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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藤湖南汉诗文集》书评。内藤对中国古籍文物的爱好近乎偏执，例如，1905年，内藤通过日本军方施压，强行压价购下藏在奉天的《蒙文大藏经》和《满文大藏经》。后来这两部极为珍贵的古籍竟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时被烧毁了。

封面选题：欲望中国的价值想象

对山东枣庄市土地资本化试验的质疑

西班牙「起义报」2004年刊登安东尼·芬通的文章，揭露了美国政府当年2月底策划海地政变的内幕。

1990年代以来，“官场小说”颇为兴盛，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影响，但在文学界却很少被纳入研究的视野，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除了发表大量论文外，还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整理和公布了不少档案史料。第二，出版了5本专著和不少著作。

记者：您曾经撰文反思过美国的大国强权政治，请问您如何看待当下的中美关系？乔姆斯基：我认为，非常明显，中国希望通过和平方式提升和美国的关系，至少美国的战略分析家是这么理解的。举个例子吧，美国有一份关于文学和科学研究的杂志，里面的文章在美国是比较受推崇的，一位非常著名的战略分析家约翰·史坦布兰诺两年前曾在这本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警告美国政府，尤其是当政的布什政府，军事侵略政策最终将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这个观点得到了一群严肃的战略分析家的普遍认同。他们认为，应该由中国领导联合呼吁爱好和平的国家，同美国的军国主义相抗衡，而不能由欧洲领导，因为欧洲是美国的同盟。记者：为什么这么说？如果由中国牵头与美国军国主义抗衡，会不会正给了某些人"中国威胁论"的口实？乔姆斯基：原因就在于核武器。在军事发展和行动上，中国已经显示了巨大的克制。事实上在这个时候，面对美国军事侵略政策不断扩张，中国和俄罗斯一样已经建立自己的军事防御能力。战略分析家选择中国的原因，就是看到了中国在联合国为推进和平开发外太空而做出的不懈的努力。试图通过中国来加强遭受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反对的，约束力还并不强大的条约。但是情势正在改变，布什政府的军事侵略直接或间接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军事状况。破坏《核不扩散条约》就是如此，这个条约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这个条约限制，全球将陷入严重的危机。布什政府拒绝执行这个条约，最近印度的核事件给了《核不扩散条约》严重一击。条约体系中的一部分规定，就是控制向发展核武器的非成员国提供核的相关材料，但是美国无视这一规定，向印度提供了核技术，本质上同意了印度发展核计划。接着中国表示抗议。情势非常微妙，一连串的波浪效应危及到了这个条约的基本生存。事实上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破坏了这个条约，尤其是美国，其他国家也是。条约中规定了他们的义务是逐渐消除核武器，并受国际法庭检验。《核不扩散条约》遭受了美国最恶劣的破坏，其约束力目前变得非常弱。记者：那您认为，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事业是否起了稳定作用？乔姆斯基：我想，没有人会真的认为中国会威胁世界和平。说到"威胁"也只是威胁到了美国的统治或是所谓的"稳定"。稳定是个科学术语，但这里"稳定"的意思是由美国来定义的。所以如果你看了昨天出版的《贝克－汉密尔顿报告》，就可以发现"稳定"这个词出现了不下500次。报告中每一个"稳定"的真实含义都是：美国霸权。例如：叙利亚和伊朗被控告干涉伊拉克国内事务。即使是火星人看到这个，肯定都会崩溃。只有被军事占领的国家才能控诉某国干涉本国国内事务......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人都意识不到这点。由于多年来庞大宣传机器的运作，霸权心理在西方文化里根深蒂固，以至于没有人意识到这个偷换概念是非常荒谬的。记者：除了政治上的微妙关系，中美两国的经济合作往来也非常值得关注。乔姆斯基：中美关系直接影响到美国大公司的利益。对大多数美国公司来说，中国可以提供非常廉价的劳动力，他们可以招来年轻的农村妇女工作，并且他们不用承担对环境保护的责任。在中国他们获取了巨大的财富，所以这些美国公司非常喜欢中国这个出口平台，同时还可以借此压低美国工人的薪水。在这种关系中，中国对于美国是有价值的。同时，中国持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笔巨款目前主要用来购买美国国家债券（中国是入不敷出的美国的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债权国），由于美元连年疲软贬值，这显然不是中国最佳的投资选择。有朝一日中国决定投资多样化，将这笔钱投向别处，这对美国的金融将是致命的打击。从这点来看，美国商界是非常赞成加强中美关系的。但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害怕中国，这里的害怕并不是因为军事上的威胁。这并不是开玩笑，国际关系多少有点像黑社会，比如黑社会老大发现有人没有交保护费，又没有方法胁迫他就范，美国对中国恰恰就是这种情况。美国挥舞着拳头对欧洲扬言：停止在伊朗投资。