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 文章列表 - 全部

"2011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外国诗歌小辑，小說，《钢的琴》小辑，七十年代，八方来鸿，今天画页

道家和道教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近年来曾引起学术界重视和较多讨论的问题。第一、二届国际道教大会对道家和道教之关系问题给予了较多讨论。一般来说，“欧美学者将以老庄思想为中心的道家与作为宗教的道教视为一体，而在日本则区分为道家与道教”。国内学界对此问题的一般倾向是：道教与道家的关系，在历史上是一种有离有合、同异并存、纠结发展的动态关系。道家先于道教而存在，道教依托道家而创立。

《哈姆雷特》里面那句著名台词，“生存？还是毁灭？”人生哲学呀！我是活下去还是死？上面话音未落，底下马上雷鸣般的喊起来：“死——！”恶搞。现在不是了。全场静悄悄的，听着台上深邃的哲学对话，心里感慨：深刻，太深刻了!

家庭中的公正如能实现，它同样将成为社会和国家的公正模式，成为中国法律得以顺畅运作的文化保障。现代中国只有在建立了新的礼制秩序之后，才能够真正保障每个个体的尊严和人格价值，才能够在根本上实现中国式的法制与正义，也才能形成一个成熟的自由中国。

E3G通过衡量平均到每单位碳排放的国家财富，来确定哪些国家在碳排放限制下更具竞争力。该组织的发现表明，如果中国继续这种改善速度，就能在12月哥本哈根谈判中满足发达国家的要求。

