知道了郭沫若在日本。内藤这个人架子大得不得了，首相来了也不见，天天躲在别墅里学朱子。他要去看郭沫若，郭沫若说你别来了，我去看你吧，你来了我都没饭给你吃。结果郭沫若就去看他，这个事在日本很哄动啊，哄动以后家门口的岗哨给加多了。领头的警察就问啊‘你老人家在国内还有多少兵啊？’郭沫若在写东西，听着便伸出五个手指头，‘哎哟，你还有五千人？’‘不是’‘五万？’摇头‘哎呀，还得了，你老在中国国内还有五十万大兵啊’。郭沫若说‘哎，不对，我，我老婆， 三个儿子，就没人啦’。他那个时候在日本写历史书啊，他不可能是共产党的御用文人，这个是真正的冤假错案，国民党的御用文人，在日本关了七、八年啊，逃回来的。中日开战了，我就绝不可以在日本，日本是很重视啊，若是放在现在有那个学者得到当年郭沫若在日本那个待遇，他还会回来？中日开战，郭沫若逃回来的。 为什么看不惯他的老上级蒋委员长，1944年，中国抗战还没胜利，中国前途未明，你看那副得意，哎呀，不平等条约在我手里基本废除，中华民族我成为唯一领袖，这得意劲，你看他成不了事啊。郭沫若看这人，哎，中华民族的灾难，前途还不知道在哪呢，五百年持续国力衰弱，当时共产党还没有得到天下，即使共产党得到了天下，前途在何方？会不会像李闯王那样？郭老的文不可能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讲话的。所以毛泽东看了他的文章之后，恭恭敬敬的给他回了一封信说‘弟现在每日如履薄冰’啊，‘做每一件事都事必躬亲’啊，‘你的文章只嫌其少，不嫌其多’，所以毛泽东把这篇文章作为全党整风文件，最后他一句话做了总结：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这个是真正抓住了郭沫若的危机意识，毫无疑问，郭沫若和共产党的观点是相同的。 所以这个是郭沫若提出来的重要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明朝会亡掉？背后的问题就是中华民族五百年以来持续的衰弱，一直到鸦片战争达到低谷。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会变成这样？而且在五百年以前曾经创造了世界上最重要的郑和航海。 郑和的航海啊，最近我们不大关心了，但是郑和航海啊，是世界史上一个很重要的象征性标志了。所以最近在郑和航海，世界史研究当中，是外国人有很大的一个突破。我介绍一下这个突破，有一个人呢叫加文·孟席斯，他写了一本书叫做《1421，中国发现了美洲》，我们知道郑和最多跑到了非洲的东海岸，‘包罗万象，长达四千卷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编纂时，处于文艺复兴前沿的欧洲，对印刷术还一无所知。实际上那个时候亨利五世的图书馆里，只有六本手抄本，其中三本还是借来的。当时欧洲最富有的商人拥有十二本书，其中八本还是宗教著作。’这个一点不夸张。 我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给我很大的震撼，就是在文艺复兴之前，所有的世界文明基本上是中国。因为博物馆太大了，我去问‘我应该从哪参观起？’他很热情他说‘你先去参观中国馆吧’，我说‘我是中国人啊’‘哎呀，那你要去看日本馆啊？’哎，那个日本馆很小，博物馆里有一本书，欧洲文艺复兴前的，羊皮书，很大，用铁链拴着，有书桌那么大。所以啊，那个时候，欧洲的书是很少的。（韩老师继续读文章）‘　1421年2月2日　，中国的春天，这一天来自亚洲，非洲，阿拉伯，印度洋周边的使节和统治者们群集天子脚下的北京城，这些被中国的超级巨轮接来的使节们，有幸成为访问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宫殿群紫禁城的第一批客人，超过二十八个国家的首脑和使节获得了这项殊荣，但是却不包括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拜占庭皇帝，威尼斯大公，和英法葡萄牙诸国的国王，而他们之所以没有受到邀请，只是由于他们是既缺乏科学知识，又没有可贸易货物的落后国家的元首，在中国皇帝朱棣的眼里根本不入流’。 