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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建立起来的中印关系是真诚与互惠的。但印度独立以后，中印友好关系的表层之下潜伏着边界争端、民族归属等众多不利因素

华为在美国遭遇壁垒，思科却在中国长驱直入——思科产品已经密布在中国各大行业信息系统的奇经八脉的关键节点。思科正是一家和美国国安局有着极其亲密关系的电信公司。据公开资料显示，美国国会议员中有71位在思科公司中拥有比例不同的股份

作者认为：分拆铁道部以国家铁路局和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方案取而代之，并未削弱中国铁路在国家大交通格局中不可替代的强势地位，也没有损害中国铁路军民一体的交通战略格局。铁路政企分开后，中国铁路管理和铁路建设运营的行政体制、公益和准公益性质反而得到了必须的强化和巩固。附作者2011年文章：中国铁路的功能决定体制

当讨论国有企业问题的时候，许多人经常不言自明地假设私有企业被他们的所有者很好地控制着，而不讨论私有企业的代理问题。如果我们将理想化的私营经济部门与现实中的国有企业作比较，毫不惊讶，前者会优于后者。但现实世界中，并没有清晰、系统的证据表明国有企业是经济的负担。私有化不是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出路。

孫歌的真正的結論是她要和我們一起當「台社人」，共同在這個沒有機會看到立即成果的知識實踐中，沒有終極保證，甚至沒有安慰地，一步一步前行，徬徨地前行。當然，在這個前行的隊伍中，我們還可以辨認出魯迅與陳映真的身影。

伊朗的核强硬政策浮出水面。作为一项应对民族危机的外交决策，它不仅是伊朗对其核态度的明确表述，也是后冷战时代伊朗对自身安全态势的担忧及其对中东地区安全构想的实践。

重新审读一封"南方"来信，重新讲述一个中国文化内部的拉美故事，就不仅仅是翻译史、汉译史的简单勾勒，亦是政治文化实践的意味深长之举。

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已经是一个复杂的"混合经济"- 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争论的焦点是如何从理论上来做出说明。我将迂回地从2007-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谈起，看看美国"暂时国有化"措施的经验教训是否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粗放低效。像一重大连加氢这样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企业，在中国并非特例，而是相当常见。中国的工业正在完成从劳动力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的升级

无论是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社会分层，还是分析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分层结构，都会发现，中国社会分层受到国家政策变量的巨大影响。国家政策变量影响社会分层结构，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对于此特征，以往的研究已经有过不少表述。但是，对于国家政策变量影响社会分层的具体机制，却研究不足。本文提出了"政策群"的概念，认为影响社会分层的具体机制有三个层次，首先是"基调理论"，其次是将基调理论转化为"大的政策原则"，最后是落实为很多具体的政策。本文还提出了"政府主导型社会"的概念，当然，这也只是一个理论假设，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朗希思考了康德绝对律令的声音如何发出的和崇高如何得以表现的问题，这已经蕴含了后来对自由难题的思考；其中《被离弃的存在》一文深刻凝练地揭示了从摩西，俄底甫斯到基督，乃至现代的无产阶级和主权者被离弃的形象系列，明确发现了离弃的双重约束的法则：即生命被离弃的法则，必然包含法则本身被离弃，但是二者不可分离，这直接导致了对生命生存的不可献祭和不可牺牲的思考。

主要介绍1990－2000年间的研究成果，涉及部分70－80年代研究。

洛克的政教分离理论保障了人法在其管辖的范围内有绝对的政治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法超越它；神法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效，但它不是以政治权威的方式，而是通过与人们的灵魂直接沟通，来保障公民的服从。在洛克一再强调尘世权威不能干涉灵魂事务的同时，他也将一切政治权力都交给了行政长官，丝毫没有削弱政府的行政权力。政府对国家权力的绝对控制，恰恰是为了帮助灵魂获得最大程度的自由；而将追求灵魂拯救的权力完全交给公民个体，也保障了民族国家的政治权威不受任何干扰。

王叔岷号慕庐，四川简阳人。1935年，就读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41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傅斯年、汤用彤先生。后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9年后，任台湾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1963年后，先后任教于新加坡大学、台湾大学、马来西亚大学、新加坡南洋大学等校。1973年，自中研院史语所及台湾大学中文系退休，仍担任史语所兼任研究员及中国文哲所筹备处咨询委员。

蔡翔《劳动或者劳动乌托邦的叙述》系列第二篇

由于去年基数等原因，今年我国经济增速将逐季回落。然而市场担心，一些不确定因素也可能打乱这种节奏，甚至引起经济超预期下滑。

比起污染、资源浪费之类问题来，放生、流浪猫救护似乎是小事，但因为牵涉到情感问题，在它们还只是刚露苗头的时候就应该加以重视，因为一旦这些不利于野保工作的习惯流传开来，成了一大群人的情感需求，再规范就难了。