　　艾利诺·奥斯特罗姆：以实践挑战传统信仰　　Nobel laureate Elinor Ostrom:　　Posing a challenge to traditional faith by practice　　文/陈洁燕　　在2009年10月公布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名单前，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并不广为人知，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位第一个女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陌生而遥远的。　　艾利诺于1933年生于洛杉矶。年轻的时候，她已经感受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在经济衰退年代成长的她，真切地经历了经济衰退所引发的资源大战。当时的洛杉矶，自来水是昂贵的商品。“在这场资源大战中，我妈妈有一个引以为傲的花园”，她回忆说，“我也从中学会了如何种植和罐藏蔬菜。这些难忘的经历是城市里的小孩子从未经历过的。”这些活生生的现实社会经历也向艾利诺·奥斯特罗姆揭示了生活的重要一面——当面临资源问题时，为了普罗大众的利益，广大民众可以携手合作。　　艾利诺·奥斯特罗姆是印地安那大学伯明顿分校政治学系阿瑟·本特利教授，该校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联席所长。她研究自发组建的管理组织运作及管理公共资源的可行性，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人造资源。通过广泛地收集数据，例如传统的问卷调查或先进的卫星成像手段，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发现了大量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挑战着传统的信仰。　　2001年，她被选聘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PNAS编委会成员。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在PNAS的首卷语中发表了其对高效的森林管理的见解。从亚马逊盆地到北极圈，森林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林木、燃料、矿石、食物和旅游景点)却面临着加速的破坏。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强调使森林资源保持多产的管理手段，但她重申，没有任何管理策略可在各种环境下控制过度开采资源。与流行的习语相反，她的研究强调管理树木对管理森林资源的重要性。　　意义深远的辩论　　绝大多数人从自身的优势中探明人生发展的道路，但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却因一个显而易见的缺点——口吃改变了她的人生道路。为帮助她克服口吃的缺点，读高中时她被学校选到演讲队。她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诗朗诵。那次诗朗诵令她遭到其他队员的嘲笑。但没过多久，她就成为队中辩论和即兴演讲的高手。“读高中时学会辩论绝对是意义重大”，她说，“特别是，你从辩论中深刻地意识到凡事至少有两面。而且，你必须理解辩论双方的观点，因为在辩论队中，他们指定你是正方或反方。”　　艾利诺·奥斯特罗姆特别善长辩论政策问题。她回想起在她家第一台电视机中观看约瑟夫·麦卡锡的听证会，而且和她妈妈激烈地辩论起来的情景。在她入读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选择本科专业时，她被政治学深深吸引住也就不足为奇了。　　1954年学士毕业后，艾利诺·奥斯特罗姆移居东部，在波士顿的一所律师事务所从事人力资源经理助理工作3年。当她入职时，事务所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白种人，不是新教徒就是天主教徒。但当她离职时，办公室里有各种少数民族和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我并没有用尽各种方法团结各族人民”，她说，“我只觉得自己令事务所有所改变而已。”自此，她回到洛杉矶，在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从事人力资源工作。“当时，我决定每一学期选修硕士学位公共管理专业的一门课程”，她说，“我被这一专业深深吸引住了。那些课程非常有趣，最终在女人不读研究生的时代，我选择了放弃我的全职工作，重返校园读研究生。”　　在她的硕士论文中，艾利诺·奥斯特罗姆研究的论题与南加利福尼亚息息相关——水资源管量。1945年，洛杉矶西部的一些人发现，城市重要的地下水源之一的水质量正在不断下降。咸水正入侵着地下淡水系统。少数人成立了水资源协会去努力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在法庭上激烈地辩论；他们创建一套新条例；他们创建水资源补充区，而且从海边注水进来。简直是不可思议”，她说：“如果咸水入侵再持续几年，也许地下水将受到无可挽救的破坏。”这一论题成为艾利诺·奥斯特罗姆长期研究的课题。这次经历让艾利诺·奥斯特罗姆认识到，普罗大众可以联合起来共同保护公共资源。　　读研究生时，艾利诺·奥斯特罗姆遇到了她未来的丈夫，与她志趣相投的青年政治学家文森特·奥斯特罗姆。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在华盛顿完成了她的论文，而文森特则和他的未来资源协会的智囊团一起工作。1965年，他们重返印地安那大学。文森特受聘于学校的政治学部门，艾利诺·奥斯特罗姆也向学校求职。令人欣慰的是，印地安那大学没有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裙带关系原则。“如果(文森特)回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科室工作，我也许会被拒绝在学校工作”，她解释道。艾利诺·奥斯特罗姆的第一份工作并不特别如意。“他们让我每周二、周四和周六早上七点半去教《美国政府简介》”，她说：“但我无法拒绝。”最终，这一兼职职位转变成了长期全职职位。　　奠定研究所基础　　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在印地安那大学所从事的首批研究项目之一就是研究城市中重要性有如水资源的警察。当时，城市对公共服务管理，如治安管理的推论是他们形成了规模经济，在城市里成立一个权力集中的大型部门将实现最有效管理。她审慎地开展这一项目，比较这一管理模式的表现与成立一个大部门和三个小部门，分别管理中型的印弟安那城市社区的管理模式表现。类似的项目也在芝加哥和圣路易斯社区开展。最终，这一项目为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在80个城区开展大量的对比研究铺平了道路。