这个，要是今天我们中国人这样写啊，那可坏了，就是说这还得了，你这个闭关自守（韩老师的意思大致明白，就是如果中国人这样写啊，中国亲西方的右派都能吐口水淹死作者）但是加文·孟席斯是个很严肃历史学者，他原来是英国皇家海军的领航员，他有个特长，他认识海图。这个是很绝的，我们今天搞历史的，不要说没有那个知识，别说海图，地图看得水平都差。他收集了很多海图，他因为一张海图促发了他的研究，这张海图啊是在哥伦布航海之前啊，但是这个海图很清楚的标出了美洲，标出了从中国至欧洲至美洲的，哎，他说这个是什么原因，后来他就到葡萄牙，西班牙的图书馆去调查，调查之后他开始坚定的相信，哥伦布出发前有一个宝，知道目的地在那，知道怎么回来。他后来调查了全世界的博物馆，最后他得出一个线索，这个是郑和航海的海图。先是流失到朝鲜，不过朝鲜的好东西现在都保存在日本了，后来他在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找到了最原始的图本，这个海图逐渐逐渐流传到欧洲。所以根据他的研究，在1421年的时候，明朝的船队实际上进行了环绕世界的航行。 这个书出来后一直在纽约图书排行榜，这个书出来后没有人去攻他，为什么呢，因为没法攻他，因为书里面全是地图，完全是地图，一张又一张的地图，这个地图证明是去那，那个地图证明是什么什么，到那去那，只是在最后讲到明朝。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发现，我们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推到哪呢？推到弘历年间，有个太监突然精神病犯了，他说要去航海，朝廷就在争论了，明朝最厉害的就是道学家。什么是道学家，现在《炎黄春秋》那帮作者就是道学家。道学家是干吗的啊，就是靠领袖帝王家事治天下，道学家认为全世界除了三纲五常啊没有别的。所以道学家在明朝是很得势，他们怎么干预政事呢？他就管帝王家事，现在这个《百家讲坛》也是道学家讲坛，讲那些小道消息，就是说他老婆怎么样，他有几个老婆，有几个私生子，道学家在明朝，皇帝见了他们就想打他们（韩老师此时的表情很有趣）原因就是这样，此乃朕的家事也，你们关心关心盐务，关心关心失业，关心关心贫民，关心关心下岗好不好？你老管我家事做什么？这是道学的传统，明朝最得意的是道学家，弘历年间这个太监要航海，朝中就争争争，结果皇帝决定去航海，可是郑和的所有航海资料，都被一个叫刘大夏的家伙给烧掉了。这个可了不得，这可比秦始皇烧书厉害，而现在孟席斯所找的，是朝鲜的抄本。（那么其实也就是说郑和航海的资料，我们应该到日本，到朝鲜，到东南亚各国去找，甚至到阿拉伯国家的图书馆去找，当时不可能是孤本收藏在国家档案馆，司马迁还抄了两本《史记》呢，何况已经可以印刷书的明朝）也就是说哥伦布航海啊，用的那些海图都是郑和用过的。这个很厉害，这个就是说葡萄牙发现世界的说法是错误的。这个是世界历史的一个很大的变化。 当然，这个事件就说明中国在当时的科学技术达到了什么样的地步，但问题是拥有这么领先的科学技术的中国，为什么在五百年之间会跌落谷底？这个是郭沫若真正关心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外寇，流寇。这些问题简单的说几个结论，第一个是说中国宋朝，明朝之后啊，封建社会的力量以脱胎换骨的形势发展，就是说这个封建力量啊，不是我们现在有些人天天叫‘反封建，反封建’变成‘反共产党’了，所以说现在中国有些很讨厌的道学家，没法跟他讲话。这个封建主义啊，在宋明之际有很大的发展，是因为这个陆九渊啊，宋代的思想家，他有一个很著名的话，这个话叫做‘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 官吏啊，这句话是很重要，非常看准了中国，宋代以后呢，你表面看到的是皇权集权加强，加强到什么程度呢？