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很顺从地撤出了伊朗；而中国偏要加强在伊朗的投资。中国才不看美国的脸色，中国的态度就是：我们在这里待了3000多年，用得着看野蛮人的脸色么？这种态度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恐慌。记者：您的观察很有意思。乔姆斯基：我再说一个细节。去年春天胡锦涛主席访问华盛顿，布什政府决定用国家午宴取代国家晚宴，结果胡主席非常平静地用完午宴，然后直接飞到沙特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得。沙特阿拉伯是美国主要的石油国和军事武器输入国，一直是握在美国手掌心里的一颗明珠。在利雅得，胡主席受到了最尊贵的接待，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协议，这等于向美国宣告：你少我一顿晚宴，我会加倍拿回来。我就要从美国你这个老虎口里拔下利雅得这颗牙。这件事一举震惊了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情况也是如此，中国让美国丧失了对拉丁美洲国家的控制。如果你看了美国内政报告，就能了解美国是多么地想控制这些拉美国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拉美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巨大的市场，而且因为美国相信，如果连自家后花园的拉丁美洲都不能控制，又怎么能征服世界上其他国家呢？其实中国对此并不很在意，目前主要是在努力增加贸易往来和投资。面对充满敌意的美国政府，委内瑞拉出口部分产品到中国，拉美其他主要的出口国，如巴西、智利、秘鲁也纷纷向中国示好，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中国开始让他们获得利润，这些贸易挖了美国的墙角。美国政府官方报告《国家战略分析》把中国视为首要的长期威胁，这当然不是出于军事原因，没有人认为中国会在军事上侵略别人，也没有人认为中国会希望发展更厉害的防御武器，就因为美国威胁不了中国，这么简单的原因。记者：作为一个关注国际政治，且时刻保持在激活状态的学者，您对今日中国的大致印象是怎样的？乔姆斯基：虽然任何印象一定有其局限性，但是我对中国仍有一些大致的印象：比如说，很明显的经济高速增长，以及经济高速增长所产生的严重的副作用，这对大部分人甚至绝大部分人来说都是不利的，乡村田园被严重破坏，人们失去了传统的赖以生存的家园。许多农民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居住在贫民窟中，最终死于工作。另一方面，从中国的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到很多腐败事件，这是一个混杂体。现在的上海是一座迷人的城市，但在这个城市里也隐藏着不同的两面--一方面上海的经济在惊人地飞速发展，另一方面这些发展也混杂着其他的东西：很多出口公司是由外国人经营的，海外华人或者外国投资者和本地人一样不断地向更高端前进发展。同时，发展中的中国让大量的工程师去发展本土产业，或许还能接管自己的工业，我想中国比印度更有希望做到这点。记者：就您分析，这种混杂，这种经济高速发展伴随着问题的高速产生，会不会对社会带来潜在的危险？乔姆斯基：前几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英国籍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和他的比利时同事约翰曾做过一个十分有趣的研究。研究中，有一部分是已知的，另一部分是未知的。在研究中，他们比较了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在很多方面存在着相似性和可比性的国家：从印度独立的1947年直到中国改革开放的1979年，因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向不同的方向发展了。这段时期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点，在英国的统治下，印度发生了骇人听闻的饥荒，数百万的印度人民不断死于饥饿，但是印度独立后，饥荒就停止了。阿马蒂亚·森他们把这个归功于民主政治，完全不同于英国统治下的政府。如果处于民主政治中的印度有什么地方发生了灾难，大量消息将会传播出去，只有消息传到中央政府，政府才能够对此做出反应，减轻饥荒的影响。1958－1960年，中国爆发了一场大饥荒，他们把这场饥荒同样归因于政治体制，当政府发现一场大饥荒爆发时，做什么都太迟了。这就是研究中已知的那部分，这一部分获得了诺贝尔奖。阿马蒂亚·森他们研究中的另一半你们也不能错过。他们比较了1947－1979年间印度和中国的人口死亡率。 印度由于信息的相对畅通，没有发生像中国三年自然灾害的大范围饥荒。但由于中国的医疗制度的普及，中国的人口死亡率下降较印度快了许多。结果是，30年来中国比印度少死了1亿人之多。即使在今天，印度仍以发达的软件产业和生物实验室闻名。他们确实很棒，和麻省理工学院一样优秀。但他们不会告诉你，就在几英里之外的乡村，印度农民自杀率不断上升，因为政府把用于农村人口、灌溉以及国家信贷等的国家资金投入到高科技产业中。事实上，印度在1991年改革时，位列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名第124位，虽然改革给印度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并提升了科技，但改革后，印度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却降至127位。