经过15年的努力合作，结果他们发现了几个重要的城市治安管理的认知过程，而且推翻了普罗大众所认同的推论。　　“推论城市治安管理应该实现规模经济是错误的；推论城市只需一个警察局是错误的；推论小部门将无法规划好合作方式是错误的”，艾利诺·奥斯特罗姆说。治安管理工作实质上无法实现规模经济。“例如巡逻，如果你不熟悉社区，你无法及早地发现问题。而且，如果实行五六级的分层管理，警察局长都无法知道街头正在发生什么事。”她解释道。　　总体而言，成立多个由大、中、小部门组成的治安管理系统的城市，其管理水平比只成立一个或两个大的治安管理部门的城市要高。考虑到有些辩论认为，应一次性将治安管理区域从原来的40000个缩减至将近400个，而且毫无数据支撑，艾利诺·奥斯特罗姆的研究正当其时。“我并不抗拒城市治安管理的现代化改革”，她说，“但对于这一方面的改革，我们持不同的意见。”　　艾利诺·奥斯特罗姆通过结合东方管理模式、官方记录和创新的实地研究方式采集数据，显示出她对资源管理这一更广泛的议题的专注。她深信，其他社会学科的概念，如经济学，应该应用到政治学理论当中。“但是，许多现代化大学的学科研究中心并不允许研究人员进行有效的跨学科交流”，她说。这也是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和她丈夫刚到印地安那大学时的研究氛围。为了努力突破这一限制，他们努力尝试，最终成为学校的传奇人物。　　原则，而不是规则　　1969年，艾利诺·奥斯特罗进行每周一次的非正式研讨会(每周一中午开会)，讨论涉及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论题和开设一个交流思想的论坛。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随着出席研讨会人数的增多和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开始进行关于城市资源方面的合作研究，夫妇二人认为，他们的研讨会应该扩大规模。“芝加哥大学已形成了在一个不从属于任何一个学科的论题上开展710年的持续研究”，她回忆说，“这是我们的一部分研究灵感。”另一研究灵感源自于一位家具工匠。这一研究灵感促使文森特写成了一篇关于工匠和工艺的文章。“在大学里学习正如学习工艺”，艾利诺·奥斯特罗姆说，“我们把我们所知道的都传授给学生。特别是如何成为一名工匠。”　　根据脑海里的工匠形象，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研究所于1973年成立。入住学校附近具有历史意义区域的4间房子，研究所化身为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和她的同事长期合作的政策研究中心。正如工匠因其工艺而得名，研究所很快突破了它原来的目标。博士后、研究生和本科生在良好的研究氛围中对跨学科研究越来越感兴趣。好奇的人们也慕名而来。如今，研究所研究的领域包括商业、人类学和生物学。同时，研究所的访问学者被研究所的良好研究氛围所吸引，在他们离开后仍与研究所保持密切的联系，从而扩张了研究所的网络。1981年，当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和她的丈夫有机会在德国比勒费尔德的跨学科研究中心从事研究的时候，研究所已走向国际舞台。　　首次去比勒费尔德的旅程强化了研究所的国际身份。1988年，应诺贝尔获奖者莱因·哈德泽尔腾的邀请，艾利诺·奥斯特罗姆第二次去比勒费尔德。此行为她自己的突破性研究奠定了基础，至少提高了她的公众知名度。　　艾利诺·奥斯特罗姆最近参与了国家研究局在公共资源、共享资源、灌溉系统和渔场的研究。通过这些研究项目，她已收集到了全世界各地关于公共资源管理的大量实例。她的目标是比较公共资源的区域管理方式的区别，并希望揭示成功的公共财产管理的规则。“我近似疯狂地寻找最基本的规则”，她说，“但我就是找不到。我发现有些规则对私人财产管理有效，有些对公众财产管理有效，有些对政府财产管理有效。但却没有任何规则对3种财产管理都有效。”　　虽然遭受打击，但艾利诺·奥斯特罗姆没有停止其探寻多种设计原则的研究。“想想建筑学”，她说，“学生学习设计原则，例如如何使门廊足够宽，厨房的气味远离卧室。然后，他们有了蓝图，用具体的方法来运用那些设计原则。”因此，虽然艾利诺·奥斯特罗姆仍未发现公共资源管理的蓝图，但她发现，保持边界不受入侵和共同监管非法行为的规则在公共资源管理领域可成功套用。　　1990年，她所作的努力呈现在她的著作《公共资源的管理之道》中。这一著作再次反驳了认为私有化或政府管理是管理公共财产的最佳安排的传统思想。　　并非万能药　　紧接着《公共资源的管理之道》，艾利诺·奥斯特罗姆更细致地研究各种类型的公共资源。“我开始和在尼泊尔的同事共同研究。而且，我们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灌溉资源数据库，并对此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她说。研究结果表明，农民管理的系统比政府管理的系统更胜一筹。　　199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让艾利诺·奥斯特罗姆研究森林资源。自此，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在国际森林资源和机构项目上花费了大量时间。　　在此前的研究中，艾利诺·奥斯特罗姆采用了综合方法去研究公共资源。她应用远程卫星传感技术进行研究更彰显了她的多才多艺。这一技术的应用让她能直接观察到不同管理方式对森林区域和条件的影响。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再次注意到，区域监控有助于确保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这一一再重现的使用者管理思想对于可持续发展别具意义，因为它反驳了“大众的悲哀”思想所预见的悲惨未来。人类希望使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思想不可避免地破坏了资源的长期有效性。　　“我从实验室研究或实地研究发现，有些人确实是天生罪恶，但绝大多数人只是被扭曲了心灵。其实，他们也关心别人。如果置身于互信和互惠的社会，他们也会关心别人”，她说，“这一被扭曲的一面至关重要。”　　但是，艾利诺·奥斯特罗姆担心有些人也许会滥用她的研究发现。“有些人告诉我，我们的研究发现正是他们倡议废除中央集权制的原因”，她说，“但我对此感到不高兴，因为他们把我所倡导的过于简单化地运用。”　　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希望引起大家注意——对一种资源中的所有成员使用同一套指引的潜在危险，例如森林或渔场。在即将出版的PNAS杂志特刊中，一篇名为《并非万能药》的文章将呈现她和同事的研究成果。她说：“这种医治所有病症的万能药的问题在于，他们假设人类没有技能，尽管他们有一整套法律和让他们运用法律的场所——法庭。”艾利诺·奥斯特罗姆知道这一思想是另一个错误的假设。如一个通过30多年成功进行跨学科政策分析研究的人一样，她知道，人类可以在适当的环境创造出解决方法。　　(作者单位为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分行)