太守无兵权无财权的地步，宋太祖自己就是太守造反夺天下，所以你看宋朝为什么又打不过辽，又打不过金，连西夏都打不过？太守无兵权无财权啊，没法守土，只有一个岳家军。但岳家军不是国家军队，是子弟兵，所以岳飞就倒霉了，他破坏了体制。这表面上看是集权得很厉害，但是宋代以后中国这个体制又有一个很大变化，就是官吏分开。官是怎么来的呢，是科举来的，经史论书，除此之外一概不会。至于经济，财政，司法一概不懂。（好像现在还是如此）会做什么？会做诗，（现代是会吃饭喝酒）而经济，财政，司法全部委之于吏，吏去做。宋代以来的制度是‘官常有升迁，常有调防，而吏永无升迁，永无调防’。所以宋代以来最大的地方利益就是吏，因为实际上国家权利是操控在吏的手上，经济，财政，司法，所以后来吏成为很重要的职业。鲁迅的家乡绍兴就是出吏的地方，出师爷的地方。所以有人骂鲁迅是一个‘刀笔师爷’，宋代以后中国封建制度的发展很大程度就是这个‘吏’的转折，因为他永远都在那个地方，他跟当地的豪强勾结在一起。国家任何改革，无论他的出发点好还是不好，这些改革从王安石开始经过张居正到康有为，改革重要的核心就是整理经济，整理财政，改善司法，这些首先必须触及吏的利益。所以总是会把这些改革到最后变成欺压老百姓，这是中国封建制度的自宋代以后的一个重要变化。这个所谓‘官无封建吏有封建’啊。毛主席讲那个《红楼梦》，很重要的是那个《葫芦僧判断葫芦案》那一节，那个吏，那个小门子多厉害。 再一个呢，就是宋明，我前面已经讲了，中国的经济的发展很快，贸易发展很快，城市发展很快。他首先面对的社会矛盾呢，就是商，巨商的垄断。在宋代出现了‘牙人’不是牙医啊，就是经济人。这个垄断到什么程度？就是说你要做生意，你必须到我开的场所来，最后这个宋代的巨商，他的垄断性，成为王安石变法的主要打击人，就是说商的力量越来越强。而到了明朝呢，这个商又发生变化，开始跟那个海商勾结在一起，出现海盗。海商，巨商，垄断商，一直通到朝廷去。所以明朝要打击海盗。明朝最厉害打击海盗的一个人叫朱X，他是浙江巡府。最后这些人能逼得他自杀。中国海盗传统是浙江、福建两省，养海军养海盗，海盗和海商是不分的。而这个海商在海外贸易上，很快与国内的豪门巨族勾结在一起，势力直上朝廷啊。 中国宋代之前啊，叫重农抑商，为什么要重农抑商？很简单，我们现在很多搞经济的人不懂事，就是讲中国历史上不重视商人，他重农抑商，所以就造成商人不发达，就发展不出资本主义，就落后了。历史要真这么简单的话，那就把历史系都解散了。这个真是太荒谬了，搞经济的人并不知道历史，为什么重农抑商？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的商啊，不事生产。中国的商人一旦发了财，干两件事，一件是什么？买地。第二件呢，放高利贷。买地就兼并啊，土地一兼并，国家税收没有了。土地税没有了，国家就是从税收的角度，他也得抑商。你放高利贷不是个生产的阶层啊。中国历代最后他想解决的问题，就是要使那个商去生产。所谓劳资两利，就是讲要保护资本，要保护劳动者。这两个为什么不矛盾？就是这个商人他从事生产了，而不是窖藏金银，不是放高利贷，不是金银下海，不是把钱运到国外去，这个就叫好啊，这个就是上层阶层与下层阶层结合，美好的理想，共同纲领。商，不是一个生产阶层，这个是宋之前。 宋明之后，商又有一变。特别是到了明朝，1576年，隆庆之后啊，那个时候海禁停止了，国家就彻底重商了。为什么？两个重要的经济政策。从宋代王安石，到明代张居正，两个基本政策。一个政策是开耕法。什么叫开耕，就是比如说国家要搞运输，要打仗，就让商人去运粮，让商人买了粮去运，然后让商人拿了盐营，盐是国家专卖，再让他们回来贩盐赚钱。为什么用这个方法，就是制止商人窖藏金银放高利贷。我要你把钱拿出来为国家所用。这是王安石开始，北方边患啊。第二次是一条鞭法。就是明朝隆庆年间，国家财政困难，那谁有钱呢？浙江巡府发现就是浙江、福建沿海的走私商人，他们有的是银子，就好像现在走私商人手里有很多美钞，欧元一样，但当时国家不认银钱，但是国家手里又没钱，怎么办呢？