新中国社会学五十年

农历七月七日为乞巧节，又称作七夕节、女儿节。分隔天河两边的牛郎、织女于每年这一天晚上鹊桥相会的神话故事，千古流传，家喻户晓。敦煌文书《大唐新定吉凶书仪一部》（编号S.6537）："七月七日，牵牛、织女以此日会于河汉之间。"其实，牛郎、织女本是星宿之名，牛郎星为天鹰座α星，织女星为天琴座α星，二星隔银河相望，在七月夜空中显得分外明亮夺目，每每引起人们的浮想遐思，七夕鹊桥相会的故事也就应运而生。考之史籍，早在《诗经·小雅·大东》中即吟咏此二星。《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更是以其真挚的情感、平直生动的语言，牵动了人们的几多情思，寄托着人们对美的追求和向往。乞巧节风俗约自秦代成形，迨及唐宋其风更甚。 卷帙浩繁的敦煌文书中留下了不少有关乞巧节习俗的记载，显现了唐宋时期丰富多彩的乞巧民俗活动盛况，弥足珍贵。其主要节日习俗有： 1.庭院设供。每逢乞巧来临，人们都要将庭院洒扫干净，院中张挂锦彩，陈设香案，献供花果饮食。唐代陈鸿《长恨歌传》："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秦人风俗。是夜张锦绣，陈饮食，树瓜花，焚香于庭，号为乞巧。宫掖间尤尚之。"《文苑英华》卷794附《丽情集》："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秦人风俗。是夜张锦绣缯绮，树瓜花，陈饮食，焚香于庭，谓之乞巧。三拜毕，缕针于月，衽线于裳。"敦煌《七夕乞巧诗》（编号S.2104）中一首："七月佳人喜夜情（晴），各将花果到中庭。为求织女专心座（坐），七巧楼前直到明。" 2.穿针乞巧。早在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即记此俗："七夕妇人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鍮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天宝遗事》：七夕"妃嫔各执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敦煌《杂抄一卷》（P.2721）："七月七日何谓？看牵牛织女，女人穿针乞巧。"《七夕乞巧诗》中另一首："乞巧望天河，双双并绮罗，不犹（忧）针眼小，只要月明多。"七夕之夜，妇女们对着新月穿针，展示技艺，乞巧求福，顺利穿过者为得巧。当然所穿之针并非通常的缝纫用针，而是专门制作的多孔之针，或用名贵的金、银、鍮石（黄铜）等材料制成。魏晋以前多为五孔针和七孔针，盛唐以来皆用九孔针。有些人家还专设针楼，或曰乞巧楼、七巧楼，庭院中设乞巧台，专供穿针乞巧之用。《时文规范》（S.2832）："七月七日，属以蝉方噪树，鹊正填河，牵牛渡银汉之辰，织女上针楼之夜。"上引S.6537文书"节候赏物"一节记载："七月七日赏金针、织女台、巧果花、炉饼。" 织女台即乞巧台。 3.拜月祈愿。七夕之夜，人们均可在月下祀拜祈愿。相传是夜牛郎、织女银河相会时天门开启，于此时祈愿是最为灵验的。七夕祈愿最有名的例子应是唐明皇与杨贵妃之事。《长恨歌》："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不仅皇室如此，民间七夕祈愿亦盛，人们所祈之愿当然并不限于爱情，凡与切身利益相关者均可拜求。敦煌《云谣杂曲子共三十首》（P.2838）中专有一首《拜新月》："况当秋景，蓂叶初敷卉，向登新楼上，仰望蟾色光迟回，愿玉兔影媚明镜匣，参差斜坠橙波美。犹怯怕衔半钩耳，万家向月下，祝告深深跪......"秋日蓂叶初敷、半钩新月之时，正是七夕之夜，千家万户仰望蟾色，跪拜新月，祈求未来的美好。 4.求赐良缘。未婚男女每逢七夕总要设案祈祷，乞求天赐良缘。《五更转》（S.1497）通篇以诗文的形式，分为五个时辰（五更），描述了七夕之夜唐代少女盼望与牛郎相会的心境。诗云："每年七月七，此时受夫日。在处敷尘结交伴，献供数千般。今晨连天暮，一心待织女。忽若今夜降凡间，乞取一教言。"在七夕"受夫"之夜，首先希望织女出现，能给以教诲，而萦绕在少女心头的是与牛郎的会晤。看着流星不时地划过夜空，总能激起少女们怦然心动，"奔逐向前迎"，以为真的是牛郎降临了，可总是一次次落空，"不知牵牛在哪边，望作眼睛穿"。在焦灼不安的等待中，从一更天一直等到五更天，"哪边见牵牛？看看东方动，来把秦筝弄"。在东方欲晓时分，只好借助秦筝来倾诉自己的满腔幽怨。"看看到来秋"，期盼着来年今夕能如愿以偿。少女心中盼牛郎，儿郎所求的自然是像织女这样的女子，故而后世又将七月七日称作"情人节"。 5.宴饮赋诗。除牛郎织女相会外，七月七日还是魁星老爷的生日。魁星俗称文曲星，主文章、文运，尤为读书人景仰崇拜。为之七夕之夜读书人还要祈拜魁星，其中宴饮赋诗为不可或缺的内容。节日赋诗，既可娱乐身心、沟通感情，又可展示才华、切磋交流，遂成风气。《全唐诗》中即辑录大量文人的七夕诗作，如唐高宗时陆敬、沈叔安、何仲宣等就曾应制各作《七夕赋咏成篇》，唐高宗本人亦有《七夕宴悬圃二首》。上引《七夕乞巧诗》即是敦煌七夕宴饮仪式上的一组赋诗，该件文书的序言中即说得清楚："是千门求富之辰，乃巧女七夕之夜。辄奉诸贤，宁无谁思，遂述七言。"当夜"诸贤"在座，一起饮酒赋诗，共度良宵，情趣盎然。 上述习俗有些一直流传至今。如今天甘肃的一些地方，仍流行着七夕之夜设香案、陈瓜果、拜织女、即兴作诗，以及"迎巧"、"占影测巧"、"送巧"、供奉纸糊的"巧娘娘"等活动。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根据1930年代左翼作家叶紫作品改编的电视剧《星火》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后，创造了收视率的高峰。一部1930年代中国农村题材的作品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社会效果？2006年底，《星火》总编剧韩毓海先生就中国现代史和农民革命，叶紫的创作以及“三农”等问题，接受了《人民日报》记者杨凯的访谈，以下是访谈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