李杜研究是不平衡的，长期形成杜强李弱的状况。新中国成立后，情况得到改观。由于李白一生的传奇性以及诗篇和相关原始资料的散佚，许多问题争论尚大

相对于知识精英几乎垄断了媒体、教育等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底层民众似乎只有在被动员或自发的政治实践中，才能一定程度地表达其意志与立场。没有公众参与，何来公共舆论？公共舆论的生产机制一旦形成并固定化，将会形成自身的强大逻辑，而湮没知识精英的理性与判断力。

女性在性生活中遇到的最大障碍不是“阴道润滑不足”(3.1%)“性交疼痛”(4.4%)，也不是“性生活无快乐”(10.3%)、“性生活无高潮”(11.6%)，而是“对性生活不感兴趣”(24%)，一直对性生活有兴趣的女性仅仅占到19.1%。

《上海国资》：重庆和成都的户籍改革现在外面议论比较多，您怎么看？曹锦清：农民的城市化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城镇化，一个是城市化。城镇化，也就是农民向乡镇、县城流动，这在目前是没有太多问题的，有些县城还有鼓励措施，但是农民的积极性不是很高。农民进城是为了获取更好的教育和医疗资源，但这种流动对农民来说，这个户籍的含金量并不高，他并不是很希望得到城市户籍。还有一种情况，现在公路交通很发达，农民会通过村庄内部自发地调整，向公路边上移动，这样他们也能享受到一些城市化以后才能享受到的便利。这种情况其实相当普遍，但是我们没有把它当成一种城市化的形式。现在出问题的是在地级市和省会、特大型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尤其是特大型城市。现在学者和媒体呼吁进行户籍改革，主要的是要给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工作的农民工以当地户口。给户籍是没有问题的，但要考虑到会引发的问题：第一，住房如何解决？现在连城市里的中产阶级都无法解决，农民工更说不上了；第二，失业了怎么办？按照现在的政策，农民工确实是交了一部分养老保险，包含在综合保险里面。但是这个钱少了没有用，太多了也不可能。工人负担不起，企业也负担不起。但是如果说多了，比如说按现在每个月五六百块钱的标准算，每年都要六七千块钱。这个钱看起来不多，但你要反过来考虑这个问题。你要知道，现在全国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也就是五六千块钱，外面打工的收入和农业收入都包括在内。这样，如果城市户籍放开，到了城市里就能获得社会保障，农民都不用种田了，都到城市来领失业救济好了。重庆、成都正在做的户籍改革，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要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也这样做，就有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重庆、成都是劳动力输出区域，而北京、上海和广州是劳动力输入区域。对于劳动力输入区域来说，如果放开户籍，那么包括医疗、教育这些公共品的需求就要暴增，政府有没有能力来满足这个需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城郊的农民，你让他放弃他的农村户籍，他都不愿意。这个户籍的含金量太高了，他可以盖房子出租，可以做小生意，带给他的收益是巨大的。所以说，户籍制度改革说说是可以的，但是要做起来，这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上海国资》：那么您认为比较理想的农民城市化的模式是什么样的？曹锦清：城市化的核心是工业化。有了工业化，才能有城市化。还没有工业化的时候，谈城市化都是废话。现在中国的工业主要的还是集中在东部，区域发展差距比较大，所以才有农民工候鸟式的迁徙这种现象。但是你要把全国的农民工都在东部的城市里留下来，这不现实，也没必要。比较理想的状态是，通过产业转移，让中西部省市也有比较好的工业基础，能够吸纳比较多的劳动力，让劳动力在本省范围内乃至县市范围内流动，让农民在附近打工，这样问题就比较少一些。如果是在县市范围内流动，农民根本都不需要城市化。现在的交通很发达，目前90%以上的农村到城市的道路都已经硬化了。农民可以住在农村，工作在城市，一个摩托车就够了。这样做的好处很多。首先，除了少数城郊地区，绝大多数乡村的宅基地都是零地价的，农民不需要支付很高的城市地价，就可以获得比较好的居住条件，他城市化的成本就很低。其次，虽然农民已经享受到了城市化、工业化的好处，但他仍然可以保留土地承包权。