一条鞭，从浙江巡府开始，从浙江进行小试点，就是浙江的所有的税，赋，租等等，全部收银子。也就是说从今天起，浙江所有的税收收美元。这样，就是大规模的白银往上收啊。 所以从宋明开始，国家为了解决经济和财政困难，开始越来越重商，重的是什么商呢，不事生产的商，后来却是跟海外贸易有关的商，而自己1576年以后呢，海禁开了之后，中国制度发生重大变化，好像是一举解决了困扰我们千年的问题，就是经济不断发展和货币短缺的矛盾。但是自此之后，我们整个经济就变了，变成什么样呢？变成出口物资来换取海外货币。从1576年开始，中国经济的模式啊，就已经变成了把货币和金融市场放到国外。所以中国商的阶层位置一变，从过去兼并的豪商外，逐渐变成了海商。五百年来不断的发展。由于封建主义的，‘官无封建吏有封建’，地方势力不断扩展，由于不事生产阶层的商人发展和变迁，由于在这个过程当中国家的税收，国家的困难。为什么国家困难？因为这个精英啊，没有多大变化。在明朝的时候道学，就是靠关心帝王家事啊来治理国家，今天还这样，是靠关心毛主席，周总理的家事啊来治理国家。这样的一些人号称精英，国家怎么会有经济，国家怎么会有国防？所以逐渐发展，就发生了1840年导致中国崩溃的几个因素啊。 第一，封建主义，第二，买办资产阶级。就是由兼并商和海商发展来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他不止是商人，他还是金融力量。官僚资产阶级。我们说明朝为什么国家能力下降？吏治的败坏，任何的改革都推行不下去，国家因为严重的财政困难，不得不走向严重的重商道路，扶持的却是不事生产的商，渐渐变成兼并商，海商，把国家的钱放到国外，士大夫阶级，除了道学以外，就是胡说，这样搞了五百年，中华民族还没有亡国灭种，那真不错了。中国革命，有些人就瞎说，说中国革命是‘穷棒子造反’，这话在台湾讲是不行的。你在台湾讲中国革命有问题，学术界，台大，中央研究院都跟你过不去的。为什么呢？中国革命的伟大先生者孙中山，说‘革命尚末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毛泽东就讲‘革命进行到底’是孙中山先生遗嘱。所以台湾有位钱先生，他是中央研究院的，他到北大参加研究班，他很惶恐，他说‘毓海兄啊，你们这里可以讲革命不好的啊？’我说你们那里不可以讲啊。他说不可以讲，讲了就是反对国父啊，国父就是孙中山先生。他说这其实没有道理的。 你们看，我们这个比台湾要解放了。五百年来，中国的改革家，志士仁人啊，他们都想提振国家的能力。从王安石，张居正，康有为啊，他们都提了很多主张，‘复井田’、‘废科举’限兼并，限墓地等等，可是讲了五百年，都没能真正实行，都反对。是谁实行的？是中国革命啊。什么叫‘复井田’？耕者有其田。只有耕者有其田，在这个基础上老百姓才能保家卫国，保我家园。这是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为什么要‘废科举’‘兴学校’？从王安石讲到康有为。讲到大学里去，科举都没有了，就讲些拍马屁的学问，讲些辞章了。学校要学现实当中的学问啊。儒家开始孔子是当会计的啊，从现实当中感受学问。所以是中国革命重新筑造了中国。人民战争实事求是，五百年来谁著史，中国革命真是要复三代之志，中国革命要培养的，在人民当中才有发明创造，才有办法，人民当中自己组织起来，通过保家卫国，通过耕者有其田，实现中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啊，首先是军事上的胜利。不能小看军事上的胜利，军事上的胜利不是开玩笑的，那是实打实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驱逐买办官僚阶层到台湾去，抗美援朝，抗美援越，这个是前所未有的。战争的胜利，人民战争的胜利，改革开放。我对改革开放可能跟乌有某些同志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当然这可以探讨了。 