玻利维亚进行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根本不是美国！记者：您是一名语言学家，毕生都致力于研究语言这一表达思想的工具，但是您所表达的言论却在美国遭到了最广泛的误解和攻击，这是否会使您感到失落？乔姆斯基：失落？就像我今天看到外面在下雨一样失落。呵呵。受到误解和攻击一点都不值得奇怪，享有特权和权力的人面对批评就是这种反应。他们不愿接受独立的质疑，即使是出于善意的，这不难理解。如果人们变得思维独立，思想自主，他们会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这是一心想控制人心的精英层最不愿见到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富裕强大的国家里，你不可能享有真正的选举权。记者：您的意思是说，在富裕强大的一向号称人民享有民主的国家，反而没有真正的选举么？乔姆斯基：我们来看一下西半球，如果你比较最富有的美国和南美最贫穷的国家玻利维亚，过去几年中两国都有总统选举，你认为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民主选举？答案可能会让包括中国朋友在内的所有朋友大跌眼镜。事实上玻利维亚进行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而根本不是美国！在玻利维亚，绝大部分人不只是在选举日参加选举，他们一直在关注并参与到重大问题的讨论中，比如他们如何接受世界银行的充满附加条件的贷款，并使之私有化？玻利维亚是否控制它的财力？或是把它们放任给外企？大部分印地土著人是否应该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这些权利自从大约500年前玻利维亚沦为西班牙殖民地时就被剥夺了。这些问题对民众来说非常重要，人们每天为此争论，选举日到来时，人民选出了来自自己阶层的人作为领袖。而美国则不同，两个候选人都来自富裕和政治权贵的家庭，都享有特权，进同样的名校（耶鲁大学），参加相同的秘密俱乐部，该俱乐部旨在培养未来的统治阶级--实际上他们背后都有相同的利益集团在支撑。所以候选人都有基本类似的计划一点也不奇怪。美国的选举是由公共关系那套理论运作的，他们像推销牙膏一样宣传候选人。他们让那些问题远离选举议程，人们永远也弄不清楚候选人在关乎民生的重要问题上的立场。公共医疗制度就是美国人民关心的重要问题，美国的公共医疗制度问题重重，有4500万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因为私有化造成了卫生保健系统的效率低、官僚化甚至不作为。但是有普通百姓能指出约翰·克里（2004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卫生保健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么？没有人。选民不是傻瓜，可选举就是设计好了让人们弄不清候选人的立场。在西方发达国家， 越来越多的权势集中控制着选举，广大人民却被排除得越来越远。  记者：您如何看待美国在萨达姆事件上的态度？乔姆斯基：我曾经说过，布什和布莱尔都应该被战争法庭审判，就是在海牙，审判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的那个国际法庭。1999年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实际上是一个阴谋，轰炸的目的就是为了激起米洛舍维奇去做一些大规模的破坏性事件作为报复。轰炸了以后，米洛舍维奇做出了报复，正好给他定罪。如果你看一看英国的议会所进行的调查，他们的结论是直到1999年1月，大部分的战争罪行是由KLA游击队犯下的，而不是米洛舍维奇犯下的。萨达姆当然是一个可怕的恶魔，但是现在控告他的是他在1982年杀害143个什叶派人士。当时什叶派试图来谋杀他，谋杀的计划失败了，他作为报复杀掉了143个什叶派的人。1982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里根把伊拉克从恐怖政府名单中拿掉了，所以美国可以向他们的好朋友萨达姆提供大规模的援助。不仅包括经济援助，还包括帮助他们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化学武器。为什么这么做呢？实际上是针对伊朗的。这些武器由美国来提供，还有英国、德国、法国和前苏联。既然美国和英国当时是支持伊拉克的，对伊拉克扩张的野心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为什么他们不和萨达姆一起接受审判？记者：您年轻时就写过一篇小文章《知识分子的责任》，请问您如何理解知识分子的责任？乔姆斯基：我惟一能说的就是真理。 有的知识分子为了显示自己是一个深刻的思想者，喜欢用华丽的辞藻和晦涩的注解来装饰真理。其实真理无庸多言，就像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一样是常识。从基本面上，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与其他人并无二致。之所以称其为知识分子，不是因为他们特别聪明，而是他们享有一定的特权：他们享有更多的资源，他们更有影响力，他们比大众幸运。特权赋予责任。如果你是个生活在底层的劳动者，一生都在为温饱挣扎，你能做的肯定有限。但如果你享有特权，拥有丰富的资源，并受过训练，等等，你能做的就更多，你的责任也就更大。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发掘真相，并帮助他人找到真相；设法和当下的主流竞争并且交战；设法让这个世界进步，这才是我们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重大责任。