对农民工来说，土地就是他的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如果碰上经济危机，他失业了，他还可以退回去种地。可以说，这是“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城市化”。但是，你不要人为地去推动，赶农民进城，要小心“好心办坏事”。要尊重农民的意愿，降低农民进城的成本，提高进城后的社会保障水平。最重要的是农民自己会算计，他最清楚到底是进城对他有利，还是继续在农村对他有利。现在有些地方搞土地换社保，赶农民进城、骗农民进城。这是不对的。没有工业化的城镇化就是“伪城镇化”。你把农民都赶到城镇上去，又提供不了稳定的就业和住房，你让他靠什么生存，他的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失业保障怎么办？当然，这不意味着每个乡镇都搞一点工业。每个乡镇都有工业是不可能的，也不需要。有两个情况你要注意，一个是年轻人都到外面打工去了，另一个是现在已经出现了民工荒，劳动力供给是不足的。剩下的年纪比较大一些的人，他们自己也未必愿意就到城市去生活。 《上海国资》：这几年围绕拆迁出现的纠纷特别多，引起的社会关注也比较多。您怎么看呢？曹锦清：中国正处在高速的城市化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比较大，摊子铺得比较大，每年要修那么多公路、铁路，城市还要扩张，都需要土地。因为速度快，所以矛盾比较集中。不过这也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不仅中国这样，从历史上看，后发现代化国家都会出现这种问题。拆迁过程中有没有问题？当然有。相对来说，2004年之前的征地补偿标准确实是比较低的，之后因为农民的权利意识提高，加上媒体的不断曝光，补偿标准在逐步提高。尤其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地已经征得差不多了，补偿标准也已经比较高了。现在看，拆迁纠纷主要地是由三个标准不同引起的：前后不一样，征得早补偿少，征得晚补偿多，先被征了的就不愿意；左邻右舍不一样，在具体的操作里面，每个农民、农户的谈判能力不一样，获得的补偿不一样；同一时期同一地块上面的标准有时候也不一样，比方说有亲戚关系的人家的补偿标准就比没有的人要高一些。有些钉子户认准了政府就是要这一块地，就漫天要价。你要是说要让每个拆迁户都满意，这就很困难。说要“合理补偿”，什么才是“合理”？无法客观化。现在正在搞拆迁立法，但是法律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中国一是大，二是人多，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指望一个法律解决所有问题，这是不可能的。比如说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城市化才起步，如果征地的补偿标准太高，政府就没办法做了，企业也没办法做。现在媒体上、网上的舆论完全一边倒，让地方政府也很难做。 《上海国资》：现在媒体上对基层政府的批评比较多，所以社会上对基层政府的印象比较差。您和基层政府的接触多吗？印象怎么样？曹锦清：和县乡政府、干部接触还是比较多的。应该说，贪官污吏是有的，特权确实也有一些。绝大多数还是好的，他们都还在做事，兢兢业业，这是最重要的。不少人批评基层政府，都说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基层政府没有执行好。中央有些政策确实是好的，但是要地方政府、基层政府配合，尤其是财政上掏钱，这就比较困难，地方政府哪来这么多钱呢？东部海问题不大，中西部地方政府的问题就比较大了。所以地方政府也有怨气，觉得上面开口子，要下面掏票子。不过这样也有好处，多数人对中央政府有好感，政权比较稳定。政府的特权问题，有些实权部门，比如工商、税务这些部门，你要说没有吃拿卡要这种现象，那不可能；但是你要说全部都是这样，也不可能，要是那样，这个政权早都垮台了。地方政府当然确实有整个一窝子都坏了的情况，但这是个别现象，还是要肯定大多数基层政府和干部的工作。基层的很多事情，老百姓还是喜欢讲个情理，不能完全讲法理。比如说，一个村子五年前被征了地，当时大家都同意。现在一看旁边的村子征地补偿高了，他就不服气了。他就要找政府去要补偿。你按法律说，完全照法律来，就要尊重契约，农民就什么都得不到。但是现在就不同。农民闹了，政府算一算，财政上还有钱，再给农民一点钱，就过去了。 