改革开放以前啊，顾准在他的文集里有段话，这个很好玩啊，顾准是个直率人啊，他是个伟大，合格，了不起的经济学家。不是说他是高粱先生的父亲，我是高梁先生的朋友才这样说的啊。他说啊‘我们现在不要管西方资产阶级钱柜子，我们就利用我们的廉价劳动力，把我们的产品捅到国外市场去，把他搞个人仰马翻’。文革那个时候他就这样写了。那个时候我们还在讲援助亚非拉，第三世界，但是他说‘援助亚非拉还不够，我们现在还要对资产阶级来硬的。’来什么硬的？把我们的东西捅到西方，把他们的市场搞得人仰马翻。从某种意义来讲，顾准的理想，改革开放后实现了。这是不是一个进步？我认为是。虽然确实在国内出现了很多问题和反思，但是确实结束了西方社会垄断市场的现实。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怎么样改变和结束五百年来，自白银发现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啊，他们垄断金融市场和科技的问题，特别是金融问题。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极其重要的任务。如果这个任务不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谈不上的。不完成这个任务啊，改变这个世界不合理的秩序是谈不上的，社会主义是谈不上的，所以这个任务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万里长征啊。这就是从五百年的历史来看啊。　　 罗嗦了那么多，谢谢大家。

本文是为《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日文本（简本）所写的序言，该书即将由岩波书店出版。

袁加（艺术家、策展人），靳尚谊（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院教授），钟涵（中央美院教授），曹春生（中央美院教授），闻立鹏（中央美院教授），汪晖（清华大学教授），
高名潞（美术史家），袁运生（中央美院教授），王明贤（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赵寻（中央美院人文学院），倪军（艺术家），孔冬梅，朱岩等人。

本文只意在提供意识所及与研究有关的一些陷阱，给有兴趣踏入绘画史研究之林的学者参考。其中所谈不完备的各点，不见得就是研究上的禁忌，但却是最可能变成障碍的。对这些陷阱的自觉，或放是有志于绘画史研究工作者值得培养的一个条件。

这两则诗文分别是纪念毛泽东一百十五周年诞辰的书信体散文《点一柱心香，献一束鲜花》和清平调《戊子岁末有怀》。

尽管希腊科学传统的影响至关重要，但阿拉伯科学绝不仅仅是希腊科学知识的展厅。现存最早的科学资料表明，翻译运动与伊斯兰世界的科学研究是同时进行的，前者并不是后者的先决条件。活跃的穆斯林社会和政治体的实际社会、政治需求，以及理论的和学术的需要，激发和孕育了一场系统性的翻译运动，对后来穆斯林世界科学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杨奎松先生对汪晖文章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有关中共历史的叙述与论说"上面，细读汪文就会发现，这一部分即文中的"作为政治范畴的人民战争"一节，只占全文的十分之一的篇幅。汪晖这一部分的论述，主要是对"人民战争"这一概念重新作出理论和政治的分析，为全文的阐释提供基本的概念框架。这就决定了汪晖对"人民战争"出现和形成的历史叙述必然是粗线条的，只是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历史背景，汪晖的主旨并不在此，而在于通过对"人民战争"概念的重新解释，激活其内在包含的政治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