几内亚总统阿尔法·孔戴在中国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时，接受了FT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的专访。他说，他和中国的双边关系，不是用几内亚丰富的矿产来换取中国的资金、技术和基础设施；就一些西方国家批评中国的非洲政策，他回应说，中国不是“新殖民主义”。

中国法学界主流的法律移植论事实上在创造一种有利于"与国际接轨"的法律意识形态，从而推动立法中进行大规模法律移植。但一些立法超出了现实条件许可，造成对国家利益和国民道德声望的损害。这种陷阱尤其体现在知识产权立法当中。

当讨论国有企业问题的时候，许多人经常不言自明地假设私有企业被他们的所有者很好地控制着，而不讨论私有企业的代理问题。如果我们将理想化的私营经济部门与现实中的国有企业作比较，毫不惊讶，前者会优于后者。但现实世界中，并没有清晰、系统的证据表明国有企业是经济的负担。私有化不是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出路。

2004年游记

华夏出版社近年来翻译出版了大量书刊，仿佛空投集束炸弹一样，密集轰炸了中国的西方古典学研究领域。

蔡翔《劳动或者劳动乌托邦的叙述》系列第一篇

观点综合

以私有为目的的国企改革引发了很多激烈讨论，如“郎顾之争”等等。本站曾于2006年刊发汪晖文章《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该文详细分析了江苏通裕集团公司改制中出现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问题。2009年7月通钢集团事件的爆发，继续说明在国企改制、国退民进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是偶发的。本站特此编写国企改制专题，供进一步阅读讨论。－－人文与社会编辑小组

上一个十年，“中国崛起”被视为最重要的关键词；下一个十年，“中国如何影响世界”将成为最核心的问句。

至于我为什么要将地震之类的大灾害与国家主义的异常凸显联系起来，那是因为我联想到发生于1923年的震度为六级的关东大地震中，发生了屠杀朝鲜人事件、龟户事件、甘粕事件等，以及其后十年、二十年在这个国家出现的超国家主义的历史。 至于战后长达六十三年的日本的民主主义，我所寄予希望的，惟有反复强调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国家以及国人的新一代。

通过不断面对问题的实用主义政治哲学，各种抽象理念中蕴含的多样元素，根据新的情况、新的条件将得以重新组合、创新，生成对于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更有利的制度形式。这也是我一直坚持的“自由社会主义”作为世界未来图景的理由。

陈庭诗是台湾抽象艺术之先驱旗手。其生平事件有两个特异点：自幼失聪；因政治因素而从左翼写实版画转向抽象版画。本文企图探讨陈之「失聪听障状态」与其「抽象艺术创作」之内在关联与时代文化意义。我们发现它反显出康定斯基的《点线面》所描述的「内在沉默」，它已非「技法」问题，而是抽象艺术之「心法」

"对于这些细密的街区的消失的悲恸已经成为一种类似陈词滥调的东西，并且对于这些有灭绝危险的街区的保护问题很难和中国人无关。而错误在于，将问题简单地简化为保护，仅将这些形式视为不可复制的历史产物。当我们所有的人在面对激进地去创造更加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建筑形式和复原世界范围内的社区形态学基础的需求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从中国的里弄和胡同中汲取营养。"