《上海国资》：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重点关注了农村水利设施建设。这是为什么呢？曹锦清：你看今年出现的几次比较大的灾害，一个是云南的大面积干旱，一个是江西的水灾。这两个影响比较大的自然灾害都是发生在支流区域。1998年洪灾过后，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加固了干流的堤坝，所以这些年来没有出太大的问题。现在问题就出在支流上，而支流是与农田灌溉直接相关的。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搞了大量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修了许多堤坝、水库，全国修的大大小小的水库有8万多个。但那时候由于资源有限，不是钢筋混凝土的，多数是土坝。经过这么多年，淤塞比较严重，再一个是年久失修，所以问题比较多。所以今年的自然灾害也有好处，就是把这些问题暴露出来了，让政府意识到，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以前农村搞基本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主要是靠劳动力投入，国家把农村闲置的劳动力组织起来干就可以了。现在不大可能这么干了，农村的主要劳动力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老人小孩也干不了，所以只能依靠国家投入资金，用机械化来替代。今后，国家要确保粮食供给的安全，就要扩大灌溉面积，这就要求增加农田基本水利设施建设的投入，把这项投入当做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上海国资》：现在社会上的不满情绪比较多，您认为原因何在呢？这三十年总得来说，中国的发展还是比较好的，政府做得也不错，这是全世界公认的。知识分子喜欢批评政府，这是好事，社会批判是他的职责。一个社会要是没有这种声音，就有问题了。但是反过来说，要用他们提的办法去解决问题，那就要出更大的问题了。现在媒体上和网上的民意，官和民闹起来，一概是官错，穷和富闹起来，一概是富错。有没有这种情况？肯定有，但要是说这种舆论都对，那也不可能。总的来说，还是大家都有怨气吧。一方面，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历史这么悠久，文化积淀这么深厚，在汉唐时期曾经那么强盛过，这一百年落后了，挨打了，所以整个民族都有这么一股怨气。还有些社会群体，比如说下岗工人，他们是改革的代价承担者，有怨气也是正常的。还有某些体制内的人文知识分子，他们多少都还保留着以前的传统士大夫的习惯，现在市场经济让他们很边缘化，他们也比较不满。社会转型期把这种心态更加加剧了。相对来说，倒是中老年农民对政府还比较满意，因为不用交农业税费了，种粮还有补贴，还有合作医疗，现在还要搞养老保障，所以农民反倒比较满意。 《上海国资》：一般可能都会认为您是在做“三农研究”，但看过您的书和文章的人大概都会有一个印象，就是您入手是在三农，但关注的其实是“中国”。您认为这种观察对吗？曹锦清：这跟我个人的经历有关。我最早是学历史的，尤其是近现代史。我的很多想法，是读近代史读出来的。中国近代史，当然是以中国为对象的，要考虑中华民族的近代命运。这样就有一个惯性，就是把中国作为思考的对象。所以我后来对中国的当下和未来考虑得比较多。不过也不止是我，应该说，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有这个特点，都会以整体的中国作为思考的对象。这可能还是在知识分子中占主流的。当然，这些年来由于学科专业分工，把中国分成了很多不同的条块，以专业化的眼光去考虑问题。因为他做博士论文、发表论文、评职称，都是要以这些专业成果做基础的。这种专业化、学院化的学术氛围就在一些领域形成了片面化地思考问题的倾向。不过在我这一代知识分子当中，还是延续了古代士大夫的传统，还是有家国天下的关怀，总是把民族、国家的命运放在思考的中心位置。1990年代，我到河南去做调查，做乡村研究，还是研究中国社会转型变化，是把农村作为中国的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篇章来研究。但是后来走了一些地方，做了一些研究，越来越觉得，把中国作为对象来研究，有些力不从心。一是中国太大，各地的情况都不一样；二是中国很古老，我们一说就是五千年；三是变动太快，几年一变。比如说农村，取消农业税前后，农村的变化是非常大的，整个分析问题的框架都要变。

“伪事件”是一种人为制造的新闻，反映在网络媒体上表现为对真事件的隐喻、转义、杜撰三种方式，以此来汇聚注意力并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

在美国、在欧洲建筑设计的速度很慢的原因：90%的设计需要满足司法体系的要求。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在起步的时候，所做的都是非常小的、但是很敏感美丽的建筑，和当地的环境有一个很好的对照关系。但即便是这样的建筑师来到中国，也设计了一个巨大尺度的体育中心。

该书为文集，收作者1970年代至21世纪文章，选读首章《新技术和家庭劳动》。

“徐复观被公认为海外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不过，他与新儒家的其他代表人物如牟宗三、唐君毅等不同，思想要更复杂一些。徐复观既是一个传统主义者，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思想介乎于二者之间，台湾著名学者韦政通先生说：他“以传统主义卫道，以自由主义论政”。且其一生著作等身，涉及中西文化比较、儒家学说研究、中国人性论思想、中国艺术精神以及大量时评。本文所论，是徐复观有关中国知识分子的论述。徐复观对这一问题虽然缺乏像余英时那样系统的研究，他同梁漱溟一样，只是一个“问题中人”，而非“学问中人”，但在他的问题论域之中，却处处直接或间接地与知识分子问题相关。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他需要通过对历史上知识分子的理解，重新反思自身在新时代中的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徐复观有关知识分子的论述又是比较丰富的。在他的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双重框架之中，他是如何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并在现代性的背景下加以新的阐释的呢？”

元末杨维桢的戏剧理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元曲源流论、戏剧本体论和元剧时代特征论。其中,以《诗经》、《离骚》为元曲之源,认为戏剧便是借助“声文”表现“典故”以“警人视听”,否认元剧是“治世之音”等观点,皆有其现实针对性或理论深刻性。然因其是以“复古”为理论号召、以古乐府为创作专攻的文学家,故而使之戏剧研究时常处于一种低调论说、保守评价的状态中,这似乎可成为评价杨氏戏剧思想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纪念的年份，也注定是一个热闹的年份，史学界多年已养成习惯，每逢“大年”“小年”，只要是“革命”历程中的重大事件都要举行一场拜祭典礼，故可称之为“纪念史学”。

南北朝自梁武帝颁断酒肉文起，中国佛教在戒律上增添了一项新内容，此后时有所谓酒肉和尚的形象在文字记载中出现。唐宋之间则又有一个转折，即文字中的酒肉和尚形象日益被全面否定。这些现象都和社会经济发展及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有关。虽然对中国佛教中的素食问题早有不少学者述说过，但较少以“酒肉和尚”形象的演变来作为入眼点，故以此文试释之。

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2007年1月发布《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2006）》。该指数是由国家环保总局指导，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组织编制，是国内首个环保指数。此次“民生指数2006”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抽样调查，调查对象覆盖中国7个地区、28个城市，样本量包括4482名普通居民。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中国对外关系六十年研讨会开幕式发言。

关于人民法院惩治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有关情况的新闻发布稿：两案均发生在经济发达地区，两罪犯同样都曾经担任主管城建工作的政府领导，两人的主要犯罪行为也均与土地审批和建设领域相 关，都是利用手中掌握的土地审批等行政权力违规操作，为自己攫取巨额私利，且犯罪数额特别巨大，在城市开发建设领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